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合同法pdf

㈠ pecl是什麼意思

PECL： 歐洲合同法原則；正射極耦合邏輯；耦合邏輯；Positive Emitter-Coupled Logic歐洲合同法原則
《歐洲合同法原則》（PECL）就是這一運動所取得的重要階段性成果。但作為財產法重要分支的物權法，其統一目標還遠未能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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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射極耦合邏輯
單端PECL與差分PECL的互連 作者:Maxim高頻/光纖通信部Jacob Reese 來源:《電子產品世界》 正射極耦合邏輯(PECL)是成幀器高速I/O的標准邏輯電平,這種輸出方式耗電較大,為降低功耗需採用一些間接的解決方案.Maxim推出的MAX3881,MAX3891復用/解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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耦合邏輯
射極耦合邏輯 (PECL) 是成幀器高速 I/O 的標准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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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itive Emitter-Coupled Logic
首先簡單介紹了PECL（Positive Emitter-Coupled Logic）的輸出結構以及PECL-PECL之間的典型連接電路，而後對比介紹了CMOS限幅放大器實現相應功能的不同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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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CMP572內置CML輸出驅動器，ADCMP573則內置小擺幅PECL (RSPECL)輸出驅動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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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極性射極耦合邏輯
《通信詞典》 — 耦合 ...加權的終端耦合損耗 Terminal Coupling Loss weighted TCLw 加權的終端耦合損耗 Weighted Terminal Coupling Loss TCLw 正極性射極耦合邏輯 Positive Emitter-Coupled Logic PEC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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㈡ 朱岩的代表性成果

一、論文類
The Legislative Background of Chinese Tort Law and Its Key Issues, in: Tort Law in Third Millennium, FS für Gert Brüggemeier, Baden-Baden Germany, 2009
「風險社會下的危險責任地位及其立法模式」，載《法學雜志》2009年第3期。
「從大規模侵權看侵權責任法的體系變遷」，載《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09年第3期。
「危險責任的一般條款立法模式研究」，載《中國法學》2009年第3期
「風險社會與現代侵權責任法體系的基本結構」，載《法學研究》2009年第5期。
The Background, Principles and Core Contents of The Real Right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Maryland Series in Contemporary Asian Studies (USA), Number 2-2009 (197), ISBN 1-932330-27-5, 39 pp.
The Chinese Tort Law Draft (Second Edition) (co-author with Helmut Koziol), in: Jounral of European Tort Law, Vol. I, 2010.
「《物權法》中『交付』的體系解釋及其相關疑難問題」，載《社會科學研究》2008年第 3期。
「論企業組織責任——企業責任的一個核心類型」，載《法學家》2008年第3期。
「面向新千年的民法典體系——二零零八年民法典體系與侵權法專題國際研討會綜述」，載《月旦民商法》2008年12月，總第22期。
「繁榮發展中的中國民法學」（與王利明教授合著），載《中國法學》2007年第1期。
「比較法視野下的中德侵權法——第二屆中德侵權法研討會綜述」（與王竹博士合著），載《判解研究》2007年第3期。
「物權法草案宅基地使用權評分析」，載《中外法學》2006年第1期。
「物權法草案權利質權評析」，載《中外法學》2006年第2期。
「形式審查抑或實質審查」，載《法學雜志》2006年第3期。
「大規模侵權的實體法問題初探」，載《法律適用》2006年第10期。
「消滅時效基本問題比較法上的分析」，載《中外法學》2005年第2期。
「論利於第三人合同」，載《法律科學》2005年第5期。
「論格式條款的特徵」，載《法學雜志》2005年第6期。
「簡評物權法草案中宅基地使用權和權利質權規定」，載《中外法學》2005年第6期。
「民法典一般條款研究」，載《月旦民商法》2005年第7期。
「添附問題討論」，載《判解研究》2005年第1期。
「中美侵權法和人格權法綜述」，載《判解研究》2005年第1期。
「當前物權立法和侵權立法中的疑難問題」，載《人民法院報》理論與實踐周刊，2005年8月3日。
「歐洲合同法原則（第三部分）」，載《民商法論叢》2004年第30卷。
「德國侵權法中理論和實務中因果關系主要問題」，載《法學家》2004年第6期。
「歐洲合同法原則第三部分」，載《華東政法學院學報》2004年第6期。
「處在歷史和現實之間 – 歐洲合同法原則簡介」，載《民商法論叢》2004年第30卷。
「論請求權」，載《判解研究》2003年第6期。
「德國侵權法修訂一覽」，載《南京大學中德經濟法年鑒》2003年。
「德國新債法概述」，載《比較法研究》2002年第2期。
二、譯文
海爾姆特?庫奇奧（Helmut Koziol），歐盟純粹經濟損失賠償研究（朱岩、張玉東譯），載《北京大學法律評論》，2009年第10卷第1輯。
海爾姆特?庫奇奧（Helmut Koziol），損害賠償法的重新構建：歐洲經驗與歐洲趨勢，載《法學家》2009年第3期。
克里斯蒂安?馮?巴爾（Christian von Bar），歐洲《共同參考框架》及其第六編「合同外責任」——作為歐洲私法的「工具箱」，載《法學家》2009年第4期。
海爾姆特?庫奇奧（Helmut Koziol），替代因果關系問題的解決路徑（朱岩、張玉東譯），載《中外法學》2009年第5期。
三、專著
「Rechtsvergleich der Inhaltskontrolle」, Peter Lang, 2004 Germany.
《德國新債法（Das Neue Deutsche ）》，法律出版社，2003。
《中國物權法評注》（合著、第一作者，承擔50萬字），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
《中國侵權法模範法典-條文與立法理由》（與Prof. Brüggemeier合著），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
「Entwurf für ein chineisches Haftungsgesetz」, Gert Brüggemeier/Zhu Yan, Mohr Siebeck, 2009 Germany
四、譯著
《法律與歷史》，法律出版社，2003年。

㈢ 合同法哪本書寫得好

司法考試選擇鍾秀勇的，主編《民法》系列教材，著有《三校名師講義》等司考培訓教材
一般的學問選擇：王澤鑒、王利明、王軼都是著名的民法學家的書

㈣ 根本違約是不是必須給對方兩個寬限期

第一，都根本違約了還要給寬限期做什麼？顯然不用了，因為這是合同本身內根本就無法履行了容；

第二，對補充問題的回答：93條第2款是說合同可以附解除條件；我不知道樓主為什麼判斷說就沒有意義了？93條第2款是約定的解除權，而根本違約是法定的解除權，兩者完全不是一回事。

