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法的完善

1. 我國經濟法實施中面臨的問題及其完善

在經濟法學領域，要進行政策分析，就必須先明確一系列問題。例如，經濟政策與經濟法是否具有共通性或同一性?哪些政策分析方法可用於經濟法研究?可否提煉出經濟法上的政策分析方法並有效應用?等等。這些問題的深入研究，不僅對於經濟法學的發展很有價值，而且對於刑法、社會法等相關領域的研究及制度建設，也都甚有裨益。
一、政策的狹義界定

政策分析方法，核心是「政策」，如何界定「政策」，是各相關學科都要著力研究的問題。[1]基於政策主體的不同，首先可以把政策分為公共政策和私人政策，[2]私人政策是與政府的「施政之策」相對應的「對政之策」，限於篇幅和論旨，本文把政策定位於公共政策，[3]並往往限縮於更為狹義的經濟政策。

從根本上說，公共政策作為政府的策略，是政府為實現公共職能和有效治理而採取的各種對策。為此，一些學者認為，公共政策就是政府在特定時期為實現一定的公共目的而採取的行動或制定的行為准則。它可以體現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各個領域，並由此可以分為經濟政策、社會政策等多種類型，[4]是一系列謀略、措施、條例、法令的總稱。基於這種理解，法律也可被囊括於廣義的公共政策，但在法律的政策分析中，尤其應當研究公共政策與法律的互動，特別是前者對後者的影響。

在公共政策體系中，對經濟法理論和制度的形成、發展影響最大的，當屬經濟政策和社會政策。事實上，兩類政策之間的聯系十分緊密，從而使經濟法會體現出突出的經濟性和一定的社會性。[5]當然，相比轉而言，經濟政策對現代經濟法的理論和制度形成所起的作用更大，因而在探討經濟法上的政策分析方法時，一般需要更多地關注經濟政策。

經濟法作為現代法，具有與傳統法治理念不同的現代性，與政策的聯系更為密切。[6]其中，經濟政策是經濟立法的前提，經濟法是經濟政策的法律化，是對經濟政策有效實施的法律保障。[7]這種認識是學界的基本共識，也是進一步對經濟法作政策分析的基礎。
二、政策分析及其具體維度
「政策分析」( Policy analysis)一詞，由美國經濟學家林德布洛姆( Charles E . Lindblom)於1958年最先提出。[8]但對於什麼是政策分析，始終有不同的理解，例如，奈格爾(Stuart S .Nagel)和戴伊(Thomas Dye)將「政策分析」等同於「政策科學」，這是一種最廣義的理解。此外，奎德(Edward S. Quade)和鄧恩(William N . Dunn)則認為，政策分析是運用一定的科學研究方法去解決社會問題的一個應用性的學科，這是相對狹義的理解；而巴頓(Carl V . Patton)等人則認為政策分析就是對備選方案進行評估和選擇的研究過程，這是最狹義的理解。[9]

上述各種有代表性的觀點，都有不同程度的可取之處。綜合借鑒各種觀點，可以認為，所謂政策分析，就是綜合運用各相關學科的理論和方法，對政策制定、實施過程中存在的問題進行分析，以便及時發現和解決整個政策制定、實施過程中存在的各類問題。

政策分析的對象是「復雜性問題」，因此，需要借鑒各類相關學科的理論和方法，包括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乃至行為科學的理論和方法，以及哲學、數學、運籌學等學科的理論和方法。作為一種方法論，政策分析既要包括定量分析與定性分析，也要包括理性分析與超理性分析；[10]既可以是事前分析或事後分析，也可以是整合分析。此外，政策分析既關心事實，也關心價值。因此，它不僅是描述性的，而且是規范性的。

政策分析可以有多種不同的維度，如政治學維度、經濟學維度、歷史學維度、心理學維度、倫理學維度等。通常，學者們最為重視的是政治學維度和經濟學維度，它們對於經濟法研究也最為重要。
應用

三、政策分析方法的適用基礎及其類型

要探討政策分析為什麼可以成為經濟法研究的一種重要方法，就必須研究其適用基礎和具體類型。因為如果不具備適用基礎，該方法就不能進行適用；如果不研究方法的具體類型，就無從知道哪些方法可用。
(一)政策分析方法的適用基礎

從總體上看，政策分析方法之所以可以適用於相關的經濟法研究，主要是因為政策與法律(特別是經濟政策與經濟法)有著極為密切的內在關聯，存在著諸多的同一性、共通性，尤其表現為如下幾個方面：

第一，在主體上的相通性。政策與法律的制定者雖然在嚴格意義上並非同一，但在制定主體和實施主體上卻存在著相通性，有時甚至具有同一性。在議會地位式微、政府大量行使立法權的情況下，「政府造法」的現象和問題非常突出，使得政策與法律的制定與實施主體，往往都統一由政府來擔當。在這種情況下，立法便成了「立法機構」的附屬工作。[14]基於自身利益、擴大法定權力或強化政策效力等諸多考慮，政府極可能把自己制定的政策直接或間接地寫進法律草案，從而對經濟法的立法產生深刻影響。這不僅可以用公共選擇理論等來說明，也可以通過各國的經濟立法實踐來證實。上述主體方面的相通性或同一性，必然會帶來政策與法律的許多共通性，從而為法律的政策分析奠定了重要基礎。
第二，在客體上的同一性。經濟政策與經濟法所面對的都是經濟運行過程中出現的經濟

問題，其規范或調整的對象(客體)是共通的，甚至是同一的。只不過經濟政策往往更具有直接性、應急性的特徵，其制定或實施往往是經濟法制的鋪墊、實驗或前期預演。正是它們所共同面對的「市場失靈」問題，被普遍作為經濟法研究的重要切入點，從而有力地促進了經濟法理論共識的形成。事實上，經濟法學者在其研究中已經隱含了經濟政策與經濟法在客體上的同一性，並自覺不自覺地在運用著政策分析方法。

第三，在目標與手段上的共通性。政策的核心內容是政策目標及其實現的工具。相應地，經濟法上非常重要的，便是經濟法的宗旨以及確保宗旨實現的調整手段。經濟法既然是經濟政策的法律化，在其立法宗旨中就必然要集中體現經濟政策的基本目標，同時，又要把各類基本的經濟手段加以法律化，形成自己的調整手段，從而使經濟政策與經濟法在相當高的程度上存在著共通性。

