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約自由原則是合同法的核心

⑴ 合同自由原則的詳細解釋

一、合同自由原則的概念
所謂合同自由，是指當事人依法享有締結合同、選擇相對人、選擇合同內容、變更和解除合同、確定合同方式等方面的自由。在西方國家的合同法中，合同自由是合同法最基本的原則，是貫穿於合同法的一條主線，是研究合同法的出發點。因此，我們必須深入探討合同自由的含義；具體而言，合同自由包括以下五方面內容：
（一）締結合同的自由
指雙方當事人均有權選擇是否締結合同的自由，這種自由是決定合同內容等方面自由的前提。如果當事人不享有締結合同的自由，也就談不上自由決定合同內容的問題。
（二）選擇相對人的自由
指當事人有權自由決定與何人訂立合同。此種自由通常可以包括在締結合同的自由之中，但也可以與其相分立。例如，在現代社會某些公用事業服務領域不存在競爭，公用事業組織利用其壟斷地位，以標准合同方式從事交易時，消費者則別無選擇。也就是說，他們很難享有選擇訂約夥伴的自由，但他們畢竟享有訂立契約的自由。所以，從這種意義上說，選擇締約夥伴的自由和締結合同的自由還是有區別的。也正是這種區別，使我們看到，要真正實現該項自由，必須以市場交易中有大量的參與主體存在為前提。因此，這項自由能否在市場交易中實現，關鍵在於有一個充分的完全競爭市場存在。
（三）決定合同內容的自由
指雙方當事人有權決定怎樣締結合同具體條款的自由。從自由決定合同內容上說，當事人有權通過其協商，改變法律的任意性規定，同時也可以在法律規定的有名合同之外，訂立無名合同或者混合合同。但是，合同的內容若違背了法律、法規的強行性規定和社會公共利益的要求，則將被宣告無效。
（四）變更和解除合同的自由
指當事人有權通過協商，在合同成立以後變更合同的內容或解除合同。如前所述，當事人享有的合同自由，首先包括締結合同的自由和決定合同內容的自由。既然當事人可以自由締結合同，當然也可以通過協商自由解除合同；當事人可以決定合同的內容，同樣可以通過協商變更合同的內容。[2]因而，變更和解除合同的自由也是合同自由的組成部分。
（五）選擇合同方式的自由
指締結合同的形式由雙方當事人自由選擇。古代法律曾經十分注重合同的締結形式及程序，如古羅馬法對買賣的儀式做了具體規定，近代法律則崇尚形式自由，隨著經濟生活節奏化的快速發展，現代合同法越來越注重交易形式的簡化、實用、便捷、經濟，從而在合同方式的選擇上以「不要式為原則，以要式為例外」。[3]
二、我國合同自由原則適用的現狀
合同自由原則以人為本位，誠實信用原則以社會為本位。所謂誠實信用，其本意是自覺按照市場制度中對待的互惠性原則辦事。
（一）在合同成立前，規定先合同義務
傳統民法認為，只有合同成立後雙方當事人才互負權利義務。而現代合同法則規定合同成立前，雙方當事人之間已形成「合理信賴利益」由此派生出相應的協作、通知、照顧、保護及保密等附隨義務。[4]這種附隨義務在合同訂立階段稱為先合同義務，違反此義務的當事人應承但締約上過失責任。新合同法第43條對保密義務的規定便是典型的先合同義務，第42條則規定了締約過失責任。
（二）在合同履行過程中，規定附隨義務
新合同法第60條規定：「當事人應當按照約定全面履行自己的義務。」同時又規定：「當事人應遵循誠實信用原則，根據合同的性質、目的和交易習慣履行通知、協助、保密等義務。」
（三）在合同終止後，規定後合同義務
傳統民法認為合同終止後，當事人之間權利義務關系歸於消滅；而現代民法基於誠實信用原則，為更周到的保護當事人利益，創設出後合同義務。如新合同法第92條規定：「合同的權利義務終止後，當事人應遵循誠實信用原則，根據交易習慣履行通知、協作、保密等義務。」誠實信用原則有效彌補了合同自由對合同正義背離的不足，因此，誠實信用原則被奉為「帝王條款」而得到遵守。
三、對合同自由原則限制的具體制
（一）強制性締約
今世界各國的合同立法、學說、判例中，默示條款，格式條款，合同形式的特別要求等，使得契約自由原則受到很大的限制，其中對傳統契約理論沖擊最大的當數強制性締約 的 出現。強制性締約是指個人或企業負有應對相對人的請求，與其訂立契約的義務。 換言之，合同一方當事人對相對人的要約，非有正當理由不得拒絕。這就使得契約一方當事人對另一方當事人提出的要約負有必須承諾的義務，即強制締約義務。這種義務是法定的，是法律對合同自由的限制。
在實際生活中，強制性合同對合同自由進行了兩種不同程度的限制。其一，使一方當事人訂立合同的自由受到限制，即對他人提出訂立合同的要約無權拒絕。比如存在於公用事業的強制締約，郵政、電信、電業、自來水、鐵路、民航等非有正當理由，不得拒絕客戶或用戶的合理使用要求。 其二，選擇對方當事人的自由受到限制，即一旦當事人決定訂立合同，他無權選擇合同相對方當事人。比如房屋出租人出賣房屋，承租人憑借優先購買權向其發出購買要約。前者被稱為絕對的強制合同，因為在此情況下，法律直接為一方當事人設定了另一方提出的要約必須承擔的義務。後者被稱為相對的強制合同，因為此時法律規定只有在具備一定的條件下，一方當事人對另一方的要約才負有必須承諾的義務。
我國實行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就要求中國既要發揮市場經濟價值規律的作用，又要實行國家干預，宏觀調控的方式，來實現社會各種資源的最優化配置，促進社會經濟的發展。國家利用強制締約來限制合同自由的目的也在於此。由於各經濟活動主體之間的實力強弱相差懸殊，信息不對等方面的影響；還由於各當事人在訂立合同時首先考慮的是個人利益實現的最大化。結果很可能會造成個人利益之間及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的不協調，社會經濟發展受到阻礙，弱者利益無法實現，導制社會不公正。而國家干預合同訂立過程，干預合同自由原則，發揮社會協調平衡能力，實現社會資源的優化配置和社會的最大公平。強制締約義務在我國民商事法律中已有明確規定。如合同法第二百八十九條規定：「從事公共運輸的承運人不得拒絕旅客，托運人的通常、合理的要求。」這里對從事公共運輸承運人設定強制締約義務，主要是由於這些承運人往往具有獨特地位，以及提供的服務具有公用事業的性質，旅客和托運人除了這些承運人之外，無法找到別的合適的合同當事人，即合同當事人無法選擇另一方當事人的自由。如果不強制這些承運人與旅客訂立合同，就會導制整個社會秩序的紊亂和經濟生活的非正常進行，無法保護廣大的弱者及實現社會的公平正義角色。這種強制締約義務規則，對於實現社會公平和滿足人們生活需要發揮了積極作用。促進了現代經濟 社會的高速發展。
（二）格式合同制度
格式合同條款是我國合同法新增加的一種規則條款，其實質是方便合同訂立，節約交易時間和交易成本，規制合同自由，實現公平正義，保護雙方當事人的利益。格式合同又稱標准合同，一般是指由具備特定條件的一方當事人依法向不特定另一方當事人發出固定形式的要約，並且所有不特定的另一方當事人無差別地完全接受，以此來界定雙方的權利義務關系的協議。格式合同是一種特殊的協議，它在訂立、履行、變更、解除等方面除遵循合同法一般規則外，它還有自己的特點：第一、格式合同內容一經確定下來，便平等地無差別地適用所有不特定的另一方當事人，不再與另一方當事人協商合同內容的增減變化；第二、格式合同的內容和形式是相對固定的，具有較大的穩定性，另一方當事人只有兩種選擇，即接受或拒絕。格式合同的產生是伴隨著社會化大生產、機械化、工業化的發展，商品經濟、市場經濟領域的擴大，使許多商品採取機械化製造，大宗交易方式，由於各種交易活動的不斷重復運用，逐漸使某些合同條款固定下來，演變成今天的格式合同。它的出現適應了現代化經濟生活需要，為經濟交往提供了方便：⒈ 格式合同訂立手續簡便，程序快捷，順應了現代化生活的快節奏；雙方當事人不需要為訂立合同內容而花費更多的金錢和時間，只需要提供格式合同的相對方當事人對格式合同內容進行審查。這種合同的存在，使訂立合同過程成為一個合同審查過程而不是繁瑣的合同制訂過程，有效地減少合同當事人之間進行合同簽訂的時間，降低合同當事人的簽約成本； 同時另一方當事人通過對合同內容是否合法，有關免責條款，違約責任條款等規定是否適當，雙方權利義務是否明確、公平，具有可行性和可訴性等方面的審查，以保證雙方當事人之間的公平、平等，平衡雙方當事人的利益。⒉ 這種格式由於是由各經濟主體在商業實踐中得出來的，經常使用於商業貿易和商業服務中，其各條款漏洞少，能切實保護雙方當事人的合法權益。⒊ 格式合同作為要約形式其內容一經確定，便相對穩定，任何不特定的另一方當事人不能加以更改，對格式合同不加拒絕的所有被要約人都平等地無差別地按照格式合同的規定，享受權利承擔義務，給所有的相對人平等無歧視的待遇，可以更大程度地實現社會公平、公正。由此可見這種格式合同很適應現代社會發展的需要。但它在發展過程中也暴露了自身的不足。
格式合同主要是限制另一方當事人決定合同內容的自由。格式合同的提供者將合同的內容提前制訂好了，相對方只能表示接受或拒絕，這個合同，而沒有與提供格式合同那一方進行協商修改合同內容的自由，這樣看起來也是限制合同自由，而實際上只限制相對方訂約自由，相對方除了接受或拒絕合同外，別無選擇，這就會造成一種形式上的公正，而實際上，一方受到另一方，特別是當其中一方當事人為了生活、生產而必須購買另一方當事人的商品或服務時，而面對另一方當事人提供的格式合同有不利於自己利益實現的條款，如果不與另一方簽訂合同而與另外的當事人簽訂合同，就可能會因路途遙遠、開支增加、提高成本，而得不償失。而只有接受另一方當事人的格式合同。筆者分析認為：這種格式合同是在國際或國內經濟貿易交往中逐漸形成的訂立合同的形式，國家並沒有干預合同雙方當事人的自由行為，其實質還是體現了當事人意思自治的原則，是對合同自由原則的肯定。但是這種格式合同很可能成為強者對弱者控制的表現。在原來自由競爭資本主義時期，其實力不對等的合同當事人，無限制的契約自由，但這種不公正現象在壟斷階段表現得更為強烈。那麼在現代社會如何在實行合同自由的同時，力求避免這種不公正現象的存在，平衡雙方當事人的利益，最大地實現社會公平、公正。筆者認為，法律應對格式合同進行規制，這是必經途徑。而且，在歐美一些國家先後通過立法和判例的方式，利用強制性規定干預合同訂立的全過程；有的國家還賦予法官對格式合同效力認定給予自由裁量權。
（三）附隨義務
附隨義務的理論發源於德國，後被各國立法，判例及學說接受。它的基本含義是，在合同關系發展的各個階段，除給付義務外，基於誠實信用原則，旨在輔助當事人實現其利益和各種通知、協助、照顧、保護、保密等義務。附隨義務突出表現為合同義務的擴張，不僅不用當事人意思表示直接進入合同中，作為合同義務的一部分；而且現代合同法已以僅僅保護成立並生效的合同，改變為對合同以談判、訂立、履行至終止全過程的調整，突破了傳統合同自由原則關於合同內容即合同當事人權利義務的確定必須當事人雙方合意，否則無效的規定。特別是20世紀中葉以來，社會經濟活動發生了重大變化，經濟高速發展，資本迅速集中，繼續推行絕對的合同自由對實力相差懸殊的各經濟主體是絕對的不公平，其所謂的合同自由只能成為以強凌弱的保護傘，社會評價、倫理、利益與實質正義而不顧，越來越難於適應現代社會發展的需要。[6]畢竟合同自由原則是以人為本位，鼓勵人們積極地利用合同實現自我意志，為個人能力的充分發揮拓展了廣闊的空間。如何達到雙方當事人自身利益的實現，又能實現社會的實質正義，誠實信用原則的確立，使單純依合同自由原則形成的合意或對合同雙方當事人權利義務關系的原則被打破了。誠實信用原則以社會為本位，追求衡平正義，要求人們在尊重他人利益和社會利益的前提下實現自己的個人利益，對合同自由原則起到了引導和限制的作用。
