五四婚姻法

A. 中國婦女在解放前後的地位如何

中國婦女在解放前後的地位：

1954年9月15日，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婦女代表以新中國主人的形象出現在政治舞台。
回顧百年滄桑，我們欣喜地發現，中國女性的命運發生了深刻的變化，結束了長達數千年被放逐在社會歷史之外的狀況，在文明史上首次書寫出作為整體的女性形象篇章。
數千年的男權社會，婦女一直生活在社會的最底層。她們沒有參政的權利，沒有受教育的權利，沒有參與社會生活的權利。最為慘烈的，是婦女的纏足。一雙小腳的形成，往往需要數年的纏裹，「小腳一雙，眼淚一缸」，一生的幸福從此葬送於這雙小腳。與興女學相伴的19世紀末各地天足會的出現為破除纏足陋習、解放婦女身心拉開了序幕。
20世紀初，蔡元培等人在上海成立中國教育會，將創辦女校列入議事日程。1907年，清政府在內憂外患的情況下，推行新政，在教育領域頒布了《學部奏定女子學堂章程》和《學部奏定女子師范學堂章程》，首次正式把女子教育納入國家教育體系。民初中國的女子教育，開始與女子職業相銜接，這一舉措進一步突破了用教育造就家庭主婦的觀念，使女性進入較為寬泛的領域，拓展了女性就業的選擇權，從而提高了女性適應社會、獨立謀生的能力。這對從根本上推動中國人力資源的開發、奠定改善婦女的社會地位具有重要意義。
教育構成了中國女性爭取自身解放的交響曲的前奏。知識女性開始以挑戰者的姿態站在反封建的前沿，表現出對封建家庭、性別歧視的精神反叛和投身社會參政議政的熱情，在新的生活中塑造新的自我。我們看到，經歷「五四」新文化思潮洗禮，女性的戀愛觀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她們追求的不再是得到一個終生的依靠和舉案齊眉，而是尋找自己的精神伴侶，是男女人格平等的相處。同時，從清末起步的民法典的編撰，也使兩性在法律上處於不平等的局面有所糾正。女性作為一個性別群體，從卑賤的一半開始成為享有法律保護的弱者。與此相應，女性在就業、參政等領域的參與權也有所改善。南方數省的女子率先獲得參與市場的權利，湖南女子王昌國於1921年當選省議員，這在世界婦女運動史上也是開風氣之先的。
20世紀女性投身民族解放斗爭的壯舉更是可歌可泣。1903年由留日女學生組織了第一個婦女愛國團體———共愛自治會。女性先覺者秋瑾的《敬告中國二萬萬女同胞》和呼籲做「國民女傑」的詩篇《勉女權》成為激勵女性前赴後繼的號角。同年第一部論述女性問題的專著———金一著《女界鍾》出版，作者第一次喊出「女權萬歲」的口號。
伴隨著馬克思主義的傳播，中國共產黨的成立，一些女性參加了以改造中國和世界為己任的革命斗爭，中國共產黨人向警予、楊開慧就是這些為理想而獻身的女性的傑出代表。隨著階級斗爭和民族斗爭的激烈，「婦女」概念取代了「女性」概念，覺醒的工農婦女參加到民族解放的洪流當中，在隊伍中出現了不愛紅裝愛武裝的娘子軍。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中，中國婦女運動的目標首先是實現無產階級領導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在這一時期，中國的婦女解放運動一直同民主主義運動、同民族解放運動緊密相聯，婦女的求解放、求獨立、求自由、求平等諸意識始終同被壓迫的階級意識、革命意識交融在一起。
1949年以來，中國婦女的地位得到了空前的提高，她們享有與男子平等的一切權利。她們投身於火熱的建設社會主義新中國的生活中，婦女能頂半邊天，成為廣大婦女揚眉吐氣的口號，也成為生活斗爭的現實。
但是，我們在謀求婦女解放的探索中，一段時期曾走了彎路。能頂半邊天的口號，被誤用作男女體力的抗衡，在這個激進的時代，性別差異被忽視，三八高空帶電作業班、鐵姑娘班、女突擊隊相繼出現，在體力上與男子一爭高下，給婦女的身心帶來後來冷靜思索時才能意識到的傷害。然而，這個時代在婦女解放上的觀念建立，功勞是不可抹煞的。
20世紀是人類有史記載以來首次出現女性群體的世紀，是女性覺醒和革命的世紀。但同時我們必須看到，中國女性在這一世紀雖然在社會地位上發生了很大變化，但並不意味著中國女性整個社會角色得到改變，性別歧視在很多方面還相當嚴重的，失學女童的比例大大超過男童，下崗女工也多於男性，性商品化在部分地區抬頭和泛濫等等。這些問題表明，女性要獲得徹底的解放還任重道遠。女性的真正解放一方面有賴於自身素質的提高，同時也有賴於整個社會的進步。我們期待女性在21世紀擁有更廣闊的天空。

B. 趙樹理的問題小說與五四時期的問題小說有什麼區別

第一：相同點：
首先, 趙樹理的間題小說和「 五四」間題小說都具有鮮明的反封建性。在這一點上, 他
們有著某種繼承與發展的關系。
在反封建的大主題下, 趙樹理的間題小說與「五四」 問題小說深入揭示了現實生活中
帶有傾向性的某些社會問題， 具有極強的認識價值。「 五四」時期的冰心就反映過當時軍閥
棍戰、人們遭遇不幸等問題, 而趙樹理更是緊跟現實生活的發展, 《婚姻法》一頒布便寫出
《登記》, 浮誇風一起便寫出《實干象播永福》等。

其次, 在形象的創造上, 趙樹理與「五四」 問題小說作家更注重形象對於提出問題和解
決問題的現實意義, 使問題的表達更為明白和單純
如冰心筆下的何彬《超人》是「愛的哲學」的化身, 王統抓筆下的女犯《徽笑》是美的象徵。
趙樹理則善於給筆下的人物起具有象徵意義的外號。如，「吃不飽」和「小腿疼」。

再次, 問題小說多寫身邊事眼前事。
「 五四」時期的作家, 生活面很窄, 社會經臉也不夠豐富, 因此, 他們所反映的社會現象多為表層的, 缺乏對於生活感受的深入思考與探究。
第二：不同點
從趙樹理的問題小說和「 五四」間題小說的相異之點上, 則可看出問題小說的某種變
遷。
首先, 「五四」 問題小說作家所做的工作是使外民族的文化與中國文人文化相結合, 趙
樹理則使這種結合後的新文化民間文化化, 從而實現新文學的大眾化。
其次, 兩者對於所展示的「 間度」 , 雖然都理解為「社會間題」 , 但「五四」 時期的作家更
偏重於「人生間題」 , 趙樹理則偏重於「 政治間題」或者「政策間題」 。
再次, 趙樹理的間題小說與「 五四」問題小說都力圖揭出病苦, 開出葯方。「
冰心的葯方是「 愛」 , 廬隱的葯方是「 恨」 , 王統照的葯方是
「 美」 。而趙樹理的葯方則是組織出面行政命令或其它外部力量的干預一矛盾緩和或最後解決

C. 五四時期問題小說與趙樹理問題小說的區別

趙樹理延續了「五四」問題小說的創作思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以更注重現實人生的切實方面的創作姿態，把「問題小說」作為他實現其使命意識的最佳方式。文章在提出問題的性質、問題所涉及的社會生活領域、解決問題的方法這三方面對趙樹理與「五四」問題小說進行了分析比較

