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思自治對抗合同法

⑴ 國際私法中意思自治原則的局限性和合理性

國際私法中的意思自治原則(principle of the autonomy of will)，是指合同當事人可以通過協商一致的意思表示自由選擇合同准據法的一項法律選擇原則，是國際合同領域法律適用最為重要的原則之一。國際私法領域的當事人意思自治原則的觀念，最早於十六世紀由法國人查理•杜摩林提出。18、19世紀，西歐近代資本主義充分發展，意思自治原則在當時政治、經濟諸要素的推動下，最終得以基本確立，現已成為國際私法的一項重要理念，涉及到國際私法的方方面面。在國際私法領域，當事人意思自治原則經過幾個世紀的沿革，不僅十分完善，而且已經成為解決法律適用問題的一項重要原則。但同時，世界各國立法對意思自治原則也進行了限制，盡管在理論上曾有人主張當事人選擇法律的自由是絕對的，不應受到任何限制，但實際上，在各國的國際私法實踐中，對「意思自治」的適用從來都是加以限制的。沒有限制便無所謂的自由；沒有限制，「自由」不過是一種任性，或者是一種主觀願望，在現實中是不存在的，更是對理性、正義和進步的否定。因此可以說，任何自由都是相對的。法律上所講的自由也必須是為國家法律所認可所保護的自由。隨著傳統意義上的意思自治的衰落，國際私法體系也不斷完善，但真正意義上的意思自治不但未衰落，反而被賦予新的內涵，其內涵將愈益豐富，其適用將愈益廣泛。私法如果不實行自治，便不能充分有效地實現其功能。國際私法只有秉公私法自治的精神，才能切實實現對國際民商事關系的適當調整，並使其本身不斷得到充實、發展和完善。

一、意思自治原則的基本理論
1、意思自治原則的內涵
對意思自治原則的內涵，學者有不同的理解。有的學者從民法角度出發，認為意思自治是指當事人依照自己的理性判斷去設計自己的生活，管理自己的事務。有的學者從公、私法劃分的角度出發，認為意思自治即私法自治，私法主體有權依自己意志實施私法行為，他人不得干預；私法主體僅對基於自由表達的真實意思而實施的私法行為負責；在不違反法律規定的前提下，私法主體自願達成的協議優先於私法而適用。也有的學者認為，意思自治原則具有雙重含義，即不僅意味著當事人有為自己創設權利義務的自由，而且意味著當事人有不為自己創設權利義務的自由。還有的學者認為意思自治就是合同自治，即合同當事人意思自治，包括締約自治、履約自治、內容自治、形式自治和違約補救自治。從法哲學、法社會學的角度來說，當事人意思自治是基於這樣一種觀念，即，每一個社會成員依自己的理性判斷，管理自己的事務，自主選擇、自主參與、自主行為、自主負責。
綜上我們可以認為，所謂意思自治是指民事主體在民事活動中，依照自己的理性判斷，在一定范圍內自主地處理與自己所從事的民事活動有關的一切事務，而不受國家或其他民事主體的非法干預。意思自治原則必須基於這樣的出發點，首先要公平、公平，不能以意思自治為由惡意欺騙對方當事人；其次是它必須符合當地的公序良俗，不能造成法律規避。其主要表現為，在不違反強行法規定的情況下，民事主體僅對基於自己自由表達的真實意思而實施的民事行為而負責。換句話說，意思自治要受到限制。
2、國際私法領域內意思自治原則的形成發展
（1）早期階段（16、17世紀以前）
私法（或民法）的很多原則、理念以至制度都能從羅馬法中找到其產生、形成的淵源，意思自治原則也不例外，它是起源於羅馬法的。但這種起源只是間接的而非直接的，換言之，羅馬法孕育了意思自治原則的思想和精神，但並未提出意思自治的概念，並未將意思 自治抽象為私法原則。事實上，意思自治說產生時更准確的說法是「當事人意思自治說」（T he Theory of autonomyof the arties）, 正式提出這一學說的是十六世紀的法國學家查理•杜摩林。杜摩林認為，對合同應適用雙方當事人都願意讓該合同受其支配的那種習慣；如果當事人沒有明確選擇哪個習慣法，則應推斷其默示的選擇法的意思。當事人可以以明示的方式選擇契約的准據法，即在合同中訂立法律適用條款，或在爭議發生後達成選擇適用某國法律解決其糾紛的協議；也可以是默示的選擇，即在當事人未訂立法律條款或達成法律的意思進行推斷。無論是明示的選擇還是默示的選擇，其遵循的主旨都是當事人意志決定論，即當事人有權依其自我意志作出自由選擇，當事人的自我意志可以而且應該成為約束契約的關系的准則，當事人可以而且應該對依其自我意志作出的選擇負責。可見，意思自治原則是順應經濟發展的需要而產生的，最初是為解決適用習慣法的沖突而設置的，為法國工商業的發展開辟道路。
（2）充分發展階段（18、19世紀）
18、19世紀，西歐近代資本主義充分發展，意思自治原則在當時政治、經濟諸要素的推動下，最終得以基本確立。經濟上，自由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為意思自治的形式提供了豐沃的土壤。政治上，19世紀歐洲大陸的資本階級革命風起雲涌，資產階級政權相繼建立，幾乎統治了整個歐洲，它的建立也為意思自治理念的形成奠定了政治上的前提。資產階級思想家們倡導平等、自由、人權、博愛，提出了社會契約論和天賦人權的學說。這些理論和主張伴隨著資產階級革命的發展被廣泛傳播，尤其是社會契約論，已成為當時歐洲最流行的政治哲學。
（3）完善階段（20世紀至今）
許多國家的國際私法立法都對當事人意思自治原則的擴張適用表現出積極的態度。並且，越是晚的國際私法立法，採用當事人意思自治原則的場合便越多。1988年《瑞士聯邦國際私法法典》是目前最有影響的一部國際私法典，而該法典對當事人意思自治原則的運用也最為廣泛。而且，正是這部法典，受到了各國沖突法學界的普遍關注，並被譽為是包含了目前最優的確定法律選擇的原則。綜觀各國立法及判例，目前，當事人意思自治原則已經在下列領域得到不同程度的應用：夫妻財產關系、繼承、物權、侵權行為、不當得利、信託以及司法管轄、國際商事仲載，等等。
3、意思自治原則的適用領域
就其內容而言，意思自治的核心是當事人的自治，是自由實現的主要法律形式。
民事立法對意思自治的規定體現在許多方面：（1）可以提供選擇的機會，增加自由選擇的效能。即用共同規則的形式，預先為民事者設定可供選擇的行為模式，以規范民事者的自由民事行為； （2）為民事者自由意志的外化，排除人為的不正當障礙，以保證民事行為的自由開展；（3）把自由上升為受國家強制力保護 的客體，使之成為「從事一切對別人沒有害處的活動的權利」；（4）在具體民事活動中，法律保護民事者可以自由地選擇合作夥伴、可以自由地選擇合作形式、可以自由地選擇合作內容等。
同時意思自治還表現在民法領域的各個方面，如在所有權領域，則表現為所有人得依法任意處分其財產；在契約領域，則表現為契約內容、契約形式、契約對象等方面之充分選擇自由；在婚姻家庭繼承領域，則表現為結婚自由、離婚自由、遺囑自由等；在民事責任領域，則表現為自己責任，即每個人都應當對自己行為所產生的責任由自己獨立承擔。但意思自治最主要的還是體現在合同領域，表現為合同自由。意思自治原則從萌芽到發端，從興起到發展，每個階段都有其歷史原因，曾經的輝煌與曾經的冷落都是歷史使之然，都只印證其在歷史發展過程中的應有地位。
4、意思自治原則的價值意義
在國際私法領域，當事人意思自治原則經過幾個世紀的沿革，不僅十分完善，而且已經成為解決法律適用問題的一項重要原則。意思自治無論是在傳統私法中還是現代入私法中，都是一項極為重要的基本原則。
意思自治說的直接法律價值在於：一是有利於當事人形成權利義務的預期，當事人可根據自己選擇的准據法預見法律行為的後果，維護法律關系的穩定性，二是有利於契約爭議的迅速解決，節約交易成本。
從更深遠一層說，意思自治理念肩負著呼喚人類自由本性，打破封建等級制度枷鎖的歷史重任，順應了近代自由資本主義發展的需要，並推動了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它蘊涵的個人本位、權利至上的價值取向，要求以權利制約權力，公民權力存在的目的只不過為了保護個人的合法權益的理念，在當時無疑具有巨大的社會意義的，它有助於解放封建宗教神學桎梏的人性，更新倫理法律觀念，對建立近現代民主國傢具有重大的指導意義。
二、意思自治原則的運用及實施現狀
1、意思自治原則運用及實施的理論依據
意思自治原則在確定合同准據法方面起著重要作用，因而在合同法領域引起的爭議也最大。關於合同法律適用的理論分歧中有一種就是關於什麼是首要原則的爭論，即主觀論和客觀論的對立。
主觀論認為，在合同中當事人既然有權按照自己的意志和協議創造某種權利義務，他們當然有權選擇適用於他們之間的合同法律。
客觀論認為，合同的有效成立及效力是與一定的場所相聯系的，因而合同應適用何國法律不能完全根據當事人自己的選擇，而應根據合同與一國或哪幾種有最密切聯系的客觀標志來確定。
相比之下，客觀論的淵源較早，後被主觀論取而代之。但是近來，客觀論修正後卷土重來，人們又傾向於在主觀論的基礎上，吸收客觀論的合理成分，將二者加以結合，來確定合同的准據法，合同自體法理論即其中一種。
合同自體法（the proper of the contract）的名稱最早由英國學者提出來，關於具體內容，學術界並未取得一致。韋斯特來克指出，合同自體法是支配合同內在有效性和效力的法律，是與合同有真實聯系的法律。戴賽和莫里斯的著作稱，合同自體法是當事人明示選擇的法律，當事人沒有明示時，根據合同的條款、性質和案件的總體情況推斷當事人會意圖適用什麼法律，如果當事人意圖不明確，不能通過情況推斷的，合同受與其有最密切聯系的法律支配。威希爾和諾斯教授也基本上持這種主張。這種確定方法也受到了多數學者的支持。該種方法的優勢在於，它既肯定了意思自治原則，又補充了意思自治的不足：對當事人沒有選擇的情況作出規定。後來《美國第二次沖突法》、1951年《比荷盧國際私法條約》、1980年歐共體《合同債務法律適用公約》、1986年海牙《國際貨物買賣合同法律適用公約》也採用了該種方法。
2、各主要法系國家中意思自治原則地運用及實施現狀
在解決國際私法案件中的法律沖突時適用意識自治原則，是大陸法系和英美法系大多數國家均採用的方法，但具體理念有一定差異，現以合同為例做以分析。
傳統的英國國際私法理論主張無限制的意思自治。該理論允許當事人選擇任何一個國家的法律作為其合同關系的准據法，這個法律可以與合同毫無聯系。但對當事人選擇法律的行為及所選法律的范圍同樣有條件限制：當事人選擇法律的意思必須合法，不能排除有關公共秩序及國家重大政策的強行法律規范的適用。此外，當事人選擇合同准據法必須是善意的，必須有合法的目的，並且是合法產生的，不存在規避公共政策的意圖。因而，所謂無限制的意思自治是相對的，並不是絕對的「無限制」。
許多大陸法系國家十分強調合同與准據法之間的內在聯系，要求當事人不得選擇與合同毫無實際聯系的法律，這被稱作有限意思自治。如，波蘭1926年的國際私法規定，當事人合同准據法的選擇只限於當事人國籍所屬國、住所地、合同締結地、合同履行地、標的物所在地的法律。美國《沖突法重述（第二次）》第187條第2款也指出：允許當事人在通常情況下選擇准據法，但當事人在選擇某一法律時，必須有一種合理的依據，這種合理的依據主要表現為當事人或合同與所選的法律之間的內在聯系，即合同或在那裡締結，或合同談判在那裡進行，或合同在那裡履行，或合同的標的位於該地，或當事人的住所、居所、國籍、營業地在該地。否則，選擇被法院認為無效。
3、意思自治原則在我國的實施現狀
我國《民法通則》第四條便規定「民事活動應遵循自願原則」。《民法通則》第145條規定：「涉外合同的當事人可以選擇處理合同爭議所適用的法律，法律另有規定除外。涉外合同的當事人沒有選擇的，適用於合同有最密切聯系的國家的法律。」
我國《合同法》分別從第三、第四、第八條，從不同的角度對合同自由做了闡述，對意思自治作了展示。其中第三條規定合同當事人法律地位平等，為合同自由提供了必要的前提，因為意思自治是平等的必然延伸；只有民事主體的地位平等，各自獨立，互不隸屬，才談得上意思自治，否則建立在特權和歧視之上的意思自治也只是徒具形式的自由。《合同法》第四條雖沒有明確使用合同自由的字樣，但卻不折不扣的載負著合同自由的精神，是關於合同自由最為明確的規定。而第八條強調依法成立的合同對當事人具有法律拘束力，受法律保護，更是提高了合同自由在合同法中的地位。
我國《合同法》第一百二十六條規定「涉外合同的當事人可以選擇處理合同爭議所適用的法律，但法律另有規定的除外。涉外合同的當事人沒有選擇的，適用與合同有最密切聯系的國家的法律。」
這說明我國關於合同法律適用的首用原則是當事人意思自治，同時也接受了合同自體法的觀點。但是這些規定都是原則性的，僅體現我國立法承認了意思自治原則在私法領域的重要地位，還需要在實務中不斷發展。