合同自由原則與誠實信用原則的結合，適應了現代社會個人本位向社會本位轉變過程，從價值趨向與社會價值趨向結合的新潮流。[7]合同自由原則除了對市場經濟起積極作用外，它所帶來的許多不合理現象，實際上的不平等，當事人可能濫用權利，爾虞我詐等，也因誠實信用原則的確立而風光不再。誠實信用原則不僅要求人們在進行交易時誠實不欺，恪守信用；更重要的在於維持當事人之間的利益平衡及當事人與社會之間的利益平衡，要求當事人在尊重他人利益和社會利益的前提下，實現自己的個人利益。按照誠實信用原則的要求，當事人不僅需要按照當事人的自由意思約定的權利義務關系履行合同，而且還要承擔雙方當事人自由約定合同內容之外的隨著合同的進展，而逐漸產生的附隨義務，雖然合同未作約定，當事人仍應履行，從而突破了合同自由原則的要求，變成了對合同自由原則的一種限制和約束。附隨義務依誠實信用原則而確立，是對合同自由原則的突破，對現代社會有其重大意義：首先，合同義務由約定義務向附隨義務的擴展，使合同義務本身趨於完善，雙方當事人之間的權利義務關系更加具體明確。其次，附隨義務的出現，改變了傳統的合同自由觀念，使合同法理論進一步完善，具有可操作性。再次，附隨義務要求合同當事人在合同交易中，更加盡力注意義務，使交易目的獲得最大程度的滿足，達到當初訂立合同的預期目標；同時，使當事人的人身、財產安全得到最大可能的保護。最後，附隨義務的發展，可以使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更加和諧，交易環境更加公平、合理，更大地促成交易，推進社會經濟的發展。
既然誠實信用原則為基礎的附隨義務制度對現代社會有其重要的作用，那麼作為正在進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的中國，正在推進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的融合，就更應當制定附隨義務制度。現今，我國合同法已明確規定了誠實信用原則，雖沒有明確規定附隨義務制度，但其附隨義務所表現的先締約合同義務，履行中的附隨義務，後合同義務等已分別在合同法中作出了規定。[8]如，一方當事人負有對有關對方當事人利益的重大事項的告知義務：訂立借款合同，借款人應當按照貸款人的要求提供與借款有關的業務活動和財務狀況的真實情況（合同法第一百九十九條）。再如，一方當事人履行債務時，應當合理顧及對方當事人和標的物的狀況，不僅要承擔嚴格履行自己的合同的義務，而且要配合對方履行義務；承擔給對方履行義務時提供便利條件的協助義務。附隨義務是現代合同法中十分活躍的因素，在我國大力推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的進程中，以合同為核心的交易活動日益頻繁復雜，正確認識把握附隨義務，重視並實踐附隨義務，對於促進交易，發展經濟，進而為實現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完善和發展，能起到積極的作用。
四、國外合同自由原則適用的情況
（一） 從歷史發展來看
在西方合同自由原則經歷了一個從鼎盛到衰微的過程 合同自由是指當事人可以依照自己的意願自由地訂立合同。即可以自由地決定是否訂立合同，自由地選擇締結合同的對象，並可自由地同對方當事人商定合同的內容和確定合同的形式。當事人間自由地訂立的合同被視為具有法律的效力，不僅是當事人履行的根據，也是法院裁判和仲裁機構裁決的依據。合同自由是商品經濟的客觀要求在民法上的反映，在商品生產者社會的第一個世界性法律—羅馬法中，已經包含了合同自由原則的雛形。
在古羅馬共和時代，已有了合意契約這一特別名稱，羅馬市民法所承認的合意契約包括買賣、租賃、合夥和委任四種。[9]19世紀，在法國注釋法學派和德國潘德克吞法學的影響之下，絕對的合同自由成為近代合同法的根本原則。在合同自由原則形成的過程中，亞當?斯密的自由主義經濟思想為其提供了經濟理論根據，而18--19世紀的理性哲學則為其奠定了哲學基礎。《法國民法典》被公認為是明確規定了合同自由原則的第一部近代民法典，而被譽為「優良的法律計算機」的《德國民法典》，「使在法國最初出現的契約自由、意思自治等口號獲得了更豐滿的理性血肉，」英美法也逐步形成了以對價為中心的「純粹契約理論」。在自由資本主義時期，原料的取得，商品的流通，工人的僱傭，都必須通過合同，合同自由原則的確立，不僅保證了資本主義經濟的有效運行和發展，而且交易安全也可以得到維護，因為當時的交易主體經濟實力差別不大，其經濟地位相對平等，國家可以採取放任的政策，允許他們自由地締結合同，也不至於給經濟秩序帶來大的震盪，產生嚴重的社會不公正，而且主體間並不顯著的經濟實力差別，因為交易地位經常地互換而被抵消，從而使交易安全得已維持。[10]因此，合同自由逐步為合國立法所確認，成為近代合同法的基本准則。合同自由原則在自由資本主義時期顯示出了它強大的幾生命力，並創造出達到頂峰的好記錄。
（二）20世紀以來
資本主義國家的政治、經濟生活發生了深刻地變化，壟斷成為資本主義經濟的根本特徵。壟斷企業的壟斷地位導致其控制了合同內容的決定權，非壟斷企業等其他合同當事人只有「要麼接受，要麼走開」的自由，經濟地位的不平等產生了合同結果的不公正。壟斷企業基於利潤最大化的目的，寧願降低產量，提高價格，從而也侵犯了社會公眾的利益。資本主義國家不得不加強對經濟生活的干預。資本主義國家除了採用計劃等宏觀調控手段外，還頒布了《反壟斷法》、《反不正當競爭法》等專門的法律、法規，以維護正常的交易秩序。隨著社會公益事業的發展和消費者群體的出現，繁瑣的合同訂立程序已經不能適應經濟生活的需要，於是出現了定式合同，定式合同因其手續簡便，節省交易成本和交易時間，效率高的優點而成為經濟交易中廣泛使用的交易工具，美國的定式合同就占合同總數的95%以上。定式合同既是為了避免單獨訂立合同造成不公平而產生的，又可能產生新的社會不公平，定式合同的擬定者可以將不利於合同相對人的條款寫進合同中去，使其利益受到侵犯，於是，各國均藉助於立法對不公平合同條款進行規制，誠實信用原則和合同正義重新在合同法中取得了適當的地位，並產生了一系列新的合同法規范。定式合同的普遍採用使合同相對人喪失了確定合同內容、選擇合同形式的自由，立法對不公平合同條款的規制使定式合同擬定人的自由權利受到限制，這些都使合同自由原則遭到了嚴重的破壞。針對合同自由原則在現代合同法中的衰落狀況，1974年，美國著名法學家格蘭特?吉爾莫出版了《契約的死亡》一書，驚呼契約和上帝一樣，已經死亡。[11]實際上，所謂「契約的死亡」，只是如日本法學家星野英一講的世紀確立的古典契約概念、契約法在現代正發生著重大變革。前面所說的衰落、死亡這些口號不過是這一重大變革潮流的表現。而合同自由原則從鼎盛到衰微的原因，是為了維護社會公正和交易安全，使合同法適應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
（三）本世紀70年代以來
新的經濟自由主義開始復興，合同自由原則再次行到重視為根據，來論證應將合同自由原則作為我國合同法的首要原則，言下之意，這是符合世界潮流的。在西方經濟學中存在新自由主義學派是實，而合同自由原則在現代合同法中的衰落，卻是眾所周知的事實。關於新自由主義，林崗教授針對我國一些人盲目崇拜西方經濟學的情況指出：
有些人甚至對帶有鮮明的反共反社會主義色彩的哈耶克、弗里德曼的新自由主義理論也公開膜拜，對「改革理論」也大肆吹捧，就是這種錯誤思潮滋長的典型例證，已故的陳岱蓀教授生前也撰文指出：「在這個時代，西方經濟學的主流派只能是國家干預主義學派，而不可能是新自由主義學派。」「西方新自由主義經濟思潮主張自由放任，反對國家干預，與時代潮流不合，對西方國家的經濟政策影響不大」。因此，以西方經濟學中新自由主義學派為根據將合同自由原則抬高到不適當的地位是不恰當的，以所謂「合同自由原則再次得到重視」來論證應將合同自由原則作為我國合同法的首要原則更是毫無根據的。
五、對我國合同自由原則適用的意見
（一） 從我國的市場經濟體制出發
在我國所要建立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我國經濟體制的社會主義性質不容許不適當地抬高合同自由原則在合同法中的地位。為了矯正「市場失靈」，保護交易中的弱者，實現交易公正，維護社會利益，國家必須對經濟生活進行干預，限制合同自由，以保證我國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准確確定合同自由的地位，限制合同自由原則，就是在合同法領域運用法律手段進行宏觀調控的重要體現。可以說，如果沒有合同自由，就沒有真正的市場經濟，就沒有經濟的迅速發展和高效率，而如果沒有國家干預，片面抬高合同自由原則的地位，就會阻礙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阻礙經濟的發展和高效率的實現。美國是一個市場經濟高度發達的國家，「然而從一開始，』美國政府就沒有聽任過市場經濟自由發展。相反，為了克服經濟發展中出現的各種間題，加速經濟的發展，美國政府採用了強有力的非市場經濟的干預手段來控制經濟的發展」。可見，合同自由與國家干預是對立統一的關系，二者不可偏廢。
（二）從我國現有經濟水平出發
我國正處在建立和完善比較成熟的充滿活力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歷史時期，市場主體的行為有待於規范，為了保障正常的交易秩序，維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也有必要加強國家干預，限制合同自由原則。比如限制合同當事人對合同形式選擇的自由，不論是將書面形式作為合同有效成立的要件，還是將其作為證據上的要求，都對確定當事人的權利義務，預防爭議，減少不必要的紛爭，維護正常的交易秩序有積極的意義。20世紀中葉以來，西方國家出現了合同形式主義的復興『「越來越多的合同被要求必須或『應當』採用書面形式。一些合同（尤其是轉讓不動產所有權的合同）被要求必須予以公告，否則便不得對抗第三人。」。而我們又何以在統一合同法制定過程中主張「不規定合同的法定形式，使當事人對合同形式有選擇的自由」呢？東施效顰，不僅沒有結合自身的實際，也沒有真正學到別人的東西。
（三）從我國的生產力水平出發
我國的生產力發展水平也決定了不應該將合同自由原則的地位抬高到不適當的水平。在西方國家合同自由原則已經衰落的今天，我們若反而要抬高其地位便顯得不合時宜。合同自由原則的地位可以通過它與合同法的其他基本原則的關系反映出來，合同法究竟應包括哪些基本原則，學者的論述很不一致，筆者擬通過多數學者贊同的誠實信用原則、公平原則的地位及其與合同自由原則的關系來揭示合同自由原則的地位。

