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與法拯救2

Ⅰ 作為一個普通的小市民 應該看什麼 相關法律的書籍 推薦幾本謝謝 通俗易懂 實用性強的

法律的書很多且龐雜，推薦起來的確很困難。
（一）作為課程來學習的主要有以下一些：
1. 法理學 2. 憲法 3. 法制史（中國法制史、外國法制史） 4.國際法 （國際公法、國際私法、國際經濟法） 5. 刑法 6. 刑事訴訟法 7. 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 8. 民法（物權法、合同法、婚姻家庭法、侵權責任法）9. 民事訴訟法 10. 商法 11.經濟法
（二）細化的研究法學的話，在這里推薦你看一些書，
1.蘇力：《法治及其本土資源》[《制度是如何形成的》、《閱讀秩序》、《送法下鄉》]
2． 俞吾金：《問題域外的問題》
3． 費孝通：《鄉土中國 生育制度》[《江村經濟》]
4．吳思：《潛規則---中國歷史中的真實游戲》
5．王小波：《沉默的大多數》[《黃金時代》]
6．考夫曼、哈德默爾：《當代法哲學和法律理論導論》
7．伯爾曼：《法律與宗教》
8．馮向：《木腿正義》
9．梁治平：《法辯》[《新波斯人信札》、《書齋與社會之間》]
10．黃仁宇：《萬曆十五年》[《資本主義與二十一世紀》]
11．馬克斯.韋伯：《學術與政治》[《社會科學方法論》]
12．應星：《大河移民上訪的故事》
13．華勒斯坦等：《開放社會科學》
14．賀衛方編：《中國法律教育之路》
15．梅因：《古代法》[薩維尼：《論立法與法學的當代使命》]
16．柏拉圖：《游敘弗倫 蘇格拉底的申辯 克力同》
17．卡夫卡：《卡夫卡短篇小說選》
18．劉星：《法律是什麼》[《中國法學初步》、《語境中的法學與法律》]
19．張文顯：《法哲學范疇研究》
20．劉軍寧：《共和?民主?憲政》
21．卡多佐：《司法過程的性質》
22．王銘銘、王斯福編：《鄉土社會的秩序、公正與權威》
23．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
24．托克維爾：《論美國的民主》
25． 梁治平：《尋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諧——中國傳統法律文化研究》[《清代習慣法—— 社會與國家》]
26．瞿同祖：《中國法律與中國社會》
27．哈特：《法律的概念》
28．奧斯丁：《法理學的范圍》[凱爾森：《法與國家的一般理論》]
29．德沃金：《認真對待權利》[《法律帝國》、《自由的法》]
30．埃爾曼：《比較法律文化》
31．江山：《中國法理念》
32．博登海默：《法理學：法律哲學與法律方法》
33．凱利：《西方法律思想簡史》
34．雷蒙.阿隆：《社會學主要思潮》
35．羅素：《西方哲學史》[《哲學問題》]
36．馮友蘭：《中國哲學簡史》
37．季衛東：《法治秩序的建構》
38．梁啟超：《梁啟超法學文集》
39．博西格諾等：《法律之門》
40．劉小楓：《沉重的肉身》[《拯救與逍遙》、《現代性社會理論緒論》]
41．塗爾干：《社會分工論》[《自殺論》、《社會學方法的准則》、《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
42．加達默爾：《真理與方法》
43． 賀衛方：《司法的理念與制度》[《具體法治》、《法邊餘墨》]
44． 梁治平：《法律的文化解釋》
45．克爾凱郭爾：《恐懼與戰栗》
46．羅爾斯：《正義論》
47．帕斯卡：《思想錄》
48．威廉?巴雷特：《非理性的人——存在主義哲學研究》
49．柯武剛、史漫飛：《制度經濟學》
50．薩拜因：《政治學說史》
51．顧准：《顧准文集》
52．昂格爾：《現代社會的法律》
53．吉爾茲：《地方性知識》
54．道格拉斯?凱爾納、斯蒂文貝斯特：《後現代理論》[利奧塔：《後現代狀態》
56．馬克斯.韋伯：《論經濟與社會中的法律》[《經濟與社會》、《經濟、諸社會領域及其權利》、《民族國家與經濟政策》、《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
57．波斯納：《法理學問題》《道德和法律理論的疑問》、《法律與文學》、《超越法律》、《性與理性》
58．孔飛力：《叫魂》
59．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
60．伯爾曼：《法律與革命》
61．約翰.贊恩：《法律的故事》
62．福柯：《規訓與懲罰》[《瘋癲與文明》《知識考古學》《性史》《福柯訪談錄》《必須保衛社會》
63．杜贊奇：《文化、權力與國家》
補充：除了看書外，沒事看看電視上的今日說法，一線，天網等法制節目，法律常識也會知道不少。

