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險社會與環境法

A. 王歡歡的學術成果

主要論文
1、《歐盟環境評價制度探析——以法律淵源為視角》，《北京林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年03期（獨著）；
2、《歐盟環境法的最新發展、不足與啟示》，《中國地質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年第02期（獨著）；
3、《論歐盟環境法的輔助性原則》，《法學評論》，2009年第05期（獨著）；
4、《歐盟環境法發展的歷程與趨勢》，《福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04期（第二作者）；
5、《風險社會的經濟分析》，《世界經濟文匯》，2009年04期（第二作者）；
6、《三江並流多種保護區重疊的法律對策》，《河海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9年02期（獨著）；
7、《改革開放30年中國環境資源法、環境資源法學與環境資源法學教育的發展》，《甘肅政法學院學報》，2009年03期（第二作者）；
8、《中國能源法的變革——迎接後京都時代》，《環境保護》，2009年1B期（獨著）；
9、《保護區重疊對貧困影響的法律分析》，《華東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年04期（獨著）；
10、《雲南三江並流重疊保護區間利益沖突的分析》，《生態經濟》，2008年12期（獨著）；
11、《論中國能源法的生態化》，《時代法學》，2008年05期（第二作者）；
12、《論加強環境法治文化的重要性和緊迫性》，《中國環境法治》，2007年卷（第二作者）；
13、《UNCCD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防沙治沙法比較研究》，《環境科學與技術》2007年09期（獨著）;
主要科研項目
1．參與蔡守秋教授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重大項目「環境法學基本范疇研究」
2．參與蔡守秋教授主持的中國海洋發展研究中心科研項目「我國濱海濕地保護的問題與對策研究」

B. 如何看待當代社會中由發達媒介所帶來的媒介變化

如今，德國社會學家貝克提出的「風險社會」理論已經得到了高度認同，根據貝克的觀點：現代風險的表現形式多種多樣，如環境和自然風險、經濟風險、社會風險、政治風險等等，它幾乎影響到人類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現代風險是隱形的，並且具有高度的不確定性和不可預測性。現代風險不是孤立的，它的影響將波及全社會，而且是以一種「平均化分布」的方式影響到社會中的所有成員，包括窮人和富人。而且，現代社會的風險一旦轉化為實際的災難，它的涉及面和影響程度都將大大高於傳統社會的災難。

現代社會風險的一大特點，是它疊加在「媒介化社會」的基礎上，以通俗的話表達：當代的社會風險，大多是由傳媒的信息傳播行為呈現出來的，因而是典型的「呈現性風險」，或者說「媒介化風險」，普通人感受到的不是實際的風險，而是被傳媒呈現後的風險，傳媒報道、披露的風險信息，是一般社會成員能切身感知到的風險的關鍵性源泉。如此，人們不得不關注一個頗為現實的問題：在擬態環境下，傳媒主動或被動引發「媒介化風險」的可能性，以及如何有效預防它們的出現。

一、擬態環境與傳媒的風險呈現

李普曼「擬態環境」理論中指出，我們每天接收到的信息越來越多，我們根據這些信息形成關於這個世界的看法，但我們的這些看法並不來自於直接經驗，而是來自於大眾傳播媒介給我們營造的擬態（虛假）環境，進而我們按照從這一擬態環境中獲得的信息，去理解與想像一個「現實」的世界。所謂的「擬態環境」，正是傳播媒介通過對象徵性事件或信息進行選擇和加工、重新加以結構化之後向人們提示的環境；然而，由於這種加工、選擇和結構化活動是在一般人看不見的地方(媒介內部)進行的，所以，通常人們意識不到這一點，而往往把「擬態環境」作為客觀環境本身來看待。[ ] 日本學者藤竹曉進一步發展了「擬態環境」概念：在擬態環境中，起初不具代表性和普遍性的觀念、價值、行為方式等，在經過大眾傳播後具有了重要性，而與「擬態環境」存在一定距離的真實世界，在大眾傳播的作用下越來越向「擬態環境」靠攏，並日漸形成「擬態環境」的特點。

傳媒天然是人類的信息傳播工具，這使得它們擁有了充當人們與外部世界溝通中介的先天優勢，在風險社會中，人們也很自然地把這項重要使命移交給傳媒：社會風險的「不確定性」加劇了社會成員對新聞信息的渴望與焦慮，因此，風險社會學賦予媒體在「對抗風險」、「揭露風險」、「具象化風險」方面的重要責任，風險議題有賴於傳媒的呈現，大眾傳播將有效提高風險情境的「社會能見度」，貝克也充分肯定了大眾傳媒在風險社會中積極的傳播功能：「對已經確定的風險的定義就像是一支魔棒,在一個對自身造成威脅的遲鈍的社會,它可以激活政治中心。從這個意義上說,公眾(大眾傳媒)對風險的揭示就成為流行的思想狹隘的『更多同樣的事』這一態度的解葯。」

