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幹預經濟法

❶ 經濟法的外延有哪些，需要稍微闡述具體一點，謝謝！

經濟法的外延有：
1、關於企業管理的法律規范，如公司法、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中外合作經營企業法、合夥企業法、個人獨資企業法等；
2、關於市場管理的法律規范，如反不正當競爭法、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產品質量法、證券法等；
3、關於社會保障的法律規范，如殘疾人保障法、勞動法、失業保險條例等；
4、關於宏觀調控的法律規范，如統計法、森林法、土地管理法、礦產資源法、對外貿易法等。
經濟法的基本原則是經濟法基本精神的體現，適度千預原則是經濟法的重要原則之一，適度千預是指國家在經濟自主和國家統治的邊界條件或臨界點上所作的一種介入狀態。經濟法是市場失靈和政府失靈的雙重干預之法。基於市場失靈，國家需要對市場主體的各種行為做出規范，基於政府失靈國家又需要對干預行為本身予以規范。國家干預是經濟法的本質屬性，這種干預本身就體現了對自由進行限制的有限自由和對不同主體區別對待的實質平等。
經濟法上的公平，是在承認經濟主體的資源和個人稟賦等方面的差異下而追求的一種結果上的公平，包含競爭公平、分配公平、正當的差別待遇這三個層次。競爭公平指保證市場主體法律地位的平等和競爭機會的均等，分配公平是在競爭公平的基礎上保證社會成員對資源成果的分享公平，正當的差別待遇是指給予社會上處於不利地位的那部分人一定的補償和救濟。
這三個層次都體現了經濟法實質正義中的實質平等，經濟法所倡導的社會本位原則體現了以維護社會公共利益為出發點的基本思想，社會公共利益是能夠為廣大人民群眾所能享受到的利益，而社會公共利益的滿足程度是與國家的宏觀調控、經濟個體的行為以及市場運行和社會分配行為緊密相連的，這就決定了經濟法在對產業調節、固定資產投資、貨幣發行、價格水平、壟斷和不正當競爭行為、產品質量控制和消費者權益保護等關系進行調控時，不能一味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忽視對社會公共利益的關注。
《中華人民共和國宏觀經濟法》第八章第二節 財政管理體制，簡稱「財政體制」。是指國家在組織財政收入和財政支出的活動中，劃分中央政權和地方各級政權以及財政部門和其它國家機關、企業事業單位之間在財政管理方面的職責、權力、財政收支范圍以及組織原則、管理方式和機構設置等各項法規和制度的總稱，是國家財政管理的一項根本制度和國民經濟管理體制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❷ 為什麼說經濟法是規范政府幹預經濟的法

1.經濟法產生的直接根源是自由放任的商品經濟管理模式所產生的市場秩序失衡，從而要求國家公共權力的介入以維護公共利益、穩定市場秩序、促進效率與公平。

2.由於經濟法是國家利用其公權力對市場經濟主體以及運行的調控、管理、監督、引導，所以經濟法主體雙方的法律地位是不平等的，即一方為國家相關主管機關，另一方為經營者（包括市場被管理主體和中介組織，其中中介組織又同時具有市場主管機關授權的監管職能和接受管理的義務）。它們之間是調控和被調控、監督和被監督、管理和被管理、引導和被引導的關系，是雙方法律地位不平等的關系。

3.由於經濟法所調整的對象和范圍有宏觀和微觀兩的領域（例：相關經濟法對經營者不正當競爭方面的管理就是微觀方面的管理；而相關經濟法對市場運行的管理便是宏觀方面的管理），所以經濟法可具體分為：宏觀調控法律關系；國有參與法律關系；涉外管製法律關系；市場監管法律關系。

4.由於經濟法所調整的上述對象和范圍不同於其它部門法所調整的對象和范圍，所以經濟法是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

5.盡管法律從整體上來說是用來維護和平衡效率與公平這兩大價值，但作為經濟法這一獨立法律部門有其所側重的追求價值，即經濟法總體上追求的價值是：可持續的社會整體效益。

6.由追求價值便引出了經濟法所遵循的基本原則為：經濟民主原則；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原則；可持續發展原則；經濟公正原則。