Ⅱ cctv12普法欄目劇《 拯救 》中劉子凌的辦演者叫什麼

李青耀

Ⅲ 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的關系的實例

法治之法必須是符合最基本道德規范的普遍善良之法，而不是脫離道德以外的法律；以德治國（德治）的道德必須是以現代的道德觀為基礎的，而不是我國傳統的道德為基礎。在法治的原則之下以現代的道德觀念為基礎的德治是統一的，二者具有互補性和不可替代性。

1、依法治國需以以德治國為基礎。

這首先是因為道德是立法的基礎，重要和基本的道德規范是法律規范的主要來源之一，先進的道德規范是法律規范的主要價值目標之一，良好的道德規范是評價法律規范善惡的主要標准之一。

其次是因為道德是執法的基礎，法律規范不可避免地具有一定的模糊性，能否公正地、准確地把握立法宗旨，取決於執法者的素質；執法者不可避免地具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權，能否恰當地運用這一權力，則取決於執法者的素質。

2、以德治國需以依法治國為補充與保障。

以德治國著力於通過提高人的內心覺悟和建設人的動機文明，來端正人的文明行為；依法治國則著力於通過約束人的外部行為和建設人的行為文明，來開掘人的內心文明。

以德治國著力於建設個體文明，通過榜樣的力量促進社會主義群體文明水平的提高；依法治國則著力於建設群體文明，通過群體文明的提高，防範、震懾個體的越軌行為。

(3)社會與法拯救2擴展閱讀：

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相結合的重要意義

堅持「依法治國」同「以德治國」相結合，是中國共產黨人在不斷探索和總結歷史經驗基礎上做出的重大理論創新，是對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的繼承和發展，是對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規律性認識的升華，是我黨在新形勢下對執政治國經驗的最新總結。

認真學習領會和貫徹落實江總書記的這一重要思想，對 於開創讓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局面，把我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具有重大而深遠的意義。

Ⅳ 廣州保安捅死賓士車主事件的背後，你看到了怎樣的社會現象

廣州保安捅死賓士車主事件「沸沸揚揚」，透過現象看本質，我認為下面這幾點值得關註：

1、天狂必有雨，人狂必有禍

在這起事件中，因為很小的口角沖突，卻演變為肢體沖突，再到生命損害，我們不難發現矛盾是逐漸深化，事態也是越來越嚴重。而在這一過程中，完全沒有人打破「魔咒」，相反兩個人都是「上了頭」，不計後果致對方於死地。

所以說，一位好的伴侶也很重要。一個聰明的伴侶能夠幫助你取得成就，拯救你於水深火熱。一個愚蠢的伴侶只會享受你帶來的「榮華富貴」與所謂的「安全感」。

以上就是我的一些觀點和看法，您也贊同，歡迎評論區交流！

Ⅳ 南京彭宇案法官讓中國的文明倒退了100年，大家同意這種說法嗎

南京彭宇案法官讓中國的文明倒退了100年，我覺得這種說法過於偏激，但是這件事確實給我們造成了非常大的負面影響。

「彭宇案」的負面效應，是許多當事者始料不及的。作為政法部門應引以為戒，深刻反思和汲取教訓，努力提高司法辦案水平，營造良好的社會道德環境。

「彭宇案」在審理期間就出現了偏離事實真相的報道和輿情，但辦案單位並沒有足夠重視並對此進行正確引導，對判決之後可能出現的輿情也沒有充分的預計，當此案形成輿論熱點後，又缺乏積極有效的應對措施，使得相關報道逐步偏離事實真相，最終形成判決結果與公眾認知的巨大反差。

汲取此案的一個深刻教訓，就是要注重保障熱點案件的公眾知情權，妥善處置為當事人保密和保障公眾知情權的關系，實現案件的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相統一。

(5)社會與法拯救2擴展閱讀：

誤判原因

1、判定「彭宇案」的關鍵事實是「二人是否相撞」，但恰是在這個最重要的關節點上，警方丟失了事發時對雙方的詢問筆錄，缺少了原始的直接證據支撐，其判決結果因此受到輿論質疑。因此，旁聽公開審理的一些媒體也逐漸形成了「彭宇是做好事被誣陷」的一邊倒傾向。