與此相關，由於經濟政策與經濟活動、經濟規律、經濟機制、經濟體制密切相關，並與經濟理論存在著互動關系，[15]因而同樣會對經濟法的理論與制度產生不可低估的影響。發掘經濟政策與經濟法在上述「關系網」中的地位和作用，對於深入研究經濟法問題是至為重要的。綜上，經濟政策與經濟法，從制定主體到實施主體，從目標、宗旨到實施途徑、調整手段、政策工具，從價值追求到所要解決的具體問題等，都存在著同一性或者交叉性、相通性，因此，用於政策問題研究的一些政策分析方法，同樣也可以適用於經濟法的研究。經濟政策與經濟法在某些方面的同一性或共通性，正是政策分析方法得以適用於經濟法研究的基礎。

在上述的適用基礎之上，政策分析方法就可以適用於經濟法研究，並主要體現為兩個方面：一是「替換性研究」，即把經濟法與經濟政策進行「替換」，從分析經濟政策的各種具體維度，以及由經濟學、政治學等相關理論所生成的各種具體方法，去分析經濟法問題；另一是「背景性研究」，即關注政策系統和經濟法系統的密切關聯和相互影響，以經濟法系統為核心，把相關政策的形成和變化看作是影響經濟法制度的重要背景性因素，從而更好地探尋經濟法制度產生、發展、更迭的政策性因素。由於相關政策對經濟法制度有十分重要的影響，因而上述政策性分析尤其重要。

此外，在探討政策分析方法的適用基礎時，還必須關注其局限性。因為政策與法律，雖然具有多方面的同一性或相通性，但兩者畢竟並非完全同一，在制定主體、制定程序、實施機制、規范效力等方面都有差別。通常，政策更具有應急性、靈活性、易變性，而法律則更具有穩定性、普適性、原則性。個別性的政策，往往不能放入普適性的法律中；即使偶爾放入，也只能作為「例外」或「適用除外」的情況。因此，在經濟法研究中，不能完全照搬政治學上已有的政策分析方法，而應當取其精華，適當重構。
(二)政策分析方法的主要類型

依據不同的研究路徑或所要解決的問題等，政策分析方法可以分為多種類型，如政策主體分析、政策目標分析、政策工具分析、政策背景分析、政策實效分析，等等。它們在經濟法研究中都很重要，故有必要對其擇要探討。
1.政策主體分析

政策主體通常包括參與政策制定、執行、評估和監控的組織體或個體。對政策主體進行具體分析，有助於明確各類政策主體的地位、作用、價值、權力分配等問題；在經濟法研究中，則有助於研究經濟法主體的體系以及主體的權義結構，特別是職權與職責的分配、經濟法責任形態等重要問題。

政策主體分析對於研究經濟法的體製法(或稱組織法)、[16]主體制度等非常重要。在具體的政策主體中，官方的政策主體主要是立法機關、行政機關、司法機關，也有學者認為還應當包括處於執政地位的政黨，因為現代國家的政治統治大都通過政黨政治來實現。此外，非官方的政策主體，無論是利益集團、選民，還是大眾傳媒，都能在不同程度上影響經濟法的形成和發展以及具體制度的制定和實施。對上述各類政策主體進行分析，有助於研究經濟法學中的規范論和運行論。
2.政策目標分析與政策工具分析

各類公共政策都包含兩個基本要素，即政策目標和政策工具。由於經濟政策與經濟法所面臨的問題相同，因此，經濟政策的基本目標，也自然會與經濟法的宗旨相合。這樣，通過經濟政策的目標分析，就有助於認識經濟法的宗旨以及經濟法學價值論領域的相關問題；同時，也有助於進一步從系統論的角度，發現經濟法的結構問題，並通過結構調整，來增進和完善經濟法的功能。

政策工具作為實現政策目標的手段，其有效運用，有助於避免政策失敗和政府失靈。因此，在經濟學領域早就開始了對經濟政策工具的研究；在政治學領域，20世紀90年代以來對政策工具展開的大規模研究，也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成果。[17]例如，狄龍(Van
der Doelen)將政策工具劃分為法律性工具、經濟性工具和交流性工具；霍萊特(M.
Howlett)則將其劃分為自願性工具、強制性工具和混合性工具，等等。[18]但在經濟法研究上，更需要關注的是經濟政策工具，如預算、稅收、國債、貨幣、價格等手段以及更為具體的稅率、利率、匯率等經濟杠桿，因為這些經濟政策工具的法律化，恰恰構成了經濟法有效調整的手段，因而對於研究經濟法制度的具體問題是十分重要的。
3.政策背景分析

任何政策或法律，都有其生成、變遷的背景。作為一種方法，政策的背景分析，既應關注對經濟法的形成和發展有重要影響的政策背景，也應關注相關政策本身的背景，因而背景分析可以「多重展開」。

對於政策背景的分析，有助於推進經濟法制度的發展和完善。事實上，經濟法的調整目標和調整手段，都依存於特定的背景，要隨著背景的變化來適度調整，以使經濟法制度也能夠不斷地適應社會經濟變化發展的要求。此外，通過政策的制定過程，來認識立法背景和動因，既是一種法律解釋方法，也是一種政策分析方法。

上述幾種政策分析方法，都是密切相關的。由於任何政策的制定和實施都離不開特定的主體，不同的政策主體又都有各自不同的利益，並由此會影響到政策目標的確定，因而就應當有主體分析與目標分析；同時，由於實現政策目標的手段(或稱政策工具)關繫到各類政策主體利益的實現，因而工具分析與主體分析、目標分析也可以聯為一體。而上述三種分析，都離不開更深層次的背景分析，只有深入分析主體背景，才能更好地理解各類主體提出政策目標的背景，以及選擇和運用政策工具的背景，這樣，對經濟政策和經濟立法的相關分析才可能較為全面，也才可能更好地去理解、解釋和實施相關的法律，找到經濟法制度運行過程中存在的問題和改進對策。

