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比法更能解決社會糾紛
⑴ 法與情哪個重
兩者都重要!
情是這個社會最重要的脈絡,有了情,這個世界才不那麼冷清,但是也正因為有了情,讓很多人忽略了法。
法永遠在理論上大於情!這是任何時候都不能否認的。
很多時候,有不得已的苦衷或許為了自己謀取更大的利益的時候,法在情面前是孤弱、虛設的。我們都說過法網恢恢,相信法會為這個世界添得另外一種溫情!
⑵ 正確處理情與法的關系
關於情與法的關系,不少人認為,情是情,法是法,二者水火不相容,不可混為一談。如果帶著感情來處理法律問題,就容易感情用事,會影響法律的公正性,所以法不容情,司法人員應該不帶任何感情色彩,一切按照法律條文辦事,秉公執法。對於訴訟案件,不管感情上是否接受,最終都要依照法律理性地作出判決。這似乎無可厚非,但作為執法者的人,並非無情之物,我認為,情與法二者之間並非真正格格不入。
法是按照人的意志制定,並由人來具體實施的。由於各種客觀條件的限制和人的認識能力的局限,法的制定不可能盡善盡美,法的實施更是因人而異而很容易出現偏差或失誤。排斥感情因素,並不能保證司法人員執法的公正性。而真正秉公執法的,也不象一般人想像的那樣都是無情無義的冷血者。古代包公如果沒有對下層平民百姓的同情心與正義感,還會有《鍘美案》為人們稱頌傳唱至今嗎?
法與情雖然有別,但並非完全對立、互不相容。只有在執法者心存私情時,情才會干擾法律的公正實施。
漢順帝時,蘇章任冀州刺史。他的一個朋友在冀州境內的清河郡任太守,有人舉報他貪贓枉法。接到舉報後,蘇章微服巡行到清河郡,查清了太守貪贓枉法的事情後,設立了行轅。太守前來拜見,蘇章置酒擺宴,與他飲酒暢談,太守滿心高興,得意地說:「人皆有一個天,我獨有兩個天。」蘇章笑著說:「今晚我與故友飲酒,這是私情;明日我作為冀州刺史辦案,那是公法,公與私是很難並論的。」一席話說得太守心驚肉跳。第二天,蘇章果然秉公辦事,召來冀州境內的郡守縣令,列舉了清河郡太守的條條罪狀,後將他罷官論罪。蘇章此舉,使冀州境內大小官吏皆肅然起敬。
在漫長的封建社會,親親相隱,官官相護,徇情枉法之事司空見慣。然而,蘇章卻能正確處理「私情」與「公法」的關系,不徇私情,秉公執法,實屬難能可貴。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今天,廣大執法者更是時時都要面臨著私與公、情與法的沖突和考驗。
大量法律實踐證明,面對沖突和考驗,只有拋開狹隘的個人之情,執法者才可以更好地運用法律的手段懲惡揚善,真正體現法的公正和尊嚴。就人類賴以延續發展、人性中所不可缺少的共同情感來說,情與法在其本質精神上是一致的。如人的憎惡邪惡、痛恨暴虐、同情無辜、憐恤弱小等感情,不僅與法並不矛盾,而且也是法所著力維護和弘揚的。有了這些美好的情感,法律不斷完善的過程也就是法律更加合乎人情、更加順乎民意,許多立法上的缺陷以及法律的修改往往就是起因於它的不合情理。因此,我們不能斷言「法不容情」。法所不容的只是個人私情,而仁愛之心、憐憫之情以及責任感和正義感是執法者秉公執法所不可缺少的。正如培根在《論司法》一文中曾指出的:「為法官者應當在法律的范圍內以公平為念而毋忘慈悲;應當以嚴厲的眼光對事,而以悲憫的眼光對人。」
作為執法者,我們必須摒棄私情,常懷為民之情,執行公正之法,才能在情與法中求得公正,情與法的天平才會永不傾斜。
⑶ 情大於法還是法大於情
中國有句古話,叫做法不容情,意思就是說,法律是很重要的,不能受情感的制約,對此我是贊同的,隨意我認為法是大於情的,原因有以下三點
第一,咱們是法治國家,依法治國是我國的基本國策,所以法律是神聖的,不受侵犯的,情感是不能大於法的
第二,法律是客觀存在的,而情感都是主動的,如果情大於法,那麼就毫無公平可言,社會也會亂套
第三,情感是非理性的,而且是時刻在變化的,變化的東西是不能凌駕於不變的東西上面的
⑷ 怎樣看待情與法
