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對濟貧法或社會立法的看法

㈠ 英國社會保障法律制度具有哪些特點

英國社會保障法律制度有如下特點:
(一) 立法理念經歷了單純追求社會穩定到賦予公民權利的轉變
英國傳統的社會保障立法是迫於社會壓力，1601 年的《濟貧法》規定，政府為那些有能力勞動的人建立「貧民習藝所」，強迫他們從事繁重的體力勞動。1834 年修正後的《濟貧法》
明確宣布「不得使接受救濟者的境遇在實際上或者表面上由於最底層的獨力勞動者」。
一些人認為，這實際上是「向世界宣告在英國，貧困是一種犯罪。」
隨著社會的發展，19 世紀末，人們對貧困與社會風險的認識有了根本轉變，貧困不再被認為是一種犯罪，不應完全由個人承擔，而是一種不幸，這種不幸很大程度上是財富分配不公正的結果，社會風險是工業社會的必然現象，必須通過社會保障制度予以調整，因此，應賦予每個公民社會保障權。《國民保險法》、《國民救助法》的頒布就意味著社會保障已經成為一種公民權利。
因此，可以這樣說，從傳統的社會救濟法到現代社會保障法是一種立法理念上的巨大飛躍。

( 二) 英國社會保障強調國家責任
英國 1946 年的《國民保險法》規定了公民可以享有的失業、生育、死亡、孤寡、退休等方面的保障權利和國家應該承擔的責任; 1948 年《國民救助法》的實施則確立了國家全面承擔起社會救助的責任。自此，英國社會保障的國家責任包括立法責任、財政責任、實施責任和管理監督責任等，成為英國社會保障法律制度的基本原則。
在住房福利方面，政府承擔了支出或者通過稅收減免的方式提供支持的責任，這兩種形式都體現了政府直接承擔責任。為了確保國家責任的切實履行，英國設立了社會保障部，統一管理社會保障事宜。

( 三) 英國社會保障的普適主義
社會保障的普適主義，即人人都有資格享受社會保障，體現了社會保障制度應有的公平性。
英國的社會保障是全民保障，其范圍包括所有英國國民。每一個英國公民從出生時就有一個社會保障號碼，當收入達到法律規定水平的時，就應交納國民保險費，凡英國公民不論是在城市，還是農村，也不論貧富貴賤，均可享受相應的社會保障權益，甚至居住在英國的外國人也可在繳納國民保險費後，享受某些社會保障的權益。

英國社會保障還具有全面性。英國的社會保障項目完善，被譽為「從搖籃到墳墓」的社會保障。當然，英國社會保障法律制度的高水平、廣覆蓋也加重了政府負擔、使社會保障缺乏效率，這也是英國對社會保障制度進行改革的動因之一。

以上為有關論述，僅供參考，希望對您有所幫助

㈡ 在再分配中國家應如何實現社會水平 政治題目

社會保障制度目標的選取是各國建立和完善社會保障制度必須要考慮的首要問題，而目標的選取與經濟理論的發展密切相關。本文從經濟思想史的角度，通過梳理社會保障再分配理論的演變歷程，分析其對社會保障政策實踐和目標選擇的影響。

19世紀前：完全否定社會救濟作用

19世紀以前，古典經濟學主張自由放任經濟，反對政府對經濟社會的任何干預，認為政府的介入使分配出現不合理現象。因此，他們反對進行收入再分配，不主張對窮人進行社會救濟，對英國1601年頒布的舊《濟貧法》持「完全否定」的態度。舊《濟貧法》是世界第一個社會保障立法，但受亞當?斯密「自由市場經濟」思想的影響，在17~18世紀沒有進展。

隨著大衛?李嘉圖「相對工資」理論以及工人地位的確立，19世紀開始，英國才開始對勞工問題進行了特別干預，先後頒布了《學徒工健康與道德法》、《工廠法》和《勞動工時法》。然而，國家干預仍沒有涉及到現代社會保障項目；1834年新《濟貧法》甚至還減輕了國家對貧困的救助力度，對貧困對象進行了限制，對接受救濟的條件做出了苛刻的規定。

英國雖是最早產生社會保障制度雛形的國家，但由於受到古典經濟學自由思潮的影響，追求效率而忽視公平，它最終未能成為世界上第一個建立現代社會保障制度的國家。

19～20世紀30年代：完全肯定社會保障再分配作用

19～20世紀30年代，理論界對社會保障再分配的認識發生了質變，由「完全否定」轉向「完全肯定」，國家開始正式提供社會保障措施，社會保障功能開始由濟貧擴展到調節階級矛盾和增進社會福利，社會保障目標直接或間接地定位於維護社會公平。

（一）倡導國家社會保險，緩和勞資矛盾

德國新歷史學派是第一個系統闡述社會保障思想的經濟學派，針對當時德國所面臨的勞資問題，不再反對國家出面干預社會經濟活動，倡導和主張由國家出面實施社會保險。他們主張實施社會保障政策的直接目的是為了緩和日益尖銳的勞資矛盾。但是，不可否認的是這些政策主張間接達到了保護勞動者、改善勞動者生存環境和增進勞動者福利的作用，達到了公平效果。1871年新歷史學派的政策主張被俾斯麥政府所接受，一方面，1878年頒布「社會黨鎮壓法」以壓制社會民主黨的革命運動；另一方面，用立法的形式，由國家強制提供社會保障，頒布一系列社會保險法。據此，德國真正建立起了社會保險體系，成為世界第一個建立現代社會保障制度的國家。

（二）實施社會保障，實現收入均等

福利經濟學的創始人庇古主張國家實行養老金制度和失業救助制度，通過社會保障政策的再分配功能實現收入均等，進而擴大一國的「經濟福利」，達到社會福利最大化的社會目標。因此，他主張：增加必要的貨幣補貼，改善勞動者的勞動條件，使勞動者患病、殘疾、失業和年老時能得到適當的物質幫助和社會服務；向高收入者徵收累進所得稅，向低收入勞動者增加失業補助和社會救濟，以實現收入的均等化，從而增加普遍的福利效果；實行普遍養老金制度，或按最低收入進行普遍補貼的制度，通過有效的收入轉移支付實現社會公平。舊福利經濟學的「收入均等化」思想為福利型社會保障制度的建立奠定了理論基石，並在英國得到了充分實踐。二戰後，英國開始重建福利制度，在《貝弗里奇報告》的基礎上，於1948年7月宣布建成世界首個面向全體公民的「福利國家」。