⑵ 什麼是合同自願原則，如何理解自願原則

你好，意思自治原則是民法的基本原則之一，也是合同法的一項基本原則。意思自治又叫合同自願或契約自由原則，就是指在不違反法律和社會公共利益的前提下，當事人享有充分的合同自由，合同能完全體現當事人自己的意志，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非法干涉。

《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四條規定：「當事人依法享有自願訂立合同的權利。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非法干預。」該條即是意思自治原則的條文化。希望能幫助到你望採納

⑶ 契約自由的內涵

契約意思自由與契約形式自由
誠如中國著名民商法學者謝懷木先生所指出的，自民國初年直至今天，中國的民法編纂一直受德國民法的影響。因此，在體系位階上，契約自由原則應屬於意思自治原則的構成內容，在效力上是貫徹契約法始終的、唯一的根本性原則。這一原則的具體內容，無疑應包括意思自由和形式自由兩個方面。 契約意思自由的核心，是契約之債權債務關系只有依當事人的意思而發生時，才具有合理性，否則，便是法律上的專橫暴虐。據此，當事人有創設或不創設契約的自由，契約的法律效果完全由當事人意思決定。其具體內容概括有：締約自由、選擇相對人自由、契約內容自由、契約類型自由、解約自由以及選擇裁判自由等，以下漸次各論。
1、締約自由即決定是否與他人締結契約的自由。締約自由，包含積極和消極兩方面的權利。在積極方面，是締約的權利。契約以合意為基礎，當事人締約的自由意志受法律保護，他願意不願意與外部發生契約聯系應由其自行決定，訂立或不訂立契約完全屬於個人的私權利。例如羅馬法上「設立契約之債時需基於合意」的規定，《法國民法典》第1108條中關於契約的成立需「承擔義務的當事人的同意」和中國《經濟合同法》第9條合同的成立需「經過協商一致」等的規定，都體現了法律對締約自由的保護。其次是為當事人排除外力干預的消極方面的權利。《法國民法典》規定，未經他人允諾而為該他人締約時，債務由承諾人自負（第1120條），中國《經濟合同法》的規定則更明確：「任何一方不得把自己的意志強加給對方。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非法干預。」（第5條）
2、選擇相對人自由即決定與誰締結契約的自由。在當事人有締約的意願時，選擇相對人自由也就是自由選擇交易夥伴的權利。在實際交易中，當買方或賣方作出「買」或「賣」的決定時，眾多的「賣」或「買」方就成為「候選人」。買方或賣方選擇交易夥伴的過程，就是相對人的競爭過程。所以，選擇相對人自由的市場涵義就是自由競爭。沒有自由競爭，就沒有市場經濟，也就不可能有選擇相對人的自由。要使市場保持充分的競爭，就必須廓清非市場的外力因素對競爭的干擾。近幾十年來各國面對非市場因素對競爭秩序的破壞，紛紛制定了一些促進和保護競爭的法律。例如《反壟斷法》、《反不正當競爭法》等，通過對非競爭行為的限制，來維護選擇自由權。中國也已公布了《反不正當競爭法》（1993年），該法第6條規定：「公用企業或者其他依法具有獨佔地位的經營者，不得限定他人購買其指定的經營者的商品，以排擠其他經營者的公平競爭。」第7條還規定：「政府及其所屬部門不得濫用行政權力，限定他人購買其指定經營者的商品，限制其他經營者正當的經營活動。」這兩條都是通過限制「賣方」的強制行為來保護買方的選擇自由的。從這兩個法律條文，還可以觀察到市場經濟與計劃經濟中，法律對經濟生活的不同干預方法。在計劃經濟中，法律往往是指令你「能幹什麼」，而在市場經濟中，則通過對你「不能幹什麼」的限制，告知你該限制以外行為的合法性。法律在市場經濟中所顯現的特點，提出了法律的體系化要求。因為，一旦出現該禁止而疏於立法沒有禁止的情況，「禁止」就會因合法而大得其逞，市場的秩序就可能會因這一缺口遭到全面破壞。例如中國至今沒有《反壟斷法》，面對壟斷經營者，相對人就不可能有選擇自由，因為無須壟斷者限制他人，所有的人都不得不限制自己的選擇。如此，《反不正當競爭法》的實施，就會大打折扣。所以，制定《反壟斷法》，改變官商不分的企業結構形態，應該是堅持契約自由原則的題中之義，立法的緊迫性也可在此略見一斑。
3、契約內容自由即選擇契約條款的意思自由。契約的內容通常是由不可或缺的要素、構成契約特點的常素和經特別表示的偶素組成，當事人一旦經合意選定契約的各項原素，即對當事人發生法律上的約束力。因而，契約內容自由是契約當事人接受何種約束的選擇權，這無疑應由其自主決定。據此，締約者可自由選擇契約的標的、價款、交付方式、履約的時間和地點等內容。不過，契約如沒有標的，就會因不知是「干什麼」而失去目的，所以選擇標的的自由，僅指選擇標的種類的自由，而沒有不選擇的自由。《法國民法典》將「構成義務客體的確定標的」作為契約成立的要件（第1108條），亦即無標的契約不成立。至於標的以外的內容，任由當事人取捨，如沒有約定價格、期限等內容時，契約也仍然有效成立。例如《美國統一商法典》關於「缺少價格條款」的第2—305條第1款規定：「只要當事方確有訂立買賣合同的意圖，即使售價未定，合同也可以成立。」在第2—308、2—309等條中還規定，沒有約定履行地點和時間的，契約也仍然有效成立。具有認知上共識價值的《聯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公約》也同樣肯定，契約的成立不以有無履行地點、時間等為成立的要件（參見第31、32、33條）.
然而，中國現行法由於形式上的割裂，導致內容上相互矛盾，令人難以適從。《民法通則》中規定，合同中有關質量、期限、價款等約定不明確時，契約仍然有效。而《經濟合同法》第12條卻將標的的數量和質量、價款或酬金、履行期限、履行地點和方式、違約責任作為「經濟合同應具備」的條款，亦即無這些條款，合同將無效。兩部法對契約內容自由的不同價值取向，也說明法律形式上的割裂，會使制定法成為不同起草者之間表達其不同觀點的「爭鳴園地」，這對於法律的嚴肅性和價值統一性的損害，是不言而喻的。
4、契約類型自由契約的類型，是指根據一定的標准劃分出的各種契約的類別。契約類型自由，即指締約人有根據交易的意願決定何種契約類別的選擇權。例如在需要物品時，可以任意選擇買賣、租賃或加工等交易方式。契約依法律有無規定區分，可分為有名契約和無名契約，例如《經濟合同法》規定的購銷、建築工程承包等九類合同就屬於有名契約。無名契約亦稱非典型合同，是法律沒有規定其內容亦沒有賦予其名稱的契約，例如肖像使用、球員轉會、沉船打撈、物業管理等契約即屬於此類型。有名契約與無名契約的區分源自羅馬法，後經中世紀注釋法學家們的系統注釋，被近代法納入契約法體系。契約類型自由的首要價值，就在於表明法律對當事人契約類型的選擇，不採取強制主義，只要不違反法律的禁止性規定和公序良俗，當事人可以充分行使對契約類型的選擇權。
法律對有名契約的規定，是順應了司法理性化的潮流。經過邏輯歸納和疏理的類型化契約，其名稱、性質、條款都已成型，當事人若選用之，對於提高司法機關的辦案品質和效力、降低辦案成本頗為有利。就當事人而言，有名契約作為任意性規范，既提供了契約的範式，又能以資締約雙方疏未注意的事項，即使有名契約不盡心意時，締約雙方也可以特約排除其適用。
在未以特約排除有名契約時，則制定法中有關該契約的條款可直接適用於締約者之間，使條款缺漏的契約仍可得以成立並履行。
無名契約的出現，如羅馬法學家所說，是「實際生活中存在的交易形式遠遠多於人們能夠用語言為之命名」的結果。法律容納無名契約，一方面為市場中千變萬化的各種交易形式提供了創設契約的自由空間；另一方面，也使在制定法中「師出無名」的契約獲得與有名契約同等的司法支撐，從而使契約法有限的條文得以調整包括有名契約和無名契約在內的所有的契約關系。
5、解約自由即於締約後，當事人有依一方的意思表示依法解除契約的自由。解約自由是近代民法肯定個人利益的產物，是相對於古代法中嚴禁解約而言的。在古羅馬法，視債為「法鎖」，債務人不履行契約債務時，債權人有權拘押債務人人身，故契約締結後不得任意解除。在近代法中，因貫徹契約自由原則，遂產生兩種解約方式。一是雙方合意解約，即在已締約的當事人之間以「解除契約」來消滅已締結的前一個契約，這種合意解約方式，已被各國契約法普遍肯定。不過嚴格地說，合意解約是由「契約解除契約」，解約仍以合意為前提，故應屬於締約自由而不屬於解約自由的范疇。二是法律規定解約的原因，由一方當事人依其意思表示直接解除契約，亦即單方解約。由於單方解約的解約權由一方當事人選擇行使，故屬於解約自由的范疇。必須指明的是，解約與違約不同，合意解約自不容論，單方解約亦須有法律上規定的原因，當事人才生解約權。如無法律上規定的原因而單方解約的，則屬於違約行為，違約行為無疑是違法行為。
由於契約擔負保障交易的功能，各國基於對交易的穩定性層面和效益性層面的不同考慮，對法定解約原因選擇也不盡相同。例如中國《經濟合同法》僅規定發生不可抗力或履行遲延始產生單方解約權（第26條）.而在立法例上，各國一般還將履行不能、履行拒絕和不完全履行列為單方解約的法定事由。此外，還有將定金給付作為預先取得解約權的事由。相比之下，中國法過於偏重穩定性層面，這又與以往計劃經濟對契約的剛性要求有關，於現今提倡的市場經濟顯然不合。首先，解約自由是一項救濟性權利。例如在契約履行期限屆至前，若債務人有拒絕履約意思表示的，在「履行拒絕」構成解約原因時，債權人即可通過行使解約權獲得主動性救濟。但依中國《經濟合同法》，債權人在債務人履行拒絕時並無解約權，而只有在履行遲延，即「另一方在合同約定期限內沒有履行合同」（第26條第1款第3項）時，債權人方有解約權。假如一個原材料買賣契約，賣方表示毀約時買方無權解約，非要等到契約履行期屆滿時才能解約並再找新的賣方，作為買方的企業很可能要就此停產歇工。所以，現代國立法為了使人們有更多的抵禦市場風險的能力，有偏重於效益性層面而擴大解約自由的傾向。例如將情事變更列為單方解約的原因等。其次，解約自由作為法律層面的權利，當事人可以行使也可以放棄。而從商業層面上考察，行使解約權可使權利人避免有形利益的損失，而放棄解約權雖要承擔利益損失的風險，但信守契約可獲得屬於無形利益的信用。由此可見，解約權的行使與否，實是對有形利益和無形利益的選擇問題，對此最好讓當事人去選擇，任何法律的強制，都有悖於契約自由和市場經濟的基本價值。