上述各種具體的政策分析方法，構成了經濟法上的政策分析方法的主幹部分，對於研究經濟法的主體、宗旨、調整手段、具體制度、法律環境等，都很有價值。為此，還應當進一步研究其具體應用問題。
四、政策分析方法的應用

由於政策往往是立法和執法的重要依據，[19]因而政策分析方法不僅可以應用於分析制度的形成，也可用於分析與政策相關的許多理論問題。下面僅選取幾種主要的政策分析方法，來探討其在經濟法研究中的應用問題。
(一)政策目標分析方法的應用

政策的目標分析，作為政策分析方法的重要組成部分，其在經濟法研究上的具體應用，主要體現為通過審視影響經濟法立法的經濟政策目標，來分析和判斷經濟法立法在宗旨、原則、調整手段、協調性等方面的成敗得失，從而進一步找到存在的問題，並為整個經濟法的法制完善提供重要支持。

對經濟政策的目標分析，有助於認識經濟法的宗旨。其中，對於宏觀經濟總體目標的分析，有助於認識經濟法的總體宗旨；而對於具體的經濟政策的目標分析，則同樣有助於認識經濟法相關部門法的宗旨。

例如，從財政政策的角度來看，財政政策的目標與其職能是一致的。財政政策的職能，通常包括分配收入、配置資源(或稱宏觀調控)、保障穩定三大方面。與這些職能相對應，財政政策的重要目標就是在整個國民收入分配的過程中，既要使國家獲取財政收入，又應促進社會分配公平；既要在微觀上促進資源的有效配置，又應在宏觀上加強對經濟運行的調控，從而在保障經濟公平和社會公平的基礎上促進和保障整個社會的穩定。上述的財政政策目標，必然會影響財稅法的宗旨，並使其成為財稅法宗旨的一個必要內容。

又如，一國貨幣政策的核心目標，就是調控貨幣發行量，保障幣值的穩定，以求在根本上保障物價的穩定，防止通貨膨脹或通貨緊縮。正是基於該目標，在相關的金融法，特別是中央銀行法上，才把穩定幣值作為法律調整的核心目標。為了確保中央銀行的獨立性，使其能夠真正獨立地制定和執行貨幣政策，各國法律往往都在體製法上作出相關的保障性規定。因此，研究金融法所涉及的各類具體制度(如監管制度、傳統的「三大法寶」等)，以及在分業經營與混業經營等方面做出取捨時，應牢記貨幣政策的核心目標和金融法的核心宗旨。

此外，在競爭政策或市場規制政策上也是如此。競爭政策主要涉及反壟斷政策和反不正當競爭政策，市場規制政策還應當進一步包括消費者政策。這些政策的目標，都會影響相關的反壟斷法、反不正當競爭法、消費者保護法的立法宗旨，進而影響到這些法律的實施。

其實，早已有學者關注政策目標對法律的制定和實施的影響問題。例如，韋伯曾經指出，在相當長的時間里，兩大法系國家的法學家們在處理一人公司問題的時候，會涉及如何思考的問題。對此，韋伯特別強調：「我們必須注意各種經濟上的政策的目的，或許還有財政政策和商業道德的因素，這都屬於實體的。」[20]這種論斷對於研究經濟法領域的相關問題也是很有普遍意義的。
(二)政策工具分析方法的應用

通常，為了使政策實施得到法律的保障，需要把基本的政策目標和政策工具通過法律的形式規定下來，從而使一些重要的經濟政策工具，從經濟性的調控或規制手段變成法律化的「調制手段」。這種法律化，有助於更好地協調各類政策工具之間的關系，以最大限度地發揮其整體效益。

例如，財政政策的工具是多方面的，即使是不包含稅收的財政政策工具，也要包括預算、國債、政府采購、轉移支付等多種手段。我國在世紀之交，非常重視「積極的財政政策」，試圖通過擴大財政支出，增發國債來拉動內需，帶動整個經濟的發展。但與此同時，國家又加大了征稅的力度，使得稅收收入每年都以增收1000億元以上的速度在增加，甚至超過了GDP的增長速度。對此，有的學者認為這與積極的財政政策是不協調的，因為「減稅」政策更有利於拉動內需，而實行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則可能產生「擠出效應」，這就是不同政策工具相沖突的結果。

由於各類政策工具涉及不同主體的利益調整，甚至直接影響其基本權利，同時，政策工具的運用也特別需要法律保障和法律協調，因此，對那些重要的、行之有效的政策工具必須加以法律化，使其成為經濟法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從而也使政策分析方法可以貫穿於經濟法的研究過程之中。事實上，對具體的稅收制度、預算制度、貨幣制度等方面的研究，無不與政策工具的分析直接相關。可以說，沒有政策工具分析作為基礎，就不可能很好地分析經濟法的具體制度及其調整特點。因此，政策工具的分析，對於經濟法研究非常重要。

要進行具體的政策工具分析，關注經濟政策之間的協調尤其重要，這是需要反復重申的問題。例如，財稅政策與金融政策如何協調，是「一松一緊」，還是「雙松」或「雙緊」?如何在計劃層面上作出相應的協調?消費者保護政策與相關的競爭政策如何協調?等等。此外，上述政策與產業政策、貿易政策等相關政策如何協調，同樣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單靠某類具體政策的制定者，勢必無法完成協調任務。特別在部門利益、地方利益可能被推向極致的情況下，單方面的主動協調無疑困難重重，因而迫切需要「依法協調」。為此，必須在法律上明確各自的職責許可權，以「定紛止爭」。在這方面，德國的《經濟穩定與增長促進法》堪稱典範。[21]

(三)政策主體分析方法的應用

由於經濟政策的制定主體層次較多，政府及其職能部門都可能在各自的職權范圍內制定基本經濟政策，並體現在與其相對應的各層次的立法之中，如國務院的經濟法規、各個職能部門的部門規章、地方性法規，等等。立法主體的多層次性，帶來了經濟法立法和執法方面的一系列問題：它加劇了經濟法的立法與執行的復雜化，導致部門立法、地方立法林立，下位立法對上位立法的抵悟、沖突不斷，不協調之處綿延不絕，隱性修改隨處可見。