情與法應具有三個層次的關系,即寓情於法,力求取得執法的最佳效果,情指的是執法為民的真情;法不容情,捍衛法律的神聖與尊嚴,情指的是凌駕於法律之上的法外情;正義之情,錘煉執法如山的司法品性,情指的是具有廉潔從檢的職業操守和品格。
1、育法內之情,達到執法的最佳境界
先哲們曾作出這樣精闢的闡述:「法律之情理乃法律之靈魂。」這句關於法律之靈魂的論斷,顯而易見是建立在情理基礎之上的,是法與情的最完美闡釋與結合。法則代表人民之福祉、國家之福祉,而情是法得以合法正確實施的重要載體和手段。
法是有情的,在特定情況下從輕、減輕或免於處罰、運用「自由裁量權」和「無罪推定」等原則,無疑是法律保護公民的合法權益不受侵害的合理體現。只有將真情融於檢察工作實踐中,堅持人性化執法,切實體現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權為民所用,情法相融,才能達到執法的最佳效果。
2、棄法外之情,維護公平與正義
英國思想家培根在《論司法》中說,「一次不公的執法比多次不平的舉動為禍猶烈,因為這些不平的舉動不過弄臟了水流,而不公的執法則把水源破壞了。」這一思想對於今人來說不乏啟迪。法的首要的和最高的價值目標是公平正義,這是法的理想。通過法律可以實現公平,伸張正義。
但由於種種原因,在很多情況下,法律的公平正義沒有得到實現,或沒有得到完全和徹底的實現。首先,是由於我國還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法律還需進一步完善,法制建設還需進一步加強。
其次,司法公正作為社會公正的最後一道防線還存在著薄弱環節,司法的不公正現象還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甚至成為了實現社會公平正義的嚴重障礙。說情風、行賄受賄風、拜金主義、官僚主義等一些凌駕於法律之上的權情交易、權錢交易現象出現,直接影響著社會民眾對法律的信仰,影響著依法治國的進程。
曾有過失足的執法者抱怨:「沒辦法,礙於情面,不得不這么做。」誠然,中國經歷了漫長的「人治」時代,重人情輕道理的觀念根深蒂固。但是,作為一名執法者,作為國家法律監督機關的檢察機關,應當以維護公平正義為己任,這是檢察工作的本質要求,司法現實的緊迫需要,人民群眾的熱切期望。
人非草木,孰能無情。有情有義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但在法律面前,我們既要遵循法內之情的客觀要求,更要自覺化解情法沖突的矛盾現象,堅決杜絕和抵制有悖於法律的情感,不褻瀆法律,就不會玷污檢察官的崇高形象和高尚人格。
3、樹正義之情,錘煉執法如山的司法品格
古希臘先賢有過「正義勝似法律」的論述。也就是說,正義是法律的基礎,離開了正義,法律就失去了它本來的意義。由此可見,司法公正和社會正義是人類社會文明的結晶,更是現代社會人們追求的理想。因此,牢固樹立正義之情,錘煉執法如山的司法品格尤為重要。
樹立正確的法制統一觀
自覺克服重實體輕程序思想,樹立實體法與程序法並重的觀念。首先要求檢察幹警必須嚴格按照法律規定的程序去辦案。凡是程序法有規定的,要堅決不折不扣地遵照執行;其次,要有尊重人權的意識,在辦案中體現人性化。
辦案公開、公正,通過公開操作,讓人民群眾真正感受到檢察機關執法的公正性。嚴格按照法定時限辦案,堅決杜絕超期羈押、變相超期羈押等現象發生。應履行訴訟權利告知義務,讓犯罪嫌疑人享有法律給予的權利。
提高辦案效率,「遲到的公正是非公正」,司法效率是公正的保障和要求,從立案、偵查、批捕、起訴等各個訴訟環節都要求在法定時限內完成,保證司法公正;完善監督機制,進一步全面鋪開試行人民監督員制度工作。對具體案件堅持不引導、不幹預、不施加影響。
⑸ 情比法更能解決糾紛嗎
不能絕對,看什麼問題,對於公法所要解決有些的問題就不那麼好說了,對於私法解決的問題有可能.對於某些社會現象沒有納入法律調整范圍的大部分用人情冷暖去解決有這效果.