6、選擇裁判自由所謂「裁」指仲裁：「判」指訴訟。選擇裁判自由是指契約當事人有選擇仲裁或訴訟解決契約爭議的自由。質言之，對於契約爭議，締約者有依約定排除法院司法管轄的權利。仲裁在性質上屬自力救濟，與公力救濟的訴訟相比，有程序簡便，仲裁人由雙方當事人選任，仲裁機構為民間團體等特點，而且大多按專業設置，如海事、貿易、勞動等，仲裁員也多為專業人士，通常易於為當事人所信賴。所以，選擇裁判自由已成為各國存約法的通例，中國的三部合同法也肯定了裁判自由。
根據選擇裁判自由，當事人選擇仲裁並服從由此產生的裁定，都是在「服從自己」，其間蘊涵著私法自治的理念。因此，根據私法自治，仲裁機構必須是依章程（即契約）設立的自律性民間機構，當事人對仲裁機構的選擇也意味著對其章程和經公未的仲裁規則的認可。所以，選擇仲裁也是締約的過程，它必須符合締約自由的要求，任何以行政命令或政府強制方式排除法院管轄的指定仲裁，與強制排除仲裁一樣，都是違背契約自由原則的內在價值的。契約意思自由除上述六項內容外，在涉外契約，還有「選擇法律的自由」，即對契約爭議，當事人有選擇所適用法律的自由（《民法通則》第154條）. 契約的形式，即是契約意思的載體，如對話、書面以及行為等。契約形式自由，就是賦予當事人選擇意思表示載體的自由。廢除契約的形式主義，倡導契約的形式自由，是契約自由原則不可或缺的要義。
1、從形式主義到倡導形式自由是契約法進步的表現將意思表示限定於固定的載體或要求契約訂立採用法定形式，是古代法的一個特徵。在中國，「契約」一詞的原義就是指灼刻在獸骨或龜甲上的合約，亦即當事人的合意只有灼刻於上時才被作為契約。為防止毀約，「契」被分為兩半，由雙方各執一半，履約時以半分之契合之，這一形式即為「合同」。可見，契約和合同在古代只是表示契約成立和履行的必要形式。不獨中國如此，在古代羅馬，法律同樣重形式輕意思，當事人若要締約，「訂約時必須履行一定的方式，也就是用法律規定的語言，做規定的動作，否則即使雙方完全合意，其協議也不受法律保護。」所以，古代法中法律保護的與其說是契約，還不如說是契約的形式更為准確些。古代法對契約採取嚴格的形式主義，其原因如義大利學者朱塞佩.格羅索在分析羅馬法時所指出的，同古代法中濃厚的宗教成分和法律訴訟中對形式的嚴格要求有關。
如從法律對經濟生活保障的功能上考慮，強調契約形式，對交易的安全性和穩定性頗為有利，但對於交易所要求的便捷和效率無疑是個妨礙。後期羅馬法為了突破形式主義的障礙，遂出現了要物契約和諾成契約的分類。在消費借貸、使用借貸、寄託、質押等要物契約，只要有交付物的行為，契約便可成立；在買賣、租賃、合夥、委託等諾成契約，只需有當事人的合意即發生債的效力。
羅馬法以精密的邏輯分類，在契約形式主義的樊籬上打開了一個缺口，使契約形式趨向多元化。但是，真正破除契約的形式主義，確立契約形式自由的理論基礎，則是人文主義哲學思想中的自由意志理論。這一理論認為，契約只不過是人的意志的外在行為，不論這種外在行為如何表現，每一項契約內含的無非是兩個意志，即：允諾和對允諾的接受。啟蒙時代的自然法學者則進一步解釋道，契約的存在，有些是以明確的言詞表述的，有些則是推測的，而「推測的表示有時是語言的結果，有時是沉默的結果；有時是行為的結果，有時是不行為的結果。一般說來，任何契約的推測表示法就是足以充分說明立約者意願的任何事物。」自由意志理論對於契約形式的啟示，在於將謀求交易的安全抑或交易便捷的選擇權賦予交易當事人自己，
不對當事人的意志作強行干預。承受這一理論的近代私法，於是就不再將契約看作是某種法定形式的完成過程，將契約的成立視為意思表示一致的「合意」的結果。為了使各種形式的合意均能發生相同的效力，近代契約法還以「要約-承諾」作為形而上的締約範式，契約不論以何種形式訂立，只要具備要約與承諾兩個構成要素，契約便可成立。目前，這一理論已被各國契約法所廣泛採納。
2、實行契約形式自由是市場國家契約法的共識雖然，實行市場經濟體制的各國由於政治、經濟背景的不同以及法律頒布年代的先後，對契約形式的干預存在著差異。如法國採取契約形式上的放任主義，德國採取要件主義，而英美法系則采兩者結合的折衷主義。但是，在總體上除法律特別規定的要式契約外，對大多數契約的形式，多不加限制，任由當事人自由選擇。《法國民法典》第1101條規定，只需基於合意契約即可成立，《德國民法典》雖採取要件主義，但仍明確將對話形式締結的口頭契約與其他形式的契約置於同等地位（第147條）.《日本民法》還允許以「交易上的習慣」作為契約的形式（第56條第2項）.在各國契約法中，可作為契約形式的經典性表述的，當推《美國統一商法典》第1—201條第3項的規定：「『協議』指當事人事實上達成的合意。此種合意可以根據當事人使用的語言得到證實，也可以根據其他客觀情況，包括本法規定的交易過程、行業慣例或履約過程，得到推定證實。」在國際貿易中，提倡契約形式自由也已成為共識。《聯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公約》第11條就規定：「銷售合同無須以書面訂立或以書面證明，在形式方面也不受其他條件的限制，銷售合同可以用包括人證在內的任何方式證明。」
從訴訟模式上分析，在採取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當事人主義訴訟制度中，契約採取書面形式還是口頭形式或其他默示形式，只是在證明契約關系是否存在的舉證上有難易之分，而不是契約本身存在著優劣的差別。最值一提的，是現代訴訟體制的完善和由受過法律訓練的專業人士擔任法官的事實，能在最大程度上保障各種交易的安全。誠如英國學者阿蒂亞指出的：「現在對於大多數法律行為不講方式的現象，使非法學家們對此感到驚奇。然而，固守某種方式恰正是原始的和不發達的法律制度的特徵，它反映了法院在沒有任何方式的框框或其他清規戒律的情況下是否能夠查清案件真情的能力缺乏信心。在最現代的各種法律體制中，很少強調表面的形式，更多地強調事情的實質。至少在英國是這樣。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相信法院即使在最復雜的情況下也能發現事情的全部真情的能力而產生的。一旦對法院有了這種-
信任，也就不那麼強調法律行為的方式要求了。」
3、計劃經濟的幽靈回盪：中國合同法的書面主義原則與市場國家的立法例比較，中國的契約法似乎有著突出的「不發達法律制度」的特徵，幾乎所有的合同法和有關合同法規范都明確規定合同必須採取書面形式。 《經濟合同法》第3條規定：「經濟合同，除即時清結外，應當採取書面形式。」 《技術合同法》第9條也規定：「技術合同的訂立、變更和解除採用書面形式。」除已公布的經濟、技術、涉外三大合同法外，其他法律中涉及到的合同規范也同此轍。《勞動法》第19條規定：「勞動合同應當以書面形式訂立」；《著作權法實施條例》第32條規定：「同著作權人訂立合同或者取得許可使用其作品，應當採取書面形式，但是報社、雜志社刊登作品除外」；《城市房地產管理法》第40條規定：「房地產轉讓，應當簽訂書面轉讓合同」，等等。使人困惑的是，如果一個工人沒有與僱主締結書面合同而在工廠勞動的事實就不能證明勞動合同的存在？工人的報酬請求權就不能因此受法律保護？如此的話，《勞動法》究竟是保護勞工還是保護僱主？同樣，如果沒有書面合同，出版社出版作品的事實就不能說明出版合同的存在？買房人支付價款的收據和賣房人移交產權證書的事實就不能作為房屋買賣契約並據此進行產權變更登記？若從訴權角度看，「書面主義」完全是偏袒一方當事人的立法。例如在上述情況中，工人和著作權人因沒有一份紙上「合同」，他們應享的權利就變成了「義務勞動」；賣房人收了錢並交了房產證後不願簽一紙合同，買房人即使住進了所買的房屋也因無法登記過戶而成為「非所有人佔有」。不管立法者強調書面主義的原意是什麼，其結果就是如此地不公正。
中國合同法如此深地陷入「書面主義」誤區，可能與「合同」、「契約」這些在當今私法中表示合意的詞語，在漢語的原義中僅僅是表示合意的「形式」有關。但這似乎又不很說得通，因為在同樣使用這些漢字的日本、台灣民法中，這些詞卻擺脫了「形式」的纏繞。所以，若轉從體制上找原因的話，就不難發現：「書面主義」不折不扣地體現了計劃經濟體制的價值觀。首先在計劃經濟中，當事人簽訂的合同在表面上受合同法調整，但在實質上只是計劃指令的表現形式，對合同的承諾與其說是達成合意，還不如說是對計劃服從的保證。對計劃的保證則完全「應採取比較嚴格的形式，以加強合同紀律，保證國民經濟計劃的完成。」其次在政企不分的體制中，企業的上級主管部門為了便於對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進行監督、管理甚至干預，就需要通過書面載體了解合同的內容，若允許企業以書面以外形式訂立合同，就會增加主管機關了解的成本。最後在以往的訴訟中，採取的是職權主義訴訟模式，法院負有「全面地、客觀地收集和調查證據」的職責，故不強調合同的書面形式，就會加重法院收集和調查證據的負擔。
但是，在中國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後，支持書面主義的理由已不復存在，盡管計劃經濟作為一種體制不會在一夜之間煙消雲散，但法律不應擔當舊體制的「守護神」，而應更多地體現對市場經濟的價值關懷。此外，1991年新公布的《民事訴訟法》雖然還沒有完全體現當事人主義的訴訟模式，但至少將爭議時的舉證責任賦予了當事人自己。在中國經濟和政治體制發生了如此重大變化後，一些新公布的法律還要堅持書面主義，對合同形式強行進行干預，使人不能不感到憂慮。

⑷ 論合同法中合同自由原則與誠實信用原則(兩個原則結合起來論述)

合同自由原則與誠實信用原則的比較
作者： 高興江 發布時間： 2007-10-16 14:5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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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項原則的確立都是相對的，只要其賴以存在的社會經濟基礎沒有發生變化，它們便有生存與發展的空間。合同自由原則體現合同的本質，並在很大程度上有賴於商品經濟的發展，是合同法的一項最基本原則。誠信原則受到重視也是由其特性以及社會的需求所決定的。二者共同服務於市場經濟中商品自由流通與宏觀調控的需要，都是合同法的基本原則。合同自由原則信賴誠信原則獲得更充實的發展，誠信原則依賴合同自由原則獲得更廣泛的活動空間，二者不可替代，相輔相成，共同構成現代合同法的兩大支柱。
一、合同自由原則的確立、意義和要求

合同自由是指當事人依法享有締結合同、選擇相對人、決定合同內容以及在變更和解除合同、選擇合同補救方式、選擇合同方式等方面的自由。合同自由原則是合同法的最基本的原則。

