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經濟法專向性補貼
Ⅰ 如何運用國際經濟法維護中國的國家利益
首先，以國家利益為重,堅持開放和讓渡國家主權之間均衡關系。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是我國政府的自主選擇。我國必須從國家利益出發,為自身的發展而採取積極主動的措施,在國際關繫上，將國家主權的有限讓渡與國家利益的積極獲得聯系在一起,以平等互利為基礎，積極有效地參與國際事務,積極參與國際規則的制定,加強與其它國家和各種國際組織的合作,積極利用WTO 爭端解決機制,公平合理地解決貿易爭端,有效維護國家利益。在國內改革上，深化政治體制改革,努力提高政府的調控能力。我國必須加快政治民主化進程,全面推行政治體制改革,特別是要轉變政府職能和行政方式,促進決策的科學化、民主化和制度化,進一步完善宏觀調控體系,促進法律體系的健全,維護公平有序的市場秩序,改善投資環境,提高依法行政的水平,增強政府管理和調控經濟的能力。
其次，提高國際競爭能力。最終能夠迫使一個國家執行裁決的還在於政治實力和經濟實力。我國要獲得國家主權利益最大化,最重要的途徑是要依靠自身的發展。我國的經濟總量尚不足以使我國在WTO 爭端解決機制中擁有絕對話語權,因此,要通過積極調整經濟發展戰略,積極參與國際經濟合作和競爭,在推進世界經濟貿易體制的改革和創新中,有效地促進經濟增長方式的改變和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大力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和知識產業,提高國民經濟的整體水平,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提高效率和競爭力,有效提高我國的國際地位和綜合國力。
再次，加強對WTO 爭端解決機制規則的研究並構建處理WTO 事務的法律體系。主要注重對WTO爭端解決機製程序規則和實體規則的研究,利用關於豁免成員國義務的規定,分析研究WTO 關於義務豁免和例外情況的規定與實踐,有效運用豁免條款或例外條款的規定,盡可能地減少損失,切實維護我國的合法權益;充分研究、利用WTO 關於發展中國家的特殊和差別待遇等優惠條件,努力發展高新產業和知識產業,全面提高國民經濟的整體水平;積極推薦我國人士出任專家小組成員;利用爭端解決機制中的「第三方」制度,觀察了解和學習其他成員方運用解決機制維護自身權益的實際情況;在開放國內市場的同時,充分、有效利用保障制度,為我國產業發展建立起「安全閥門」,確保經濟安全,從而強化和維護國家主權。
積極完善我國相關的法律制度,在不違反WTO 有關規則的前提下,加快制定、修改及廢止其相關政策、法律、法規的步伐,加強貿易立法,進一步完善或建立反補貼、反傾銷和保障制度,使得我國企業盡可能地不因為國內的法律問題受到制裁,並且方便企業尋求救援的渠道,學會利用法律手段保護我們國內的民族工業。積極研究有關對策,也可在我國制定一部類似美國《烏拉圭回合協議法》的專門法,明確WTO 規則和國內法律之間的關系,將廣泛的咨詢程序和評估機制通過該法確定下來,規定企業、行業,作為受害方在WTO 下的救濟措施或者受到投訴時的應對程序。這樣,可以減少政府和有關組織處理WTO 事務時的盲目性和隨意性,提高透明度和可操作性。
最後，借鑒國外的經驗,盡量化解其對國家主權的沖擊。為保護國家主權,經過政府和國會的協商和討價還價,美國設計出了以《烏拉圭回合協議法》和爭端解決評審委員會為主要內容的對策措施。這一系列保護措施,在實踐上看已經收到了滿意的政策效果。我們應當重視美國人在制度設計上表現的遠見,以及運作的透明度、廣泛的參與性和程序的嚴謹性。美國、歐盟、日本等政府對關稅有效保護率都十分重視,在關稅政策中普遍採取了關稅升級的結構。我國應努力研究國內產業有效保護率的問題,根據我們的需要調整關稅結構和生產結構,制定合適的關稅政策。我國還可以以歐盟「貿易壁壘條例」和美國貿易法301 條款為參考,建立我國法人或公民就外國政府違反國際義務對我國貿易或工業造成的損害向我國政府部門申訴的機制,盡早開始相關的爭端解決程序,真正維護我國合法權益。
Ⅱ 國際經濟法國民待遇原則的特點
國民待遇原則和最惠國待遇原則是TRIPs的基本原則。國民待遇原則規定在TRIPs第3條，依該條規定，在知識產權保護方面，在遵守《巴黎公約》(1976)、《伯爾尼公約》(1971)、《羅馬公約》或《關於集成電路的知識產權條約》中各自規定的例外的前提下，每一成員給予其他成員國民的待遇不得低於給予本國國民的待遇。即除例外情況，要求各成員在知識產權保護上，對其他成員國國民提供的待遇，不得低於其本國國民。但《伯爾尼公約》第6條和《保護表演者、唱片製作者和廣播組織羅馬公約》（以下簡稱《羅馬公約》）第16條第1款(B)項所允許的成員國在特殊場合以互惠原則取代國民待遇原則的規定依然有效。公約第6條允許在非成員國版權保護水平太低的情況下，以近似互惠的保護代替因「作品國籍」原應享有的國民待遇。即成員國對因「作品國籍」而應保護的作品，無須給予比首次出版國所給予的更高的保護。《羅馬公約》第16條第1款(B)項的內容與《伯爾尼公約》第6條相同，只是受限制保護的主體是廣播組織。
最惠國待遇原則要求在知識產權的保護上，某一成員提供給其他成員國民的任何利益、優惠、特權或豁免，均應無條件地對全體成員國民適用。最惠國待遇原則的例外包括：(1)由一般性司法協助及法律實施的國際協議引申出的且並非專為保護知識產權的特權或優惠；(2)《伯爾尼公約》和《羅馬公約》允許的按互惠原則提供的優惠；(3) TRIPs未加規定的表演者權、錄音製作者權和廣播組織權；(4)建立WTO協定生效之前業已生效的保護知識產權國際協定中產生的權利或優惠等。
Ⅲ 一帶一路涉及哪些國際經濟法問題
國際法與「一帶一路」的關系:
首先，國際法與「一帶一路」關系密切。「一帶一路」是走出去、通過「互聯互通」進一步加強我國與沿線國家經貿關系、實現共贏的構想。「絲綢之路」很好地表達了這一構想的性質，因為從歷史上看，「絲綢之路」所代表的正是「通商、友好、和平」之義。
「絲綢之路」一詞不僅具有中國特色，而且容易為國際社會所理解和接受，「絲綢之路」體現了話語的力量和中國話語權的重要性。毫無疑問，「一帶一路」是助推中國崛起的構想，包含我們的重大利益.
