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法的發展現況
A. 試比較分析中國經濟法與西方經濟法產生發展的差異
中國經濟法與西方經濟法產生發展的差異，主要體現在以下幾點：
（1）中國經濟法回不答是在社會內部自發產生，而是政府自覺地「從治理到不斷放權的過程」，屬於「政府推進型」；西方經濟法是在自由市場經濟向壟斷市場經濟轉變的背景下產生的。一開始，出現市場失靈的狀況，這種情況用普通的民商法無法彌補，但是必須限制自由主義，由此，國家開始進行干預。西方經濟法的產生，實為「市場經濟內部不斷完善的產物」，屬於「自然演進型」
（2）西方經濟法是在民商法發達的基礎上形成的，其產生是為了彌補民商法行政法調節經濟關系的不足，走的是一條「反民法」「異民法」的道路。而中國經濟法是民商法缺位下發展起來，其產生並非為彌補民商法不足，而是與民商法同生同榮、共同發展。
（3）兩者社會本位形成路徑完全不同，體現在：「西方經濟法的社會本位是在個體本位上發展起來，是對個體本位的揚棄；中國經濟法的社會本位是由國家本位發展而來，是對國家本位的修正」，另外，中國經濟法產生於計劃經濟向現代市場經濟轉軌過程中，發展起點在於規范政府幹預經濟行為；西方經濟法產生於自由市場經濟向現代市場經濟轉換過程中，發展起點在於規范市場競爭行為。
B. 如何展望我國經濟法未來的發展前景
經濟法來學的前景有： 1、刑自事辯護律師 2、民事辯護律師 3、經濟辯護律師 由於國內沒有系統的分類，只要考過司法職業考試可以辯護各類案件，從事哪一類案件取決於你個人的法學專業專長！經濟法學沒有明確的范圍，民商類法學問題中，每一門法都是相...
C. 經濟法產生發展
經濟法最早產生於資本主義國家。資本主義國家學家關於經濟法的概念，主要見於德國，日本等大陸法系國家的學術文獻中。英美法系國家盡管存在我們看來屬於經濟法的法律規范，但它們不注重法律部門的區分，沒有民法的概念，更沒有經濟法這一概念。因此，要說明大陸法系國家，尤其是德日學界對經濟法的解說。
拓展資料：
經濟法是對社會主義商品經濟關系進行整體、系統、全面、綜合調整的一個法律部門。在現階段，它主要調整社會生產和再生產過程中，以各類組織為基本主體所參加的經濟管理關系和一定范圍的經營協調關系。要從以下三點把握這個概念：
（一）經濟法是經濟法律規范的總稱
（二）經濟法是調整經濟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
（三）經濟法調整的是一定范圍的經濟關系。
經濟法是調整國家宏觀經濟管理過程中所發生的社會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不能簡單地認為經濟法就是調整經濟關系的法律。民商法也調整經濟關系。
經濟法的基本原則既要體現經濟法的本質屬性，又要貫穿於經濟法體系的始終，具有較強的涵蓋性和衍生性，而不能只適用於經濟法部門內的某一法域，當然在不同法域中此三原則各自的側重點也有所不同。平衡和諧是貫穿於經濟法調整社會關系過程始終的一種基調，而營造平衡和諧的經濟環境原則更側重於對市場規製法提出要求，涵蓋了一些學者提出的平衡協調原則和維護公平競爭原則。
合理分配經濟資源原則的出現是法學與經濟學相互滲透融合從而體現在經濟法上的客觀需要，更側重於對宏觀調控法提出要求，即以客觀規律為指導防止貧富兩極的嚴重分化、力求實現經濟資源的優化配置，這一過程體現了國家適度干預的特點，既是責權利效相統一，也是社會總體經濟效益優先、兼顧社會各方利益的公平體現。
實現經濟可持續發展原則是經濟法的根本目的性原則，是對經濟法本質在基本原則上的深層次體現，而營造平衡和諧的經濟環境原則與合理分配經濟資源原則是經濟實現可持續發展的保證與手段性原則。
D. 中國經濟法現在所面臨的問題有哪些
我國經濟法產生於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是在改革開放以及建立和加強經濟法制建設的大背景下成長和發展起來的，經過長期，深入，廣泛的學術爭鳴和理論探索，我國經濟法劃清了自己與傳統法律部門如民商法，行政法之間的界限，明確了自己的價值定位，建立了系統完整的科學體系.
當前中國經濟法立法正處於中度發展狀態，有必要對經濟法的未來發展提出若干構想.重新審視效率與公平的關系是今後十幾年裡經濟法立法不可迴避的問題，從」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到」公平效率並重」是社會發展對經濟法立法的必然要求.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一直採用的經濟政策是」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將經濟效益放在首位，但是，在我國居民收入水平普遍提高的同時，貧富差距也隨之形成並有擴大形勢，統計數據也明確反映了這個現實.在未來的十幾年裡，我國的經濟法立法不得不關注經濟公平問題，在立法保護對象的傾向性應偏向農村地區和西部地區.
我國的經濟法立法已經完成了法律部門的分化，對經濟法進行清理，匯編，編纂，並制定某種形式的法典是經濟法立法發展的趨勢，也是經濟法立法技術的最高體現.
在市場經濟初步成長的中國，法律移植仍然是未來十幾年經濟法立法的一種主要方法.首先，所移植借鑒的西方經濟法與我國當前的社會環境具有相似性.其次，植體本身較強的生命力.西方主要國家的經濟法能夠回應市場經濟發展的要求.