趙樹理是繼魯迅、郭沫若、茅盾這些新文學奠基人之後與巴金、丁玲、老舍等人齊名的一位大師級人物；「山葯蛋文學流派」已成為了現代文學史上一個知名度很高的「鄉土文學品牌」；「農民化的文學範式」和口語化的「工農語言文體」給文學語言注入新鮮活力：《小二黑結婚》《李有才板話》《李家莊的變遷》《三里灣》等作品以獨特的敘述藝術形式和美學價值，在我國文學史上具有了劃時代的意義；獨具特色的民族化、通俗化、大眾化的、有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的農村題材小說，填補了中國文學發展史上的空白。

為了實現寫好農村、農民的諾言，趙樹理堅守「鄉土文攤」作家純朴的本色，從不以大作家自居。他說：「我不想上『文壇』，不想做文壇作家。我只想上『文攤』，寫一些小本子夾在賣小唱本的攤子里去趕廟會，兩三個銅板可以買一本。這樣一步一步地去奪取那封建小唱本的陣地。」他還說：「中國的文壇太高，普通群眾攀不上去。希望是最好拆下來鋪成小攤子。因為那些歐化的長句子，乾枯而深奧的敘述，各種古怪的表現形式和毫無生活內容的作品，在農村農民中間根本沒有市場。」

《李有才板話》是繼《小二黑結婚》之後又一力作，趙樹理在《李有才板話》中，大膽地把傳統小說里的「詩話」變異成了通俗的「板話」。把說詩的人叫做「板人」，以新穎的表現手法，為讀者奉獻出了一個鄉土氣息非常濃厚，富有生活情趣的經典之作。

《李有才板話》描寫的是抗日根據地的基層政權建設問題。毛澤東《在抗日統一戰線中的策略問題》一文中指出：「在抗日期間，我們所建立的政權的性質，是民族統一戰線的政權，是一切贊成抗日又贊成民主的人民的政權，是幾個革命階級聯合起來對付漢奸和反動派的民主專政，以防豪紳地主把持政權。」這部作品描寫的是太行山區一個村莊叫閆家山，閆家山村裡的「閆恆元派」就屬於民主政權要專政的對象，他們把持「閆家山」政權多年。村長閆恆元下了台退居在幕後，由侄兒閆喜富繼續干村長拋頭露面。他們橫行鄉里，無惡不作。還利用種種手段騙取了「模範村」的榮譽。而老槐底下的「老字輩」「小字輩」們祖祖輩輩受盡了西頭「閆恆元派」的欺壓。對於這一部作品，各研究專家和文學大師都對其贊賞有加。董大中先生說：趙樹理是一位藝術形式的革新家，《李有才板話》是他在文學民族化上的重大貢獻。郭沫若、茅盾等大師都有中肯的評論。

趙樹理是在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後，與新的時代，新的群眾相結合，創作成就卓著的人民作家。他為我國的文學寶庫留下了一大批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不朽文學作品，他的創作主張和人格魅力影響了我們許多作家和廣大文學愛好者。他是中國作家的一面旗幟。不管是思想意義上，還是藝術形式上都給我們留下了一筆寶貴的資源。在今天，我們可以是先鋒的、現代的，但一定是要民族化的、中國化的。我們一定要尋求一種具有中國氣派的文學和中國作風，而趙樹理為我們提供了寶貴的經驗。應當說，趙樹理代表了一種深刻影響中國20世紀文學創作的思潮。」

趙樹理給了我們很多啟示。他甘守「文攤」作家的寂寞，決不攀「文壇」，他能身體力行，多才多藝，他會唱上黨梆子，同時能撥弄好幾樣樂器，嘴打梆子還不誤唱，創作了很多「群眾喜歡看」「時代起作用」的優秀作品。這一切都深刻地映照出這一位人民藝術家崇高的文學精神和文學原創精神的追求。值此百年之際，我們懷念趙樹理，像趙樹理那樣真切地關注人性，關注民生疾苦，關注現實生活中的常態，關注和思索時代最重大、最迫切的社會問題和思想問題，關注民族命運，更要關注活文化，要發揮文學藝術在文化建設中的作用。

趙樹理的文學理想與「新農村」理想

在人們的印象中，趙樹理是一個清醒的、堅定的現實主義作家，但深入解讀他的小說和理論文章，多方探索他坎坷、傳奇的人生經歷，我們就會發現，他同時又是一位理想主義者，他的心中始終孕育著一個壯麗的「烏托邦」式理想。這理想，是波瀾壯闊的時代變革催生的，是與無數志士仁人的社會理想相通的。但趙樹理的理想，是根植於社會底層和廣大農民的，具有很強的現實性，絕不類同於那種激進的、浪漫的乃至「極左」的社會理想。趙樹理的「烏托邦」思想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以民間文藝為主的「文學理想」，二是「以民為本」的新農村「社會理想」。

趙樹理一生都在為文學的通俗化、大眾化而努力。但他絕不是一個固守農民文化、排斥其他文學思想和方法的「農民作家」。他在年輕時期就接受了「五四」文化和文學的洗禮，並在最初的創作中，運用了新文學那種慣用的歐化方法和語言。只是到上世紀30年代初期，他痛感新文學並沒有在農村和農民中生根發芽，農村的文化陣地被「封建小唱本」佔領著，才立下志願要為廣大農民寫作，並甘願做一個「文攤文學家」。他改變了自己的立場和追求，但「五四」文學的「啟蒙」思想和「反封建」主題依然堅定地支撐著他的創作，這正是他高於同時代、同類型作家的地方。1940年代之後，他的《小二黑結婚》、《李有才板話》等一批傑作的發表，證實了他孜孜探求的通俗化、大眾化是一條堅實而寬廣的文學之途，圓滿地解決了新文學以來所呼喚的「文學大眾化」的歷史難題，從而改變和拓展了新文學的發展道路，被認為是「毛澤東文藝思想在創作實踐上的一個勝利」（周揚語）。面對眩目的成功和如潮的好評，趙樹理其實是誠惶誠恐的，他並不認為自己的創作有那樣的高度，有那麼豐富的政治內涵，但也無疑堅定了自己的創作信念，增強了為農民寫作的自覺性。他在同美國記者貝爾登的談話中，稱自己是「志願文化人」，「我為人民創作完全是出於自願的」。在《藝術與農村》一文中，他歷數農村文化生活的極度匱乏，期望文藝工作者努力創作，「滿足大眾的藝術要求」，「彌補農村藝術活動的缺陷和空白」。此時他已不再是30年代那種民間文學家的心態，而是一種革命文藝工作者的思想境界了。

全國解放後，趙樹理進入北京，他同老舍、李伯釗等一批同仁成立大眾文藝創作研究會，創辦《說說唱唱》雜志，推出大眾文藝叢書，親自改編和創作戲劇、曲藝劇本，而這一切都源於他逐漸成熟的「烏托邦」式的文學思想，那就是在民間說唱文藝、話本小說的基礎上，建構一種具有民族風格和大眾語言的新文學。他不僅全力以赴地投身這一事業，而且在理論上也形成了自己的體系。他在《「普及」工作舊話重提》等多篇文章和多次講話中，闡述了自己的思想。他認為中國當時的文藝有三個傳統，一是中國古典文藝傳統，二是「五四」文藝傳統，三是民間文藝傳統，而事實上當時現行的文學是以第二種傳統為主體的，把「大部分群眾拒於接受圈子之外」了，這不符合毛澤東關於「從普及的基礎上提高」的文藝思想。他認為當代文學如果「以民間傳統為主」，就會是另一番景象，就會真正走到民間。這是一個多麼大膽的想像，一個多麼誘人的理想！但若干年後，趙樹理悲哀而沮喪地說道：「我在這方面的錯誤，就在於不甘心失敗，不承認現實。事實上我多年所提倡要繼承的東西因無人響應而歸於消滅了。」