㈤ 應怎樣理解民法總則中的誠實信用原則

《民法總則》7條規定，「民事主體從事民事活動，應當遵循誠信原則，秉持誠實，恪守承諾。」此即民法的誠實信用原則。誠實信用原則是民法的基本原則，要求人們從事民事活動應當秉持誠實，恪守承諾，善意行使權利和履行義務。按《布萊克法律詞典》解釋，誠實信用即是懷有善意、誠實、公開、忠誠沒有欺騙或欺詐，具有真實、實際，沒有假裝或偽裝的。誠實信用原則，包含兩方面內容：一是對待他人誠信不歁，二是對自己的承諾要信守不怠。
誠實信用原則在民法中地位突出。「誠信原則之作用力，世罕其匹，為一般條項之首位」，因此，被稱為民法特別是債法的最高指導原則，甚至被稱為「帝王原則」。亞當·斯密說過，「與其說效用、仁慈是社會存在的基礎，還不如說信用、誠信、正義是這種基礎……，而信用、誠信、正義則猶如支撐整個大廈的主要支柱，如果這根支柱松動的話，那麼人類社會這個大廈就會頃刻間土崩瓦解。」早在羅馬法時期，誠實信用原則已經確立。根據羅馬法的誠信契約，債務人不僅要依據契約條件，而且要依據誠實觀念完成契約規定的給付;依裁判官法的規定，當事人因誤信有發生債的原因而承認債務，實際上該原因並不存在時，可以提起「詐欺之抗辯」，以拒絕履行。近代以來，由於19世紀個人主義、自由主義思潮的影響，誠實信用原則逐步確立為民法契約的基本原則。1804年《法國民法典》1134條規定，「契約應依誠信方法履行。」1863年《薩克森民法典》第158條規定，「契約之履行，除依特約、法規，應遵守誠信，依誠實人之所應為者為之。」1900年施行的《德國民法典》第157條規定，「契約應斟酌交易上之習慣，遵從誠信以解釋之」。第242條規定，「債務人負有斟酌交易上之習慣，遵從信義，以為給付之義務。」19世紀末葉以後，法律從個人本位向團體本位發展，誠信原則在民法中的適用范圍逐漸擴大。1907年《瑞士民法典》第2條規定，「無論何人，行使權利、履行義務，均應依誠信為之。」首次以法典的形式將誠實信用原則的適用，由債權債務關系，擴充到民法中的一般權利義務關系，從契約的原則上升為整個民法的基本原則。隨之，日本民法典第1條第2款規定，「權利行使及義務履行必須遵守信義，以誠實為之。」我國台灣地區民法典第148條第2款規定，「行使權利，履行義務，應依誠實及信用方法。」《美國統一商法典》亦采此原則，第1-304條規定，「履行或執行本法范圍內的每一合同，應負誠實信用義務。」《美國第二次合同法重述》第205條規定，每一合同的每一方當事人在合同履行與執行中負有誠實信用與公平交易義務。國際法律文件如《國際商事合同通則》(PICC)第1.7條、《歐洲合同法通則》(PECL)第1:201條、《歐洲民法典草案》(DCFR)第一編總則第1∶103條，受《美國第二次合同法重述》及《統一商法典》影響，將公平與誠實信用合稱為誠實信用與公平交易義務，或誠實信用與公平交易原則(good faith and fair dealing)。
中國歷來強調誠信原則在社會治理中的作用。孔子說過，「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其何以行之哉?」仁義禮智信，是中國傳統的道德律。新中國民法關於誠實信用原則的規定，首見於《民法通則》，其4條規定民事活動應當遵循誠實信用原則。1999年合同法第6條規定，當事人行使權利、履行義務應當遵循誠實信用原則。此後相關民事立法大多明確規定了誠實信用原則。誠實信用原則作為民法特別是交易法中的基本原則地位已經確立下來。2012年民事訴訟法修改，在第13條增加規定，民事訴訟應當遵循誠實信用原則。誠實信用原則擴展適用於民事訴訟法領域，成為民事法律的通用原則。
但目前，我國誠信建設的任務依然艱巨。契約精神不足、合同欺詐、電信詐騙、金融詐騙、假冒偽劣食品葯品、過期疫苗、股市虛假信息、虛假廣告、山寨產品、仿冒知識產權、老鼠倉、上市文件造假、虛假訴訟、逃避債務執行等等不誠信、嚴重失信的問題很多，現象較為普遍。在國家推進失信被執行人信用監督、警示和懲戒機制建設以來，最高人民法院已經發布失信被執行人信息689萬例，限制628萬人次購買機票，限制229萬人次乘坐高鐵。依法懲治拒不執行裁判行為，司法拘留1.6萬人，追究刑事責任2167人，讓司法裁判真正成為懲治違法失信的利劍。因此，民法總則規定誠實信用原則，得到各方面的高度認同。
當然，誠實信用原則不僅是民法的基本原則，也是一切法律的基本原則。從私法到公法的擴張誠實信用不僅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更是現代市場經濟的道德基礎，也是一項以道德為內核而具有強制力的法律規范。誠實信用原則的內容也始終處於變動的發展之中，不僅從道德上升為法律，而且從最初僅作為債之履行規則，擴展至私法上一切權利義務履行之規則，從僅僅規制當事人權利義務關系的法律原則，擴展至調整當事人與整個社會利益的平衡，現在已經延伸到公法領域。我國古代荀子從誠實信用對國家強弱的影響角度，強調了誠實信用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政令信者強，政令不信者弱。」1931年德國帝國法院在一項判決中明確宣稱「誠實信用的原則，對於一切法律界，且包含公法在內，皆得適用之。」公法學者拉邦德也認為，「誠實信用原則，一如其在私法之領域，可以支配公法之領域。苟無誠實與善意，立憲制度似難實行。誠實與善意，為行使一切行政權之准則，同時亦為其界限。」

㈥ 張彤的代表性論文

1、《歐盟公司法的協調與改革》，載《當代法律交往與法律融合-第一屆比較法學與世界共同法國際研討會論文集》，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3年8月版。
2、《歐洲私法統一化的實踐與現狀》，載《比較法在中國》2012年卷，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2年10月版。
3、《里斯本條約生效後的歐盟和歐盟法性質解析》，載《中國法學文檔》第9期，元照出版社2012年8月版。
4、《法學教育應對法律服務國際化的改革--以「歐盟經貿法」教學內容和教學方法改革為例》，載《中國大學教學》2012年第7期。
5、《歐盟權能的劃分--<里斯本條約>生效後的變化和問題》，載《國家行政學院學報》2010年第5期。
6、《歐洲合同法中的消滅時效制度及其啟示》，載台灣《月旦民商法》2010年9月，第29期。
7、《歐洲民法典/原則可能性結構說明草案：特別是從第一編到第三編》，獨譯，（原文語種：英文），載《中德私法研究》2010年第6卷。
8、《Principlesof European Contract Law and Its Impact on Chinese Contract Law》，載韓國《Asia Private Law Review》No.3, Dec.2009.
9、《夢想抑或現實？--歐洲民法法典化命運之探析》，載台灣《月旦民商法》2009年3月，第23期。
10、《歐洲合同法最新發展之探析》，載《比較法研究》2009年第2期。
11、《歐洲一體化進程中的歐洲民法趨同和法典化研究》，載《比較法研究》2008年第1期。轉載於《中國社會科學文摘》2008年第6期。