除了上述的官方政策主體以外，非官方的政策主體也不可小視。隨著中國市場經濟的進一步發展，第三部門日漸興起，不同的利益集團也在蓬勃發展，它們會影響到經濟政策的制定和經濟法的制度形成。例如，在稅收立法中，應如何規定特定群體的稅收優惠(如對出口商如何實施出口退稅制度等)；在反壟斷立法上，對哪些主體給予豁免等。其實，凡是涉及特定主體的立法，都可能會受到某些大企業或其他壓力集團的影響，這已是毋庸諱言的事實。因此，明確各類主體的角色和地位，對於政策制定主體和影響政策制定的主體進行具體分析，有利於進一步分析經濟法的立法、執法及法律監督等環節的問題。
(四)政策實效分析方法的應用

政策實效，是政策分析的極為重要的內容。[22]事實上，影響政策實施效果的限定因素很多，包括政策本身的局限性和「時滯」等。從公共選擇理論、理性預期理論的角度來看，影響政策實效的因素，既可能是政策制定者和執行者的能力、努力等方面的局限，也可能是受政策影響的相關主體的博弈行為帶來的局限。這些局限都會產生效力減損的問題。

此外，政策的實施及其效力的抵達和效果的產生，往往是存在「時滯」的。[23]即使是應急性的政策，也並非總能「立竿見影」。事實上，政策的制定和實施，總是需要主客觀的限定條件。如若條件不具備，則可能「政策落空」，導致「政府失靈」。

上述對影響政策實效的限定因素的分析，同樣適用於經濟法研究。例如，經濟法的制定主體和實施主體，其理性也是有限的，所制定出來的經濟法不可能盡善盡美。這樣的法律再去實施，其法律實效的「遞減」便可想而知。即使立法者和執法者都聰慧而高尚，且能力和努力都足夠，但相關主體的博弈行為也會使經濟法實施的效果受到影響。因此，透過政策的局限性分析，可以更好地看到經濟法的局限性。

此外，經濟法比經濟政策會有更突出的「時滯」問題。由於通常只有相對穩定、較為成熟的政策才可能被法律化，因此，同種類型的經濟立法，一般都要滯後於相關的經濟政策。政策的實施畢竟有行政或政黨力量的推動，因而貫徹速度相對更快一些；但法律化的政策，從制定到實施都必須按部就班，往往要經由多種機構、多種主體、多種程序，因而其「時滯」問題也更為突出。從法治精神的要求來看，經濟法的立法、執法、法律監督等都離不開程序，而「程序就是過程」，甚至是漫長的過程，由此產生的「時滯」往往是以犧牲效率為代價的，因而同樣涉及效率與公平的價值如何有效權衡的問題。

進行政策實效分析，除要研究政策本身的局限性外，還可研究政策的限定條件(con-straints)，即一項經濟政策在實現預期目標的過程中必須依賴的條件。對於某些限定條件所存在的剛性也必須予以注意，這有助於分析法律調整所面臨的各類矛盾、實施障礙和解決對策。

事實上，經濟法上存在著多個方面的「二元結構」，如何全面兼顧其中所蘊涵的各種矛盾，恰是經濟法的「調整藝術」之所在。例如，在經濟法上，私益是對公益的限定，沒有私益就沒有公益，因而不能只考慮公益而不顧及私益。與此相應，個體營利性與社會公益性的矛盾、效率與公平的矛盾等，在經濟法上都應當協調兼顧。同樣，不同地區、不同部門的利益、中央與地方的利益、強者與弱者的利益、集體與個體的利益、國家與國民的利益，等等，也都要兼顧和協調，因為它們都是影響經濟法調整實效的限定條件。為此，兼顧各種不同的利益，綜合協調不同的情況，在總體上來全面把握，實現「納什均衡」，應當是經濟法調整的總體精神。

上述的兼顧與協調，不僅應體現在總體精神或調整目標方面，而且還應當體現在具體的調整手段方面。只有在各類具體的法律化的政策工具方面做到有效協調，才有可能真正兼顧各類不同主體的利益。可見，在應用政策實效分析方法時，同樣要考慮政策目標分析、政策工具分析以及政策主體分析，也就是說，這些分析方法是聯為一體的，它們的區分只是相對的。
五、結論

經濟政策對經濟法的理論和制度的形成有著深刻的影響，其間存在的諸多互動性、相通性甚至同一性，使人們可以通過政策分析，特別是通過「背景性研究」或「替代性研究」，來發現和解決經濟法本身的問題，這正是政策分析方法在經濟法研究中的重要價值。

經濟法學界已有的或者正在進行的許多研究，實際上都是政策分析。這些政策分析，一般是把「政策」限定於「公共政策」，特別是經濟政策。本文也對此作出了限定，並在此基礎上，提出了政策分析的不同維度，探討了該方法的適用基礎，提煉出對於經濟法研究較為重要的政策主體分析、政策目標分析、政策工具分析、政策背景分析、政策實效分析等多種類型，並分析了這些方法在經濟法研究上的應用問題。由於經濟法學界缺少相關的研究可供參考，因而這些探討只是「淺探」。

事實上，政策分析在政治學等領域還有許多方面並未達成共識，筆者主要是結合經濟法研究的實際，對已有的政策分析方法進行解析和改造，以增進其對經濟法研究的有效性。但在具體運用時，必須考慮到經濟法與經濟政策的互通性與差異性，以免以偏概全。

單純的政策和政策分析，總有其局限性，並會帶來經濟法制度建設的局限性。因此，要全面分析各類經濟法主體的對策活動，還必須關注博弈分析方法，從而提煉出一種個體主義與整體主義相結合的「政策一對策分析方法」。此外，政策分析方法還可包括圍繞政策而展開的一系列研究方法，如政策的分類，實際上也是一種分析方法。例如，對經濟政策作出基本政策和具體政策的劃分會影響到經濟法系統內部的結構與分類以及經濟法體系的構建等。需要說明的是，政策分析方法也可以對經濟法以外的其他部門法領域產生影響。例如，刑法領域研究的刑事政策問題，社會法領域研究的社會政策，行政法領域研究的諸多公共政策，等等，都可以運用政策分析方法進行探討。[24]此外，在當代司法領域，也要考慮「公共政策」或「公共秩序保留」的問題，對此同樣需要進行政策分析，以體現和遵從法律共同的價值。[25]