2、法官在一審判決中對原、被告相撞事實認定的一些推理分析，偏離了主流價值觀，引發輿論嘩然和公眾批評，導致社會輿論普遍不認同一審判決結果。

3、在南京中院二審開庭前，彭宇與徐壽蘭達成庭前和解協議，雙方對此均表示滿意。

但依據當事人要求，在和解協議中增設了「雙方均不得在媒體上就本案披露相關信息和發表相關言論」的保密條款，從而使「彭宇案」的真相未能及時讓公眾知曉，經數年發酵，逐步演化為社會「道德滑坡」的「反面典型」。

Ⅵ 改革派與改良派論戰中是如何論述自己的觀點

第一：要不要以革命手段推翻清王朝這是雙方論戰的焦點。第二：要不要推翻帝制，實行共和改良派第三：要不要社會革命 改良派反對土地國有、反對平均地權。
第一：要不要以革命手段推翻清王朝這是雙方論戰的焦點。改良派說，革命會引起下層社會暴亂，招致外國的干涉、瓜分，使中國「流血成河」、「亡國滅種」，所以要愛國就不能革命，只能改良、立憲。革命派針鋒相對地指出，清政府是帝國主義的「鷹犬」，因此愛國必須革命，「欲求免瓜分之禍，舍革命末由」。只有通過革命，才能獲得民族解放和社會進步。革命派還進一步駁斥了改良派認為因革命要「殺人流血」、「破壞一切」而不可革命的說法。他們指出：不進行革命，容忍清王朝在中國的統治，中國人民將長期地遭受難堪的痛苦和作出更大的犧牲。人們在革命過程中所付出的努力，乃至作出的犧牲，是以換取歷史的進步作為補償的。革命本身正是為了建設，破壞與建設是革命的兩個方面。
第二：要不要推翻帝制，實行共和改良派認為，中國「國民惡劣」、「智力低下」，沒有實行民主共和政治的能力，如果實行，非亡國不可。因此，只 能實行 君主立憲。革命派針鋒相對地指出，不是「國民惡劣」，而是「政府惡劣」。民主共和是大勢所趨，人心所向。拯救中國與建設中國都必須取法乎上，直接推行民主制度，而不能以國民素質低劣為借口，搞君主立憲甚或開明專制。只有「興民權，改民主」，才是中國的唯一出路。中國國民自有顛覆專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的能力。
第三：要不要社會革命 改良派反對土地國有、反對平均地權。他們認為中國社會經濟組織優良，土地問題不是中國最重要的問題，不存在社會革命的可能。社會革命只會導致中國的大動亂。他們還攻擊主張平均地權是煽動乞丐流氓，主張土地國有是危害國本，並表示在這個問題上「寧死不讓」。革命派強調，當時的中國存在著嚴重的「地主強權」、「地權失平」的現象，必須通過平均地權以實現土地國有，在進行政治革命的同時實現社會革命，才能避免貧富不均等社會問題的出現。咨詢記錄 · 回答於2021-04-28
資產階級改良派是誕生於維新變法時期，以康有為[1]、梁啟超為代表人物的，以建立君主立憲制為目的的政治派別。