E. 經濟法就業前景與方向
1經濟法學專業考研就業前景
隨著國家經濟、科技和社會的發展，我國法制建設也處在一個迅速發展和逐步完善的時期，特別是我國「入世」以來，社會對法律專門人才的需求急劇增加，各經濟組織、律師事務所對法律專門人才的需求尤為突出。
法學專業對人才高素質、高學歷需求較高。他們不僅要具有良好的職業道德和素質，還要有深厚的專業知識背景和跨學科的行業知識。隨著近年來對法學人才的學歷要求越來越高，法學類專業畢業的本科生就業情況並不樂觀。但高學歷的法學專業研究生，特別是與經濟、國際交往相關聯專業的研究生，就業前景廣闊。
2經濟法學專業考研畢業就業方向
在法學類專業中就業率最高的是經濟法學。主要到綜合經濟管理部門、政策研究部門、金融機構和企業從事經濟分析、預測、規劃和經濟管理工作。
法學專業是朝陽學科，從社會需要來看是大有發展前景的。從法律系畢業生就業現狀來看，學生擁有扎實的專業基礎，能夠在檢察機關、審判機關、行政機關、企業事業單位和社會團體、仲裁機構和法律服務機構從事法律服務工作。
3經濟法學專業考研熱門院校
經濟法學專業考研學校排名 學校名稱
1 中國政法大學
2 北京大學
3 中國人民大學
4 西南政法大學
5 華東政法大學
4經濟法學專業介紹
經濟法學是一級學科法學下設的二級學科。此學科在法學體系中是一門新興的、獨立的學科主要研究經濟法及其發展規律。新中國的經濟法學是改革開放的產物，是適應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的需要而產生和發展起來的。與國外同類學科相比，我國經濟法學的研究，無論是在發展速度還是在研究的廣度和深度，從總體上來說，都是處於領先的地位，因此舉世矚目。經濟法的研究成果，對於推動我國經濟立法、經濟守法和經濟執法起著巨大的作用。在中國未來的法制和法治發展中，經濟法有著廣闊的發展前景。
F. 在21世紀,經濟法學科有哪些新的發展
一、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開辟了我國國際法發展的新時代
2001年12月11日，中國成為世界貿易組織(以下簡稱「世貿組織」)的正式成員，是改革開放進程中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事件。對國際社會而言，將日漸興起的中國納入全球體系是一個歷史性的挑戰。對於中國自身而言，在國際社會中爭取與其充滿活力、不斷增長的經濟相稱的地位，也是一個歷史性的挑戰。
加入世貿組織前後，先是為人世而後為履行人世承諾，中國政府不僅在國內開展了史無前例的全民普及世貿組織知識的活動。而且進行了史無前例的立法清理工作，中央政府共清理法律法規和部門規章2300多件，並廢除其中被確認與世貿組織規則不符的500多項法律法規，修訂了其他多項法規，地方政府共清理地方性政策和法規19萬多件，很多國際規則與國際慣例被納入中國國內法。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來，「中國積極履行在世界貿易組織框架內承擔的義務，不斷完善對外貿易法律制度，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對外貿易體制，規范了對外貿易經營者的權利和義務，健全了貨物進出口、技術進出口和國際服務貿易管理制度，建立了具有中國特色的對外貿易調查制度和對外貿易促進體制，並根據世界貿易組織規則完善了貿易救濟制度以及海關監管和進出口商品檢驗檢疫制度，確立了統一、透明的對外貿易制度。」
2011年8月31日世界銀行行長佐利克在談及中國入世十年時認為，中國領導人把WTO的要求看作對中國增長模式進行結構改革的催化劑。那些改革在減貧、提高收入、創建新企業等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中國在減貧方面的成績使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中的減貧目標完成了一半。「中國的世貿組織成員資格是完全徹底的成功，加入世貿組織以規則為基礎的體系和爭端解決程序，不僅拆除了引起多方面緊張的導火線，而且掃除了中國迅速融入全球經濟的障礙。當初中國是進口『全球秩序』：中國引進了先前存在的主要由美國設計的政策、規則和制度。當時的中國更像一個只能適應國際貿易條件的中小型經濟體，如今的中國已經是與美國、歐盟比肩的世界三巨頭之一。中國現在不僅是世界的第二大經濟體和頭號貨物出口國，而且也是金融危機後全球經濟增長的最大貢獻者。」
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為我國法學研究(特別是國際法研究)提供了一個史無前例的機會，創造了一個良好的新環境，使我國法學研究(特別是國際法研究)進入了一個新的重要發展時期。縱觀十年來的成就與挑戰，人世對我國法學研究(特別是國際法研究)有如下主要影響。
(一)入世不僅使世界貿易組織法成為我國法學研究的新領域，而且對我國法學研究提出了新挑戰
世界貿易組織被視為推動國際和諧甚至全球治理的國際相互尊重的催化劑。世界貿易組織法律秩序是一般國際法原則(特別是國家主權平等、善意履行義務、國際合作、和平解決國際爭端、條約解釋的習慣規則等)的具體運用和體現。世界貿易組織法律秩序包括一套法律規則、一個貿易體系、一個世界貿易共同體。它具有兩大基本特色：有效的規則和強制執行機制。世貿組織法律制度是一種貿易實力與法律規則、原則與例外、強行性規則與任意性規則、對等規則與不歧視規則等組成的剛柔相濟的多邊貿易法律體系。世貿組織法是對立統一的矛盾體：開放性與自足性、動態性與穩定性、專門性與多學科性、政策性與法律性。目前世貿組織多邊貿易體制中有關術語、制度的法律化進程遠未結束，作為一種法律制度的世貿組織法，有待於進一步規范化、法學化，世貿組織研究法學化進程還未形成成熟的法學體系。圍繞世貿組織法的法學定性，國內外稱謂繁多：世界貿易法、國際貿易公法、世貿組織法、全球貿易一體化法、超國貿易法、跨國貿易法。國外研究世貿組織的方法眾多：從政治分析、經濟分析、政治經濟學分析、理性選擇理論、公共選擇分析，國際體制分析、國際政治經濟學分析、法學方法，到法與經濟學方法、多學科或交叉學科方法。其中，法學、經濟學和政治學及其交叉學科的協同作戰，日益成為一種主要的研究趨勢。現在，結合經濟、法律和政治三個學科並以世貿組織為主要研究對象的一個新的國際貿易管制學(intemational trade regulation)，正在歐美學者的推動下興起。