⑹ 情與法哪個更重要需要詳細資料,好的追加
古人說:「人非草木,孰能無情」。「情」指情感,即人們對客觀事物所引起的肯定與否定的心理反應。人在社會交往中,因情感而形成情分和面子,而這種情分和面子又往往左右著人們的行為。檢察官作為人,即食人間煙火又有七情六慾,避免不了人際交往和結交朋友;檢察官作為執法者,為了維護法律的公平正義,又必須做到嚴格執法,不循私情。因此說,檢察官在人際交往中,不僅僅存在「法」與「情」的統一的一面,而且也存在著「法」與「情」相匹悖的一面。如何擺正「法」與「情」的關系,在人情與國法發生矛盾的時候,做到不以情代法,秉公執法,是檢察官必須具備的最基本的職業道德。
如何正確處理好情與法,是檢驗執法人員的職業道德標準的一個體現。人都是有情感的,情滲透在人們的心靈深處,也是人的本能所在,情感的種類繁多,上下級情、手足情、戰友情、同事情等等,這些情都可能使有些執法者沖昏頭腦,把情放在了「法」的上邊。我們隊伍中的絕大多數人都能遵守檢察紀律,秉公執法,不循私情,用實際行動維護了法律的尊嚴。檢察人員的情懷寬廣而博大,同樣也有豐富的情感。但這種情感的體現應當符合法律所賦予我們的職責和要求。我國的國情,集中體現了國家的意志,法律代表的是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檢察人員秉公辦案是體現和表達了人民群眾的深切情感,也是維護國家根本利益的集中體現。檢察人員的情感,表現在熱愛祖國,熱愛人民,敬業愛崗,熱愛社會主義事業,憎恨一切反動勢力和邪惡的不良行為。密山市檢察院公訴科檢察員魏艷玲,她之所以能夠在平凡的檢察事業上做出不平凡的業績,就是因為她心中裝著國家的利益和人民群眾的利益,在辦案過程中,她頂住了人情、私情、金錢及五光十色糖衣炮彈的誘惑,公正執法,秉公辦案,她從沒有利用手中的權力為自己謀過一次私利,曾先後拒禮拒賄數萬元,贏得了人民群眾的衷心愛戴。但不可否認,也有少數意志不堅強的人礙於私情,礙於情面,辦人情案和關系案。有的人還走上了犯罪的道路,把「情」放在了「法」的上邊,辜負了人民的信任及黨和國家的重託。
在守法、執法中,擺好情與法的位置,嚴格執法,不徇私情,是檢察人員應遵循的基本准則。目前我國正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法制建設還有待於進一步加強,公民的法制意識也有待於加強,社會上的各種不正之風和腐敗現象對執法機關有著很深的滲透力。「說情風」就是其中一種。在辦案過程中,執法人員會常常遇到方方面面的朋友為犯罪嫌疑人說情,要求高抬貴手,這就要求執法人員要過好人情關,排除「情」干擾,做到秉公執法。
公正執法,秉公執法,不是說檢察幹警沒有人情,不講人情。由於我們是人民檢察機關,我們的權利是國家和人民給予的,是代表國家在行使權力,這種權力,是保護人民、打擊懲罰犯罪、保障國家法律統一正確實施、維護法制尊嚴為己任的。在執法中,我們做到的無私無畏,秉公執法,不怕得罪人,不怕撕破臉皮,不怕打擊報復,這些都體現了檢察幹警們在職業活動中所具有的「真情」,這些真情給予了國家和人民,給予了我們的責任和胸前的檢徽。
正確處理好情與法的關系,關鍵是要正確運用手中的權力去依法行使檢察權。在依法行使檢察權的時候,唯一的標准和尺度是法律。我們在辦案過程中,通常會遇到重重阻力和困難,有上級的壓力,親朋好友的壓力,但要敢於頂住權勢及情感上的壓力,依法正確履行好檢察權,這才無愧於黨和人民的信任和重託。同時,我們還要在法律規定的許可權范圍內活動,不專權,不越權,不棄權,在其位,謀其政,盡其責。既不能濫用權力,耍特權,也不能放棄應行使的權力。