值得關注的是，現實的法律實施，只是提供了一個基本的規范框架，在法律調整的基礎上真正直接發揮作用的，往往是各類政策，如積極的財政政策、穩健的貨幣政策的運用，大量的稅收優惠政策的採行，市場規制政策的調整等。因此，在經濟法研究中，非但不應排斥政策，還應看到它是經濟法調整的重要配套「制度」，是經濟法的立法與法律實施的重要源泉和指引。因此，加強經濟法的政策分析，必將大有可為。

2. 試訴經濟法在日常生活中的運用

經濟法的完善確保消費對我國經濟發展的優化升級。

經濟發展的終極目的是服務於消費需求，以豐富的物質文化產品滿足人民生產生活的需要，提升人民的生活質量和水平，同時消費又推動經濟向縱深發展，只有大力發展消費才能夠滿足多樣化需求，才能夠帶動生產，推動經濟的飛躍。

為了建立良好的消費市場環境，我國在經濟法領域內不斷完善消費者權益保護法、食品質量安全檢疫法、市場管理法和稅法等，從不同方面為消費提供法律保障和支持，從而擴大市場消費。經濟法的完善促進我國集約型經濟的發展，這樣就促使企業在發展經濟效益的同時兼顧社會效益，提高企業的科技創新能力，從而發展低消耗節約型產業，使得我國有效的經濟發展方式早日形成。

(2)經濟法的完善擴展閱讀：

經濟法的相關內容：

1、建立經濟發展方式轉變與經濟法互動關系，不僅能夠促進我國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得到有效提升，而且能夠豐富和發展經濟法。

2、以經濟法的實施為依託，促使經濟發展方式進行轉變，不斷平衡市場經濟主體的各方利益，豐富和發展經濟法律和法規以滿足經濟社會的發展需求。

3、加強經濟法的踐行，為我國經濟社會的協調可持續發展提供法律規范，經濟法的完善為轉變我國的經濟發展方式提供了強大的法律法規保障。

3. 對經濟法的認識與理解

經濟法是調整市場經濟條件下，國家及其政府主管部門為了修正市場運行的缺陷，實現社會整體效益的可持續發展而履行各種現代化經濟管理職能時與各市場主體發生的社會經濟關系的法律總稱。
在學習經濟法的過程中，常常碰到經濟合作上的問題。所以要實行市場經濟，必須建立統一、開放的市場體系。培育市場體系，充分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要求各種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堅決打破條條塊塊的分割、封鎖和壟斷。這就需要國家介入，加強市場監督管理。在國家進行市場監督管理過程中發生的經濟關系，就是市場監管關系。市場監管關系應該由經濟法調整。這有助於完善市場規則，有效地反對壟斷，制止不正當競爭，保護消費者合法權益，維護市場經濟秩序，實現市場功能。
第二是我國經濟法的重要社會地位。我國經濟法律的調解范圍已經涉及社會管理、經濟協調、環境保護、資源節約以及權利制約、國際經濟糾紛仲裁等十分廣闊的領域，並與社會道德標准相輔相成，成為了整個社會的調解器。但人類的經濟行為是復雜多變的，經濟法律由於在制定時需要嚴謹的思考和斟酌。這種差別造成了我國經濟法律制度的相對不太完善，被投機份子有機可乘，對一些損害國家人們利益的行為無法可依。但只要努力做好普法工作，樹立以及強化公民的相關經濟法律意識，讓人們在經濟權利受到侵害的時候都尋求經濟法律的保護，才能有助於經濟法律的完善，才能真正的做到知經濟法，守經濟法，不犯經濟法。

4. 經濟法的主要內容是什麼

經濟法的內容包括總論（經濟法主體、經濟法的基本原則、經濟法的價值、經濟法的理念等）、市場規製法、反壟斷法、反不正當競爭法、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國有資產管理法、固定資產投資法、宏觀調控法、財政法、稅法、金融法等內容。

所謂經濟法就是調整現代國家進行宏觀調控和市場規制過程中發生的社會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要從以下三點把握這個概念：

1、經濟法是經濟法律規范的總稱

2、經濟法是調整經濟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

3、經濟法調整的是一定范圍的經濟關系。

經濟法是調整國家宏觀經濟管理過程中所發生的社會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不能簡單地認為經濟法就是調整經濟關系的法律。民商法也調整經濟關系。

(4)經濟法的完善擴展閱讀：

經濟法具有自己獨立的調整對象。經濟法的調整對象是指經濟法所干預、管理和調控的具有社會公共性的經濟關系，可以概括為以下幾點：

1、國家規范經濟組織過程中發生的經濟關系。

規范組織的法律，是為了防止壟斷組織的出現，從組織上保證市場經濟順利發展。這方面的法律有公司法、外商投資企業法、合夥企業法、個人投資法等。

2、國家干預市場經濟運行過程中發生的經濟關系。

國家對市場經濟運行進行干預是經濟法的重要調整方式，這方面的法律有證券法、票據法、破產法、金融法、保險法、房地產法、環境法、自然資源法等。

3、國家管理、規范經濟秩序過程中發生的經濟關系。

日本學者丹宗昭信認為：：經濟法是國家規制市場支配的法，現代經濟法的核心是壟斷禁止法。這方面的法律有反壟斷法、反不正當競爭法、消費者權益保障法和產品質量法。

4、國家在經濟調控中發生的經濟關系。

此種經濟關系的特點是國家對市場經濟運行實行宏觀調控，使經濟各部門運行協調，使整個國家經濟運行平穩。這方面的法律有財政法、稅法、計劃法、產業政策法、價格法、會計法和審計法等。

