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和人社會治理的優性
❶ 為什麼法治社會比人治社會更好
法律在社會系統中居於最高的地位並具有最高的權威，任何組織和個人都不能凌駕於法律之上。
法治作為一種治國的基本規則，要求法律成為社會主體的普遍原則，不僅要求公民依法辦事，更重要的在於制約和規范政治權力。所以，法治在政治上，是對公民權利的保障和對政治權力的規制，是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
法律是否至上，特別是權力的運行有沒有納入法律設定的軌道，是區分法治與非法治的主要標志。要實現法治，立法機關就要依法立法，行政機關就要依法行政，司法機關就要依法審判，執政黨就要依法執政。
法治強調的是「法律至上」的思想。法治思想的根源是民主，人民主權，是人民通過立法創造了法，法律旨在保護公民的自由。依法治國要求：
一是對國家法不允許即為禁止，強調國家必須依法履行職能。
二是對公民法不禁止即為允許，強調是保護公民的自由。法治強調法在調整各種關系中的正當性。
(1)法和人社會治理的優性擴展閱讀
歸納起來，人治論者的基本假設大致有以下幾點：
1、社會決策中為了法治所需付出的溝通成本高於個人決策的風險成本。
2、社會和國家的統治說到底最終要通過個別人來進行，特別是賢人和智者。
3、社會中會產生這樣的具有高尚道德和高度智慧的人。
4、社會應當有而且確實有辦法將這些賢人智者選拔出來，賦予他們以決斷事物的最終權力。
人治論者從經驗中看到，人的智力和遠見事實上是有差別的，人的道德水平和責任感也是不同的。人們不僅在日常生活中往往需要一些賢人智者來指路，並且人們也往往非常信賴、高度尊敬這些賢人智者。賢人智者的判斷往往確實比常人的判斷更好，更可能正確。
此外，這種決策方式往往可以當機立斷、快刀斬亂麻，不僅節省了時間，而且省去了其他許多麻煩。社會治理盡管需要法律、規章，但是任何完備的法律總是會存在許多照顧不到的地方，因此僅僅有法律，即使是好法律也不能保證結果就好，還必須有賢人和能人來運用法律。
因此，最好的治理方式，在人治論者看來，是賢人的政治。事實上，人治論者並不完全否定法律規則的重要性，例如，被列為中國「人治論」的代表人物的孔子就非常強調「禮治」，認為「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實際就是強調遵循規則、制度和法律。
但是，所有的規章制度，最終還必須通過人來治理。「徒法不足以自行」。最極端的人治論者可能是《理想國》中的柏拉圖，但他的基本假定是可能培養或發現一個無所不知、通曉一切的哲學王來治理國家；其實，他強調的是知識的統治。
參考資料來源：網路-法治社會
參考資料來源：網路-人治
❷ 法律和道德在社會治理中的作用
在中國社會 法律完善 卻無人實施 所以治理上沒有起到多大效果 但還是要說 有進步的 最起碼比清朝好了許多 道德對社會起很大作用 可惜現在沒人講道德
❸ 人治與法治相比，哪個好
「法制」與「法治」都是法律文化中的重要內容，都是人類文明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其中，「法制」是法律制度的簡稱，「法治」則是一種與「人治」相對應的治理社會的理論、原則、理念和方法。簡而言之，法制是一種社會制度，屬於法律文化中的器物層面；法治是一種社會意識，屬於法律文化中的觀念層面。與鄉規民約、民俗風情、倫理道德等非正式的社會規范相比，法制是一種正式的、相對穩定的、制度化的社會規范。法治與人治則是相對立的兩種法律文化，前者的核心是強調社會治理規則（主要是法律形式的規則）的普適性、穩定性和權威性；後者的核心是強調社會治理主體的自覺性、能動性和權變性。雖然法律也是由人來制定的，而且法治也不排斥人的能動性，但從法律的制定、執行到修改都必須按照法律本身制定的規則，人的能動性只能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發揮作用，而不能超越法律，這正是法治內在的本質要求。