7.結合綜上所述，故經濟法的概念為：經濟法是調整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國家及其政府主管部門為了修正市場運行的缺陷、實現社會整體效益的可持續發展而履行各種現代經濟管理職能時與各市場主體發生的社會經濟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

（另外，有關經濟法之性質的爭論，即公法、私法抑或公私混合法，本人認為已無現實意義，皆因當今行政權力之擴張於社會生活各領域。社會本位法律觀念的回歸，所以，本人認為於現實中再討論這一性質問題已毫無意義。）

❸ 國家干預經濟法論與國家調節經濟法論 你比較贊同哪種觀點 談談你的看法

國家干預經濟法論認為：「經濟法的基本原則的構成（一）資源優化配置原則；（二）國家適度干預原則；（三）社會本位原則；（四）經濟民主原則；（五）經濟公平原則；（六）經濟效益原則；（七）可持續發展原則」 國家調節經濟法論認為：「……經濟法的基本原則最核心的內涵便是：注重維護社會經濟總體效益，兼顧社會各方經濟利益公平。這一經濟法基本原則也可以更簡要地表述為：社會總體經濟效益優先，兼顧社會各方利益公平。」 經濟法上的公平，李昌麒教授認為體現在競爭公平、分配公平和正當的差別待遇，是在承認經濟主體的資源和個人稟賦等方面差異的前提下而追求的一種結果上的公平，即實質公平。公平與公正主要是需要國家強制力保障的，但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市場經濟規律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存在著難以調和的矛盾就是效率和公平的問題，如果不兼顧效率，人們會花費大量的時間分析不同的收入再分配方案的成本與收益，則肯定會助長資源浪費，貪污腐敗等現象的滋生與蔓延，從而導致「政府失靈」。王保樹和李昌麒雖都強調注重經濟公平原則，但我認為朱崇實的注重經濟公平和兼顧效率相統一的原則，更為完整更能體現經濟法的本質。 我比較贊同的是朱崇實教授的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相統一的原則。國家追求效益的目的就必然與私人有區別，即不把經濟效益作為自己追求的主要目的，而把追求社會效益作為主要目的。社會效益就是從整個社會的角度來判斷得失，從每個投入是否對整個社會經濟的發展有利，而不是僅看這個投入的具體產出多少。所以社會效益是一種廣義的效益，是一種整體的效益。經濟法作為國家對社會經濟實行調控的一個手段，其根本目的是要促進經濟的增長。因此將社會效益的前提下也要看經濟效益，二者相輔相成，是經濟法區別於其他法律一個重要體現。 李昌麒的社會本位原則，經濟法的社會本位，要求在經濟法學研究和經濟管理、經濟活動、經濟法的立法、執法和司法中，時時處處以社會利益和平衡協調為先，竭力促進私人與私人、私人與國家的合作，在我國社會主義制度下並按社會化之內在要求，促進公有制及其經濟關系和整個社會經濟關系的協調發展。經濟民主原則，經濟民主打破了信息不對稱，防止經營者對所有者的利益侵害，保障勞動者的權益，建立和諧的勞資關系，增強企業的向心力，使企業真正擁有作為法人應有的權利，調動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實現公平與效益的統一，促進效益的提高。經濟民主協調了國家、經營者、勞動者的關系，平衡了三方的經濟利益，使經濟法主體的權、責、利、義達到了有機的統一。能夠體現經濟法順應時代變化的需要，調節經濟的發展。 因為經濟法的原則是順應時代的變化發展需要的，所以並不是每個教授的觀點都是完全可取的，皆有其優勢和缺點。需要大家辨證的去學習，借鑒。

❹ 如何理解經濟法的國家適度干預原則

適度干預原則是經濟法的基本原則，是指國家或經濟自治團體應當在充分版尊重經濟自主的前提下對社會經濟權生活進行一種有效但又合理謹慎的干預。它要求國家依法正當地干預經濟，發揮對市場的輔助性作用；權衡成本收益，遵循經濟法的價值目標謹慎地干預經濟。

適度干預原則有兩點要求，正當干預和謹慎干預。正當干預是適度干預原則的最基本要求，要求國家或經濟自治團體對社會經濟主體及經濟活動干預必須仰賴於法律之規定；謹慎干預是國家干預更高層次要求，國家或經濟自治團體在行使自由裁量權干預時應謹慎從事，符合市場機制自身運作規律。