淺論國際私法中的意思自治原則 來自: 免費論文網www.shu1000.com 三、世界各國立法對意思自治原則的限制及原因
1、對意思自治原則的限制
盡管在理論上曾有人主張當事人選擇法律的自由是絕對的，不應受到任何限制，但實際上，在各國的國際私法實踐中，對「意思自治」的適用從來都是加以限制的。就世界范圍而言，隨著國家對經濟生活干預的加強，這種限制已發展得十分系統而完善了。單從經濟發展史來說，當自由資本主義經濟進入壟斷階段後，以亞當•斯密為代表的古典經濟學說逐漸被以凱恩斯為代表的國家干預主義所取代，市場經濟形態的更替和經濟學說的推陳出新，使得私法上的意思自治原則受到了越來越多的詰難與批評，各國都在立法中對其進行了限制。
2、對意思自治原則限制的原因分析
（1）從歷史來看，無論在學說上還是在實踐上，對意思自治的弘揚和對意思自治的限制總是相伴而生的、同時並存的。早在提出「意思自治」學說之時，杜摩林就指出，那些具有強制性的習慣，是不能依當事人的意思而排除其適用的。在社會學上，人們研究主體與主體之間相互平等制約的關系，認為自由要受到其他主體享有平等自由的限制。可以說，任何一種自由本身都包含著某種限制。沒有限制便所謂的自由；沒有限制，「自由」不過是一種任性，或者是一種主觀願望，在現實中是不存在的，更是對理性、正義和進步的否定。康德認為：「如果在某種程度上，行使自由的本身就是自由的妨礙，那麼，根據普遍的法則，這是錯誤的；反對這種做法的強迫或強制，則是正確的，因為這是對自由的妨礙的制止，並且與那種根據普遍法則而存在的自由相一致。於是，根據矛盾的邏輯原則，所有的權利都伴隨著一種不言而喻的資格或許可權，對實際上可能侵犯權利的任何人施加強制。」因此可以說，任何自由都是相對的。法律上所講的自由也必須是為國家法律所認可所保護的自由。「個人自由必須制約於這樣一個限度內，即必須不使自己有礙於他人。」從法律的角度講，各種自由權利都必須有一個明確的邊際，在這個邊際所指明的范圍之內，權利的主體可以從事他想乾的一切事情，別人的干涉是違法的。如果超出這個范圍，自由就失去了權利的性質，他的行為就是違法的，因為這個時候他必然會損害其他人的合法權益。自由是一種權利，而限制則是一種責任。限制是對自由的制約，又是對自由的保障，它要求個人在行使自由權利時要對他人負責，對社會負責。法律在把自由確認為權利的同時，也就確定了各種自由權利的范圍，使之有可能在自由的法律通則之下互相協調。正如孟德斯鳩所說：「自由是做法律所許可的一切事情的權利；如果一個公民能夠做法律的禁止的事情，他就不再自由了，因為其他的人也同樣會有這個權利。」
（2）對意思自治進行限制的另一個原因是任何社會主體的行為都必須受制於國家權力；國家權力存在的目的首先是為了保障個人的自由，但是為了實現保障個人的自由的目的，國家權力有時候必須對當事人的行為進行適當限制。法國《人權宣言》規定：「自由包括從事一切不妨害他人的行為的權利。因此，行使各個人的自然權利只有以保證社會的其他成員享有同樣的權利為界限。」對自由限制的主要途徑是來自於法律的規定。之所以會產生這一限制，恰恰是因為自由是通過法律才得以固定下來的，法律是利用自身強制的力量使得每一個人都能實現自由。只有服從人們自己為自己規定的法律，才是自由。《人權宣言》也認為行使各人的自然權利的「界限只能夠由法律確定」。當然，國家權力對個的自由的干涉必須以法律有明文的規定為限，而法律本身也「只禁止那些損害社會的行為，」而且法律禁止這些行為的目的是為了更多的人獲得更大的自由，即「自由只有為了自由本身才能被限制」。因此，對政府來說，政府的權力必須是有限的，所有的政府都只不過是「有限的政府」。對政府來說，「法無授權即無權」，而對公民來說，「法無禁止即自由」。國家權力干涉個人自由必須以法律明文規定為限，必須是一種不得已而採取的行動，而決不能任意擴大到道德等領域。對於道德領域，有道德、宗教等規范來調整。
（3）就民事關系而言，自由民事同時也就意味著應當是正當的民事、合法的民事和有序的民事。在合同關系中，無論是為了維持社會經濟關系的穩定，還是為了平等地保護雙方當事人的正當權益並真正實現其合理期待，都要求各方當事人的意思表示要真實合法。實行有限制的「意思自治」，可以保障雙方機會均等，互利互惠。作為社會關系，合同所引起的各項交易，不僅涉及當事人雙方的得失，也會進而影響社會的榮衰和他人的利害。實行有限制的「意思自治」，一方面可以保障當事人的自主權利，另一方面可以保障社會和他人的利益不致受到損害。因為在階段社會中，個體的利益和要求只有通過與其他個體的利益相結合，才能形成為國家和法律所認可的普遍的社會利益。這種民事不但不會促進社會經濟的良性發展，反而會破壞正常的社會經濟秩序。在契約自由問題上，產生於資本主義經濟自由競爭向壟斷過渡時期的《德國民法典》把契約自由表達為「法律范圍內的自由」就是明證。這也正是國家必須把自由民事活動納入規范化發展軌道的主要原因。
四、意思自治原則的發展趨勢
合同准據法經意思自治原則為首要原則，目前國際上已無太大爭議，我們必須注意當事人意思自治原則的另一個重要發展，即它向合同以外領域的擴張適用。在不同領域適用意思自治原則的優點在於：（1）它是針對傳統沖突規范，尤其是其連結點所存在的機械、僵化的弊端而採取的一種改進措施。（2）擴張當事人意思自治原則，有助於實現國家保護弱者和受害者的政策取向。（3）在某些國家，擴張當事人意思自治原則的應用是為了增加適用法院地法的機會，或者是為了增加內國法院對案件的行使管轄權的機會。（4）迴避主權者意志的自治原則，符合國際民商事關系當事人的主觀願望，也符合國際民商事交往的客觀要求，並且有著不同於其他法律適用原則的特殊優點，因而對國際民商事法律沖突問題的解決有著獨特的意義，展現出廣闊的前景。
在合同自體法中，人們對意思自治原則加以限制，以最密切聯系原則作為對它的補充，已被廣泛接受。基於這一理論，是英國學者在19世紀初提出來的一種名為「適當法理論」（the proper law doctrine）的沖突法學說。它發端於合同法理論，而後擴展到侵權行為及其他領域。其宗旨 以「適當」為原則來確定準據法，以期公正地處理涉外民事案件，合理地裁決當事人各方面之權利和義務。它提出的「當事人意圖」和「最密切聯系」的規則，實際即「適當」原則的具體化，是為確定「適當」的准據法所提供的准繩。它強調依據涉外民事關系的具體情況，靈活地解決法律適用問題，反對傳統沖突規范的僵固性和封閉性。「適當法理論」的形成和演變根源於現實的物質生活條件，反映人們對法律的公正與合理精神的追求，為正確解決法律適用問題提供了頗有價值的啟示。它以其特有的體系、原則和方法，在學說林立的沖突法學說領域獨樹一幟，在理論上和實踐上對各國的沖突法產生著愈益廣泛而深刻的影響。其意義和價值是如此受到人們的肯定和重視，以致被認為是英國學者對沖突學說所作出的傑出貢獻。可以概括地說，不論在自由意志可以起作用的領域，還是在不包含意志因素的領域，適當法都是可以發揮作用的。除合同和侵權領域外，適當法在財產關系和身份關系的所有領域，如無體財產的轉讓、遺囑的處理、婚姻的實質要件、夫妻財產制度等領域也都是適用的。從發展趨勢上看，適當法所適用的領域在逐漸擴大。從另一角度講，適當理論是對意思自治原則補充的的完善與發展。
毫無疑問，當事人意思自治原則仍在繼續發展著，其內涵將愈益豐富，其適用將愈益廣泛。因為，國際私法就其本質而言畢竟屬於私法的范疇，而私法的目的主要是保障當事人實現自己的正當意願和合理期待。私法如果不實行自治，便不能充分有效地實現其功能。國際私法只有秉公私法自治的精神，才能切實實現對國際民商事關系的適當調整，並使其本身不斷得到充實，發展和完善。