Ⅶ 我國為什麼要建立社會主義法制國家 請大家幫忙回答一下吧。

1996年2月，黨中央提出了「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制國家」的號召。在中國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發展中，這是有重大歷史意義的號召。 早在70年代末中國實行改革開始時，黨中央就提出了「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加強社會主義法制」的方針，經過不到20年的時間，發展到「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制國家」的號召。這是黨中央和全國人民對民主與法制認識與實踐不斷提高與成熟的產物。
在70年代末，中國主要是從「文革」十年動亂的歷史教訓來認識加強民主與法制的必要性的。1981年《中共中央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指出，「文革」之所以發生並持續十年之久，除了前面已分析過的直接原因外，還有復雜的社會歷史原因，其中一個重大原因是：「長期封建專制主義在思想政治方面的遺毒仍然不是很容易肅清的，種種歷史原因又使我們沒有能把黨內民主和國家政治社會生活的民主加以制度化，法律化，或者雖然制定了法律，卻沒有應有的權威。這就提供了一種條件，使黨的權力過分集中於個人，黨內個人專斷和個人崇拜現象滋長起來，也就使黨和國家難於防止和制止『文化大革命』的發動和發展。 」逐步建設高度民主的社會主義政治制度，是社會主義革命的根本任務之一，建國以來沒有重視這一任務成了。『文化大革命』得以發生的一個重要條件，這是一個沉痛教訓。」
鄧小平在80年代初的一次重要講話中，又從制度和個人的關系這一理論高度分析了沒有切實建設民主政治的歷史教訓：「我們過去發生的各種錯誤，固然與某些領導人的思想、作風有關，但是組織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問題更重要。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面。即使象毛澤東同志這樣偉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嚴重影響……這個教訓是極其深刻的。不是說個人沒有責任，而是說領導制度、組織制度問題更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這種制度問題，關繫到黨和國家是否改變顏色，必須引起全黨的高度重視。」
從80年代初以來，隨著改革開放的逐步開展，中國也進一步認識到加強民主與法制的迫切性。改革使人們較清楚地看到舊體制（包括自建國以來長期「無法可依」的狀態）的弊端；開放則使人們認識到如果法制不完善，國外或境外的技術或資金就難於進入中國大陸。90年代初，中國宣告要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市場經濟是法制經濟，至少就立法而論，近幾年來，中國大踏步地增加立法，為迎接「依法治國」創造一個良好的前提。總之，絕大多數中國人從自己的切身體會中逐步體會到必須實行依法治國。