合同自由原則最早起源於羅馬法，在東羅馬帝國優士丁尼編纂的《民法大全》中有關諾成契約的規定已基本包含了現代契約自由的思想。從十五世紀開始，資本主義生產關系逐漸形成，契約自由的觀念得到廣泛的傳播。亞當·斯密於1776年出版《國富論》一書，提倡徹底的自由經濟。正如我國台灣學者蘇明詩所指出的「每個人不分強弱、貧富，均得以自己的意思活動，而社會之利益，亦當與其成員之個人利益相一致，故自由競爭，成為社會之最好指導原理。」 因此，以亞當·斯密為代表的自由主義經濟思想為契約自由原則提供了經濟理論的根據。十八世紀至十九世紀，以黑格爾為代表的理性哲學提出，人生而平等自由，追求幸福和取得財產是個人不可剝奪的天賦人權，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意志自由。因此，尊重當事人的意思成為近代契約法的重要原則。 自原始積累以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得到了充分發展，並隨著國際貿易發展，世界市場得以建立。因此，契約自由的原則在各資本主義國家立法得以確認，成為近代西方合同法的精髓和核心，並被大陸法系國家奉為民法的三大原則之一。我國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合同自由原則有其存在的經濟基礎。我國合同法第4條規定，當事人依法享有自願訂立合同的權利，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非法干預。一般認為，該條即是對合同自由原則在我國合同法中的確立。

合同法中確認合同自由原則，乃是完善我國合同立法的重要步驟，對於保障改革開放、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具有重要意義。確認合同自由原則，是我國經濟體制改革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發展的客觀要求，是鞏固改革成果並保障改革開放順利進行的重要舉措，是發展市場經濟所必須採取的法律措施，是正確處理合同糾紛的重要條件。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我國指令性計劃適用范圍縮小，企業自主權擴大，當事人享有的合同自由也日益受到尊重。1993年我國立法機關修改原《經濟合同法》，其中一個重要目的就是要確認改革以來擴大當事人合同自由方面的成果。例如，修改後的《經濟合同法》將原《經濟合同法》涉及「計劃」的10個條文刪除了大部分，僅保留兩條「計劃」的規定。現頒行的《合同法》雖仍有「計劃」的影子，但減少了政府對合同關系的不必要干預。這顯然是擴大了合同當事人所享有的合同自由，也是改革和發展市場經濟所必需的。發展市場經濟前提是尊重市場主體所享有的合同自由，當事人所享有的合同自由越充分，市場主體的能動性和自主性就越強，交易就越活躍，市場也將隨之得到發展，社會財富也將因此而增長。所以合同自由是市場經濟條件下交易關系發展的基礎和必要條件，而以調整交易關系為主要內容的合同法當然應以此作為最基本的原則。

合同自由原則包括兩方面：一是確認當事人的合法的合意具有優先於法定的任意性規范適用的效力。正如有的學者所指出的，合同法限制合同法的強制性規范的同時，努力擴大了任意性規范。在一般情況下，有約定時則依約定，無約定時依法律規定。合同法條文中，有許多「當事人另有約定的除外」之條款，例如關於違約金和損害賠償，有約定的則適用約定，沒有約定時才適用法定的賠償責任。只要當事人的合意不違反法律法規的強制性規定以及公序良俗，合同法不應對其合意進行干預。二是尊重當事人在訂立合同、確定合同內容和形式、確定違約責任等方面的選擇自由。具體來講，合同自由原則的表現和具體要求可以歸納為如下幾點：

(一)在合同法的立法過程中，法律規范和法律制度應從商品交換關系的根本特點出發，結合我國經濟體制和經濟運行機制的要求，賦予合同關系主體以最大的自由。商品交換遵循的首要規律就是價值規律。這也是合同法應考慮的經濟規律。(二)除國家下達了指令性計劃外，當事人可以根據自己的意願自主地決定簽訂或不簽訂某個合同。任何單位和個人都不得干涉他的這種自由，包括企業的上級主管部門。不得違背當事人的意志，強迫當事人簽或不簽某一合同。自由自願原則的這一內容和要求，也反映在《合同法》第52條第1款的規定中，「一方以欺詐、脅迫的手段訂立的合同」無效。(三)在簽訂合同時，任何一方主體都有選擇對方當事人，與對方當事人共同決定合同的形式和具體內容等權力。(四)履行合同的過程中，在不違反國家指令性計劃的前提下，當事人雙方可以通過協商轉讓合同權利和義務、變更合同內容，或者解除合同。如《合同法》規定：「當事人協商一致，可以變更合同」，「當事人一方經對方同意，可以將自己在合同中的權利和義務一並轉讓給第三人」。諸如此類的規定都體現了當事人變更、轉讓和解除合同的自願原則。(五)在發生合同爭議或糾紛時，當事人有選擇解決爭議或糾紛方式的自由。發生爭議或糾紛後，當事人可以通過協商或調解解決，當事人不願協商、調解解決或者協商調解不成的，任何一方可根據合同規定的仲裁協議或事後達成的仲裁協議向合同仲裁機關申請仲裁，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在提起訴訟時，當事人還享有在不違反民事訴訟關於級別管轄和專屬管轄的規定的前提下，選擇管轄法律的自由。

二、誠信作用原則的確立、現實意義和具體要求

誠實信用原則是指當事人在從事活動時，應誠實守信，以善意的方式履行其義務，不得濫用權利及規避法律或合同規定的義務。在大陸法國家，它常常被稱為債法中的最高指導原則或「帝王規則」。

誠信原則最早起源於羅馬法，它被稱為「善意原則」。之後，大陸法國家的民法都先後確認了誠實信用原則。在我國，《民法通則》將誠信原則作為一項基本原則作出規定，我國《合同法》也將其作為一項基本原則予以確認。王澤鑒教授認為，誠實作用實際上被稱為帝王條款，君臨法域。誠實作用原則之所以被各國立法所為基本原則，是有其原因的。

首先，法律的不周延性為立法者所認識。立法史表明，以法律來涵蓋一切已經發生或將要發生的民事關系是難以做到的。有的學者因此指出，成文法制度中法律漏洞存在具有不可避免性，法律體系存在著違反立法計劃的不圓滿性狀態，其特點在於違反計劃性和不圓滿性。基於這種情況，只能用設立彈性條款的方法來克服法律的不周延性。通過對當事人提出誠實信用的要求，為當事人訂立非典型契約的活動以及以自己的協議變更法律的任意性規定的活動訂立一個范圍，以保證雙方當事人的利益，同時確保社會利益不致因當事人的協議受到損害。其次，各種矛盾的激化需要誠信原則作為緩沖器。進入20世紀後，各種社會沖突加劇導致社會利益的危機，法律由權利本位走向社會本位，與「誠實信用」所蘊涵的對他人利益的尊重不謀而合，從而法律獲得長足發展。德國法院依靠誠信原則解決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因經濟、通貨膨脹和貨幣貶值而產生的極其重要的經濟和社會問題，更是提高了誠信原則的地位。第三，衡平觀念與道德向法律的滲透。法律由嚴峻走向衡平，並吸收一定道德因素是法律進化中的普遍現象。誠信原則在大陸法系的確立，反映了觀念和道德向法律的滲透。法律僅是實現正義的工具，一旦與其目的不合便應進行調整。法律只是對人們的基本要求，僅此是難以維持一種理想的社會秩序的，必須以對人們提出更高道德要求作為補充，才能構成理想的交易秩序。

誠實信用原則具有降低交易費用、促進交易和維護交易安全的作用。我國合同法將其確認為基本原則，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第一，保持和弘揚傳統道德和商業道德。我國社會深受儒家思想影響，歷來崇尚誠實信用的道德倫理觀念，誠實信用成為人們的行為准則。「信者，言之實也(朱熹注)」。在我國商業習慣中，也歷來將誠實守信、童叟無欺作為重要的商業道德。我國合同法確認誠實信用原則，是對我國傳統道德及商業道德習慣在法律上的確認，對於弘揚道德觀念、規范交易活動，具有重要意義。第二，保障合同得到嚴守，維護社會交易秩序。合同法要求合同當事人在合同的訂立、履行、變更、解除的各個階段，甚至在合同關系終止以後，都應當嚴格依據誠信原則行使權利和履行義務。法律確認交易當事人在交易活動的每一個環節，都應該遵循誠信原則，才能使商業交易當事人既能遵循商業道德，又能嚴格守約和正確履約，從而形成交易關系的正常秩序。只有在交易當事人具有誠實守信的觀念時，合同才能得到嚴守。甚至在合同本身存在缺陷的情況下，當事人如果是誠實守信的商人也會努力消除合同的缺陷、誠實地履行合同。反之，即使合同規定得再完備，而交易當事人是非誠實守信的，合同也難以被嚴守。第三，原則的功能隨著交易的發展而不斷擴大，誠信原則不僅具有確定行為規則的作用，而且具有衡平利益沖突、為解釋法律和合同提供准則等作用。尤其是考慮到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社會經濟生活變化很快，許多法律規則已不符合現實的經濟情況，如果採納誠信原則，使法官依據誠信原則補充法律漏洞，也不失為完善法律的一條途徑。

在合同法中，誠信原則具體體現和要求是：

第一，合同訂立階段應遵循誠信原則。在合同訂立階段，盡管合同尚未成立，但合同當事人彼此間已具有訂約上的聯系，應依據誠實信用原則，負有忠實、誠實、保密、相互照顧和協力的附隨義務。任何一方都不得採用惡意談判、欺詐等手段牟取不正當利益，並致使他人損害，也不得透露和不正當地使用他人的商業秘密。依據誠信原則產生的訂約過程的附隨義務，隨著當事人之間聯系的不斷密切和發展，當事人一方不履行這些義務而給另一方造成信賴利益的損失，應當承擔締約過失責任。

第二，合同訂立後到至履行前應依循誠信原則。在合同訂立後，尚未履行以前，當事人雙方都應當遵守誠實信用原則，嚴守諾言，認真做好各種履約准備。如果一方有確切的證據證明另一方在履約前經營狀況嚴重惡化，或者存在著其他法定情況，可以依據法律的規定，暫時中止合同的履行，並要求對方提供履約擔保。但在行使中止權時應嚴格遵循誠實信用原則及法律規定的條件。

第三，合同的履行應依循誠信原則。在合同的履行中，當事人應當嚴格遵循誠實信用原則。根據合同的性質、目的及交易習慣履行通知、協助和保密的義務。遵守誠信原則，一方面要求當事人除了應履行法律和合同規定的義務以外，還應履行誠信原則所產生的各種義務。 另一方面，在法律和合同規定的義務內容不明確或者尚缺規定的情況下，當事人應依據誠信原則履行義務。

第四，合同終止以後應遵循保密和忠實的義務。在合同關系終止以後，盡管雙方當事人不再承擔義務，但也應依據誠實信用原則的要求，承擔某些必要的附隨義務如保密、忠實等義務。此種義務在學術上稱為依據誠實信用原則所產生的後契約義務。因一方違反這種義務給另一方造成損害的，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第五，合同的解釋應遵循誠信原則，在實踐中，當事人在訂立合同時所使用的文字詞句可能有所不當，未能將其真實意思表達清楚，或合同未能明確各自的權利義務關系，使合同難以正確履行，從而發生糾紛。此時，法院或仲裁機構應依據誠實信用原則，考慮各種因素(如合同的性質和目的，合同簽訂地的習慣等)以探求當事人的真實意思，並正確地解釋合同，從而判明是非，確定責任。此外，在合同發生爭議以後，當事人雙方都應當依據誠實信用原則，妥善地處理爭議，避免給對方造成不應有的損失。無論是實行替代性購買還是替代性銷售，都應依據誠信原則進行，不得高價購買、低價變賣，損害另一方的利益。