⑵ 民法中 「意思自治」啥意思

意思自治是合同准據法里的基本原則之一，是指當事人依法享有自願訂立合同的權利，任何單位個人不得非法干預。意思就是說任何合同的訂立必須是建立在雙方都是真實意思表示的前提下，沒有受到其他人的干涉/脅迫。

⑶ 法學上的意思自治是什麼意思

一、意思自治的含義和內容

（一）私法自治與意思自治的關系。所謂私法自治，是指私法主體有權依自己意志實施私法行為，他人不得干預；私法主體僅對基於自由表達的真實意思而實施的私法行為負責；在不違反法律規定的前提下，私法主體自願達成的協議優先於私法而適用。據考證，正式提出意思自治或「當事人意思自治」學說的是16世紀的法國法學家查理？杜摩林。意思自治原則的哲學基礎是人類不可避免的無知這一事實及由此所決定的個人認識的不確定性和可錯性，這一原則賦予了人們選擇的自由和機會。而意思自治的主旨則是當事人意志決定論，即當事人有權依其自我意志作出自由選擇，當事人的自我意志是約束其契約關系的准則，當事人可以而且應該對依其自我意志作出的選擇負責。對個人意志的尊重和選擇自由的尊重既是契約自由的關鍵，也是保證社會進步的源動力。「只有在自己有意識的活動過程中，那種選擇行為才能被稱為自由。」[1]著名經濟學家布坎南甚至認為在市場經濟中獲得利益的決定因素的排列順序應為選擇、運氣、努力和出身，其中首先應該考慮的就是選擇的重要性。意思自治思想雖然最早可以追溯到古羅馬法。但羅馬法並沒有將意思自治原則提到民法特別是合同法的基本原則的高度來看待，換言之，羅馬法雖然孕育了意思自治原則的思想和精神，但並未將意思自治抽象為私法原則。直到資產階級革命成功後，自由主義和個人主義思想受到充分尊重，私法自治思想才得以廣泛傳播。由於私法主要表現為民法，因此私法自治就主要表現為意思自治。從另一方面來說，意思自治是私法自治的核心和靈魂，是私法的最高理念。意思自治還與市民社會有非常密切的關系。市民社會的基本結構是以契約性關系為網路組合而成的社會系統，而聯結契約當事人的紐帶就是意思自治。意思自治理念構成了市民社會發展的原動力，並給市民社會注入了新鮮的活力。市民社會觀念強調國家應嚴格限制自己的權力范圍和權力界限，強調應充分關注個體利益和最大限度發揮個體的主觀能動性和積極性，以實現社會效益的最大化和社會的公平正義。因此，各國民法典中強調的個人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和契約自由，強調當事人意思自治和效益公平，均是以避免國家對個人權利的侵犯為目的的。「在私法范圍內，政府的唯一作用就是承認私權並保障私權之實現，所以應在國家的社會生活和經濟生活中竭力排除政府參與。」[2]私法自治理念的確立，在人身關繫上徹底否定了封建身份關系對個人的束縛，強調人格獨立，擯棄人身依附，宣揚人格平等，使人性第一次獲得真正的解放，極大地促進了人類文明的進步。