Ⅷ 柏拉圖的「拯救現象」是什麼意思

在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時代，希臘哲學的主流已經由自然哲學轉變為人的哲學。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的法治學說，就是這一轉變的產物。在柏拉圖的政治哲學中，人即是它的出發點，也是它的最終歸屬。以人的利益和幸福為最終目的，柏拉圖先後提出兩種治國方略即賢人之治和法律之治。早期的柏拉圖根據人的德性，提出哲學家治國的方略。這種方略的思想淵源是他老師蘇格拉底的「美德即知識」思想。他認為人的靈魂由理性、意志、情慾三個部分組成，與此相應就派生出三個階層的人，即統治者、軍人和人民。而三個階層的人身上又存在著三種不同的美德，即智慧、勇敢和節制。智慧是治國的才能，是統治者必備的品質。如果治國者是有智慧的，整個國家便會有智慧，如果治國者無智慧，整個國家就會陷入愚昧；勇敢是軍人必備的品質，是國家安全的保證；節制是農民和工匠的品質，它是控制自己慾望，用高尚的品質抑制低劣品質。統治者是最高的、決定性的等級，他們是智慧的化身，因而只有哲學家才能擔當。他說：「研究政治藝術的事情天然屬於愛智者的哲學家兼政治家。」[10](P.173)「在各種政體中有一種政府，不管其是否按法律來統治，也不管臣民是否願意，只要它的統治者不是表面上而是真正地掌握科學知識，那就是十分正確的政府，也是惟一的真正的政府。」[11](P.19)很顯然，柏拉圖把法律置於無關緊要的位置。因為他理想中的統治者——哲學傢具有超人的智慧和真實的知識，又具有杜絕偏私和拒絕腐蝕的品性，與智慧相比，法律顯得蹩腳。因此，在柏拉圖看來，讓哲學家的智慧受制於死板和教條的法律，就等於使真實的知識服從於大家的「意見」，使人類的智慧屈從於習慣和偏見。而法律不是為智者創設的，而是針對一般人固有的缺陷而設立，哲學家沒有一般人的缺陷。所以，哲學家的統治就是知識或智慧的統治，是理想的治國方式。
晚年的柏拉圖，由於用他的哲學家治國的方略勸說敘拉古國王的失敗，再加上兩次西西里之行的悲慘境遇，由此對自己設計的哲學家治國方略發生了懷疑，促使他產生法律治國的念頭。他在此時的一封書信中說：「不要讓西西里或任何其他城市服從人類的主子（雖然這樣的服從是我的學說），而要服從法律。服從對主子和臣民都是不利的，對他們本身、對他們子孫後代統統是不利的。」[12](P.97)在《法律篇》中，柏拉圖不僅主張恢復法律頭等重要的地位，而且又重新構想一個「第二等好的理想國」，即法治國家的藍圖。他開始走出「理念」的圈子，關注希臘政治的現實。認為在哲學家那樣智慧的國王不能出現的時代，法律是上帝籍以傳達其命令的聲音，任何城邦都應受法律的支配，而不應受某一統治者或特殊利益集團的支配。如果有超越法律的絕對權力存在，無論是對權力者還是權力的服從者都只能帶來禍患。同時，他不再依據人的德性，而是從人性出發，認為沒有法律，人類就和「野蠻的動物」沒有什麼區別，因此法律應當凌駕國家的一切官吏和公民之上，一切政治和社會活動都應當遵從法律。他強調，「在一切科學中，最能使人完善並且使他們感興趣的就是法律科學。」[13](P.151)而統治者和公民服從法律的國家，必將得到神的拯救和賜福。由此可見，柏拉圖以人為邏輯起點，首先提出人治，但是為了人的現實利益，他最終接受了法治。
亞里士多德進一步完善了柏拉圖的法治學說。在維護法治的信念上，他比柏拉圖更為堅定。不過，與柏拉圖相同，亞里士多德的法治主張也是建立在對人的認知和關懷上。他認為，追求美好的生活和幸福，這是人的本性。於是斷定：「人在本性上是政治的動物。」[14](P.7)人怎樣才能獲得幸福呢？他說關鍵在於人的行為必須具有理智的生活。而一個人行為合乎德性，就在於他的意志和情慾等非理性主義行為能否服從理性。只有當意志和情慾服從理性的律令時，其所作所為才是有德性的行為。然而，與柏拉圖對人的認知不同，亞里士多德並不相信哲學家那樣的人成為統治者就只具有智慧和理性，而不被意志和情慾所動，所以法律對他們沒有意義。他說：「人類由於志趨善良而有所成就，成為最優良的動物，如果不講禮法、違背正義，他就墮落為最惡劣的動物。」[14](P.9)他認為統治者和常人一樣，也有意志和情慾。所以他指出，凡是不憑感情因素治事的統治者總比用感情治事的統治者優良。「法律恰恰正是免除一切情慾影響的神祗和理智的體現。」[14](P.169)在他看來，法治的優越性在於：法律是多數人制定的，體現了多數人的智慧。一般說來，多數人的智慧要高於少數人或一個人，而且多數人還不易腐敗。加之法律是不帶情感因素、合乎正義的「中道權衡」，它能夠杜絕常人的偏私和抑制常人的情慾。因此，他認為，「誰都承認法律是優良的統治者」，法治應當優於一人之治[14](P.171、167-168)。因為人性中有惡的存在，亞里士多德提出法治主張。但他沒有就此打住，他又根據人的利益需求，對法律的統治提出了若干要求。比如，他認為法律應該體現民主，特別是立法應當反映多數人的願望。他告誡「立法家和政治家應該認明民主主義的諸措施中，哪些是保全民主主義的，哪些卻恰好足以破壞一個平民政體」[14](P.274)又如，他認為法律的使命不在於對自由的奴役，而在於對自由的保護。他說：「公民們都應遵守一邦所定的生活規則，讓各人的行為有所約束，法律不應該看作（和自由相對的）奴役，法律毋寧是拯救。」[14](276)亞里士多德的這些思想，直接成為西方近代自由主義者關於民主基礎上的法律和「法律下的自由」的思想淵源，以及建立法律統治的正當理由。
以上敘述表明：古典法治理念不僅成長於人文精神的襁褓中，而且處處體現一定的人文關懷。從此意義上講，人文精神構成了西方法治理論的精神底蘊。

Ⅸ 國家與社會的關系

國家與社會的關系是人類社會現代化進程中一個重要問題。這里所說的國家與社會的關系是指在一定社會制度下，國家政權的社會治理與社會自治的關系。

在不同的社會制度下、不同的社會發展階段，有著不同的國家與社會的關系類型與模式。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的不斷發展，我國從過去計劃經濟體制下高度集中統一的社會體制發展為日益多樣化、多元化的社會體制。

(9)社會與法拯救2擴展閱讀：

要保證社會主義革命獲得勝利並實現共產主義的最終目標，工人階級必須組成與有產階級一切舊政黨對立的獨立政黨。

工人政黨要有一個新的科學世界觀作為理論基礎，比其餘無產階級群眾更善於了解無產階級運動的條件、進程和一般結果，始終代表著整個運動的利益，堅持整個無產階級的不分民族的利益。

共產黨在為實現自己綱領的斗爭中要實行正確的戰略策略，要使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要善於爭取各種同盟者，善於同其他政黨採取種種共同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