我國是一個和平發展的世界貿易大國，也是一個正處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治進程中的轉型經濟國家，不僅是最大的發展中國家，還是世貿組織的新成員。根據世貿組織各項協議，我國享有眾多權利，但同時也承擔諸多義務，特別是在加入世貿組織的過程中，在市場開放和法律制度方面，作出了大量承諾；我國已經全面參與世貿組織事務，包括貿易政策審查機制和多哈回合談判；我國作為起訴方、應訴方和第三方參與了世貿組織爭端解決活動。由於我國在世貿組織中的獨特地位(介於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介於發達市場經濟國家與一般轉型經濟國家之間，介於貿易大國與貿易中小國之間)，我國願意並能夠在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發揮建設性橋梁作用。隨著貿易糾紛與磨擦伴隨我國貿易額急劇上升而增加，我國需要運用不斷增強的貿易實力與積極的貿易政策與法律，通過世貿組織處理有關貿易糾紛與磨擦，維護世界多邊貿易體制與我國權益。我國法學研究面臨下列挑戰。
第一，既要考慮「世貿組織協定在我國國內法中沒有直接效力」、「以我為主、為我所用」、「善意履行世貿組織成員義務」、「繼續推進改革開放、積極參與經濟全球化」等執行世貿組織協定和處理世貿組織事務的相關政策，又要探討通過修改和制定有關法律賦予這些政策明確的法律含義，並對這些政策的貫徹落實確定必要的操作性法律規范。
第二，同時要在國際法、行政法、經濟法、知識產權法、憲法、法理學及其他法學領域進一步加強對世貿組織法對中國法治進程正反兩方面影響的研究，結合對主要世貿組織成員貿易法與政策與世貿組織法相互影響的比較研究，重點研究我國加入世貿組織以來重大貿易政策調整、法律改革和國際貿易活動中的主要貿易糾紛與新問題(如市場經濟地位、知識產權保護、環境保護與可持續發展、核心勞工標准、食品安全、公共健康、人民幣匯率問題)。對於CEPA、ECFA和其他區域自由貿易安排以及最 高人民法院頒布的國際貿易行政案件司法解釋，要根據世貿組織法和國際貿易關系的新情況，結合我國實際，從法學角度予以認真深入具體的研究和分析。
第三，不僅要考慮盡可能運用國際法與國內法調動與整合國家、企業(包括各種協會與行會)和大眾的力量以維護我國權益，而且要大膽地確定對外貿易法律體系的開放進取與規則定向的政策導向，有力地推進我國現行經濟體制與對外貿易法制的進一步實質性改革，一方面提出對我國有關法律、政策及機構進行改革和調整的具體建議，另一方面科學論證我國包括國內機制、雙邊機制和多邊機制及其相互促進與協調的貿易政策與法律的理論架構，構築我國從世界貿易大國向世界貿易強國發展的新型對外貿易法律體系。
(二)入世促使我國對多邊爭端解決機制的政策從消極轉向積極
中國加入世貿組織，表明中國接受世貿組織爭端解決機制的強制管轄，不僅開創中國國際爭端解決的先例，而且是我國對國際法的態度改變的一個重要標志。世貿組織爭端解決機制具有強制性的管轄權。在此以前，中國尚未在任何國際條約或協定中同意將其有關糾紛交付任何國際爭端解決機構公正審查、獨立裁判，必要時最終施加制裁。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就必須接受世貿組織爭端解決機制，對中國而言，這是史無前例的。
人世初期，中國無法像歐美發達成員以及印度、巴西和南非等發展中成員那樣參與世貿組織爭端解決活動，而是抱著認真學習和培養人才的態度，以第三方的身份參與爭端解決機制，積極備戰，同時尋找合適的時機以適當的方式全面參與世貿組織爭端解決機制。過渡期的結束在客觀上逼迫中國從被動應戰向主動出擊轉變。「從2006年開始，中國參與世界貿易體系的形式已經發生了顯著的變化，從重在修改國內立法以與世貿組織規則和紀律保持一致轉向更具對抗性的方式。」最突出的特點是，最初中國以第三方身份頻繁參與爭端解決活動，而幾乎不作為當事人出現。除2002年以搭便車方式投訴美國鋼鐵保障措施外，2004年作為被告與美國之間的集成電路增值稅案以雙方協商解決告終。中國被視為一個易於妥協的被告和很不情願的原告。它樂於坐在世貿組織的後排，很少通過多邊途徑解決貿易爭端。但從第6年開始改變，截至2012年2月底，中國申訴8起，應訴23起，以第三方身份參與89起。在WTO爭端解決活動中，現在的中國，不僅是活躍的第三方、易於妥協的被告，而且是主動出擊的原告，更是模範的執行方。隨著日益深入地參與世貿組織爭端解決活動，中國政府提高了對世貿組織爭端解決機制的認識水平，增強了通過世貿組織解決國際貿易摩擦的信心，越來越自覺地把世貿組織爭端解決機制視為執行本國貿易政策的重要工具、有效參與並影響世貿組織全球貿易治理的一種重要途徑，既表明了維護多邊貿易體制的積極態度，又從維護世貿組織規范和規則中獲得了重大利益，也體現了重視利用多邊法律手段解決貿易摩擦和推進國際貿易法治的政策取向。
G. 我國經濟法實施中面臨的問題及其完善
在經濟法學領域，要進行政策分析，就必須先明確一系列問題。例如，經濟政策與經濟法是否具有共通性或同一性?哪些政策分析方法可用於經濟法研究?可否提煉出經濟法上的政策分析方法並有效應用?等等。這些問題的深入研究，不僅對於經濟法學的發展很有價值，而且對於刑法、社會法等相關領域的研究及制度建設，也都甚有裨益。
一、政策的狹義界定
政策分析方法，核心是「政策」，如何界定「政策」，是各相關學科都要著力研究的問題。[1]基於政策主體的不同，首先可以把政策分為公共政策和私人政策，[2]私人政策是與政府的「施政之策」相對應的「對政之策」，限於篇幅和論旨，本文把政策定位於公共政策，[3]並往往限縮於更為狹義的經濟政策。
從根本上說，公共政策作為政府的策略，是政府為實現公共職能和有效治理而採取的各種對策。為此，一些學者認為，公共政策就是政府在特定時期為實現一定的公共目的而採取的行動或制定的行為准則。它可以體現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各個領域，並由此可以分為經濟政策、社會政策等多種類型，[4]是一系列謀略、措施、條例、法令的總稱。基於這種理解，法律也可被囊括於廣義的公共政策，但在法律的政策分析中，尤其應當研究公共政策與法律的互動，特別是前者對後者的影響。
在公共政策體系中，對經濟法理論和制度的形成、發展影響最大的，當屬經濟政策和社會政策。事實上，兩類政策之間的聯系十分緊密，從而使經濟法會體現出突出的經濟性和一定的社會性。[5]當然，相比轉而言，經濟政策對現代經濟法的理論和制度形成所起的作用更大，因而在探討經濟法上的政策分析方法時，一般需要更多地關注經濟政策。
經濟法作為現代法，具有與傳統法治理念不同的現代性，與政策的聯系更為密切。[6]其中，經濟政策是經濟立法的前提，經濟法是經濟政策的法律化，是對經濟政策有效實施的法律保障。[7]這種認識是學界的基本共識，也是進一步對經濟法作政策分析的基礎。
二、政策分析及其具體維度
「政策分析」( Policy analysis)一詞，由美國經濟學家林德布洛姆( Charles E . Lindblom)於1958年最先提出。[8]但對於什麼是政策分析，始終有不同的理解，例如，奈格爾(Stuart S .Nagel)和戴伊(Thomas Dye)將「政策分析」等同於「政策科學」，這是一種最廣義的理解。此外，奎德(Edward S. Quade)和鄧恩(William N . Dunn)則認為，政策分析是運用一定的科學研究方法去解決社會問題的一個應用性的學科，這是相對狹義的理解；而巴頓(Carl V . Patton)等人則認為政策分析就是對備選方案進行評估和選擇的研究過程，這是最狹義的理解。[9]