D. 我覺得婚姻制度已經和社會主義矛盾了。婚姻制度有些封建思想在裡面。

首先提醒一下：我們走的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
其次：你所說的婚姻制度中的封建思想，是說的彩禮什麼的那些吧。這個是沒辦法的，在國人思想還停留在傳宗接代的思維模式下，強行實施了幾十年的計劃生育！最終導致男女比例嚴重失調！現在雖然思想轉變了，但是現在的女孩太少了！
有一個小調查，在一線城市隨機采訪未婚女性，如果男方入贅女家的話，房子和車子會不會買，誰來買的問題。答案真的很奇葩！
32%的女孩希望男方買，理由是安全感和上進心！
55%的說一起出錢，理由是自己和父母沒錢！2%的說自己買，理由是入贅了，是到她家生活過日子了，就應該女方買！
剩下的是不跟入贅的男人結婚，理由是入贅？那就是說除了是個男人以外，不能自立，沒有上進心，不思進取，想空手套白狼！
而男人的回答確實基本一致：既然是入贅，不用我買房買車，肯定同意！
還有的就是，我要是有房有車了，還入什麼狗屁的贅！明媒正娶的妻子都得當老佛爺供著，還敢入贅？我又不是受虐狂！
所以咯，這是什會發展起來的畸形思維罷了！沒有什封建思想的事兒！

E. 中國實行一夫一妻制度是什麼時候開始的，誰提出的！

早在1912年就有人站出來倡議文化的婚姻軌制了，至於這人是誰，歷史上並沒有寫明，1912年公布的《臨時約法》中明文規定實施一夫一妻制，但因為各類史書緣由，這一軌制沒能真正落地，那時也還有很多「一夫多妻制」的現象。

直至1950年5月1日頒行的《婚姻法》，我國才真正完全廢棄一夫多妻制。實施一夫一妻制。

「一夫一妻制度」，最早出現在古代的埃及和古代的歐洲。古代的歐洲，是最早對發生婚外情的人進行懲罰的國家。基督教是最早通過法律對「一夫一妻制度」進行了規范。基督教為人類的發展做出了巨大的奉獻。現代的「一夫一妻制度」起源於基督教和古代歐洲。沒有基督教，就沒有現在的「一夫一妻制度」。

(5)五四婚姻法擴展閱讀：

中國古代是一夫一妻多妾制，絕大多數平民階層為一夫一妻制，1912年，即中華民國的元年，《中華民國臨時約法》中明文規定實行一夫一妻制，1950年5月1日頒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中國亦實行一夫一妻制。現今的許多非洲國家和一些亞洲國家（如泰國）都實行一夫多妻制。

嚴格意義上的一夫一妻制從對偶婚發展而來，產生於歐洲，它的確立是文明時代開始的標志之一，並適應於整個歐洲歷史。確立這種婚姻形式，主要由於私有制的發展，在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里，男子掌握經濟大權，女子處於從屬地位。父親的財產只能由出自父親的子女繼承，因此作為妻子必須嚴格保持貞操和對丈夫絕對服從。

古時的一夫一妻制的生育模式使人類有更多的精力進行社會活動，而不是雄性動物將全部精力放在爭奪配偶上和交配權上。一夫一妻的生育模式讓族群中的兩性不必為交配和生育這兩件事耗費所有精力，進而解放出來的精力可以去做其他靈長類動物不會做的冒險和嘗試。

F. 近代女性程式化表現

建國後，中國女性的社會地位與發展狀況得到了一個質的變化。
首先，
女性的各項基本權利逐漸以法律的形式予以承認。女性首次擁有了選舉權與被選舉權，擁有了參政的權利。《婚姻法》的頒布，從根本上使廣大女性得到了婚姻自由。《婦女權益保障法》給女性提供了一個正當維權的途徑。
其次，
婦女與男子共同接受教育和參與生產，給了女性自身發展與獨立的機會，女性社會地位也在不斷提高。但是，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形式」平等，不等於「事實」平等。我國女性在社會生活與家庭生活中依然經常遭到不平等的對待，情形堪虞。

G. 建陽有什麼民風民俗

民俗風情表演娛樂

迎神賽會——水吉民俗表演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前，農歷正月水吉的迎神賽會為閩省各地少見，不但時間延續長達二十多天，而且規模逐日升級，至正月二十一日夜晚，達萬人空巷程度。此間，不但夜夜有賽事，而且白天也迎神賽會。
初一，從市頭坊永靈庵「石磯靈侯」始，是日上午九時許，由里人青壯年若干，打鑼敲鼓，抬著神靈塑身沿街奔跑，各坊青壯年可以攔路搶奪，得手後可玩可藏，主坊人員需分頭尋找，搶回後繼續比賽，俗稱「樂翁爹」。一直從白天賽至下半夜，至參賽人員筋疲力盡後方休。
初二夜，原安排江西會館「許真君」參賽，因每次都發生斗毆事件，引起公憤而被除名。此後，每年初二夜無賽會。
初三夜，由岐頭坊「文昌帝君」首賽，一直延續到二十一日夜止，共二十個夜晚和四個白天。參加賽會的神靈計有：石磯靈侯、文昌帝君和祖公老佛等七位。次數最多的是「石磯靈侯」，佔去九個晚上和三個白天。賽會最隆重而壯面的是「祖公老佛」，當夜出動的有龍燈五至七條，魚燈二至三群，彩台（俗稱鐵磯，每台上兩個小孩化裝成古代人物，由四人抬著遊街）二十多台，鑼鼓幾十幫，直接參賽者有數百人之多，各鄉來觀燈的可達數千人之眾。至此，水吉正月迎神賽會（俗稱觀燈）才告結束。
據查，水吉迎神賽會始於明代中葉，因集鎮十坊人基本上屬於「十大姓」，而多數姓氏自明代中葉才從外省或本省外地遷入。七種神靈中，「文昌帝君」、「關聖帝君」、「孥公元帥」是公神；「石磯靈侯」五兄弟世居當地，勢力雄厚。其他均帶宗派和地方派色彩。如「祖公老佛」是周氏開基始祖帶進的，入水吉前的家廟在梨坪擎天岩，由江西入閩。「天上聖母」系「媽祖」的封號，俗稱「媽祖婆婆」歸福州籍（三山會館）和汀州籍（汀州會館）人所供奉，前者在正月十三日參賽，後者於十五日夜出巡。所以在迎神會上比高低，主要是比各自的地位、勢力和財力，使各自的地位和勢力范圍不受動搖和侵犯。該習俗於1950年被廢，大部分廟宇當作他用。

八月廟會——石磯祠慶活動
水吉「石磯祠」，始建於唐末，宋初改為「三侯廟」（俗稱大廟），全廟佔地近萬平方米，內設三殿：正殿供蔣公（俗名蔣源，謂石磯爺，為抗擊黃巢義軍有功而受封）；右殿廣惠侯（俗名林必興，以捨生取義得賜）；左殿昭衛侯（俗名張暹，以正直無私，濟民利物而封侯，俗稱「閻王」）。相傳八月十一日為封侯立廟日，是日方圓十一坊群眾殺豬宰羊到廟祭祀，儀式隆重。一般年份，供桌都在數十桌之多，供品除全豬全羊外，還有三牲、福果、水果等擺在裝飾好的長條供桌上，每張供桌由四人抬著進廟放在指定的地點。舉行祭祀典禮後，以大鑼、迴避牌、西瓜錘、關刀、大斧等八對組成的儀仗隊為先導，所有供桌隨後，隊伍長達一二百米，極為壯觀，環游三街後回廟，整個祭祀活動才告結束。參加祭祀人們才分散到各設供戶家中就餐。在廟會前夕還從外地請來劇團，從初十夜開台演戲至二十日。
解放後，利用「八月會」期，在八月十一至十三日舉行物資交流會。