誠信原則由於其極大的伸縮性而具有廣泛的適應性，但它並不是萬能鑰匙，不是任何時候都可以援引它。孟德斯鳩曾指出，一切權利如果不加以限制，都有濫用的可能。因此，為防止誠信原則的濫用，必須對適用加以限制。比如對某一案件，法律有規定，但依法律規定所得結果與適用誠信原則所得結果正好相反，亦應依法律的規定而不能適用誠信原則，其理由是為維護法律的權威，禁止對現行法律的修正，防止誠信原則的濫用。

三、合同自由原則與誠實信用原則相輔相成

我國合同法所確定的合同自由是一種相對的自由，而非絕對的自由。為了保障市場經濟有秩序地發展，國家有必要對市場經濟實行宏觀調控和正當干預。為此，應對合同自由做出必要限制：

對合同自由的限制是社會經濟發展的客觀要求。現代各國對合同自由原則的限制是其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正如我國台灣學者王澤鑒所說的「契約自由應受限制，系事理之當然。在某種意義上，一部契約自由的歷史，是契約如何受到限制，經由醇化，而促進實踐契約正義的記錄」 。因此，這種對合同自由進行限制的目的，並非從根本上否定或取消合同自由，而是為了消除這一原則的缺陷，使其更好地適應發展了的社會經濟生活的需要。而將誠實信用原則引入合同法，就可以根據各種具體情況靈活闡釋「自由」的具體形式，只是消除了自由的絕對性，避免了一方自由的濫用對創議自由的跟蹤，使自由與平等、公正有機結合起來，從而使合同自由注重形式上的平等自由轉向注重實質上的平等自由，使自由更加真實，使合同自由原則具有更強的生命力。

一般認為，誠信原則具有三項功能：第一，指導當事人行使權利、履行義務。如我國《民法通則》第4條款規定，凡一切民事主體，從事民事活動，均應遵循誠實信用原則。第二，解釋、評價和補充法律行為，如德國民法第157條規定，契約之解釋應斟酌交易上的習慣，按誠實信用原則為之。第三，解釋和補充法律，即對於法律上的明顯缺陷和不足，應按誠實信用原則進行修正和補充。誠實信用原則的功能表明，其發揮作用要信賴其業以存在的法律行為和法律。誠實信用原則作為一般條款，其內涵和外延具有不確定性，只能針對特定情形進行利益衡量，或對規定不明的予以解釋，或對有漏洞的予以補充，或對某一具體義務加以擴張以滿足雙方當事人的利益需要。比如在合同關系中，由於一方違約而致損害發生，另一方當事人在能夠控制損害的發生的情況下，就合同本身而論，他沒有任何義務去採取措施，但根據誠實信用原則，他應當盡可能減少損害的發生，否則不能就擴大損失要求賠償，這就是基於誠信原則而對其所負的合同義務的擴張。因此，單純的誠信原則並不能創設合同的全部義務或消滅合同的全部權利，只是起解釋和補充法律與法律行為的作用，因此它不能取代合同自由原則在合同法中的地位。

參考文獻：

1、《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

2、王利明、崔建遠主編，全國高等教育自學考試教材《合同法》

3、中國政法大學李春霖《我國合同法的基本原則》

4、武漢大學張素華《誠實《短缺堅契約自由原則的限制》

5、王利明著《合同法研究》

（作者單位：山東省東營市河口區人民法院）

⑸ 《合同法》的基本原則和作用

《合同法》是調整平等主體之間商品交換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它調整合同的訂立內、效力、履容行、變更和解除、終止、違約責任等合同關系。因此:

1)《合同法》強調主體平等、志願協商、等價有償的原則。這些原則是商品交換的基本原則,在合同法中得到最充分的體現。

2)《合同法》貫徹契約自由的原則。在合同法中,主要是通過任意性法律規范而不是強制性法律規范調整合同關系。

3)《合同法》從動態的角度為當事人提供財產關系的法律保護。合同法調整商品交換關系,即調整動態的財產流轉關系。

⑹ 契約自由的含義和基本內容是什麼

一、契約自由含義

1.法律難以評價純粹內心的意思，只有意思以一定載體表現出來，即有一定形式，能被人們把握和認定時，法律才能准確地評價。所以在任何社會，合同形式都不可或缺。」現在許多國家對合同形式採取了以不要式主義為原則，以要式主義為例外的立法模式。契約形式的選擇自由。締約當事人對契約的形式可以協商一致決定，法律不得強制當事人採用固定的契約形式。由此推之，法律上要實現這一目的，得規定兩方面的內容：契約以不要式為原則，當事人自由約定的契約形式受法律保護。原因在於，既然契約的成立以當事人意思表示一致為核心，契約自合意達成即成立，故強加形式於契約之上就是限制了當事人的意思自由。契約的意思自由和形式自由構築了羅馬法的契約自由原則。所謂契約形式，是合同當事人意思的載體，如對話、書面以及行為（這是否意味著對默示合同的承認呢，求教於方家。默示合同分兩種：法定和實施推斷默示合同，後者如乘客登上公共汽車的形為；問題是行為可以構成合同的形式嗎）等，（插入一個小問題的討論：交付、登記、批準是否應當視為合同的形式？有人認為是合同的形式，有人認為不是。合同形式指的是合同當事人意思的載體，而交付能否承載當事人雙方的權利義務內容呢，有待商榷。另外，合同內容體現雙方的 「合意」，而登記則是政府的干預，體現政府的意志。我國民法學說已正確地指出債權合同的形式與物權變動及物權公示的方式之間的本質差異，現行法中有關登記的規定應為物權變動或物權公示的形式。不動產合同應當為要式合同，否則物權變動公示之規范目的難以達成，但登記為不動產物權變動的方法，不宜同時作為不動產合同的形式，應以書面形式作為此類合同的法定形式。但是我國理論界和實踐中經常是將批准登記視為合同形式的，並且意思自治、當事人自由也並非是絕對的）其與當事人之合意為形式與內容的關系。契約形式自由，是指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契約採取什麼方式設立，完全依據當事人雙方的合意，政府不應該對此加以干預。

⑺ 契約自由是什麼意思

契約自由作為近現代契約法的基本原則，興起於19世紀。它之所以在19世紀得到了充分的發展，原因在於有著特定的歷史背景，即西方各國逐漸通過工業革命確立了市場經濟體制，為交易的自由進行提供了經濟基礎；代議制民主政體的建立為契約自由提供了政治上的保障；人文主義的哲學思想、自由主義的經濟理論和古典自然法學說為契約自由提供了理論基礎。契約自由作為私法自治的核心內容，包括締約自由、選擇契約相對人自由、確定契約內容自由和締約方式自由四個方面的內容，各國以不同的方式，不同程度地在法律中確立了契約自由原則。

⑻ 合同法的基本原則是指訂立和履行合同過程中必須信守的基本准則，也是各國合同法和司法過程中必須遵守的最

合同法的基本原則是合同法的主旨和根本准則，也是制定、解釋、執行和研究合同法的指導思想，合同法的基本原則的功能還在於：在合同約定不明或有漏洞時，可以依據合同法基本原則予以適當糾正，甚至可以以合同法的基本原則作為處理合同糾紛的依據。合同法的基本原則包括平等原則、自願原則、誠實信用原則、合法原則和鼓勵交易原則。
契約自由原則，又叫自願原則：
《合同法》第四條規定：「當事人依法享有自願訂立合同的權利，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非法干預。」自願原則是指當事人依法享有在締結合同、選擇交易夥伴、決定合同內容以及在變更和解除合同、選擇合同補救方式等方面的自由。合同自願原則是合同法的最基本的原則，是合同法律關系的本質體現。
確立合同自願原則是鼓勵交易、發展市場經濟的必然要求。合同關系越發達、越普遍，則意味著交易越活躍，市場經濟越具有活力，社會財富才能在不斷增長的交易中得到增長。然而，這一切都取決於合同當事人依法享有充分的合同自由。可以說，合同自願是市場經濟條件下交易關系發展的基礎和必備條件，而以調整交易關系為主要內容的合同法當然應以此為最基本的原則。
合同法確認合同自願原則不僅表現在明確了「當事人依法享有自願訂立合同的權利」，而且在法條表述中盡量限制合同法的強制性規范，努力擴大任意性規范。在一般情況下，有約定時依約定，無約定時才依法律規定，即當事人的約定要優先於法律的規定。例如《合同法》中許多條文規定「當事人另有約定的除外」。此外，《合同法》對合同自願原則的確認還表現在：
第一，在合同的訂立方面，《合同法》極大地減少甚至消除了有關合同法規和規章對當事人的訂約自由所施加的限制，允許當事人自由選擇訂約夥伴。
第二，在合同的效力認定方面，充分尊重了當事人享有的訂約自由，盡量減少了政府不必要的行政干預。《合同法》並未規定行政機關享有確認合同效力的權力，對行政機關監督檢查合同的權力也作出了嚴格限制，以防止政府機關隨意干涉合同當事人的合同自願。
第三，在合同內容的確立方面，充分尊重當事人的意志自由。《合同法》規定合同的內容由當事人約定，《合同法》雖然規定了合同所「一般包括」的條款，但這些條款都是示範性條款而非強行性條款，並不要求當事人所訂立的合同都必須具備這些內容，也沒有對適用於各類合同的必要條款作出統一規定，從而尊重了當事人在確立合同內容方面的自由。
第四，在合同的方式方面，《合同法》規定，除法律法規另有規定外，當事人訂立合同可以採取書面形式、口頭形式和其他形式。即使法律、行政法規規定當事人必須採取書面形式的合同，當事人未採取書面形式但一方已經履行主要義務，對方接受的，也認為合同成立。
第五，在合同解除方面，允許當事人在訂約時約定合同解除權，在合同生效後，如果出現了解除條件，允許享有解除權的一方通過行使約定解除權而解除合同。
第六，在違約責任方面，《合同法》充分尊重守約方在對方違約後所享有的選擇補救方式的自由，尤其是廢除了傳統的繼續履行原則，允許守約方選擇要求繼續履行、採取補救方式或者賠償損失等違約責任。當事人可以約定賠償損失額，也可以約定違約金條款。

⑼ 合同自由原則怎樣完善

合同自由指的是締約自由,選擇相對人自由,決定合同內容的自由,變更或解除合同版的自權由,選擇合同形式的自由等幾個方面.
合同自由原則是合同法中最重要、最基本、最核心的原則，其中核心內容為「約定優先原則」（當事人合意具有法律的效力）。
其他內容還包括（當事人享有訂立合同和確定合同內容等方面的內容）：
1、締結合同的自由
2、選擇相對人的自由
3、決定合同內容的自由
4、變更和解除合同的自由
5、選擇合同方式的自由
6、選擇補救方式的自由
7、選擇I裁判的自由等。