風險社會的另一大特徵是其平等性。換言之，人人都有可能受到危機的影響。因此，在新的風險社會中，應建立起雙向溝通的「新合作風險治理」模式，在政府、企業、社區、非營利組織之間構築起共同治理風險的網路聯系和信任關系，建立起資源、信息交流與互補的平台。這樣才可能充分動員一切社會力量，共同應對未來可能發生的風險，在很大程度上，傳媒將是最可依賴的信息平台，作為政府與公眾中介的媒體，在突發事件的應對和管理中成為決定成敗的關鍵因素。

澳大利亞危機管理專家羅伯特·希斯將媒體在社會風險中可資發揮的作用概括為；

1．提供信息，指導公眾在不同的危機情境中行動；

2．增強公眾的危機意識；

3．危機發生時警示公眾；

4．為危機管理者提供信息，關注利益相關者的情緒，可以理解和分析較大的危機；

5．提供有關做什麼、去哪裡、聯系誰及採取什麼措施的信息，以控制並解決危機。[ ]

在當今社會，大量風險是由技術導致的，其重要特點之一，便是普通人無法通過感官直接感知，風險在表現為實際症狀之前一直籠罩在一種不真實的氛圍中，或者說，由於與這些技術有關的危險不是一種可視的存在，它們很難被人們認識為風險，風險社會中的公民很可能就是「瞎眼公民」。這種情形不僅發生在風險的潛伏階段，也可能發生在風險的初發階段，當公民、乃至政府尚未充分意識到風險的存在時，傳媒和記者就應該及時傳遞信息，呈現風險景象，提供風險預警，這在美國知名新聞記者約瑟夫·普利策那個著名比喻中可以得到充分印證，他說：「倘若一個國家是一條航行在大海上的船，新聞記者就是船頭的瞭望者，他要在一望無際的海面上觀察一切，審視海上的不測風雲和淺灘暗礁，及時發出警報。」

社會對傳媒在風險呈現方面的功能的合理預期，是藉助傳媒塑造社會的風險共識。傳媒關於風險共識的訴求在於，利用傳媒的影響力、充分的組織性，堅持風險分配正義及其責任框架，通過對話的方式，讓政府、風險利益涉及方、專家、社會公眾之間形成關於風險的共性認識，從而達成最大的關於可行性、合法性、合理性的政策形成。[ ]

二、「媒介化風險」的表現及危害

但是，在風險社會語境下，傳媒也可能成為已有風險的助推器和新風險的發動機。因為受眾對風險的認知和理解離不開傳媒，在現實的社會風險面前尤其如此。一旦傳媒在風險呈現過程中出現偏差，高度發達的現代信息技術很快就會將其全球傳播，由風險和災難所導致的恐懼感和不信任感將通過現代信息手段迅速傳播到全社會，引發社會的動盪不安。

「媒介化風險」的主要特點在於，傳媒因其社會信息溝通中介的特殊角色而發起了風險，這一點又突出地體現為兩個方面：一是傳媒本身無中生有地挑起風險，製造社會恐慌或混亂；二是傳媒在傳播既有社會風險過程中，有意識地擴大或縮小，使已有的風險無法准確反映，傳媒失去了預警的功能，轉而成為風險的參與製造者。前者是傳媒主動擔當了新的社會風險的「發動機」，後者則表現為傳媒充當了已有社會風險的「助推器」。

傳媒在已有的社會風險中充當「助推器」，教訓可謂層出不窮——

現階段，我國廣大民眾缺乏科學的風險意識，不能以科學的態度認識和應對風險事件的發生，這樣的社會心理背景，考驗著傳媒在風險傳播過程中的表現，「媒體誤讀」必然加重人們的焦慮與恐慌，使事實的風險與恐慌的社會心理相結合，最終加重風險的危害程度。例如在2003年「非典」時期，相當一部分地區的群眾對「非典」產生了不同程度的恐慌，心裡焦慮，流言四起，整個社會人心慌慌，而在2005年禽流感較為嚴重的時期，很多人拒絕吃雞，以至於談雞色變，在這些案例的背後，傳媒的推波助瀾作用是不可小視的。

傳媒對科學的誤讀，是傳媒解釋社會風險時出現偏差的一個重要原因。現代風險與科學技術的發展有著密切的聯系，許多風險是基於科學技術的變化而產生的，要求人們以高度科學的態度對待，而傳媒在報道科學問題時往往偏重於轟動性和影響力，卻忽視其完整性和平衡性，加之一些記者的科學素養本身也存在瑕疵，最終導致對風險議題的呈現常常出現偏差，對某一特定議題的報道在數量上多寡失當，在內容上也選擇不妥，而且傳媒的報道取向，也影響到它能否盡量完整地呈現與風險議題核心論述有關的諸多事實。由於這些因素的存在，傳媒對於特定社會風險事實的揭示往往帶有欺騙性，更加劇了人們的不安全感。

此外，風險的高度「不確定性」賦予了風險的高度爭議性，爭議的焦點契合了傳媒的價值判斷。觸及社會中樞神經的風險事件，事關受眾的切身利益，暗合了傳媒的新聞價值觀。現代社會中傳媒的企業化特徵，導致了在不能確定基本狀況的情況下，一些傳媒為謀取「眼球經濟」，故意誇大和歪曲風險的實際情況，形成所謂的「風險預言」，傳媒成為社會風險的建構者、「發動機」。