(3)國際經濟法專向性補貼擴展閱讀：
這一階段，大約在公元前數世紀到公元16世紀，其中包括：
（一）羅得法
公元以前，地中海沿岸就已出現國際經濟往來和國際貿易活動。各國商人約定俗成，逐步形成了處理國際商務的種種習慣和制度，並逐步形成了有拘束力的商事法規或商事習慣法，實質上就是國際經濟法的最初萌芽。
由於位於地中海東部的羅得島是當時亞、歐、非海上交通要沖和國際貿易中心，長年實踐積累形成的商務習慣常為當地的商務法庭斷案時所援引適用，並且逐漸被匯輯為法典，這就是傳說中的「羅得法」。
（二）羅馬法中的「萬民法」
在古代的羅馬法中，有「市民法」與「萬民法」之分，後者即是專門用來調整羅馬公民與非羅馬公民之間以及非羅馬公民相互之間的貿易和其他關系的法律。羅馬法中有關國際商務往來的規定，在古代即已逐步推行於西歐大陸，後來對世界許多地區影響甚大。
Ⅳ 國際經濟法學的國際經濟法學
法學中以國際經濟法為研究對象的一門新興的分支學科。國際經濟法是關於國際社會中經濟關系和經濟組織的國際法規范和國內法規范的總稱，亦即調整國際經濟交往中商品生產、流通、資本移動、信貸、結算、稅收等法律關系及國際經濟組織的法規和法制的總稱。其范圍包括國際貿易法、 國際投資法、 國際貨幣金融法（見國際貨幣法）、國際稅法及國際經濟組織法，等等。國際經濟法學是研究這些方面的一個獨立的法學部門。
學說 隨著現代國際經濟交往和合作的發展，及其所引起的國際經濟關系的深刻變化，在國際貿易、國際投資、國際貨幣金融體制、國際稅收等方面，也產生了新的復雜的法律問題，在傳統的法學分科體系中，不斷出現了新的突破。國際經濟法學正是反映這一新的突破，而成為現代法學領域中一門新興的學科。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關於國際經濟法的研究，已引起各國法學界的普遍重視。綜合各家學說，大體上可以分為兩派： 這一觀點基於傳統的法學分科論，從純理論及概念出發，嚴守國際法與國內法。「公法」與「私法」的界限，認為國際經濟法屬於國際公法（見國際法）的范疇，其中不包括國內法規范。其代表人物如英國的G.施瓦曾伯格，他曾列舉國際公法的特別分支有：國際機構法、國際航空法、國際勞動法及國際經濟法。他認為「國際經濟法是國際公法的一個特殊部門，是關於自然資源的所有權和開發，物的生產、流通和消費，貨幣和財政，與此有關的其他業務，以及從事上述活動的實體的組織及其法律地位」的規范。條約和國際慣例是國際經濟法的淵源。他把國際經濟法分為兩類法規：一類是關於國家間經濟活動的規范，如通商條約、易貨貿易協定、政府間貸款協定、支付協定、對國家支付不能、其他公契約履行保證義務的協定等。一類是關於國際經濟制度的法律。國內法應排除在國際經濟法研究領域之外。
日本的金澤良雄認為，國際經濟法是為了解決資本主義高度發展的矛盾，從國際經濟整體立場出發所形成的國際法秩序，即對國際社會中的經濟活動，通過國家進行雙邊或多邊調整，加以一定製約的國際法，即條約的總和。其中既包括國家間的規范，也包括國家與國際組織間、國際組織相互間的規范。它不僅包括國際經濟統製法，如《歐洲煤鋼聯營條約》等，還包括更為廣泛的國際間經濟協調和合作的國際法規范，如《聯合國憲章》、《關稅及貿易總協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協定條款》等。所以國際經濟法應概括地理解為包括規定國家及國際組織的國際經濟活動的規范。
日本橫川新也認為國際經濟法是「主要通過條約來規定國際經濟活動的法律規范」。他說，凡是以國際經濟合作的均衡發展及國際經濟交往的安定為目的所形成的法律體制，就是國際經濟法，它是由國際條約和基於條約的其他制度所構成的。至於國際投資法體系，他認為既屬於資本輸出國和資本輸入國的國內法問題，同時又是跨及兩國間和多國間的國際法問題，具有流動性的特點，應屬於國際經濟法范疇以外的一個獨立的法律體系。
總之，這一派都把國際經濟法理解為「經濟的國際法」。在中國也有持這種觀點的國際法學家。 美國M.卡茨和K.布魯斯特也提出應克服傳統法學研究的片面性，強調打破國際公法、國際私法、比較法學之間相互隔絕的界限，側重研究國際法與國內法之間相互滲透的作用，綜合地把個人、法人、國家及國際組織間一切國際交易與關系的法律問題作為研究對象。他們認為國際經濟法是調整國際經濟交易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包含兩類法律規范：一為涉外關系法，如國內法（公法和私法）、國際私法、兩國條約；一為國際行政法，如多國間條約。
其他如美國的W.G.弗里德曼，A.A.法托羅斯，A.F.洛溫菲爾德，奧地利的A.韋德羅斯，德國的G.埃勒，日本的櫻井雅夫等都傾向於這一觀點。他們認為國際經濟法是一支「獨立的法學部門」，或一種「獨特的法律秩序」，不屬於國際公法的范疇，其中既包括國際法規范，也包括國內法規范。
在中國，也有一些學者持這種觀點，認為國際經濟法，無論從其產生及其發展的必然性，或從其本身的特點來看，都是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其內容不是國際法所能概括的。
國際經濟法的產生和發展 國際經濟法屬經濟法范疇，同國內經濟法一樣，是基於經濟發展的客觀需要而產生並發展起來的。隨著資本主義世界市場的形成，隨著資本輸出的增加，各國壟斷資本從控制國內市場，發展到超越國境而形成國際壟斷同盟（如國際卡特爾、國際托拉斯等），從經濟上瓜分世界、控制世界市場。在競相爭奪原料產地、銷售市場、投資場所等的激烈斗爭中，為達成均勢，共同剝削世界各國人民，這些壟斷同盟之間相互簽訂各種協定，求得暫時妥協，利益均沾。雖然這些只是屬於民間協定的性質，但實質上是國家政權同壟斷資本相結合，開始對國際經濟進行干預和控制。在這里已可看到國際經濟法的萌芽。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國際形勢發生了新的變化。一方面，資本主義世界面臨戰後種種遺留問題，如資本主義世界物資的極度匱乏，戰後歐洲經濟復興與美援有關的安全保障問題，特別是戰後即將來臨的生產過剩以及防止資本主義世界性經濟蕭條和恐慌等等。作為從國際范圍內解決這種問題的對策，在國際經濟領域內所產生的法規和法制，包括國際的和國內的，更達到驚人的發展，如《聯合國憲章》有關發展國際經濟、確保會員國通商自由及公平待遇等規定，《關稅及貿易總協定》，布雷頓森林協定（見國際貨幣法）以及各種地區性經濟組織條約和各國涉外經濟關系的立法等。