猜拳行令——民間飲酒文化
猜拳行令屬當地民間酒文化之一。人們在逢年過節、或辦喜事、親朋好友聚集一堂時，常常以猜拳喝酒取樂。當酒喝到盡興時，發拳聲四起，有兩人對猜，以「劈柴火」（拳拳消）一盤定輸贏，或「搶三碼」三局二勝定輸贏；還有一人「打通關」，力戰群雄，熱鬧非凡。喝起酒來人人都有一種不服輸的勁頭，誰也不肯甘拜下風，如此輪番挑戰，結局常是「下桌必扶醉人歸」。
猜拳是民間一種佐飲助興的游戲，兩人對猜，出掌伸指，猜對雙方出指之和者勝，輸家喝酒。發拳，不單是一、二、三、四、五地猜數字，還帶有一套民間色彩的祝福、吉祥話語。猜拳前，雙方拱手相敬，互請承讓。為使雙方能同時出拳叫響，一般先喊「串咕羞」（方言，近似音指全福壽之意）或來就來呀，好似百米賽跑中的「各就各位……」。發拳猜數開始，空拳（即雙方均未出指）喊「對手」，意在棋逢對手，酒逢知己。還有喊「寶一對」、「對對寶」「寶對」等。有的約定成俗不用空拳，則以空拳起手，先喊「對一手呀」再開始發拳。
（一）喊「一定高升」或「一定發財」恭喜對方步步高升，財源茂盛；也有叫「一見喜」的，象徵著見面歡喜，其樂融融。
（二）喊「兩相好」、「哥倆好」、「兩家喜」、「二同喜」等，寓意皆大歡喜。
（三）喊「三星高照」或「三星照你」等，所謂「三星」，即民間流傳的福星、祿星、壽星。
（四）喊「四季發財」即一年四季，財源滾滾，還有喊「四世同堂」、「四季平安」、「四逢喜」、「四喜」等，所謂「四喜」即民間常說的福、祿、壽、喜。
（五）喊「五經魁首」簡單叫法為「五經魁」、「五魁首」、「五魁」。魁首，猶言頭等人物。明代科舉以五經取士，第一名為五經之魁，與科舉狀元同義。還有一個流行叫法叫「五子登科」。
（六）喊「六連」、「六合手」，古人婚嫁、蓋新房等都要選「良辰吉日」。「六連」指年、月、日干支個字都相連。所謂「六合」即：子與丑合，寅與亥合，卯與戊合，辰與酉合，巳與申合，午與未合，總稱「六合」。猜拳中的「六合」，其意指事事如意，日日皆順，故又有人叫「六六順」或「六六大順」。
（七）喊「乞巧」（諧音七巧），民間傳說牛郎織女每年七月七日夜能在銀河相會，舊俗這天夜晚婦女們陳酒脯瓜果於庭院前，用五色線對月穿七孔針，過者為巧。婦女希望乞求織女施巧於己，故稱為「乞巧」。
（八）喊「八仙過海」，「八仙」指民間傳播甚廣的八位道教神仙，即：李鐵拐、漢鍾離、張果老、呂洞賓、韓湘子、曹國舅、藍采和、何仙姑。民間有「八仙過海，各顯神通」的諺語。原指神通廣大，事事能成。也有的喊「八匹馬」，古代官位高者乘八匹馬拉的馬車，好不威風。「八匹馬」其意在於對手有高官厚祿之福。
（九）喊「快來到」或「快快來」而不叫「九」，這是因為九添一方為十，中華民族有以十為美，以十方齊全的傳統習俗。佛教中的「十方世界」是無量無邊的極樂世界。相比之下，「九」則美中不足（尚缺一），故酒令中「快快來」意為快快補一湊十，成為十全十美。
猜拳中的「十」多叫「全來到」，又叫「滿堂紅」、「滿堂福」、「全家福」等，其意十分清楚。好的酒令聽起來就像唱歌一樣，置身其間，既看到一個鮮活活的生活畫卷，又領略到民間傳統酒文化的濃厚色彩。

彭墩高照——豎起塔燈盼吉祥
彭墩高照，是一種「高照」紙燈，堪稱建陽花燈之王。此燈在間斷失傳了40多個年頭之後，在1988年春節期間，有百餘個單位參加的全縣首屆花燈一條街大展賽期間，以嶄新的風姿，雄偉的氣派展現在建陽人民面前，一時引起了轟動。
「高照」，取吉星高照之意，這種巨型紙燈，由12組燈箱和3組旋轉頂燈相疊而成，形體似塔，高達四層樓房。據道光《建陽縣志》記載，這種燈起源於明代，臻繁於清朝。乾隆年間人雲：「紗燈惟蘇州為最，紙燈甲於天下，則莫如建陽也。」這足見建陽花燈歷史之悠久，工藝之精巧，氣勢之磅礴。由於這種燈製作工藝復雜，耗費大，據老人回憶，建陽僅在慶祝抗日戰爭勝利和慶土地改革時搞過「高照」。在大力提倡弘揚民族民間優秀傳統文化的今天，建陽縣童游鄉彭墩村的民間老藝人吳桂堂、章希濤帶領6位農友，在村幹部和熱心人的支持下，發動村民，自願捐資3000多元，並四處奔走購買製作材料。他們憑記憶用了兩個多月時間，趕制了這座高達13米，重200公斤，上掛36盞神態各異的花籃子燈裝飾的大「高照」。遊行表演時由24人同步操作，極為壯觀。另外與之相互配合表演的還有16位少女手舉32盞傳統花缽燈載歌載舞，三支古老打擊樂隊和民樂隊共80餘人。
這支象徵著吉祥、太平、富庶的「高照」燈隊的表演把整個春節花燈賽和龍燈賽踩街活動推向了高潮，大飽了群眾的眼福，使羊年春節和元宵群眾文化活動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新氣象，體現了民間藝術活動的魅力。

黃坑燭橋——板凳燈龍映彩虹
黃坑燭橋，也稱作「燭橋龍燈」，它是用燭光燈火連接成的一座燈虹彩橋，長240米。黃坑燭橋起源於宋朝初年。它是嘉禾里（原黃坑地名）勞動人民勤勞智慧的結晶。早先，嘉禾里雖然有花燈、龍燈、馬燈、船燈、獅子燈、花鼓燈等各種燈會慶祝春節和元宵，但燭橋燈則是人們心目中的吉祥燈，一年之成事，一載康泰，都寄託在燭橋盛會上。
燭橋燈會是全鄉最大的民間藝術活動，每個燈會都有會員百餘人。燭橋以「板」為單位，板長2米，板上各固定3盞燭燈，板底各有一根1.5米的立柱便於操作。每年燭橋盛會時，每個會員都製作一板風格、工藝、尺寸相近的花籃子燈，由4節12組120板組成燭橋，加上龍頭龍尾燈，一共365盞燭橋，象徵著365天都平安祥和風調雨順，五穀豐登六畜興旺。燈內點點燭光，連接成一條長虹燭橋，恰似一條特長游龍。隊伍行進時，有兩面大鈸鑼開道，四門禮炮齊鳴，還有數十面彩旗迎風招展，數百上千個大壽桃沿途分發給觀賞者及數百名燭橋操作表演者。倘若是在大操場上表演，數條長龍穿梭表演「萬」「壽」等字樣，更使人眼花繚亂，目不暇接。加之鼓樂喧天，禮炮轟嗚，倍感氣勢宏偉壯觀。
黃坑燭橋曾失傳了數十年。為提倡弘揚民族民間優秀傳文化，黃坑群眾又恢復了這一盛會。1990年元宵節期間，縣文化部門和黃坑鄉政府調動10多部大卡車，把燭橋搬到城裡一展風采，引起轟動。福建電視台和中央電視台的元宵節晚間新聞播放了這一盛況。