上述各種有代表性的觀點，都有不同程度的可取之處。綜合借鑒各種觀點，可以認為，所謂政策分析，就是綜合運用各相關學科的理論和方法，對政策制定、實施過程中存在的問題進行分析，以便及時發現和解決整個政策制定、實施過程中存在的各類問題。
政策分析的對象是「復雜性問題」，因此，需要借鑒各類相關學科的理論和方法，包括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乃至行為科學的理論和方法，以及哲學、數學、運籌學等學科的理論和方法。作為一種方法論，政策分析既要包括定量分析與定性分析，也要包括理性分析與超理性分析；[10]既可以是事前分析或事後分析，也可以是整合分析。此外，政策分析既關心事實，也關心價值。因此，它不僅是描述性的，而且是規范性的。
政策分析可以有多種不同的維度，如政治學維度、經濟學維度、歷史學維度、心理學維度、倫理學維度等。通常，學者們最為重視的是政治學維度和經濟學維度，它們對於經濟法研究也最為重要。
應用
三、政策分析方法的適用基礎及其類型
要探討政策分析為什麼可以成為經濟法研究的一種重要方法，就必須研究其適用基礎和具體類型。因為如果不具備適用基礎，該方法就不能進行適用；如果不研究方法的具體類型，就無從知道哪些方法可用。
(一)政策分析方法的適用基礎
從總體上看，政策分析方法之所以可以適用於相關的經濟法研究，主要是因為政策與法律(特別是經濟政策與經濟法)有著極為密切的內在關聯，存在著諸多的同一性、共通性，尤其表現為如下幾個方面：
第一，在主體上的相通性。政策與法律的制定者雖然在嚴格意義上並非同一，但在制定主體和實施主體上卻存在著相通性，有時甚至具有同一性。在議會地位式微、政府大量行使立法權的情況下，「政府造法」的現象和問題非常突出，使得政策與法律的制定與實施主體，往往都統一由政府來擔當。在這種情況下，立法便成了「立法機構」的附屬工作。[14]基於自身利益、擴大法定權力或強化政策效力等諸多考慮，政府極可能把自己制定的政策直接或間接地寫進法律草案，從而對經濟法的立法產生深刻影響。這不僅可以用公共選擇理論等來說明，也可以通過各國的經濟立法實踐來證實。上述主體方面的相通性或同一性，必然會帶來政策與法律的許多共通性，從而為法律的政策分析奠定了重要基礎。
第二，在客體上的同一性。經濟政策與經濟法所面對的都是經濟運行過程中出現的經濟
問題，其規范或調整的對象(客體)是共通的，甚至是同一的。只不過經濟政策往往更具有直接性、應急性的特徵，其制定或實施往往是經濟法制的鋪墊、實驗或前期預演。正是它們所共同面對的「市場失靈」問題，被普遍作為經濟法研究的重要切入點，從而有力地促進了經濟法理論共識的形成。事實上，經濟法學者在其研究中已經隱含了經濟政策與經濟法在客體上的同一性，並自覺不自覺地在運用著政策分析方法。
第三，在目標與手段上的共通性。政策的核心內容是政策目標及其實現的工具。相應地，經濟法上非常重要的，便是經濟法的宗旨以及確保宗旨實現的調整手段。經濟法既然是經濟政策的法律化，在其立法宗旨中就必然要集中體現經濟政策的基本目標，同時，又要把各類基本的經濟手段加以法律化，形成自己的調整手段，從而使經濟政策與經濟法在相當高的程度上存在著共通性。
與此相關，由於經濟政策與經濟活動、經濟規律、經濟機制、經濟體制密切相關，並與經濟理論存在著互動關系，[15]因而同樣會對經濟法的理論與制度產生不可低估的影響。發掘經濟政策與經濟法在上述「關系網」中的地位和作用，對於深入研究經濟法問題是至為重要的。綜上，經濟政策與經濟法，從制定主體到實施主體，從目標、宗旨到實施途徑、調整手段、政策工具，從價值追求到所要解決的具體問題等，都存在著同一性或者交叉性、相通性，因此，用於政策問題研究的一些政策分析方法，同樣也可以適用於經濟法的研究。經濟政策與經濟法在某些方面的同一性或共通性，正是政策分析方法得以適用於經濟法研究的基礎。
在上述的適用基礎之上，政策分析方法就可以適用於經濟法研究，並主要體現為兩個方面：一是「替換性研究」，即把經濟法與經濟政策進行「替換」，從分析經濟政策的各種具體維度，以及由經濟學、政治學等相關理論所生成的各種具體方法，去分析經濟法問題；另一是「背景性研究」，即關注政策系統和經濟法系統的密切關聯和相互影響，以經濟法系統為核心，把相關政策的形成和變化看作是影響經濟法制度的重要背景性因素，從而更好地探尋經濟法制度產生、發展、更迭的政策性因素。由於相關政策對經濟法制度有十分重要的影響，因而上述政策性分析尤其重要。
此外，在探討政策分析方法的適用基礎時，還必須關注其局限性。因為政策與法律，雖然具有多方面的同一性或相通性，但兩者畢竟並非完全同一，在制定主體、制定程序、實施機制、規范效力等方面都有差別。通常，政策更具有應急性、靈活性、易變性，而法律則更具有穩定性、普適性、原則性。個別性的政策，往往不能放入普適性的法律中；即使偶爾放入，也只能作為「例外」或「適用除外」的情況。因此，在經濟法研究中，不能完全照搬政治學上已有的政策分析方法，而應當取其精華，適當重構。
(二)政策分析方法的主要類型
依據不同的研究路徑或所要解決的問題等，政策分析方法可以分為多種類型，如政策主體分析、政策目標分析、政策工具分析、政策背景分析、政策實效分析，等等。它們在經濟法研究中都很重要，故有必要對其擇要探討。
1.政策主體分析
政策主體通常包括參與政策制定、執行、評估和監控的組織體或個體。對政策主體進行具體分析，有助於明確各類政策主體的地位、作用、價值、權力分配等問題；在經濟法研究中，則有助於研究經濟法主體的體系以及主體的權義結構，特別是職權與職責的分配、經濟法責任形態等重要問題。
政策主體分析對於研究經濟法的體製法(或稱組織法)、[16]主體制度等非常重要。在具體的政策主體中，官方的政策主體主要是立法機關、行政機關、司法機關，也有學者認為還應當包括處於執政地位的政黨，因為現代國家的政治統治大都通過政黨政治來實現。此外，非官方的政策主體，無論是利益集團、選民，還是大眾傳媒，都能在不同程度上影響經濟法的形成和發展以及具體制度的制定和實施。對上述各類政策主體進行分析，有助於研究經濟法學中的規范論和運行論。
2.政策目標分析與政策工具分析
各類公共政策都包含兩個基本要素，即政策目標和政策工具。由於經濟政策與經濟法所面臨的問題相同，因此，經濟政策的基本目標，也自然會與經濟法的宗旨相合。這樣，通過經濟政策的目標分析，就有助於認識經濟法的宗旨以及經濟法學價值論領域的相關問題；同時，也有助於進一步從系統論的角度，發現經濟法的結構問題，並通過結構調整，來增進和完善經濟法的功能。
政策工具作為實現政策目標的手段，其有效運用，有助於避免政策失敗和政府失靈。因此，在經濟學領域早就開始了對經濟政策工具的研究；在政治學領域，20世紀90年代以來對政策工具展開的大規模研究，也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成果。[17]例如，狄龍(Van
der Doelen)將政策工具劃分為法律性工具、經濟性工具和交流性工具；霍萊特(M.
