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美合同法論文
㈠ 求一篇合同法和招投標方面的論文
《合同法》與招投標
問過好多招標代理機構的年輕人，整個招標投標程序操作至全過程結束的目的是什麼？大都一臉的茫然加疑惑，部分人能回答：省錢。這種答案不能不說是行業中的悲哀了，其實答案只有三個字：簽合同。
招標投標的整個過程是一個為簽訂合同做准備直至合同簽訂完成的過程。招標代理則是招標代理機構受招標人委託為招標人尋找一個完成招標項目的合同當事人，即選一個有能力又經濟的合作夥伴。
既然是簽訂合同的過程，就應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以下簡稱《合同法》）的有關規定行事。《合同法》中第十三條「當事人訂立合同，採取要約、承諾方式。「要約-承諾」是合同訂立的基本過程，是受法律保護的。一旦要約成立（即到達受約人處），發出的一方即應該承擔法律責任。同樣，承諾成立，發出承諾的一方也應該承擔法律責任。招標投標就是通過招標方式，完成「要約-承諾」的全過程，用於約束簽訂合同的雙方當事人。
看似簡單，其實具體落實到招標投標活動中的各個階段，對比起來就比較復雜了。現在將《中華人民共和國招標投標法》（以下簡稱《招標投標法》）中規定的「招標投標」與《合同法》中規定「要約-承諾」他們之間的關系分析一下。
一、招標公告和投標邀請書
在招標投標活動中「招標公告」和「投標邀請書」是 「要約邀請」，是希望他人向自己發出要約的意思表示，是引誘他人向自己發出要約的一種特殊方式。它不是要約的意思表示，只是要約邀請，屬於事實行為，不是法律行為。
在招標投標活動中「要約邀請」引誘的不只是一個要約人，而是不少於三個，所以應當廣而告之。要約邀請不承擔法律責任，如果你不想向我發出要約，可以不參加招標投標活動，如果你有興趣，可以按照我「要約邀請」中的提示，即通過「招標公告」或「投標邀請書」了解項目情況，了解向招標人發出要約的有關事項。
二、編制和發售招標文件
編制、發售招標文件，招標文件中對項目情況進行詳細闡述，並初步規定（這里是規定，不是協商）了雙方的責任和義務，使要約人了解更詳細的項目情況。
招標文件算「要約」、 「要約邀請」 還是「承諾」，現在還有些爭議。一般大家習慣把它算做「要約邀請」，即我編制招標文件邀請你來向我發出要約，你要是不想向我發出要約，可以不參加投標，即不遞交投標文件。它符合《合同法》的「要約邀請」條件。可招標文件中又有一些受要約人和要約人雙方應負的法律責任在裡面。例如合同部分，大家都知道，合同是附在招標文件里的，是承諾人的意思表示，是法律行為，而要約邀請不屬法律行為，招標文件的解釋順序一般又在投標文件前，也就是說此處的本應「承諾」的內容跑到「要約邀請」裡面去了，還有要約的內容也攙雜其中，所以單講招標文件是「要約邀請」還有些問題。大部分行內人士認為招標文件是要約邀請內容的具體化，是要約邀請的繼續，是要約邀請的一個組成部分。
我個人認為招標文件有別於合同法的「要約邀請」，它包含了部分「承諾」的成分和本應要約人發出的要約信息。它應該屬於合同一方當事人即招標人的提前承諾，雖然不受《合同法》的約束，但在《招標投標法》中有明確的法律規定，在開標前十五天受其約束，不得隨意改動。這是一般法與特殊法的關系問題，有些盤根錯節。
《招標投標法》有其特殊性，依據《招標投標法》的第十三條、第二十八條規定，在招標投標活動中發出要約的要約人是三個或三個以上的法人或其他組織，是准備通過競爭來獲取承諾的多個當事人，招標文件是向多個投標人發售的，它不是《合同法》中所指的合同雙方的哪一方，因為合同的另一方還沒有確定，即要約人還沒有確定。
招標文件自發售之日起至提交投標文件截止時間至少十五日至，這一段時間招標文件還可以認定為「要約邀請」，因為還可以做必要的澄清和修改。但開標前十五日後，招標文件對招標人產生了的約束力，此時只認定是事實行為而沒有法律行為，在招標投標活動中就有些太隨便了，不能因為招標人發出的招標文件，在法律上認定為「要約邀請」，沒有法律行為，就可以在承諾前迴避或逃避責任，對於做為參加投標的要約人和當事人的投標人來講，就談不上公平了。在實際項目操作中，有很多招標人對這個十五天的規定極端的不重視，經常隨意修改招標文件的內容，其實與只認定招標文件是「要約邀請」有很大關系關系。
招標文件有好多內容是招標人自己給自己規定的法律責任，所以不能單單將招標文件認定為「要約邀請」或「要約」。它是由合同的一方當事人即招標人做出的部分「要約邀請」加部分的「提前承諾」揉合在一起的具有一定法律約束力的文件，是合同的組成部分。
三、遞交投標文件
遞交投標文件截止、開標是要約到達的時間即要約生效時間。其實，對於投標人來講遞交投標文件截止時才是比較重要的時刻，因為要約人的所有法律責任在這一時間成立，遞交投標文件截止時（包括投標文件的修改和撤回均應在這一時刻之前），即要約成立。
《合同法》第十三條規定要約到達要約人時生效。招標過程中生效時間即為投標截止時間，即開標時。《合同法》規定了撤消通知應當在要約到達受要約人之前或同時，也就是說投標截止後就不可以撤回投標，當然也就不可以補充和修改投標文件，投標截止時(開標時)發出要約的投標人，已經接受了要約邀請，作出了要約的意思表示，法律行為成立。投標人受其約束，不可隨意改變法律條件，在招標投標活動中為投標人實質性響應招標文件要求，並不得隨意改變，如改變將按違約處理，承擔響應責任。
四、評標、推薦和確定中標人
評標、推薦和確定中標人的過程，是從眾多發出要約的人中選出最優秀的法律意思表示人，接受要約的過程。對各要約人的意思表示進行評比直至確定中標人，即要約—承諾。整個過程在《合同法》中沒有時限要求，只在《合同法》第二十三條規定了「承諾應當在要約確定的期限內到達要約人」，這里可理解為雙方的事先約定。《招標投標法》也沒有對其作出明確時間限制，只是規定了發出《中標通知書》後簽訂合同的時間，但《招標投標法》有其特殊性，它使要約人和承諾人在招標投標活動中受投標有效期的約束，所以各部委又在各種辦法和規定中相應制定了部分時間的限制，而且各部委之間的規定各有差異，不好掌握，是個有待統一解決的問題。
五、發出《中標通知書》
發出中標通知書，即招標人做出了承諾，它是受要約人同意要約的意思表示。《合同法》第二十三條規定承諾生效時合同成立。發出通知後是否可以理解為招標文件中的合同就成立了，其實不然，招標文件中的合同是一個不完善的合同，如果代理機構認真負責些，業主又比較明白，那麼合同會嚴謹和完整些，如果文件編制膚淺粗糙，那麼合同的簽訂便十分麻煩和困難。此時已經承諾確定了中標人，再談合同細節內容，互不相讓，這時候再回頭看招標文件的性質時，還能看做只是「要約邀請」嗎？對雙方來說，它還含有一部分「要約」和「承諾」在裡面。
還有一個經常被業主和代理機構以及監督機構忽視的問題，即《招標投標法》第四十五條規定由招標人向中標人發出中標通知書。此處的「招標人」有可能是業主，也有可能是招標代理機構，還有可能是他們雙方，看是如何委託的了。在招標活動實際操作中，招標代理機構往往習慣以自己的名義向中標人發出《中標通知書》，此項工作就由代理機構代勞了。那麼，代理機構有權向中標人發出中標通知書嗎？我個人認為，如果招標人全權委託代理機構，並對中標結果予以認可，還是可以的，但往往代理合同在雙方權利和義務中並沒有明確規定，我看招標代理機構不去自以為是的代理此事也罷。
誰來做出「承諾」是《合同法》中規定的法律地位主體能否成立的重要條件，所以以招標代理機構名義發出中標通知書，總歸不符合法律規定，有些篡權的味道。中標通知書是承諾人的第一承諾，是確定合同主體的第一個正式文件，可不能兒戲。如果中標人收到的中標通知書是以招標代理機構名義發出的，那麼一旦發生問題，招標人可以否認其合法性，到時約定俗成的東西，就沒有法律依據了，官司難打。雖然此類事情極少發生，但合同主體還是清楚點比較好，這也是招標人的權利。換位思考一下，如果我是一個投標人，中標通知書所加蓋的紅章是招標代理機構的，我會放心嗎？我又不是與你們招標代理機構簽訂合同，你哪有權利向我的要約做出承諾，承諾人是項目業主，講的通俗些，是支付給我工錢的人，我哪裡會承認你。
現在是買方市場，投標企業競爭太激烈，大家都不去計較這些，趕快簽了合同，我投標人再也不用與代理機構打交道了。簽訂合同後，承諾的主體確定下來，大家即可按照合同履行責任和義務，下步工作也就按部就班了。
了解了以上內容後發現，以《合同法》解釋招標投標的過程，其中有一個問題不好確定，就是招標文件的定位，是否理解為「要約邀請」，還是「承諾」？我想不好加以定義。那麼如果算做「要約邀請」，只是招標人一方的意願，是否能理解為雙方的前期溝通，那麼是否需雙方協商法律責任？而不是招標人自己說了算。倒是理解為「提前承諾」或含部分「要約」比較合適，招標人已經將自己簽訂合同後的法律責任和部分承諾事先寫在里頭了，例如：工期、付款方式、計價方法等，並且規定了一段時限的法律約定，就不能只認作是「要約邀請」了。看來，兩部法的融會貫通還是個復雜的問題，或許法已經到了該重新修訂的時候了。
二○○六年十月
㈡ 人類需要什麼樣的合同法秩序--《英美法對價原則研究:解讀英美合同法王國中的「理論與規則之王」》