臭豆腐乳的美麗傳說
臭豆腐乳，也稱建陽臭味香。宋代以來，它就成為建陽的八大土特產之一。幾百年間，一直深受人們的喜愛。它只為正宗的建陽人所擁有。關於臭豆腐乳有一段傳說：從前，有一位賣豆腐的老伯。有一天，老伯的豆腐賣了一天之後，還剩下一小部分沒有賣掉，老伯隨手把豆腐放到缽頭中用稻草虛掩著，丟在一邊。
第二天、第三天……老伯都忘了缽頭中有豆腐。過了些日子，他聞到一股特殊的臭味，原來是缽頭中賣剩的豆腐發出的，他捨不得把臭豆腐丟掉，並把這些臭豆腐進行一番加工。他先試著嘗，結果自己越吃越有味，分給鄉親們吃更是贊不絕口。他想，這臭豆腐聞去極臭，但味道極香，就叫它「臭豆腐乳」吧！
此後，這「臭豆腐乳」的美名也就叫開了，人們也特別喜歡吃它。其實臭豆腐乳的製法要求很嚴格。要先將水豆腐切成拇指般大小後，放到開水中撈過，水滴干再裝到缽頭中，上面用稻草蓋嚴，要保持一定溫度。過10天左右，待一塊塊豆腐由白變灰，身上長滿茸茸的毛後，再拿到太陽下曬，直到豆腐身上的毛脫落了，顏色有點淡紅了，才能放到事先配製好的裝有鹽、家釀紅酒、大蒜芯等十幾種佐料的瓮中浸。
一個月以後，就可取出來吃了。臭豆腐乳味道香，開胃消食，營養價值很高，在眾多的農家自製的食品中，臭豆腐乳是人們普遍歡迎的食品之一。一般家庭，每年都會做幾小缸以備冬天或蔬菜淡季時食用。幾百年來這臭豆腐乳，出自於民間，享自於民間，深受建陽人民的喜愛。

民俗禮儀

喜慶禮儀

一、壽慶
水吉地區的壽慶均以「十」為大慶，始自「五十歲」為「上壽」，方始慶賀，最為隆重的是六十大慶，謂之「花甲」。少數姓氏對「古稀」（七十大壽）倍加重視，有公產的宗祠，如遇本族老人年屆「七十歲」生日時，要從族產中撥出若干擔稻穀作為該人的生日費用，以表公賀。
壽慶，在貧富之間區別較大，普通人家辦一兩桌酒席已算不錯；窮人則只殺頭把雞鴨一家相聚。而富紳、官僚家庭還藉此機會大發橫財，家設壽堂，張燈結綵，接受祝拜，設宴數十桌之多。民國時期，水吉某縣長做壽，鄉鎮保長聯合鑄了一尊金佛相送。少數富豪做壽亦有沽名釣譽者，在祠堂內設宴，不論貧賤一概宴請，對少年拜壽者還發給賞錢。並派專人站在祠堂門口，攔請過往行人，即使乞討者亦不例外，贈食麵酒。
二、分娩
新婚添丁為家中大喜，當天或第二天就要向外婆家「報喜」。如為男嬰，則用錫茶壺內裝糯米、龍眼（桂圓）、榛子、花生、瓜子等「五子果」；若是女嬰，則用酒壇裝酒抬到外婆家，謂之「報酒」，故沿途或鄰居見之即知所生男女之別。
（一）三朝：添丁的第三天，謂之「三朝」，因籍貫不同慶祝有別，有的僅用炒黃豆與酒敬客；有的則用太平面敬點心。
（二）滿月：名為滿月，實則僅十來天就辦酒席敬客。親朋好友多饋送公雞一隻、蛋、面若干。而外婆家送小外孫（女）穿的衣物，搖籃與為數不少的線面、雞和蛋，謂之「送瓶」。女婿對岳家來的客人，要給每人煮一碗雞腿面當點心，爾後才就午宴。
（三）周歲：一般人家較簡，設宴一兩桌以招待外婆家與至親好友。富豪與文人墨客則繁，除大辦酒席外，還需用米篩或捧盤，擺上書籍、文房四寶、算盤、帳簿、金銀首飾等物品，讓周歲嬰兒選玩以測其成年後的志向。
三、建房
（一）擇基：一般人家多自選宅基地，確定和辦好契約後，選好「黃道吉日」即可動工興建。富家則要請地理先生選「寶地」，定朝向。一切准備就緒後再選「黃道吉日」開工。
（二）開工：按選好的「黃道吉日」開工時，東家要置「開工酒」，先供當坊「土地」，再宴工匠師傅與幫工親友。
（三）上樑：乃建屋中的一項重要事件，東家都極為重視。首先是正梁要在上樑的前一天從山上擇好砍回，專人管護，不得讓女人跨過與無關人員動摸。其次是必須在選好的吉辰（多半選在「卯初」時刻）進行；第三是裝飾，正梁中央貼上繪制有「八桂」圖形的紅紙；正柱橫枋上貼有「吉星高照」橫批；中柱貼「立柱喜逢黃道日，上樑巧遇紫微星」對聯。正樑上送時要燃放鞭炮，正位後，木匠師傅即將事先准備好的糍團或包子往下丟，讓人哄搶，以示彩發，晚上設上樑酒待客，以表謝意。
（四）喬遷：新屋落成，選好「黃道吉日」後才遷入新居，一般都選在吉日早晨「卯時」。全家大小同時離開舊居，離開時要點香燃燭放鞭炮以「謝居」，前往新居時，小孩要每人提一把燃著的火把，兩人抬著用籮筐裝著的「飯甑」與一床糕，並提燈籠或「馬燈」，進入新居後，一把火把放入灶堂，並為灶神燃燭點香焚紙放鞭炮，以示接火種與安神。其餘火把放置大門口，燈籠掛在大門正中，如用馬燈者，則放置案桌上。家主即在廳堂案桌上點燃大紅燭，點上大紅香，然後焚紙鳴炮。至此喬遷儀式全部結束。接著准備午宴款請賓客，有的先遷入數天再宴請賓客。