（三）主張「收入均等」，實現國民「普享福利」

瑞典學派在分配上，主張通過實施收入再分配政策實現「福利國家」。強調收入和財富分配均等化，認為國家應承擔起收入和財富分配的責任，理想的社會應當把福利普遍給予社會的成員，使人人得到幸福。瑞典學派不僅在理論上為全面建立福利國家奠定了基礎，而且在實踐中也得到了充分地應用。瑞典社會保障制度的設計理念完全體現了瑞典學派「自由社會民主主義」思想的精髓，建立了一套「從搖籃到墳墓」的「普享型」社會保障制度，成為當今世界「福利國家」的典範。人們從該制度中所得到的絕大多數保障同國家的收入或福利增長狀況相關，而與個人貢獻大小沒有太大的關系，國民「普享」是整個社會進步的成果。

20世紀30～70年代：部分肯定社會保障再分配作用

20世紀30～70年代，理論界對社會保障再分配的態度從「全面肯定」轉向「部分肯定」，分配觀點從「均等分配」轉向「有限分配」。從而使社會保障實踐走向「有限保障」的道路，社會保障目標兼顧公平和效率。

（一）社會保障補償變革損失

1939年前後形成的新福利經濟學與舊福利經濟學相比，進步意義在於，肯定市場機制的作用，反對政府對分配和生產的全面管制；其倒退則表現在對分配問題的忽視，認為分配問題涉及價值判斷，主張排除在福利經濟學的研究范圍以外。在新福利經濟學家看來，社會保障與其說是縮小貧富差距進行再分配的手段，不如說是補償社會變革所造成損失的措施。任何一項社會變革，使一部分人的短期福利遭遇損失是難免的，政府可以通過社會保障等轉移支付政策給予補償，使貧困者擺脫貧困。而由於自身因素造成的生活貧困，政府沒有責任出面給予解決，只能讓貧困者終生貧困。補償政策的合理性與公平性是由統治階級說了算，廣大民眾對此並沒有發言權。但是，倒退中仍有進步，他們向完全「均等」的收入分配觀點提出置疑，在社會保障領域引發了人們對再分配原則的思考。

（二）社會保障的「有限」再分配與「有限」保障

1929～1933年世界經濟大危機爆發後，凱恩斯的國家干預論應運而生。從生產角度，凱恩斯主義者提倡由政府出面安排社會保障制度，其目的是為了解決有效需求不足，實現充分就業。因此，他們所倡導的社會保障制度是一種強調個人責任，國家承擔有限責任的保障型模式。社會保障制度進行再分配的力度不大，僅僅是「有限」分配；其提供的保障水平不高，僅僅是「有限」保障。凱恩斯主義者的社會保障觀點在美國得到了充分的體現。眾所周知，美國是世界最發達的國家，最有經濟實力為國民提供普享福利，但是美國卻沒有全民的社會醫療保險，僅有為老人和殘疾者建立的醫療救助。美國社會保障制度強調公民自我保障意識，注重公民保障權利與義務的對等，政府只為人民提供了最低的、或最基本的生活保障。

（三）社會保障的「社會公平」和「社會自治」

20世紀30年代產生的社會市場經濟學派，主張由國家出面調整收入分配不合理現象，實現「公平分配」目標。德國社會保障制度充分體現了「社會市場經濟」思想。1948年艾哈德把「社會市場經濟」思想付諸實施，認為「社會市場經濟＝市場經濟＋總體調節＋社會保障」，社會保障制度有助於穩定勞資雙方的「社會夥伴關系」，解決企業僱主與雇員之間「社會公平」問題；有助於糾正競爭帶來的社會不公，解決富人和窮人之間的「社會安全」問題。因此，主張實施一系列社會保障措施。但是，社會保障體系不是以政府為主體，而是強調社會「自治」原則，國家主要通過法律手段對社會保障進行宏觀引導和管理。長期以來，德國社會保障預算性強，制度運行平穩，收支水平高而穩定。雖為保障型模式，但目前支出水平已超過英國福利型制度，充分體現了「社會安全」。然而，社會保障稅是德國的第一大稅種，70％的社會保障基金來源於僱主和雇員的繳款，體現了「社會公正」和「社會自治」。

20世紀70年代以後：再否定社會保障再分配作用

20世紀70年代 「滯脹」出現，新自由主義興盛起來。它們信賴市場機制的自發作用，反對國家干預經濟，認為社會保障制度破壞了市場機制的功能，嚴重影響了自由競爭的市場秩序，反對國家福利，主張社會保障的私有化、私營化和多元化。理論界對社會保障再分配的態度再次走向否定，社會保障制度又轉向追求效率目標。

（一）社會保障的「進入權利」和負所得稅方案

弗里德曼認為，每個人獲得社會保障的前提是擁有「進入的權利」，即通過勞動獲得食物、衣服、住房、醫療等福利。貧困者脫貧的唯一途徑就是通過勞動，只要擁有「進入的權利」，就擁有了政府提供的福利計劃，就會極大地減少貧困與匱乏。對於那些由於先天因素、疾病或者其它原因而無法掙得最低收入的人，弗里德曼認為應該給予直接援助，使他們無償地獲得食品、衣服、住處及醫療。但是，弗里德曼反對政府實施全面的一系列貧困計劃，主張用負所得稅逐步取代這些福利計劃，主張通過貨幣支付（取代實物支付）和收入狀況調查（取代生活狀況調查）來幫助窮人。認為負所得稅方案不僅確保每個人的最低收入，而且鼓勵收益人進行自助；它既尊重了窮人消費的自由選擇權，又大大減少了耗費。