㈦ 有什麼關於合同法的書推薦

我國的：王利明老師：合同法研究一二卷，合同法新問題研究。他的著作對於普及法律版知識和打基礎的話權很是不錯的江平老師：合同法精解韓世遠老師：合同法總論，違約責任研究還有陳小君老師，李永軍老師的也不錯國外民法比較全面，可以看一下歐洲合同法，我國法學專家的觀點好多都是借鑒外國的

㈧ 米健的人名

米 健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澳門科技大學教授
性 別： 男
出生年月： 1957年6月
學歷：法學博士
專業方向：民法學、比較法學、羅馬法。 1977年考入甘肅蘭州大學歷史系，1981年獲歷史學學士學位，1984年獲法學碩士學位，同年12月到中國政法大學任教。1987年起任講師，1992破格晉升為副教授，1995年破格晉升為正教授。
1988.1-1989.5獲國家教委獎學金前往聯邦德國漢堡馬普外國法與國際私法研究所進修，先後於德國多所大學講學；1990.4-6應邀作為客座教授前往義大利羅馬大學訪問交流。1991年，獲國家教委優秀青年教師科研基金獎，完成《歐洲單一市場法律制度》科研項目。
1991.10-1995.4應澳門政府聘請，受司法部、國家教委派遣以中國法律專家身份前往澳門參與澳門法律本地化工作。在澳門期間主持編寫了澳門第一部中文法學著作《澳門法律》。1995年在學校支持下創辦中國政法大學澳門研究中心，任主任。1997-1998獲德國洪堡科研獎學金，作為客座研究員往德國波恩大學法學院進行專題研究。1998年回國後創辦中國政法大學德國法研究中心，任主任。2001年任《比較法研究》主編。2001年9月-2002年9月參加中組部的支持西部開發的「博士服務團」，於青海省高級人民法院任副院長。2002年在學校支持下創辦中國政法大學中德法學院，任院長。2003年創辦《中國法學文檔》雜志，任主編。與德國學術交流中心合作，主持大型法學翻譯項目「當代德國法學名著」。 自信人生萬里遙——訪中國政法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米健
謝慶 陳虹偉 上傳時間:2004-12-2
上山下鄉、從蘭州大學到廈門大學再到中國政法大學、去國外進修、在澳門工作、赴青海掛職，輾轉學途，萬里游歷，生性喜歡遠游的米健，一路走來，風光盡收，碩果累累，平凡的人生也因此變得豐富多彩。 也許，50年代出生的人註定要被一段艱苦的歲月打磨，但他們對理想的追求從來都是單純而執著。
1975年4月，18歲的米健帶著理想主義情懷，來到甘肅省武威縣插隊落戶。他挑水磨爛過肩膀，赤腳趟過冰河，因斷糧餓過肚子，喝過人畜共飲的池水，但他懂得了什麼是困難，懂得了如何從容面對人生的苦難。
在那一代人中，米健是幸運的。1977年12月，米健參加了文革後的第一次高考，並於第二年春天如願走進蘭州大學學習歷史。那時，喜歡古典文學的米健一心想當個作家。「我覺得歷史可以為寫作提供更加廣闊深厚的知識和思想背景。」學習的過程中，米健對希臘羅馬歷史文化產生了濃厚興趣，進而又發現了羅馬法這個全新的知識天地。米健開始自學法律。「我近乎單純的夢想是將來做一名律師，一個路見不平拔刀相助和為民請命替天行道的法律俠客。」當時的羅馬法就像一個引子，將米健帶進了法學的殿堂。1981年米健考取了廈門大學法律系羅馬法專業的研究生。
那是一段自由自在學習和享受生活的美好時光。廈門大學美麗的校園，銀色的海灘，藍藍海水和陣陣海濤，米健至今記憶猶新。「在那裡，我有幸遇到了如父輩待我的導師李景禧和胡大展先生，使我不僅學到了如何為學，還學到了如何為人。」1983年，通過導師胡大展的安排，米健和另外兩個同學來到北京，分別在張晉藩、張希波和曾憲義老師家中學習中國法律史，在林榕年老師家中學習外國法制史。這種類似讀私塾的學習方式，讓米健更是終生獲益。
1984年，結束了廈門大學的學習生活，米健走進中國政法大學，和著名法學家江平一起為本科生講授羅馬法，繼續著他的羅馬法情結。很快，1987年，米健和江平教授合作撰寫的《羅馬法基礎》一書，就以其獨到的研究方法和豐富的內容在法學界產生影響。米健開始在年輕學者中嶄露頭角。事實上，羅馬法只是米健向更廣闊的法學領域拓展的一道橋梁，這樣小的一方天地無法讓他滿足。 在現代中國文壇，米健最推崇魯迅和林語堂。「魯迅的深刻犀利和民族責任感，林語堂的超逸灑脫和人格獨立都令我佩服。在治學上，魯迅的『拿來主義』和林語堂的『兩腳踏中西文化，一心作宇宙文章』一直被我奉為治學的最高境界。」
在米健看來，一個好的學者不僅要有人文關懷，更要有人際境界。所謂人文關懷就是對社會、對民生的責任感，所謂人際境界就是要有超越民族國家，放眼人類社會的胸懷。二十多年的法律之旅，米健始終在追尋一種大氣且通達的學術胸懷。無論是在國內教學研究，還是出國進修或在境外工作，他都有意識地在東西方文化的廣闊視野下，追求縱橫東西，通達古今的治學境界。
1988年，米健遠赴德國進修，開始了他與西方先進法律文化的第一次最親密的接觸。1991年10月，米健前往澳門，以中國法律專家的身份直接參與澳門法律本地化的工作。十幾年來，他又先後多次到德國、瑞士、義大利和日本等國家以及港澳地區進行學術訪問和講學，吸納古今，博採眾長，一步一步向著自己的目標靠近。所以，不難理解，為什麼米健的學術研究會涉及羅馬法、比較法學、德國法、澳門法、民商法和司法制度等眾多領域。他提出的侵權行為歸責原則兩元制的觀點，「民事法律行為」命題的謬誤及有關法律行為理論的誤解，都曾在學術界產生影響。如今，米健早已成為比較法學研究領域的著名學者，他所論證的從比較法到共同法的必然性正逐步被更多的人認同。
不能否認，德國法對當代中國法的表現模式和發展走向起了決定性影響，兩次赴德國研習法律的米健因此又增添了一份使命感，要讓中國法學界更多地了解德國和西方法律制度。於是，在德意志學術交流中心的資助下，由米健領銜主持的系統翻譯德國法學名著的浩大工程開始了。自1998年以來，這套「當代德國法學名著」叢書已經翻譯出版了15本，其中包括德國民法總論、歐洲合同法、行政法學總論，這些法學專著堪稱當代德國乃至歐洲法律界公認的法學經典，被學界譽為近些年來翻譯質量最高、規模最龐大、選題最精深的翻譯叢書。謝懷栻等翻譯的《德國民法通論》更是不同凡響。
在澳門，米健的具體工作是協助其民法典的中文翻譯。米健不僅參加了《葡萄牙民法典》及其他諸多法律的中文翻譯工作，還負責組織策劃編寫了澳門歷史上第一部中文法律著作《澳門法律》。與此同時，米健和他的同事共同翻譯出版了德國比較法學名著《比較法總論》和英文的《比較法律傳統》。離開澳門後，米健又推出了有關澳門民商法律制度的專著《澳門民商法》以及內容更為廣泛的論文集《澳門法制與大陸法系》，至今仍是大陸和澳
門有關澳門法律制度的代表性著作。「澳門三年中我做了一些值得自己回味的、對個人人生和澳門社會有價值有意義的事情。」那段時期，米健迎來了學術上的又一座高峰。
「我花費了許多精力研究外國法律，但從來都是盡量使之能夠和中國的實際相結合，用之於中國的法學與實踐。」也正是基於這樣的思索，2001年9月，米健參加了支援西部「博士服務團」，遠赴青海，擔任青海省高級人民法院副院長。一年的法官生涯，讓米健感觸最深的是，理論不應該僅僅是對理想的勾畫，而是能夠用於實際、改變實際，使實際逐步接近理想的思想方法。這種全新的體驗讓米健的學術研究有了更加明確的方向。 「幾十年中，我不斷面臨選擇，不斷作出選擇，它們都影響到我的人生發展。每次選擇都意味著一次新的人生拼搏。」
1990年，米健接到澳門政府的邀請，沒有想像的欣喜，相反卻陷入了深思。時值澳門回歸前夕，參與澳門法律本地化，無疑是參加一項歷史性的工作。但當時他已經報考了江平老師的第一批博士生，還要協助江老師進行「外國法律文庫」的翻譯項目，去澳門就意味著與博士終生無緣。當他向江老師徵求意見時，江老師非常支持他接受邀請，江老師說，去澳門的機會只有一次。江老師這種寬容大度的胸懷，令米健至今心存感激。「我在學術發展上最大的遺憾就是不得不放棄已經考完的攻讀博士的機會。」
1995年，米健又不得不面對去留澳門的問題。選擇留下，就是選擇了非常舒適的生活，但在當時由葡萄牙人管治下的澳門，和北京的治學環境無法相提並論。選擇離開，就意味著要放棄豐厚的薪水，放棄地處澳門高尚住宅區的居所，同時還必須作好思想准備去接受政法大學的筒子樓和低得多的薪水待遇。無疑，米健必須在學術與金錢之間作出選擇。在猶豫了幾個月的時間後，他最終選擇了離去，在學術與金錢之間，選擇了學術。金錢的誘惑已經無法將他打動，「這也是我在當前物慾橫流的社會氛圍內，能夠平心靜氣讀書治學的原因所在。」
去青海高院掛職也是米健人生中的一次重要選擇。2001年夏天，兩個選擇擺在他的面前，是應邀去澳門某大學做副校長，還是去西北青海掛職。選擇前者，可以重返澳門做些事情，而且收入很高；選擇後者，去邊遠貧窮地區，收入還會降低。「但我還是選擇去了青海，盡管家人或旁人有不同看法，但我自己認為這是符合我人生信念的選擇。」
的確，就像米健所說的，「每次選擇都意味著一次新的人生拼搏」，1996年，米健從澳門回到中國政法大學不久，在學校支持下成立了澳門研究中心。該中心在澳門回歸祖國之前做了一系列非常有意義的工作。1997年，米健又一次到德國進行專題研究，「當代德國法學名著」叢書得以醞釀、誕生。1999年，中國政法大學建立了德國法研究中心，2002年，在此基礎上成立了中德法學院，米健挑起院長的重任，全身心投入。
2004年10月，由中德法學院主辦的《法律全球化與共同法發現》大型國際研討會在北京隆重召開，研討會會聚了來自中國、德國、日本以及台灣、澳門等國家和地區眾多一流的法學專家。這場中西方法律文化碰撞與交流的盛會，正是對米健多年來孜孜以求的治學境界的最好注釋，也是他希望在更廣闊的法學天地中縱橫馳騁所付出的努力。
本文原載於《法制日報》記者 謝慶 陳虹偉