婚嫁禮儀

舊社會，婚嫁禮俗繁瑣，青年男女婚姻須聽「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且多以「門當戶對」為先決條件。一般先由男家委託媒人向女方提婚。經女方查明男方家庭情況，認為條件適合後，再將女兒生辰，所謂年、月、日、時「八字」（又稱「年庚」）送至男方。男方再將雙方「生庚」請算命先生進行推算，如算出「八字沖克」，男方即將「庚貼」退還女方，表示休止議婚；如無相剋沖犯，男方即向女方議婚下聘。
一、訂婚：
即插記。經選擇吉日，男女雙方家長各辦酒席宴請親友，以示子女婚姻已定。女方為午宴，未婚婿為主賓，余為女方的親友陪席。未婚新郎到各桌向客人敬酒時，被敬者要有紅包作為見面禮（數額不一）。男方為晚宴，未婚媳婦為主賓，禮節與女家同。
二、婚「禮」：
多選擇民間歷書中所定的「黃道吉日」舉行婚禮。婚禮前一天為「定親」日，男方需安排若幹人（一般八至十人）同媒人一起，將活雞、活鵝等酒席物品、紅酒一壇（壇口用書有「雙喜」字樣的紅紙扎口）、新娘餅、衣料、果品扛（長方形立櫃式，有二至三層活動櫃屜）：內裝五子果(因時令而定品種)、紅蛋、部分豬蹄和乾菜，上層尚需紙花蓋果，放上寫有「山盟」（內裝茶葉少許）、「海誓」（內裝食鹽少許）兩個長約二十公分，寬十公分的紅紙包，寄寓愛情專一與白頭偕老之意，送往女家。同時送去「小禮」若干（名曰：柯敬、百子、千孫、正典、副典、宣書、試樁、煮湯、掃地、兜鞋、座位、攔門等十幾個小紅包，約一、二百元）和「請舅帖」（四幅折疊長方形狀，豎寫，正面書：「新舅正席」，二面書：「謹擇某年某月某日午刻敬治杯酌，奉攀」，三面書：「台駕光臨，談笑兼伸，姻誼伏冀」，底面書：「屆期早臨，蓬蓽生輝」，「右啟上」，「大英才尊姻舅某先生」，姻愚弟某某某鞠躬「。
三、迎娶：
男家備彩轎，吹鼓手與媒人前往女家迎接新娘。女家要煮太平面請迎親者吃點心。新娘換洗梳妝後蒙上紅巾，由舅父或長兄抱上轎，意防新娘腳粘走娘家土而把好運帶走。同時，安排若幹人（因妝奩多寡定人數多少）抬嫁妝送親。吉時到，即在祖先牌前燃燭點香，鳴炮送親。此外，女家亦要「小禮」回送男家。「小禮」中與男方相同外，另加試桶、美容、月老、冰人、添丁等五個小包。送親杠上還附吉書有「玉潔」、「冰清」（內裝冰糖少許），「山根」（蕨粉）、「麻林」（芝麻），「豆園」（黃豆）等五個紅紙包（形狀與男方同），意為品德賢淑，男家娶後即可發家添丁子孫滿堂。同時附去「請郎貼」，內容除改動個別字外，與請舅貼基本相同。富戶有以婢女、田地房產契約、金銀首飾陪嫁；中等人家則只陪送少量首飾及被帳衣物箱櫃等；貧窮人家僅陪盆桶、衣箱、鏡台及少量衣物。官僚富紳之家送親隊伍有雙人扛燈籠，雙人吹長號為前導，笙簫鼓樂列隊伴行。
彩轎到達男家，大放喜炮相迎。新娘下轎時，經宣禮官唱念吉祥語後，由伴娘攙扶新娘至廳堂與新郎在堂中雙雙跪拜天地，祖先和祖父母、父母，謂之「拜堂」。爾後新人入新房，新郎新娘飲「交杯酒」。新房中，在新床各處放些糖果花生等，大開房門讓孩童入房哄搶，增添熱鬧氣氛。此時，不論男女老幼均可入新房看新娘，逗新娘，稱「鬧新房」。同時，擇一聰明男童往新馬桶中撒尿（試桶），寓新娘早生貴子之意，被選的男童可從新馬桶中取得一份禮金。新房中點燃的喜燭，照亮通宵，謂之「洞房花燭」，又稱「小登科」。次日，為新婦「廟見日」，晉拜公婆、親屬長輩。受拜者要給「見面禮」。然後，新婦進廚房參拜灶神，謂之「下廚」。婚後三日，新婦偕新婿備禮品返回娘家，參拜岳父母及諸親屬，俗稱「三朝回門」。但於傍晚必須回歸夫家，以示「月不空房」。至此，舊式嫁娶禮儀方告結束。
「五四」運動後，提倡文明結婚，男女舉行結婚儀式時，新娘新郎胸戴紅花，敦請當地名流人士為證婚人，雙方父母為主婚人，說媒者為介紹人，結婚儀式簡單而隆重。不過當時只在一部分知識界與公務人員中盛行。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國家頒布了《婚姻法》，男女婚姻受到法律保護。父母不得包辦或干涉子女的婚姻，更不能買賣婚姻。男女經過自由戀愛，達到法定婚齡，可到政府領取結婚證。有的參加單位舉辦的集體婚禮；有的出外旅行結婚；有的婚事新辦，不辦酒，僅舉行茶點、發喜糖。在農村尚有少數人在嫁女時索取高額聘禮搞買賣婚姻；有的在操辦婚事講排場存在鋪張浪費現象。
此外，還有一種婚姻是男子到女家結婚，並成為女家的家庭成員。謂之「入贅」即「招駙馬」。女方為獨生女，要招男的入門贍養女方父母，這就是「入贅」。女的夫亡子幼，生活無著須招進男的藉以養活全家，這俗稱「上門」。舊社會，對男到女家就婚，認為很不光彩而被人鄙視。解放後，隨著《婚姻法》的貫徹與計劃生育的實行，此類思想已得到初步的扭轉。

喪葬禮儀

一、喪儀
無論男女病逝，先停屍中堂一側，後在中堂正中合棺。凡家有喪事外出者，遇有人問起，答曰：家某「過身」或「過後」或「睡覺了」或「老去了」等稱謂。
（一）停屍：正常情況換完冥衣後只停屍一兩晝夜即合棺，如因遠方子女未趕回或「後頭」未到，只能寄棺（棺蓋不釘死），以便讓子女或「後頭」趕到時見一面後再合棺。
（二）擇穴：（選墓葬地）多由地理先生，有的地方陰陽先生兼之。富豪之家多半生前均已找到「風水」好的地穴，個別的已修好待用。一般人家多在死後請先生算一家人的生庚和死者死時的時辰，確定埋葬的朝向山地，繼而到確定方向的山地尋找適合的地穴。選定後用羅盤定中軸線並插上竹竿標記，待到確定出殯的前一天，由土公和幫工若幹人前往開穴，同時准備好封穴用的磚石等物。
（三）超度：（道場，俗稱做功德）設孝堂、掛輓聯、視經濟條件，可繁可簡，延道念經拜仟做法事的時間長短也不一，最窮的也要做一夜，多的三五夜不等，時間越長花樣越多。最後，還要轉棺串喪，燒紙船等。吊喪期間，有女兒的尚需設祭壇。小輩在早、中、晚、深夜四次哭喪，請死者用飯和安寢。
二、葬儀
（一）出殯：時間多選卯時（早上六至七時），起棺前，先由孝男孝女祭奠（拜棺）後跪伏在棺廓兩旁，以示陪奠。然後，親友祭奠，全部結束後起棺。一般人家多為八人抬棺（俗稱「八仙」），葬地較遠（五華里以上）者則要另加四人以備途中輪換（因起棺後不得在途中停歇），富家有十六人至三十二人抬者。一般鳴鑼開道，嗩吶前導（集鎮現今則有洋鼓或哀樂前導），再是輓聯（現代加花圈），接著是棺廓，孝子赤腳草鞋，披麻帶孝，腰系草繩，一手執喪棒，一手扶棺。沿途如遇分岔路，孝子則需趕前至岔路跪伏，謂之不讓走錯路。棺後為女親哭送，再是一般男親友隊列，均頭戴白帽，腰扎白帶。沿途凡遇分岔路需燃放鞭炮，謂之「攔路」，與孝子跪伏同義。送葬隊列，除孝子送至墓地外，其餘只至村口即告結束，並按原路線返回吃喪餐，一般均較豐盛，酒過數巡後，喪家的媳婦要到親屬長輩桌跪拜敬酒，到一般親友桌敬酒，以表示感謝。
（二）入土：按選好的時辰入土、封穴、上碑、築供台，再點燭上香焚紙鳴炮，至此安葬完畢。孝子要向在場者賞發「福地」吉利錢，俗稱「滿山紅」。
（三）接風水：發完「滿山紅」後，孝子換上干凈衣鞋，點燃火把，提上「銀袋」（紅布縫成四角翹檐小袋，內裝米蛋）和酒瓶（內裝清水）及風燈等，由嗩吶伴奏返回，沿途邊走邊灑滴酒瓶中水直至到家，鳴炮，放置供桌為止，謂之接引德福返家，俗稱「接風水」。