另一方面，由於社會主義國家的建立，形成了社會主義經濟體制，使統一的無所不包的世界資本主義經濟體系開始瓦解，形成兩種經濟體制的對立。與此同時，隨著民族解放運動的發展，加速了殖民主義體制的崩潰，第三世界國家紛紛獨立，成為國際政治上的新生力量，直到發展成為經濟上反殖反霸的集體自力更生的對抗力量。這樣，「南北問題」（發展中國家與工業發達國家之間）、「東西問題」（社會主義國家與資本主義國家之間）、「南南問題」交織在一起，相互斗爭，而又相互依存，形成了國際經濟關系的復雜結構。這一新的國際經濟關系的發展，不僅豐富了國際經濟法的內容，而且使國際經濟法從本質上進入了新的發展階段。如廣大發展中國家實行「南南合作」，在爭取建立新國際經濟秩序（見國際經濟法的斗爭中，逐步獲得勝利，促使聯合國大會制定並通過了一系列宣言、決議及地區性協定等，初步奠定了國際經濟新的法律秩序的基礎。如1962年《自然資源的永久主權》的決議，1974年《建立新的國際經濟秩序宣言》及《行動綱領》、《各國經濟權利和義務憲章》，1975年、1979年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國家同歐洲共同體兩次《洛美協定》，石油輸出國組織歷次協定、決議、庄嚴聲明，銅輸出國政府聯合委員會憲章及《安第斯條約》等，在國際貿易、國際投資、國際金融、貨幣、信貸等領域對自然資源永久主權的維護，對跨國公司行動的限制，對舊國際經濟秩序和法律秩序的抗衡和沖擊等，都為國際經濟法的發展增添了新的內容。又如發展中國家基於發展戰略，在平等互利、自力更生原則的指導下，制定了種種發展對外經濟、調整涉外經濟關系的國內法，如外匯管理法、外貿法、外資法、涉外稅法等，也成為調整國際經濟關系的重要一環，構成國際經濟法的重要內容，並體現了現代新國際經濟秩序的重要原則。
由於國際貿易、投資、信貸等經濟交往不限於國家間、國際組織間的關系，而大量的是各國民間交往、民間同國家政府或國際組織間的關系。其所帶來的法律問題，已非傳統的國際法或國內法某一單獨分科所能解決，這就使國際法與國內法相互滲透、相互補充的作用，越來越顯得不可忽視。這樣，一部反映國際經濟新秩序，包括國際法規范和國內法規范的龐大的、獨立的國際經濟法體系就應運而生，並且不斷發展，反映出國際經濟發展的客觀要求和必然趨勢。
國際經濟法學的特點 從國際經濟法本身的內在聯系來看，無論其法律行為的主體，它所調整的法律關系以及它所包含的法律規范，都有著不同於其他法律分科的特點，因而國際經濟法學也具有與法學其他分支學科不同的特點。 包括國際法和國內法，國際經濟活動往往因其主體不同，所涉及的法律關系不同，形成種種相互聯系的復雜結構。因此，國際經濟法包括的法律規范，就不僅僅是國際法規范，如條約、協定、國際慣例等，而且包括國內法規范，即涉外經濟法。在處理一項具體國際經濟問題時，有關的國際法規范與國內法規范，往往需要相互補充，才能共同完成其法律效果。例如美國國內法上的海外投資保險制度的適用，以美國同東道國訂有雙邊投資保證協定為其法定前提，即美國企業只有向同美國訂有雙邊投資保證協定的國家投資，才能在國內申請投資保險（見投資保護的國際協定）。因此，對有關國際經濟的國際法規范，如不了解與之有關的國內法規范，就難於確切理解其意義；同樣，對有關國際經濟的國內法規范，如不了解與之有關的國際法規范，也難全面理解其意義；不能片面地孤立地探索國際經濟中的法律問題。
綜合國際法規范和國內法規范、公法和私法形成統一的法律體系，是跨國經濟活動多樣性、復雜性的客觀反映。這就決定了國際經濟法學研究對象和研究方法的特點，並成為一個獨立的法學部門。這種情況也不僅見於國際經濟法，國際海商法也是綜合國際法與對外的國內法兩種規范而形成發展起來的，正如自然科學領域中的邊緣學科，或稱為交叉學科、綜合學科一樣。
作為上層建築的法律，必須是適應於總的經濟狀況，而且必須是它的反映。國際經濟法之所以必須成為一門獨立的法學部門，也正是國際經濟關系錯綜復雜結構客觀現實的反映，經濟發展的必然需要。因此，國際經濟法學的研究也必須從客觀實際出發，運用綜合的方法，探索國際經濟中的法律問題，擺脫傳統法學分科論和純概念的羈絆，擴大視野，在廣度和深度上開拓新的法學研究領域和新的研究方法。
Ⅳ 什麼是國際經濟法
國際經濟法是指調整國家之間；國際組織之間；國家與國際組織之間版；國家與他權國私人之間；國際組織與私人之間以及不同國籍私人之間，相互經濟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它是隨著各國之間貿易和經濟往來日益增長以及國家對貿易和經濟活動的干預日益加強而形成和發展的。關於國際經濟法的概念和范圍，國際上和國內都學說不一，總的來說，可歸納為廣泛和狹窄的兩種概念和范圍。廣義的泛指調整國際經濟交往的法律。其范圍包括一切關於超越國界並涉及任何經濟利益的交易和交往的法律規則和制度，不論進行交往和交易的主體是國家、國際組織或機構、國營金融機構（如國家的中央銀行），還是個人、法人或跨國公司。它也不區分國際法和國內法、公法和私法。狹義的是國際公法的一個特殊部門。凡國際貿易、經濟交易中涉及的私法問題(如國際貨物買賣合同等)和國內法問題（如關於進出口管理的國內立法等）都不屬於國際經濟法的范疇。
Ⅵ 國際經濟法包括哪幾個方面的內容
國際經濟法是調整國際經濟關系的各種法律規范的總稱，是隨著國際經濟關系的發內展而產生和發展起來的一容個法律部門和法律學科。
國際經濟關系主要包括國際貿易關系、國際投資關系、國際技術轉讓關系、國際貨幣金融關系和國際稅收關系，是由於貨物、技術、服務、資金和人員的跨國流動所形成的。調整這些國際經濟關系的法律規范分別形成了國際貿易法、國際投資法、國際貨幣金融法、國際稅法和國際經濟組織法，這些實體法規范和解決國際經濟貿易爭議的程序法規范構成國際經濟法的基本內容。
國際經濟法的存在形式，包括國際法規范和國內法規范兩大類。其中，國際法規范包括國際條約、國際經濟慣例，以及有關國際組織的規范性決議等；國內法規范主要是各國調整涉外經濟關系的國內立法，在某些國家還包括法院判例。國際經濟法的主體是自然人、法人、國家和國際經濟組織。1974年聯合國大會通過的《各國經濟權利和義務憲章》列舉了15項原則作為指導國際經濟關系的基本原則，其中國家經濟主權、公平互利和國際合作以謀發展三項基本原則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
Ⅶ 簡述國際經濟法的特徵。
1、國際經濟法的主體多元化,不僅包括國家、國際組織,也包括分屬於不 同國家版的個人和法人。