Howlett)則將其劃分為自願性工具、強制性工具和混合性工具，等等。[18]但在經濟法研究上，更需要關注的是經濟政策工具，如預算、稅收、國債、貨幣、價格等手段以及更為具體的稅率、利率、匯率等經濟杠桿，因為這些經濟政策工具的法律化，恰恰構成了經濟法有效調整的手段，因而對於研究經濟法制度的具體問題是十分重要的。
3.政策背景分析
任何政策或法律，都有其生成、變遷的背景。作為一種方法，政策的背景分析，既應關注對經濟法的形成和發展有重要影響的政策背景，也應關注相關政策本身的背景，因而背景分析可以「多重展開」。
對於政策背景的分析，有助於推進經濟法制度的發展和完善。事實上，經濟法的調整目標和調整手段，都依存於特定的背景，要隨著背景的變化來適度調整，以使經濟法制度也能夠不斷地適應社會經濟變化發展的要求。此外，通過政策的制定過程，來認識立法背景和動因，既是一種法律解釋方法，也是一種政策分析方法。
上述幾種政策分析方法，都是密切相關的。由於任何政策的制定和實施都離不開特定的主體，不同的政策主體又都有各自不同的利益，並由此會影響到政策目標的確定，因而就應當有主體分析與目標分析；同時，由於實現政策目標的手段(或稱政策工具)關繫到各類政策主體利益的實現，因而工具分析與主體分析、目標分析也可以聯為一體。而上述三種分析，都離不開更深層次的背景分析，只有深入分析主體背景，才能更好地理解各類主體提出政策目標的背景，以及選擇和運用政策工具的背景，這樣，對經濟政策和經濟立法的相關分析才可能較為全面，也才可能更好地去理解、解釋和實施相關的法律，找到經濟法制度運行過程中存在的問題和改進對策。
上述各種具體的政策分析方法，構成了經濟法上的政策分析方法的主幹部分，對於研究經濟法的主體、宗旨、調整手段、具體制度、法律環境等，都很有價值。為此，還應當進一步研究其具體應用問題。
四、政策分析方法的應用
由於政策往往是立法和執法的重要依據，[19]因而政策分析方法不僅可以應用於分析制度的形成，也可用於分析與政策相關的許多理論問題。下面僅選取幾種主要的政策分析方法，來探討其在經濟法研究中的應用問題。
(一)政策目標分析方法的應用
政策的目標分析，作為政策分析方法的重要組成部分，其在經濟法研究上的具體應用，主要體現為通過審視影響經濟法立法的經濟政策目標，來分析和判斷經濟法立法在宗旨、原則、調整手段、協調性等方面的成敗得失，從而進一步找到存在的問題，並為整個經濟法的法制完善提供重要支持。
對經濟政策的目標分析，有助於認識經濟法的宗旨。其中，對於宏觀經濟總體目標的分析，有助於認識經濟法的總體宗旨；而對於具體的經濟政策的目標分析，則同樣有助於認識經濟法相關部門法的宗旨。
例如，從財政政策的角度來看，財政政策的目標與其職能是一致的。財政政策的職能，通常包括分配收入、配置資源(或稱宏觀調控)、保障穩定三大方面。與這些職能相對應，財政政策的重要目標就是在整個國民收入分配的過程中，既要使國家獲取財政收入，又應促進社會分配公平；既要在微觀上促進資源的有效配置，又應在宏觀上加強對經濟運行的調控，從而在保障經濟公平和社會公平的基礎上促進和保障整個社會的穩定。上述的財政政策目標，必然會影響財稅法的宗旨，並使其成為財稅法宗旨的一個必要內容。
又如，一國貨幣政策的核心目標，就是調控貨幣發行量，保障幣值的穩定，以求在根本上保障物價的穩定，防止通貨膨脹或通貨緊縮。正是基於該目標，在相關的金融法，特別是中央銀行法上，才把穩定幣值作為法律調整的核心目標。為了確保中央銀行的獨立性，使其能夠真正獨立地制定和執行貨幣政策，各國法律往往都在體製法上作出相關的保障性規定。因此，研究金融法所涉及的各類具體制度(如監管制度、傳統的「三大法寶」等)，以及在分業經營與混業經營等方面做出取捨時，應牢記貨幣政策的核心目標和金融法的核心宗旨。
此外，在競爭政策或市場規制政策上也是如此。競爭政策主要涉及反壟斷政策和反不正當競爭政策，市場規制政策還應當進一步包括消費者政策。這些政策的目標，都會影響相關的反壟斷法、反不正當競爭法、消費者保護法的立法宗旨，進而影響到這些法律的實施。
其實，早已有學者關注政策目標對法律的制定和實施的影響問題。例如，韋伯曾經指出，在相當長的時間里，兩大法系國家的法學家們在處理一人公司問題的時候，會涉及如何思考的問題。對此，韋伯特別強調：「我們必須注意各種經濟上的政策的目的，或許還有財政政策和商業道德的因素，這都屬於實體的。」[20]這種論斷對於研究經濟法領域的相關問題也是很有普遍意義的。
(二)政策工具分析方法的應用
通常，為了使政策實施得到法律的保障，需要把基本的政策目標和政策工具通過法律的形式規定下來，從而使一些重要的經濟政策工具，從經濟性的調控或規制手段變成法律化的「調制手段」。這種法律化，有助於更好地協調各類政策工具之間的關系，以最大限度地發揮其整體效益。
例如，財政政策的工具是多方面的，即使是不包含稅收的財政政策工具，也要包括預算、國債、政府采購、轉移支付等多種手段。我國在世紀之交，非常重視「積極的財政政策」，試圖通過擴大財政支出，增發國債來拉動內需，帶動整個經濟的發展。但與此同時，國家又加大了征稅的力度，使得稅收收入每年都以增收1000億元以上的速度在增加，甚至超過了GDP的增長速度。對此，有的學者認為這與積極的財政政策是不協調的，因為「減稅」政策更有利於拉動內需，而實行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則可能產生「擠出效應」，這就是不同政策工具相沖突的結果。
由於各類政策工具涉及不同主體的利益調整，甚至直接影響其基本權利，同時，政策工具的運用也特別需要法律保障和法律協調，因此，對那些重要的、行之有效的政策工具必須加以法律化，使其成為經濟法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從而也使政策分析方法可以貫穿於經濟法的研究過程之中。事實上，對具體的稅收制度、預算制度、貨幣制度等方面的研究，無不與政策工具的分析直接相關。可以說，沒有政策工具分析作為基礎，就不可能很好地分析經濟法的具體制度及其調整特點。因此，政策工具的分析，對於經濟法研究非常重要。
要進行具體的政策工具分析，關注經濟政策之間的協調尤其重要，這是需要反復重申的問題。例如，財稅政策與金融政策如何協調，是「一松一緊」，還是「雙松」或「雙緊」?如何在計劃層面上作出相應的協調?消費者保護政策與相關的競爭政策如何協調?等等。此外，上述政策與產業政策、貿易政策等相關政策如何協調，同樣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單靠某類具體政策的制定者，勢必無法完成協調任務。特別在部門利益、地方利益可能被推向極致的情況下，單方面的主動協調無疑困難重重，因而迫切需要「依法協調」。為此，必須在法律上明確各自的職責許可權，以「定紛止爭」。在這方面，德國的《經濟穩定與增長促進法》堪稱典範。[21]
(三)政策主體分析方法的應用
由於經濟政策的制定主體層次較多，政府及其職能部門都可能在各自的職權范圍內制定基本經濟政策，並體現在與其相對應的各層次的立法之中，如國務院的經濟法規、各個職能部門的部門規章、地方性法規，等等。立法主體的多層次性，帶來了經濟法立法和執法方面的一系列問題：它加劇了經濟法的立法與執行的復雜化，導致部門立法、地方立法林立，下位立法對上位立法的抵悟、沖突不斷，不協調之處綿延不絕，隱性修改隨處可見。
除了上述的官方政策主體以外，非官方的政策主體也不可小視。隨著中國市場經濟的進一步發展，第三部門日漸興起，不同的利益集團也在蓬勃發展，它們會影響到經濟政策的制定和經濟法的制度形成。例如，在稅收立法中，應如何規定特定群體的稅收優惠(如對出口商如何實施出口退稅制度等)；在反壟斷立法上，對哪些主體給予豁免等。其實，凡是涉及特定主體的立法，都可能會受到某些大企業或其他壓力集團的影響，這已是毋庸諱言的事實。因此，明確各類主體的角色和地位，對於政策制定主體和影響政策制定的主體進行具體分析，有利於進一步分析經濟法的立法、執法及法律監督等環節的問題。
(四)政策實效分析方法的應用
政策實效，是政策分析的極為重要的內容。[22]事實上，影響政策實施效果的限定因素很多，包括政策本身的局限性和「時滯」等。從公共選擇理論、理性預期理論的角度來看，影響政策實效的因素，既可能是政策制定者和執行者的能力、努力等方面的局限，也可能是受政策影響的相關主體的博弈行為帶來的局限。這些局限都會產生效力減損的問題。
此外，政策的實施及其效力的抵達和效果的產生，往往是存在「時滯」的。[23]即使是應急性的政策，也並非總能「立竿見影」。事實上，政策的制定和實施，總是需要主客觀的限定條件。如若條件不具備，則可能「政策落空」，導致「政府失靈」。