5. 論述加強經濟立法對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體質

http://www.ce.cn/ztpd/hqmt/gnmt/nfc/more/t20031218_255884.shtml
《中共中央關於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提出要「完善經濟法律制度」，並指出要「全面推進經濟法制建設。按照依法治國的基礎方略，著眼於確立制度，規范權責，保障權益，加強經濟立法。」《決定》用法律制度保障讓一切創造社會財富的源泉充分涌流，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進一步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設提供了強有力的法律保障。
完善經濟法律制度，加強經濟立法，是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縱觀我國25年來改革開放的歷史進程，每當社會經濟發展的關鍵歷史階段，黨和國家都不失時機、堅決果斷地推出一系列全局性的關鍵舉措和法律制度，不斷為改革和發展提供強大動力，在法律和制度上推動改革開放和現代化事業。這已成為我們黨依法治國的一條極其寶貴的經驗，成為我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取得豐碩成果的關鍵所在。
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始了改革開放，推行農村聯產承包責任制，改革國有企業經營體制，黨的十四大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目標，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作出了《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10多年來，我國經濟體制改革取得了重大進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初步建立，公有制為主體、多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已經確立，全方位、寬領域、多層次的對外開放格局基本形成。與此相適應，我國的法律制度建設也得到了長足的發展。我國加快了立法步伐，制定了全國性的法律法規1200多件，其中法律400多件，行政法規870多件，地方性法規8700多件。與市場經濟體制建設相適應，我國在經濟法律制度建設上，制定了規范市場經濟體制的法律制度，調整市場主體關系、維護市場經濟秩序、保證公平競爭的法律制度，改善和加強國家宏觀調控、促進經濟協調發展方面的法律制度。這些成就，是在我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進程推進、綜合國力和人民生活不斷邁上新的台階、人民生活水平總體上實現由溫飽到小康的歷史性跨越的大背景下取得的。法制建設的成就充分反映了我國經濟發展、社會進步的現實要求，又以這些年經濟與社會的快速健康發展為基礎。可以說，一方面，沒有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全面推進，沒有經濟與社會發展的豐碩成果，就不可能有法制建設的巨大成就；另一方面，法制建設的不斷推進，有力地維護了社會穩定，有效地調解了社會矛盾，調動了廣大人民群眾參與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積極性，為深化改革、擴大開放，促進發展創造了良好的法制環境。
正是市場經濟體制建設的日益深化和現代化建設得以充分發展，成為法制建設得以充分發展和不斷完善的動力源泉。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實現了經濟體制改革的新的突破和不斷完善，消除了束縛生產力發展的體制性障礙，從根本上解決了經濟和社會深層次問題，為中國在新世紀的經濟和社會新一輪發展提供了強大動力和法律上的保障。當前，盡管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初步建立，但是改革開放的任務並未完成，政府機構改革和職能轉變需要盡快適應加入世貿組織和市場經濟發展的需要。同時，我國還存在經濟結構不合理，分配關系尚未理順，農民收入增長緩慢，就業矛盾突出，資源環境壓力加大，經濟整體競爭力不強等問題。這些都是改革中亟待解決的課題，也為法律制度完善提出了新的課題。
為此，我們需要進一步完善市場主體和中介組織法律制度，使各類市場主體真正具有完全的行為能力和責任能力；完善產權法律制度，規范和理順產權關系，保護各類產權權益；完善市場交易制度，保障合同自由和交易安全，維護公平競爭；完善預算、稅收、金融和投資等法律法規，規范經濟調節和市場監督；完善勞動、就業和社會保障等方面的法律法規，切實保護勞動者和公民的合法權益；完善社會領域和可持續發展等方面的法律法規，促進經濟社會全面進步。
http://news.stock888.net/031123/101,1277,292054,00.shtml

經濟法的定位與我國經濟立法
規范國家干預經濟運行中形成的經濟管理關系的經濟法等等。經濟法的定位如何？與同屬於經濟法律體系的民法、商法的關系是否明確？直接影響到一國的經濟法立法及其經濟法律體系的建設。我國自從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加強經濟立法以來，在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體系的探索過程中，取得了喜人的成績，但是，由於長期未能解決經濟法的准確定位問題，致使我國經濟立法出現了本可避免的混亂，造成了不應有的損失。主要體現在：經濟法立法與經濟立法混同，經濟法立法與民事立法、商事立法關系不順，經濟法律體系內部層次紊亂，缺乏有機聯系，表面上看，經濟立法轟轟烈烈，實際上，經濟法立法冷冷清清，經濟生活中，政府宏觀調控和市場微觀規制這一基本的市場經濟立法領域存在重要法律的空白，導致經濟關系的重要方面無法可依，事實上，我國經濟生活中現在出現的市場秩序混亂、宏觀調控不力、經濟執法效果不佳等現象不能不說正是經濟法定位不準導致的結果。 回顧我國經濟立法的短暫歷程，從其內部主要構成部分經濟法、民法、商法彼此之間關系的角度看，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大一統的經濟立法時期。以1986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的頒布為分水嶺，此前的經濟立法建立於大一統的經濟法定位基礎之上，「經濟法理論將屬於民法調整對象范疇的橫向經濟關系，也納入經濟法的調整對象范圍，並用民法范疇構造經濟法范疇」，經濟立法等同於經濟法立法，大一統的經濟法定位導致了「經濟法體系混亂和經濟法調整民事關系的失敗現象」③。經濟法與民法區分，民法與經濟法並列時期。1986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頒布後，民法從經濟法中獨立出來，形成民法與經濟法並列的局面，但是兩者的關系仍然相互交織，不甚明了，此時在經濟立法的框架中仍是以民法為主，經濟法立法數量少、層次低，仍然沒有形成氣候，這一階段一直持續到1992年。民法與商法區分，經濟法與民法、商法並列時期。1992年，黨的十四大確立了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隨著市場經濟的迅速發展，規范以營利為目的的商事組織和商事活動為內容的商法價值被發現，商法從民法中脫胎而出，經過一番努力掙扎之後終於被承認為一個新的法律部門，經濟法律體系的內容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經濟法的地位開始回歸，真正意義上的經濟立法開始得到關注和發展，經濟立法領域開始呈現出經濟法立法、民事立法、商事立法共存並行、相互聯系而又彼此獨立、自成體系的良好態勢。但是有不少學界人士和法制實際部門的法律工作者仍在呼籲搞市場經濟，應當以民商法為基礎，尤其在我國這樣一個有著悠久的集中管制歷史、公權龐大、公法發達，民主氛圍不足、私權弱小、缺乏私法傳統的情況下，建設市場經濟更應當補上培養私權意識、保障私人權利這一課，優先發展民商。如前所述，民法、商法均是建立在以自由競爭、放任市場自發調節經濟為特徵的市民社會基礎之上的法律規范，隨著經濟規模的擴大和經濟關系的復雜以及國家管理經濟職能的強化和國家與社會利益的一體化，民法、商法作為調整社會經濟關系主要的、基本的法律已經不能滿足現實的需要，必須讓位於更能適應現代經濟關系調整需要的經濟法。尤其在我國市場經濟以公有制為主體，政府運用經濟和行政權力在經濟體制建設中起核心作用，而且當前面臨的國際環境是：經濟全球化浪潮的高漲使各國經濟上的相互依存關系密切、相互影響加深，各國的經濟利益沖突加劇，既要實現全球的均衡發展，又要維護各國的經濟主權。我國已加入世貿，作為經濟發展水平較低的發展中國家，要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維護本國利益，發展民族經濟，如果沒有國家的權威和政府對經濟生活積極主動的參與與強力高效的宏觀調控，任何縮 。。。。。。