法治與人治這兩種治理社會的理念曾經在古希臘同時並存。柏拉圖曾經熱烈主張的「賢人政治」實際上就是人治。他的基本立場是人治優於法治。他認為，如果一個國家的統治者不是哲學家，則法治要比人治好。然而法治只能稱為「第二等好的」的政治，終究不如賢人政治好。亞里士多德在批評柏拉圖的人治論的基礎上建立起法治論。他明確指出：「法治應當優於一人之治」。應當說，西方社會的法治傳統發軔於亞里士多德的法治論。不過，在亞里士多德所處的奴隸社會里的法治和現代西方社會的法治顯然不是一回事，奴隸連人身自由都沒有，更遑論在法律面前與奴隸主平等了。根據英國法學家戴雪對於法治的經典定義，法治包括以下三個方面的內容：「第一，法律具有超越也包括政府的廣泛裁量權在內的任何專制權力的至高無上的權威；第二，任何公民都必須服從在一般法院里實施的國家一般法律；第三，權力不是建立在抽象的憲法性文件上，而是建立在法院的實際判決上。」顯然，這樣的法治只能是啟蒙運動以來逐漸形成的。
在法律產生之前，當然也就沒有法制，更不會有法治，調節、制約人們社會行為的是風俗習慣、倫理道德，這樣的社會只能是人治社會。只有在人類文明發展到一定階段之後，尤其是國家出現之後，法律才產生。但是，法制的產生，並不意味著法治的誕生。作為一種社會制度，法制並不必然地排斥人治，法制既可以與法治相結合，也可以與人治相結合。當法制與人治相結合時，法律權威是第二位的，政府權威（在封建社會就是皇權）是第一位的，法律制度是為人治理念服務的。在那裡，調節國家行為的主要是政府權威，調節民間行為的主要是道德權威，法律權威只是起一種補充和輔助的作用。當法制與法治相結合時，法律權威是第一位的，是一種超越所有權威，包括政府權威、道德權威在內的社會權威，法律成了所有社會群體、社會個人的行為准則。在那裡，政府權威源於法律權威，服從法律權威，道德權威只是起一種補充和輔助的作用。在法治社會里，法律權威源於大多數社會成員對法律的「合法性」的認同。所謂合法性，是指人們對法律或規則或制度的一種態度，是對有關規則的產生或有關規則制定者及其權威的判斷。正如英國法學家阿蒂亞所說的那樣，「只有當人們認為有某種道義上的義務遵守法律時，人們才有可能遵守法律。」所以，法治社會不僅是法治意識與法律制度相結合的產物，往往也是與民主制度相結合的產物請採納為最佳答案
❹ 如何理解法律和道德在社會治理中的作用和相互關系
如何看待法律與道德的相互關系
文∕樊 平
【內容摘要】法律和道德作為兩種不同的社會調整手段，在調整社會關系時的作用是不同的。倘若人們沒有對「見死不救」現象具有很大社會危害性的普遍道德認同，沒有對見義勇為發自內心的追求，即使「見死不救有罪」成為法律條文，也不會有良好的結果。
引言
針對社會上「見死不救」、「見危不救」現象的頻頻發生，一些學者認為，公民應當對自己義務范圍內的危險情勢負有義不容辭的救助義務，這種責任可以強制提到法律層面上。對「見死不救」、「見危不救」等道德問題，一些西方國家已將其納入法律范疇。但由於整個社會調控體系過分強調法律，導致道德等其他社會控制力量被削弱，出現了過度依賴法律的「社會法律化」現象，造成一邊是高度的法律化，另一邊卻是道德淪喪。
道德問題法律化，反映了社會大眾對道德規范的失望，轉而求助於具有強制力的法律手段整合道德秩序。然而，「泛法律化」的道德訴求，那就等於由道德取代了法律，這是不符合人類創設法律的目的和其理想目標的。另一方面，任何國家的財力都不能支撐道德全部法律化之後所需要的執法成本。
法律起源的一般規律告訴我們，法律的起源是由與道德規范、宗教規范混為一體到相對獨立的過程。法律承擔著維護社會善良風俗的責任，為道德提供堅實的後盾。而道德伴隨著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始終，它雖然沒有法律的強制力，在某種意義上卻比法律管得更寬。道德往往是一部分法律的直接淵源，在一定程度上，對法律起著約束作用。法律與道德猶如車之兩輪、鳥之兩翼不可分離，二者的關系是一個歷史與現實中永恆的話題。
一、什麼是道德
恩格斯講：「一切以往的道德論歸根到底都是當時的社會經濟狀況的產物。而社會直到現在還是在階級對立中運動的，所以道德始終是階級的道德。」這表明道德的內容最終由經濟條件決定，並伴隨經濟的發展而有相應的變化；基於不同的物質生活條件的不同社會集團，有著不同的道德觀，在階級社會中的道德具有階級性。因此，我們可以把道德簡單的概括為：道德是生活在一定物質生活條件下的自然人關於善與惡、光榮與恥辱、正義與非正義、公正與偏見、野蠻與謙遜等觀念、原則以及規范的總和，或者說是一個綜合的矛盾統一體系。道德屬於社會意識形態的范疇，是人們關於善與惡、美與丑、正義與非正義、光榮與恥辱、公正與偏私、文明與野蠻等觀點、原則和規范的總和。它是依靠社會輿論、人們的內心信念、習慣、傳統和教育力量來保證遵守和實行的行為規范體系。