（二）意思自治的主要內容。意思自治的核心是當事人的自治，是自由實現的主要法律形式。民事立法對意思自治的規定體現在許多方面：一是可以提供選擇的機會，增加自由選擇的效能。即用共同規則的形式，預先為民事者設定可供選擇的行為模式，以規范民事者的自由民事行為；二是為民事者自由意志的外化，排除人為的不正當障礙，以保證民事行為的自由開展；三是把自由上升為受國家強制力保護的客體，使之成為「從事一切對別人沒有害處的活動的權利」[3]，保證每「一個人能夠做他應該做的事情，而不被強迫去做他不應該做的事情。」[4]；四是在具體民事活動中，法律保護民事者可以自由地選擇合作夥伴、可以自由地選擇合作形式、可以自由地選擇合作內容等。同時意思自治還表現在民法領域的各個方面，如在所有權領域，則表現為所有人得依法任意處分其財產；在契約領域，則表現為契約內容、契約形式、契約對象等方面之充分選擇自由；在婚姻家庭繼承領域，則表現為結婚自由、離婚自由、遺囑自由等；在民事責任領域，則表現為自己責任，即每個人都應當對自己行為所產生的責任由自己獨立承擔。但意思自由最主要的還是體現在合同領域，表現為合同自由。意思自治原則是順應經濟發展的需要而產生的，最初是為解決適用習慣法的沖突而設置的。至19世紀，在聲勢浩大的成文法運動中，不斷發展了的意思自治原則被賦予了更深刻的內涵和更庄嚴的使命。1804年的《法國民法典》首開合同自由的先河，不僅鮮明地繼受了羅馬法私法自治的觀念，而且第一次通過立法對契約自由思想進行了系統的和規范的闡發。雖然該法典並沒有單獨設立「合同自由」條款，但人們仍然能夠從具體的合同制度中詮釋出合同自由這一合同法的基本原則。該法第1134條規定：「依法成立的契約，在締約當事人之間有相當於法律的效力。前項契約，僅得依當事人相互同意或法律規定的原因取消之。」第1101條規定：「契約為一種合意，依此合意，一人或數人對於其他一人或數人負擔給付、作為或不作為的債務。」第1156條規定：「解釋契約時，應尋求締約當事人的共同意思，而不拘泥於文字。」「文字可能作兩種解釋時，應採取最適合於契約目的的解釋。」（第1158條）可見，《法國民法典》在有關契約的問題上，無論是契約的成立，還是契約的效力，無論是契約的解釋，還是契約的解除，都主張以當事人的合意為准，這與羅馬法的精神是一脈相承的。其後，1896年的《德國民法典》第305條更明確規定：「只要法律無相反規定，又當事人之間的合意即可成立債（權利義務）的關系。也可據此改變債的內容。」《瑞士債務法》第19條規定：「契約的內容，在法律限制內可以自由訂立。」合同自由不僅是大陸法國家的基本原則，而且也是英美法國家的基本民法原則。在18、19世紀的西方國家，個人主義思想盛行，個人財產權和活動自由被視為高於一切。與此相適應，這一時期英國法院的法官所奉行的也是不幹涉哲學，認為契約法的功能是消極的，他的主要目的是讓人們去實現自己的願望，法律不應限制當事人締約的權利，也不應以任何借口乾涉私人間的合同。「法律要做的僅僅是在一方違約或不履行義務時，幫助另一方而已。」[5]美國合同法在有關合同的規則方面深受英國的影響，合同自由原則同樣受到尊重和確認。「維護私人自由締約的權利已成為法律的首要目標，在當時美國人的觀念中，正義就其本身的性質而言就在於對合法契約加以維護。」[6]意思自治與個人本位、權利至上等思想共同成為自由資本主義時期私法制度的理論支柱和基石。[7]

（三）意思自治的倫理意義。追求自由是人類的固有天性，也是作為現代意義上的人所必須具有的基本保障。1789年的法國《人權宣言》首次以立法的形式對公民的自由權作了明確確認，該法第2條規定：「任何政治結合的目的都在於保存人的自然的和不可動搖的權利。這些權利就是自由、財產、安全和反抗壓迫。」可以毫不誇張地說，人類社會的發展史，同時也就是自由的發展史，社會的不斷進步，也就意味著人類不斷地走向自由。現代社會的自由與古代的自由在含義上是不一樣的。貢斯當認為，古代人所理解的自由主要是一種公民資格，即參與公共事務辯論與決策的權利。然而，在古代人那裡，沒有一個明確界定的私人領域，沒有任何個人權利。而對於現代人而言，「自由是只受法律制約，而不因某一個人或若幹人的專斷意志而受到某種方式的逮捕、拘禁、處死、或虐待的權利。它是每個人表達意見，選擇並從事某一職業，支配甚至濫用財產的權利，是不必經過許可，不必說明動機或事由而遷徙的權利。」[8]對民事立法而言，法律對自由的確認和保護就顯得更為迫切和更為必要。其原因在於，民法本身就是自由的產物，是自由經濟上升為法律的主要體現。從另一方面來說，自由在社會中的實現過程始終離不開規則，自由表現為規則范圍內的自由。在法制社會中規則主要表現為法律，因此自由需要通過法律來加以限定和實現，自由也相應表現為法律范圍內的自由，正如孟德斯鳩在《論法的精神》一書中所言：「在一個國家裡，也就是說，在一個有法律的社會里，自由僅僅是：一個人能夠做他應該做的事情，而不被強迫去做他不應該做的事情。」[9]

（二）意思自治產生的經濟基礎。法律上的私法自治原則與經濟學上的自由經濟思想密切相關。自由資本主義時期，商品經濟在自由競爭中獲得充分發展，市場規則則是以自由競爭對經濟生活進行自發矯正。商品經濟的發展，市場經濟的孕育與發展以及相伴而行的資產階級革命，實現了人類社會從農業時代向工業經濟時代的第一次社會轉型。此時，生產力大幅度提高，社會財富空前豐富，為了保護私有財產不受侵犯，資產階級提出了「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的口號，並在民法上相應完善了所有權制度。這個法律前提和基礎促進了商品流通的加快和交易活動的頻繁，從而使市場逐漸成為經濟生活的中心，成為資源配置的基礎性環節與主導手段。古典經濟學大師亞當？斯密充分注意到自由經濟對社會經濟發展的巨大促進作用，並將國家置於經濟生活之外。他認為每一個經濟人在追求自己的利益的時候都被一隻無形的手引導著去促進並非屬於他原來意圖的目的。因此最好的經濟政策就是經濟自由主義。每個人在平等的地位上進行自由競爭，既可以促進社會的繁榮，也可使個人利益得到滿足，國家的任務在於保護自由競爭，而非干預自由競爭。古典重農學派認為，人類社會和物質世界一樣，都存在著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這就是自然秩序。人身自由和私有財產是自然秩序所規定的人類的基本權利，是天賦人權的基本內容。自然秩序的實質在於個人利益和公眾利益的統一，而這種統一隻能在自由經濟體制下才能得以實現。作為古典經濟學思想集大成的經濟學家亞當？斯密將這種經濟自由主義思想進行了發揮和完善，將個人主義作為「天賦自由經濟制度」的基礎。「各個人都不斷努力地為他自己所能支配的資本找到最有利的用途。」[27]斯密認為個人是其本人利益的最好明斷者，明智的做法就是讓每一個個人在經濟活動領域中自主地抉擇自己的道路。他認為，個人天生是為自己的利害打算的，只要不妨害他的自由競爭，他個人由此獲得的利益越大，社會就會越富有，因此，應該允許人們依照自己的意願去管理產業和經營貿易。「各個人都不斷地努力為他自己所能支配的資本找到最有利的用途。固然，他所考慮的不是社會的利益，而是他自身的利益，但他對自身利益的研究自然會或者毋寧說必然會引導他選定最有利於社會的用途。」「在這場合，受著一隻看不見的手的指導，去盡力達到一個並非他本意想要達到的目的。也並不因為事非出於本意，就對社會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於本意的情況下更有效地促進社會的利益。」[28]