能否做到廉潔奉公,還取決於檢察人員能否正確處理好情與法的關系,不摻雜個人的私慾,不追求個人的私利,清廉地,正直地,忠實地執行法律。如果把追求個人利益作為執法目的,那就會與社會主義法制要求相悖,就會出現以錢、情賣法的現象。如果在執法中夾雜了私慾、私利,法律的公正性便難以體現,更談不上為人民謀取利益了。
人們的行為都是有一定目的,這種目的都會摻雜著情與法的利益。檢察人員執法同樣是有目的,這種目的,就是維護法律的正確實施,保障人民群眾的利益。任何一名檢察人員都是人民的忠實衛士,也是人民的公僕,在工作中,不應該有任何私利,有了明確的目的,才能"不貪於財,不苟於利",就會一身正氣,鐵面無私,執法公正。我們檢察戰線上涌現出了張會傑、常貴文、魏艷玲等模範典型人物,他們用無私的忠誠鑄起一座豐碑,永遠的屹立在人民群眾的心裡。
作為一名檢察幹警要做到正確處理好情與法的關系,還要做到在執法中堅持廉潔奉公,不以權謀私,不以案謀私,重要的是要養成儉朴的習慣,吃苦耐勞的精神。生活上的儉朴、不追求奢侈、享受,平時要注重學習,要養成艱苦奮斗的好思想,好作風,思想上築起堅固的長城,就不會見錢動心,見情忘了原則,就會把人民的利益放在心間,辦案中就會不畏艱苦,就不會因一己私利而枉法。
⑺ 二者發生沖突時,情與法的天平如何平衡
以法為主,以情為輔。
人非草木,孰能無情。有情有義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然而,在專法律面前,我們不僅要遵循愛的客觀需求在法律,但也有意識地解決愛與法律之間的沖突的矛盾現象,堅決杜絕和抵制違背法律的感受,並且不違反法律,不損害檢察官的崇高形象和高尚的人格。
樹立正確的法律統一性觀。自覺克服重實體輕程序的思想,樹立實體法與程序法並重的理念。首先,檢察警察必須嚴格按照法定程序辦案。程序法有規定的,必須堅決嚴格執行;第二,要樹立尊重人權的意識,在辦案中體現人性化。
(7)情比法更能解決社會糾紛擴展閱讀:
在一個階級對立的社會中,法律的本質首先可以說是統治階級的意志。也就是說,三個私有制社會的法律分別代表了奴隸主、封建奴隸主和資產階級的意志。奴隸主和封建領主的思想家也傾向於說法律代表上帝,上帝的意志。
事實上,他們給奴隸主和封建領主的意志披上了褻瀆神明的外衣。資產階級思想家則更進一步。他們常說法律代表著整個社會的「公意」,但實際上,他們自覺或不自覺地把資產階級的公意當作一種抽象的、超越性的公意。
統治階級的意志是由統治階級的代表集中起來的,但是法律並不代表統治階級中某一個人的意志,而是代表整個階級的根本利益的意志。
⑻ 辯論賽,我方觀點:法比情更能解決糾紛,幫忙提供一下素材
從法的特質來說明如何更能解決問題,法有公平公正,無私,平等的特質等等
對於更能解決問題的標準的確定——更有效,更直接,更根本,更符合主流,更能讓大多數人接受
法律的解決是一種根本的解決。不論我是否喜歡這個結果,這都是最終的解決結果,我必須接受、必須不再挑起事端;就算日後再有新的沖突,那也是另外一回事,絕不能把舊賬翻出來。
法律中也的確是有需要人做主觀判斷的部分,不同的人會有不同的理解,但是這種理解應該建立在「事理」的基礎上,而非「情理」。就好比死刑,於情的話置人於死地很不人道,而且會有人說容易導致冤冤相報何時了,但於理的話卻是個維護社會穩定與公正的正當手段。
⑼ 辯論賽:情比法更能解決問題
覺得一樓說得很好!雖然簡單,但是一針見血!