㈨ 周忠海的主要著作

《國際法學述評》，法律出版社，2001年8月第一版。《國際經濟關系中的法律問題》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4年；《國際海洋法》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87年；《歐洲合同法》，法律出版社2001年；《電子商務法導論》，北京郵電大學出版社2000年；《中華法學大詞書（國際法卷）》，中國人民檢察出版社1993年。等。編著
《中國大網路全書》第二版（國際法卷）主編；《周鯁生國際法文選》，《法律辭海》，《英美民商事訴訟文書範本》，《中國商法》(Business Law in China, Trade, Investment and Finance),英文版，《中華法學大辭書·國際法卷》，《中國法學大詞典》(國際法卷)，《中國知識產權法律實務大全》，《中華人民共和國常用法律疑難條文釋義》，《WTO諸邊協議釋義》等21部。
（三）譯著
《合同法概論》，《英漢辭海》，《法律教學新方法》，《歐洲合同法》，《國際公法規則之沖突》等8部。
（四）學術論文
「國際法及其在國際關系中的作用」，「中國入世後的若干法律問題思考」，「粗暴踐踏國際法已構成犯罪」，「進一步推動國際法在中國的研究和發展」，「恢復對澳門行使主權和有關的國際法問題」，「國際經濟法在中國的研究與發展」，「WTO規則與國際法」，「海洋法中的剩餘權利」，「中國的和平崛起需要加強對國際法的研究」，「全球通緝經濟犯罪的難題」，「海外投資的外交保護」，「論武裝沖突中的習慣國際人道法」，「武裝沖突法」， 「海洋法與國家海洋安全」，「生物科技相關法律問題與《禁止生物武器公約》，「論現代國際海洋法中的海盜」等150餘篇。