2、 國際經濟法權所調整的對象是超越一定法域甚至國家范圍的經濟關系即國 際經濟關系, 不僅包括國家與國際組織相互間的經濟關系, 而且還包括不同國家 的個人、法人間以及國家與他國國民間的經濟關系。
3、 國際經濟法的淵源非常廣泛, 不僅包括經濟方面的國際條約和國際慣例, 而且包括國際民間商務慣例和各國國內涉外經濟法規, 因而既有國際法, 又有國 內法,既有實體法,又有程序法。
望採納
Ⅷ 我國如何充分運用國際經濟法相關法律規則發展對外經貿合作
NGOs和跨國公司作為國際經濟法的主體的爭論。
1.NGOs國際經濟法主體地位的爭論。
2.跨國公司國際經濟法主體地位的爭論。
3.爭論的解決：國際經濟法主體的確定標准問題。
二、國際經濟法主體的確定標准問題：從國經經濟法調整對象的角度分析。
前提：廣義的國際經濟法調整對象。與狹義說僅認為國際經濟法是國際公法的一個分支不同的是，廣義的國際經濟法認為：它的調整對象不僅局限於國家政府之間、國際組織之間以及國家政府與國際組織之間的經濟關系，而且包括大量的分屬於不同國家的個人之間、法人之間、個人與法人之間以及他們與他國政府或國際組織之間的各種經濟關系。 筆者認為,國際經濟法既調整縱向的國際經濟管製法律關系,也調整橫向的國際交易法律關系。國際經濟法的主體便存在於這兩種法律關系中。因此，處於任何一種法律關系中且負擔了一定的權利義務的行為體都應當被認為是國際經濟法的主體。在國際經濟法發揮調整作用的過程中，享受法定權利和承擔法定義務的主體，就是國際經濟法的主體。因此不僅包括從事跨越國境的經濟交往的國家政府和國際組織，而且包括從事此種經濟交往的一切自然人和法人。
三、分析和結論。
從這一角度分析，NGOs對國際經濟新秩序的建立，對國際經濟活動的制約等都起到一定的積極作用，可以認為其負擔了部分國經經濟管制的職能。此外，當它作為平等主體參與國際經濟活動時，又受到國際經濟法的調整。因此其作為國際經濟法的主體時確定無疑的。對於跨國公司，強調的是其經濟活動對國際經濟法的影響以及其參與國際經濟活動的行為，這也證明了它是國際經濟法的主體。
最後，把國際經濟法做這樣的拆分是否會引起不必要的麻煩。筆者認為不會。這只是一種理論上的劃分，這樣做只是希望把國際經濟法律關系弄的更明確一些。從而區別各個法律關系主體在不同的情況下的身份、功能及其法律地位。
2.劉一樺：國際經濟法主體問題
一、國際經濟法調整的范圍
「廣義說」 與 「狹義說」。在主體問題上都認為國家，國際組織或者國際經濟組織是國際經濟法的主體，對待個人和法人是否具有主體資格有著不同看法。
二、國際經濟法主體的概念
學者們對這一概念的本質認同一致與差別
判斷國際經濟法主體的要件：從民法原理中的民事主體權利能力與主體資格的關系來看國際經濟法主體資格的構成與判定．
三、以跨國公司為重點，考察其主體地位及特殊性
國公司是一定范圍內的國際經濟法主體：國際司法，國際組織相關規定的證明．承認起有限的國際經濟法主體地位是為了更好的調整其行為，促進全球財富更加公平的分配，有利於建立更加合理的國際經濟秩序。
跨國公司對東道國影響加深，必須受到國家經濟主權的管制。國自2001年加入世貿組織以來，進出口總額逐年增加，2001年全年進出口總額為5090.5億美元，其中出口額為2661億美元，進口額為 2435.5億美元；2007年全年進出口總額為21738.3億美元，其中出口額為12180.2億美元，進口額為9558.2億美元。我國對外貿易發展增長速度連續六年保持在20%以上，進出口總額增長了4.27倍，在世界貿易總額中居於第三位。但是在發展過程中也存在著影響我國出口的一些問題。
一、我國對外貿易存在的問題
1.服務貿易發展滯後
我國服務貿易的發展水平落後於貨物貿易的發展水平，服務貿易出口與貨物貿易出口的比例為1：9，遠低於世界平均1：4.2的水平(美國這一比例為1：2.6)。
(1)我國服務貿易規模偏小，整體水平差。我國服務業總量不足，2006年服務貿易出口額920億美元，進口額1008億美元，貿易逆差88億美元，在國民經濟中比重偏低，服務業落後使我國服務貿易的發展受到很大制約。2006年我國服務貿易總額佔全球服務貿易總額的3.6%，而同期美國服務貿易總額佔全球的13.02%，是我國的3.6倍。
(2)服務貿易結構不合理。
①出口的部門結構不合理。目前我國服務貿易出口主要集中在運輸、旅遊、建築等傳統服務部門。②服務貿易的國別(地區)結構不合理。我國服務貿易的進出口主要集中在香港地區、歐盟、美國和日本，合計約占我國進出口總額的60%以上。③服務貿易的區域發展不夠平衡。我國的服務貿易主要集中在沿海發達地區,其中，北京、上海、廣東、浙江和天津列全國服務貿易出口的前列。2006年，北京服務貿易佔到全國服務貿易總額19%。
(3)服務貿易法律法規不健全。我國服務貿易立法嚴重滯後，直到近年才有較大的改觀。服務貿易的立法未成為體系，相當一部分領域法律處於空白狀態，已頒布的一些關於服務貿易的法律法規不僅比較抽象、缺乏可操作性。而且立法層次低、缺乏協調，影響到我國服務立法的統一性和透明度，一些規定與國際經貿規則還存在一定的差距。
(4)服務管理體制落後。目前，中國對外服務貿易管理體制存在許多缺陷，如中央與地方在服務業對外貿易政策和規章方面還存在著一定的差別，服務業多頭管理、政出多門甚至相互掣肘的問題還沒有完全解決，服務業的統計也不規范，在行業劃分標准、服務標准等方面有些地方不符合國際慣例。
2.技術性貿易壁壘嚴重阻礙我國商品的出口
技術性貿易壁壘，是指一國或區域組織以維護其基本安全，保障人類及動植物的生命及健康和安全、保護環境、防止欺詐行為，保證產品質量等為由而採取的一些強制性或自願性的技術性措施。
(1)我國有60%以上的出口企業不同程度地遭遇了國外技術性貿易壁壘，每年遭遇國外技術性貿易壁壘的貨物金額已超過25%，約為450億～500億美元。
(2)已經從生產流通領域擴展到生產加工領域，不僅包括貨物商品，還延伸到金融、信息等服務領域，已經成為我國外貿企業面臨的第一大非關稅壁壘。技術性貿易壁壘，嚴重地影響了我國的商品出口，提高了我國的貿易成本，引發了貿易爭端，造成地區產業發展不平衡。
3.貿易摩擦增多，使得外貿風險加大
近年來，中國的對外貿易實現了快速增長，在由貿易大國向貿易強國的轉變過程中，取得令人矚目的成績。但日漸增多的貿易摩擦也阻礙了中國對外貿易的發展，中國已連續12年成為全球遭受反傾銷調查最多的國家，已連續5年成為遭受337調查最多的國家。
(1)2007年前11個月，中國遭遇反傾銷、反補貼以及特保和保障措施等「兩反兩保」貿易摩擦62起。