通常法理總會有很多讓人不服的地方!轉法律空子的事情多了舉不勝舉!
但是當對方情願來解決問題那麼法律就可以作為衡量標准!
我們可以看到很多法律宣判了,但是執行起來問題多多!
一場官司打上個幾年的在中國是常見的!
但是不是每個人都好說話?要是人都是憑良心做事的話情當然最好!
然而事實上也有許多痞子!對付這種人法律就好使嗎?也未必!
光腳不怕穿鞋的!這種人寧可坐牢也不幫你解決問題!
我們說解決問題不是說對方服法了就解決了問題!
如果你車禍進醫院了,對方肇事的伏法坐牢,然而你的問題就解決了嗎?
這個時候你動之以情,讓對方分期把錢慢慢給你也未嘗不是件好事!
最少是在解決問題!
⑽ 鎮領導幹部談淡情理法與法理情有何區別
人類為了生存與需求,在改造自然的過程中,會發生很多對立的矛盾及以及矛盾和情感之間的聯系,要解決好人類社會這些矛盾和情感的關系,就會引發情、理、法間的糾纏。在法制不健全的年代裡,一般都是重情理輕法治,造成社會人與人的不公平。而在法治健全的時代所採用的就是重法治輕理情,因為,處理任何法律糾紛在法律判決前,情理法是不能互融的,因為講情、講理都有勃於法律。會妨礙司法的公正。但判決後法理情又是互融的,因為法律的公正判決於理、於情都能講得通。所以也體現了司法的公正。下面我們追朔情理法淵源以及情理法與法理情的辯證關系。為人類社會發展,處理好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提一點合理化建議。
(1)情理法產生的根源
這里所講的情理法指的是當我們遇到問題和矛盾時所採取的出理方式,在中國自古以來所沿用的就是先情後理,最後解決不了才訴諸於法院,中國老百姓把打官司告狀看成是一件很丟人的事。再加之傳統的「衙門口朝南開,有理無錢別進來」。所以,中國人不願意打官司。原因在哪裡呢?這要從中國的遠古的社會說起。
a、源於儒家思想。中國自古至今治國所採用的都是儒家思想,要想治理好國家必須達到「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里講的修身就是要學習好儒家的思想,然後用「仁、義、禮、智、信」和「三綱、五常」來管好自己的家庭。只有把家庭治理好了,才能去治國平天下。回過頭來我們來分析一下,儒家的思想核心是「仁」,所謂仁就愛,愛就要講情。管理家庭用仁、愛來管理;然後再用管理家的辦法去管理國家,那麼治理國家應以仁愛為主,用仁愛去感化人,用仁愛去教育人,把人民當成自己的兒女來看待,所以稱人民為子民。在儒家的思想中還有一個字是最被推崇的,就是「孝」字,孔子曰:「行己有六本焉,然 後為君子也.立身有義矣,而孝為本;」「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孝」是最大的法律,是至高無上的。
b、源於封建統治。在古代封建社會,天下國家都歸皇帝所有,大臣成為附庸,把人民當成自己的兒女來看待,稱人民為子民。皇帝是金口玉牙說啥事啥,他發號施令就是聖旨就是王法。人分三六九等,最高是皇親國戚,其次是大臣和封疆大吏,再往下就是基層官吏,最後才是人民。國家雖也有法令,但有時可「刑不上大夫」除非是侵害了皇帝的利益。對皇親國戚更不能施以刑法,只能象徵的對權臣的割一縷頭發,對皇上只能打打龍袍了事。如果大臣真的違法需要殺頭也要禍連九族滅絕你所有的親情。這也是由「情」所致。從夏朝開始到清朝滅亡都是一個模式,雖有些方式方法不一樣,基本上是大同小異。幾千年的封建統治,在施以刑法上首先重情,其次才是理,最後才是法。這一方式不單是對達官貴族,對待百姓有時也是如此,所謂有時是指你朝廷里有沒有人為你說情,錢送沒送到,其實這也是人情關系。