——這一問題通常包容(subsume)在對價的標題之下。 ——麥爾文．埃森博格(Melvin Eisenberg) 既然合同法的中心課題與使命就是實現和執行當事人未來的允諾，那麼我們所期望的合同法秩序的建構也就只能圍繞允諾的實現和執行問題展開。當然，這種合同法秩序的具體設計還需要有一個價值衡量的標准以決定「何種允諾或合同才是可以實現和執行的?」反映在理論上就是所謂的合同的約束力根源的問題。從羅馬法到現代英美法與大陸法，沒有一種法律制度承認單純的允諾或協議能夠執行，羅馬法強調裸約(num pactum)不可執行，英美法也一直把「單純的允諾不能執行」作為合同法的基本出發點。事實上，就已經過去的人類歷史而論，我們並不希望執行所有的允諾，法院也從未對所有的允諾給予執行。因此，科賓便作出了如下著名論斷： 在法律體系中有一個被稱為合同法的部門，其為之努力的，乃是實現允諾所產生的合理預期。法律並非致力於實現所 有由允諾產生的預期，其所要實現的必須是合理的預期。迄今存在的一切法律制度中，沒有一個承認所有的允諾都能夠強制 執行……一個允諾必須伴隨某種其他要素，才能夠被強制執 行。這似乎在所有的法系都概莫能外。現在討論的問題便是此種其他要素之為何物，即一個允諾必須伴隨什麼事實才能在法律上強制執行? 比較法學家海因．克茨教授的論斷具有同樣的穿透力： 實質上，合同約束力根源的問題就在於追問「合同為什麼可以約束當事人?」，即合同約束當事人的理論基礎和依據何在?這歷來都是合同法歷史與現實中的重大問題(great questions)之一。自羅馬法以來，合同約束力的根源都能在現實制度中找到其正當性和合理性支持，只不過隨著社會和法律制度的發展以及合同約束力的逐步擴張，有關合同約束力根源的理論也呈現多樣化的局面，這就需要我們在多樣化和復雜性中作出評價、辨明優劣，不致在現實的制度選擇中迷失方向。當然，有關合同約束力根源的理論探討在兩大法系同樣重要和繁多，但近幾十年來，英美法中的合同約束力根源的理論研討的熱烈程度要遠甚於大陸法國家，它一直是英美法上的「一個重大的理論熱點」。我認為，造成此種差別的原因主要是兩大法系看待問題之思路上的差異。大陸法將合同的約束力的根源作為合同得以執行的抽象的理論基礎或合同法的理論前提，因此，此問題便成為一個十分抽象且沒有太多現實意義的問題。但在英美法系，情況則完全不同。英美合同法中的對價原則、允諾禁反言原則等都並非單純的理論前提或理論基礎的問題，他們直接決定當事人的允諾可否執行，是允諾或合同得以執行的標准，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這或許也是英美實用主義哲學的實際體現。也就是說，在大陸法中，合同約束力根源是一個單純的理論問題；而在英美法，合同約束力根源既是重大理論課題，也是重大的現實課題。對於這一點，高德利教授在論述原因和對價的區別時，也說得很清楚：原因理論主要是一個理論性勝於實踐性問題，其與現實的允諾的執行幾乎無關，對現實沒有任何的效果。對價原則則完全相反。普通法法官從不抽象地追問人們為何作出允諾，也從不關心創造一個內涵一致的對價定義，他們的任務是非常實際的：限定違諾賠償之訴(assump咖)中可執行的允諾的范圍。即區分可執行的允諾與不可執行的允諾。可見，在英美法的語境中討論合同約束力根源的問題並非只是「理論作秀」，更是在思考和關切現實生活中當事人的允諾可否得到執行和實現這一實踐性問題。 當然，從具體內容上來看，合同約束力的根源可以包括書面和要式口約等形式主義原則、意思理論、原因理論、信賴理論、公正效率理論和對價原則等等。下面擇要而述： 1．形式主義原則。源自古羅馬法的形式主義原則是指合同的約束力來自於要式口約和書面等特定的形式要件，當事人追求什麼目標無關緊要，只要其協議符合了特定的形式要求，便可以對當事人產生約束力，從而受到法律的保護。羅馬法形式主義傳統的影響十分深遠，後世法律在合同約束力根源的問題上也不乏形式主義尊崇者。此種對協議之外的形式的注重和崇拜，成就了人們對合同約束力的主觀認同和合同交易秩序的形成和延續，他們在思想和實踐中不停地重復著自己的信仰：合同或協議的約束力的根源和基礎就在於其所採取的外觀形式。 2．意思理論。意思理論(wiu ulcoIy)是能體現大陸國家私法特徵的核心理論。作為合同約束力根源的意思理論，是指合同之所以對當事人具有法律上的約束力，是因為合同是當事人自由意思表達的結果，當事人既然同意訂立一個合同，那麼法律就會保護其自由的意思和此種自由意思所達致的結果。法律賦予合同約束力的目的在於承認允諾人的意思自治，保護其自由意思的效果，這是對「合同法重在尊重和保護合同當事人的主觀意思」這一主題的確認。 3．信賴理論。相較於形式主義原則和意思理論，信賴理論是相對晚進的合同約束力根源。從淵源上講，信賴理論的出現在於補救對價原則之不足。因為根據傳統的英美法的規定，作出一個無償允諾的當事人可以不受該允諾的約束，因為其中缺乏相應的對價。但因缺乏對價而免除允諾人責任的做法卻並不總是正確，尤其是在受諾人基於對該無償允諾的信賴而從事了一定的行為而使得自己遭受損害的情形。因此，法院創設了一個新的合同約束力根源理論：信賴理論。要求無償允諾人在某些特定情形下不得違反其無償允諾，以保護受諾人的合理信賴。在英美法中，信賴理論的集中體現就是所謂的「允諾禁反言原則」(docoinc Of promissory estoppel)。 4．實質公正和效率理論。作為合同約束力根源的實質公正和效率理論主要是一種抽象意義上和價值層面上的合同約束力根源的判斷標准，所以又被稱以標准為基礎的理論。它是指合同之所以對當事人具有約束力是社會的實質公正和經濟效率的價值使然，也就是說，只有讓合同具有約束力才能實現公正和效率的價值目標。例如，由於意思自由受到了限制，因此根據意思理論，格式合同一般應當是無執行力或無約束力的。但為了社會的交易效率、人們生活的正常進行和效率的最大化。現代社會的法律往往仍然傾向於承認效率價值支持下的合同約束力。 盡管著名比較法學家馮。梅倫(Von Mehren)教授曾經指出：現代英美法和大陸法在規定允諾或合同執行與否(即合同約束力的根源)的問題上有著不同的技術運用。英美法主要通過兩種技術來決定哪些允諾可以或不可以執行，一種是直接的立法規定，如反欺詐法的具體規定等；另一種則是間接的、抽象的、一般的對價原則的規定來(缺乏議價交換的內容)來決定允諾的執行與否。大陸法則只運用第一種直接規定的技術來解決。但此種差別展現的似乎只是兩大法系在合同約束力根源問題上的表象的「規定技術」問題，並沒有從實質的思想內涵與理論取向的視角進行更進一步的思考。其實，在筆者看來，對不同類型的合同約束力根源的倚重決定了一個國家試圖建立不同類型合同法秩序的思想傾向：重視書面要素和標準的合同法塑造的是一種具有宗教神聖性的形式主義合同法秩序和信仰；重視意思標准或要素的合同法塑造的是一種個人解放思潮下的自由主義和理性主義合同法秩序和理念；重視效率標准或要素的合同法塑造的則是一種經濟效率至上的合同法秩序和思想。 一直以來，對價原則都是英美法中合同約束力的核心根源。或者如法恩思沃斯所說是英美法中允諾執行的唯一的一般性根據(generalbasis)。而除此之外，上文所列其他類型的合同約束力根源從來沒有成為過允諾執行的一般根據，這是因為：形式主義理論是一種源於羅馬法和早期英國法的古老的約束力根源，在後來逐漸式微，在英美合同法中沒有獲得過顯赫的地位；意思理論則一直是大陸法合同約束力的核心根源，體現的是一種理性主義哲學觀念和形而上的合同價值觀，與英美實用主義哲學和客觀合同理論格格不入；信賴理論不管是在大陸法還是在英美法中都只是一種「時髦而不實用」的新型合同約束力理論，沒有獲得正統的名分；而效率理論和實質正義理論則都因為其過分的抽象性難以成為注重具體允諾或合同的執行與否的英美法合同約束力根源。至少到目前為止，對價理論仍然是英美合同法中的統治性理論，是決定允諾或合同能否執行的第一位的標准(或者說是英美法中最為核心的合同約束力根源)，英美法中合同有否約束力主要還是依靠有沒有對價來加以判斷。由於允諾的執行問題幾乎構成了合同法的全部問題，所以對價原則便成為合同法中的核心理論、原則和制度，是合同法王國中名副其實的「理論與規則之王」，支配著整個英美合同法內容和體系。所以，對價原則才會被學者稱為「合同這架龐大機器的平衡輪」(吉爾默語)。 總之，對價原則(doctrine 0f consideration)是現代英美法的核心原則和理論，它不僅決定了當事人的允諾能否執行，即當事人間的合同有否約束力這一重大問題，更重要的是它型構了整個英美合同法的理論和制度體系。因此，對價原則是英美法學者所應當關注的焦點和中心，研討英美合同法似乎很難繞開對價原則這一重要命題。對對價原則這一合同約束力根源的倚重，決定了英美國家的合同法秩序和價值將與早期羅馬法和大陸法國家的合同法秩序截然有別。不管是合同的成立、合同的執行、違約責任等具體制度上還是合同法的整體價值和理論取向，都因為對價這一核心理論原則的貫穿而展現出了自己的特殊性。毫無疑問，對作為英美法合同約束力核心根源的對價原則的研討將深化我們對英 美合同法理論內涵和制度設計的把握。
㈢ 畢業論文需要用外文文獻，請問中國作者編譯的《英美合同法》可以算作外文文獻嗎
你好的！
這個只要是英文的資料都算上是外文文獻！
這個與學者的國籍是沒有關系的！
這個學校的論文說明裡有額..