6. 簡述經濟法的體系。

經濟法體系的構成分為以下幾個部分：
1.
調整經濟關系主體的法
2.
調整經濟關系主體行為的法
3.
調整經濟宏觀環境的法
4.
調整社會分配的法
5.
監管經濟運行安全的法
由經濟法體系的特性所決定，經濟法體系的構成決不會到此截止成為一種固定不變的摸式。它必然會隨著杜會發展的需要，以及對問題的更深一步的認識而有所改變，以至逐步得以完善。為社會經濟的發展提供更為有力的支持和保障。

7. 簡述經濟法的基本原則

（一）營造平衡和諧的社會經濟環境原則

我們強調營造平衡和諧的環境，而不是簡單地說平衡協調原則，是有深層次原因的。對經濟關系進行平衡協調是經濟法特有的功能，但如果單純將平衡協調上升到經濟法基本原則的高度就顯得不夠充分，並沒有完全揭示出經濟法的本質內容。

從字面上講，和諧與協調兩詞的含義互通，這就是在許多法學著述中「和諧」與「協調」不分的原因。但是，在意境上說「和諧」和「協調」是有很大區別的：和諧是一種相互依存與共同發展的客觀狀態，是國家和市場都要順應客觀規律、應用客觀規律的表現；

而協調更強調的是主體間相互一致的積極行為，是帶有主觀意志色彩的一種行為模式。就經濟環境狀態的描述而言，「和諧」一詞較「協調」更貼切，例如我們常說的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

首先，「平衡和諧」充分體現了經濟法治條件下經濟環境應有的狀態，強調的是不同主體的配合而不是對抗，又在哲學范疇「度」的問題上強調適當，而不能「過火」或「不及」。

有學者認為平衡有均等的意思，因而不主張將其納入經濟法的理念，但我們認為這里的平衡不是均等的意思，而是「不失調」之意，例如人們常說「生態平衡」。

其次，平衡和諧的社會經濟環境不是靜止的而是動態的，不是一種中庸理念的體現而是建立在對客觀經濟規律認識基礎上的一種應然的狀態。在這樣一種經濟環境下，能夠實現自由與秩序、公平與效率的平衡和諧，現實利益與未來利益的平衡和諧，國家、社會與個體之間的平衡和諧。

最後，經濟法律的完善本身並不代表這種良好經濟環境已經大功告成，由於社會經濟體系是動態向前發展的，這就要求經濟法制不斷地「與時俱進」，具有前瞻性、規劃性地從立法、司法和執法等方面來建立和維持這種環境。

當前，在國際上以和平與發展為主旋律的背景下，各國管理社會公共事務的職能日益突出，大都將實現可持續發展作為根本目標。

要實現可持續發展就必須有一個良好的環境，既包括良好的自然生態環境，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這個問題在上層建築層次已經被納入到環境保護法之中），也包括平衡和諧的社會經濟環境。

而我國某些地方一級的政府和部門、行業的管理者顯然對營造平衡和諧的社會經濟環境的重要性缺乏應有的認識：地方保護主義嚴重、某些部門和行業長期壟斷，損害了普通百姓的經濟權益，也阻礙了該行業實現自身更大的發展，更有損於中國在世界的經濟民主形象。

平衡和諧的經濟環境是我國加入WTO後與國際接軌的基本要求，是我國要獲得完全市場經濟地位得到國際社會認同的基本要求，更是一個國家的整體經濟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基本要求。

（二）合理分配經濟資源原則

這里之所以要提「合理」分配，有兩方面的意思：首先是令市場經濟的價值規律正常發揮作用完成自下而上的分配，即符合市場經濟自發規律之理。

價值規律由對經濟個體的決策和行為之微觀作用實現對整個社會經濟資源的宏觀調節和配置，順利完成經濟資源的初次分配，市場規製法在其中發揮著保障作用。其次是利用國家超越整個社會的優勢地位進行的自上而下的分配，即符合國家社會自覺調整之理。

國家根據市場經濟自發分配資源後產生的不公平傾向，立足於社會整體利益進行再次資源分配和調整，宏觀調控法在其中居於核心地位。「合理分配資源」不僅包括國家與市場如何協調資源優化配置問題，還有進一步防止貧富兩極分化的問題。

中世紀的阿奎納認為：「正義由兩部分組成：第一種是分配正義（distributive justice），即『按照人們的地位而將不同的東西分配給不同的人』……在分配正義中，一個人在社會中的地位愈突出愈顯要，那麼他從共同財產中亦將得到愈多的東西。」

這種按人們地位來分配經濟資源的思想是封建社會的分配原則，到了資本主義社會該原則為按資本分配原則所取代。

從「人生而平等」的道德角度看，按資分配較按地位分配無疑是人類社會分配原則的一大進步。但按資分配所帶來的貧富分化日趨嚴重，一方面導致頻繁的經濟危機出現，阻礙了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另一方面也是對資本主義世界所要樹立的平等觀念的一種諷刺。

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重大貢獻之一就是不僅在道義上對兩極分化、貧富不均做出了犀利的批判，更從科學的角度論述了兩極分化的社會根源與危害，並在理論上提出了防止兩極分化的意義和途徑。