(4)政府幹預經濟法擴展閱讀：

在不同的國家、不同的歷史時期，國家干預經濟的情況是不一樣的。一般來說，在經濟處於緊縮狀況時，國家干預過多；在經濟處於寬松狀況時，國家干預過少。我國正處在經濟體制轉軌時期，國家已經不再像過去那樣對經濟運行進行直接和全面的干預，但是還沒有完全擺脫過多干預的狀況。

值得注意的是，適度干預的要求、范圍和手段，來源於經濟法，而不是來源於政府的行政行為。

❺ 經濟法基本原理有哪些

1. 人們面臨權衡取捨。（表明經濟學是研究資源稀缺條件下的選擇問題。）
2. 某種東西的成本是為了得到它而放棄的東西。（機會成本）
3. 理性人考慮邊際量。（邊際分析法）
4. 人們會對激勵作出反應。（激勵因素）
5. 貿易能使每個人狀況更好。（市場經濟）
6. 市場通常是組織經濟活動的一種好方法。（市場機制調節）
7. 政府有時可以改善市場結果。（政府幹預）
8. 一國的生活水平取決於它生產物品與勞務的能力。（國家整體經濟）
9. 當政府發行了過多貨幣時，物價上升。（貨幣政策）
10. 社會面臨通貨膨脹與失業之間的短期交替關系。（通貨膨脹）

❻ 案例分析 政府有權利干涉市場的銷售行為嗎請結合經濟法的

4.國家(政府)干預是經濟法的本質，但案例額中的干預不合法。
國家內對經濟運作的干預與容調控在現代社會中，愈顯重要，是經濟法的基本理論與建構依據。經濟法作為政府幹預之法，解決了法律手段和經濟政策的矛盾，既可以保證政府以法律方式干預經濟活動，又能保障政府根據市場的變化及時採取靈活的經濟政策調節市場。「經濟法是政府幹預社會經濟之法」一話，正確概括和體現當代市場經濟之復雜條件下經濟法所應具有的理論基石，也體現出經濟法的本質所在。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對經濟的干預必須是建立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內在要求的基礎之上，這就要求政府幹預必須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政府幹預社會經濟必須在守法的前提下以及在科學地定量分析的基礎上進行，那種不依法或違反方法論干預經濟的行為是盲目地干預。堅持干預有據，干預有度，干預有效原則，盡量平衡國家與市場兩者關系，充分發揮他們各自功效，實現「有形之手」與「無形之手」的有機結合。