不知道你是哪個學校的啊！
你找找吧！
㈣ 1500字論文，論合同法基本原則
一、 合同法基本原則的確立
(一)合同法基本原則的概念及內涵
法律原則指包括立法、司法、執法和守法在內的整個法制活動的總的指導思想和根本法律准則。它是儲存於法律規定中的價值准則，不是法律規定本身，不直接涵攝案件事實，須被法律規定或法條承載。但這種承載並非明白無誤地直接宣示。直接宣示只是部份法律原則的確定方式，但多數法律原則必須從法律規定中藉助整體類推或回歸立法理由的辦法推求出來。
那些貫穿於某一類法中的最高層次的共同性價值准則，可稱為該類法律的基本原則。具體到合同法的基本原則，是指貫穿於整個合同法制度和規范中的價值准則，是合同法的主旨和基本精神的集中體現，是制定、解釋、執行和研究合同法的出發點。
（二）合同法基本原則的確立
合同法基本原則既然是合同法的最高層次的價值准則，就應該能與整個合同法的內容和功能結合起來，既要適用於整個合同法規范，又能體現出合同法的基本價值；既不能將其他法律、特別是其上位法民法的基本原則當作合同法的基本原則，那樣便體現不出其特殊性，同時，也不能將適用於某一合同制度的具體法律原則作為合同法的基本原則，如此便喪失了其價值承載功能。
為此，我認為，合同法的基本原則應為合同自由原則、誠實信用原則和鼓勵交易原則。
1、合同自由也稱契約自由，其作為一種思想早在羅馬法時期就已經產生了。《法學階梯》中有關諾成契約的規定已經基本包含了現代合同自由的思想。但其還只是一種思想，並且只反映在諾成契約一種形式中，並未形成羅馬契約制度的一項基本原則。
從15世紀開始，資本主義生產關系逐漸形成，個人逐漸從封建的、地域的、專制的直接羈絆下解脫出來而成為自由、平等的商品生產者，從而實現了「從身份到契約的運動」，合同自由思想得到了廣泛傳播。同時特定的經濟、政治、思想文化背景為合同自由原則在十九世紀的確立提供了條件，這時，合同自由作為一項基本原則才被各國法律陸續確立下來。
從該原則產生的歷史來看，合同自由原則是商品經濟及至市場經濟的必然要求。市場主體之間的經濟活動越頻繁，整個市場經濟就越繁榮。而市場主體之間的經濟活動，實質上是一個接一個的合同的產生、履行、消滅的過程，市場主體間的交易就是一個個的合同連接。故合同法在英美法上又被稱為交易法。交易自由必然要求合同自由。
2、誠實信用原則最早也是起源於羅馬法，在羅馬法中就有「善意」的概念，規定了「誠信契約」，根據「誠信契約」債務人不僅要承擔契約規定的義務，而且要承擔誠實善意的補充義務。
誠實信用原則本為民法的基本原則，之所以將其確立為合同法的基本原則，乃在於：（1）民法中的誠實信用原則最集中的體現是在合同法中，從合同的訂立、成立、履行、履行完畢後的義務，到違約責任的承擔，皆有誠實信用原則的體現；（2）合同法對誠實信用原則有進一步的要求和內涵。（3）許多合同法上的制度是據該原則創造出來的，例如，合同當事人各方的協力義務，相互保護對方利益的義務，提供信息和呈示帳目的義務，情勢變更，權利濫用規制，後合同義務等。隨著社會的發展，可能還會衍生出其他制度。
3、合同法以調整交易關系為對象，各種交易關系都要表現為合同關系並藉助合同法律規范進行調整，合同法規則就是規范交易過程並維護交易秩序的基本規則。鼓勵交易是經濟發展的必然要求，合同法是市場經濟的基本法，鼓勵交易應是其根本目標，應成為其根本原則之一。
㈤ 英美合同法和我國合同法的區別有哪些
一、關於法律適用范圍的比較
1、通則的適用范圍
我國1999年頒布的《合同法》與國際私法協會公布的《國際商事合同通則》（以下簡稱通則）[1]有一定關聯性，通則的有些規定，無論在國內還是在國外都是可以適用的。我國《合同法》第126條規定，「涉外合同的當事人可以選擇處理合同爭議所適用的法律，但法律另有規定的除外。涉外合同的當事人沒有選擇的，適用與合同有最密切聯系的國家的法律。」 該條規定與通則前言第2款規定一致，即在當事人一致其合同受通則管轄時，適用通則。因此，我國當事人在與涉外當事人簽訂合同時可約定適用通則。該通則比《聯合國國際貨物買賣公約》適用范圍要更寬泛得多，具有相當的靈活性。除國際商事合同外，該通則也可替代國內法適用。如前言第4條規定，「當無法確定合同的適用法律對某一問題的相關規則的，通則可對該問題提供解決辦法。」 該條規定旨在說明，即使合同是由某一特定國內法管轄，但對案件解決遇到困難的時候，可以從通則中尋求解決問題的途徑。以往我國的司法實踐在處理案件遇到困難時，一般求助司法解釋、學理解釋，還有專家論證。現在通則關於交易糾紛的一些規定又給我們開辟了解決糾紛的途徑。通則不是國際公約，不具有強制性，適用與否完全可依當事人的意思選擇，但是要明確的是，通則是由近20個國家的法律專家對國際交易的規則進行潛心研究的成果，具有很強的適用性和可操作性，它較之國際貨物買賣公約適用范圍要寬泛得多。參照通則的有關規定，可為我國《合同法》的立法與適用拾遺補缺。通則的寬容之處在於，任何規定都不得限制根據有關國際法原則而應適用的強制性規則的適用，無論這些理制性規則是國家的、國際的還是超國家的（1.4條）；除通則另有規定外，當事人可以排除通則的適用，或者減損或改變通則任何條款的效力。因通則所具有的這種非強制性，當事人根據各自的情況既可以排除或部分排除該原則適用，使之更適合於當事人的特殊交易需要。「凡屬於通則范圍之內但又未被通則明確規定的問題，應盡可能地根據通則確定的基本原則來處理」（1.6），這就給我們在實務中遇到法律障礙的時候提供了有益的鑒鏡。
2、關於格式條款的理解與適用
《合同法》關於格式條款共有三個條款，從表面上看對出具格式合同一方不利，但在司法實踐中存在的問題不少，非但起不到保護非格式合同一方，而且往往成為出具格式合同免責的武器。《合同法》第39條規定，「採用格式條款訂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條款的一方應當遵循公平原則確定當事人之間的權利和義務，並採取合理的方式提請對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責任的條款，按照對方的要求，對該條款予以說明」；第41條「對格式條款的理解發生爭議的，應當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釋。對於格式條款有兩種以上解釋的，應當作出不利於提供格式條款一方的解釋。格式條款和非格式條款不一致的，應當採用非格式條款。」 格式合同亦稱定式合同或標准合同，對於同一種類、性質並且重復交易的行為，採用標准文本，既節約了交易成本、洽談時間、條款的爭議，也有平等待人的「鏡像」。這是人們通過長年累月的交易總結出來的經驗，對此應予肯定。但是格式合同的弊端也很多，一是不允許當事人協商和修改（如借款合同、租賃合同、保險合同、房屋買賣合同等）；二是絕大多數條款，特別是免責條款都對出示格式合同一方有利，在某種程度上屬於強奸民意。而締約的另一方往往是弱勢群體，對某些條款即使不同意，但迫於急需無奈，也只有違心簽字；三是有些專業術語，作為締約的另一方難以理解，糊里糊塗簽了字；四是這類合同都是出具格式合同的一方代理人或中介人代辦，但這些人為了急於收取代理費或中介費的功利目的，常常會對另一方作虛假承諾。對於格式合同最為人們詬病的是保險合同。無論是人壽保險還是財產保險，都是在計劃經濟條件下的部門立法，其目的並不在於「保險」，而在於「圈錢」。所以保險合同糾紛頻繁出現，投保人屢受拒賠之苦。筆者經常承辦這類案件，對於法律上的障礙困惑費解。
首先，所謂通常理解，可以說公說公的理，婆說婆的理，無任何標准，這又給法官提供了自由裁量的空間，誰送禮多，誰就獲勝。投保人是弱勢群體，縱然滿身是嘴，也難抵法官的「通常理解」。比如前例中的重大疾病保險合同的心臟病（心肌梗塞）一條，投保人和保險人完全可以各執一詞。投保人稱心率過速是心臟病的一種，保險人抗辯說，按通常的語法理解，這里的心臟病僅指心肌梗塞。從字面上看，保險人是有道理的，因為按照中國語法習慣的心臟病，只是特指括弧里的「心肌梗塞」，這本身就會使法官處於兩難境地，在實務中肯定會產生不同的理解和詮釋。
我們認為通則對於確認格式合同條款效力的規定倒是切中時弊：第2.20條（1）如果標准條款中某個條款是對方不能合理預見的, 則該條款無效, 除非對方明確地表示接受；（2）在確定某條款是否屬於這種性質時, 應考慮到該條款的內容、語言和表達方式。第3.10條：（1）如在訂立合同時，合同或其個別條款不合理地對另一方當事人過分有利，則一方當事人可宣告該合同或個別條款無效。除其它因素外，尚應考慮下列情況：（a）該另一方當事人不公平地利用了對方當事人的依賴、經濟困境或迫切需要，或者不公平地利用了對方當事人的缺乏遠見、無知、無經驗或缺乏談判技巧的事實，以及（b）合同的性質和合同的目的。（2）依有權宣告合同無效一方當事人的請求，法院可修改該合同或條款以使其符合公平交易的合理商業標准。（3）依收到宣告合同無效通知的一方當事人的請求，法院也可以如前款所述修改該合同或該個別條款，條件是該方當事人在收到通知後，並在對方當事人依賴該通知行事以前及時告知發送通知一方當事人。本章第13條（2）款的規定相應適用。」 我們認為，《通則》這些條款勝過《合同法》關於格式合同的所有條款，為此，我們建議關於在將來的《合同法》的司法解釋中應將《通則》條款納入國內法，這對於格式合同的糾紛處理將大有裨益。
3、關於合同的效力