從唯物史觀的角度來看，道德根源於一定的物質生活條件。道德以善惡為評價方式把握現實世界。道德的執行和實施不是依靠國家強制力，而是依靠人們的觀念、社會的輿論和善良風俗來維持。道德在調節個人與他人、個人與社會集體之間的利益關系的時候，不像其他的社會規范那樣強調人們的個人利益，而是強調他人的利益和社會集體的利益。道德具有通過評價等方式來指導和糾正人們的行為和活動，以協調人民之間關系的能力。道德能通過評價和鼓勵等方式，造成社會輿論、形成社會風尚、樹立道德觀念、塑造理性人格，培養人們的道德品質和道德觀念。道德反映個人同他人、社會的利益關系，反映的結果表現為道德標准、道德理想等。
沒有亘古不變的永恆道德，也沒有亘古不變的永恆法律。今天的社會，代表不同利益的統治集團仍然還存在，但是他們代表的階級利益是根本不同或者是對立的。不同的統治集團各有各自的階級利益，以及與其階級利益相適應的道德。法律在本質上是統治集團的整體意志上升為國家意志，既然法律是意志的具體化，而道德當然屬於意志范疇，那麼法律當然反映統治階級的道德觀。
二、什麼是法律
法律在本質上是統治集團的整體意志上升為國家意志，是國家意志和統治階級意志的體現；法是由國家制定或認可並由國家強制力保證實施的正式的官方確定的行為規范。法的內容由受一定社會因素制約的，最終也是由一定的社會物質生活條件決定的。法具有規范性、普遍性、程序性、國家意志性和強制性等特徵。法對個人的行為具有指引作用。法律作為一種行為標准，具有判斷、衡量他人行為合法與否的評判作用。憑借法律的存在，人們可以預測相互間行為如何。通過對法的實施，可使法律對一般人的行為產生教育作用。而通過對違法行為的制裁，強制違法者遵守法律。從法的本質和目的出發，法在社會的經濟生活、政治生活、思想文化生活領域發揮著階級統治的職能和執行社會公共事務的職能。
三、道德與法律的辯證關系
法律的產生與道德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法律是意志的具體化，而道德屬於意志范疇，那麼法律當然反映統治階級的道德觀。從側重道德的角度，我們可以將法律定義為：在主觀方面，法是國家意志和統治階級意志的體現；在客觀方面，法的內容由一定的社會物質生活條件所決定。前者體現了法的國家意志性和統治階級意志，後者體現了法的物質制約性。法就是這兩個方面的矛盾統一體。法律與統治階級的道德在本質上是一致的，其共同點在於：兩者都屬於同一經濟基礎之上的上層建築，並為相同的經濟基礎所決定；兩者的指導思想是一致的；兩者都體現相同的階級意志和共同的歷史使命。
（一）法與道德的區別
1.法與道德屬於上層建築的不同范疇。前者屬於制度的范疇，特別是成文法更具有系統性和制度性的特點；而道德則屬於社會意識形態的范疇，帶有自發性和約定俗成性。
2.法與道德的產生和形成條件不同。原始社會沒有現代意義上的法律，只有道德規范或宗教禁忌，或者說氏族習慣。法律是在原始社會末期，隨著氏族制度的解體以及私有制、階級的出現，與國家同時產生的。法是掌握政權的階級運用國家權力，由國家機關依照法定程序和許可權制定或認可。而道德的產生則與人類社會的形成同步，是人們在共同的物質生產和生活中逐漸養成、自發形成的，一般無需專門人員和機構制定頒布。道德是維系一個社會的最基本的規范體系，沒有道德規范，整個社會就會分崩離析。
3.法與道德的表現形式不同。法律是國家制定或認可的一種行為規范，它具有明確的內容，主要表現為國家機關制定的各種規范性文件，如憲法、法律、法規、條例等。而道德規范的內容存在於人們的意識和社會輿論之中，並通過人們的言行表現出來。它一般不訴諸文字，內容比較原則、抽象、模糊。
4.法與道德的規范內容不盡相同。法律規范的內容主要是權利與義務，一般要求權利義務對等，沒有無權利的義務，也沒有無義務的權利；道德強調對他人、對社會集體履行義務，承擔責任，即應當做什麼或者不應當做什麼，並不一定要求社會或者他人對其承擔對等的義務。
5.法律規范與道德規范的結構不同。法律規范的結構是假定、處理和制裁或者說是行為模式和法律後果；而道德規范並沒有具體的制裁措施或者法律後果。
6.法與道德的作用機制不同。法由國家的強制力保證實施；而道德主要憑借社會輿論、人們的內心觀念、宣傳教育以及公共譴責等手段。