契約自由還與市場經濟有密不可分的關系，契約自由是市場經濟得以發揮作用的基本法律形式。從另一方面來說，正是市場經濟的天然品行才孕育了契約自由思想。市場是商品交換的固定場所，它既是商品生產的必然產物和實現商品價值的必要條件，也是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社會分工和商品交換的伴生結果。對此，列寧曾指出：「哪裡有社會分工和商品生產，哪裡就有市場。」[29]所謂市場經濟就是以市場機制調節社會資源的配置和調節市場行為的一種經濟運行方式或經濟運行模式。市場既是交易的結果，也是個人利益得以實現的場所，「人類歷史上最早、最簡單的交換模式就是互惠性。他指的是贈給別人某些東西，期望得到或者是同類東西，或者是其他利益的回報。互惠性交易是經濟交換，但屬於個體化的交換，發生在有關聯的人之間，亦用於增強這種紐帶。」[30]「如果一個人斷言——如他們所說的，人實質上是自私的。他們實質上被允許在許多的事情上按自我利益行動。那麼，他便會思考，當人們相遇時，什麼事會發生——他們定會相遇，除非每個人是克魯索（Crusoe），（因超過一個人將使交換成為必要）並且是沒有星期五的克魯索。這個相見的場所便是市場。」[31]與此相適應，法律應當保護市場參與者之間的平等地位，保護當事人自由意思表達，保護自由競爭秩序。契約所具有的濃厚的平等、自由和世俗的功利色彩，幾乎代表了商品經濟的所有特性。契約自由在市場經濟中找到了最為適宜的生存土壤，同時，它也為市場參與者可以本著自我追求、自我負責的精神訂立契約以謀取最大的經濟利益提供了良好的法律保障。亞里士多德曾經講過一句名言：「人就其本質而言，都是政治動物。」[32].但人同時又是經濟動物即經濟人。政治人和經濟人雖然具有不同的功能，但無論是經濟人還是政治人，都無時不在既定約束條件下以最小代價去獲取最大收益。從這個意義上說，政治人無非是活動在政治領域內的經濟人。[33]市場經濟中的主體也是經濟人。所謂經濟人按照資產階級古典經濟學家穆勒的觀點就是會計算、有創造性、能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人。[34]並且要求必須人是具有理性的人。所謂人的理性是指每個人都能通過成本—收益或趨利避害原則來對其面臨的一切機會和目標及實現目標的手段進行優化選擇。馬克思曾指出：「人們扮演的經濟角色不過是經濟關系的人格化，人們是作為這種關系的承擔者而彼此對立著。」[35]人是趨利避害的動物。《管子》說：「見利莫能勿就，見害莫能勿避。其商人通賈，倍道兼行，夜以繼日，千里而不遠者，利在前也。漁人之入海，海深萬仞，就彼逆流，乘危百里，宿夜不出者，利在水也。故利之所在，雖千仞之山，無所不上；深源之下，無所不處焉。」[36]人在行為中本性和基本價值取向是—兩利相權取其重，兩害相權取其輕。人們在多重行為選擇時的基本行為特徵是具有排列和擇優的傾向和能力。這種多中取優的價值取向可以導致自我利益最大化的實現。當然在理性化的社會中，這種個人對利潤的追逐應受到一定適用條件的限制。韋伯在論證與資本主義經濟行為相配合的所謂理性資本主義精神時曾把這種資本主義精神概括為：（1）追求金錢的活動本身就是人生的目的，而不僅僅是致富的手段；（2）努力工作被視為一種責任，也是一種道德義務；應該合理的並以嚴密的計算和和平的方式獲得預期利潤。簡單的獲利慾望，對贏利、金錢的追求，本身與資本主義並不相干，「倒不如說，資本主義更多地是對這種非理性慾望的一種抑制或至少是一種理性的緩解」。[37]作為理性的人應是理性地、有計劃地、持續地追求預期的利潤。

三、意思自治原則的限制及與相關民法原則的關系

綜上所述，意思自治原則作為民法的一項基本原則，其地位的凸現既是社會經濟發展的客觀需要，也是人類基本倫理要求在民法中的反映。法律對這一原則所作的種種限制則是為了更好地發揮意思自治的積極作用，抑制其消極利益，並最終實現個人利益和社會利益之間的平衡。正確利用意思自治原則不但可以培養出市民社會觀念，而且可以真正實現從「政治人」向「經濟人」和「倫理人」的轉變，並切實實現人的自由和對人自身價值的升華。