(2)對中國商品提起反傾銷訟訴的國家和地區也越來越多，尤其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許多發展中國家加入對我國反傾銷調查的行列。
(3)貿易摩擦的產品和行業結構呈不斷擴大的趨勢，只要他們認為危害到或將要危害到本國競爭力差的產品，都可以列入傾銷產品的范圍，從過去的原材料、簡單加工擴展到現在的高科技產品，幾乎涵蓋我國出口的大部分產品，涉及4000多種商品。美國的特別301條款和超級301條款相繼把保護的范圍由一般商品擴展到勞務、投資和知識產權等，其可訴的范圍還有進一步擴大的趨勢。
(4)涉及的金額和反傾銷稅率越來越大，委內瑞拉1999年決定對中國的皮鞋、人造革皮鞋和布鞋等鞋類，採取臨時措施，徵收300％的反傾銷稅；秘魯1996年立案的中國鞋，最高徵收的反傾銷稅達到 903.92％；2004年2月，墨西哥經濟部決定恢復對從中國進口的鞋和鞋靴零件徵收165%-1105%的反傾銷稅。
貿易摩擦給我國出口造成嚴重的經濟損失，而且導致我國產品在出口市場受到擠壓，對我國產品的出口造成不利的影響。
二、我國對外貿易中應採取的對策
1.服務貿易方面
(1)國家應建立各部門密切配合、中央和地方互動、政府和企業緊密聯系的全國服務貿易協調管理機制。同時，將健全服務貿易促進體系，充分發揮中國服務貿易協會的作用，建立境內外及時溝通的服務貿易支持網路。
(2)加強國際交流與合作，採取多種形式，與世界貿易組織、聯合國貿發會議、歐盟等國際組織，以及各個國家和地區的政府組織之間建立聯系，緊密合作。
(3)積極進行服務產品結構的調整，放寬服務業市場准入。我國應積極參與世界性的服務產業結構的調整，優化國內產業結構，促進我國服務業的快速發展。
(4)完善服務貿易相關法規，建立服務貿易法律體系。為保證服務貿易能沿著正常、健康的軌道發展，我們應加強對CATT、GATS、WTO有關條款原則的研究，根據GATS的要求，盡快建立、健全既符合本國經濟發展目標又不違背國際法律准則的法律、法規。對服務市場准入原則、服務貿易的稅收、投資、優惠條件等要以法律形式規定下來，以增加我國服務貿易的透明度，使服務貿易真正實現制度化和規范化。同時，正確利用GATS的有關例外條款，制定適度的保護政策，以保護我國服務貿易的正常發展。
2.技術性貿易壁壘方面
(1)政府方面。①建立預警機制，實現對外貿易保護前置化。政府有關部門要緊密跟蹤重點出口國家和地區情況，保持信息的高度敏感，以便及時了解某貿易壁壘的動向，定期或不定期發布預警信息，提醒相關企業及時做好相應准備。②制定優惠措施，發展循環經濟，扶持「綠色」企業發展。政府應通過優惠政策，扶持一批符合國際標准、管理先進、科技含量高的綠色環保型企業，同時淘汰一批規模小、檔次低、管理水平低、環保意識差的企業。③實施標准化戰略，制定與國際標准一致的國家標准和技術法規。應制訂鼓勵政策，統一並提高我國的技術標准，使國家標准、行業標准與國際標准協調，並按照需要將這些國際標准引入我國，讓生產企業在掌握國際標準的基礎上去安排生產，以使產品符合進口國要求，這對擴大出口貿易,加快對外貿易的發展都有較大的幫助。④政府有關部門要服務和幫助企業開拓其他市場，規避貿易風險。企業還可通過勞務輸出、技術輸出、境外投資等多種方式，在消費國就地生產、加工，讓「銷售地」變「產地」，避開貿易壁壘。
(2)企業方面。①企業應強化標准化意識，採用合理適用的國際標准，嚴格執行標准，並將ISO9000、ISO14000等管理標准與企業的實際情況結合起來，創造出適合自身的管理方法，從制度上保證產品的質量品質和環保品質，使企業在國際市場上處於有利的競爭地位。②企業要注重支持和培育具有自主知識產權和自主品牌的商品出口，提高出口商品附加值。提高產品以及對產品的檢驗檢測能力，才能從根本上沖破現在技術性貿易壁壘。③企業應投入研究開發費用，生產符合外國技術標准特別是苛刻要求的先進產品，還要自覺增強環保意識，努力使自己的產品成為「綠色產品」，預防和避免貿易爭端的發生。當貿易爭端一旦發生，要通過政府的交涉，努力使外國政府取消其技術性貿易壁壘，將企業利益損失降到最低。
3.對外貿易摩擦方面
(1)政府方面。①我國政府充分利用WTO貿易爭端解決機制，加強與外國的交涉。政府應充分援引WTO反傾銷協議中的條款，對其他國家對我國提出的反傾銷措施和調查程序進行嚴格的調查，並提出異議，通過雙邊、多邊談判，記載反傾銷應訴中所作的實踐，進一步澄清相關問題，據理力爭，督促相關國家修訂對華市場經濟體制的認定標准，最終取消岐視性的對華反傾銷政策措施。②建立和完善反傾銷應訴機制，完善我國反傾銷預警機制網路。③加強對出口競爭秩序的規范，設置合理，有效的出口經營管理機制，建立並執行重點行業和重點產品的出口制度，是減少對華反傾銷訴銷的有效措施。
(2)企業方面。①企業應調整戰略，實行國際化經營。②要不斷優化出口商品結構，加大科技投入，不斷研製開發新產品，提高產品的科技產量，樹立品牌意識，實施名牌戰略，實現由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向資金、技術密集型產品的轉變和以價取勝的戰略轉變。③企業在反傾銷的過程中，應當熟悉國際慣例，依法應對反傾銷，使自己由被動化為主動。
Ⅸ 談談你對國際經濟法的認識。（求高人解答，字數在一千字左右，謝謝了）
國際經濟法的性質及其發展
——論WTO對國際經濟法的發展及其限度
一、國際經濟法理解的分歧
國際經濟法是個新興的法律體系,這個詞的首先使用是在二戰之後。自國際經濟法作為一個集合名詞出現以來,對於它的性質及由此而包括的范圍充滿著分歧。主要的觀點有兩種,一是認為它們是原有法律體系之內的一種新發展,是國際法在經濟領域的發展。也就是經濟的國際法。法律依據其調整的對象可以分為國際法和國內法,國際經濟法是調整國家之間或者是國家與國際組織關系的法律;而國內法是一國立法機關制定的法律,這種觀點在國內外都有。二戰之後,由於對二次世界大戰的反省,國際社會在政治上加強合作,從而有聯合國和《聯合國憲章》,及在此體系之下大批的國際條約。在經濟上加強交往,從而有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BRD(世界銀行)和GATT(關稅與貿易總協定),從而在貿易、貨幣、發展等領域形成了普遍性的國際法,並有大量的地區性條約和雙邊國際經濟條約,形成了一系列的特殊國際法。正是在這個基礎上,經濟的國際法形成一個體系,需要有相應的理論和視角來進行觀察。