上述對影響政策實效的限定因素的分析，同樣適用於經濟法研究。例如，經濟法的制定主體和實施主體，其理性也是有限的，所制定出來的經濟法不可能盡善盡美。這樣的法律再去實施，其法律實效的「遞減」便可想而知。即使立法者和執法者都聰慧而高尚，且能力和努力都足夠，但相關主體的博弈行為也會使經濟法實施的效果受到影響。因此，透過政策的局限性分析，可以更好地看到經濟法的局限性。
此外，經濟法比經濟政策會有更突出的「時滯」問題。由於通常只有相對穩定、較為成熟的政策才可能被法律化，因此，同種類型的經濟立法，一般都要滯後於相關的經濟政策。政策的實施畢竟有行政或政黨力量的推動，因而貫徹速度相對更快一些；但法律化的政策，從制定到實施都必須按部就班，往往要經由多種機構、多種主體、多種程序，因而其「時滯」問題也更為突出。從法治精神的要求來看，經濟法的立法、執法、法律監督等都離不開程序，而「程序就是過程」，甚至是漫長的過程，由此產生的「時滯」往往是以犧牲效率為代價的，因而同樣涉及效率與公平的價值如何有效權衡的問題。
進行政策實效分析，除要研究政策本身的局限性外，還可研究政策的限定條件(con-straints)，即一項經濟政策在實現預期目標的過程中必須依賴的條件。對於某些限定條件所存在的剛性也必須予以注意，這有助於分析法律調整所面臨的各類矛盾、實施障礙和解決對策。
事實上，經濟法上存在著多個方面的「二元結構」，如何全面兼顧其中所蘊涵的各種矛盾，恰是經濟法的「調整藝術」之所在。例如，在經濟法上，私益是對公益的限定，沒有私益就沒有公益，因而不能只考慮公益而不顧及私益。與此相應，個體營利性與社會公益性的矛盾、效率與公平的矛盾等，在經濟法上都應當協調兼顧。同樣，不同地區、不同部門的利益、中央與地方的利益、強者與弱者的利益、集體與個體的利益、國家與國民的利益，等等，也都要兼顧和協調，因為它們都是影響經濟法調整實效的限定條件。為此，兼顧各種不同的利益，綜合協調不同的情況，在總體上來全面把握，實現「納什均衡」，應當是經濟法調整的總體精神。
上述的兼顧與協調，不僅應體現在總體精神或調整目標方面，而且還應當體現在具體的調整手段方面。只有在各類具體的法律化的政策工具方面做到有效協調，才有可能真正兼顧各類不同主體的利益。可見，在應用政策實效分析方法時，同樣要考慮政策目標分析、政策工具分析以及政策主體分析，也就是說，這些分析方法是聯為一體的，它們的區分只是相對的。
五、結論
經濟政策對經濟法的理論和制度的形成有著深刻的影響，其間存在的諸多互動性、相通性甚至同一性，使人們可以通過政策分析，特別是通過「背景性研究」或「替代性研究」，來發現和解決經濟法本身的問題，這正是政策分析方法在經濟法研究中的重要價值。
經濟法學界已有的或者正在進行的許多研究，實際上都是政策分析。這些政策分析，一般是把「政策」限定於「公共政策」，特別是經濟政策。本文也對此作出了限定，並在此基礎上，提出了政策分析的不同維度，探討了該方法的適用基礎，提煉出對於經濟法研究較為重要的政策主體分析、政策目標分析、政策工具分析、政策背景分析、政策實效分析等多種類型，並分析了這些方法在經濟法研究上的應用問題。由於經濟法學界缺少相關的研究可供參考，因而這些探討只是「淺探」。
事實上，政策分析在政治學等領域還有許多方面並未達成共識，筆者主要是結合經濟法研究的實際，對已有的政策分析方法進行解析和改造，以增進其對經濟法研究的有效性。但在具體運用時，必須考慮到經濟法與經濟政策的互通性與差異性，以免以偏概全。
單純的政策和政策分析，總有其局限性，並會帶來經濟法制度建設的局限性。因此，要全面分析各類經濟法主體的對策活動，還必須關注博弈分析方法，從而提煉出一種個體主義與整體主義相結合的「政策一對策分析方法」。此外，政策分析方法還可包括圍繞政策而展開的一系列研究方法，如政策的分類，實際上也是一種分析方法。例如，對經濟政策作出基本政策和具體政策的劃分會影響到經濟法系統內部的結構與分類以及經濟法體系的構建等。需要說明的是，政策分析方法也可以對經濟法以外的其他部門法領域產生影響。例如，刑法領域研究的刑事政策問題，社會法領域研究的社會政策，行政法領域研究的諸多公共政策，等等，都可以運用政策分析方法進行探討。[24]此外，在當代司法領域，也要考慮「公共政策」或「公共秩序保留」的問題，對此同樣需要進行政策分析，以體現和遵從法律共同的價值。[25]
值得關注的是，現實的法律實施，只是提供了一個基本的規范框架，在法律調整的基礎上真正直接發揮作用的，往往是各類政策，如積極的財政政策、穩健的貨幣政策的運用，大量的稅收優惠政策的採行，市場規制政策的調整等。因此，在經濟法研究中，非但不應排斥政策，還應看到它是經濟法調整的重要配套「制度」，是經濟法的立法與法律實施的重要源泉和指引。因此，加強經濟法的政策分析，必將大有可為。
H. 中國經濟法在哪一年實行
第一階段從1979年到抄1992年，中國經襲濟法的產生時期。這一時期，中國開始改革過去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實行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相結合的體制，重視以法律手段調控經濟。此時的「經濟立法」具有兩個特點：一是經濟法與民商法、行政法不分，將大量地應屬於民商法調整范圍的社會關系納入立法范圍。二是規制市場主體行為的反壟斷法、限制不正當競爭法缺位。
第二階段從1992年至今，是中國經濟法的迅速發展時期。以頒行《反不正當競爭法》、《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為起點，進入了制定真正意義上的經濟法的階段。先後出台了有關產業政策、財政、金融等宏觀調控的法律法規以及有關市場規制方面的法律法規，中國經濟法體系正在迅速形成。這時期的經濟法發展仍存在如下問題：一是對經濟法的理解，尚未完全擺脫大經濟法的模式，仍停留在與經濟運行有關的法律的認識上，缺乏對經濟法的實質性把握。二是經濟法的立法規劃與經濟體制改革和市場經濟發展需要之間存在較大距離。三是經濟法的立法理論基礎相對薄弱。諸多重要的經濟法理論研究缺位、立法過程中法律專家的作用發揮不夠，也使經濟法的發展缺乏理論基礎。
I. 從經濟法的發展歷史看經濟法對社會經濟發展的影響
中西方經濟法產生發展歷史軌跡和差異
一、西方經濟法產生發展的歷史軌跡
(一)西方經濟法產生發展的歷史背景
「經濟法」一詞最早見於法國空想主義者摩萊里的著作《自然法典》中,現代意義上的經濟法出現於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資本主義原始積累時期,盛行重商主義市場經濟理論,主張政府對本國經濟給予扶助,甚至不惜通過戰爭以打擊?排擠外國的同業競爭者?這一時期,經濟法缺乏產生的現實基礎?自18世紀到19世紀末,資本主義處於自由市場階段,多數資本主義國家崇尚亞當·斯密古典市場經濟理論和理性主義國家職能說?資本主義國家在社會經濟領域國家充當「守夜人」的角色,政治統治成為國家的中心職能?國家雖然也要對一些社會經濟進行管理,但從屬於國家的政治統治[1]?這一時期,西方國家的行政法尤其是民商法得以高度發展,行政法和民商法的發展沒有為國家干預意義上的經濟法留下多少餘地?自19世紀末到20世紀70年代,資本主義進入壟斷階段,資本主義國家內部的各種矛盾日益激化,經濟危機連續發生?特別是1929—1933年的經濟危機,使不少國家遭到重創?各國政府為了解決危機帶來的問題,紛紛打破經濟生活和政治生活的絕對界限而全面介入經濟生活?這時期主流經濟學是國家干預主義說,代表人物為凱恩斯?他在1936年發表的《就業?利息與貨幣通論》系統提出了國家干預經濟的一系列觀點和政策主張?可見,從自由競爭發展到壟斷階段以後,「看不見的手」已不能完全適應市場需要,要解決市場中存在的問題,只能運用國家干預經濟的手段?由於政府介入經濟生活,打破了傳統的市民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劃分界限,在經濟生活中出現了單純的公法和私法手段都不能解決的經濟關系?這種經濟關系需要一個新的法律部門來調整,這就是經濟法?20世紀70年代後,國家干預主義遭到質疑,以供給學派為代表的經濟自由主義卷土重來時期,凱恩斯主義的統治地位被新經濟自由主義所取代?供給學派不反對國家對社會經濟生活進行必要的干預,但堅決反對國家過多和全面的干預?認為經濟生活應以市場直接的自我調節為主,國家間接的宏觀調節為輔?