游春戲
流傳於建甌、建陽、松溪、政和一帶的民間小戲。這種戲於每年春節期間演出，因而得名。
游春戲的演員很少，一般二三人就可演出，最多也只需六七人。演出地點大多在農家的小廳堂里，每家演一兩出小戲，短的每出只有幾分鍾到半小時，長得也不過一個多小時。由於過去人口少，村莊小，從晚上到天亮幾乎家家戶戶都能演過，演完不收戲錢，只要東家饋贈年糕、紅桔、爆米花等節日食物，如果是大村子，每家每戶夜間演完後，還要在白天演一出大本的台戲。
游春戲的劇目不多，反映的內容都比較接近農村的現實生活。如有的描寫妻子苦口婆心地規勸丈夫要戒賭禁嫖，刻苦攻讀和辛勤種田的《十勸夫》；有的反映姐妹們元宵結伴看花燈的《鬧花燈》；有的描寫一對戀人依依難舍的《十送歌》等。內容通俗易懂，淺顯流暢，民歌風味很濃。因此，游春戲可以說是散發著濃厚鄉土氣息的農民戲。

鳥步舞
建陽市崇雒鎮一種民間舞蹈。所謂鳥步舞就是舞者雙腳要模仿鳥類跳躍動作，當地人稱為「雀跳」。根據不同的跳法又可分為「高雀跳步」與「矮雀跳步」，分別模仿不同的鳥類。「高雀跳步」每隊四人，上身赤膊，下身短褲，赤足，頭部束一紅布條，雙手持一紅木棒，舞蹈時，四人先站成四角，然後隨鑼鼓點，雙腳前後交叉同時騰跳前進，按太極曲線變換位置，轉回原處為一遍。「矮雀跳步」也是四人一隊，裝束如「高雀跳步」，但兩手分別持「龍角」與「師鈴」，舞蹈時，蹲如戲曲「矮子步」，但是前進時，也要前後腳交替同時起跳。變化位置如「高雀跳步」。這種舞步的名稱是固有的，鄉民們說這是老祖宗傳下來的，年代已說不清楚。舞隊一般由十二人組成（另有四人作為引導、清理跳舞場地）稱為「十二營軍」。鳥步舞多用於祭神求雨時所跳，故又稱為「鳥步求雨舞」。

H. 五四運動的偶然性

從20世紀初的五四運動開始，中國傳統的男權制開始受到沖擊和挑戰。經過近一個世紀的努力，中國女性的地位有了極大的提高。中國婦女的解放事業大體可以劃分為三個時期：

啟蒙時期：1911年至1949年。這個時期以封建王朝覆滅之後成長起來的五四青年及其思潮為代表，所從事的事業是為生活於4000年男權制社會中的蒙昧的女性和男性啟蒙，使他們認識到女人和男人一樣是人，能夠做與男人一樣的事，應當擁有與男性一樣的權利。在這一時期，與性別問題有關的行動包括反纏足，廢科舉，興女學，婚姻自由，反對包辦婚姻、買賣婚姻等。

進入主流社會時期：1949年至1978年。在這個時期，男女平等的意識進入國家的主流意識形態，中國女性開始廣泛地走出家門，在各個領域中培養和顯露自己的才能。這個時期的象徵性口號是「婦女能頂半邊天」、「時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樣」。新中國制定的第一部法律是《婚姻法》，雖然有一定的偶然性，但是性別問題的重要地位由此可見一斑。英國的中國農村婦女研究專家克羅爾（ECroll）公允地指出：在共產黨建國早期，這個國家致力於性別問題的努力「也許是所有其他政府在任何時代都比不上的」。

迷茫時期：1978年以後至今。由於經濟的發展，女性的經濟與政治地位相應得到了提高。但是，市場經濟的迅猛發展和貧富分化程度的迅速提高，也使女性在市場競爭中處於劣勢地位。從女性回歸家庭的「專職太太」群體的出現到「幹得好不如嫁得好」的辯論，可以看出，男女平等事業在中國處於一個徘徊的時期。

從中國婦女解放的歷史進程上看，真正改變中國女性命運的有三大因素：一是女性參與社會生產；二是女性普遍受教育；三是通過婚姻自由（結婚自由、離婚自由、自主婚姻）得以實現的家庭內部的男女平等。從現狀來看，中國的男女平等事業取得了很大的成績，中國女性的狀況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是，也還存在著一些不足和新的挑戰，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女性參政方面還比較落後，各級黨政機關、企事業單位的領導人當中，女性所佔比例仍舊比較小；第二，婚姻的從夫居制（尤其是在農村），女兒在財產繼承權上存在著與兒子實際上的不平等（法律上是平等的）。盡管主流意識形態主張男女平等，但是在婚姻家庭領域，許多公民還是持有男權制的態度和行為，風俗習慣的力量往往大於制度的力量；第三，女性雙重負擔問題———除工作外，家務大部分由女性負擔。雖然女性在養家上追上了男性，但是男性在家務勞動上並沒有追上女性；第四，勞動就業機會和報酬上的男女差距。存在著女性（甚至女大學生）就業難的問題。下崗人員中女性所佔比例大於男性。男女兩性所得的勞動報酬仍有一定差距；第五，在生育觀念上還有男權制的態度，主要表現是偏愛男孩。性別偏好在長年實行計劃生育政策的情況下已經導致出生性別比大大高於正常范圍；第六，女性身上存在著弱勢群體的特徵：群體的自我仇視和自我排斥，鄙視自己同時鄙視自己的同類。它的表現之一就是如果人生能夠選擇性別，無論是男人還是女人都不願做女人；第七，在社會習俗和觀念當中，中國基本上還是一個男權制社會。中國人的生活中沒有任何其他的分化性特徵比社會性別更深刻、更持久。

綜上所述，雖然中國的男女平等事業應當說已取得了不俗的成績，但是套用革命先驅孫中山的一句話：平等尚未實現，女性仍須努力。男女平等的事業在中國尤其重要，原因還在於我國曾經是一個最傳統、最典型、發展時間最長、發展程度最高的男權制社會。中國女性的解放因此在世界上備受矚目。我們的進步不僅具有改善我們自身處境的意義，而且對全世界的女性更具有榜樣的意義，它向全世界女性表明，在一個男女曾經最不平等的國度，經過努力，我們的男女平等事業能夠達到什麼樣的高度。

I. 民國時婚姻法規定可以一夫多妻嗎

民國時期，特別是「五四」新文化運動後，女權被提出，提倡男女平等內，「一夫一妻制」容才真正實行起來，並被寫進了「婚姻法」。這是中國婚姻制度的一大進步，許多民國男人都認真地遵守、執行了，如孫中山、蔣介石當年都是這樣，他們都只有一個老婆。但當時處於軍閥混戰，政令沒有得到真正的統一，「一夫一妻制」也沒有真正、完全、有效的推行與實行。