《合同法》第52條，「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無效：（一）一方以欺詐、脅迫的手段訂立合同，損害國家利益；（二）惡意串通，損害國家、集體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蓋非法目的；（四）損害社會公共利益；（五）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 我們認為，對於上述合同規定無效，非但不能保護另一方（守約方）的合法財產利益，恰恰減輕了對不法民事行為人的懲罰力度。對此應借鑒通則第3.3條：（1）合同訂立時不可能履行所承擔義務的事實並不影響合同的效力。（2）合同訂立時一方當事人無權處置與合同相關聯之財產的事實本身並不影響合同的效力。通則規定的即使是自始不能履行的合同，如一方當事人已將所有的房屋出賣給另一方並已過戶，在合同已無法履行的情況下，並不影響合同效力，判令違約方承擔違約責任並賠償損失。在一方當事人將無權處置他人的財產的情況下，也不影響合同效力。這就是對擅自簽訂合同坑害他人的所謂不道德的人予以懲罰，對於欺詐、脅迫等致合同無效的條款，通則的規定也有利於受害人一方。請看通則第3.11條：（1）如欺詐、脅迫、重大誤解或一方當事人錯誤歸因於第三人，或為第三人知道或理應知道，而第三人的行為由另一方當事人負責，則可宣告合同無效，其條件與由另一方當事人本身簽訂的合同宣告無效的條件相同。（2）如欺詐、脅迫或重大懸殊歸因於第三人，而其行為不由另一方當事人負責，如果另一方當事人知道或理應知道此欺詐、脅迫或重大懸殊，或者在合同宣告無效時還未本著對合同的信賴行事，可以宣告合同無效。這兩條較優於合同法的地方在於：第一，對於合同的有效與否的決定權由守約一方決定。可以承認有效，也可以宣告無效，合同的效力不是由法律規定。第二，守約方宣告無效是對另一方的嚴厲懲罰。因為該條所謂的欺詐，其原因並不在於締約的一方，而在於第三方的原因，這與合同法第52條之規定大相徑庭。凡此種種，不一而足，法律規范也屬法律文化，是人類共同的精神財富，應當根據國情合理繼受、過濾和消化對我們有益的立法理念，這應當成為我們的共識。關於格式合同的效力，除《通則》可資借鑒外，其他大陸法系國家的規定也可參考。如德國《民法典》第138條第2款將「程序性的」和「實質性的」公平標准合而為一：（1）合同履行和相對履行之間「明顯地不相稱」，（2） 並且一方當事人「通過利用另一方當事人的困境、缺乏經驗、缺乏判斷力或無重大的決斷力」而達成的合同，則合同無效。 [2]以色列對格式合同（標准合同）的限制更為嚴格，該國《合同法》第14條規定，「就契約文句之全部參酌其他情事檢討後確信限制文句對顧客不利，或給予供給等以有危害顧客之虞之利益等，證明該文句之全部或一部為無效」。[3]世界各國對格式合同的免責條款有的稱為「灰色條款」，有的稱「黑色條款」，對此效力都作了嚴格的限制，這符合20世紀以來的照顧弱者的立法潮流，對合同自由原則進行了修正，為此有學者將當前的時代稱為「從契約到身份的回歸」 的時代，頗有幾分合理之處。 因此，筆者建議在未來修改合同法或作出司法解釋時，將格式合同對另一方當事人不利的免責條款，規定法院可以直接認定無效，這比所謂通常「理解」更為有利於保護弱勢群體。
二、關於要約與承諾的比較
我國《合同法》借鑒通則最多的部分是要約和承諾的方式部分，即第1條—31條、34條，共計20條之多。這部分條款涵蓋要約、要約邀請、要約的撤回、要約的撤銷、承諾及承諾的期限及撤回等。通則關於要約和承諾計有12條，即2.1—2.12。兩者內容大致相仿，但有些差異是值得重視的。《合同法》第13條，「當事人訂立合同，採取要約、承諾方式」。通則第2.1條規定，合同可通過要約的承諾或通過當事人能充分表明其合意的行為而成立。但《合同法》對合同的訂立方式只採用要約、承諾方式似乎絕對，也不大符合人們的交易習慣，而《通則》在要約和承諾之外加上「可通過當事人的能充分表明其合意的行為而成立」則寬容和豁達，而且囊括其他所有的合意行為。僅此一點，合同法就稍遜一籌。市場交易的實踐表明，所有的合同並不都是要約和承諾達成的。關於通則乃至其他民法典在訂立合同方式局限於要約和承諾的錯誤已被德國法學家海因?克茨所發現。這位德國民法學家尖銳地指出各國立法的偏頗，「近來很多民法典規定，要約和承諾是合同訂約的惟一方式」，這是錯誤的和非理性的。他認為，訂立合同的要約和承諾的規則基本上是從18世紀發展起來的。《葡萄牙民法典》和《奧地利民法典》幾乎沒有涉及這一問題，在《法國民法典》中根本沒有提及。但是，近年許多國家的民法典都規定了要約和承諾是訂立合同的唯一方式。如《德國民法典》第145條「向他人發出訂立合同的要約的人，受要約約束，但要約人已排除要約的約束力的除外」 ；第147條「（1）向在場者發出的要約，只能立即承諾之……（2）向不在場者發出的要約，只能到要約人在通常情況下可預期收到答復時為止承諾之。」 [4] 《瑞士民法典》第5條，「向不在場當事人發出的，沒有承諾期限的要約，在要約人收到以合理方式在合理的時間內送達的承諾之前，要約有效。要約人可以推定其要約在合理的時間內到達要約人。在合理時間內發出的承諾，但到達要約人時遲到的，要約人應當立即將比情況通知對方。否則承諾產生法律效力。」 [5] 2002年第1版第2頁的《日本民法典》第521條、第522條也有此規定。荷蘭1892年新修改的債法總則第217條，「合同經要約和承諾而成立，」 [6] 也只能通過要約和承諾才能訂立合同。義大利、蒙古等國也都未忽視要約和承諾這個20世紀最新的合同法范疇。除大陸法系國家民法之外，英美國家大都把要約作為合同訂立的一個要素，盡管各國合同法理論或實務中對要約稱謂有所不同，諸如投價、發盤、建議等，對承諾的稱謂在各國貿易實務中稱為「還盤」等。[7] 我國《合同法》借鑒通則最多的也是在關於訂立合同須有要約和承諾的方式方面。筆者上引的德民、瑞債均指要約和承諾是指「不在場」的情景下才適用。我國《合同法》實際上根本沒有必要必須將「同意」寫進要約和承諾中，因為雙方當事人是面對面地訂立合同。這是我國《合同法》食洋不化，照抄照搬，違反人們交易習慣的結果。在羅馬時代，合同義務原本是以訂立契約為目的確立的。訂約時雙方當事人都需要親自到場，即使這種手段被放棄，一般來說合同的訂立仍需要雙方當事人在場。……因此，羅馬法學家從未認為有必要將「同意」用要約和承諾這兩種陳述方式單獨地表示出來。這種需要中介在可信賴的郵政服務出現和遠距離訂閱合同成為可能之後，才成為可能，這就是德民和瑞債指的雙方當事人不是面對面的「不在場」的情況下才適用要約和承諾。如果將所有的交易都定格在要約和承諾的一種方式上，這是錯誤的。毫無疑問，在許多業已訂立的合同案件中，任意將一方當事人的行為視為要約而把另一方當事人的行為視為承諾是不可能，也是不現實的。我們以土地買賣為例，其文件已起草並已公證，並由雙方當事人同時簽字，因此，很難說一方當事人向另一方當事人發出了要約，且另一方當事人表示了他的「承諾」 ；再如，一位消費者用現金買一包香煙時，顯然，雙方當事人是在訂立協議。但是，將整個程序分解為「要約」和「承諾」，並討論賣方交付一包香煙是否就算作出了「要約」和「承諾」 ，賣方交付一包香煙是否就算作出了「要約」，或買方在收款處交付了現款是否就算作出了「承諾」，這幾乎是沒有什麼用處的，或許對新任律師有些用處。在強行將合同訂分立為「要約」和「承諾」時，另一難以處理的情形是，相對方向的建議和反建議在進行長時間的協商談判後才達成協議，在合同成立時，很難作出明確決定，但是那種認為合同應通過要約和承諾訂立的思想對於完成任務毫無意義。[8] 除此之外，筆者認為，訂立合同從理論上講，有要約和承諾是成立的。但對於面對面的交易行為，很難界定哪一方是要約，哪一方是承諾。如律師與當事人談代理費的數額時，通常是在討價還價過程中達成的代理協議。比如就某一收費標准，律師提議按標的額的5%收費，委託人說太高能否按3%，律師說不行，最少也得按4.5%，雙方最後達成按財產比例的3.5%收費。這種討價還價中有要約，有反要約（新的要約）；有承諾，有否定承諾，雙方在訂立合同時，互有要約和承諾，兩種方式混合在一起，很難分得清何者為要約，何者為承諾。當然，在人對機器或物發生交易的場合，如自動售貨機、投幣買地鐵票、在賓館使用備用的特殊物品如安全套等，只要開封，就可視為承諾。物品上標明的價款是要約，投幣或開封視為承諾，這是簡易的交易，但是大量的交易遠非如此簡單。再如，建築工程合同的訂立則更為復雜。一般認為，招標公告是要約邀請，建築施工單位前去投標是要約，招標人接受投標是承諾，一旦接受，合同便正式成立。[9] 筆者對這種認識不敢苟同。在司法實踐中，招投標僅是建設工程中的一個組成部分，它是整個建設施工合同中的一個鏈條，就投標人前去投標而言，因投標人數眾多，在未開標之前，尚未涉及建設項目實體內容，即未涉及項目、價款、履行方式等合同主要條款情況下，合同即使是成立了，也是無內容的。按照我國《招投標法》規定，建設工程招投標有如下環節：招標（公開招標和邀請招標）→投標→開標→評標→中標→發中標通知書→簽訂建設工程合同。建設部標准合同文本第二部分「通用條款」對此有明確的解釋。上述組成部分均為建設施工合同的組成部分。這是一連串的民事行為，最後歸納在一個總的合同之中。若按高爾森教授的觀點，在招投標中，投標人只要前去競標合同就成立了，但一旦未中標，按此邏輯可以告投標人違約了，然而這豈不荒唐？筆者用此案例證明，何為要約、何為承諾並非楚河漢界一目瞭然。至此，我們認為，通則第2.1條的「或通過當事人的能充分表明其合意的行為」合同即成立的規定更加符合交易習慣。德民和瑞民將要約、承諾限縮在當事人不在場的情況下，均有理論的、立法的和實踐的意義。因此，我們在代理具體案件的實務操作時不妨借鑒一下通行的相關規定，以解除法律解釋上的困惑和障礙。
三、締約過失：先合同責任、後合同責任、侵權責任？
對於締約過失責任，是合同責任、非合同責任，還是侵權責任，目前在理論界尚存爭議。締約過失責任理論是由德國目的主義法學家耶林於1861年發表的《締約上的過失、契約無效於未臻完全時的損害》這篇著名的論文中創立的，被譽為法學上的重大發現，填補了法學上的盲區，其基本內容是指一方違反先合同義務，給另一方當事人造成信賴利益損失時應承擔民事賠償責任。這個理論得到了世界范圍內的承認。1994年通則第2.15條（惡意談判）規定：（1）當事人可以自由進行談判，並對未達成協議不承擔責任；（2）但是，如果一方當事人以惡意進行談判，或惡意終止談判，則該方當事人應對因此給另一方當事人所造成的損失承擔責任；（3）惡意，特別是指一方當事人在無意與對方達成協議的情況下，開始或繼續進行談判。
對於締約過失責任，《歐洲合同法通則》稱之為磋商過程中的責任。該通則與國際商事合同通則的締約過失關於惡意談判中的第2.301條1——3項，第2.302條關於保密義務的規定幾乎完全一致，這充分說明了國際商事游戲規則的趨同化乃大勢所趨，人類的文明成果可以相互吸納互為消長。[11] 誠如德國法學家海因?克茨在《歐洲合同法》德文原著前言中所預言的那樣：如果說歐洲在經濟方面必然要形成統一的單一市場的話，那麼毫無疑問，歐洲的私法起碼在某種程度上勢必要統一起來，那一天終會來臨，鴻溝將會被填平。[12]這是智者之識。筆者認為何止歐洲，在將來的某一天世界會統一於一個游戲規則，這是歷史發展的必然，我們樂觀的期待著這一天的到來。我國《合同法》不僅成功的消化了耶林的締約過失理論，而且在借鑒了通則的基礎上還有一定的發展。