(二)西方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經濟法產生發展概況
西方資本主義經濟法產生之前,調整經濟關系的主要是民商法?最初,資本主義國家十分重視市場秩序規制立法,20世紀中期以來,西方國家都強調對經濟實行宏觀管理與監督,著手制訂各種不同的計劃,試圖在「無形之手」和「國家之手」之間找到一個最佳點[2]?德國的社會市場經濟體制的市場競爭自由與政府調控權威相得益彰?德國經濟法的發展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19世紀末至一戰前),這時期的主要立法是1894年德國頒布了反不正當競爭的第一部法律——《保護商標法》,1896年出台了《反不正當競爭行為的斗爭法》?第二階段(兩次世界大戰期間),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德國頒布的經濟法有《一般授權法》?《關於限制契約的最高價格的通知》?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當時的魏瑪共和國為了恢復被戰爭破壞的經濟,一方面廢除了戰時經濟統製法,另一方面又沿襲戰時經濟法的立法原則,先後頒布了《卡特爾規章法》?《煤炭經濟法》?《鉀鹽經濟法》?《防止濫用經濟權法令》等一系列經濟法,從而開創了把經濟法這個概念明確用於立法本身的先例[3]?第三階段(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二戰後德國分裂為東德和西德?西德在美國自由民主思想的影響下,走上了「第三條道路」,實行社會市場體制?戰後初期,根據佔領軍的指令,實行《反卡特爾法》?1966—1967年德國發生了經濟危機,為了保障經濟持續增長,頒布了《促進經濟穩定和增長法》,該法是實行宏觀調控的重要法律?日本政府藉助經濟法通過兩種方式介入市場,亦即經濟法通過兩種方法反作用於經濟基礎:其一,維持競爭秩序,發揮市場機能;其二,國家對整個國民經濟及市場運行予以規制,發揮政府調控作用[4]?日本經濟法產生發展大致經歷了兩個階段?第一階段(兩次世界大戰期間),20世紀初期,日本資本主義經濟結構發生了明顯的變化,壟斷資本主義逐漸形成和壯大?日本的卡特爾在明治中期已產生,最初,日本對卡特爾採取保護與扶植的政策?日本政府先後頒布《出口組合法》和《重要出口商品生產組織法》,它們屬於規制未加入卡特爾的組織使之從屬於卡特爾的強制卡特爾法,1931年《重要產業統製法》和1932年《工業組合法》也是促進卡特卡的法律[5]?第二階段(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二戰後,日本統治者在恢復和發展經濟的過程中,非常重視運用經濟手段調整和管理經濟,制定了大量的經濟法?為了防止已被解散的財閥復活壟斷資本,日本政府於1947年頒布了《關於禁止私人壟斷和確保公正交易的法律》,還頒布了《排除經濟力量過度集中法》?1952年始,日本進入20年高速發展期,這時期的重要立法有《企業合理化促進法》?《中小企業基本法》?《農業基本法》?《消費者保護基本法》等?20世紀70年代以來,日本圍繞擺脫危機?振興經濟?通過立法活動不斷完善原有的各種經濟法,這一時期主要的立法有《投機防止法》?《穩定國民生活緊急措施法》?《石油供應適度化法》?《關於能源使用合理化的法律》?《中小企業破產互助法》?美國經濟法的產生和發展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19世紀末至1929年世界經濟危機前),產業革命完成後,美國出現了對自由競爭產生極大妨礙的壟斷,引起了人們普遍憂慮和不滿?美國政府審時度勢,主動出面干預,頒布了一系列反壟斷和反限制競爭的法律?主要經濟立法有:1890年國會通過了《保護貿易和商業免受非法限制與壟斷之害法》,後又通過了《克萊頓法》和《聯邦貿易委員會法》?第二階段(自1929年經濟危機爆發至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1929年世界性經濟危機使美國經濟遭到毀滅性的打擊?羅斯福上任後,通過頒布經濟立法全面干預經濟生活?這期間,美國頒布了70多部經濟法令,如《緊急銀行條例》?《金融改革法案》?《產業復興法案》?《土壤保護法》?《新農業法》?《國家勞動關系法》?《恢復和救濟法》等[6]?第三階段%26lt;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26gt;,二戰後,美國運用凱恩斯主義理論,自覺用經濟立法作為國家干預經濟的法律手段則成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存在和發展的一種經常性和必然性手段?這時期的主要經濟立法有1981年《經濟復興稅法》?《經濟復興法》和1986年《稅法》等?