7.法與道德的調整范圍不同。從深度上看，道德不僅調整人們的外部行為，還調整人們的動機和內心活動，它要求人們根據高尚的意圖而行為，要求人們為了善而去追求善。法律盡管也考慮人們的主觀過錯，但如果沒有違法行為存在，法律並不懲罰主觀過錯本身，即不存在「思想犯」；從廣度上看，由法律調整的，一般也由道德調整。當然，也有些由法律調整的領域幾乎不包括任何道德判斷，如專門的程序規則、票據的流通規則、政府的組織規則等。在這些領域，法律的指導觀念是便利與效率，而非道德。
（二）法與道德的相互聯系
道德與法又是相互聯系的。它們都屬於上層建築，都是為一定的經濟基礎服務的。它們是兩種重要的社會調控手段，是相輔相成、相互促益、相互推動的。其關系具體表現在：
1.法與統治階級的道德都是統治階級的整體意志的體現。法與統治階級的道德相互滲透。法與道德相輔相成，共同服務於統治階級的整體利益。
2.法律是傳播道德的有效手段。法律的實施，本身就是一個懲惡揚善的過程，不但有助於人們法律意識的形成，還有助於人們道德的培養。因為法律作為一種國家評價，對於提倡什麼、反對什麼，有一個統一的標准；而法律所包含的評價標准與大多數公民最基本的道德信念是一致或接近的，故法的實施對社會道德的形成和普及起了重大作用。
3.道德是法律的評價標准和推動力量。首先，道德與法律有著天然的聯系，道德意識的培養有助於人們的守法意識；法律的確定性、帶來法律的滯後性，道德的發展能推動法律的前進；法律是對一般人的最低要求，但人類的發展需要高尚的人來導航。法律應包含最低限度的道德。沒有道德基礎的法律，是一種「惡法」，是無法獲得人們的尊重和自覺遵守的。其次，道德對法的實施有保障作用。「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執法者的職業道德的提高，守法者的法律意識、道德觀念的加強，都對法的實施起著積極的作用。
4.道德有助於彌補法律調整的真空。道德對法有補充作用。有些不宜由法律調整的，或本應由法律調整但因立法的滯後而尚「無法可依」的，道德調整就起了補充作用。
5.道德和法律在某些情況下會相互轉化。一些道德，隨社會的發展，逐漸凸現出來，被認為對社會是非常重要的並有被經常違反的危險，立法者就有可能將之納入法律的范疇。反之，某些過去曾被視為不道德的因而需用法律加以禁止的行為，則有可能退出法律領域而轉為道德調整。
總之，法律與道德是相互區別的，不能相互替代、混為一談，也不可偏廢；同時，法律與道德又是相互聯系的，在功能上是互補的，都是社會調控的重要手段。
四、遵守道德和法律雙重規制
法律的產生本身與道德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而道德作為一種社會調整手段不可能退出歷史舞台。「道德往往成為法律的基礎素材，而法律往往又鞏固著某種道德；道德所不及的地方由法律調整，法律所不及的地方由道德調整。」即使法律的強製作用也往往需要通過人的內在道德信念起作用，否則是一定存有缺陷的。只是這種強製作用使其更加直接迅速的確定且相對穩定。道德是法律的基礎，法律是道德規范的制度化實踐。像諸如正義、公平、平等、誠實信用、遵守善良風俗等普遍的或個別的法律原則，其本身就是人類道德觀念的有力組成部分。也因為有了道德的支持，才使法律原則能夠發揮出人性的作用。作為兩個獨立的實體，法律有賴於道德的存在，但又是獨立自主的，不完全依附於道德規范；在總體上，道德支撐著法律制度的建立，維系著人們對法律制度的普遍認同感。一般情況下，與道德規范相一致的法律規則才更容易被人們接受而更具有生命力。那麼這樣的法律制度也將是比較穩定的。法律規范之所以為廣大民眾所遵守，不僅僅是因為在這些規范的背後隱藏著所謂的國家強制力，即人們由於害怕受到法律的懲罰而遵守法律。更主要的是這些法律規範本身合乎道德原則，並且民眾相信它的正確性、合理性以及正義性，即法律有內在的道德價值。即使所謂的「心理強制」的實現，也需通過人的內心感受和道德准則的衡量，「如果一個規則體系要用暴力強加於什麼人，那就必須有足夠的成員自願接受它；沒有他們的自願合作，這種創制的權威，法律和政府的強制權力就不能建立起來。」因此，針對社會上「見死不救」的現象，倘若人們沒有普遍道德認同，沒有對見義勇為發自內心的追求，即使「見死不救有罪」成為法律條文，也不會有良好的結果。因為並非所有的法律都具有強制力，法律也並不總是合理、正義的。
同時，法律建構和維持社會秩序這一重要的作用以及其他的功能也往往通過道德作用得以實現。而且法律作用的實現的最好途徑是法律規范的價值通過長時期的社會實踐使其內化為人類的道德信念，在人們普遍接受後形成一種思維定勢。並且用這種思維定勢支配各自的行為，由於這種思維定勢既符合法律又符合道德，所以在其支配下的行為也將符合法律和道德。那麼法律調整社會的最終目的就達到了，它的作用也就實現了。道理很簡單，在這種情況下，遵守道德和法律雙重規制的行為，其必定沿著社會關系發展的方向實行，而不是去破壞它。