風險是對「常態社會」的破壞，是一種非常態，而這恰好是各種傳媒報道、傳播的興趣點所在，反常性是報道追逐的焦點之一，在商業利益、新聞競爭的背景下，一些傳媒不免要把風險作為炒作的對象，傾向於強調戲劇或例外的情況、意見不一致和沖突等，許多學者曾批判這種情形：都市生活類報紙充斥著庸俗新聞並將日常生活誇大甚至扭曲，而媒體與受眾沉醉於觀看的熱鬧而忽視問題的實質，必然喪失對問題的深層思考，2007年初個別報紙對「海南香蕉致癌」的連續報道以及導致的後果，就是這類行為的一個典型，學者研究後發現：其對廣州香蕉感染枯萎病（俗稱「蕉癌」）的報道並非憑空捏造，也不存在報道失實；然而，整個報道卻存在著煽情、誇張、失衡、不嚴謹等問題，從而在某種程度上誤導了消費者……煽情報道之所以會出現，則是為了強化報紙的賣點與看點，搶奪讀者的眼球，爭奪注意力資源，一言以蔽之，是為了片面追求市場效應與經濟效益。[ ]

實際上，簡單的兩分法並不足以囊括所有的「媒介化風險」，還有一些更深層面的因素牽制著傳媒：現代社會的各種資源與權力嵌入傳媒，導致了傳媒成為政治、經濟、文化等各種權力博弈的地方，是軟實力的角逐場所。真正的社會事實往往讓位於政治與經濟目的，傳媒對於風險不再簡單的再現，而是各種社會風險因為各方勢力的影響而被媒體隱藏，在隱藏狀態之下，社會風險實際上被加大了風險。

英國學者安東尼·吉登斯認為，隨著風險社會的到來，我們對社會中提供信息和解釋信息的符號系統和專家系統的依賴程度越來越深，如果這兩大系統出現問題，現代社會就有可能陷入高度緊張和突發性事件所帶來的混亂的風險之中，而傳媒是「提供信息和解釋信息的符號系統」的核心部分之一，一旦其在風險傳播中發生扭曲或誤讀，社會危害不難想見。

三、「媒介化風險」的有效預防

對於「媒介化風險」的有效預防，不能採取因噎廢食的態度，以犧牲傳媒的風險傳播功能為代價，相反，必須在有效強化傳媒的風險傳播職能、推進社會風險抗禦能力的前提下展開，是對其正面作用的進一步加強。

傳媒能否完整地呈現風險議題、有效地促進風險傳播以及深入地闡述公共政策議題，對於提高社會的風險抗禦能力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2006年，我國政府印發了《全民科學素質行動計劃綱要（2006―2010―2020年）》，明確指出「提高各類媒體對於公共衛生事件和重大自然災害等突發事件的反應能力，指導公眾以科學的行為和方式應對突發事件。」這為充分發揮傳媒的社會監測功能，完善社會利益協調和社會糾紛調處機制，建立健全社會預警體系和應急救援、社會動員機制，提高處置突發事件能力提供了政策規范，傳媒在風險傳播中的功能必須加強，顯然是其中的應有之義。

但是，傳媒作為風險傳播的主體之一，不能也無權僭越自身的角色規范，傳媒的責任是如實提供信息，呈現社會風險，促進社會的風險共識；而非炒作、扭曲或誤讀社會風險，製造社會恐慌或混亂。

傳媒在風險社會中正確發揮呈現功能，註定了它們必然是負責任的媒體。新聞媒介應負起正確引導公眾輿論並進而引導公眾參與政治的社會責任。首先，媒介應充分尊重公眾的意見，為公眾提供一個平等交流、討論的論壇，而不能壓制公眾的意見，甚至讓公眾發表和自己意見「假一致」的觀點。其次，媒介應以服務社會公共利益為目的，而不能為一些利益集團的私人目的服務或者為不正確的思想服務。再次，對嚴肅的社會問題媒介應以嚴肅、公正、客觀的態度去對待，而不能將其「娛樂化」，敗壞公眾對嚴肅社會問題的思考能力。[ ]落實到操作層面，對於任何不確定性的風險信息的傳播，傳媒只能止於客觀如實的報道，而不能取代專家系統來做任何的解釋甚至是判定，更不能任意煽情炒作風險，造成社會恐慌。另外，對潛在或現實的風險適時發出嚴重警示的同時，也要保持科學、理性的態度，盡量充分提供關於風險溝通與批判的信息，避免自身的「風險預言」引發社會恐慌。強化風險意識，面對不確定信息，有所為而有所不為，不僅是對新聞客觀性原則的忠實實踐，對於有效規避社會風險也有重大意義。

此外，作為預防「媒介化風險」的另一側面，也需要提高公民的傳媒素養，指導人們正確理解、建設性地享用大眾傳播資源。傳媒固然是人們主要的信息提供渠道，但它們並非社會風險的精確定義者，且傳媒的信息傳播行為有可能因為消息來源不正確或有偏見、解讀的失誤或偏差等而偏離現實的准確情形，因此傳媒的報道不能取代科學的分析和解釋，也不能替代人們的理性思考。科學、理性地看待傳媒在風險傳播中的作用，將有效降低人們面臨的風險，避免「媒介化風險」的不必要侵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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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風險社會