❼ 政府在經濟法中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談到經濟法主體的范疇，一般認為十分廣泛，包括國家經濟管理機關、企業、其他經濟組織、進行經濟活動的非經濟組織以及公民。然而有的學者認為經濟法的本質就是「確認和規范政府幹預經濟之法」⑴，「是以國家對經濟干預之法為中心而形成的」。⑵依照這種觀點，經濟法所調整的對象中必定有一方為國家（如未另做說明，本文所指「國家」乃是狹義的具有經濟管理職能的國家行政機關。），也就是說經濟法律關系必須由國家為一方主體構成。誠然，國家成為經濟法的主體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否必須由國家作為一方主體才能構成經濟法律關系呢？一、區分國家在經濟法主體中不同地位的必要性大陸法系國家將法律區分為公法(jus publicum)和私法(jus privatum)，這種劃分始於古羅馬法學家烏爾比安，他的劃分標準是：「規定國家公務的為公法，如有關政府的組織、公共財產的管理、宗教的祭儀和官吏選任等法規；規定個人利益的為私法，如管理家庭、婚姻、物權、債權、債務和繼承關系等的法規。」⑶這是一種以利益的差別作為劃分標準的學說，遭到後世很多學者的批判，後來資產階級學者對公法和私法的劃分與羅馬法比較有了進一步的發展，其標准有主體說、性質說、目的說等，而最普通的學說就是「主體說」。這種學說認為「公法所規律的法主體，最少有一方是國家或是由國家予以國家的公權者，反之，私法所規律的法主體，直接地都是個人或非『國家公權的主體』的團體，國家只當第二次的（換言之，就是在直接受規律的法主體再沒有維持那法的力量，因而得到關系者的保護請求時）才受到其規律。區別公法和私法的基本標准，即在於此。」⑷由此可見，如果肯定了國家作為經濟法律關系一方主體的必然性，就是肯定了經濟法本質的公法屬性。因此，明確國家在經濟法主體中的地位就與明確經濟法的本質是公法還是私法等同起來，那麼區分經濟法的本質是公法還是私法是否有必要呢？奧地利法學家凱爾森（Hans Kelsen）就堅決地否定公法和私法的區別，他認為公法和私法都是國家法，依據這些法律，無論是人民之間，還是國家和人民之間都是權利義務關系，因而無必要區分。日本學者美濃部達吉則指出凱爾森在方法論上的問題：過於強調法律的觀念性，而忽視了實在的世界，他認為「公法和私法的區別，實可稱為現代國法的基本原則。國法的一切規律，無不屬於公法或私法之一方，且因所屬而不同其意義」。⑸「公法和私法都是屬於國家法（美濃部達吉在這里所說的「國家法」有特定的含義，他在其《法之本質》一書中談到：法的觀念或本質，和國家沒有必然的聯系，有社會就跟著有法，在與國家沒有關系的社會中也有其特定的法。但是，與國家沒有關系的社會的法，沒有區別為公法和私法的必要。）的，但其所以尚有區分之必要者，……，完全是因為私法在第一次的是關於其他社會——特別是個人相互間的意思和利益之交涉的法，原則上是由那社會本身的力量維持，只當那社會的力量不足以資維持時，才第二次地由國家去當其適用維持之任的緣故。不錯，廣義地說來私法亦是國家法，但那是『第二次的』國家法，在這點，是應當和公法區別的。」⑹ 在我國，公法與私法劃分必要性的爭論一直都沒有平息。過去我國法學理論由於受前蘇聯理論的影響，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認為公法、私法的劃分是以私有制為基礎的，在社會主義國家一般不作公法與私法的劃分，甚至認為在社會主義國家只有公法，沒有私法。隨後，在計劃經濟體制開始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軌時期，人們對於公私法的劃分及二者的地位和作用又產生了另一種片面認識，認為搞市場經濟主要靠私法，公法可有可無，從而導致一個時期人們重私法、輕公法的現象。毫無疑問，這兩種觀點都已經不能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本質和要求，都是沒有正確地理解區分公法與私法必要性的表現。事實上，區分公法與私法是建立市場經濟法律制度的前提，它已成為現行法律體制的一個基本假設。雖然沒有哪一個國家的立法明文規定公法或私法概念，但是現代法以區分公法私法為必要，乃是法律上的共識。公私法的區別，是現代法律秩序的基礎，是建立法治國家的前提。區分公法私法的必要性，在於市場經濟本身的性質。