（二）社會保障制度加重貧困造成「自願失業」

供給學派認為社會保障制度削減了個人儲蓄，抑制了人們工作的積極性，助長了貧困者對政府的依賴性。高替代率的失業保險金使失業成本較低，失業者「自願失業」，不積極尋找或不接受低報酬的工作；而工作成本較高（甚至高於僱主的成本），僱主不願長期雇傭工人，雙方「共同努力」提高了失業率。在他們看來，社會保障制度不僅不能減輕貧困，反而會加重和擴大貧困，並使貧困永久化。因此，主張大幅度削減社會福利開支，停辦不需要的社會保險和福利計劃，降低社會保障支付水平。嚴格制定社會保險稅的領取條件，限制津貼金額，使計劃的支付與收入相抵。政府只興辦救濟老年貧困、赤貧等必需的福利設施，停辦那些使中產階級受益的食品券、醫療補助等計劃，貧困家庭領取補助必須參與勞動，以免滋長窮人的依賴性。

（三）社會保障制度的非再分配性和非政府性

哈耶克堅決反對將收入再分配作為社會保險制度的目標，認為平等只能是機會平等，任何縮小貧富差距的分配主張，都是對個人自由的傷害。在一個富裕的社會，人們有充分的理由為貧困者提供社會救濟，然而貧困者卻無權要求分享較富裕者的財富。而且反對強制性社會保障，認為強制性社會保障違背了秩序的自由性和有損於個人自由、整齊劃一的標准，剝奪了個人在諸多問題上的選擇權，容易導致社會保障制度的自我膨脹和效率低下。同時認為，政府決不應當是唯一有能力提供社會福利的機構，在此領域不應當有壟斷，應當允許盡可能多的獨立個人或組織參與進來，家庭和自由競爭的市場是兩個最佳的福利提供渠道。

社會保障再分配政策走向

綜上所述，社會保障再分配理論及其政策實踐一直都在努力尋求社會公平與經濟效率的均衡點，力圖把公平與效率有機地結合起來。古典學派受經濟自由思潮的影響，側重於效率，政府對社會公平問題關注極少。由於對公平問題的忽略，19世紀社會矛盾日益尖銳、人民生活貧困問題凸現，理論導向開始傾向於公平，並為英國、瑞典等福利國家的建立和德國社會保障的高水平發展奠定了理論基石；此時，政府也開始關注社會公平問題，開始擔負起社會保障再分配的責任。

20世紀30年代以後，面對經濟危機，政府的首要任務是擺脫危機、解決經濟發展問題。此時，社會保障制度強調的是政府有限保障責任，政府對社會公平問題的考慮更多的是為了提高經濟效率，政策的再分配力度有限。隨著20世紀70年代「滯脹」現象的出現，經濟自由主義開始盛行，其認為政府對經濟的過多干預阻礙了經濟的正常發展，不利於經濟效率的提高。

在新自由主義思潮的影響下，許多國家開始對現行社會保障制度進行改革，改革朝著兩個方向進行：一是以智利為代表的社會保障制度私有化、私營化改革，財務制度由現收現付制轉向基金積累制，一些拉美國家紛紛效仿；二是以英國為代表的削減福利開支的改革。然而，社會保障制度改革的步伐並沒有到此終止，私有化、私營化的弊端日益突現，各國社會貧富差距越來越大，人們再度反思社會保障制度的目標，效率是否是最優選擇？公平與效率是否可有機地結合？更多國家的社會保障財務制度選擇了混合制，制度目標定位於兼顧公平與效率。可見，社會保障制度目標的選擇呈多樣性，但最終不能、也無法拋棄公平目標。

20世紀80年代，我國開始建立和發展社會保障制度，其初衷是出於經濟發展的需要，是作為經濟體制改革的配套措施出現的，為經濟體制改革的順利進行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隨著經濟突飛猛進，我國貧富差距越來越大，民眾對維護社會公平的呼籲越來越強烈，社會保障問題已成為政府和民眾關注的重大問題之一。「如何完善社會保障制度」、「社會保障制度的首要目標是公平還是效率」等問題迫切需要解決。社會保障制度是政府進行收入再分配的主要手段之一，而且實際國情也決定了我國社會保障制度目標的重點應定位在維持社會公平，應該在公平優先的基礎上兼顧效率。