第二種觀點是認為國際經濟法不是原有法律體系所能概括得了的,而是突破了傳統的法律體系,而形成了一個融合國際法和國內法、公法與私法的一個獨立的法學部門。這種理論在國外有美國傑塞普教授的跨國法理論。這種理論指出了國際經濟交往中的一個基本特點,即私人性。在西方國家,由於實行市場經濟,交易的絕大部分是在私人間進行,而在發展中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中隨著市場經濟的逐步建立,從事市場交易的國營企業逐步退出市場,代之的是獨立的法人——與國家責任毫不相乾的法律意義上的人。由此可見,在國際活動中,交易的主體是法人,是與國家毫無責任聯系的獨立承擔責任的實體。這就形成了國際經濟中的跨國性。
這種理論毫無疑問也有其合理之處。它指出了國際法在性質和適用范圍上的不足,這也正是第一種理論的不足之處。
二、分析
以上兩種對國際經濟法及其性質的認識都有其合理的地方。第一種理論指出了國際社會是以主權國家為基本構成單位的組合體。無論是國家的行為,還是私人的行為,所遵循的規則都必須通過國家來賦予其效力;國際法與國內法的劃分是構成當今國際社會法律秩序的基本劃分,正是由於國際社會的發展和經濟的國際法的發展,才出現了國際經濟法這一個集合體。這毫無疑問是正確的。也就是說,經濟的國際法是國際經濟法的基本框架,離開了這個框架,國際經濟法便無從存在。
但是,正如我們在上面所指出的,國際經濟中的私人性和跨國性的特徵是非常明顯的,特別是大多數國家都以市場經濟作為其基本的經濟制度或是作為改革的基本方向,國際經濟中的私人性和跨國性的特徵就更為明顯了,這也正是第二種理論所要說明的。
國際經濟的這一特徵是國際法所不能完全包括的,國際法只能通過規范國家的行為或是通過國家的行為或是通過國家來規范私人行為,這種規范由於主權因素的存在,其規范的范圍不可能涉及到國際經濟活動的各個方面,相當一部分仍是由國內法,或是國內法中的涉外法來規范。我們不妨以WTO規則為例子作一說明。
WTO規則建立了一整套對各成員國內經濟立法的有效約束機制,使在國民待遇和最惠國待遇原則之上建立一個有效率的國際經濟市場成為可能。WTO成為國際經濟法律中的基本的法律。但即使如此,WTO仍不能完全有效、全面地規范國際經濟行為。
第一,它的適用范圍仍是有限的。首先是許多經濟問題沒有納入到WTO的體系之中,如競爭法、環境問題、區域經濟集團、政府采購、電子商務、勞工權利,等等,這在WTO的規則中是作為將來貿易談判的議題。其次,即使是已經有國際法規則的領域,也僅僅局限於原則性地規定,具體的規則還有待於進一步的談判,明顯的例子就是投資領域,雖然形成了TRIMS(與貿易有關的投資措施)協定,但是這十三條的規則限於原則,缺乏具體的規定。再次,在許多領域,其規定往往是與國內法相聯系的,本身並不是具體的權利、義務規則。如WTO的基本原則國民待遇和最惠國待遇,是建立在國內法的基礎上的,是和國際經濟的私人性和國際的性質相聯系的,這也在相當大程度上決定了國際經濟法的適用必然與國內法有銜接,否則,難以與國際經濟中的私人性和國家主權的屬地性和屬人性相銜接。
第二,國際經濟法與國內法有很大的銜接性。國際經濟法中的國際部分對國家行為的限制,一是對國家行政權的限制,即政府行政權力在國際經濟和國內經濟中的透明化和逐步消退;另一方面,也是對一國立法權的限制,給本國市場提供一個公平競爭的環境,如國民待遇和最惠國待遇。國民待遇和最惠國待遇是對一國法律的一個基本限制,而不是通過國際法提供一個具體的權利、義務模式,這是和一般國際法和國內法的模式不同的。這也是由國際經濟活動的私人性所決定的。
第三,國際法具有指導國內法的作用。如WTO所建立的以市場為導向的國際制度成為各個國家的一個先決條件。隨著國際經濟的發展,各國經濟的開放程度和對外的經濟依存度不斷加強,國內國際市場成為了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國內經濟的發展與國際市場的變化有著密切的關系。因此,國際法和國際慣例不斷地與各國國內經濟立法相融合。如在我國的立法中,與國際接軌在實踐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可以看作是立法中的基本原則之一。這一方面說明國際經濟法在經濟立法中的重要地位,另一方面也說明了國際經濟法中的國際法部分是不全面的,需要有國內立法的補充和完善。
三、國際經濟法法律性之欠缺
國際經濟法作為規范國際經濟的法律,具有其本身的規范特點。對於國際經濟法歷來存在理解上的分歧。一種是認為國際經濟法是經濟的國際法,從字義上來理解就是國際的經濟法。另一種是有關國際經濟的法,國際經濟被作為一個單一的詞來看待。如果以前者來看待國際經濟法,則國際經濟法成為國際公法的一個特別的類型,是其一部分;而若是以後者的角度來看待國際經濟法,則國際經濟法是一種由國際法與國內法、公法與私法規范共同構成的混合體。
那麼這兩種觀點是否截然相反?其實不然,二者也有共通的地方,即使是按後者廣義的理解,國際法部分在整個國際經濟法律體系中仍占據十分重要的地位,它構成了整個國際經濟法體系的框架性文件。它是整個國際經濟法的基礎。正是由於規范國際經濟的國際法的不完整和種種不足,才需要有國內法的補充。
另外,國際經濟法與國際法的區分的另一個重要標志是國際經濟交往的私人性1。國際經濟關系絕大多數是發生在私人之間,而不是國家之間,2對這種關系僅僅用國際法來進行調整是不夠的。國際公法所能調整的是國家或政府的行為,以營造一個有利於國際經濟法發展的統一的國際市場和盡量地減弱政府對市場可能造成的消極影響。而對於私人交易所遵循的規則很難進行全面地規范。這也是為什麼在國際經濟法中,國際法雖然具有基礎性的地位,但僅僅由國際法來進行規范顯然是不足夠、不全面的。
我們從國際經濟法的規則上,或是說從其形式來看,無論是它的國際法形態,還是諸法合體的形態,在規則上,我們可以明顯地看到它具有如下幾個特點。
1.缺乏體系性,從而使國際經濟法形成一個鬆散的體例。
體系性是成文法的一個基本特點,是成文法合理性的一個基本內涵。成文法法典化的趨勢就是體系性的內在要求。這也是成文法的合理性及其生命力之所在。體系性是法律解釋正常進行的一個前提條件。只有在一個體系下,才能克服法律由於語義的有限性、社會關系的變動和語言的相對靜止等不足,使法律有其自身的生命力。體系化在民法典、刑法中表現得最為明顯,如德國民法典中的總則、物法、人法、繼承法、婚姻法的五篇制。法律的內在要求是法律本身必須是無內在邏輯沖突的,依據法律,會得出一個合乎邏輯的結論。而只有體系化的法律才能合乎這樣一個要求。