⑽ 合同法問題

新合同法中的合同自由原則

關鍵詞: 合同自由原則/確立/限制/重塑
內容提要: 合同自由原則是合同法的精神內核和實踐綱領。雖然伴隨著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高度發展,合同自由原則不斷受到限制,但並沒有動搖合同自由在現代合同法中的基本原則的地位；我國新合同法盡管對合同自由原則未加以明文規定,但從合同法的立法指導思想和整體內容來看卻始終貫徹了合同自由的精神和理念,而且,我國新合同法關於合同自由原則是規范化了的現代合同自由原則。

一、合同自由原則的產生及其在兩大法系的確立

合同自由原則的產生是和私有制社會商品經濟的出現有其內在的必然聯系的,而這一原則在兩大法系主要國家的確立則是私有制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商品經濟的客觀要求在民法上的反映。作為商品生產者社會的第一個世界性法律———羅馬法,已孕育了契約自由的萌芽。在優士丁尼《民法大全》有關諾成契約（Contractus Consensu） 的規定中已基本上包含了現代契約自由的思想。[1]在諾成契約中,當時並不注重契約的形式,而只注重當事人之間的合意,因為它決定著契約的成立和生效。事實上,這一觀念「孕育著一個嶄新的、極具生命力的契約法原理:契約的成立與否取決於當事人的意志,契約之債的效力來源於當事人的合意。這一原理被後世概括為契約法的一項基本原則———契約自由。」[2]盡管如此,由於歷史條件的限制,羅馬法並沒有真正形成完備的契約自由原則。

通說認為,合同自由原則在法律上的完備形式定位於18 —19 世紀,因為此時合同自由原則開始具備了其所需要的理論基礎。[3]一方面,從理性哲學的層面來分析,合同自由首先建立在美國《獨立宣言》和法國《人權宣言》所推崇的人權觀念之上。一切人生而平等,人們對財產、自由和生存有著不可否認的自然權利,社會應最大限度地承認個人的權利,應當承認人所具有的自由是與生俱來的。因此合同自由只不過是上述思想的一種特殊表現。為強調個人天賦權利與公共權力的抗衡,資產階級法學家特別強調公法與私法的區別,私法主體平等,權利義務設定自由而不受公法的干涉等。正是在這一資本主義制度下,合同自由才能實現,也才能作為一項基本的原則上升到法律的高度。而在封建專制制度下,身份性的法律本身就與契約平等的觀念水火不融,所以在古代羅馬時代,契約自由在很大程度上是作為羅馬法的一種理想而存在,因為要在皇帝和臣民、貴族與平民的等級社會中,真正實現合同自由,羅馬帝國就不會有斯巴達克斯的起義,羅馬法也就不會出現歷史的斷層,故封建專制制度不可能將合同自由作為普遍的法律原則。另一方面,從其經濟基礎的角度來探究,合同自由直接反映了自由經濟的要求。如果說,理性哲學的理論為合同自由原則的形成提供了精神指導的話,那麼自由經濟的理論則為合同自由原則的產生提供了最合適的土壤、最充分的條件。自由經濟的基本理念,即允許人們依照自己的意願交換相互的財產或服務。從法律的角度來看,即允許人們依照自己的意願訂立合同。在他們看來,以這種理念建立__起來的人們之間的相互關系,最為公平,於社會亦最為有利。同時,根據自由經濟理論,每個人在平等基礎上進行的競爭,既可以使個人利益得到滿足,又可以促進社會的繁榮。即是說,在依照自己的意願自由地追求個人利益的同時,客觀上也在不自覺地為社會服務。因此,自由經濟理論為合同自由原則提供了經濟理論的根據。

公允地說,上述理論對合同自由原則的形成的確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合同自由原則在近代合同法中成為一項基本原則,則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不斷發展的產物。自原始積累以來,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得到了充分的發展,勞動力成為自由交換的商品,各種產品無限制地進入市場進行流通,財富的證券化擴大了交易的范圍,國際貿易的發展和世界市場的建立也拓寬了契約自由的范圍。凡此種種,都為契約自由觀念提供了生長的土壤。[4]為此,大陸法系和英美法系各主要國家都相繼確立了合同自由原則。通說認為,合同自由最早作為一項基本原則確立於19 世紀初的法國民法典。但法國合同法問題研究專家尹田先生認為,在法國,合同自由原則的闡釋從來都是僅僅存在於法學理論之中,法國民法典對之並未予以明文規定,只是暗示性地規定了這一原則。如該民法典第6 條規定:「禁止以特別約定違反有關公共秩序和善良風俗的法律。」即是說,在不涉及公共秩序和善良風俗的前提下,當事人有權自願簽訂合同。該法典第1134 條規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對於締約當事人雙方具有相當於法律的效力。」將當事人的特別約定置於與來源於公共權力的法律同等的地位,賦予當事人的意志以強制力,顯而易見,該法典已確認了合同自由原則。事實也正是如此,在當時的法國,合同自由原則確是民法規范具體適用於法國商品經濟社會的准確表現,作為對合同關系有關法律准則的一種高度概括,合同自由原則包含了一種最為普遍適用的理論,是對各種具體的合同法律現象和問題所作的最科學的解釋,對於法國的司法實踐產生過極為重要的指導作用。在德國,1900 年德國民法典的實施標志著以意思自治和合同自由為中心的抽象的合同理論的最終完成。這一理論以意志自由為基礎,通過人類理性達到法的歷史與現實的融合,從而使私法自治的邏輯成為契約法的基本邏輯。德國民法典雖沒有像法國民法典那樣「暗示性」地規定合同自由原則,但卻處處體現出合同自由的底蘊。其總則編和債權編中的規定,大多數都是任意性的,而不是強制性的,這一事實又促使這種自由得到了強化。德國大多數學者都比較一致地認為,合同法一個最主要、最基本的原則就是合同自由原則。「契約自由在整個私法領域具有重要的核心作用。」[5]魏瑪憲法第152條第1 款也特別規定:「在經濟關系方面,依法實行契約自由原則。」在沒有法典化傳統的英美法系,雖然沒有像大陸法系國家一樣以法典明示、暗示契約自由,但自由權利為天賦人權,這不僅是政治權利,而且也表現為私法上的權利。尤其是19 世紀當亞當·斯密的自由放任經濟學和亨利·梅因的「從身份到契約」的法史觀奇妙地結合起來,加之受大陸法系概念法學的影響,從而營造出了英美法繫上的自由主義契約論。在這個契約論中,「任何人都有權和任何人締結他們所想要的契約,他們也有權選擇訂立合乎他們自身利益的任何條款。」[6]到了19 世紀晚期,法學家認為,契約自由是一種基本的自然權利,契約自由也是推動社會發展的一種主要工具,是永恆和絕對的,甚至於契約自由已被明確地包括在憲法保護的自由之中。美國最高法院在奧爾蓋耶訴路易斯安那州案中,首次宣布:契約自由是一種基本的憲法權利,憲法第14 條修正案所提到的「自由」包括了公民締結所有能夠成為適當的、必需的和必不可少的契約的權利。為此表達的契約自由原則支配了全部法律。因此,契約自由作為法律制度的出發點和歸宿,是19 世紀美國法的主要特徵。[7]合同自由原則在兩大法系各主要國家的相繼確立,標志著合同自由原則已成為近代西方合同法的核心和精髓。

二、合同自由原則的限制及其在現代合同法上的地位

按照傳統合同法學理論,合同自由原則一方面意味著當事人享有絕對的意思自由,另一方面還意味著當事人的意思自治具有不受其他法律法規限制的效力,合同自由原則主張完全的、絕對的自由。其實,強調合同自由原則. 並非法律的一切規則都可以被當事人所排斥。合同自由原則在法律上也從未被絕對化,即使在1804 年,當對意思表示的哲理上的論證被適用於法國民法典時,也不能不受到諸多限制。如前已述,該法典第6 條規定:「禁止以特別約定違反有關公共秩序和善良風俗的法律。」自由不可能毫無限制。任何人在獲得某種利益的同時,都有可能被強制接受某種義務。法律的目的不僅在於保障個人的自由,而且更重要的是保障個人利益和個人利益的協調、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的和諧。此外,合同自由原則還必然意味著確認符合法定條件的合意勢必產生法律上的拘束力。這就是合同自由的本質之所在。

著名法學家梁慧星先生將近代民法向現代民法轉變的理念歸結為形式正義向實質正義的轉變、個人本位向社會本位的轉變。這種轉變在合同法上反映得尤為典型。進入20 世紀以來,已發生了深刻變化的社會經濟生活條件,迫使20 世紀的立法者、學者、教授、法官等正視當事人之間經濟地位不平等的現實,拋棄形式正義觀念而__追求實質正義、兼顧個人本位實現社會本位。而對實質正義、社會本位的追求,必然要求對合同自由從立法和司法上進行必要的規制。在法國,「強制性」合同的大量出現,形式主義的悄然「復興」,附合合同理論的深刻影響,以及保護消費者利益立法運動的蓬勃發展,表明在法國現代社會中,合同自由已不再被刻板遵守,合同自由原則受到了嚴格限制。[8]在德國,合同自由原則從民法典頒布時起就受到了適當的限制:不得違背法律、不得違反善良風俗及不得違反誠信原則等。[9]在英國,該原則同樣也受到默示條款（如1979 年的貨物買賣法、1982 年和1994 年的貨物及服務提供法均規定一些合同必須包含某些默示條款,以便維護社會公正,保護消費者的權益） 、不公正條件（如1977 年的不公正合同條款法和1994 年的消費者合同不公正條款規則規定如果協議中存在不公正條款或免責條款,法律可以限制這些條款的效力） ,以及合同形式要求等限制。[10]在美國,眾所周知,合同法重述和美國統一商法典都是合同自由的產物,但二者都對合同自由進行了某種程度的限制。如第二次合同法重述第90 條規定:在一方當事人依賴對方當事人允諾的情況下,即使不存在合同,合同責任仍可以產生。美國統一商法典第2 —302 條規定,可以拒絕不合理或不公平的合同。[11]