法學專著
中國的和平發展與國際法/周忠海,2006-9-1版
國際法(新紀元高等政法院校系列教材)/周忠海,2004-9-1版
電子商務法導論/周忠海,2000-8-1版
國際法學述評/周忠海,2001-7-1版
2001年全國律師資格考試-歷屆有效試題自測題庫/周忠海,2001-4-1版
皮諾切特案析/周忠海,1999-3-1版
引文索引關於電子簽名和認證的法律問題研究 /謝波
論澳門的締約前過失 – 德國法學的貢獻 /范劍虹
外空損害賠償責任機制在環境問題上的新思考——從責任主體與求償主體的角度分析 /楊瑞英

㈩ 英美合同法和我國合同法的區別有哪些

一、關於法律適用范圍的比較
1、通則的適用范圍
我國1999年頒布的《合同法》與國際私法協會公布的《國際商事合同通則》（以下簡稱通則）[1]有一定關聯性，通則的有些規定，無論在國內還是在國外都是可以適用的。我國《合同法》第126條規定，「涉外合同的當事人可以選擇處理合同爭議所適用的法律，但法律另有規定的除外。涉外合同的當事人沒有選擇的，適用與合同有最密切聯系的國家的法律。」 該條規定與通則前言第2款規定一致，即在當事人一致其合同受通則管轄時，適用通則。因此，我國當事人在與涉外當事人簽訂合同時可約定適用通則。該通則比《聯合國國際貨物買賣公約》適用范圍要更寬泛得多，具有相當的靈活性。除國際商事合同外，該通則也可替代國內法適用。如前言第4條規定，「當無法確定合同的適用法律對某一問題的相關規則的，通則可對該問題提供解決辦法。」 該條規定旨在說明，即使合同是由某一特定國內法管轄，但對案件解決遇到困難的時候，可以從通則中尋求解決問題的途徑。以往我國的司法實踐在處理案件遇到困難時，一般求助司法解釋、學理解釋，還有專家論證。現在通則關於交易糾紛的一些規定又給我們開辟了解決糾紛的途徑。通則不是國際公約，不具有強制性，適用與否完全可依當事人的意思選擇，但是要明確的是，通則是由近20個國家的法律專家對國際交易的規則進行潛心研究的成果，具有很強的適用性和可操作性，它較之國際貨物買賣公約適用范圍要寬泛得多。參照通則的有關規定，可為我國《合同法》的立法與適用拾遺補缺。通則的寬容之處在於，任何規定都不得限制根據有關國際法原則而應適用的強制性規則的適用，無論這些理制性規則是國家的、國際的還是超國家的（1.4條）；除通則另有規定外，當事人可以排除通則的適用，或者減損或改變通則任何條款的效力。因通則所具有的這種非強制性，當事人根據各自的情況既可以排除或部分排除該原則適用，使之更適合於當事人的特殊交易需要。「凡屬於通則范圍之內但又未被通則明確規定的問題，應盡可能地根據通則確定的基本原則來處理」（1.6），這就給我們在實務中遇到法律障礙的時候提供了有益的鑒鏡。
2、關於格式條款的理解與適用
《合同法》關於格式條款共有三個條款，從表面上看對出具格式合同一方不利，但在司法實踐中存在的問題不少，非但起不到保護非格式合同一方，而且往往成為出具格式合同免責的武器。《合同法》第39條規定，「採用格式條款訂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條款的一方應當遵循公平原則確定當事人之間的權利和義務，並採取合理的方式提請對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責任的條款，按照對方的要求，對該條款予以說明」；第41條「對格式條款的理解發生爭議的，應當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釋。對於格式條款有兩種以上解釋的，應當作出不利於提供格式條款一方的解釋。格式條款和非格式條款不一致的，應當採用非格式條款。」 格式合同亦稱定式合同或標准合同，對於同一種類、性質並且重復交易的行為，採用標准文本，既節約了交易成本、洽談時間、條款的爭議，也有平等待人的「鏡像」。這是人們通過長年累月的交易總結出來的經驗，對此應予肯定。但是格式合同的弊端也很多，一是不允許當事人協商和修改（如借款合同、租賃合同、保險合同、房屋買賣合同等）；二是絕大多數條款，特別是免責條款都對出示格式合同一方有利，在某種程度上屬於強奸民意。而締約的另一方往往是弱勢群體，對某些條款即使不同意，但迫於急需無奈，也只有違心簽字；三是有些專業術語，作為締約的另一方難以理解，糊里糊塗簽了字；四是這類合同都是出具格式合同的一方代理人或中介人代辦，但這些人為了急於收取代理費或中介費的功利目的，常常會對另一方作虛假承諾。對於格式合同最為人們詬病的是保險合同。無論是人壽保險還是財產保險，都是在計劃經濟條件下的部門立法，其目的並不在於「保險」，而在於「圈錢」。所以保險合同糾紛頻繁出現，投保人屢受拒賠之苦。筆者經常承辦這類案件，對於法律上的障礙困惑費解。
首先，所謂通常理解，可以說公說公的理，婆說婆的理，無任何標准，這又給法官提供了自由裁量的空間，誰送禮多，誰就獲勝。投保人是弱勢群體，縱然滿身是嘴，也難抵法官的「通常理解」。比如前例中的重大疾病保險合同的心臟病（心肌梗塞）一條，投保人和保險人完全可以各執一詞。投保人稱心率過速是心臟病的一種，保險人抗辯說，按通常的語法理解，這里的心臟病僅指心肌梗塞。從字面上看，保險人是有道理的，因為按照中國語法習慣的心臟病，只是特指括弧里的「心肌梗塞」，這本身就會使法官處於兩難境地，在實務中肯定會產生不同的理解和詮釋。