⑷ 合同自體法與最密切聯系說和意思自治說有什麼區別

合同自體法就是當事人在合同中選擇的法律。合同有自體法的適用自體法，這就是當事人意思自治的體現。

最密切聯系說是在當事人沒有約定合同自體法的情況確定合同准據法的方法。

⑸ 意思自治原則適用范圍的有限性與民法諸多規范的公法性的關聯！

自治性體現在合同法和公司法這一塊，但是意思自治的前提是符合國家的強制項規定 合同法規定合同無效的幾種方式就是這樣

⑹ 合同自由原則的詳細解釋

一、合同自由原則的概念
所謂合同自由，是指當事人依法享有締結合同、選擇相對人、選擇合同內容、變更和解除合同、確定合同方式等方面的自由。在西方國家的合同法中，合同自由是合同法最基本的原則，是貫穿於合同法的一條主線，是研究合同法的出發點。因此，我們必須深入探討合同自由的含義；具體而言，合同自由包括以下五方面內容：
（一）締結合同的自由
指雙方當事人均有權選擇是否締結合同的自由，這種自由是決定合同內容等方面自由的前提。如果當事人不享有締結合同的自由，也就談不上自由決定合同內容的問題。
（二）選擇相對人的自由
指當事人有權自由決定與何人訂立合同。此種自由通常可以包括在締結合同的自由之中，但也可以與其相分立。例如，在現代社會某些公用事業服務領域不存在競爭，公用事業組織利用其壟斷地位，以標准合同方式從事交易時，消費者則別無選擇。也就是說，他們很難享有選擇訂約夥伴的自由，但他們畢竟享有訂立契約的自由。所以，從這種意義上說，選擇締約夥伴的自由和締結合同的自由還是有區別的。也正是這種區別，使我們看到，要真正實現該項自由，必須以市場交易中有大量的參與主體存在為前提。因此，這項自由能否在市場交易中實現，關鍵在於有一個充分的完全競爭市場存在。
（三）決定合同內容的自由
指雙方當事人有權決定怎樣締結合同具體條款的自由。從自由決定合同內容上說，當事人有權通過其協商，改變法律的任意性規定，同時也可以在法律規定的有名合同之外，訂立無名合同或者混合合同。但是，合同的內容若違背了法律、法規的強行性規定和社會公共利益的要求，則將被宣告無效。
（四）變更和解除合同的自由
指當事人有權通過協商，在合同成立以後變更合同的內容或解除合同。如前所述，當事人享有的合同自由，首先包括締結合同的自由和決定合同內容的自由。既然當事人可以自由締結合同，當然也可以通過協商自由解除合同；當事人可以決定合同的內容，同樣可以通過協商變更合同的內容。[2]因而，變更和解除合同的自由也是合同自由的組成部分。
（五）選擇合同方式的自由
指締結合同的形式由雙方當事人自由選擇。古代法律曾經十分注重合同的締結形式及程序，如古羅馬法對買賣的儀式做了具體規定，近代法律則崇尚形式自由，隨著經濟生活節奏化的快速發展，現代合同法越來越注重交易形式的簡化、實用、便捷、經濟，從而在合同方式的選擇上以「不要式為原則，以要式為例外」。[3]
二、我國合同自由原則適用的現狀
合同自由原則以人為本位，誠實信用原則以社會為本位。所謂誠實信用，其本意是自覺按照市場制度中對待的互惠性原則辦事。
（一）在合同成立前，規定先合同義務
傳統民法認為，只有合同成立後雙方當事人才互負權利義務。而現代合同法則規定合同成立前，雙方當事人之間已形成「合理信賴利益」由此派生出相應的協作、通知、照顧、保護及保密等附隨義務。[4]這種附隨義務在合同訂立階段稱為先合同義務，違反此義務的當事人應承但締約上過失責任。新合同法第43條對保密義務的規定便是典型的先合同義務，第42條則規定了締約過失責任。
（二）在合同履行過程中，規定附隨義務
新合同法第60條規定：「當事人應當按照約定全面履行自己的義務。」同時又規定：「當事人應遵循誠實信用原則，根據合同的性質、目的和交易習慣履行通知、協助、保密等義務。」
（三）在合同終止後，規定後合同義務
傳統民法認為合同終止後，當事人之間權利義務關系歸於消滅；而現代民法基於誠實信用原則，為更周到的保護當事人利益，創設出後合同義務。如新合同法第92條規定：「合同的權利義務終止後，當事人應遵循誠實信用原則，根據交易習慣履行通知、協作、保密等義務。」誠實信用原則有效彌補了合同自由對合同正義背離的不足，因此，誠實信用原則被奉為「帝王條款」而得到遵守。
三、對合同自由原則限制的具體制
（一）強制性締約
今世界各國的合同立法、學說、判例中，默示條款，格式條款，合同形式的特別要求等，使得契約自由原則受到很大的限制，其中對傳統契約理論沖擊最大的當數強制性締約 的 出現。強制性締約是指個人或企業負有應對相對人的請求，與其訂立契約的義務。 換言之，合同一方當事人對相對人的要約，非有正當理由不得拒絕。這就使得契約一方當事人對另一方當事人提出的要約負有必須承諾的義務，即強制締約義務。這種義務是法定的，是法律對合同自由的限制。
在實際生活中，強制性合同對合同自由進行了兩種不同程度的限制。其一，使一方當事人訂立合同的自由受到限制，即對他人提出訂立合同的要約無權拒絕。比如存在於公用事業的強制締約，郵政、電信、電業、自來水、鐵路、民航等非有正當理由，不得拒絕客戶或用戶的合理使用要求。 其二，選擇對方當事人的自由受到限制，即一旦當事人決定訂立合同，他無權選擇合同相對方當事人。比如房屋出租人出賣房屋，承租人憑借優先購買權向其發出購買要約。前者被稱為絕對的強制合同，因為在此情況下，法律直接為一方當事人設定了另一方提出的要約必須承擔的義務。後者被稱為相對的強制合同，因為此時法律規定只有在具備一定的條件下，一方當事人對另一方的要約才負有必須承諾的義務。
我國實行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就要求中國既要發揮市場經濟價值規律的作用，又要實行國家干預，宏觀調控的方式，來實現社會各種資源的最優化配置，促進社會經濟的發展。國家利用強制締約來限制合同自由的目的也在於此。由於各經濟活動主體之間的實力強弱相差懸殊，信息不對等方面的影響；還由於各當事人在訂立合同時首先考慮的是個人利益實現的最大化。結果很可能會造成個人利益之間及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的不協調，社會經濟發展受到阻礙，弱者利益無法實現，導制社會不公正。而國家干預合同訂立過程，干預合同自由原則，發揮社會協調平衡能力，實現社會資源的優化配置和社會的最大公平。強制締約義務在我國民商事法律中已有明確規定。如合同法第二百八十九條規定：「從事公共運輸的承運人不得拒絕旅客，托運人的通常、合理的要求。」這里對從事公共運輸承運人設定強制締約義務，主要是由於這些承運人往往具有獨特地位，以及提供的服務具有公用事業的性質，旅客和托運人除了這些承運人之外，無法找到別的合適的合同當事人，即合同當事人無法選擇另一方當事人的自由。如果不強制這些承運人與旅客訂立合同，就會導制整個社會秩序的紊亂和經濟生活的非正常進行，無法保護廣大的弱者及實現社會的公平正義角色。這種強制締約義務規則，對於實現社會公平和滿足人們生活需要發揮了積極作用。促進了現代經濟 社會的高速發展。
（二）格式合同制度
格式合同條款是我國合同法新增加的一種規則條款，其實質是方便合同訂立，節約交易時間和交易成本，規制合同自由，實現公平正義，保護雙方當事人的利益。格式合同又稱標准合同，一般是指由具備特定條件的一方當事人依法向不特定另一方當事人發出固定形式的要約，並且所有不特定的另一方當事人無差別地完全接受，以此來界定雙方的權利義務關系的協議。格式合同是一種特殊的協議，它在訂立、履行、變更、解除等方面除遵循合同法一般規則外，它還有自己的特點：第一、格式合同內容一經確定下來，便平等地無差別地適用所有不特定的另一方當事人，不再與另一方當事人協商合同內容的增減變化；第二、格式合同的內容和形式是相對固定的，具有較大的穩定性，另一方當事人只有兩種選擇，即接受或拒絕。格式合同的產生是伴隨著社會化大生產、機械化、工業化的發展，商品經濟、市場經濟領域的擴大，使許多商品採取機械化製造，大宗交易方式，由於各種交易活動的不斷重復運用，逐漸使某些合同條款固定下來，演變成今天的格式合同。它的出現適應了現代化經濟生活需要，為經濟交往提供了方便：⒈ 格式合同訂立手續簡便，程序快捷，順應了現代化生活的快節奏；雙方當事人不需要為訂立合同內容而花費更多的金錢和時間，只需要提供格式合同的相對方當事人對格式合同內容進行審查。這種合同的存在，使訂立合同過程成為一個合同審查過程而不是繁瑣的合同制訂過程，有效地減少合同當事人之間進行合同簽訂的時間，降低合同當事人的簽約成本； 同時另一方當事人通過對合同內容是否合法，有關免責條款，違約責任條款等規定是否適當，雙方權利義務是否明確、公平，具有可行性和可訴性等方面的審查，以保證雙方當事人之間的公平、平等，平衡雙方當事人的利益。⒉ 這種格式由於是由各經濟主體在商業實踐中得出來的，經常使用於商業貿易和商業服務中，其各條款漏洞少，能切實保護雙方當事人的合法權益。⒊ 格式合同作為要約形式其內容一經確定，便相對穩定，任何不特定的另一方當事人不能加以更改，對格式合同不加拒絕的所有被要約人都平等地無差別地按照格式合同的規定，享受權利承擔義務，給所有的相對人平等無歧視的待遇，可以更大程度地實現社會公平、公正。由此可見這種格式合同很適應現代社會發展的需要。但它在發展過程中也暴露了自身的不足。
格式合同主要是限制另一方當事人決定合同內容的自由。格式合同的提供者將合同的內容提前制訂好了，相對方只能表示接受或拒絕，這個合同，而沒有與提供格式合同那一方進行協商修改合同內容的自由，這樣看起來也是限制合同自由，而實際上只限制相對方訂約自由，相對方除了接受或拒絕合同外，別無選擇，這就會造成一種形式上的公正，而實際上，一方受到另一方，特別是當其中一方當事人為了生活、生產而必須購買另一方當事人的商品或服務時，而面對另一方當事人提供的格式合同有不利於自己利益實現的條款，如果不與另一方簽訂合同而與另外的當事人簽訂合同，就可能會因路途遙遠、開支增加、提高成本，而得不償失。而只有接受另一方當事人的格式合同。筆者分析認為：這種格式合同是在國際或國內經濟貿易交往中逐漸形成的訂立合同的形式，國家並沒有干預合同雙方當事人的自由行為，其實質還是體現了當事人意思自治的原則，是對合同自由原則的肯定。但是這種格式合同很可能成為強者對弱者控制的表現。在原來自由競爭資本主義時期，其實力不對等的合同當事人，無限制的契約自由，但這種不公正現象在壟斷階段表現得更為強烈。那麼在現代社會如何在實行合同自由的同時，力求避免這種不公正現象的存在，平衡雙方當事人的利益，最大地實現社會公平、公正。筆者認為，法律應對格式合同進行規制，這是必經途徑。而且，在歐美一些國家先後通過立法和判例的方式，利用強制性規定干預合同訂立的全過程；有的國家還賦予法官對格式合同效力認定給予自由裁量權。
（三）附隨義務
附隨義務的理論發源於德國，後被各國立法，判例及學說接受。它的基本含義是，在合同關系發展的各個階段，除給付義務外，基於誠實信用原則，旨在輔助當事人實現其利益和各種通知、協助、照顧、保護、保密等義務。附隨義務突出表現為合同義務的擴張，不僅不用當事人意思表示直接進入合同中，作為合同義務的一部分；而且現代合同法已以僅僅保護成立並生效的合同，改變為對合同以談判、訂立、履行至終止全過程的調整，突破了傳統合同自由原則關於合同內容即合同當事人權利義務的確定必須當事人雙方合意，否則無效的規定。特別是20世紀中葉以來，社會經濟活動發生了重大變化，經濟高速發展，資本迅速集中，繼續推行絕對的合同自由對實力相差懸殊的各經濟主體是絕對的不公平，其所謂的合同自由只能成為以強凌弱的保護傘，社會評價、倫理、利益與實質正義而不顧，越來越難於適應現代社會發展的需要。[6]畢竟合同自由原則是以人為本位，鼓勵人們積極地利用合同實現自我意志，為個人能力的充分發揮拓展了廣闊的空間。如何達到雙方當事人自身利益的實現，又能實現社會的實質正義，誠實信用原則的確立，使單純依合同自由原則形成的合意或對合同雙方當事人權利義務關系的原則被打破了。誠實信用原則以社會為本位，追求衡平正義，要求人們在尊重他人利益和社會利益的前提下實現自己的個人利益，對合同自由原則起到了引導和限制的作用。