作者：[德] 烏爾里希·貝克

譯者：何博聞

豆瓣評分：8.1

出版社：譯林出版社

出版年份：2004-1

頁數：337

內容簡介：

簡介：

烏爾里希·貝克將後現代社會詮釋為風險社會，其主要特徵在於:人類面臨著威脅其生存的由社會所製造的風險。我們身處其中的社會充斥著組織化不負責任的態度,尤其是,風險的製造者以風險犧牲品為代價來保護自己的利益。作者認為西方的經濟制度、法律制度和政治制度不僅捲入了風險製造,而且參與了對風險真相的掩蓋。貝克力倡反思性現代化,其特點是既洞察到現代性中理性的困境,又試圖以理性的精神來治療這種困境。

作者簡介：

烏爾里希·貝克，(Ulrich Beck)，(1944—2015)，德國著名社會學家，生前為慕尼黑大學社會學教授，同時在倫敦政治經濟學院(LSE)和巴黎人文之家基金會(FMSH)任教。貝克是「風險社會」理論的主要提出者和奠基者，並與英國社會學家安東尼·吉登斯和斯科特·拉什共同提出了「第二現代性」的觀念，力圖在現代性與後現代性之間開辟出「第三條道路」。貝克的主要學術興趣在於現代社會的轉型，其專業領域涉及政治社會學、科學社會學、技術社會學和環境社會學，並提出了風險社會、第二現代性、自反性現代化、世界主義等若乾重要概念。其代表作有：《風險社會》(1986)《反毒物》(1991)《生態啟蒙》(1992)《風險時代的生態政治》(1994)《什麼是全球化？》(1997)《世界主義的觀點》(2004)《世界風險社會》(2007)。

D. 關於中國發展的論文

《中國傳統文化概論論文》

摘要：從中國傳統文化的起源古代社會至封建社會，講述她不同時期的文化特點，簡述她的發展歷程。從不同角度分析中國傳統文化的精華與糟粕，對其精華，我們要傳承，而對其陋習，我們則要加以改進，努力將中國的傳統文化發揚光大。
關鍵字：歷史悠久，有利有弊
中國傳統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她哺育著一代又一代華夏兒女，滋潤著我們的文化精神，造就了華夏民族淳樸善良的民風。她的神秘激發著我們一代又一代學子去探索，去求知，用我們善於發現美的眼光去揭開她的面紗。