參考文獻：

1.亞當?斯密．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上)[M]．商務印書館，1994

2.李嘉圖．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M]．商務印書館，1976

3.李珍．社會保障理論[Z]．中國勞動社會保障出版社，2001

4.傅殷才．新保守主義經濟學[M]．中國經濟出版社，1994

5.弗里德曼．弗里德曼文萃[C]．北京經濟學院出版社，1991

6.劉滌源，譚崇台．當代西方經濟學說[M]．武漢大學出版社，1999

7.弗里德利希?馮?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M]．三聯書店出版社，1997

㈢ 濟貧法的產生影響

濟貧法自 1601 年頒布至 1948 年廢除，歷經 300 多年的時間， 幾乎貫穿了英國自傳統農業國轉變為現代工業國的全過程。在這 300 年間，受英國社會環境變化的影響，濟貧法也是歷經修改。
通過對濟貧法從 1601 年「舊濟貧法」頒布到 1834 年「新濟貧法」的實 施這一過程的研究，來窺探英國社會的變化。
對濟貧法變革各階段的具體分析
1.舊濟貧法 1601 年，面對日益嚴重的貧困問題，伊麗莎白一世在前人有關 濟貧規定的基礎上，制定並頒布了英國歷史第一部專門的濟貧法—— 《伊麗莎白濟貧法》 ，又稱「舊濟貧法」 。它規定以教區作為濟貧的基本單位，並將貧困者劃分為三類：一 類是無工作能力的老病殘障者；一類是失去依靠的兒童；最後一類是 有勞動能力者，對於這一類人不予救助，強制其做工自給。救濟資金 的來源則分為濟貧稅、自願捐款以及罰款三項。
作為舊濟貧法的補充，英國政府於 1662 年又頒布了住所法，它規 定：窮人只有在他的出生地才有可能得到救助，凡變更居住地的人， 只要新的居住地的濟貧稅管理人員認為其有可能成為救濟對象，便可 以將其驅逐出境，送其回到其法定住所所在地的教區。 舊濟貧法第一次將政府濟貧以法律的形式確定下來，使其成為政 府的日常工作之一；同時設置了濟貧稅，使得濟貧工作有了穩定的經 濟來源。這些對緩解貧困問題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我們也能看到， 此時的濟貧還多出於人道主義責任，只關注如何救濟本身，對於濟貧 的社會經濟影響則沒做考慮。這一點在住所法中表現得尤為明顯。另外，濟貧工作的具體操作程序也還沒有得到詳細規定，濟貧工作還很 不規范。
2.吉爾伯特法與斯皮納姆蘭法 1782 年，面對新出現的社會問題，英國政府又制訂了「吉爾伯 特法」 ，它規定：准許教區救濟壯健的貧民而不強迫其進入濟貧院， 還要求救貧稅管理人員為貧民在農場里找工作，如工資不夠維生，就 應該從濟貧稅里抽取補貼。這實際上肯定了後世福利上的一項重要原 則：最低生活保障原則。在實施上，吉爾伯特法承認地方的選擇權， 教區可以遵從這項法令，也可以堅持原來的法規。 1795 年，另一項較吉爾伯特法更為激進、濟貧更為寬松的斯皮納 姆蘭法開始實施。它規定：要根據小麥的價格高低來估計生活所必需 的最低限度收入。這實際上將最低生活保障原則進一步明確化了。
3.新濟貧法 1834 年，英國通過了「濟貧法修正案」 ，即「新濟貧法」 。它規 定：從 1835 年 7 月 1 日起一律停止對濟貧院外所有壯年男子的救濟，建 立由 3 個「合適的人」組成的「英格蘭和威爾士濟貧法委員會」 。同 時還規定了地方濟貧管理機構的職責和許可權。管理員不再是無薪棒的 義務工作者，而由納稅人選舉產生，領取工資。 它的頒布主要受以下因素的影響： A.原有濟貧法的問題日益突 出，如管理混亂問題、開支過大問題以及其帶來的其他道德問題。 B.自由主義者對原有濟貧法的批判，如對住所法限制勞動力自由流動 的批判，以及對斯皮納姆蘭法最低生活保障原則給工資規律帶來影響 的批判。 C.1832 年的英國議會改革，它讓中產階級有了選舉權，使得 政府逐漸成為新型資產階級的利益代表。 我們可以看到，新濟貧法實際上是對舊有濟貧法的一次重大變革 與修改，在救濟方式、救濟對象的確認以及具體的管理方面都做出了 巨大的變化。從舊濟貧法到吉爾伯特法、斯皮納姆蘭法，政府的救濟 在不斷的寬松，而新濟貧法則一反常態，使濟貧要求變得嚴厲起來。
濟貧法變革反映出的英國社會的變化
縱觀濟貧法變革的整個歷史過程，我們可以看到：濟貧管理工作 在逐步正式化、規范化，政府對濟貧的看法也不再只是局限於濟貧本 身，而是更多的關注到了濟貧方式給社會經濟帶來的影響。
英國社會 發生了以下方面的變化： 1.英國逐漸由一個封建君主國家轉變為一個資本主義性質的國 家。封建君主關注濟貧主要是出於社會穩定以及人道主義責任考慮， 與之相反，新興的資產階級則會更加關注其經濟影響。一項政策總是 掌權集團利益的表達，從舊有濟貧法的寬松到新濟貧法的嚴厲，反映 的就不僅是濟貧方式的簡單轉變，還反映了背後政治掌權者的更替。
2.人們對濟貧的認識由感性走向理性。在濟貧法初期，人們還只 是出於情感直覺的感受到應該對貧困予以救助，而到新濟貧法時期， 人們已經考慮如何將濟貧與經濟發展很好的協調起來。濟貧由一件出 於人道主義責任的善舉變為了一項與社會經濟緊密相連的重要活動。 人們的認識逐步理性化。
3.政府機構的組織化程度越來越高，管理越來越科學。由規定以 教區為基本單位後便不再過問到成立專門的委員會，並對各管理機構 的職責和許可權進行規定，對全國的濟貧工作進行系統的管理，英國政 府的管理活動在不斷的走向科學化，政府機構的設置也越來越完善 化。這也是英國政治近代化的重要體現。
濟貧法的變革反映出了英國在政治、經濟以及人們的思想觀念等 各方面的近代化過程。但我們也可以看到，這種近代化對於生活在社 會底層的窮困者而言似乎並不可喜。盡管社會在進步，國家的整體經 濟實力在增強，但國內的窮困人口卻是有增無減，下層人民的生活狀 況在不斷惡化。這應該引起我們的反思。

㈣ 12． 「無論是政治的立法或市民的立法，都只是表明和記載經濟關系的要求而已。」馬克思的這句話的含義是( )

首先，D和E肯定是錯誤的。先說D，法是國家用來統治的武器之一，肯定反映的是統治階級的意志；至於E，法調整的內容很多，比如說法律規定一對夫妻生一個孩子，不是經濟關系吧。其次，你要明白法律的就是統治階級用來規范和約束的產物，是有上層建築來決定的。馬克思的這句話說的也就是這個道理，「經濟關系」就是生產關系，「經濟關系的要求」就是生產關系的要求，生產關系就是經濟基礎，也就是我們常說的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法律是上層建築。所以，A不符合馬克思的這句話，決定法的是生產關系而不是生產力。而「統治階級的物質生活條件」也就是經濟基礎，B和c說的是同一個意思，都是對的