中國不同於其他國家，有自己的特殊國情，法與道德的關系也有特定含義和理解。結合中國國情，法與道德的聯系可以分述如下：一是一國范圍內的法與統治階級的道德都是統治階級的整體意志的體現。二是法與統治階級的道德相互滲透。忠孝節義是中國歷代封建王朝維護其階級統治的道德規范，在其立法中體現為「十惡」不赦的大罪。在司法實踐中，甚至是將儒家思想的教義作為辦案的根據，《春秋決獄》一書就是其中的典型。三是法與道德相輔相成，共同服務於統治階級的整體利益。孟子《離樓上》中講到「徒法不足以自行」，它需要其他手段的配合，其中法就是一個重要的手段。四是道德的狀況制約立法的發展。五是道德對法的實施起著舉足輕重的促進作用。六是道德有助於彌補法律調整的真空。七是法必須以道德作為價值基礎。八是法是傳播道德的有效手段。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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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劉作翔，法律與道德：中國法治進程中的難解之題[J]，法治與社會發展，1998（1）。
（作者系湖北日報傳媒集團主任編輯）
❺ 什麼是法制，什麼是人制，區別在哪裡。
人制和法制 區別:
①兩者基礎不同。人治建立在個人專斷與獨裁基礎上，而法治是建立在民主的基礎之上。
②兩者特點不同。人治呈現出隨意性、多變性的弊端，造成社會的不穩定。而法治具有統一性、穩定性、權威性的特點，以國家強制力為後盾，能有效地制裁違法行為，保證社會的穩定和有序發展。
③二者體現的原則不同。人治體現不平等的原則，而法治體現平等的原則。 歷史上對法治與人治的三次爭論與三種不同理解 ：
(一)三次爭論 ：
儒法之爭：這是第一次爭論，儒家主張人治(或德治、禮治)，而法家則主張依靠法治，提倡「法、術、勢」；
2.柏拉圖與亞里士多德之爭：這是第二次爭論，其中柏拉圖提倡「哲學王」治國，即提倡人治，而亞里士多德則主張法治。
3. 17～18世紀資產階級與封建地主階級之爭：這是第三次爭論，其中資產階級主張民主和法治，而封建地主階級則主張人治與專制。
(二)三種理解 ：
第一次爭論引起第一種理解，即「治理國家主要依靠什麼，是法律還是道德？」
(1)總觀點：人治論認為國家由具有高尚道德的明君賢臣通過道德感化來治理；法治論認為國家由主權者通過法律來治理。
(2)在中國古代，儒家(人治論者)將天、道德、權力溶為一體，強調以德取天下，以德治理天下；而法家則主張主要應由掌權者通過強制性法律來治理，提出「務法不務德」。
(3)古希臘思想家柏拉圖主張賢人政治，而亞里士多德則認為「法治優於人治」、「多數人之治優於一人之治」，並且在自己的《法律篇》中第一次提出並解釋了「法治」一詞。
2. 第二次爭論引起第二種理解，即「對人的行為應採取一般性指引還是採取具體性指引」 (1)總觀點：人治論認為應對每個人採取個別的、特殊的指引；而法治論認為應對所有人採取一般的、共同的指引。
(2)在中國古代，法家盡管也提到了法的規范性，但是總體上來說中國古代儒法兩家並未就此問題展開論述。
(3)古希臘柏拉圖與亞里士多德在這一問題上的觀點：柏拉圖認為法律是硬性條文，不可能對社會事務的處理做到面面俱到，法律不可能規定出適合於每一個人的特殊情況的法律條文，所以必須依靠「哲學王」利用技術來管理社會。亞里士多德認為法律是可以克服人的弱點的，法律上是眾人之治，因而它更應該適用於大多數人，因而它必然具有原則性、普遍性，同時為適用於具體情況，可以通過修改法律，解釋法律，授權法官造法等方式來克服法的原則性帶來的局限性。
3. 第三次爭論引起第三種理解，即「政治制度上應實行民主還是專制？」
(1)總觀點：法治論認為應該主張民主、實行共和政體，而人治論認為應該主張君主，實行專政。
(2)主要出現在17—18世紀資產階級革命時期一些先進思想家反封建專制時所提出的思想和政治綱領中。
(3)在柏拉圖與亞里士多德的爭論中，也有反映，但在中國古代儒法兩家的爭論中並末出現，因為這兩家在政治制度上都維護君主制或君主專制。
❻ 法律在社會治理中的作用
你在社會的治理中起到了相當大的作用，因為有了嗯法律的制約束，而大家都才會約束自己的行為