我們認為通則對於確認格式合同條款效力的規定倒是切中時弊：第2.20條（1）如果標准條款中某個條款是對方不能合理預見的, 則該條款無效, 除非對方明確地表示接受；（2）在確定某條款是否屬於這種性質時, 應考慮到該條款的內容、語言和表達方式。第3.10條：（1）如在訂立合同時，合同或其個別條款不合理地對另一方當事人過分有利，則一方當事人可宣告該合同或個別條款無效。除其它因素外，尚應考慮下列情況：（a）該另一方當事人不公平地利用了對方當事人的依賴、經濟困境或迫切需要，或者不公平地利用了對方當事人的缺乏遠見、無知、無經驗或缺乏談判技巧的事實，以及（b）合同的性質和合同的目的。（2）依有權宣告合同無效一方當事人的請求，法院可修改該合同或條款以使其符合公平交易的合理商業標准。（3）依收到宣告合同無效通知的一方當事人的請求，法院也可以如前款所述修改該合同或該個別條款，條件是該方當事人在收到通知後，並在對方當事人依賴該通知行事以前及時告知發送通知一方當事人。本章第13條（2）款的規定相應適用。」 我們認為，《通則》這些條款勝過《合同法》關於格式合同的所有條款，為此，我們建議關於在將來的《合同法》的司法解釋中應將《通則》條款納入國內法，這對於格式合同的糾紛處理將大有裨益。
3、關於合同的效力
《合同法》第52條，「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無效：（一）一方以欺詐、脅迫的手段訂立合同，損害國家利益；（二）惡意串通，損害國家、集體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蓋非法目的；（四）損害社會公共利益；（五）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 我們認為，對於上述合同規定無效，非但不能保護另一方（守約方）的合法財產利益，恰恰減輕了對不法民事行為人的懲罰力度。對此應借鑒通則第3.3條：（1）合同訂立時不可能履行所承擔義務的事實並不影響合同的效力。（2）合同訂立時一方當事人無權處置與合同相關聯之財產的事實本身並不影響合同的效力。通則規定的即使是自始不能履行的合同，如一方當事人已將所有的房屋出賣給另一方並已過戶，在合同已無法履行的情況下，並不影響合同效力，判令違約方承擔違約責任並賠償損失。在一方當事人將無權處置他人的財產的情況下，也不影響合同效力。這就是對擅自簽訂合同坑害他人的所謂不道德的人予以懲罰，對於欺詐、脅迫等致合同無效的條款，通則的規定也有利於受害人一方。請看通則第3.11條：（1）如欺詐、脅迫、重大誤解或一方當事人錯誤歸因於第三人，或為第三人知道或理應知道，而第三人的行為由另一方當事人負責，則可宣告合同無效，其條件與由另一方當事人本身簽訂的合同宣告無效的條件相同。（2）如欺詐、脅迫或重大懸殊歸因於第三人，而其行為不由另一方當事人負責，如果另一方當事人知道或理應知道此欺詐、脅迫或重大懸殊，或者在合同宣告無效時還未本著對合同的信賴行事，可以宣告合同無效。這兩條較優於合同法的地方在於：第一，對於合同的有效與否的決定權由守約一方決定。可以承認有效，也可以宣告無效，合同的效力不是由法律規定。第二，守約方宣告無效是對另一方的嚴厲懲罰。因為該條所謂的欺詐，其原因並不在於締約的一方，而在於第三方的原因，這與合同法第52條之規定大相徑庭。凡此種種，不一而足，法律規范也屬法律文化，是人類共同的精神財富，應當根據國情合理繼受、過濾和消化對我們有益的立法理念，這應當成為我們的共識。關於格式合同的效力，除《通則》可資借鑒外，其他大陸法系國家的規定也可參考。如德國《民法典》第138條第2款將「程序性的」和「實質性的」公平標准合而為一：（1）合同履行和相對履行之間「明顯地不相稱」，（2） 並且一方當事人「通過利用另一方當事人的困境、缺乏經驗、缺乏判斷力或無重大的決斷力」而達成的合同，則合同無效。 [2]以色列對格式合同（標准合同）的限制更為嚴格，該國《合同法》第14條規定，「就契約文句之全部參酌其他情事檢討後確信限制文句對顧客不利，或給予供給等以有危害顧客之虞之利益等，證明該文句之全部或一部為無效」。[3]世界各國對格式合同的免責條款有的稱為「灰色條款」，有的稱「黑色條款」，對此效力都作了嚴格的限制，這符合20世紀以來的照顧弱者的立法潮流，對合同自由原則進行了修正，為此有學者將當前的時代稱為「從契約到身份的回歸」 的時代，頗有幾分合理之處。 因此，筆者建議在未來修改合同法或作出司法解釋時，將格式合同對另一方當事人不利的免責條款，規定法院可以直接認定無效，這比所謂通常「理解」更為有利於保護弱勢群體。
二、關於要約與承諾的比較
我國《合同法》借鑒通則最多的部分是要約和承諾的方式部分，即第1條—31條、34條，共計20條之多。這部分條款涵蓋要約、要約邀請、要約的撤回、要約的撤銷、承諾及承諾的期限及撤回等。通則關於要約和承諾計有12條，即2.1—2.12。兩者內容大致相仿，但有些差異是值得重視的。《合同法》第13條，「當事人訂立合同，採取要約、承諾方式」。通則第2.1條規定，合同可通過要約的承諾或通過當事人能充分表明其合意的行為而成立。但《合同法》對合同的訂立方式只採用要約、承諾方式似乎絕對，也不大符合人們的交易習慣，而《通則》在要約和承諾之外加上「可通過當事人的能充分表明其合意的行為而成立」則寬容和豁達，而且囊括其他所有的合意行為。僅此一點，合同法就稍遜一籌。市場交易的實踐表明，所有的合同並不都是要約和承諾達成的。關於通則乃至其他民法典在訂立合同方式局限於要約和承諾的錯誤已被德國法學家海因?克茨所發現。這位德國民法學家尖銳地指出各國立法的偏頗，「近來很多民法典規定，要約和承諾是合同訂約的惟一方式」，這是錯誤的和非理性的。他認為，訂立合同的要約和承諾的規則基本上是從18世紀發展起來的。《葡萄牙民法典》和《奧地利民法典》幾乎沒有涉及這一問題，在《法國民法典》中根本沒有提及。但是，近年許多國家的民法典都規定了要約和承諾是訂立合同的唯一方式。如《德國民法典》第145條「向他人發出訂立合同的要約的人，受要約約束，但要約人已排除要約的約束力的除外」 ；第147條「（1）向在場者發出的要約，只能立即承諾之……（2）向不在場者發出的要約，只能到要約人在通常情況下可預期收到答復時為止承諾之。」 [4] 《瑞士民法典》第5條，「向不在場當事人發出的，沒有承諾期限的要約，在要約人收到以合理方式在合理的時間內送達的承諾之前，要約有效。