㈤ 濟貧法和德國的兩個制度區別是什麼

區別如下：
1601年的濟貧法共六個部分，其主要內容如下:
第一部分:對每一教區設立監督員作了規定，即:監督員每年由政府指派，按照教區的大小設置，除教會委員外，每一教區還有_2-4個主管人。監督員的職責是:
(1)凡父母無力撫養的兒童，如有需要，經兩個評判員的同意，可為兒童代謀工作。
(2)凡無生活來源的成人，令其從事工作，藉以獲得生活費用。
(3)每周向每個居民及有產業者徵收賦稅，將所得的總額作下列必需的用途:
I.收買大宗便宜薴麻、羊毛及其他必需用品，發給貧窮工人用;
Ⅱ.救濟一般跛足、無能者、盲人以及其他不能工作的人;
Ⅲ.安置貧兒，充當學徒;
IV．監督員每月至少集會一次，於年終作一辦公經過的報告;
第二部分:規定一教區之內，若無法負擔救濟本教區貧民費用時，評判員有權向其他教區課收賦稅，評判員如遇有不履行納稅的義務者，得將其拘禁於郡屬的監獄中。
第三部分:規定學徒制的立約事宜，同時規定了學徒期限:男子至24 歲，女子至21歲或結婚時為止。
第四部分:規定習藝所的設立事宜。
第五部分:規定法庭訴訟及反抗徵收賦稅事宜。
第六部分:規定撫養父母及子孫在法律上的責任事宜。
該法案確立了這樣的主導思想:以立法強制徵收濟貧稅;凡抗拒不繳者以違法處置並可拘禁於監獄;以習藝所為機構，收容並組織貧民生產、勞動;對身強力壯的貧民組織勞動;對青少年進行技術學習;政府指派管理人員。
這部立法表明當時的英國政府意識到了貧困和失業對社會秩序的威脅，認識到了必須由政府採取某種措施，來緩和這些社會矛盾。表明政府第一次正式承認在解決貧困問題上應盡的職責，自此，英國建立起初步的救濟行政制度與救濟工作方法。
雖然伊麗莎白《濟貧法》並不完善，但它畢竟是政府通過國家法律，對每一個人強制徵收濟貧稅來救濟貧民的第一次社會行動。它的立法與頒布實施有更深遠的社會意義:它意味著在經濟保障上，處於絕境的社會成員有權利向國家和比他更富有的鄰居伸出手來，請求幫助。在這個意義上，伊麗莎白《濟貧法》已經展示了未來社會保障的朦朧思路。
「雙元制」,是源於德國的一種職業培訓模式。所謂雙元，是指受訓者必須經過兩個場所的培訓。其中，一元是指職業學校，主要向學生傳授與職業有關的專業知識；另一元是企業或公共事業單位等校外實訓場所，主要讓學生在企業里接受職業技能方面的專業培訓。這種模式在德國的企業中應用很廣，近幾年也被中國的一些企業借鑒採用。
「『雙元制』技工培訓模式，是德國經濟騰飛的秘密武器。」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勞動經濟學院副教授吳江認為，德國的職業教育非常注重實際操作能力。企業和院校在其中既發揮不同作用又承擔不同責任，學生也扮演不同角色。
在德國「雙元制」模式中，受訓者通常具有「雙重身份」。他們首先與企業簽訂培訓協議成為「學徒」，並藉此申請入學學習，還可獲得實習工資；在職業學校，他們是「學生」，繼續接受義務教育。課程設置以實踐為導向，企業實習和在校理論學習的比例大約為7∶3。
「雙元制」模式不僅注重學生未來從業能力的提升，還特別強調其綜合職業能力的培養，使他們具備較強的社會適應性和市場競爭力。具體而言，企業實習主要讓德國學生更好掌握「怎麼做」。比如，學生在企業進行實踐操作技能培訓，使用的是企業生產設備和現代技術，利於克服學校實習設備可能陳舊等弊病，幫助學生熟悉企業生產過程和管理機制，養成遵守勞動紀律和安全規程的習慣。
這樣一來，學生一方面可以逐步學會處理實際問題的本領，全面掌握職業技能；另一方面，他們從一開始就和企業建立關系，在學習職業技能的同時，也可逐步學會如何融入團隊，怎樣與同事、與社會打交道。
以上就是濟貧法和德國的兩個制度的區別。

㈥ 資本主義社會中所實行的社會保障制度有什麼共同特徵

首先，需要糾正的是不能用「像中國每個朝代一樣都有人起來起義」來解釋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就會發生戰爭。中國的所有王朝的更替都是發生在封建主義社會內部的事情。
其次，我認為，資本主義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的可能性很大。

長期以來，我們在分析論證社會主義取代資本主義必然性所採取的方式時，往往只強調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的深化必然導致無產階級革命的發生，而忽略了當代資本主義的新變化對社會主義取代資本主義所採取方式的影響。這也難怪，因為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看來，暴力革命是無產階級推翻資產階級的統治，建立自己的政權並進而過渡到社會主義的基本規律。列寧又把這一形式看作唯一途徑，並對通過議會合法斗爭取得工人階級政權的理論和派別提出批判。而當代資本主義的新變化一方面昭示了社會主義取代資本主義的必然性，另一方面，也增強了資本主義以和平方式過渡到社會主義的可能性。本文擬從這一視角出發，對社會主義取代資本主義的實現途徑作進一步的探討。

一、當代資本主義所有制關系的新變化奠定了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和平過渡的物質基礎。