合同自由原則與誠實信用原則的結合，適應了現代社會個人本位向社會本位轉變過程，從價值趨向與社會價值趨向結合的新潮流。[7]合同自由原則除了對市場經濟起積極作用外，它所帶來的許多不合理現象，實際上的不平等，當事人可能濫用權利，爾虞我詐等，也因誠實信用原則的確立而風光不再。誠實信用原則不僅要求人們在進行交易時誠實不欺，恪守信用；更重要的在於維持當事人之間的利益平衡及當事人與社會之間的利益平衡，要求當事人在尊重他人利益和社會利益的前提下，實現自己的個人利益。按照誠實信用原則的要求，當事人不僅需要按照當事人的自由意思約定的權利義務關系履行合同，而且還要承擔雙方當事人自由約定合同內容之外的隨著合同的進展，而逐漸產生的附隨義務，雖然合同未作約定，當事人仍應履行，從而突破了合同自由原則的要求，變成了對合同自由原則的一種限制和約束。附隨義務依誠實信用原則而確立，是對合同自由原則的突破，對現代社會有其重大意義：首先，合同義務由約定義務向附隨義務的擴展，使合同義務本身趨於完善，雙方當事人之間的權利義務關系更加具體明確。其次，附隨義務的出現，改變了傳統的合同自由觀念，使合同法理論進一步完善，具有可操作性。再次，附隨義務要求合同當事人在合同交易中，更加盡力注意義務，使交易目的獲得最大程度的滿足，達到當初訂立合同的預期目標；同時，使當事人的人身、財產安全得到最大可能的保護。最後，附隨義務的發展，可以使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更加和諧，交易環境更加公平、合理，更大地促成交易，推進社會經濟的發展。
既然誠實信用原則為基礎的附隨義務制度對現代社會有其重要的作用，那麼作為正在進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的中國，正在推進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的融合，就更應當制定附隨義務制度。現今，我國合同法已明確規定了誠實信用原則，雖沒有明確規定附隨義務制度，但其附隨義務所表現的先締約合同義務，履行中的附隨義務，後合同義務等已分別在合同法中作出了規定。[8]如，一方當事人負有對有關對方當事人利益的重大事項的告知義務：訂立借款合同，借款人應當按照貸款人的要求提供與借款有關的業務活動和財務狀況的真實情況（合同法第一百九十九條）。再如，一方當事人履行債務時，應當合理顧及對方當事人和標的物的狀況，不僅要承擔嚴格履行自己的合同的義務，而且要配合對方履行義務；承擔給對方履行義務時提供便利條件的協助義務。附隨義務是現代合同法中十分活躍的因素，在我國大力推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的進程中，以合同為核心的交易活動日益頻繁復雜，正確認識把握附隨義務，重視並實踐附隨義務，對於促進交易，發展經濟，進而為實現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完善和發展，能起到積極的作用。
四、國外合同自由原則適用的情況
（一） 從歷史發展來看
在西方合同自由原則經歷了一個從鼎盛到衰微的過程 合同自由是指當事人可以依照自己的意願自由地訂立合同。即可以自由地決定是否訂立合同，自由地選擇締結合同的對象，並可自由地同對方當事人商定合同的內容和確定合同的形式。當事人間自由地訂立的合同被視為具有法律的效力，不僅是當事人履行的根據，也是法院裁判和仲裁機構裁決的依據。合同自由是商品經濟的客觀要求在民法上的反映，在商品生產者社會的第一個世界性法律—羅馬法中，已經包含了合同自由原則的雛形。
在古羅馬共和時代，已有了合意契約這一特別名稱，羅馬市民法所承認的合意契約包括買賣、租賃、合夥和委任四種。[9]19世紀，在法國注釋法學派和德國潘德克吞法學的影響之下，絕對的合同自由成為近代合同法的根本原則。在合同自由原則形成的過程中，亞當?斯密的自由主義經濟思想為其提供了經濟理論根據，而18--19世紀的理性哲學則為其奠定了哲學基礎。《法國民法典》被公認為是明確規定了合同自由原則的第一部近代民法典，而被譽為「優良的法律計算機」的《德國民法典》，「使在法國最初出現的契約自由、意思自治等口號獲得了更豐滿的理性血肉，」英美法也逐步形成了以對價為中心的「純粹契約理論」。在自由資本主義時期，原料的取得，商品的流通，工人的僱傭，都必須通過合同，合同自由原則的確立，不僅保證了資本主義經濟的有效運行和發展，而且交易安全也可以得到維護，因為當時的交易主體經濟實力差別不大，其經濟地位相對平等，國家可以採取放任的政策，允許他們自由地締結合同，也不至於給經濟秩序帶來大的震盪，產生嚴重的社會不公正，而且主體間並不顯著的經濟實力差別，因為交易地位經常地互換而被抵消，從而使交易安全得已維持。[10]因此，合同自由逐步為合國立法所確認，成為近代合同法的基本准則。合同自由原則在自由資本主義時期顯示出了它強大的幾生命力，並創造出達到頂峰的好記錄。
（二）20世紀以來
資本主義國家的政治、經濟生活發生了深刻地變化，壟斷成為資本主義經濟的根本特徵。壟斷企業的壟斷地位導致其控制了合同內容的決定權，非壟斷企業等其他合同當事人只有「要麼接受，要麼走開」的自由，經濟地位的不平等產生了合同結果的不公正。壟斷企業基於利潤最大化的目的，寧願降低產量，提高價格，從而也侵犯了社會公眾的利益。資本主義國家不得不加強對經濟生活的干預。資本主義國家除了採用計劃等宏觀調控手段外，還頒布了《反壟斷法》、《反不正當競爭法》等專門的法律、法規，以維護正常的交易秩序。隨著社會公益事業的發展和消費者群體的出現，繁瑣的合同訂立程序已經不能適應經濟生活的需要，於是出現了定式合同，定式合同因其手續簡便，節省交易成本和交易時間，效率高的優點而成為經濟交易中廣泛使用的交易工具，美國的定式合同就占合同總數的95%以上。定式合同既是為了避免單獨訂立合同造成不公平而產生的，又可能產生新的社會不公平，定式合同的擬定者可以將不利於合同相對人的條款寫進合同中去，使其利益受到侵犯，於是，各國均藉助於立法對不公平合同條款進行規制，誠實信用原則和合同正義重新在合同法中取得了適當的地位，並產生了一系列新的合同法規范。定式合同的普遍採用使合同相對人喪失了確定合同內容、選擇合同形式的自由，立法對不公平合同條款的規制使定式合同擬定人的自由權利受到限制，這些都使合同自由原則遭到了嚴重的破壞。針對合同自由原則在現代合同法中的衰落狀況，1974年，美國著名法學家格蘭特?吉爾莫出版了《契約的死亡》一書，驚呼契約和上帝一樣，已經死亡。[11]實際上，所謂「契約的死亡」，只是如日本法學家星野英一講的世紀確立的古典契約概念、契約法在現代正發生著重大變革。前面所說的衰落、死亡這些口號不過是這一重大變革潮流的表現。而合同自由原則從鼎盛到衰微的原因，是為了維護社會公正和交易安全，使合同法適應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
（三）本世紀70年代以來
新的經濟自由主義開始復興，合同自由原則再次行到重視為根據，來論證應將合同自由原則作為我國合同法的首要原則，言下之意，這是符合世界潮流的。在西方經濟學中存在新自由主義學派是實，而合同自由原則在現代合同法中的衰落，卻是眾所周知的事實。關於新自由主義，林崗教授針對我國一些人盲目崇拜西方經濟學的情況指出：
有些人甚至對帶有鮮明的反共反社會主義色彩的哈耶克、弗里德曼的新自由主義理論也公開膜拜，對「改革理論」也大肆吹捧，就是這種錯誤思潮滋長的典型例證，已故的陳岱蓀教授生前也撰文指出：「在這個時代，西方經濟學的主流派只能是國家干預主義學派，而不可能是新自由主義學派。」「西方新自由主義經濟思潮主張自由放任，反對國家干預，與時代潮流不合，對西方國家的經濟政策影響不大」。因此，以西方經濟學中新自由主義學派為根據將合同自由原則抬高到不適當的地位是不恰當的，以所謂「合同自由原則再次得到重視」來論證應將合同自由原則作為我國合同法的首要原則更是毫無根據的。
五、對我國合同自由原則適用的意見
（一） 從我國的市場經濟體制出發
在我國所要建立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我國經濟體制的社會主義性質不容許不適當地抬高合同自由原則在合同法中的地位。為了矯正「市場失靈」，保護交易中的弱者，實現交易公正，維護社會利益，國家必須對經濟生活進行干預，限制合同自由，以保證我國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准確確定合同自由的地位，限制合同自由原則，就是在合同法領域運用法律手段進行宏觀調控的重要體現。可以說，如果沒有合同自由，就沒有真正的市場經濟，就沒有經濟的迅速發展和高效率，而如果沒有國家干預，片面抬高合同自由原則的地位，就會阻礙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阻礙經濟的發展和高效率的實現。美國是一個市場經濟高度發達的國家，「然而從一開始，』美國政府就沒有聽任過市場經濟自由發展。相反，為了克服經濟發展中出現的各種間題，加速經濟的發展，美國政府採用了強有力的非市場經濟的干預手段來控制經濟的發展」。可見，合同自由與國家干預是對立統一的關系，二者不可偏廢。
（二）從我國現有經濟水平出發
我國正處在建立和完善比較成熟的充滿活力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歷史時期，市場主體的行為有待於規范，為了保障正常的交易秩序，維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也有必要加強國家干預，限制合同自由原則。比如限制合同當事人對合同形式選擇的自由，不論是將書面形式作為合同有效成立的要件，還是將其作為證據上的要求，都對確定當事人的權利義務，預防爭議，減少不必要的紛爭，維護正常的交易秩序有積極的意義。20世紀中葉以來，西方國家出現了合同形式主義的復興『「越來越多的合同被要求必須或『應當』採用書面形式。一些合同（尤其是轉讓不動產所有權的合同）被要求必須予以公告，否則便不得對抗第三人。」。而我們又何以在統一合同法制定過程中主張「不規定合同的法定形式，使當事人對合同形式有選擇的自由」呢？東施效顰，不僅沒有結合自身的實際，也沒有真正學到別人的東西。
（三）從我國的生產力水平出發
我國的生產力發展水平也決定了不應該將合同自由原則的地位抬高到不適當的水平。在西方國家合同自由原則已經衰落的今天，我們若反而要抬高其地位便顯得不合時宜。合同自由原則的地位可以通過它與合同法的其他基本原則的關系反映出來，合同法究竟應包括哪些基本原則，學者的論述很不一致，筆者擬通過多數學者贊同的誠實信用原則、公平原則的地位及其與合同自由原則的關系來揭示合同自由原則的地位。