❼ 如何理解法律和道德在社會治理中的作用的關系，如題
道德與法律的關系的論文作內容摘要:法律與道德猶如車之兩輪、鳥之兩翼不可分離，二者的關系是一個歷史與現實中永恆的話題。人類的法律發展史告訴我們，從法律的產生到法治的實現就是一個道德法律化和法律道德化交互演進的過程。道德法律化強調人類的道德理念鑄化為法律，即善法之形成過程;法律道德化強調法律內化為人們的品質、道德。不管法治這張天網如何恢恢，總有漏網之魚;不管法治調整的范圍多麼廣闊，總有鞭長莫及的地方。從這種意義上來說，凡是法治不及之處，皆是德治用武之地，法治不可能完全取代德治。德治是指在社會治理中對道德自律、道德教育、道德建設的重視和適用。法治與德治在社會治理中應是相輔相成、相互呼應的，即法律與道德雙管齊下、「綜合治理」。中國古代的法律實際上是一種二元體制，就是兩種體系或淵源、形態的法律並存。一種是國家制定法，一種是「禮法」、「德法」。這兩種社會調節手段相互配合，把各種社會現象納入其調整范圍。而我國當代社會法律是唯一的社會調節手段，道德作為另一種調節手段存在嚴重缺位。這樣的一元法體制亟待調整。因此，有必要考察我國古代「禮」與「法」的關系，吸收其合理內核，建立起德法並治的二元法體制。一、中國古代道德與法律關系之考察「德」，在西周時是一個融道德、政治、信仰、策略為一體的綜合概念。它要求統治者敬天孝親，對己嚴格，與人為善，只能在不得已時才使用刑罰，而使用時必須慎重。儒家對「德」加以繼承和發展，一方面突出了「德」的政治意義，主要包括寬惠使民和實行仁政，認為「德」是治理國家、取得民心的主要方法;一方面抬高了「德」的地位，認為「德」高於君權與法律，是行政、司法的指導方針，即主張「德主刑輔」。儒家的這種德治是以「禮」做為根本內容的。「禮，履也，所以事神致福」。禮的起源與宗教、祭祀、宗法有關，它體現了社會中的宗法身份等級，同時作為身份社會的古代中國也促成了禮的繁衍，兩者互為支架。但禮的范圍很難界定，它包羅萬象，無所不在，既可以是個人生活的基本信仰，又可以是治理家、國的根本綱領;它是對他人做道德評判和法律裁斷的最後依據，又是社會所有制中所包含的基本精神;它一方面細膩地對人的行為做出准則式規定，另一方面又對社會的方方面面作理論上的抽象。再論及「法」，「灋，刑也，平之如水;灋，所以觸不直者去之，從去」。「平之如水」，有公平、正義之義。因此要正確理解禮與法的關系，就必須將其放入中國古代這片土壤中，以中國傳統的視角來審視。(一)道德的法律化所謂道德的法律化，主要側重於立法過程，指的是立法者將一定的道德理念和道德規范或道德規則藉助於立法程序以法律的、國家意志的形式表現出來並使之規范化、制度化。(二)法律的道德化以上考察反映的是中國古代傳統道德法律化的過程。下面再談另一主題--法律的道德化。法律與道德是兩種性質不同而有關系密切的社會現象，中國古代社會的「出禮入刑」產生了雙重結果:一方面，道德訓誡具有了法律的威勢，另一方面，法律規范同時要行道德的職能。所謂法律的道德化，主要側重於守法的過程，指的是法律主體把守法內化為一種道德義務，以道德義務對待法律義務。(三)中國古代禮與法關系嬗變的特點縱觀中國古代的「禮」與「法」的關系，道德法律化與法律道德化的嬗變過程表現出如下特點:1、儒家的「仁、義」思想是「禮」與「法」嬗變的基礎。儒家的思想在中國幾千年的封建社會中一直居於統治地位，其對當時中國的法律發揮著重要影響。「三綱五常」等儒家禮教是中國古代正統道德的一般原則。法律與道德發生沖突時，自漢唐始便以法律的讓步來解決:法律公然規定了「親親得相首匿」的制度，公然破壞了自己的尊嚴而開方便之門。這就是中國古代人的選擇。2、社會經濟狀況的發展是「禮」與「法」嬗變的條件。經濟的發達是社會進步的重要標志，同時也是人類向更高文明邁進的前提。中國古代的法律史表明，經濟的興衰與法律的道德性直接相關。經濟發達時期，人們對社會的道德要求較高，同時自身也表現出較高的道德水準，因此這時的法律體現著更廣泛的道德。與此相反，經濟蕭條時期，人們的道德表現較之以前欠缺，社會總體道德水平也下降，這時的法律就缺少道德的教化。3、維護封建皇權是「禮」與「法」嬗變的核心。不管法律與道德誰主沉浮，二者都要以維護封建皇權為其首要考慮，這也是階級社會道德與法律所不可逃脫的命運。4、權力階層的態度是「禮」與「法」嬗變的關鍵。申言之，「出禮入刑」即道德的法律化，要求道德須是符合權力階層意志的道德;重「禮」守「法」即法律的道德化，要求法律須是權力階層內化為其自身道德的法律。道德與法律又是相互聯系的。它們都屬於上層建築，都是為一定的經濟基礎服務的。它們是兩種重要的社會調控手段，自人類進入文明社會以來，任何社會在建立與維持秩序時，都不能不同時藉助於這兩種手段，只不過有所偏重罷了。兩者是相輔相成、相互促益、相互推動的。