J. 中國新女性爭取婚姻自由出現在什麼時候

沖擊封建婚制的第一波

沖擊封建婚制的第一波，當屬以五四新文化運動為代表的「婚姻革命」。新式婚姻要求打破一切舊道德、惡習俗，破除非人道的婚姻制度，建立以平等、自由，以戀愛為基礎的兩性結合，使男女當事人成為婚姻的主體。

「婚姻革命」之所以成為五四時期社會解放的重要內容之一，是因為新文化運動的主線就是爭取個性解放、自我覺醒與肯定個體價值。新文化運動的領袖們，把改造中國社會與改造家庭制度相聯系起來。認為只有「以個人本位易家庭本位」才能使中國真正實現政治上的民主與物質上的繁榮，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因此，壓抑個體的封建家族主義，便成為首當其沖的批判目標。

男女青年同受封建家長制和封建禮教的壓迫，但女性因為夫權更多一層壓迫更為痛苦，因此，婦女們在反抗封建禮教，爭取婚姻自由權的行動中，表現得更大膽熱烈，甚至不惜以最慘烈的方式抗爭。

1919年11月14日，湖南長沙街上一頂迎親的花轎內不斷有鮮血汩汩流出，20歲的新娘趙貞五為反抗父母強把她許配給40歲的古董商，在花橋內用剃刀自殺。貞五之死激起廣大青年男女對父母包辦婚姻的痛恨，在報紙上發表的檄文就有20多篇，青年毛澤東在幾天之內，連續在《湘江評論》、《大公報》發了9篇文章，憤怒譴責封建婚姻制度慘無人道。批判封建「吃人禮教」，沖決一切封建羅網，成為那一時代的最強音。

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爭取「婚姻自由」的過程被視為社會解放的過程，「婚姻革命」又與婦女解放緊緊相連。當時不論男女，凡關心社會進步、擁護社會改革的人，無不關心婦女問題，無不為婦女解放大聲疾呼。在「解放婦女要從哪裡做起？」的討論中，改造家庭與爭取平等教育、經濟獨立、思想解放和人格尊重一起，成為婦女解放的重點。共產黨人李大釗，就曾指出：婦女不解放，中國文明就是「半身不遂」的。因為新思想的傳播、婦女運動的興起和婚姻自由的要求， 「戀愛神聖」和「婦女解放」的口號響遍全國。

1918年6月，《新青年》出版了「易卜生專號」，翻譯介紹了挪威劇作家易卜生的名劇「玩偶之家」，藉以暴露舊式家庭的罪惡。作品描述一個不甘做丈夫玩偶的女性娜拉因覺醒而離家。「玩偶之家」受到廣大知識分子的歡迎，幾次被搬上舞台公演，在中國掀起一陣「娜拉旋風」。劇中女主角娜拉所言：「我是一個人，一個同你一樣的人」，「我第一要緊的，是努力做一個『人』」，成為那個時代新女性最膾炙人口的宣言，娜拉也成為那個時代女性反抗家庭束縛、爭取自由權利的榜樣。在中國湖南的一個叛逆女性謝冰瑩的自傳體《女兵日記》中，她詳細描述了自己多次逃婚的故事。《女兵日記》暢銷，出走也成為女性逃離封建家庭，爭取婚姻自由的一種方式。革命家蕭楚女曾經寫文章概括女性離家出走的原因，不外乎以逃婚爭取婚姻自主、以戀愛自由思想反對專制婚姻。

在解放浪潮下，婦女被「發現」，婦女也發現了自己。此間的婦女團體，積極爭取包括婚姻自主權在內的平等社會權利，提出「制定男女平等的婚姻法」。

爭取婚姻自由的第二次狂瀾

婚姻自由的第二波，當屬新中國成立後1950年5月1日頒布的《婚姻法》，和此後宣傳實施掀起的狂瀾。

盡管早在1930年12月26日，國民政府公布的《民法·親屬篇》已正式確立了「婚約由男女當事人自行訂定」的婚姻自由權；把古代宗法分親屬的舊觀念改為血親和姻親兩種親屬關系，使夫妻地位在法律上基本平等；禁止早婚、重婚納妾等封建陋習也寫進條款，但是由於資產階級革命的不徹底性，《民法·親屬篇》在姓名權、居住權、財產權、繼承權、家庭管理權和教養子女權等方面仍然維護夫權，明顯存在對婦女的歧視。比如「妻以其本姓冠以夫姓」、「妻以夫之住所為住所」、妻子將自己原有財產交丈夫統一管理，使用權、收益權和處分權歸丈夫所有、丈夫財產由直系血親繼承、妻子不能代位繼承、家設家長，子女從父姓、父親為未成年子女法定代理人等。

而1950年頒布的《婚姻法》，則高揚反封的旗幟，高揚男女平等的旗幟，旗幟鮮明地提出，必須摧毀封建主義纏繞在婦女身上的四條繩索：政權、族權、神權和夫權。而新婚姻制度當然應該實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制」「保護幾千年來受盡剝削壓迫的婦女」。

《婚姻法》的公布，徹底廢除了在中國延續了兩千年之久的包辦強迫、男尊女卑、漠視子女利益的封建主義婚姻制度，規定了禁止重婚、納妾，禁止童養媳，禁止干涉婚姻自由，禁止買賣婚姻。確立了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權利平等，保護婦女和子女合法權利。

《婚姻法》的頒布，宣告了基於男女平等的婚姻自由的婚姻制度的確立，為中國婦女解放奠定了基礎，因此得到婦女們的衷心擁護，在青年男女爭取自由戀愛、解除包辦婚姻以及解放童養媳、寡婦改嫁方面，婦女表現出更大的熱情和勇氣。在青年們對封建婚姻制度發起挑戰之時，也遭到封建勢力的頑抗，反映那一個時期新舊勢力交鋒的作家趙樹理的小說《小二黑結婚》，是以喜劇結尾的。《婚姻法》一出，所有阻礙自由戀愛的舊勢力、舊思想都偃旗息鼓。但是作為它原型的一對男女青年，他們的戀愛卻遭到家長和村幹部的粗暴干涉，男青年被毒打致死，女青年自縊身亡。同時上世紀50年代初還發生了一系列迫害改嫁寡婦的慘案。

1950年3月8日，《人民日報》發表《正確解決婚姻制度問題》的社論：「全中國人民首先是勞動人民必須了解和支持婦女的反封建婚姻壓迫的斗爭」，它指出：現實婦女反封建婚姻制度的斗爭，已經不是「反抗地主對婦女壓迫的斗爭，而是勞動人民內部反對封建制度所遺留下來的風俗習慣的斗爭」。社論強調，「我們的黨員和幹部絕對不應擁護封建的婚姻制度，絕對不應該『鎮壓』婦女的解放斗爭」並指出，正確解決婚姻制度問題的關鍵一靠中央人民政府制定頒布保障婚姻自由的婚姻法，二靠對農村幹部與黨員進行反對封建婚姻制的思想教育。而且後者更為重要。

在《婚姻法》頒布之後，政府在大張旗鼓地宣傳婚姻法的同時，採取了一系列掃除婚姻自由障礙的行動，如打擊封建宗族勢力、堅決支持婦女爭取婚姻自由的行動、解放童養媳、取締娼妓制度、促使妻妾家庭自行解散等等。

50年代，一個摧枯拉朽的時代，一個婦女翻身解放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