英國法學教授、牛津大學聖約翰協會會員P·S·阿蒂亞在其《合同法概論》一書中指出:「自由放任主義學說作為一種政治力量已經黯然失色了,這標志著人們已不再用老眼光看待法律。合同法已不再被認為是一種消極的,其主要作用僅是執行當事人經選擇而達成的協議的一種工具。現在的趨勢是把合同看作達到公平的一種積極的工具。」[12]接著,他又深邃地分析道:「今天,人們一般認為:對契約自由的干預常常是無可非議的,即使從純粹的經濟理由上看,也是如此」,「對契約自由的合法干預並非是要破壞這種自由市場,而是要支持這種自由市場。當然,對契約自由的合法干涉,並不總是用來調整強者與弱者之間的平衡。例如,為各種經濟目的,如控制通貨膨脹而制定的立法現在並不罕見,這些立法對限制契約自由也起了很好的作用。」[13]有學者驚呼,對合同自由限制意味著合同自由的衰落。其實,對合同自由必要的限制並不是合同自由原則的衰落,而是對合同自由原則真實內涵的恢復和匡正。我們應清醒地認識到,在現代社會中,對合同自由的絕對放任,就會使合同自由背離其內核———實質正義,甚至對實質正義造成侵害；而對合同自由的過度干預,就有可能縮小私法自治的空間,侵害私人權利。因此,科學的態度是,一方面我們應承認私法自治和合同自由,另一方面又要防止權利濫用造成事實上的不公正。因此,對合同自由進行限制從根本上說只是為了彌補合同自由的不足,發揮合同自由之法律真義,當事人的意思表示仍然是合同成立必不可少的基本條件,是合同最根本、最富有活力的因素。進一步說來,意思自治不再像當初一樣,表現為當事人所當然享有的一種自願、獨立地創設權利和權力,而只是表現為一種由法律賦予的權力。法律在保障社會利益和公正的前提之下,確定了當事人行使這一權力的范圍和形式。當事人可以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以「自治的方式,掌握和運用自己的各種權利。」[14]更何況,20 世紀70 年代以來,西方發達國家出現的嚴重的經濟不景氣,使凱恩斯的國家干預主義重又陷入危機,新的經濟自由主義開始復興,合同自由原則再次得到了重視。正如經濟領域內各國逐漸奉行以市場經濟體制為主以國家干預為輔的政策一樣,各國又逐漸採用以合同自由為原則以法律限制為輔助的主張。眾所周知,由世界主要的法律及社會經濟制度之代表者組成的專家小組起草制定的《國際商事合同通則》第1. 1 條就明確規定:「當事人有權自由訂立合同並確定合同的內容」,該通則第3. 2 條又規定:「合同僅由雙方的協議訂立、修改或終止,除此之外別無其他要求。」代表大陸法系和英美法系權威學者經過充分的斟酌權衡之後所達成的共識的《歐洲合同法原則》第1 :102 條關於合同自由中也規定:（一） 當事人可以自由締結合同並決定其內容,但要符合誠實信用和公平交易,以及由本原則確立的強制性規則。（二） 當事人可以排除本原則的適用或者背離或變更其效力,除非本原則另有規定。合同法的立法實踐表明合同自由原則仍然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因此,對合同自由原則作出必要的適當的限制,並沒有動搖合同自由在現代合同法中的基本原則的地位。

三、我國新合同法關於合同自由原則規制的新思考

我國合同立法是否明確確立了合同自由原則,法學界歷來存在爭議。我國建立社會主義制度後,出於對經濟實行過多的干預和指令性計劃管理,從而在合同法律制度中,很長一段時間強調以計劃為基本原則,合同自由原則甚至被看作資產階級民法理論而橫加批判。改革開放後出台的經濟合同法第5 條規定:「訂立經濟合同,應當遵循平等互利、協商一致的原則。任何一方不得把自己的意志強加給對方。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非法干預。」客觀地說,這一規定某種程度上體現了合同當事人的「意思自治」、「自願」,這是歷史性的進步,但由於社會經濟條件的限制,該法不僅沒有明文規定合同自由原則,即使對自願原則也沒有明文表述,甚至還將遵守國家政策和計劃的要求作為經濟合同的一項基本原則,特別強調合同的__訂立、履行、變更、解除等許多方面都必須遵守國家計劃和國家政策,並鄭重確認凡違反國家計劃的合同為無效合同。1993 年修改經濟合同法時,盡管摒棄了一些計劃經濟的成份,但對該條文規定保留不動未加修改。倒是1986 年頒布的《民法通則》把自願原則明確規定為民法的一項基本原則。該法第4 條規定:「民法活動應當遵循自願、公平、等價有償、誠實信用的原則。」訂立合同是典型的民事活動,自然也應遵循這一原則。

在一定意義上,合同自由原則是合同法的靈魂,離開了合同自由,合同法也就難以成其為「合同法」。然而長期以來,由於經濟體制和意識形態等因素的影響,合同自由原則在我國一直沒有得到正確的認識和對待。在新合同法的起草過程中,法學界對合同法明確合同自由原則普遍持贊同態度,但未獲有關方面認可,以至於1999 年頒布的《合同法》很明顯是以《民法通則》的規定為基礎,直接從原《經濟合同法》第5 條規定的內容中引申出了合同自願原則。新《合同法》第4 條規定:「當事人依法享有自願訂立合同的權利,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非法干預。」由此,有學者認為:新合同法規定了契約自由的原則,並使其貫徹於整個法律,規定了較多的任意性規范。[15] 「自願原則（通說為合同自由原則） 是合同本質的體現」。[16] 「統一合同法拋棄了反映計劃經濟體制本質特徵的經濟合同概念,明文規定以保護當事人合法權益為立法目的,規定反映市場經濟本質特徵的合同自由原則、公平原則和誠實信用原則。不規定合同管理、合同管理機關和合同管理機關對合同的監督,不規定行政制裁措施,符合了市場經濟的本質特徵。」[17]也有的學者持相反觀點,認為,新合同法未能規定自由原則,而是照搬《民法通則》,將合同自由表述為「自願」,而且還將其適用范圍限定於合同訂立。似乎除合同訂立需要「自願」或「自由」外,合同的變更或解除就不需要「自願」或「自由」。[18]

認真研讀新合同法,我們以為,應系統地而不是零碎地,深入地而不是表面地,開放地而不是封閉地對新合同法合同自由原則進行思考。

（一） 合同自由與合同自願。一般說來,認為新合同法已明確規定了合同自由原則的,是將合同自願與合同自由劃等號的。從他們對合同自願的內涵的界定及本質的闡述上已清楚地說明了這一點。[19]誠然,合同自願原則源於合同自由原則,在其內涵上有交叉的情形。但二者還是有明顯地區別的。一方面,二者在內容上不可相互混淆。通說,合同自由可以歸納為締約自由、相對人自由、內容自由、方式自由及變更、解除或終止自由等五個方面；而從新合同法關於合同自願原則的規定來看,主要是指當事人訂立合同的自願,大體相當於當事人締約自由這一含義或再稍寬一些。另一方面,二者所體現的精神不可同日而語,合同自願原則是有計劃商品經濟條件下的產物,或殘留著計劃體制的思想影響和烙印,其目的和結果都是在承認市場機制必要性的同時,又對市場機制的適用范圍給予限制；而合同自由原則是市場經濟的必然要求和直接的法律反映,合同自由的原則和制度是保證市場運行的最基本條件。合同自由原則是市場經濟的法律原則,合同自願原則是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階段的法律原則,是折衷的、不徹底的合同自由,是合同自由原則在特定時期特定條件下的變態形式。[20]如前已述,我國建國以來特別是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之後,長期實行計劃經濟,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也只不過一、二十年時間。在整個社會中,私法自治、合同自由的觀念尚未完全確立。合同自由在社會經濟生活中不是過度,而是猶顯不足。現實迫切需要用立法的手段來鞏固改革成果,來強化合同自由的市場經濟法律觀念。我們的現狀既不象1804 年制定法國民法典時的法國,個人主義、私法自治的思想風靡一時；也不像1896 年德國民法典頒布時市場經濟和合同自由的觀念已深入人心。如果說在他們的法律中不明確規定「合同自由」,同樣意味著法律堅持了合同自由原則,那麼我們今天的情形卻完全不同,在我國逐步建立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過程中,迫切需要旗幟鮮明地在合同法中確立合同自由原則。然而令人十分遺憾的是,新合同法未能將法學界這一共識加以採納,而代之以合同自願原則,這不能不說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局限。如此說來,新合同法是否完全拋棄了合同自由原則呢？

（二） 合同自由原則仍然是新合同法的精神。從合同法的指導思想、起草過程和新合同法整體內容來看,始終貫徹了合同自由這一合同法的基本原則。其一、更新合同觀念,最大限度地擺脫了計劃原則的影響。新合同法結束了合同立法三足鼎立的局面,統一為民事合同,強調「本法所稱合同是平等主體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組織之間設立、變更、終止民事權利義務關系的協議」,從而為合同自由原則在合同法中的貫徹確立了前提條件。新合同法還重申,合同當事人一方不得將自己意志強加於另一方,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非法干預當事人訂立合同。這也就充分體現了合同自由原則。其二、健全了關於合同自由的一系列合同法律制度。第一、新合同法第一次在新中國合同立法中較為系統地規范了要約和承諾制度。當事人訂立合同必須採取要約和承諾方式,要約是希望和他人訂立合同的意思表示,承諾是受要約人同意要約的意思表示。一方面,這一締約制度中的「意思表示」本身已包含了當事人的自由意志,充分體現了私法自治、合__同自由原則；另一方面,要約和承諾所具有的嚴格的程序性,亦為合同自由原則在締約階段的實現提供了堅強有力的保障。第二、確立了合同當事人締約方式的自由。合同法第10 條的規定表明當事人訂立合同,可以是書面形式,也可以是口頭形式和其他形式。第三、明確了當事人確定合同內容的自由。合同法第12 條拋棄了經濟合同法中關於合同內容的具有強制性的「主要條款」制度,合同的內容由當事人約定,法律列舉的條款是合同一般包括的條款,欠缺某一條款並不一定導致合同的當然無效。第四、規定了履行中的合同自由。新合同法第60 條規定:「當事人應當按照約定全面履行自己的義務。」而並非按照法律的強制規定或計劃指令來履行。更為重要的是,新合同法在充分借鑒發達國家和地區成功的立法經驗和有益的判例學說之基礎上,於第64、65 條分別指出當事人還可以約定由債務人向第三人履行債務或約定由第三人向債權人履行債務。第五、肯定了當事人變更、轉讓、終止合同的自由。合同法第77 條明文規定:「當事人協商一致,可以變更合同。」合同法第80 —90 條還規定當事人可以依法自由轉讓合同。當事人雙方的合意不僅可以產生合同效力,也可以變更、轉讓合同效力,還可以協商一致解除合同效力。該法第93 條規定:「當事人協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當事人可以約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條件。解除合同的條件成就時,解除權人可以解除合同。」第六、擴張了合同責任制度中的合同自由。如當事人一方違約後,另一方可以自由選擇違約責任承擔的方式；在解決合同爭議時也可以任意選擇協商、調解、仲裁或訴訟中的任何一種解決方式。尤其重要是,當事人還可以自由放棄自己的救濟權。此外,新合同法中的合同自由原則還大量的體現在任意性規范的法律屬性中。新合同法從合同的成立、內容、效力到合同的履行、變更、轉讓、終止及合同責任等各個領域以及分則中買賣等各類合同,都廣泛規定了大量的「當事人另有約定除外」的條款和當事人有約定的「, 按照其約定」的條款,充分體現了當事人意思自治優先的原則。

（三） 我國新合同法關於合同自由原則是規范化了的合同自由原則。應當特別指出的是,我國正處在「從身份到契約」的發展階段,但我們所享有的契約自由卻與梅因得出這個論斷時的契約自由有極大差別,是受到規制的契約自由。[21] 合同自由原則的確立,賦予了商品生產者和經營者充分自主和意志自由,極大地激發了合同關系當事人的主動性、積極性和創造性,為民事主體個人能力之發揮拓展了廣闊的空間。但由於人性自身的脆弱和對私利的無限追求,特別是我國尚處在市場經濟體制建立和不斷完善的過程中,各種現代社會交易關系極其復雜,無論法律多麼周全、合同多麼嚴密,只要當事人心存惡意,總能找到規避的方法。嚴格意義上說,合同及其法律效力是當事人的合意與上升為法律的國家意志的有機統一,合同自由歷來就不是絕對的、無限制的自由。正因為如此,新合同法通過借鑒參酌,對合同自由原則加以必要的限制,以實現實質正義、社會公平。該法第5 —7 條規定,當事人應當遵循公平原則、誠實信用原則、公序良俗原則,並使之與合同自由原則並行不悖,相輔相成,共同構建了我國合同立法、執法、司法和守法所遵循的基本原則,從根本上為推動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全面健康發展提供了充分的法律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