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存在兩類性質不同的法律關系，一類是法律地位平等的市場主體之間的關系，另一類是國家憑籍公權力對市場進行干預的關系，由此決定了規范這兩類關系的法律法規性質上的差異，並進而決定了兩類不同性質的訴訟程序和審判機關。對於任何法律法規，若不究明其屬於公法或屬於私法，就不可能正確了解其內容和意義，不可能正確解釋和適用。因此，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制度，要求以承認公法與私法的區別並正確劃分公法與私法為前提。但區分公法與私法的現實意義並不僅僅在於為司法的技術操作提供指導，更重要的是促進一種理性的制度建設，為社會生活提供尺度，它將與個體的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發生根本的關聯。由此可見，當前強調公法與私法的區分是十分有必要的，它具有重大的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所以對經濟法而言，只有通過明確國家在經濟法主體中扮演的角色，才能確定其本質，從而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充分發揮經濟法的作用，促進國民經濟的快速、持續發展。二、國家在經濟法的不同分部門中主體地位不同既然法律按照主體的不同可以區分為公法和私法，那麼經濟法本質應該屬於公法還是私法呢？根據主體說的區分方法，如果像有些學者所認為的那樣，國家必須作為經濟法律關系的一方主體，那麼經濟法顯然屬於公法范疇。但是筆者認為將國家作為經濟法律關系必然的一方主體，亦即將經濟法歸為公法，無論在法理上還是在實踐中都有不妥之處。經濟法學界一般將經濟法分為宏觀調控法與市場管理（或稱規制）法兩大部分。這種劃分方法是以經濟學上所說的國家干預理論以及相關的市場失靈和政府失敗理論作為其理論基礎的。市場失靈理論主要是有關市場調節無法解決社會產品總供給和總需求失衡的問題及其政府運用經濟政策來解決這一總量失衡問題的理論；而政府失敗理論，只要是有關政府運用經濟政策調節社會產品總供給和總需求失衡問題方面出現的調控失敗及官僚主義問題及其解決方案的理論。⑺因此所謂宏觀調控法和市場管理法就是確認和規范國家分別以間接的經濟政策與直接的經濟管理手段來對市場經濟進行干預行為的法律規范的總稱。有關宏觀調控法的理論，學界基本達成了共識，國家的確必然作為宏觀調控法律關系的一方主體，所以宏觀調控法應該屬於公法，因此本文不做贅述。但是有關市場管理法的理論卻頗受爭議，按照上述標准對經濟法進行劃分所得出的市場管理法，它的調整對象與傳統行政法調節的經濟法律關系的界限就很模糊了。因此筆者認為，由國家直接干預經濟所產生的法律關系不應該屬於經濟法調整對象，而是行政法所管理的范疇，正是因為沒有將二者區分開來，導致了市場管理法理論體系的混亂。經濟法應該分為宏觀經濟法與微觀經濟法，宏觀經濟法就是通常所說的宏觀調控法，它所調整的對象是國家為合理配置市場資源，實現社會整體利益最大化而採取調控措施進行利益再分配的經濟法律關系。由此不難看出，宏觀經濟法具有社會公共經濟管理的性質，因此國家必然作為宏觀經濟法調整對象中的一方主體，這是經濟法作為一種公法屬性的重要體現。至於微觀經濟法則與目前所說的市場規製法有很大差別，它的調整對象並非國家直接干預經濟活動而與市場主體之間產生的法律關系，而應該是國家權力機關和司法機關通過立法和司法的手段調整平等的市場主體之間的法律關系。正如美濃部達吉所言，私法是「第二次」的法，而「第一次」的法是個人相互間的意思和利益之交涉的法，原則上是由個人本身的力量維持，只當個人的力量不足以維持時，才第二次地由國家通過司法手段去解決。微觀經濟法正是這種「第二次」的法，筆者認同「經濟法是調整人們在社會化生產中的增量利益關系的法」⑻的觀點，而增量利益關系的產生就在於增量利益的協作生產、競爭、消費（分享）、再協作生產、……這種循環不息的過程之中，而微觀經濟法就是直接調整協作生產、競爭、消費這三個環節中的平等市場主體之間的增量利益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根據調整對象的不同微觀經濟法主要分為企業法、競爭法、消費法三個部分。在這些法律領域中，應當由國家通過法律明確賦予市場主體平等的生產、競爭、消費增量利益的權利。在這些權利受到侵害的時候，市場主體可以依靠本身的力量自己解決，只有在私權利無法實現的情況下，才「第二次」地去尋求國家司法機關的保護，正是一種私法本質的體現。