當代資本主義所有制關系的新變化主要體現在股份制經濟和國有制經濟的迅速發展並在國民經濟中占據支配地位。

股份制經濟的產生，不僅是企業制度的變化，而且孕育著生產關系的巨大變革。股份資本雖然保留了資本的私人性質，但卻創造了資本社會性的獨立存在形式。股票作為股份資本的表現形式屬於個人，股份公司作為法人財產卻屬於社會，股份資本作為集合資本也就成為社會資本。馬克思曾對股份公司給予高度評價，他指出，股份資本這種「本身建立在社會生產方式的基礎上並以生產資料和勞動力的社會集中為前提的資本，在這里直接取得了社會資本（即那些直接聯合起來的個人資本）的形式，而與私人資本相對立，並且它的企業也表現為社會企業，而與私人企業相對立。這是作為私人財產的資本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本身范圍內的揚棄。」「股份制度——它是在資本主義體系本身的基礎上對資本主義的私人產業的揚棄；它越是擴大，越是侵入新的生產部門，它就越會消滅私人產業，」它「應當被看作是由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轉化為聯合的生產方式的過渡形式」。[1]當代資本主義國家股份資本已佔企業總資本的80%左右，這表明，它的發展正在「消滅私人產業」，使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的「聯合的生產方式」過渡。二戰後，法人股東的迅速崛起使法人股份資本取代私人股份資本而成為股份公司財產的最大直接所有者。這進一步提高了資本的社會化程度，並進一步打破了私人資本的壟斷。近些年來，在西方迅速發展起來的職工股份制經濟，在本質上實現了勞動者與生產資料所有權的結合，改變了勞動與資本的對立。勞動者在企業里共同勞動，參與企業的民主化管理，參與企業資本的分紅，使職工的切身利益和企業的前途和命運緊密聯合在一起，增強了職工對企業的凝聚力，促進了勞動由僱傭勞動向自主勞動的轉化。
股份公司不僅促成了資本佔有的社會化，而且實現了資本管理的社會化，完成了資本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離。股份資本包含著雙重財產權：一是存在於股權形式上的資本最終所有權；二是存在於公司財產形式上的法人資本財產權。股份資本的這種二重存在形態，使股份公司的資本所有權和經營權的分離成為可能：資本家成為股票這種虛擬資本的所有者，現實資本的經營權掌握在經營者手裡了。資本家則「作為多餘的人從生產過程中消失了。」[2]不僅具有專門管理才能的職業經理人成為直接生產過程的決定性力量，而且，企業的民主化管理制度使普通職工也有機會親自參與企業的決策、監督和管理。這是培養造就全面發展的企業主人的必要途徑。
國有制經濟是資產階級國家直接掌握和運用的資本，它是國家經濟職能加強的重要表現，同時又為國家干預和調節經濟提供了重要的物質基礎。目前，發達國家的國有資本在國民經濟中約佔10%—20%，並控制著重要經濟部門。國有資本是一種高度社會化的資本，是對生產資料私有制的部分否定。從對生產資料的佔有權上來看，國家佔有生產資料從形式上否定了資產階級的私有權利，形成了社會直接佔有生產資料的所有制關系，為向社會主義國有制的和平過渡准備了直接的物質基礎。從國有企業的行為目標來看，國有制企業生產目的主要不是利潤最大化，而是為了保證社會再生產的順利進行，這使資本增殖的本性受到了限制，並越來越接近於社會主義生產是為了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生活需要的目的。從國有企業履行的社會職能來看，資本主義國有企業雖然沒有根本改變為整個壟斷資產階級服務的本質，但國有資本的運動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包括勞動者在內的整個社會成員的利益，如穩定物價、擴大就業、增加福利支出、完善社會保障、治理環境污染等。國有企業的利潤也不再歸任何個人無償佔有，而是上繳國庫，國家把這些利潤和通過超額累進稅等手段所獲得的收入再分配給競爭中的失敗者或用於公益事業，這更是對資本本性的限制和否定。從這一點意義上來說，資本主義國有企業和社會主義國有企業的任務已有某些共同之處，已部分具有公有制企業的屬性。
生產資料私有制和僱傭勞動制度是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基本特徵，是資本主義賴以存在的基礎。但股份制經濟和國家所有制經濟的發展，突破了資本主義私人佔有制的束縛，使資本占形式越來越向著公有制的方向靠近。職工直接佔有生產資料並參與企業管理，為勞動者成為企業真正的主人奠定了堅實的基礎。資本的這種不斷揚棄，一方面使資本主義的再發展獲得了新的推進因素，另一方面也增加了資本主義內部社會主義因素的生成和發展，並使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陣痛相應減小，而使和平過渡的可能性大大增加。
二、當代資本主義階級矛盾的緩和使無產階級採取暴力革命的手段推翻資產階級統治的可能性越來越小。
階級矛盾的緩和一方面來自於階級結構的變化和階級差別的縮小，另一方面來自於資本主義國家的社會福利和社會保障制度的實施。
戰後，由於第三次科技革命的迅速發展，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產業結構發生了大的調整。第一產業比重加速下降，第二產業比重逐漸縮小，第三產業比重迅速上升並超過第一、第二產業成為最大的產業。與此相適應，就業結構也發生了明顯變化：農業勞動力只佔勞動力總數的5—6%，在美國不足3%，傳統意義上的產業工人數量也大幅度下降，在多數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勞動力中的比重不足30%，而第三產業從業者占整個從業者的60%—70%。勞動者隊伍出現了知識化、白領化、多層次化的趨勢。其構成和內涵也不再是沒有任何生產資料、不得不靠出賣勞動力為生的純無產階級，取而代之的是以腦力勞動、白領階層為主體的新型工人階級。他們過著舒適的生活，並擁有相當數量的存款、股票和債券。盡管其數量有限，但畢竟擺脫了工人一無所有的界限，向有產者前進了一步。戰後，發達國家階級結構的一個重要變化是以知識分子為主的中間階層的迅速崛起並在整個社會中越來越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舊的中間階層主要包括獨立的農場主、工商服務業中的小業主、獨立的小手工業者、小商販等。他們往往不太穩定，總是在不斷地分化，但這並不代表其隊伍在縮小。隨著第三產業比重的擴大以及白領工人、金領工人比重的提高，構成了一個龐大的新中間階層，主要包括：科學家、工程師、管理人員、專業技術人員、教師、律師、醫生等等。他們擁有較高的知識水平，擁有一定的生產資料或股票，或者擁有一定的對生產資料的控制權和對勞動的監督權；他們在收入水平、消費模式、社會態度和意識形態等方面，都大大不同於傳統的工人階級。當代資本主義的發展，使得舊中間階層賴以生存的經濟基礎不斷縮小，人數不斷減少，但卻使新中間階層發展的經濟基礎擴大，人數不斷增多。目前，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新中間階層人數約佔了資本主義階級結構中的60%—70%，並且數量還在擴大。他們廣泛參與社會的經濟政治活動，並主導了整個社會的價值觀，對資本主義的穩定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隨著知識經濟的快速發展，智力資本作為一種新興資源在經濟發展中越來越超越傳統資本而起著關鍵性的作用和主導性的作用，從而決定了知識型的「白領工人」、「金領工人」等中間階層越來越成為企業生存、發展的關鍵，人們的收入水平和社會地位也越來越取決於自己對知識這種稀缺資源掌握的程度。這就使得傳統的生產關系的內涵發生了深刻的變化：生產資料所有制關系雖然仍是生產關系的基礎，但其地位相對下降了，而知識資本越來越成為影響人們在社會生產中的分配關系、交換關系、消費關系以及人們在生產中的社會地位的重要因素。在當今新科技革命飛速發展、知識經濟已見端倪的今天，國與國之間的競爭，企業與企業之間的競爭，歸根到底來源於人才的競爭、智力的競爭。這也促使資本主義越來越注重維護勞動者的權益，尊重勞動者的自主性、創造性，提高勞動者的經濟地位、社會地位，增加勞動者教育和培訓的投資力度。隨著知識經濟的快速發展，隨著工人收入水平和社會地位的提高，中間階層的擴大，階級結構變動性的加快，以及工人持股數量的增加和階級意識的淡漠，資產者與無產者的界限越來越模糊難辨，兩大階級差別迅速縮小。
階級矛盾的緩和還來自於當代資本主義國家實施的社會福利和社會保障制度。在資本主義初級階段，除了教會和民間互助組織外，基本上不存在社會福利和社會保障措施，無產階級處於貧困化狀態，社會也處於不穩定狀態。戰後，各主要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全面介入國民收入分配再分配領域，普遍建立了一整套覆蓋全社會的社會保障制度，社會福利從單純的「濟貧」變成了具有社會規模的公民應享的權利。在德國、瑞典等西、北歐國家中更是形成了「從搖籃到墳墓」的一整套社會福利制度。這些政策和制度的基本內容包括：社會保險制度、社會救濟制度、免費教育等等。除了社會福利政策的實施外，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還通過徵收高額累進稅、財產稅、遺產稅等措施來縮小貧富差距。社會福利制度化的實施，對於保障全社會特別是勞動人民的生活，縮小貧富差距和階級差別，緩解資產所有者與勞動者的不平等關系，維護安定的社會環境，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㈦ 對於馬爾薩斯這個觀點的理解