締約過失的前合同義務的體現有以下幾種表現形式：（1）假借訂立合同，惡意磋商；（2）故意隱瞞重要事實或提供虛假情況；（3）未盡協力義務；（4）未盡先義務，以及未盡保密義務。
締約過失後合同義務體現在第58條，即合同無效或者被撤銷後，因該合同取得的財產應當予以返還；不能返還或沒有必要返還的，應當折價補償。有過錯的一方應當賠償對方因此受到的損失，雙方都有過錯的，應當各自承擔相應的責任。這就是梁慧星先生所講的「合同關系雖然消滅了，法律仍要求當事人負某種義務，違反了這種義務就要承擔責任。這個責任不屬於侵權責任，也不屬違約責任，類似合同義務。」 [13]
除此之外，還有後合同義務，即附隨義務。該義務在締約前存在，在合同權利義務終止後也存在，合同法第92條對此作了明確規定，即合同權利義務終止後，當事人應當根據誠實信用原則，根據交易習慣履行通知、協辦、保密義務。我國《合同法》所提出新的規范，並未將締約過失責任局限在締約前的通則之中，而是根據市場交易的復雜性，加大了保護交易安全、懲罰違約的力度。遺憾的是，有的論文在2006年還引用明顯過時的觀點，[14] 仍局限在締約前的過失責任范圍內，這就落後於我國《合同法》何止十萬八千里！所謂締約過失責任，德國法稱為先合同責任，它搖擺於合同法和侵權法之間。在締約過失責任產生之初，關於應當將其置於何種責任之下的爭議便開始了。迄今為止依然爭論未休。據筆者歸納，在大陸法系之間關於締約責任有三種歸屬方式：第一種方式為先合同義務，德國自2002年起將締約過失納入了合同法的框架之內（見《德國民法典》第311條第2款和第3款），其可歸納有如下原則：注意義務、信賴責任、附隨義務、保護義務。如一方違反上述義務，則承擔原合同可得利益。案件類型有締約前的人身傷害和財產損害，受損義務導致合同終止等。 締約過失理論付諸於司法實踐始於德國1911年的一宗「油毯」判例。帝國法院在該案中將適用於合同責任的規則延伸到了與侵權責任更為相關的事實上。一位女士走進一家商店，在購買了許多商品後，向店員說明要買一卷油毯。店員從貨架上抽出她要買的一卷油毯時，不小心讓另外兩卷油毯從貨價上滾落下來，砸傷了這位顧客和她的兒子。帝國法院將合同原則適用於這一案件，並論證說：原告是帶著購買油毯的意願走進這家商店的。因此在雙方之間便產生了導致銷售者應當保護消費者的特定關系。違反此義務，便應當承擔合同損害賠償的責任。由此引發的是，合同責任原則究竟能夠在多大的程度上適用於侵權事實領域？德國法官的論證表明，假如人們走進一家商店在收銀台前等候過程中卻踩在乳酪上而滑倒在地板上，合同責任應當包括這種侵權行為。依據油毯一案，若第三人與意在締結合同之人之間存在某種特定關系，則注意義務則可能延伸到第三人身上。[15]我國近年也多有這種判例，如上海一家書店一學生從電梯掉下摔傷；北京一旅客雨天在飯店門前滑倒摔傷等，都是按締約過失對待的。 梁慧星教授也舉過一個商場因工作人員疏忽未蓋地下室蓋板，將一顧客脊骨損傷的案例，也稱之為締約過失責任。這是將締約過失責任擴大化的傾向，值得商榷（下文將涉及該問題）。第二種方式為侵權行為。如2002年9月17日歐洲法院在判決中認為，根據國際管轄法，惡意終止合同磋商的損害賠償責任應由《布魯塞爾條約》第5條第3款調整。該款的調整對象是侵權行為或類似行為。將違反誠信原則、惡意終止合同磋商歸屬於侵權法，法國、比利時及盧森堡等多國持此觀點。法國主流觀點認為先合同責任屬於侵權性質。1988年法典對此法律觀點予以確認。比利時法學界的立法觀點同樣傾向於合同責任歸於侵權責任之中，盧森堡法律體系主流觀點也將先合同責任納入侵權責任之中。第三種方式為將締約過失與侵權責任相區別，其代表性的國家是希臘。其民法典採取具體情況具體分析的態度，該是什麼就是什麼，不將所有先締約出現的損失或侵害都往締約過失籃子里裝。《希臘民法典》第197-198條依據締約的目的來界定何為締約過失、何為侵權行為。該法典首先承認締約過失的賠償責任，對誠實信用原則在合同和先合同的首要地位予以確認，並創造健康的商業交易關系。對此，法學家們舉例說，假使某人走進一家商店打量陳列的商品，或走進一家餐館找位子，並不屬於希臘所理解的締約過失責任范圍，因為他們與合同標的之間沒有任何內在聯系。對學者們經常引述的德國法院判決的締約過失案例，如「亞麻油地氈案」、「顧客香蕉皮滑倒案」、「菜葉案」，[16]希臘法學家認為應當適用侵權法，而不是締約過失責任，所說締約過失應為締約時違反誠實信用原則，惡意磋商或違反保密義務等才符合締約過失構成要素。對此觀點，筆者甚表贊賞。現略陳述淺見如下：
首先，要認定是否屬締約過失責任，應按締約過失理論和通則、合同法的觀點和規范去把握，即本文前面引用的如惡意磋商、隱瞞真相、協力義務、告知義務、附隨義務等。如違反這些原則性規范可以確認締約過失責任。第二，要依照當事人是否有締約之目的認定是否確屬締約過失責任。在現實生活中，人們在節假日或閑暇時，逛商店習以為常，有購物的，也有以消遣為目的的（不在少數）。第三，要把握締約過失法律概念的含義。締約過失責任概念有三層含義：一是締約是前提，無締約的明確目的，即使受到傷害也不能往締約上靠。二是須有過失。過失有兩種含義，一是疏忽大意的過失，二是過於自信的過失。這兩種都不含故意之意。三是在具備前兩個要素的情況下才存在責任承擔問題。只有具備這三個要件，才構成民事行為的締約過失責任。
㈥ 關於合同法的小論文
一、合同法的立法指導思想
從立法指導思想入手，然後分析這部法律，對我們每一個法官、律師、學校教員來說，掌握這部法律可能更深入。立法指導思想是在立法方案中明文規定的。這部合同法的制定與別的法律制定不一樣。新中國歷史上每一部法律的制定基本上都是這樣的：由一個行政部門牽頭，組織一個班子，大家一來就列提綱、設計章節、擬條文，反反覆覆地修改。而這部合同法的制定卻是首先設計立法方案，而立法方案的設計委託給八位專家來完成。八位專家中有兩位法官，一位是最高院的李凡（音）副庭長和北京高院的何新，當時是研究室主任，現在是告申庭的庭長，兩位庭長都是四十歲剛出頭。其他六位同志，年齡最大的是江平教授，他當時六十多歲。其次就是我，當時五十歲剛出頭。接下來就是三、四十歲的，如人民大學的王利明教授〔最年輕的，大概三十多歲〕；吉林大學的崔建遠教授；煙台大學的郭明瑞教授；社科院法學研究所的《法學研究》副主編張廣新研究員。我們不是一開始設計合同法的章節，而是大家先來漫談合同法發展的情況，即務虛。大家討論本世紀以來合同法有哪些發展趨勢，其精神實質發生了哪些變化，有些什麼新的制度。在大陸法國家的德國、法國、日本，英美法國家的英國、美國等的合同法中以及在國際公約中比如聯合國的國際貨物銷售公約中有些什麼新的制度、新的創新、新的原則。討論後先擬定製定本法的指導思想。共五個指導思想。
1.制定本法要從中國實際出發。
什麼是中國的實際，經大家討論斟酌，最後定下來四個要點。第一個要點是改革開放；第二個要點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第三個要點是建立全國統一的大市場；第四個要點是與國際市場接軌。只有這四點是中國的實際，其他任何的特徵都不是中國的實際。
確定了中國實際以後，緊接著是要總結我們的合同立法和合同司法的經驗。這就是要總結我們改革開放以來制定的《民法通則》、三個合同法以及各個合同條例和一系列實施條例中的經驗和不足。還有更重要的就是法院的經驗，尤其表現在最高法院關於《民法通則》的意見、關於經濟合同法、技術合同法、涉外合同法的意見，最高法院平時的解答、批復。還有一個最重要的就是最高法院公報，公報自1985年創刊以來，陸續刊登了一些判決，這些判決當中有一些是有非常典型的意義，創設了一些新的規則。這些都要進行斟酌、分析，凡是成功的、符合中國實際的、符合法理的，我們都要採納。
然後還要廣泛地參考借鑒發達國家和地區的成功的立法經驗和判例、學說，這些發達國家和地區在戰後以來在立法上通過修改法律、修訂法律、制定法律創立了很多新的東西以及很多新的經驗，一些重要的民法典如《法國民法典》、《德國民法典》在戰後都有一些修訂，還有一些單行立法和他們的法院、法官創設的規則，都需要斟酌借鑒。戰後以來發達國家法院同樣面臨著社會關系極度動盪、極度復雜，社會環境極度變化，在這種情況下很多新的案件、奇怪的案件在戰前沒有，在法律上沒有相應的規定。而這些發達國家和地區的法官面對法律沒有明確規定的案件創設了一些新的規則，新的制度，我們都要盡可能地採納、吸收。
除了國外先進的立法和司法經驗外，不能忽略我國的台灣。台灣的法律是我們國家在1929—1931年制定的，他們的民法典是我們中國當時的民法典，雖然現在叫台灣民法典，但它是我們自己的東西。並且台灣後來的經濟生活有極大的發展，當我們在經歷大躍進、文化大革命的動盪、動亂時，台灣抓住這個機會發展其經濟。經濟一發展，就產生很多新的問題，因此它的法院和法官也創設了很多新的規則，這些我們當然都要參考借鑒。
借鑒發達國家和地區先進的合同立法和司法經驗，要達到的目的，就是使我們的合同法成為反映現代市場經濟客觀規律的共同規則。這是在第一個指導思想當中就提出來的目的。我們的法律不能夠關起門來，不能只是由我們的學者、立法者、法官看得懂，外國人看不懂。我們的市場需要和國際溝通，我們的法律不僅要我們自己能夠理解、能夠掌握，也要使國外的企業、企業家、法官、律師能夠掌握。如何才能做到這一點，只有我們採納共同規則才能做到。我們平常說的和國際接軌，它的前提是要法律規則接軌，法律規則不接軌，經濟無法接軌。所以在第一個指導思想上我覺得很重要的是要盡量採納反映現代市場經濟客觀規律的共同規則，並與國際公約和國際慣例協調一致。這里沒有說和國際公約、國際慣例完全一致，說的是協調一致。就是說我們並不是照搬國際公約、國際慣例，因為我們國家對一些國際公約有保留條款，還有些慣例不見得和我們合適。所以我們提的是協調一致。這是第一個立法指導思想，是非常重要的。
2.充分體現當事人的意思自治。