E. 風險社會的吉登斯的理論

與貝克相比，吉登斯的風險社會理論有兩個鮮明特點。一個是前面提到的他對制度性風險的強調，另一個是他分析了風險社會對個人的日常生活的影響。在吉登斯看來，生活在高度現代性世界裡，便是生活在一種機遇與風險的世界中。這個世界的風險與現代制度發展的早期階段不同，是人為不確定性帶來的問題。這種不同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這種人為不確定性是啟蒙運動引發的發展所導致的，是「現代制度長期成熟的結果」，是人類對社會條件和自然干預的結果。他說，雖然在某些領域和生活方式中，現代性降低了總的風險性，但是同時也導入了一些以前所知甚少或全然無知的新的風險參量。這些參量包括後果嚴重的風險，它們來源於現代性社會體系的全球化特徵。在他看來，現代性的四個制度支柱在全球化的過程中都可能帶來後果嚴重的風險。比如，世界民族國家體系會帶來極權主義；世界資本主義經濟會產生經濟崩潰；國際勞動分工體系帶來了生態惡化；世界軍事秩序會誘發核大戰的爆發。二是其發生以及影響更加無法預測，「無法用舊的方法來解決這些問題，同時它們也不符合啟蒙運動開列的知識越多，控制越強的葯方」。三是其中的 「後果嚴重的風險」是全球性的，可以影響到全球幾乎每一個人，甚至人類整體的存在。當然，對於吉登斯來說，這些新風險的出現並不意味著現在的社會生活比以前的更為危險了，而是人們的自我保護意識增強了。
就當代世界來說，風險環境發生了兩個方面的變化：一是風險的客觀分配格局的變化；二是對風險的理解的變化。具體來說，前者包括：高強度意義上的風險的全球化，例如核戰爭的威脅；具有全球影響的突發性風險；人化環境或社會化自然帶來的風險，比如知識對物質環境的影響；影響無數人生活機會的制度化風險環境的發展，例如投資市場。後者包括：風險意識本身成為一種風險；風險意識的分布趨於均勻，許多風險被廣大公眾所了解變得熟視無睹。同時公眾也意識到專業知識具有局限性。 變化了的風險環境帶來了風險的個人化。一方面每個人的任何一種選擇都會產生風險，並且選擇的數量不斷增加，包括對自己的身體和後代(比如美容、試管嬰兒等技術的利用)都可以選擇；另一方面每個人所遇到的風險又因自己的選擇差別而不同。因此，對於個人來說，風險既是普遍的，也是獨特的。風險的個人化是對風險制度化的一種彌補，因為個人風險意識提高了，在風險面前會更加主動地採取自我保護的措施，並且積極參與改革現有的制度。風險意識是吉登斯等人所說的反思的現代性的核心。隨著個人、制度以及社會的反思性提高，簡單現代性也在向反思的現代性轉變。這種轉變反映在政治上就是從解放政治向生活政治的轉變。解放政治的目的是把個人和群體從其生活機遇的束縛中解放出來，包括了兩個主要因素。一是打破過去的枷鎖，二是力圖克服某些個人或群體對其他個人或群體的非法統治。解放政治是以階級為基礎的，關心的是減少或消滅剝削、不平等和壓迫，只關注正式的政治制度和體制，沒有把與生活有關的各種決策包括進去；另一方面，它只關注自主，忽視了相互依存和團結。生活政治是以個人為基礎的，關注的是個人的選擇和決策。如果解放政治是一種生活機遇的政治，那麼生活政治便是「生活方式的政治」，是認同的政治、選擇的政治、自我實現的政治。它不僅包括個人生活，還包括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它要解決的是「集體人面臨的挑戰」。盡管風險的個人化也意味著風險意識和風險認識水平的提高，但是個人在風險認知上遇到了雙重困境。第一個困境是：盡管個人的風險意識提高了，對許多風險的了解加深了，但是在某些後果嚴重風險面前常常反應過度，作出非理性的反應，盡管這些風險只是可能要發生的。典型的例子是人們的核恐懼以及對交通事故的習以為常，盡管後者發生的概率遠遠高於前者。吉登斯對此的解釋是，「高後果的風險具有一種獨特屬性。它們所包含的災難危險越多，我們對於所冒風險的任何真實經驗就越少，因為如果事情『出錯』的話，那就已經是太晚了。」第二個困境是：個人在風險判斷上越來越信任專家系統，但是專家系統本身也在風險的認知和解決上存在著內部爭議，權威性受到了質疑，因此個人應對風險的方式更加個人化。典型的是健康危險。比如吸煙曾被某些醫學專業部門提倡，認為可以令人放鬆。由於專家系統判斷的不統一，有些人對臨床醫生採取將信將疑的態度，只有在絕望的時候才去就醫，並且頑固地堅持自己的行為習慣。由於分析了風險對個人生活的影響，所以吉登斯的理論除了與貝克的理論同樣具有宏觀制度分析的特點外，比貝克的理論更加微觀細致，能直接推導出更多的具有操作性的政策措施，因此也受到了官方的重視。英國工黨在加世紀90年代重新執政後，就把吉登斯的理論作為其制訂政策的主要理論基礎。吉登斯被稱為英國首相布萊爾的思想導師，其理論構成「第三條道路」思潮的主要內容。

F. 如何看待環境污染問題

近年來我國環境染污越來越嚴重，環境問題不僅是一個技術問題，它實際上是一個社會問題，是由社會結構、社會過程和社會成員的行為模式導致的。將產生的垃圾填埋、焚燒，可以從技術上解決，但是根本上還是要減量。怎麼減量？這就要求人們的價值觀念、行為方式要轉變。要通過社會干預減少人們對環境的破壞，促進環境與社會之間的和諧。社會學通常把現代社會叫做「風險社會」或者「高風險社會」，這個高風險來自哪兒呢？東莞環保介紹近代工業革命之後，人們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大大提升，科學技術快速發展，人們認為通過科學技術的進步可以改造社會、改造自然、規避風險。現在，恰恰是人們這種自以為是的舉動造成了很大的風險。東莞環保專家提醒我們要使用科學技術，但不能盲目崇拜它。 環境問題實際上在很大程度上是個社會問題，需要通過加強社會建設、推動社會變革來促進環境問題的更好解決。那麼我們應當從哪裡入手呢？ 環境問題總是與一個特定社會的結構、特定社會的過程以及人們的行為模式密切相關。社會結構跟環境問題密切相關的一個方面，就是說如果我們發展的成果沒有實現全體成員共享，那麼就很難產生環境保護的共識。
政府推動環境保護有很多優勢，比如可以征稅，可以籌集資源、收集信息等，但是政府很難做到很細致、很個性化的處理。對市場來講，這種力量本身是以追逐利潤為目標的。雖然可以用市場機制提供一種刺激，引導人們行為的改變，特別是引導企業行為的改變，但是在市場體系不完善的情況下，它對環境破壞的因素更大。所以在政府和市場之外，其實可以有一種平衡，就是公眾參與形成的民間力量。有組織的、理性化的公眾參與，是對政府和市場作用的重要補充和促進。
從源頭上防治污染，除了加快轉變發展方式、調整經濟結構、推動產業優化升級之外，還需要在健全環境法規、加大執法力度上下功夫。目前，我國已建立起國家、省、市、縣四級環境執法體系，環境執法能力和水平正在不斷提高。必須構建覆蓋環保工作各個方面的門類齊全、功能完備、措施有力的環境法規標准體系，切實把環境保護納入法治化軌道，加強重點流域、區域、行業的執法監管，加強城市和重點工業污染源的執法監管，持續深入開展環保專項行動；必須通過實行最嚴格的環保制度，以完善 保護環境的各項法律法規為重點，嚴厲打擊環境違法行為，切實加大對污染者的處罰力度，決不允許環境違法者逍遙法外。