由此可見宏觀經濟法屬於公法，微觀經濟法屬於私法，但是經濟法與傳統公法和私法既有聯系也有區別。正如前文所說區分法律的標准有主體說和性質說、目的說等，美濃部達吉認為應該將各種不同的標准結合起來才能得出正確的結果。那麼按照主體標准劃分，經濟法確實分為公法與私法兩個部分；而按照性質說和目的說，卻體現了經濟法作為現代法與傳統法的區別所在：按照調整對象來區分，經濟法調整的是增量利益關系，這是在現代社會化大生產中才出現的新型經濟關系，是傳統法律所沒有考慮也很難以「現代化」的；按照規定利益來區分，由於現代社會大都採取協作生產的方式，經濟法所要保護的利益已不是像過去小商品生產時代那樣簡單——非國家利益則個人利益，而是與公益相關的私益——即通過社會整體利益為媒介而最終獲得的個人利益。所以說經濟法的本質既非傳統的公法也非傳統的私法，它是新型公法與新型私法的融合，也是任何傳統公法或者私法所無法取代的。三、國家不應充當微觀經濟法律關系主體如前所述，在微觀經濟法中所調整的對象應該是平等市場主體之間的增量利益關系，國家不應當充當微觀經濟法律關系主體。然而真正意義上的微觀經濟法我國目前實在寥寥無幾：企業法中，雖然我國與企業相關的法律可謂名目繁多，但是要麼以民商法的形式存在，要麼以行政法的形式存在，而調整企業內部人與人之間協作生產關系，保證個人不因協作生產而損失其應該獲得的增量利益的法律卻幾乎沒有；競爭法中，我國現在有一部《反不正當競爭法》，但是這部法律只是民商法條款與行政法條款的簡單拼湊，其中並無實體的經濟法權利義務也沒有獨立的經濟法責任，國家在競爭法主體中占據主導地位，對於不正當競爭行為往往是國家工商行政管理部門之間追究，予以行政處罰，市場主體在競爭法中只是處於被動的受控狀態，所起的作用微乎其微，與此同時不正當競爭行為屢見不鮮；而消費法中，我國目前的《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和《產品質量法》也處於和競爭法同樣的尷尬境地。本文試圖從我國反不正當競爭法和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中切入分析，論證國家應當退出微觀經濟法主體，同時應當盡快建立真正意義上的微觀經濟法體系。（一）反不正當競爭法反不正當競爭法所調整的法律關繫到底應當是市場競爭主體之間的，還是國家與不正當競爭者之間的？為了維護自由競爭的市場秩序，由國家直接採取措施對不正當競爭者主動追究法律責任，某種程度上固然可以達到目的，但是這種手段是否是最公平、最效益的呢？是否可以讓國家退出這個法律領域，而改由法律賦予每個競爭者平等的權利，當他們被不正當競爭行為損害了利益時可以直接向行為者主張自己的權利，或者向法院提起訴訟？筆者認為，反不正當競爭法所調整的法律關系主體應當是平等市場主體之間的，國家不應該過多的直接干預，而應退出這個領域，原因如下：第一，從性質上來看，市場競爭指的是商品生產經營者之間的一種經濟狀態，不正當競爭也應當是商品生產經營者之間的一種經濟狀態，屬於一種市場行為。而國家作為市場經濟的組織者、管理者，如果作為反不正當競爭法的主體，顯然會使該法名不副實。反不正當競爭法所要保護的是平等主體之間的競爭關系，將國家與經營者之間帶有隸屬性質的不平等關系作為反不正當競爭法的調整對象顯然是不合適的。第二，從成本上來看，不正當競爭行為是發生在市場競爭活動中的，而國家一般不直接參與市場競爭活動，所以對單個市場競爭行為的具體信息並無從了解，也沒有必要了解。而出於自身利益的驅動，處於市場競爭活動中的經營者卻對相互之間的行動時刻密切關注，因為只有「知己知彼」才能在市場競爭中獲得最大化的利潤。所以一旦有不法經營者實施了不正當競爭行為，最先發現的一定是利益受到侵害的其他競爭者，其敏銳程度要大大高於國家經濟管理機關。因此，國家如果要及時地發現和追查市場中的不正當競爭行為就需要組織專門的力量對市場進行監控，這必然造成反不正當競爭的成本大大增高。而如果由法律賦予競爭者相應的權利義務，一旦市場中出現不正當競爭行為，被侵害利益的競爭者肯定能第一時間做出反應，直接向不正當競爭者發難，其成本顯然要低出很多。第三，從效果上來看，反不正當競爭法制定的目的就是為了達到禁止不正當競爭行為的目的，而由國家經濟管理機關對不正當競爭者追究法律責任，往往既不能懲罰不正當競爭者也不能補償利益受損的競爭者，根本無法很好地限制不正當競爭行為的發生。根據我國現行的反不正當競爭法中的規定，追究不正當競爭者的法律責任，其往往簡單地處以罰款或採取其他行政措施進行處罰，而利益受損的競爭者並未得到補償，這顯然是不符合法律的公平原則的。