在不違反法律的前提下保障當事人享有充分的合同自由。合同法不過就是兩個獨立、平等、自由的當事人在一起共同協商決定他們之間的權利義務關系。兩個當事人應該是獨立的、自由的、平等的，如果他們不平等，一個人隸屬於另一個人，合同內容無法決定，如果他們沒有自由，不能支配自己的行動，不能支配自己的思想，也不可能簽訂合同。所以說合同自由是現代市場經濟最基本的要求，沒有合同自由就沒有市場經濟，這一點非常重要。試想一下，在計劃經濟條件下，我們的企業是不是平等的、獨立的、自由的？不是，我們的企業是處在一個對層次的上下隸屬關系當中，從中央經濟主管部門，比如一機部、二機部、三機部、四機部，一直到七機部、八機部，然後到省一級經濟管理部門，比如機械廳，再到地區一級的經濟管理部門，比如機械局，還有縣、市區的工業局、機械局，等等，都是行政主管機關，最下面一級才是企業。這樣企業處在由上到下的行政隸屬關系的最下一個環節，它上面全是一級一級的行政主管機關，我們叫做多層次的行政管理環節、行政層次或行政機關，企業成為這樣一個行政關系中的最低層。這時，它已經不成其為企業了。八十年代初期我們曾經用一些教材、著作介紹蘇聯的法學，蘇聯的經濟法把企業叫做經濟機關，正是針對這種層層行政管理體系而言的，有一定的道理。在計劃經濟條件下，企業不再是獨立的生產者，而是一個垂直關系中的一個環節，它的全部活動是嚴格按照從上到下的指令性計劃，還包括上級機關的字條、電話、批示等等，來安排它的生產、交換。
一個消費者在計劃經濟條件下是不是自由呢？不是。我們每一個消費者吃的糧食、穿的布匹、用的東西甚至生活用品，都是按照指令性計劃安排的。我們有購糧本、糧票、布票、糖票、雞蛋票、肉票等等票證，消費生活也完全是按照指令性計劃安排的。
我們廣大農村的農民是不是自由的呢？也不是。農村的生產我們叫做三級所有隊為基礎，公社、大隊、生產隊這樣三級上下隸屬關系。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人民公社體制是合一的，生產和行政管理是結合在一起的。在這種情況下，農民不見了，那誰是生產單位呢？生產隊作為一個生產的組織、基層單位，就象我們的企業一樣，按照行政指令性計劃來進行的生產。農民去勞動的時候，就象工廠的工人一樣，是按照生產隊的安排去的，上工聽鍾聲、下工聽哨聲，每天做什麼工，全聽生產隊長指示。
在這種行政隸屬關系條件下，就沒有獨立平等的自由的個人，從工業到農業的經濟生活全部按照指令性計劃進行，按照指令來運轉，有沒有合同的地位呢？沒有。計劃經濟體制和市場經濟體制是截然相反的經濟形態，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要盡量砍斷這樣的隸屬關系，要造就獨立自由平等的生產者、市場參加者。我們的擴權讓利，我們企業體制的改革不就是最終使企業從行政隸屬關系脫離出來成為獨立的個人嗎？成為獨立的主體參加市場進行生產、交易嗎？我們的農村改革中實行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歸根到底就是讓農民擺脫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公社體制，成為獨立的生產者，能夠自己獨立決定自己的勞動。這樣看來，我們的改革一開始就是面向市場，全面推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前提是有了這些獨立的、平等的、自由的市場主體。
這些獨立、平等、自由的市場主體怎麼進行活動呢？在市場經濟下，已經沒有嚴格的國家計劃、行政指令把全國的生產、某個行業的生產能夠嚴格來安排，事實上已經做不到了。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說告訴我們，市場經濟是沒有計劃的，是靠市場規律在起作用，物價上升大家就生產這個東西，物價下跌大家就生產別的，靠市場機制來指揮運轉。在這種情況下，企業不能靠猜測這個市場，要靠簽訂合同來組織自己的生產、交換，只有簽訂了合同以後，才能放心地投產，生產出來的產品才能銷售出去。可見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合同關系是最基本的關系，可以說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經濟關系都要表現為合同關系，唯有合同關系才是市場經濟特徵的反映。
獨立、平等、自由的當事人們自己協商安排其權利義務關系，這樣的關系在法律形式上就叫做合同。因此合同中最基本的原則就是自由，合同自由是市場經濟本質特徵的最基本的表現。改革開放以來，企業的自由、農民的自由越來越大，但現存的三個合同法上合同自由不夠，限制特別多。舉例來說，1981年頒布的經濟合同法上，專門規定了合同管理機關，而合同管理機關管理合同有各種手段，特別利害的一招是，合同管理機關可以主動確認合同無效。這些制度嚴格說是計劃經濟的反映，限制當事人的合同自由是和市場經濟直接抵觸的。1993年修改經濟合同法已經把它刪掉了。
我們現在制定新的合同法，最重要的一點是我們的法律能夠體現合同自由這個原則，如果作不到這一點，我們的法律就不可能適應市場經濟的要求。因此第二個指導思想就是要充分體現當事人的合同自由，只要在不違反法律的前提下，要保障當事人享有充分的合同自由，不受行政機關和其它組織的干涉。
當然，合同自由並不意味著對當事人一點限制都沒有，在合同自由的原則下，合同當事人應當受到兩方面的限制：一個是在法律許可的范圍內；二是在特殊的情況下，可以對當事人的合同自由作某種限制。後種限制中的特殊情況是說一定要有正當的理由，至於正當的理由是什麼，當時作過討論，大家一致認為正當理由包括：為了保護消費者，為了保護勞動者，為了維護社會公共利益和國家利益。只有出於正當的理由，才能在立法條文上限制合同當事人的自由，實質上也是在限制濫用合同自由。
3.合同法要具有一定的超前性或前瞻性。
本法制定、實施的時代特點是：在二十世紀末制定，在1999年通過，主要在二十一世紀生效、實施。我們的法律就應該做到有必要的超前性，我們是要面向二十一世紀不能夠只看見眼前的轉軌時期。也就是說，新合同法應當能夠適應我國建成市場經濟後對法律調整的要求，估計到2025年、2030年中國的轉軌時期已經結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已經基本建成，那個時候我們的市場經濟和發達國家的市場經濟沒有什麼差別，到那個時候我們的合同法照樣能夠管用。但這不是說一點也不要修改，或者說不必要制定什麼新的單行法、某種合同專門制定規則，而是說合同法的基本精神、基本制度、基本規則到那個時候能夠管用，能夠符合社會生活的要求。這一點在合同法制定過程中也有爭論，有這樣一種傾向認為我們應該著重考慮目前轉軌時期的一些特點。在討論立法方案時，針對這個問題，大家進行了認真討論研究，最後認為，我們確實要面向二十一世紀，但同時也要兼顧轉軌時期的一些特殊問題。
轉軌時期有哪些特殊問題呢？由於我們的社會生活中行政干預還非常嚴重，侵害當事人利益的行為十分多，還有轉軌時期的經濟生活有很多混亂，什麼三角債、賴帳、建設工程合同中收回扣、送紅包，造成建設工程質量低劣，造成橋倒屋蹋，造成嚴重的人身、財產損害。對這些嚴重問題我們在制定合同法時不能夠置之不顧，一定要有充分的注意，要制定出相當的對策。
這是第三個指導思想，即面向二十一世紀和怎麼樣兼顧轉軌時期的一些特殊問題。還提出一點對轉軌時期的那些落後現象我們不能遷就，比如說紅包、回扣在轉軌時期非常普遍，但我們不能通過立法把它變成合法化的東西。
4.新合同法的價值取向應該是經濟效率和社會正義。
法律的價值取向就是法律追求的目標。我們的合同法應當既追求經濟效率，又追求社會正義。所謂經濟效率，拿我們習慣的話說就是有利於生產力的發展和提高，有利於企業的發展，有利於企業的賺錢；所謂社會公正，是在整個社會不同的階層、人群之間要大體上做到平衡，在一個合同關系當中當事人之間的利害關系要大體平衡。
法律是調整整個社會的，整個社會要有一個基本上的利益平衡。有些人群比如說消費者、勞動者，他們是分散的、弱小的，他們沒有辦法和企業家、大企業、大公司相抗衡。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如果只講形式上的公正，我們說合同自由吧，你們只要自由協商簽訂的合同就有效，就給以保護，這里的合同自由就僅僅是形式上的自由。實際上，消費者、勞動者他怎麼能夠對抗大企業？試想一個山區出來的男孩子、女孩子進到城裡來打工，當他身無分文，吃了上頓沒有下頓的時候。他看見了一個招工的廣告，他趕緊去求職，這時，他怎麼敢和企業主討價還價，怎麼敢去爭取自己的什麼權利、法律上規定的什麼衛生條件、安全條件、文明生產的勞動條件、最低工資條件等。也就是說，他們的實力在實際上是弱小的，無法和企業抗衡。這時，法律要起什麼作用呢？法律就要支持這些弱小的消費者、勞動者，法律這時不能僅滿足於形式上的自由、公正，還要追求實質上的公正。所謂實質上的公正，就是等合同的雙方當事人實質上處於不平等狀態時，比如當一方是企業而另一方是勞動者的時候，法律規則首先要考慮保護勞動者、消費者，不能夠採取不偏不倚的態度。
整個立法過程中對這一點是非常重視的，我們不是片面地追求經濟效率。如果是片面追求經濟效率，凡是有利於提高生產力、有利於經濟發展、有利於企業賺錢的，就合法、就保護、就鼓勵、就支持的話，那麼假冒偽劣也是可以發展生產的。眾所周知，有些地方的快速度發展最初就是靠假冒偽劣；有些人的暴發以致於後來成為大企業家，也是靠搞假冒偽劣商品或服務。難道我們的法律上也要承認假冒偽劣、坑蒙拐騙嗎？不行。我們不能丟掉社會的正義，社會的正義與公平是法律追求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目標，沒有社會正義、公平，就不叫法律，就變成了純粹的技術規則。
任何國家的法律都牢牢抓住社會正義，我們這樣的國家更不用說。我們現在正在建設和發展的是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所謂社會主義體現在哪裡呢？就體現在我們的法律更加註重社會正義、更加保護勞動者、保護弱者，因此在這個指導思想上提出兼顧經濟效率和社會公正。如果當經濟效率和社會正義發生沖突，難以兼顧時，哪一個優先呢？當然是社會正義優先。貫徹這個指導思想就要求在擬定法律規則時既要注重有利於提高效率，促進生產力的發展，又要注重維護社會公共利益，保護消費者、勞動者、維護市場道德秩序，決不允許靠損害國家、社會公共利益、損害消費者、勞動者發財致富。