要約人可以推定其要約在合理的時間內到達要約人。在合理時間內發出的承諾，但到達要約人時遲到的，要約人應當立即將比情況通知對方。否則承諾產生法律效力。」 [5] 2002年第1版第2頁的《日本民法典》第521條、第522條也有此規定。荷蘭1892年新修改的債法總則第217條，「合同經要約和承諾而成立，」 [6] 也只能通過要約和承諾才能訂立合同。義大利、蒙古等國也都未忽視要約和承諾這個20世紀最新的合同法范疇。除大陸法系國家民法之外，英美國家大都把要約作為合同訂立的一個要素，盡管各國合同法理論或實務中對要約稱謂有所不同，諸如投價、發盤、建議等，對承諾的稱謂在各國貿易實務中稱為「還盤」等。[7] 我國《合同法》借鑒通則最多的也是在關於訂立合同須有要約和承諾的方式方面。筆者上引的德民、瑞債均指要約和承諾是指「不在場」的情景下才適用。我國《合同法》實際上根本沒有必要必須將「同意」寫進要約和承諾中，因為雙方當事人是面對面地訂立合同。這是我國《合同法》食洋不化，照抄照搬，違反人們交易習慣的結果。在羅馬時代，合同義務原本是以訂立契約為目的確立的。訂約時雙方當事人都需要親自到場，即使這種手段被放棄，一般來說合同的訂立仍需要雙方當事人在場。……因此，羅馬法學家從未認為有必要將「同意」用要約和承諾這兩種陳述方式單獨地表示出來。這種需要中介在可信賴的郵政服務出現和遠距離訂閱合同成為可能之後，才成為可能，這就是德民和瑞債指的雙方當事人不是面對面的「不在場」的情況下才適用要約和承諾。如果將所有的交易都定格在要約和承諾的一種方式上，這是錯誤的。毫無疑問，在許多業已訂立的合同案件中，任意將一方當事人的行為視為要約而把另一方當事人的行為視為承諾是不可能，也是不現實的。我們以土地買賣為例，其文件已起草並已公證，並由雙方當事人同時簽字，因此，很難說一方當事人向另一方當事人發出了要約，且另一方當事人表示了他的「承諾」 ；再如，一位消費者用現金買一包香煙時，顯然，雙方當事人是在訂立協議。但是，將整個程序分解為「要約」和「承諾」，並討論賣方交付一包香煙是否就算作出了「要約」和「承諾」 ，賣方交付一包香煙是否就算作出了「要約」，或買方在收款處交付了現款是否就算作出了「承諾」，這幾乎是沒有什麼用處的，或許對新任律師有些用處。在強行將合同訂分立為「要約」和「承諾」時，另一難以處理的情形是，相對方向的建議和反建議在進行長時間的協商談判後才達成協議，在合同成立時，很難作出明確決定，但是那種認為合同應通過要約和承諾訂立的思想對於完成任務毫無意義。[8] 除此之外，筆者認為，訂立合同從理論上講，有要約和承諾是成立的。但對於面對面的交易行為，很難界定哪一方是要約，哪一方是承諾。如律師與當事人談代理費的數額時，通常是在討價還價過程中達成的代理協議。比如就某一收費標准，律師提議按標的額的5%收費，委託人說太高能否按3%，律師說不行，最少也得按4.5%，雙方最後達成按財產比例的3.5%收費。這種討價還價中有要約，有反要約（新的要約）；有承諾，有否定承諾，雙方在訂立合同時，互有要約和承諾，兩種方式混合在一起，很難分得清何者為要約，何者為承諾。當然，在人對機器或物發生交易的場合，如自動售貨機、投幣買地鐵票、在賓館使用備用的特殊物品如安全套等，只要開封，就可視為承諾。物品上標明的價款是要約，投幣或開封視為承諾，這是簡易的交易，但是大量的交易遠非如此簡單。再如，建築工程合同的訂立則更為復雜。一般認為，招標公告是要約邀請，建築施工單位前去投標是要約，招標人接受投標是承諾，一旦接受，合同便正式成立。[9] 筆者對這種認識不敢苟同。在司法實踐中，招投標僅是建設工程中的一個組成部分，它是整個建設施工合同中的一個鏈條，就投標人前去投標而言，因投標人數眾多，在未開標之前，尚未涉及建設項目實體內容，即未涉及項目、價款、履行方式等合同主要條款情況下，合同即使是成立了，也是無內容的。按照我國《招投標法》規定，建設工程招投標有如下環節：招標（公開招標和邀請招標）→投標→開標→評標→中標→發中標通知書→簽訂建設工程合同。建設部標准合同文本第二部分「通用條款」對此有明確的解釋。上述組成部分均為建設施工合同的組成部分。這是一連串的民事行為，最後歸納在一個總的合同之中。若按高爾森教授的觀點，在招投標中，投標人只要前去競標合同就成立了，但一旦未中標，按此邏輯可以告投標人違約了，然而這豈不荒唐？筆者用此案例證明，何為要約、何為承諾並非楚河漢界一目瞭然。至此，我們認為，通則第2.1條的「或通過當事人的能充分表明其合意的行為」合同即成立的規定更加符合交易習慣。德民和瑞民將要約、承諾限縮在當事人不在場的情況下，均有理論的、立法的和實踐的意義。因此，我們在代理具體案件的實務操作時不妨借鑒一下通行的相關規定，以解除法律解釋上的困惑和障礙。
三、締約過失：先合同責任、後合同責任、侵權責任？
對於締約過失責任，是合同責任、非合同責任，還是侵權責任，目前在理論界尚存爭議。締約過失責任理論是由德國目的主義法學家耶林於1861年發表的《締約上的過失、契約無效於未臻完全時的損害》這篇著名的論文中創立的，被譽為法學上的重大發現，填補了法學上的盲區，其基本內容是指一方違反先合同義務，給另一方當事人造成信賴利益損失時應承擔民事賠償責任。這個理論得到了世界范圍內的承認。1994年通則第2.15條（惡意談判）規定：（1）當事人可以自由進行談判，並對未達成協議不承擔責任；（2）但是，如果一方當事人以惡意進行談判，或惡意終止談判，則該方當事人應對因此給另一方當事人所造成的損失承擔責任；（3）惡意，特別是指一方當事人在無意與對方達成協議的情況下，開始或繼續進行談判。