而且，實踐證明，在執行中還很容易出現這樣的情況：國家經濟管理機關對不正當競爭者處以一定數額的罰款，不正當競爭者被處以罰款之後，繼續實施不正當競爭行為，甚至變本加厲，要將罰款的損失補回來。而在一次罰款之後，面對不正當競爭者的行為，國家機關往往保持沉默，二者保持一種微妙的「默契」。為什麼出現這種情況？歸根結底國家經濟管理機關與不正當競爭者之間不但沒有直接的利益沖突，反而通過罰款，雙方處於一種「雙盈」的局面：通過罰款國家經濟管理機關獲得了利益，而不正當競爭者所承擔的責任可能遠遠低於獲得的非法利潤。國家與不正當競爭者各取所需，而二者所獲得的利益，恰好卻是那些合法競爭者的！如果能夠由法律賦予競爭者平等的權利，讓競爭者之間自行調節經濟關系，則可能更加公平合理。因為競爭者參與市場競爭活動就是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因此他們之間的關系是天然對立的。只要一方被發現實施了不正當競爭的違法行為，被侵害利益的一方就絕不會手下留情，肯定會充分利用法律賦予自己的權利，盡可能地保護自己的利益，從而在實質上體現了法律的公平理念。（二）消費者權益保護法與反不正當競爭法的情況類似，消費者權益保護法所調整的對象應當是經營者與消費者平等主體之間的關系，而我國目前該法所調整的對象卻主要是國家與經營者之間的關系。對侵害消費者權益的人，國家經濟管理機關的干預結果往往是一罰了事，而至於罰款的數目是否令經營者受到了處罰，又或消費的利益是否得到了補償就不是經濟管理職能范圍之內的事了。實際上，為什麼我國損害消費者權益的現象屢見不鮮，甚至愈演愈烈？因為很多情況下，一方面侵害消費者利益的人即使受到法律制裁還是有利可圖；另一方面被侵害權益的消費者即使提起訴訟卻得不償失。此消彼長之下，現行的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又如何能夠達到保護消費者權益的目的？與競爭法中所述理由相似，無論從性質、成本還是效果上來說，國家都不應該充當消費法律關系的一方主體，但是由於消費者相對與經營者身份的特殊性——其弱勢地位，所以要求國家以特殊的形式作為消費法律關系主體出現。由於經營者通常是以利潤最大化為基本目標；而消費者則通常是以效用最大化為目標。兩類市場主體之間在追求的目標上是存在沖突的。經營者為了營利，極可能置誠實信用等商業道德於不顧，通過非法的、不正當的手段去侵害消費者的利益。其中最為重要的是向消費者隱瞞有關商品或服務的質量、價格等各方面的信息，從而會導致在經營者與消費者之間出現「信息偏在」或稱「信息不對稱」的問題。由於這種問題的存在，消費者與經營者雖然在形式上處於平等地位，但實質上是不平等的，消費者始終處於弱勢。一旦國家退出調節這種法律關系之後，僅僅依靠國家制訂消費者保護政策和立法是遠遠無法改變消費者這種弱勢狀態的。那麼是否有一種新的經濟法主體的出現來幫助或者代理普通的消費者處在一種相對平等的地位上來對抗經營者呢？有學者提出經濟法主體中應當包含一種名為「社會中間層」的組織，即一種社會中介性質的組織，這種組織具有一部分的國家經濟管理職能。在我國，消費者協會應該屬於這種組織，但是現在的消費者協會，基本上處於一種被動的狀態，對於侵犯消費者權益的案件一般是「不告不理」的，這顯然不符合現今消費者權益受損嚴重的狀況。同時，最近社會上出現了一種新的組織——「打假公司」，以營利為目的為消費者提供打假服務，這應該也可以成為「社會中間層」，但是這種新興的組織顯然還缺乏規范，難以達到與經營者對抗的目的。筆者認為，可以將消費者協會與打假公司相結合，官方組織與民間團體取長補短，形成一種專業化、商業化的消費者保護組織。正是由於它的專業化和商業化，保證了這種中介組織有能力去收集市場信息，幫助消費者擺脫「信息偏在」的狀態，使消費者和經營者達到一種平等的地位。相較於國家和個體消費者，這種「社會中間層」應該能更好地保護消費者的合法權益。

❽ 如何理解經濟法中的政府角色

政府的經濟角抄色，是經濟管理員與服務員的角色，是政府運用經濟、法律、行政的手段干預和調控經濟，達到促進經濟健康有序地發展目的的行為。現代市場經濟的形成和發育，離不開國家力量的推進和組織。政府是上層建築的核心，擁有對經濟管理的權力和權威。權威是政府經濟行為的基礎，在社會經濟發展中，政府以其權力的威力，參與經濟活動，彌補市場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