實踐證明資本主義社會歷史上的經濟危機與社會動盪都直接源於嚴重的貧富兩極分化，因為單靠市場這一隻無形之手是無法實現將稀缺經濟資源進行合理分配的。

從現代經濟學的角度看，經濟資源不再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相對於人口增長和經濟發展的要求，經濟資源永遠是稀缺的。經濟資源既包括生產資料也包括生活資料。

生產資料資所有制最終決定了社會資源的分配製度。我國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社會資源的分配製度必然是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其他多種分配製度並存。

這樣一種復合的分配製度一方面保證了經濟資源的優化配置，另一方面也有利於防止貧富兩極嚴重分化。這種分配製度也正是社會總體經濟效益優先，兼顧社會各方利益公平的體現。

2003年中共中央十六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

決定指出「要按照統籌城鄉發展、統籌區域發展、統籌經濟社會發展、統籌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統籌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的要求，更大程度地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這將成為未來幾年關於如何貫徹合理分配經濟資源原則的指導思想。

綜上所述，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和防止貧富兩極嚴重分化是合理分配經濟資源原則的兩個不可或缺的方面。

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更側重於稀缺經濟資源中生產資料的分配，側重於經濟的發展，是效益優先的全面體現。防止貧富兩極嚴重分化更側重於稀缺經濟資源中生活資料的分配，側重於社會的穩定，是社會公平的最終體現。

（三）保障社會總體經濟可持續發展原則

「可持續發展」發端於20世紀80年代，20世紀90年代中後期在中國上升到一種治國方略的高度。

可持續發展的提出是人類認識論上又一次具有革命性意義的突破，這一思想強調的不僅僅是人的發展與自然環境的和諧，更是人的發展與社會環境的和諧，也唯有人與環境的和諧發展才能實現人類自身的可持續發展。

這一思想的提出也是社會本位理念的進一步深化：不僅僅以人類社會橫向的當代利益和諧為出發點，更以人類社會縱向的代際利益和諧為出發點。這種發展不強調盲目的快速，而強調連續與穩定下的高速發展。因此可持續發展就是在穩定中求發展，在發展中求穩定的辯證的邏輯統一。

(7)經濟法的完善擴展閱讀：

經濟法具有自己獨立的調整對象。經濟法的調整對象是指經濟法所干預、管理和調控的具有社會公共性的經濟關系，可以概括為以下幾點：

a.國家規范經濟組織過程中發生的經濟關系。規范組織的法律，是為了防止壟斷組織的出現，從組織上保證市場經濟順利發展。這方面的法律有公司法、外商投資企業法、合夥企業法、個人投資法等。

b.國家干預市場經濟運行過程中發生的經濟關系。國家對市場經濟運行進行干預是經濟法的重要調整方式，這方面的法律有證券法、票據法、破產法、金融法、保險法、房地產法、環境法、自然資源法等。

c.國家管理、規范經濟秩序過程中發生的經濟關系。日本學者丹宗昭信認為：：經濟法是國家規制市場支配的法，現代經濟法的核心是壟斷禁止法。這方面的法律有反壟斷法、反不正當競爭法、消費者權益保障法和產品質量法。

d.國家在經濟調控中發生的經濟關系。此種經濟關系的特點是國家對市場經濟運行實行宏觀調控，使經濟各部門運行協調，使整個國家經濟運行平穩。這方面的法律有財政法、稅法、計劃法、產業政策法、價格法、會計法和審計法等。

8. 經濟法的三大原則是什麼

經濟法三大原則包括社會本位原則、兼顧公平與效率的原則、可持續發展的原則

一、社會本位原則

社會本位原則之所以能夠成為經濟法的基本原則是由經濟法的本質屬性決定的。經濟法把社會本位作為自己的調整原則，就表明經濟法在對產業調節、固定資產投資、貨幣發行、價格水平、壟斷和不正當競爭行為、產品質量控制以及消費者權益保護等關系進行調整時都必須以社會利益為本位。與此同時，任何市場主體，在進行市場行為時都不能一味地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忽視對社會公共利益的關注，否則，也是對自己應當承擔的社會責任的背離。

二、兼顧公平與效率的原則

（一）公平原則

經濟法上的公平，包括三個方面的內容：

1、主體地位平等。主體地位平等是經濟公平的前提條件，無主體地位的平等就無公平可言。

2、交易機會均等。交易機會均等是經濟公平的基本內容。它一方面要求經濟法所提供的交易機會必須向所有經濟法主體開放，另一方面要求經濟法不得為某一或某些主體提供獨占市場的機會。

3、權利義務對等。權利義務對等是經濟公平的核心內容。經濟公平要求主體的權利和義務對等是權利和義務在數量上等值性的必然要求。

（二）效率原則

同公平原則一樣，效率原則也是經濟法的重要原則。這是因為任何一個公平、自由、正義、有序的社會也必然是一個高效的社會。沒有效率的社會無論如何也算不上一個理想的社會。

作為經濟法基本原則的公平效率，既有相互促進的一面，又有相互矛盾的一面。只要效率而不要公平，最終會降低效率；只要公平而不要效率，這種公平也很難維持長久。

三、可持續發展的原則

可持續發展，反映了當代人對人類社會經濟活動、生存環境和發展的反思，表達了當代人的一種發展觀，也反映了當代人的超前意識和憂患意識，以及當代人的社會責任感。

9. 經濟法的完善經歷了哪幾個階段

按照歷史和邏輯的一致，經濟法的發展可以概括為由低到高的三個階段，1、戰時經濟法。它於回淺表層答次和以野蠻的方式回應著不期而至的社會化要求，是初級經濟法。 2、危機對策經濟法。它是為應付經濟不景氣或其他意想不到的危機而被動制定的經濟法，具有相當的盲目性。 3、自覺維護經濟協調發展的經濟法。它是以維護自由競爭的市場秩序、促進社會經濟協調發展的較為成熟的經濟法。其形成的主要標志是經濟法據以解決社會經濟矛盾的宗旨和方式已由干預、管制市場主體的自由意志和行為，轉向盡可能創造充分、適度、公平的競爭環境以維護這種自由上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