⑺ 我國涉外合同法律對意思自治原則的適用有哪些特點

找的一個考題的答案，我也不太明白，你自己看看吧，希望能夠幫到你。

論述題（15分）
1、什麼是意思自治原則？我國涉外合同法律對這一原則的適用有哪些特點。
意思自治原則是指涉外合同應適用當事人協議選擇的法律。現已成為大多數國家確定涉外合同准據法的首要原則。（2分）依我國《民法通則》和《合同法》的規定，法院審理涉外合同糾紛，應該適用合同當事人合意選擇的法律，在當事人未作選擇或所作選擇無效的情況下，適用與合同有最密切聯系國家的法律。（3分）這表明，在涉外合同領域，同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一樣，我國也把意思自治原則作為確定涉外合同准據法的首要原則。但在這一原則的適用上卻又有一些特點：1）法律選擇的方式必須是明示的（2分）2）法律選擇的時間和范圍（2分）3）不適用意思自治的例外（4分）4）當事人選擇法律的適用范圍（2分）

還找到一些http://lib.hzu.e.cn/q.htm?170778

論涉外合同案件法律適用中的「意思自治」原則內容摘要：
當事人意思自治原則是世界各國確定國際合同准據法的基本原則.我國法律也允許當事人在涉外合同領域根據自己的意志自主決定適用於他們之間合同的法律.但是,當事人選擇的法律在哪些情況下能夠得以適用、哪些情況下會受到限制以及受到哪些限制並沒有明確的法律規定,因此,審判實踐中尚有諸多問題有待進一步明確和解決.本文通過回顧意思自治原則的形成歷史、發展過程和理論學說,就意思自治原則的內涵、具體適用與限制等問題進行深入探討,指出以選法自由和適當限制為主要內容的當事人意思自治原則,符合國際民商事關系當事人的主觀願望,也符合國際民商事交往的客觀要求,並且有著不同於其他法律適用原則的特殊優點,因而對國際民商事法律沖突問題的解決有著獨特的意義.同時,結合審判實踐中遇到的實際問題,對當事人意思自治原則在中國的適用提出了幾點立法建議.

⑻ 意思自治原則它主要是指應當尊重合同當事人的自主意思是對還是錯

你好！對抄。意思自治原則是民法襲的基本原則之一，也是合同法的一項基本原則。意思自治又叫合同自願或契約自由原則，就是指在不違反法律和社會公共利益的前提下，當事人享有充分的合同自由，合同能完全體現當事人自己的意志，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非法干涉。


《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四條規定：「當事人依法享有自願訂立合同的權利。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非法干預。」該條即是意思自治原則的條文化。

⑼ 合同法和物權法的區別

1、物權具有強烈的排抄他性，能夠對抗第三人（例如物權人可以行使追擊權，而債權人不能向第三人追奪），物權具有優先權。

2、原則不同。合同法實行「意思自治」原則，物權法則是「物權法定」原則。

3、調整范圍對象不同。合同法是債權關系；物權法是物權關系。

4、目的不同。合同法是調整流動性的財產關系，物權法是調整靜態的財產關系。

5、相對性關系不同。合同法調整相對性的法律關系，物權法是絕對性的法律關系。

(9)意思自治對抗合同法擴展閱讀：

合同的法律特徵

1、合同是雙方的法律行為。即需要兩個或兩個以上的當事人互為意思表示（意思表示就是將能夠發生民事法律效果的意思表現於外部的行為）。

2、雙方當事人意思表示須達成協議，即意思表示要一致。

3、合同系以發生、變更、終止民事法律關系為目的。

4、合同是當事人在符合法律規范要求條件下而達成的協議，故應為合法行為。

合同一經成立即具有法律效力，在雙方當事人之間就發生了權利、義務關系；或者使原有的民事法律關系發生變更或消滅。當事人一方或雙方未按合同履行義務，就要依照合同或法律承擔違約責任。

⑽ 民法：私法自治 意思自治 法律行為的案例

有套<<新遍以案說法>>的書,你可以查閱其中的兩本<<民法>><<合同法>>,在我印象中合同法好像是楊立新教授編的,都是生活中的真實案例挺不錯的,或者你可以看楊立新教授編的<<楊立新品百案>>也很不錯而且都是民法這一領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