G. 如何治理霧霾等生態環境，現代社會是風險社會嗎

灰霾治理不僅僅是一個環保課題，而且是包括轉變發展方式、調整產業結構等在內的一項系統工程。當前，加強灰霾治理，改善城市空氣質量已經刻不容緩。推進灰霾治理，防治大氣污染，應在以下方面切實採取行動。
一 是探索實行「協同、綜合、聯動」的管理模式。實施多污染物協同控制，強化多污染源綜合管理，開展區域聯防聯控。緊密聯系周邊城市的環保部門，盡快建立統一 的聯防聯控機制、執法監管機制、環評會商機制、監測信息共享機制和預警應急機制，適應復合型大氣污染防治要求，統籌協調區域大氣污染防治。
二是加大工業污染防治力度。優化工業布局，加強工業煙塵、粉塵排放管理。有塵排放的企業嚴禁布置在城市主導風向上，對已有企業要逐步創造條件進行搬遷;暫時不能搬遷的，要強化排放總量管理，減少排放。
三 是深化機動車排氣污染治理。輕型汽油車尾氣檢測應一律執行簡易穩態工況法，停止使用怠速法。把在用機動車排氣污染環保檢驗作為機動車安全檢驗的前置必檢項 目，且按照國家規定的檢驗周期定期進行，對超過規定排放標準的，不予辦理簽章手續。規范機動車環保標志發放和管理，對無綠色環保標志的車輛，採取限制行駛 區域、行駛時間等交通管制措施。嚴格執行新車注冊登記國Ⅳ排放標准。推廣使用節能環保型汽車，加快老舊車及 「黃標車」淘汰進程。加大對公交車、貨運車和大賣場班車冒黑煙現象的整治力度，同時限制高污染、高耗能機動車的銷售和使用。加快推進油氣回收改造工作。
四 是強化揚塵污染防治。首先，對建築工地進行規范管理。所有建築工地要嚴格按照環評要求落實抑塵措施。有關部門要加大對建築工地的執法檢查力度，特別是在工 程土方開挖階段，應該加強監督檢查的力量，力爭使各施工單位文明施工、環保施工，在施工過程中加強對裸露土壤的覆蓋，減少揚塵產生。
其 次，城市建設要統一規劃，減少道路開挖、綠化帶重復建設的次數。在道路建設的設計階段，要由初次建設單位統一完成包括通信、電力、城市上下水、天然氣以及 國防等基礎建設工程，應該有超前意識，預留好相當數量的管道容量，避免「拉鏈路」的現象。同時，加強對佔道施工的審批管理，道路設施盡可能延長其使用時 間，減少道路揚塵。
第 三，加強城市綠化，增加植被覆蓋。增加草坪、樹木栽種面積，形成合理的喬、灌、草配置格局。要加強對閑置建設用地的管理和綠化工作，盡可能地減少土壤的裸 露面積。同時，所有新建小區要留有足夠的綠化率，老小區要進行環境整治，見地插綠。要種植能長期生長的四季長青樹木和灌木，盡量少種植草皮，以加大對空氣 中顆粒物的吸附。
第 四，建立健全建築垃圾管理制度。所有煤炭運輸、散裝建築垃圾、渣土車都要採用封閉運輸，對超載運輸和封蓋不嚴車輛，城管部門要進行嚴罰重管。加強對工地出 入口的監督管理，出入口一律要求硬化，並及時水洗車胎和沖刷帶出的黃泥，確保出入口清潔。提

給人改變未來的力量
河南駐馬店中公教育
高保潔水平。提高清掃機械化作業水平，在城市主幹道一律實行機 械化清掃，杜絕人工清掃。
五 是繼續落實秸稈污染防治工作。夏熟、秋熟期間，禁止露天焚燒秸稈。大力推廣秸稈機械化還田。積極推廣秸稈生物氣化(沼氣)、熱解氣化、固化成型及炭化等技 術。實施秸稈田頭收集制度。建議由各地農機局牽頭，負責夏熟、秋熟季節秸稈田頭收集工作，並統一管理秸稈資源，合理分配到各綜合利用項目。
六 是加強針對其他大氣污染源的防治。切實抓好餐飲服務業油煙污染防治工作。嚴格執行煙花爆竹銷售許可證制度。禁止將焚燒後能產生有毒有害煙塵和惡臭氣體的物 質作為燃料使用。逐步削減並最終淘汰製冷劑、發泡劑、滅火劑、溶劑、清洗劑、加工助劑、殺蟲劑、氣霧劑、膨脹劑等消耗臭氧層物質。全面推廣使用低揮發性有 機物含量溶劑，實施揮發性有機化合物含量限值管理。對城區下水道、排水溝進行整治，防止惡臭擾民。
七 是強化應急處置和信息公開工作。制定大氣污染預警與應急處置工作方案。在特殊污染天氣，由政府實施大氣應急管理措施，減少污染物排放。增加典型城市空氣監 測點位，及時發布監測數據。督促國控重點企業向全社會公開污染物排放監測信息。監測數據的及時公開，可以讓人民群眾及時、准確地了解到當地的空氣質量，切 實維護環境權益。同時，也為政府部門治理大氣污染提供了科學的依據和有效的監督手段。
八 是引導公眾參與，推行全民治理。減少排放人人有責。環保部門要做好宣傳、科普和引導工作，引導全社會提高環境意識，養成環保的生活習慣。同時，加強良性互 動，鼓勵全社會積極參與大氣污染防治。作為普通公眾，在監督生產環節的同時，更應腳踏實地，從自身做起，踐行低碳、環保的生活方式。
保護環境人人有責美國進口普衛欣天 貓有效防霧霾