對於締約過失責任，《歐洲合同法通則》稱之為磋商過程中的責任。該通則與國際商事合同通則的締約過失關於惡意談判中的第2.301條1——3項，第2.302條關於保密義務的規定幾乎完全一致，這充分說明了國際商事游戲規則的趨同化乃大勢所趨，人類的文明成果可以相互吸納互為消長。[11] 誠如德國法學家海因?克茨在《歐洲合同法》德文原著前言中所預言的那樣：如果說歐洲在經濟方面必然要形成統一的單一市場的話，那麼毫無疑問，歐洲的私法起碼在某種程度上勢必要統一起來，那一天終會來臨，鴻溝將會被填平。[12]這是智者之識。筆者認為何止歐洲，在將來的某一天世界會統一於一個游戲規則，這是歷史發展的必然，我們樂觀的期待著這一天的到來。我國《合同法》不僅成功的消化了耶林的締約過失理論，而且在借鑒了通則的基礎上還有一定的發展。
締約過失的前合同義務的體現有以下幾種表現形式：（1）假借訂立合同，惡意磋商；（2）故意隱瞞重要事實或提供虛假情況；（3）未盡協力義務；（4）未盡先義務，以及未盡保密義務。
締約過失後合同義務體現在第58條，即合同無效或者被撤銷後，因該合同取得的財產應當予以返還；不能返還或沒有必要返還的，應當折價補償。有過錯的一方應當賠償對方因此受到的損失，雙方都有過錯的，應當各自承擔相應的責任。這就是梁慧星先生所講的「合同關系雖然消滅了，法律仍要求當事人負某種義務，違反了這種義務就要承擔責任。這個責任不屬於侵權責任，也不屬違約責任，類似合同義務。」 [13]
除此之外，還有後合同義務，即附隨義務。該義務在締約前存在，在合同權利義務終止後也存在，合同法第92條對此作了明確規定，即合同權利義務終止後，當事人應當根據誠實信用原則，根據交易習慣履行通知、協辦、保密義務。我國《合同法》所提出新的規范，並未將締約過失責任局限在締約前的通則之中，而是根據市場交易的復雜性，加大了保護交易安全、懲罰違約的力度。遺憾的是，有的論文在2006年還引用明顯過時的觀點，[14] 仍局限在締約前的過失責任范圍內，這就落後於我國《合同法》何止十萬八千里！所謂締約過失責任，德國法稱為先合同責任，它搖擺於合同法和侵權法之間。在締約過失責任產生之初，關於應當將其置於何種責任之下的爭議便開始了。迄今為止依然爭論未休。據筆者歸納，在大陸法系之間關於締約責任有三種歸屬方式：第一種方式為先合同義務，德國自2002年起將締約過失納入了合同法的框架之內（見《德國民法典》第311條第2款和第3款），其可歸納有如下原則：注意義務、信賴責任、附隨義務、保護義務。如一方違反上述義務，則承擔原合同可得利益。案件類型有締約前的人身傷害和財產損害，受損義務導致合同終止等。 締約過失理論付諸於司法實踐始於德國1911年的一宗「油毯」判例。帝國法院在該案中將適用於合同責任的規則延伸到了與侵權責任更為相關的事實上。一位女士走進一家商店，在購買了許多商品後，向店員說明要買一卷油毯。店員從貨架上抽出她要買的一卷油毯時，不小心讓另外兩卷油毯從貨價上滾落下來，砸傷了這位顧客和她的兒子。帝國法院將合同原則適用於這一案件，並論證說：原告是帶著購買油毯的意願走進這家商店的。因此在雙方之間便產生了導致銷售者應當保護消費者的特定關系。違反此義務，便應當承擔合同損害賠償的責任。由此引發的是，合同責任原則究竟能夠在多大的程度上適用於侵權事實領域？德國法官的論證表明，假如人們走進一家商店在收銀台前等候過程中卻踩在乳酪上而滑倒在地板上，合同責任應當包括這種侵權行為。依據油毯一案，若第三人與意在締結合同之人之間存在某種特定關系，則注意義務則可能延伸到第三人身上。[15]我國近年也多有這種判例，如上海一家書店一學生從電梯掉下摔傷；北京一旅客雨天在飯店門前滑倒摔傷等，都是按締約過失對待的。 梁慧星教授也舉過一個商場因工作人員疏忽未蓋地下室蓋板，將一顧客脊骨損傷的案例，也稱之為締約過失責任。這是將締約過失責任擴大化的傾向，值得商榷（下文將涉及該問題）。第二種方式為侵權行為。如2002年9月17日歐洲法院在判決中認為，根據國際管轄法，惡意終止合同磋商的損害賠償責任應由《布魯塞爾條約》第5條第3款調整。該款的調整對象是侵權行為或類似行為。將違反誠信原則、惡意終止合同磋商歸屬於侵權法，法國、比利時及盧森堡等多國持此觀點。法國主流觀點認為先合同責任屬於侵權性質。1988年法典對此法律觀點予以確認。比利時法學界的立法觀點同樣傾向於合同責任歸於侵權責任之中，盧森堡法律體系主流觀點也將先合同責任納入侵權責任之中。第三種方式為將締約過失與侵權責任相區別，其代表性的國家是希臘。其民法典採取具體情況具體分析的態度，該是什麼就是什麼，不將所有先締約出現的損失或侵害都往締約過失籃子里裝。《希臘民法典》第197-198條依據締約的目的來界定何為締約過失、何為侵權行為。該法典首先承認締約過失的賠償責任，對誠實信用原則在合同和先合同的首要地位予以確認，並創造健康的商業交易關系。對此，法學家們舉例說，假使某人走進一家商店打量陳列的商品，或走進一家餐館找位子，並不屬於希臘所理解的締約過失責任范圍，因為他們與合同標的之間沒有任何內在聯系。對學者們經常引述的德國法院判決的締約過失案例，如「亞麻油地氈案」、「顧客香蕉皮滑倒案」、「菜葉案」，[16]希臘法學家認為應當適用侵權法，而不是締約過失責任，所說締約過失應為締約時違反誠實信用原則，惡意磋商或違反保密義務等才符合締約過失構成要素。對此觀點，筆者甚表贊賞。現略陳述淺見如下：
首先，要認定是否屬締約過失責任，應按締約過失理論和通則、合同法的觀點和規范去把握，即本文前面引用的如惡意磋商、隱瞞真相、協力義務、告知義務、附隨義務等。如違反這些原則性規范可以確認締約過失責任。第二，要依照當事人是否有締約之目的認定是否確屬締約過失責任。在現實生活中，人們在節假日或閑暇時，逛商店習以為常，有購物的，也有以消遣為目的的（不在少數）。第三，要把握締約過失法律概念的含義。締約過失責任概念有三層含義：一是締約是前提，無締約的明確目的，即使受到傷害也不能往締約上靠。二是須有過失。過失有兩種含義，一是疏忽大意的過失，二是過於自信的過失。這兩種都不含故意之意。三是在具備前兩個要素的情況下才存在責任承擔問題。只有具備這三個要件，才構成民事行為的締約過失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