neo-Malthusianism
近代西方流行的一種主張用避孕方法來限制人口增長的馬爾薩斯主義者的人口理論。基本觀點與馬爾薩斯相同，認為人口增長有比生活資料增長得更快的趨勢，是永恆的規律。工人的失業和貧困是人口增長不可避免的結果。19世紀上半期，馬爾薩斯人口論的擁護者 F.普萊斯 、R.卡萊爾 、G.德萊斯代爾在信奉馬爾薩斯人口論基本觀點的同時，不贊成馬爾薩斯的禁慾主義的道德抑制，提倡用避孕方法來節育。這種理論後來被叫做新馬爾薩斯主義，也稱為普萊斯主義、卡萊爾主義、德萊斯代爾主義。新馬爾薩斯主義的缺陷不在於主張節制生育，而在於忽視社會生產方式對人口發展過程的決定性影響，掩蓋了西方社會人口問題的實質。

㈧ 福利經濟理論的否定社會救濟

英國是最早較大規模地由政府出面干預福利事業的國家之一。1601年頒布的《濟貧法》 (PoorLaw)以法律的 形式將救濟貧困由私人義務(宗教機構、同業行會)轉變為社會公共責任，並規定了救濟貧民的福利措施。這些措施實施以後，人們對《濟貧法》所規定的扶貧原則進行了認真思考，形成了否定社會救濟制度的福利經濟思想。這一時期，對社會救濟制度持否定態度的理論主要有：
英國資產階級經濟學家亞當·斯密(Adam Smith)把人類利己主義本性當作經濟研究的前提，把經濟現象看成具有利己主義本性的經濟人活動的結果。他認為，獨立的經濟個體追求的是個人利益，但由於市場經濟的作用，必然會導致普遍福利。因此，國家和政府無需對窮人和福利給予特別關注，福利救濟和社會保障只是私人的事。斯密實際上對當時流行的濟貧法進行了間接批評。
英國資產階級經濟學家馬爾薩斯(T.Malthus)認為貧困是私人問題而不是社會問題，貧困在本質上是一種個人對抗社會的失敗，貧困的主要責任在貧困者本身，是貧困人口過度增長的結果。因此，要消除貧困就必須抑制人口的增長。而濟貧院的救濟卻會使過剩的貧困人口繼續存在和繁殖，濟貧院給貧民提供工作會增加在業工人的失業。因此，濟貧院實行的各種救濟措施不僅毫無意義，而且反而會造成貧民的依賴心理。馬爾薩斯的理論否定了向貧民提供救濟的政策，為懲罰性的扶貧政策的實施提供了理論基礎。
英國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李嘉圖(D.Ricardo)以馬爾薩斯的「人口論」為依據，論述了工人的貧困問題。他認為，勞動市場上自由競爭的結果及工人人口自然率的變化，會使工資必然趨向於最低生活資料的價值。工人貧困是由於人口太多導致工資降低。李嘉圖實際上把工人的貧困歸罪於工人自身。「濟貧法……同立法者的善良願望相反，它不是改進窮人的狀況，而是同時惡化窮人和富人的狀況，不是使貧者富，而是使富者貧」[1]。
法國資產階級經濟學家薩伊(J.Say)認為，自由放任、自由調節、自由競爭能使個人得到最大的滿足，社會不可能產生全面的經濟危機和失業，所有希望工作的人都能得到工作，貧窮與懶惰有關，是一種自作自受。因此，失業和貧困是個人不努力的結果，它應由個人而不是由社會(經濟制度)負責。 綜上可見，這一時期的經濟學家們實際上認為，低工資來源於勞動的過度供給，失業是勞動力要素要價過高的結果，貧困則是由於這些力量相互作用的結果，工人階級自己應該學會控制其數量的增長，自己對自身的狀況負責。因此，這些建立在個人主義、功利主義基礎之上的福利經濟思想使社會對於貧困、失業的責任逐步讓位於社會對於貧困人的壓制。正因為如此，1843年英國通過了新「濟貧法」。該法案採用了更加嚴厲的法則，規定依靠救濟的人必須接受更加苛刻的條件。建立在否定社會保障功能思想基礎之上的社會福利制度的變遷，使貧困的失業者有待救濟的迫切性更加與新的「濟貧法」救濟的局限性產生著矛盾。這種矛盾不僅說明了當時的社會福利制度需要重新安排，而且說明了否定社會保障功能的思想不能適應工業化發展的要求。