H. 學習環境法有什麼比較好的讀物嗎

提這個題目簡直讓我等學渣自慚形穢！老師上課推薦的我都沒看完！推薦幾本我還有印象的，剩下的我回去翻翻筆記。
1.恐懼的規則（老師推薦），桑斯坦（好像還有譯成孫斯坦的）的文章，挺薄的一個小冊子。讀完可以對預防原則有一比較深入的思考。也可以對現下大熱的吵得不可開交的轉基因、核電站等問題有比較理性而獨特的思考。
2.氣候變化的正義（老師推薦），小波斯納的書，作為美國學者很多都是站在美國立場上說的，所以把我一個同學看的義憤填膺（我一臉懵逼）。但對於氣候變化、各方立場都可以有了解。
3.公平地對待未來人類 ，這么經典我竟然放在了第三位？果然我是想到哪兒寫到哪兒。
4.我們共同的未來，更經典，不解釋。
5.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 ，經濟學的著作。環境法不只要學法嘛，解決公地悲劇的一個思路。
6.地球的法則，我自己在圖書館看到的，輕松易讀（尤其是和上面的那些比起來），作者是個科學家還是工程師來著，對環境保護的一些看法值得學習。
還有幾部我沒看過的（說的跟上面的我都看過一樣），比如風險與理性、風險社會，還有和能源有關的比如石油戰爭，石油的終結等等，還有環境史的，比如破壞與破壞者。

I. 風險社會存在的問題

隨著人類活動頻率的增多、活動范圍的擴大，其決策和行動對自然和人類社會本身的影響力也大大增強，從而風險結構從自然風險佔主導逐漸演變成人為的不確定性佔主導；二是風險的「制度化」和「制度化」的風險。人類具有冒險的天性，但也有尋求安全的本能，而近代以來一系列制度的創建為這兩種矛盾的取向提供了實現的環境以及規范性的框架。與市場有關的諸多制度(典型的是股票市場)為冒險行為提供了激勵，而現代國家建立的各種制度則為人類的安全提供了保護。但是無論是冒險取向還是安全取向的制度，其自身帶來了另外一種風險，即運轉失靈的風險，從而使風險的「制度化」轉變成「制度化」風險。
近代以來的社會經濟變化塑造出現代風險的基本景觀：人類對社會生活和自然的干預范圍和深度擴大了，決策和行為成為風險的主要來源，人為風險超過自然風險成為風險結構的主導內容；藉助現代治理機制和各種治理手段，人類應對風險的能力提高了，但同時又面臨著治理帶來的新類型風險，即制度化風險(包括市場風險)和技術性風險。二者成為現代風險結構中的主要類型，具有潛在的全球性影響，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會產生全球性威脅；出現了可能性小但後果嚴重的風險，比如核泄漏。這類風險誘發了全球風險意識的形成，人類在應對風險上有了整體認同。
其他理解
究竟什麼是風險社會呢?不同的學者有不同的界定。我們可以歸納出三種理解方式：
現實主義
第一種是現實主義者，以勞(Lau) 的「新風險」理論為代表，認為風險社會的出現是由於出現了新的、影響更大的風險，如極權主義增長，種族歧視，貧富分化，民族性缺失等，以及某些局部的或突發的事件能導致或引發潛在的社會災難，比如核危機、金融危機等。