5.新的合同法要具有可操作性。
我們的教科書都說，法律就是行為規則。合同法首先是當事人簽訂合同、履行合同的行為規則。但更重要的一點是，法律是裁判規則，亦即法官裁判合同案件時的裁判規則。這就要求這個裁判規則要有可操作性，要求每一個規則、每一個條文要盡可能的有具體的構成要件、法律效果、適用范圍，這樣法官在裁判時才有所遵循，最終能夠保障不同的地區、不同的法院裁判同樣的案件能夠得到同樣的判決結果，維護裁判的統一性和公正性。
現行的三個合同法可操作性不是很強。有些條文看起來不錯，真的要用來裁判案件的時候就感到模稜兩可，沒有具體的可操作性，好些條文象口號一樣。我們現在要解決這個問題。這一點非常重要，且不說有什麼地方保護主義、行政干預的影響，就是一個完全公正、正直的法官裁判案件，如果法律不具有可操作性，也會造成很大的差距，不能保證裁判的統一性和公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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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的相對性及其突破
引言：
合同是當事人之間設立、變更或終止債權債務關系的協議。《合同法》第121條確定了合同相對性的歸責原則，這里的合同相對性，又稱合同關系的相對性，是合同關系不同於其他民事法律關系的重要特徵之一。傳統的合同相對性理論認為，合同僅於締約人之間發生效力，對合同外第三人不發生效力；合同締約人不得以合同約定涉及第三人利益的事項，任何一方締約人不與第三人發生權利義務關系，否則合同無效。然而，隨著現代市場經濟高速發展，商業貿易空前繁榮，嚴格恪守合同相對性原則越來越難以滿足平衡社會利益，體現司法公正，社會經濟生活對合同的社會功能提出了新的要求。[1]為了適應現實的需要，提高社會經濟運行的效率，各國都在一定程度上擴張了合同的效力范圍，表現在立法和司法上，受合同效力影響的第三人范圍越來越寬，合同相對性原則也逐漸受到了沖擊，出現了許多合同相對性的例外情況，有學者將其稱為「合同相對性的突破」，本文將從合同相對性的歷史演進和突破表現對其略作探討。
關鍵詞：合同 相對性 突破
正文：
一、合同相對性的歷史演進
合同相對性原則，在學理上沒有一個統一的解釋，目前比較權威的解釋是以王利明先生給的定義：合同相對性是指合同主要在特定的合同當事人之間發生法律拘束力，只有合同當事人一方能基於合同向對方提出請求或提起訴訟，而不能向與其無合同關系的第三人提出合同上的請求，也不能擅自為第三人設定合同上的義務，合同債權也主要受合同法的保護。在大陸法系中，合同相對性源至羅馬法的「債的相對性」理論，認為債是當事人一方請求他方為給付行為的法律關系，債權是只能對特定人產生效力的請求權。這種由特定權利人向特定義務人請求為或不為特定行為的特性，就是「債的相對性」。而合同是債的形式之一，因此，具體到合同的效力范圍上，這種相對性原則的主要含義是：合同僅於締約人之間發生效力，對合同外第三人不發生效力；合同締約人不得以合同約定涉及第三人利益的事項，任何一方締約人不與第三人發生權利義務關系，否則合同無效。這一規則對現代大陸法系的債法產生了很大影響，理論上，都將其視為債權自身性質所決定的一種當然原則。
二、合同相對性的突破表現：
合同相對性確立以後，由於社會經濟的發展，為了更好地保護債權人和第三人的合法權益，維護正常的社會經濟秩序，現代大陸法系國家的合同立法對合同相對性規則已有所突破，合同相對性理論也同時得到發展和完善。
（一）第三人侵害債權
所謂第三人侵害債權一般是指合同外的第三人明知合同債權的存在，仍然故意以損害他人債權為目的，實施某種侵權行為，致使債權人的債權部分或全部不能實現並致債權人損害的行為。侵害債權的情況在實務中時有發生，但我國現行法律沒有確立第三人侵害債權制度。但是在現實生活中，由於經濟活動日益密切，民事行為之間的關聯性不斷增大，各種權利相互沖突、相互影響的機率也隨之增多，如果債權受到第三人的侵害，僅僅因為債權是相對權而不賦予債權人基於侵權法上的損害賠償請求權，則債權人的利益將很難得到保障，明顯違背了有侵害必然有救濟的法理。但是，第三人侵害債權的范圍應該嚴格受到控制，侵害債權應同時具備以下要件：第一，第三人侵害的必須是合法債權。如果是不合法債權，即使侵害了，也不用承擔責任，因為非法債權不受法律保護。第二，第三人實施的侵權行為具有違法性，並致使合同債務不能履行。如果第三人的行為是合法的，即使導致合同不能履行，也不構成第三人侵害債權，而是要承擔其他的刑事責任。相應的，合同不能履行並非是第三人的非法行為所致，也不構成第三人侵害債權。所以說，必須是第三人的非法行為和合同不能履行之間存在因果關系時，才構成第三人侵害債權。
(二)債權保全制度。
在現實經濟生活中，一些債務人為了逃避債務，或隱匿轉移財產、或低價轉讓乃至無償贈與財產，或怠於行使自己的債權乃至放棄自己的債權，這些行為均嚴重損害了債權人的利益。但按照傳統的合同相對性原則，由於債權人不能將自己的意志滲透到債務人與第三人的合同行為中，影響債務人與第三人的「契約自由」，因此其對此是束手無策的。這種利益上的失衡，必將導致整個合同領域交易安全的喪失，於是，為了在債務人的意思自治和債權人的期待利益間找到一個平衡點，維護誠信原則，便自然地產生了債的保全制度。此制度的基本原理在於，賦予債權人對債務人或相關第三人享有一定的權利一—代位權和撤消權。其中代位權是指債務人怠於行使其對第三人的權利並危及債權時，債權人得以自己的名義行使該權利，請求第三人履行義務。撤消權則是指債務人為逃避債務將自身財產無償贈與或以不當低價轉讓給第三人時，債權人得向法院申請撤消，宣告行為無效。
（三）「租賃權的物權化」
我國《合同法》第229條規定「租賃物在租賃期間發生所有權變動的，不影響租賃合同的效力。」即出租方將財產所有權轉移給第三方時租賃合同對新的所有權方繼續有效。這是民法理論上的「買賣不破租賃」規則，使得依據租賃合同產生的租賃權(債權)具有對抗第三人的物權的效力。根據債的相對性，租賃合同應只對出租人和承租人有效，當第三人買受租賃標的成為不動產所有人時，買受人非租賃合同的締約人，故不應受合同約束，得隨時取回租賃標的物。但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隨著城市擴張、房荒問題的出現，各國為解決社會矛盾，多設定「買賣不破租賃」的例外規定，即出租人將租賃標的物讓於第三人時，原租賃合同對受讓人繼續有效。最初《德國民法典》第571條規定「買賣不破租賃」規則適用於土地租賃，後擴及一切不動產。
（四）附保護第三人作用的合同
「附保護第三人作用的制度」的意思是指特殊關系的第三人因債務人債的履行而受到損害時，不但可以向債務人主張侵權責任，而且可突破債的相對性，要求債務人承擔合同上的責任，以更好地保護其利益，此種請求權的基礎建立在基於誠信原則而發生的保護、照顧等合同附隨義務之上。也就是說，債務人所負的合同上的義務，不但指向債權人，而且指向與債權人有特殊關系的第三人。這是德國判例與學說創立了「附保護第三人作用之契約」制度，以加強保護與債權人具有特殊關系第三人的利益。該制度雖加強了對第三人的保護，但也有加重債務人責任之虞，故第三人的范圍應嚴格限制，通說認為第三人包括親屬、勞工、僱傭、租賃等具有人格法上特質之關系負有保護、照顧義務的人」。因而，我們可以看出，「附保護第三人作用的制度」只是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合同相對性原則。
（五）債權不可侵性理論的建立。
依傳統理論，物權是可對標的物直接支配的絕對權，可以對任何第三人主張權利，並得排除任何第三人對物權的妨害；債權是僅得向特定當事人請求給付的相對權，不能向第三人主張權利，也就沒有排除他人干涉的效力。為了保護債權免受不法行為的侵害，有必要進一步建立新的權利理論，[3]故學者主張承認債權的不可侵性。英國1853年判決Lumley V Gye案，創立了第三人侵害債權的先河。該案原告Lumley與某演員訂有在原告劇院演出數月的合同，並規定該演員不得去其他劇院演出。被告Gye明知此合同存在，仍誘使該演員違反合同。法院判決認為被告Gye侵害合同關系乃不法行為，應向原告Lumley承擔責任。此後，該判例所創立的第三人不法侵害債權理論為多國接受。不法侵害債權，指第三人故意損害他人債權為目的，妨害債務人履行債務的行為。[4]根據債權不可侵理論，不法侵害債權的行為發生後，債權人得以債權為由提起損害賠償之訴，追究第三人的責任，這使債的效力得到擴張，及於一切侵害債權的第三人。這也是對合同相對性的重大突破。
（六）關於第三人利益的合同。
第三人利益的合同，是指訂約人並非為自己而是為他人設定權利的合同。此種合同的法律特徵為：（1）第三人不是訂約當事人，他不必在合同上簽字，也不需要通過代理人參與締約。（2）該合同只能給第三人設定權利，而不得為其設定義務。（3）該合同的訂立，事先無須通知或者徵得第三人的同意。第三人利益合同屬於利他合同一種，如果債務人不履行義務，第三人和債權人均可以請求其承擔責任。正是由於第三人利益的合同將對第三人發生效力，所以，此類合同是合同相對性的例外。
（七）代為清償
代為清償，又稱清償代位，是指與債的履行有利害關系的第三人，代替債務人清償債務而在其清償范圍內取得債權人權利的制度。第三人的代為清償行為，可基於法律的規定，也可基於當事人之間的約定，但不管出於何種原因，代為清償都突破了債的相對性原則，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1)第三人履行了依債的相對性只能由特定債務人履行的債務，突破了債務履行主體相對性的限制；(2)第三人在代為清償後，於其清償范圍內，取得債權人的地位和權利，對債務人享有求償權，突破了債權請求主體相對性的限制。當然，以代為清償的方式突破債的相對性，並非可以任意為之，它須滿足一定的條件：(1)必須依債的性質可由第三人清償；(2)債權人與債務人之間沒有不得由第三人清償的特別約定；(3)代為清償不違背公序良俗，不損害債權人債務人利益。
（八）披露制度的確認。