國際經濟法這一性質的缺乏是和其作為一個新興的法律部門相關聯的。一個法律在其發展和未成熟時,在體系性上總存在著不足。但是隨著GATT轉換成WTO,這個問題正逐步地得到解決。WTO從貨物貿易逐步地向服務貿易、投資、知識產權等領域擴張,具有經濟聯合國的作用和功能。它在國際經濟中的基礎性地位逐步得以確立。這對於克服國際經濟法中的體系性欠缺的弱點具有明顯的作用。
2.國際經濟法的另一個特點是缺乏確定性。
首先是在法律形式上,國際經濟中的大量文件還只是停留在決議、草案的層次上。如《各國經濟權利與義務宣言》、《關於自然資源永久主權的宣言》和《關於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的行動綱領》,以及《跨國公司的行動守則》、《國際技術轉讓行動守則》,等等。這些文件並不是法律文件,而只是政治文件。雖然它在國際法的形成和逐步成長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或是國際習慣法存在的一個有效的證據,但是,就單從法律效力上看,它們的法律性是不足的。也就是在這些領域中的國際經濟法是有爭議的、模糊的和不確定的。這方面也使得國際經濟法在許多方面是不完整的。這和國際經濟法的第一個特點,即缺乏體系性相一致。
其次是國際經濟法中的大量用語是不確定的。如國際經濟法中對司法不能、司法不公的認定,對於國有化補償中的「適當補償」的規定——它是一種為避免不補償和全部補償之爭的一種折衷的辦法;又如IMF中對成員國提供援助中規定的國內收支的嚴重失衡中的「嚴重」;又如外交保護權行使的條件中的本國僑民沒有受到合理地保護的認定;如WTO中的對投資的原則性的規定;還有對發展中國家提供援助的「最佳努力條款」以及對發展中國家的定義都是不確定的。類似的例子在國際經濟法中是很多的。從這些例子都可以明確地看出國際經濟法中所存在的這種不確定的特點,是一個普遍的現象。
再次是國際經濟法除了有限的國際統一法外,還有大量的規則來源於各國涉外法,而各國的涉外法在大量問題上是互相沖突的。這也使得在法律和法律選擇上存在著不確定性。
第四是在國際經濟法中,法律解釋機關是不確定的。缺乏國際性的解釋機構——國際性機構。這是國際法的一個共同特點。在國際公法中,雖然有國際法院,但國際法院的管轄權是有限的,而且需要有成員國的事先同意。並且管轄權與執行權是分離的。而在國際經濟法中,這樣一個機構也難以產生。在國際經濟法律中,對法律的解釋是各國的司法機關,而各國司法機關在處理國際經濟事務上,毫無疑問會偏袒本國的當事人或與本國有密切關系的一方,至少會比較傾向認同他們的利益主張。因此,發生爭議的當事方也經常主張由本國的法院或仲裁機構解決爭議。
在國際仲裁中,一些仲裁院由於本身的信用好而受到當事方的認同,但這種靠信用、聲譽的制度也是有限的和不全面的。
第五個因素導致國際經濟法缺乏確定性、明確性,是由於政治因素和國家實力因素在國際法中占據著重要的地位。國際法中的問題並不純粹是法律問題,或是由法律因素所決定的,而夾雜著政治和國家實力等因素。國際經濟爭議越是與大國的利益相關,或是觸及到大國的利益就越是難以解決。如美國國內曾對WTO有「三擊不中而退出」的觀點,這在國際法中是個普遍問題。又如美國就以要求聯合國改革為條件而拖欠會費,從而使聯合國的日常運作產生諸多問題。
3.構成國際市場的各國市場及其法律的不一致。
在國際社會中,各國有實行市場經濟,也有不實行市場經濟的;在實行市場經濟的國家中,有強調市場作用的,也有強調政府作用的,不一而同。即使是在西方社會,對政府與市場的強調也不一致。這就使得在國際經濟中,構成國際市場的各國市場不盡相同,這也決定了為什麼許多國際經濟條約難以產生,國際經濟法缺乏體系性,許多條約的用語彈性很大,不明確,這都可以從具體的社會關系的差異性中找到原因。最為極端的例子就是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差別,同時,即使是同在發達國家或是發展中國家中,情形也是各有差異。社會關系是形成法律規則的基礎,一個法律規則即使存在了,也可能會由於有效的社會關系的喪失而不能適用。
四、WTO與國際經濟法
WTO是在原先的GATT的基礎上,為了克服原先的GATT的不足和適應不斷發展的國際經濟形勢產生和形成的。經烏拉圭回合國際貿易談判,WTO在以下幾個方面對GATT有很大的發展。
首先,極大地擴大了適用的范圍,不僅包括貨物貿易,還包括服務貿易、國際投資、知識產權等,並且還將紡織產品在適用GATT的例外上重新拉回到GATT的體制之中。烏拉圭回合在完善規則方面,最重要的成果是就保障條款、補貼與反補貼措施、紡織品和服裝等問題上締結了協定。其中《紡織品和服裝協定》對發展中國家特別重要,紡織品和服裝占發達國家從發展中國家進口總值的45%。30多年來,這個領域始終游離於多邊貿易體制的規則之外,經過發展中國家在烏拉圭回合中的努力,關貿總協定終於決定分階段取消這些限制。
其次,確立了WTO作為一個國際經濟組織的法律地位。同時,還擁有了爭議解決機構,以解釋WTO國際文件和解決相關的爭議,這在國際經濟關系和國際經濟條約的執行上具有重大的意義,使條約的解釋有個中立的解釋者和爭議的解決有個仲裁者,這有利於條約涵義的明確和執行的有效性。任何對WTO成就的評論如果不提及爭議解決機制,都是不完整的。從許多方面講,爭議解決機制是多邊貿易體制的主要支柱。如果沒有一個爭議解決的辦法,以規則為基礎的體制將因為其規則無法實施而變得毫無價值,WTO的爭議解決程序強調法治,並使多邊貿易體制更安全和可預見。
再次,將GATT的規則普遍地適用於各個國際經濟領域,如擴大適用於投資、服務貿易、知識產權等,使WTO在國際經濟法律文件中具有基本法的作用,這有利於國際經濟條約體系的形成。
第四,對於原先沒有形成法律規則或者不存在國際法規則的領域,在WTO體系內形成了相應的規則。盡管有些規則比較原則(如與貿易有關的投資措施),但畢竟是形成了相應的規則,將這一領域納入到WTO的基本原則之下,這對於國際經濟法形成一個相對完善的整體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第五,在貿易的公正性上有所發展。由於發展中國家參與多邊貿易談判程度的增加和集體談判力量的增強,也使得新的全球貿易規則在一些領域體現了發展中國家的要求。如發展中國家在烏拉圭回合中成功地阻止了發達國家就締結投資協定而進行談判的嘗試,發達國家的要求是給予投資者普遍的國民待遇,結果是與貿易有關的投資措施協議只重申了貨物的國民待遇,有關投資的國民待遇根據《服務貿易總協定》只能通過談判解決。