其關系具體表現在:
1、法律是傳播道德的有效手段。道德可分為兩類:第一類是社會有序化要求的道德，即一社會要維系下去所必不可少的「最低限度的道德」，如不得暴力傷害他人、不得用欺詐手段謀取權益、不得危害公共安全等;第二類包括那些有助於提高生活質量、增進人與人之間緊密關系的原則，如博愛、無私等。其中，第一類道德通常上升為法律，通過制裁或獎勵的方法得以推行。而第二類道德是較高要求的道德，一般不宜轉化為法律，否則就會混淆法律與道德，結果是「法將不法，德將不德」。法律的實施，本身就是一個懲惡揚善的過程，不但有助於人們法律意識的形成，還有助於人們道德的培養。因為法律作為一種國家評價，對於提倡什麼、反對什麼，有一個統一的標准;而法律所包含的評價標准與大多數公民最基本的道德信念是一致或接近的，故法的實施對社會道德的形成和普及起了重大作用。
2、道德是法律的評價標准和推動力量，是法律的有益補充。第一，法律應包含最低限度的道德。沒有道德基礎的法律，是一種「惡法」，是無法獲得人們的尊重和自覺遵守的。第二，道德對法的實施有保障作用。「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執法者的職業道德的提高，守法者的法律意識、道德觀念的加強，都對法的實施起著積極的作用。第三，道德對法有補充作用。有些不宜由法律調整的，或本應由法律調整但因立法的滯後而尚「無法可依」的，道德調整就起了補充作用。3、道德和法律在某些情況下會相互轉化。一些道德，隨社會的發展，逐漸凸現出來，被認為對社會是非常重要的並有被經常違反的危險，立法者就有可能將之納入法律的范疇。反之，某些過去曾被視為不道德的因而需用法律加以禁止的行為，則有可能退出法律領域而轉為道德調整。總之，法律與道德是相互區別的，不能相互替代、混為一談，也不可偏廢，所以單一的法治模式或單一的德治模式不免有缺陷;同時，法律與道德又是相互聯系的，在功能上是互補的，都是社會調控的重要手段，這就使得德法並治模式有了可能。論思想道德與法律有關一從社會學角度講，我國正在融入法治社會。對置身於未來社會的任何一個人，是無法擺脫法律而生存的。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構建和加入WTO，所有市場主體都得遵循統一的規則或制度，在這種高度規則化的社會里，「法制手段」將越來越廣泛地運用於我們的現實社會關系中。這意味著，從個體人的日常生活行為到豐功偉業之創造，均離不開一定的法律知識或法律技能。當我們以審思發展和關切生活的態度來判斷實踐視域時，自然會發現，必備的法律素養，已成為現代市民特別是青年學生們立足社會的不可或缺的基本要件。 何為法律素養，簡言之，是指認識和運用法律的能力或素質。一個人的法律素養如何，是通過其掌握、運用法律知識的技能及其法律意識表現出來的。法律知識主要由兩部分組成，一是制定法中關於規則的知識，即所謂的法律條文體系;二是法律學問中關於原理的知識，即所謂的法律原理或法律理論。一般意義上的學法、懂法，就是要求既熟知一些基本的法律條文，同時又掌握一定的普遍適用的法律原理。而法律意識，它是社會意識的一種形式，「是人們的法律觀點和法律情感的總和，其內容包括對法的本質、作用的看法，對現行法律的要求和態度，對法律的評價和解釋，對自己權利和義務的認識，對某種行為是否合法的評價，關於法律現象的知識以及法制觀念等。」
良好的公民法律意識能驅動公民積極守法。公民只有具有了良好的法律意識，才能使守法由國家力量的外在強制轉化為公民對法律的權威以及法律所內含的價值要素的認同，從而就會嚴格依照法律行使自己享有的權利和履行自己應盡的義務;就會充分尊重他人合法、合理的權利和自由;就會積極尋求法律途徑解決糾紛和爭議，自覺運用法律的武器維護自己的合法權利和利益;就會主動抵制破壞法律和秩序的行為。另外，良好的公民法律意識能驅動公民理性守法，實現法治目標。理性守法來自以法律理念為基礎的理性法律情感和理性法律認知。法律意識，一般由法律心理、法律觀念、法律理論、法律信仰等要素整合構建，其中，法律信仰是法律意識的最高層次，也是大學生法制教育的核心。
來源：網路收集
❽ 道德和法律對國家和社會治理各有什麼優缺點