風險社會
文化意義
第二種理解是文化意義上，認為風險社會的出現體現了人類對風險認識的加深。比如凡・普里特威茨(Von Prittwitz) 的「災難悖論」理論 以及斯科特·拉什(Scott Lash) 等人提出的「風險文化」理論。普里特威茨認為，我們已經對技術發展的副作用，即其引起的災難有了新的認識。換句話說，我們在風險社會中認識到本來用來解決問題的手段反而引起了新的問題。拉什是從批判貝克等人的「風險社會」理論出發提出自己的看法的。他認為風險社會概念無法准確地描繪出我們當前面臨的景況，因為風險並不是有序排列，帶有明確的結構性和指向性的。更重要的是，風險作為一種心理認知的結果，在不同文化背景中有不同的解釋話語，不同群體對於風險的應對都有自己的理想圖景，因此風險在當代的突顯更是一種文化現象，而不是一種社會秩序。他認為，貝克和吉登斯仍然屬於制度主義者，他們將風險界定在一個由制度性的結構所支撐著的風險社會中。這個風險社會是規范有序的，而且還呈現出一種垂直結構，有一定的等級秩序，以自私自利的個人主義為基礎。與風險社會相反，風險文化是混亂無序的，呈現出一種橫向分布的無結構狀態，並且是以關注社會公共事務為基礎的。風險社會這一概念先假定在一個社會中有一個公眾關注的熱點和難點，並且通常把它稱之為社會的焦點，先假定有一個確定的、制度性的、規范的治理范圍，並且每一位單個的社會成員為了他們的實際利益需要有一個等級秩序。相反，風險文化並沒有假定一個確定的秩序，而是假定有一個需要通過自然調節的非確定性的無序狀態。風險文化依存於非制度性的和反制度性的社會狀態之中，其傳播不是依靠程序性的規則和規范，而是依靠其實質意義上的價值。在風險文化時代對社會成員的治理方式不是依靠法規條例，而是依靠一些帶有象徵意義的理念和信念，因為風險文化中的社會成員寧可要平等意義上的混亂和無序狀態，也不要等級森嚴的定式和秩序。風險文化中的不確定的准社會成員可能是一盤散沙式的集合體，並且他們是不太關心自身的實際利益的，他們只是對美好的生活抱有幻想和期望。
制度主義
第三種理解是制度主義的，以貝克、吉登斯等人為代表，他們是「風險社會」理論的首倡者和構建者。比較而言，他們對於風險的分析更為全面深刻，盡管依然帶有拉什所批評的用一種制度結構替代另一種制度結構來應對當代失去結構意義的風險的缺陷。貝克聲稱自己既不是「現實主義者」也不是「建構主義者」，而是「制度主義者」。制度最重要的東西是責任。對他來說，責任包含在簡單現代性的「保險原則」 中。在反思的現代性中，隨著對危險應負的責任陷入空間、時間和社會的不可預測性，保險原則不再能夠成立。1986年貝克在德國出版了《風險社會》一書，但反應平淡。直到1992年該書被馬克・里特(Mark Ritter)譯成英文後，「風險社會」作為―個概念和理論才被更多的西方學者以及公眾所接受。而吉登斯涵蓋豐富、內容全面的著作無疑在推廣這個理論的過程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他們兩人關於風險社會的論述具有高度的互補性。貝克更強調技術性風險(尤其在早期著作中)，而吉登斯側重於制度性風險；貝克的理論帶有明顯的生態主義色彩，而吉登斯的話語則側重於社會政治理論敘述。他們雖然都認為傳統社會與現代社會在風險結構和認知上存在著根本的區別，但並沒有簡單地停留在這種「二分法」上，而是對現代性進行了更詳細的區分。在他們看來，早期現代性(或簡單現代性)解決的是傳統社會的風險，但也產生了新的風險，並且這些風險的累積構成晚期現代性(或高級現代性、反思的現代性、激進的現代性等)的特徵。由於風險是―個時代的特徵和社會的特徵，所以才可以說出現了「風險社會」。
貝克認為，風險社會的概念指現代性一個階段。在這個階段，工業化社會道路上所產生的威脅開始佔主導地位。風險社會的概念在三個參照領域內帶來了劃時代的、系統性轉變。首先是現代工業社會與自然資源和文化資源之間的關系。在現代化完全確立後這些資源逐漸消失了；其次是社會與其自身所產生的、超越了社會對安全的理解范圍的威脅與問題之間的關系。人們一旦意識到這些威脅和問題的存在，就很可能動搖舊社會秩序的根本假設。第三，工業社會文化中的集體的或具體團體的意義之源(比如階級意識或進步信念) 正在枯竭、失去魅力。

J. 現代法學的最新目錄

[理論思考]
羅馬法中主觀誠信的產生、擴張及意義徐國棟
現代風險社會中危害性原則的角色定位王耀忠
馬克思與現代自然法思想的內在難題胡興建
唐律「十惡」一詞的佛教淵源張海峰
[部門法研究]
法定的債權移轉之下的保險代位權制度的困境與選擇黃麗娟 楊穎
論物權性強制性規范與債權合同的效力翟雲嶺 劉耀東
論勞動關系的建立時間張榮芳
公用事業公私合作合同的法律屬性與規制路徑鄧敏貞
行政許可後續監管體系中雙罰制引入問題研究 徐曉明
在「強制」與「合意」之間:我國訴訟調解制度的困境與出路 唐力
社會法的功能嬗變、代際更替和中國社會法的定位與建構 陳步雷
違法偵查行為的程序性制裁效果研究 李昌盛
[國際法與比較法論壇]
國際法院解決領土爭端中的關鍵日期問題張衛彬
論最密切聯系的司法原則化 劉想樹
論武裝沖突法中的區分原則 周江
《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履行的環境法解釋與方案選擇 郭冬梅
[評論]
順流而上還是急流勇退:我國事業單位人事關系法律定位的選擇何平
TRIPS協議第13條「三步檢驗法」對著作許可權制制度的影響 張曼
認真對待民事保護令 張平華
注意：每期雜志都有更新，僅供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