c、源於封建社會的法律。封建社會指導思想是「人愛」,管理模式是重情理輕法治,那麼所制定的法律就必然是情理法的結合體。春秋戰國時期,秦國商鞅變法在制定法律時,他提出「法不察民之情而立之,則不成」。而封建社會第一個朝代夏朝在立法上所遵循的是「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到漢朝,漢律確立的是「親親得相首匿制,親屬容忍。」意思是禁止親相告法律的規定。唐朝在《唐律疏議》序雲:「然則律雖定於唐,而所以通極乎人情,法理之變者,其可畫唐而遽止哉。」到明朝定明法時,劉惟謙等在《進明律表》中指出:「陛下聖慮淵深,上稽天理,下揆人情,成此百代之准繩」。最後一個帝國大清王朝在《大清律例序》中明確規定:「簡命大臣取律文及遞年奏定成例,詳患參定,重加編輯,揆諸天理,准諸人情,一本於至公而歸於至當」。通過歷代王朝的律制的指導思想,我們不難看出,他們所確定的法律都沒有脫離一個「情」字。這與他們治國思想是相吻合的。我們當今之中國,是在幾千年封建王朝上脫胎換骨而來,必然殘留著那時王朝的血脈,所以我們必然也在這個「情」字脫離不開。這就是我們當今社會法律難定,法律執行難的原因所在。
d、源於人與人之間的關系。首先,由於封建文化的傳承,當今之中國人也特別重視人與人之間的親緣情和朋友情,可法律是無情的,這就使得我們的立法者和執法者在情與法之間徘徊無法決擇。其次,這種群帶關系的親情、社會關系網的朋友情。說穿了其實都是利益團體,他們結成聯盟,就是為在改造自然的過程中,獲得更大的利益。當團體中某一成員要受到法律制裁時,就會影響到大家的利益,必然就會群起而救之。這里有情感利益也有經濟利益。不管什麼利益,都要靠人情關系來擺平。第三、行政干預。中國的國情就是司法不獨立,受制於當地政府管理,這就給中國的法律的判決和執行上有增加了一抹濃重的感情色彩。這就是領導的面子、領導的情。因為法官的命運在領導手中,你就不可能不給領導面子,不重視領導的情,上述這些情感與法律的糾葛,影響了我們依法治國的進程。
總之,經過追根逆源,我們找到了中國重情理輕法治的依據,就是儒家思想所至。所以要想建設科學合理的法制社會,就必須消除儒家思想對立法的影響。因為,以這一思想為指導建設的法制。將會給社會帶來更多的矛盾和問題,如果在處理社會各種矛盾糾紛我們想到「情」,拋開「理」和「法」去處理問題,那就必然有被於理,有勃於法。就會引發一些新的社會問題,如上訪潮一浪高過一浪,有增無減;假如我們不考慮「情」,用「理」來解決問題,在法和理不一致的情況下,其結果必然也會造成違法的現象發生;第三、我們用「法」來解決問題,不去考慮情和理,這樣問題就能得到公正的解決,其結果必然公道合理,雖情感有時無法接受,但通過法律卻維護了公民的權利,保證了司法嚴肅和正義。所以,一定要拋棄儒家思想,建立起公正、合理的司法秩序。
2、西方法理情。