二、中國經濟法產生發展的歷史軌跡
(一)中國經濟法產生發展的歷史背景
中國在改革開放前實行的是高度集權的計劃經濟體制?在當時,計劃是國家用來配置資源的唯一方式?事實證明,在建國初期我國選擇計劃作為資源配置的方式符合當時社會要求,它有利於集中有限的資源去辦急需的事業,使我國迅速從經濟廢墟里恢復過來?但在計劃經濟完成它的歷史使命後,我國沒有把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換?人類20世紀的經濟實踐和理論研究顯示了計劃經濟的失敗源於它的兩大內在的弊端:一是信息機制障礙,二是激勵機制障礙?經驗表明,計劃經濟體制也許具有學習別人先進的科學知識和生產技術的能力,但自身卻不具有創造新的科學知識和生產技術的能力?計劃體制除其內在的缺陷外,其不足之處還在於它的實施有賴於計劃的主體——政府官員的高效性和無私性?由於政府內各行為主體按照自己的利益來行動,具體負責的公務員又缺乏競爭意識和對成本的關心,政府的活動無法如人民所期望的那樣做到有效率,政府官員的「經濟人」本性,使政府幹預的結果往往背離其初衷,從而導致「政府失靈」?高度集權的計劃經濟和缺乏民主的政治體制相結合,誘發了文化大革命,使我國經濟處於崩潰的邊緣?中國自1978年以來的改革開放,就是黨和政府面對「合法性危機」而重建嚴重受損的合法性基礎的過程,它順應了時代發展的需求,極大地解放了生產力?在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下,由計劃作為唯一的資源配置手段必然會使我國經濟體制失去效率和發展動力,引發社會危機?國家干預的失敗必然要求在計劃體制中引入市場力量,在「國家之手」和「市場之手」的結合過程中,中國的經濟法也就產生了?隨著人們對計劃和市場兩種調節手段認識的不斷深化,我國經濟體制的改革經歷了三個發展階段,第一階段:改革初開始認識到單一的計劃經濟的不足,從而實行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模式;第二階段:從十二屆三中全會到黨的十四大,實行共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第三階段:黨的十四大後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模式?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提供製度保障的經濟法也相應地經歷了由產生初期的不成熟到逐步走向成熟的過程?
(二)中國經濟法的產生發展概況
中國經濟法的產生與發展歷程可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從1979年至1992年),這是中國經濟法的產生和初步發展時期;第二階段(1992年以來),這是中國經濟法勃興和走向成熟時期?隨著計劃經濟體制向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體制的轉換,經濟法在中國誕生了?1979年的《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是改革開放以來的首部經濟法?這期間的經濟法還有《統計法》?《森林法》?《土地管理法》?《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所得稅法》?《個人所得稅法》?《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法》,此外還有大量由國務院制定的經濟行政法規?隨著經濟法的興起,民商法也產生和發展起來,《經濟合同法》?《民法通則》?《婚姻法》?《繼承法》等一系列重要的民事法律相繼通過?黨的十四大在對國內外形勢作了正確分析後,做出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制的
中西方經濟法產生發展歷史軌跡和差異
歷史性選擇?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抓住法制建設的契機,重視經濟立法,從而使我國經濟法進入了一個前所未有的快速發展時期,初步形成了比較完善的社會主義經濟法體系?這一階段,市場規製法異軍突起,和先前發展起來的宏觀調控法組成了我國經濟法的主體部分?這時期的經濟法主要有《反不正當競爭法》?《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產品質量法》?《廣告法》?《招標投標法》?《稅收徵收管理法》?《預演算法》?《中國人民銀行法》?《商業銀行法》?《審計法》?《價格法》?《勞動法》等?
三、中西方經濟法產生發展的差異性及啟示
中西方經濟法的基本特徵是相同的,都是國家為克服市場調節的盲目性和局限性,矯正市場機制的不足,為維護社會公共利益而進行干預?協調?平衡和調節,實現社會公平和效率的兼顧,實現經濟的健康快速發展和可持續發展[7]?中西方經濟法賴以生成的經濟?政治?文化等因素的差異,從而決定了中西經濟法生成差異,通過對中西方經濟法產生發展歷史軌跡的分析,筆者認為中西方經濟法的差異主要在以下三個方面:
首先,從經濟法的生成背景及啟動因素而言,我國經濟法並非脫胎於自由競爭的經濟環境,並非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水到渠成的產物,而是政府在改革開放過程中作為法制工程的一部分,同時亦是國家作為主體在應對外部挑戰與時代要求時的一種積極回應[8]?所以,中國經濟法並非社會內部自發產生,其產生實際上是政府自覺地從無微不至的管理到不斷放權的過程,屬於政府推進型?而西方經濟法則是在自由市場經濟向壟斷市場經濟轉變的背景下產生的,其具體途徑為市場失靈——民商法無以彌補——為限制自由主義國家進行干預——經濟法產生,其為市場經濟內部不斷完善的產物,屬於自然演進型?
其次,經濟法生成的法制環境也有很大的區別?我國由於漫長的封建專制統治及相應的自給自足封閉的經濟形式,以及新中國成立初期對市場經濟的扼殺存在觀念的影響,導致我國市場經濟基礎薄弱,橫向經濟關系萎縮,反映在法律和受蘇聯否認私法上,即為民商法缺位?隨著我國經濟體制的轉軌,微觀經濟日漸放開,政府職能也不斷轉變,民商法?經濟法等幾乎同時上馬?西方的市場經濟是不斷發展逐漸自然成熟的,故與此相對應,各種調控經濟行為的法律制度也經歷了從孕育?分離,到獨立?成熟的不斷發展的過程?在刑法?民商法及行政法充分發展之後,經濟法也自然分娩了?西方經濟法是在民商法發達的基礎上形成的,其產生是為了彌補民商法行政法調節經濟關系的不足,走的是一條「反民法」?「異民法」的道路?而中國經濟法是民商法缺位下發展起來,其產生並非為彌補民商法不足,而是與民商法同生同榮?共同發展?
最後,經濟法生成的路徑存在很大差異?在西方經濟法體系形成過程中,市場規製法先於宏觀調控法產生?市場規製法產生於私人壟斷資本主義時期,宏觀調控法產生於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時期;而在中國經濟法體系中,最先產生的是宏觀調控法,市場規製法是在經濟法得到初步發展後才產生的[9]?兩者社會本位形成路徑也完全不同?西方經濟法的社會本位是在個體本位上發展起來,是對個體本位的揚棄,中國經濟法的社會本位是由國家本位發展而來,是對國家本位的修正?中國經濟法產生於計劃經濟向現代市場經濟轉軌過程中,發展起點在於規范政府幹預經濟行為;西方經濟法產生於自由市場經濟向現代市場經濟轉換過程中,發展起點在於規范市場競爭行為?
從上述分析可以得知,中西方經濟法存在很多的差異,有著不同的產生發展歷史軌跡和規律,所要面對的問題和肩負的任務是不同的?中國經濟法矗立的現實基礎是還不成熟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其既要克服市場失靈也要培育和發展市場,同時,由於我國市場經濟屬於政府推進型的,加之我國經濟法發源於計劃經濟體制,為了發揮市場經濟基礎作用和警惕干預的濫用,我國經濟法還肩負規范和約束政府的經濟行為的重任?歷史表明,人們過去做出的選擇決定了其現在可能的選擇[10]?我們不能忽視中西方經濟法的差異的客觀存在?目前,我國經濟法學界大多從中西方經濟法一致的假設出發,僅以西方經濟法為參照系來論證經濟法的一般規律?如果不結合中國國情,則完全有可能導致以西方經濟法的個性來代替中國經濟法的個性,進而以西方經濟法的個性代替整個經濟法的共性[11],因而分析中國經濟法產生和發展的特殊性應成為研究中國經濟法理論的起點,只有把握了中國經濟法成長的獨立性才能獲得對中國經濟法的正確認識,也只有從這里入手才能真正建立起中國的經濟法理論體系?對於中國經濟法的發展路徑來說,正確的選擇應該是拋開西方經濟法學說對我們的束縛,從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現實基礎出發,建構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經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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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http://www.law-jlu.com.cn/benke/jjf20051216-1.ppt#305,41,第三節 稅收法律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