談談道德和法律在治理國家中的作用
沒有法律是不行的。沒有法律的約束，這世界和各個社會不知道要亂成什麼樣子了。誰的法律維護誰的社會制度，在社會主義國家是維護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對置身於社會的任何一個人，是無法擺脫法律而生存的。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構建和加入WTO，所有市場主體都得遵循統一的規則或制度，在這種高度規則化的社會里，「法制手段」將越來越廣泛地運用於我們的現實社會關系中。這意味著，從個體人的日常生活行為到豐功偉業之創造，均離不開一定的法律知識或法律技能。中國的地理條件，文化，倫理道德，就形成了中國的國家的性質。不能與其它國家等同！因此，法律在國家中的作用也是不同的。道德是發展先進文化，構成人類文明，特別是精神文明的重要內容。道德是以善惡為標准，調節人們之間和個人與社會之間關系的行為規范。道德總是揚善抑惡的。道德與法律不同，它是依據社會輿論、傳統文化和生活習慣來判斷一個人的品質，主要依靠人們自覺的內心觀念來維持。人都是社會中的人，離開社會，人就無法生存。人一出生，便生活在家庭和社會里，便和別人發生這種或那種聯系。「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這句話，就說明了個人如果離開別人幫助就無法成長和生存。人來到世界上，總要和別人發生關系。在家裡要處理好與父母、兄弟、姐妹及夫妻的關系，在學校要處理好和老師、同學、工友們的關系，參加工作後要處理好和單位領導、同事、客戶之間的關系．在社會上要處理好和朋友、親戚等的關系。這些關系裡面就包含著許多復雜的道德關系。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道德的作用十分寬泛．它幾乎無處不在．並長期起作用。
人類的法律發展史告訴我們，從法律的產生到法治的實現就是一個道德法律化和法律道德化交互演進的過程。道德法律化強調人類的道德理念鑄化為法律，即善法之形成過程；法律道德化強調法律內化為人們的品質、道德。
凡是法治不及之處，皆是德治用武之地，法治不可能完全取代德治。德治是指在社會治理中對道德自律、道德教育、道德建設的重視和適用。法治與德治在社會治理中應是相輔相成、相互呼應的，即法律與道德雙管齊下、「綜合治理」。所謂道德的法律化，主要側重於立法過程，指的是立法者將一定的道德理念和道德規范或道德規則藉助於立法程序以法律的、國家意志的形式表現出來並使之規范化、制度化。法律與道德是兩種性質不同而有關系密切的社會現象。
其關系具體表現在：
1、法律是傳播道德的有效手段。道德可分為兩類：第一類是社會有序化要求的道德，如不得暴力傷害他人、不得用欺詐手段謀取權益、不得危害公共安全等；第二類包括那些有助於提高生活質量、增進人與人之間緊密關系的原則，如博愛、無私等。其中，第一類道德通常上升為法律，通過制裁或獎勵的方法得以推行。而第二類道德是較高要求的道德，一般不宜轉化為法律。法律的實施，本身就是一個懲惡揚善的過程，不但有助於人們法律意識的形成，還有助於人們道德的培養。
2、道德是法律的評價標准和推動力量，是法律的有益補充。第一，法律應包含最低限度的道德。沒有道德基礎的法律，是一種「惡法」，是無法獲得人們的尊重和自覺遵守的。第二，道德對法的實施有保障作用。「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執法者的職業道德的提高，守法者的法律意識、道德觀念的加強，都對法的實施起著積極的作用。第三，道德對法有補充作用。有些不宜由法律調整的，或本應由法律調整但因立法的滯後而尚「無法可依」的，道德調整就起了補充作用。
3、道德和法律在某些情況下會相互轉化。一些道德，隨社會的發展，逐漸凸現出來，被認為對社會是非常重要的並有被經常違反的危險，立法者就有可能將之納入法律的范疇。反之，某些過去曾被視為不道德的因而需用法律加以禁止的行為，則有可能退出法律領域而轉為道德調整。
總之，法律與道德是相互區別的，不能相互替代、混為一談，也不可偏廢，所以單一的法治模式或單一的德治模式不免有缺陷；同時，法律與道德又是相互聯系的，在功能上是互補的，都是社會調控的重要手段，這就使得德法並治模式有了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