我國《合同法》第403條規定受託人以自己的名義與第三人訂立合同時，第三人不知道受託人與委託人之間的代理關系，受託人因第三人的原因不履行義務，受託人應當向委託人披露第三人，委託人因此可以行使受託人對第三人的權利。受託人因委託人的原因對第三人不履行義務，受託人應當向第三人披露委託人，第三人因此可以選擇受託人或委託人作為相對人，主張其權利。披露制度的確立也是對合同相對性原則的一種突破。
此外，代理、保險、信託作為為第三人利益合同的特例逐漸脫離合同相對性的約束，成為各自獨立的制度；同時，債的轉讓也被視作合同相對性原則的例外。
三、突破合同相對性的本質
綜上所述，雖然突破合同相對性的情形多種多樣，然而從根本上講就是合同效力是否在特定情況下及於第三人的問題，主要涵蓋以下三個方面：
首先，合同主體涉及第三人。合同主體的相對性，是指合同關系只能發生在特定的主體之間，只有合同當事人一方能夠向合同的另一方當事人基於合同提出請求或提起訴訟。而在債權物權化的情形中，第三人可以租賃權對抗房屋買受人。又如在「附保護第三人作用的契約」中，第三人可以請求債務人承擔合同責任，而許多國家則直接賦予了消費者直接起訴生產者的訴權。
其次，合同權利義務涉及第三人。合同內容的相對性，是指除法律、合同另有規定以外，只有合同當事人才能享有某個合同所規定的權利，承擔合同規定的義務，除合同當事人以外的任何第三人不能主張合同上的權利。在為第三人利益合同中，當事人雙方可約定向第三人利益為給付，或經第三人同意為其設定給付義務；在債權保全中，合同權利與義務同樣對第三人產生了約束力；債權的轉讓則將合同權利或義務直接涉及第三人。
第三，合同責任涉及第三人。合同義務的相對性必然決定合同責任的相對性，是指違約責任只能在特定的當事人之間發生，合同關系以外的人不負違約責任，合同當事人也不對其承擔違約責任。從這一點上看，上述突破情形只有「附保護第三人作用的契約」突破了合同責任的相對性，使生產者對消費者直接承擔違約責任。各國多通過嚴格區分違約責任和侵權責任來解決合同相對性所面臨的困難，如產品責任制度、第三人侵害債權制度。然而，合同相對性規則並不是絕對地排斥第三人的責任。如在保證合同中，當被保證的債務人一方不履行合同義務時，債權人可以直接請求保證人履行合同或承擔違約責任。再如，債務轉讓合同中，由第三人取代債務人成為合同關系的主體，新債務人將承擔全部債務。可以認為只有當第三人自願承擔合同義務成為合同當事人，才負違約責任。
史尚寬先生曾言：由個人自覺，及於社會自覺，契約之意義及價值，漸自社會立場加以重估。[3] 因而，法律應該確立以合同相對性原則主體，同時，承認合同相對性的突破，更加充分、完善的保護財產的流轉。而確立這種模式的意義：一方面，加強債權的保護，擴張了債的效力，承認債的發生、履行方式的多樣性，促進了合同的有效履行，提高了民事交易效率，有利於社會財富增長和社會進步；另一方面，在債的關系與社會其他關系的互動層面上，由極端地強調合同自由、尊崇意思自治不受干預，轉變為兼顧社會公正，更加註重合同當事人與第三人利益、社會利益的合理平衡。
我國《合同法》對第三人利益合同沒有專門做出規定，合同法作為規范合同關系的一般法，理應對第三人利益合同做出具體規定，所以，從世界各國和地區為第三人利益合同的發展分析，以及從我國的實際需要出發，我國立法確有進一步完善的必要。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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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史尚寬：《債法總論》[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0，5.
㈧ 論英美法系中的允諾禁反言的論文題目可以有哪些論點
英美法系的允諾禁反言規則是基於對價理論的過於嚴苛，為救濟允諾相對人對允諾的合理信賴造成的損害，以限制允諾人反悔來使合理信賴的相對人得到保護，其主要強調允諾相對人的合理信賴。因其追求公正價值而在20世紀英美合同法上得到充分的發展。...
㈨ 英美合同法中影響合同效力的因素
這個問題很大啊！
說幾點吧，我這里肯定說不全！
首先各國法律都規定了，當事人訂立合同能力的問題，在英美法中都有規定未成年人（Infanta,Minor)、精神病人（Mental patients）、酗酒者（drunkards），都屬於缺乏訂約能力的人，，他們訂立的合同是情況可以產生三種結果：具有拘束力；可以撤銷；無效。如規定未成年人對於必需品（Necessaries）所訂立的合同是具有效力的，對於其他的合同可以在其成年後予以追認或撤銷。
其次，英美法系中對於合同的形式也有特殊要求，對於不同的合同有不同的要求。基本上可以分為簽字蠟封合同（Contract Under Seal)和簡式合同（Simple Contract)兩類。像英國法規定了三種合同必須使用簽字蠟封形式：1、沒有對價的合同，2、轉讓地產或地產權益的合同，包括租賃土地超過三年的合同；3、轉讓船舶的合同。簡式合同主要可以參看英國1677年的《詐欺法》（Statute of Frauds).
三是，合同一定要合法，這是各國都有規定的。英美法中的非法合同包括：1、違反公共政策的合同；2、不道德合同；3、違法合同；
四是，合同的真實性，這一點中對於錯誤的認定英國法和美國法略有區別。欺詐和脅迫認定交一致。
最後就是在英美法中對於合同的解釋也影響著合同的效力。
我就說這些，肯定還可以補充！
㈩ 試論合同法的重要意義
《勞動合同法》的出台改變了企業長期以來習以為常的寬松的勞動用工管理環境，給企業現有的人力資源管理模式帶來很大的沖擊，使企業不得不思考如何改變現有的人力資源管理模式。《勞動合同法》時代的到來，預示著企業在勞動用工管理方面必須改消極、被動的管理為積極、主動的管理。如何架構其積極、主動的管理模式，規章制度是關鍵。因此，在《勞動合同法》時代，規章制度的重要性無論怎樣被強調也不過分。具體而言，企業規章制度的重要性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完善的規章制度，可以幫助企業實現勞動用工的規范化管理
1、正面引導與教育作用
規章制度作為企業內部規范員工行為的一種准則，具有為員工在生產過程中指引方向的作用。規章制度公布後，員工就清楚地知道自己享有哪些權利，怎樣獲得這些權利，應該履行哪些義務，如何履行義務。比如規章制度中規定上下班時間，員工就知道了什麼時候是工作時間，什麼時候是休息時間，就可以指引員工按時上下班，以防止因遲到或早退而違反勞動紀律。再如，規章制度中規定工作中的行為規范，可以引導、教育員工約束自己的行為，防止出現不良行為。由此可見，優秀的規章制度通過合理的權利義務及責任的設置，可以使職工能預測到自己的行為和努力的後果，激勵其工作積極性。
2、反面警戒與威懾作用
反面的警戒和威懾作用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首先，通過對員工違反規章制度的後果做出規定來威懾員工，使員工能夠事先估計到在勞動生產過程中如果作為以及作為的後果，自覺抑制不法行為的發生。其次，通過對違反規章制度的行為予以懲處，讓違反規章制度的員工從中受到教育的同時也使其他員工看到違反規章制度的後果，達到警戒和威懾全體員工的效果。
3、防患未然與預防爭議發生的作用
企業生產勞動的過程，也是勞資雙方履行義務、享受權利的過程。勞資雙方權利義務的實現需要多種措施來保證，勞動合同、集體合同和國家法規政策是其中的重要保證之一，而企業規章制度也是重要的保證之一。規章制度不僅可以明確勞資雙方的權利和義務，而且還可以更為具體的明確勞資雙方實現權利和義務的措施、途徑和方法等。因此，當勞資雙方的權利和義務以及權利和義務實現的措施、途徑和方法通過規章制度加以明確、具體後，就可以大幅度防止糾紛的發生，從而可以維護企業正常的生產和工作秩序。比如，休息休假屬於勞動合同的必備條款，但是勞動合同中可能僅僅涉及假期的種類，至於各類假期的請假條件、請假手續、假期期間的待遇等等一般不會在勞動合同中進行詳細約定，這就需要企業在規章制度中對休假進行詳細規定，否則，會引起很多糾紛。
4、事後支持與提供處理勞動爭議證據的作用
由於勞動關系具有對抗性的一面，因此，企業在勞動生產過程中，勞資矛盾是無法避免的，人力資源管理者所能做到的也只是盡量緩和勞資矛盾，無法消除、杜絕勞資矛盾。當勞資矛盾爆發無法通過協調解決時，訴諸法律就是唯一的選擇。勞動爭議仲裁機構和法院審理勞動爭議案件時，需要依據國家法規政策、勞動合同、集體合同。由於規章制度也涉及到勞資雙方的權利和義務，裁判機關也會依據企業的規章制度來裁判案件。特別是在國家法規、勞動合同和集體合同對糾紛的有關事項規定不明確、不具體時，規章制度就顯得尤為重要。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勞動爭議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19條規定，「用人單位根據《勞動法》第四條之規定，通過民主程序制定的規章制度，不違反國家法律、行政法規及政策規定，並已向勞動者公示的，可以作為人民法院審理勞動爭議案件的依據。」 由此可見，《勞動合同法》對於勞動報酬、工作時間、勞動保護等直接關繫到勞動者權益的內容作出了強制性規定。同時，又把制定規章制度，並以此對員工進行實際管理的權利留給了企業。比如《勞動合同法》第39條明確規定，勞動者嚴重違反用人單位的規章制度，用人單位可以隨時解除勞動合同。什麼是嚴重違反用人單位的規章制度，需要企業事先作出規定，即首先用人單位必須要有明確的、合法的規章制度存在，其次用人單位的規章制中必須對何為嚴重違反規章制度的行為作出明確的界定。絕大多數企業在面臨勞動爭議糾紛中解除勞動關系這一難題時，都輸在了「規章制度」上。規范的企業則正是在制定規章制度的時候就充分考慮所有的情形，將可能成為爭議焦點的內容加以細化，並用書面的形式固定下來，一旦發生爭議，這樣的規章制度便能維護企業的合法權益。可以說，規章制度的重要性貫穿於企業管理和糾紛解決的全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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