和我們國家不同就是西方的法治理念,在西方國家法是第一位的,任何人不能將其改變,除非你自己放棄擁有的權力。這並不表明西方人無情無義,比如西方的夫妻,他們就很講真實情感,一但相愛就是在異地也要放棄一切必須生活在一起,而且夫妻間每天非常親密;再如在西方國家當有人橫穿馬路時,正在行駛的車,馬上就會停下來,讓行人先過去,這不只是出於禮貌,更主要的是因為他們尊重人的生存權才放棄自己的行駛權,這就是人與人情感的體現。再比如當他人的人權或財產權受到侵害的時候,在場的人都會站出來去幫助受害者,維護受害者的利益和他應有的尊嚴。也是情感使然。可在中國正相反。下面我們來分析一下西方人這種理性思維的根源。其一、西方都是講人權的國家,所謂人權,就是指在一定的社會歷史條件下每個人按其本質和尊嚴享有或應該享有的基本權利。因為每個人的人權都一樣沒有大小之分,所以人與人之間的人權又是公平合理的,每個人都是獨立的個體,是具有獨立人格和自由意志的人。因為具有自由意志,所以,每個人的幸福都要靠每個人自己去爭取。每個人的行為也要由每個人自己來負責。基於這樣的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所以,建立起來的法律當然要維護每個人的利益,使得人與人之間的權利才互不侵犯。這里不存在情於法的關系,只有公正。其二、由於突出的是人權,親情關系非常淡。就連子女和父母之間也不是依賴關系,父母對子女只有撫養義務,但不能剝奪子女的人權,當子女達到理性的年齡,但憑自己來判別適於自保的手段,就立即從而成為自己的主宰。當父母老了的時候,子女也沒有贍養義務,養老的事情由國家來管。父子關系如此,其他親緣關系就更不能存在著什麼情感。其三、西方國家辦所有的事都按法律規定的程序辦,任何人沒有超出法律規定范圍外的職權,還拿美國為例: 美國是一個共和制國家,其政體是總統制共和制。"三權分立"為美國政治制度主要原則。國家權力分為立法權、行政權和司法權,三者相互獨立,又相互制約。立法權屬於國會,行政權由總統行使,司法權屬於最高法院。行政無法干預國會立法,更不可能幹預司法的判決和執行權。這種社會體制,你想通人情、走後門或者領導干預都是惘然。因而保證了司法的公正。穩定了社會創造了和諧。才有利於人類社會的發展。
通過東方的情理法與西方法理情對比,使我們更加清醒的認識到,要想公正的解決社會矛盾和問題,只有堅持法是第一位的。這樣,老百姓就會罵我們不懂人間情理。其不然,立法的宗旨第一是防,第二才是為了判,所以立法時以符合人權情理為基礎,以公道為標尺,制定出的法律一定是公道合理。由於有了公道合理法律,百姓就會規范自己的行為,這就是我們常說的「沒有規矩,不成方圓」的道理。韓非子有句至理名言「為人君者,猶盂也;民猶水也。盂方水方,盂圓水圓」。可是人們在討論情理法時卻往往忽視了這一問題,只想在司法和執法上如何兼顧情和理。其次才是為了解決問題。有兼顧情理的法律為基礎,法律實施自然不能罔顧情理,我這里所指的情理,是人自然本性范圍內的情理,不能為了維護你的情和理侵害他人的情和理。然而,我國建設和諧富強國家的基本方略是依法治國,並非依理治國或依情治國。這是由法治運行機制決定,所以法律適用不能簡單地以情理為標准。《布萊克法律辭典》對法治的解釋有這樣的內容:「法治有時被稱為『法律的最高原則』,它要求法官制定判決(決定)時,只能依據現有的原則或法律,而不得受隨意性的干擾或阻礙。」人類社會中不同個體、組織都有著自身的不同價值判斷和追求,對一宗法律關系,不同的社會角色出於不同的利益關聯、價值觀念和認知程度也就不同,會產生不同的情感,並進而主張不同的道理,其中的局限性無法避免。美國思想家漢密爾頓所說:「如果沒有約束,人的情感就不會聽從理智和正義的指揮」,情感豐富道理自然內容多多,人們對事物的看法觀點各執一詞也是常態。但法律所要保護的自由與平等,哪個是正義的首要價值問題。所以說,真正依法治國就必須法是第一的。這是任何人都不能改變的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