發展中國家在烏拉圭回合各項協議中獲得了一些差別的待遇。包括:一在市場准入的減讓方面可承諾較低水平的義務;二在實施協議方面享有過渡期或減讓某些義務;三要享有某些執行程序上的靈活性。此外,還要求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應當盡力給予照顧,提供技術援助,改善市場准入機會。
國際經濟法由於本身的性質所限,其法律性與國內法是存在差別的,這是由於一方面國際經濟中大量的關系是發生在私人之間,而國際社會又是一個主權社會,私人關系要求有一個相對明確的法律規則,而主權社會構成的法律由於是自主者之間的國際法律,所以會有種種的法律性上的不足。但是,這種不足隨著國際經濟法,特別是在WTO體系內國際經濟法的發展而得到不同程度的克服。雖然它永遠也達不到與國內法一樣具有完善的法律性,但其發展是顯而易見的。
國際經濟法正如我們在第二部分所指出的,由於它所規范的大量對象是私人,而通過的方式只有通過國際法和通過各成員國的國內法,由於各種因素,在國際經濟法中,國際法部分是十分不完整的。這也是為什麼國際經濟法要強調國際法與國內法的結合,否則,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單靠國際法,國際經濟法根本無法完成其調整國際經濟關系這一任務。這可以說是由於國際經濟法是個新興的法律部門,或是由於國際經濟法中國際經濟關系的復雜性所決定的。但僅僅從法律現象上看,國際法雖然構成國際經濟法中主要的內容,但僅僅就這一內容還根本無法調整國際經濟關系。現實中的國際經濟關系是在國際法和國內法雙重調整之下已是不爭的現實。
另外,國際經濟關系中大量的私人關系,使得國際經濟法又不像國際公法那樣以規范國家行為為最終目的。它的國際法部分,大量的是通過規范國家行為,而最終規范私人,也就是通過國家的立法承諾,而使私人遵守相應的行為規則。這也使得國際經濟法在產生上有許多的困難。因為,私法的傳統是很悠久的,要想改變其傳統,而形成新的國際統一法,是很困難的。這在西方國家,由於有成文法與普通法的區分而難以形成統一法的例子中就可以很明顯地看出來。這些因素都使得我們在研究國際經濟法的法律性上,要根據它本身的特性來進行研究,而不能用國際法或是國內法的標准來進行衡量,否則將不利於我們得出正確的結論。
五、發展中國家與國際經濟法
就WTO而言,存在著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利益和權利義務的不平衡的局面,對發展中國家是不利的。學者們發現,GATT以及現在的WTO從程序結構上有兩點是對發展中國家不利的。一是協定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討價還價的權利。協定被定義為談判機制,如關稅談判、重新談判及有關關貿總協定條款實施的談判,這些談判的結果都體現了討價還價權力的大小,這種談判機制與那些建立在理性基礎上的固定的優惠規則和原則有所不同。小國和弱小的國家發現,在第22—23條磋商條款下難以與強大的國家抗衡。從這種意義上講,談判中貿易規則的實施條件因國家而異,這對發展中國家是不利的〔2〕。二是語義上的不明確性,特別是在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的義務問題上,即所謂的「最大努力條款」。從本質上講,對發展中國家關稅來說,第四部分是關貿總協定傳統上背離義務的一種例外,而對發達國家來說,雖然被要求優先降低和撤除與發展中國家締約方目前或潛在的出口利益特別有關的產品的壁壘,包括其初級產品和加工產品之間的不合理的差別關稅和其他限制,但只是要求發達國家的各締約方除因被迫原因、也可以包括法律的原因不能實施外應盡可能實施。盡可能實施條款就是所謂的「最大努力條款」,一直到烏拉圭回合,對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來說,這種模式都沒有改變。
這些問題都是亟待解決的,也需要對WTO規則在內的國際經濟法規則的進一步完善,中國參與對這些規則的形成和完善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發展中國家曾在提出國際政治新秩序的同時,提出了國際經濟新秩序。從國際法律的發展上看,國際經濟新秩序,從很大程度上看還是一句政治性用語,在法律制度建設上,有利於國際經濟平等和公平的制度還是缺乏的。從這一方面,是落後於政治秩序的發展的。政治秩序從殖民制度轉變為以國家主權為核心的國際法秩序,而在經濟秩序中,仍是發達國家占據主導地位,私法自治規則的發展遠遠超過了規定私法公正性的規則的發展。發展中國家處於被動的地位。平等的秩序不能有效地建立。
但是發展中國家占據著全世界人口和土地的大部分,發展中國家的獨立和自主的意識在不斷地增強,對國際經濟事務的熟悉程度也在不斷地增加,發展中國家也出現了許多成功發展的例子,如亞洲四小龍、巴西等國家和地區的發展就是明證。中國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的高速發展也給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樹立了一個成功的典範。在發展中,發展中國家對國內經濟環境的治理上應該是其發展的重點。而在國際經濟環境上,爭取一個有利於發展中國家發展的經濟和法律環境也是必要的。
隨著各國實行市場經濟,各國對市場經濟的運作模式也認識得更加清楚了,對認識以市場經濟為基本制度背景的國際經濟秩序的認識也更清楚了,這對發展中國家爭取相應的權利,避免國家經濟主權過度讓與是有好處的。作為發展中國家加入WTO是我國加人WTO的基本立場,也是中國堅持自己應有的經濟主權的表現,中國應繼續積極實行市場經濟,這是我們改革的基本方向,但不切實際的發展和開放只會損害本國的經濟及其發展。
只有發展中國家自身的發展和自身對權利要求的提出,WTO才會充分尊重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目標以及與之相適應的漸進市場開放模式。發達國家應當切實履行在協議中承諾的義務,改善發展中國家的市場准人環境,制定新的貿易規則必須有發展中國家的充分參與。同時,也應加強發展中國家之間的協調,增強參與多邊貿易體制的集體談判能力。只有發展中國家的充分參與,國際經濟法律秩序的建立才有公正性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