㈨ 分析霧都孤兒里蒙克斯這個人物 50到100字 謝謝！！！

費金和塞克斯是邪惡、殘暴與欺詐的化身。讀者可曾注意到，費金（Fagin）這個人名的英文意思是指（教唆兒童犯罪的）教唆犯，由此便可見作者的用意。在《霧度孤兒》的序言里，狄更斯明確指出：「在我看來，照實際存在著的樣子來描寫這樣一群犯罪的人們，是十分有必要的；在他們的一切缺點和一切不幸之中描寫他們；在他們的生活的貧困之中描寫他們；如實地表現出他們在最污穢的生活之路上惴惴不安地潛行，最後，仍逃避不了被黑色的、怕人的絞刑架結束生命的命運。」所以，在作者筆下，不僅寫出了倫敦陰冷、潮濕、污穢、紊亂的街道——藏污納垢的場所，而且還以小奧利弗作為媒介，通過對於費金與賽克斯對其一次次的威逼利誘、棍棒相加的描述，刻畫出了他們凶惡的嘴臉、邪惡的心靈和墮落的人生。成千上萬像他們一樣的罪惡靈魂就潛伏在倫敦的各個角落，以他們的手段讓黑暗在整個社會里不斷地滋生與蔓延——這是一個恐怖而嚴肅的現實。
令人更為氣憤的是，在當時有更多的不屬於社會底層的人，如班布爾夫婦，散發著尖酸刻薄、唯利是圖的惡臭。他們根本不把像小奧利弗這樣孤苦伶仃的孩子當人看待。不僅不給孤兒們吃飽穿暖，還常常打罵他們，致使這些小孩子們的心靈上受到極大的創傷。這種摧殘，並不亞於費金這些惡人；也正是這些自己生活還比較安逸的人們，很自然、很生動地給我們描繪了一幅幅拜金主義者的畫像：如班布爾因為不想錯過五英鎊的獎賞而急匆匆來到布朗洛先生家，告知其有關小奧利弗的一些 「情況」（在與他本人沒有任何利益沖突的前提下，盡說些小奧利弗的壞話，等等）。
而談及蒙克斯這個人物時，給人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的是他那令人驚悚的妒嫉心理和仇恨心理。蒙克斯為了能獨吞全部的遺產收入，從而燃起了對他同父異母的弟弟強烈的怨憤與妒嫉之火——如果小奧利弗活得好好的，他的貪欲就永遠無法得到滿足。於是，他就在這種變態心理的驅使下讓小奧利弗「體會」了現實的殘忍可怕。直到最後向眾人坦白真相的時候，還在對小奧利弗「不出聲地暗暗詛咒著」。這種畸形心理也從一個側面反映出當時英國社會的道德淪喪。
雖然很多評論認為這部小說有許多不足之處，「這一時期作者正處於青春年少，事業蒸蒸日上，對社會的認識還比較膚淺……特別是在小說結構與人物塑造方面，作者還未完全把握得住。」「狄更斯只寫出社會丑惡的一些表現，而看不到產生這些罪惡的根源就在於資本主義制度本身，反而認為這只是社會的反常現象，用善有善報的光明尾巴來解決矛盾。」而我個人認為，這部作品細膩地描繪和深刻地揭示了人性中的善良、愛、仁慈、邪惡、欺詐、妒嫉和仇恨等諸多方面及其相互矛盾性。善之花與惡之花在人性的奇葩中齊開齊放，使讀者在了解人生百態的同時，澄澈心靈，努力使自己的人生綻放善的花朵。這是一部好作品才能帶給我們的深思與啟示。
就像這部小說最末那句話所說的那樣。
「在他們的一生中，他們對其他人表現出的同情與善良就像上帝對一切生靈所表現得一樣。」

㈩ 馬克思主義關於法的本質的基本觀點

1、法的最初本質體現為法的正式性

（1）正式性的定義 也叫官方性、國家性，指法是由國家制定或認可並由國家強制力保證實施的正式的官方確定的行為規范。

（2）法的正式性體現：①法是公共權力機關按照一定的許可權和程序制定或認可的。②法總是依靠正式的權力機制保證實現的。③法總是藉助於正式的表現形式予以公布的。法的正式性表明法律與國家權力存在密切聯系，法律直接形成於國家權力，是國家意志的體現。

2、法的本質其次反映為法的階級性在階級對立的社會，法體現的國家意志實際上是指統治階級的意志。

法體現的國家意志從表面上看具有公共性、中立性；法體現的國家意志只能是統治階級的意志，是法律化的統治階級意志；法體現的國家意志具有高度的統一性和極大的權威性。

3、法的本質最終體現為法的社會性
法的社會性又稱法的物質制約性，指法的內容是受一定社會因素制約的，最終也由一個社會的物質生活條件決定的。

(10)馬克思對濟貧法或社會立法的看法擴展閱讀：

馬克思主義法學的發展進程：

馬克思主義法學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在19世紀40年代創立馬克思主義的同時，所創立的無產階級法學理論和學說。是適應無產階級的歷史使命以及人類社會必然發展到共產主義的客觀需要而產生和發展的科學。

馬克思主義法學與一切剝削階級法學具有原則的區別，認為法歸根到底是由物質生活條件決定的，法由一定社會的經濟基礎所決定並反過來為經濟基礎服務。

法是由掌握國家權力的統治階級和集團制定出來的，是為一定階級的利益服務的。

法不是超歷史的，而是人類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是隨著私有制、階級和國家的產生而產生的，並隨著階級和國家的消亡，階級意義上的法也將隨之消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