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法的哲學基礎
⑴ 如何理解經濟法宗旨的客觀基礎
經濟法的宗旨是經濟法學基礎理論的基本范疇之一，是研究經濟法學的邏輯起點，對其進行深入、系統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經濟法的宗旨決定經濟法的價值，經濟法的價值是經濟法宗旨的體現，經濟法的基本原則是經濟法宗旨向經濟法價值轉化的保障。研究經濟法宗旨必須遵循揭示矛盾特殊性、主觀與客觀、實然與應然、相對與絕對相結合的原則。經濟法是為了解決兩個失靈的問題而產生的。經濟法的宗旨是保障政府有效干預經濟運行。 關鍵詞：經濟法；宗旨；兩個失靈 經濟法的宗旨是經濟法學的基本范疇之一，是研究經濟法學的邏輯起點，對其進行深入、系統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論意義。在九十年代初期及以前，幾乎沒有學者對這一問題進行探討，而把主要精力放在關於經濟法調整對象問題的探討上，在關於經濟法的調整對象問題上取得豐碩研究成果之後，學者逐漸發現了研究經濟法宗旨問題的價值，並逐漸發現其在經濟法基礎理論研究中的重要地位，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重視對經濟法宗旨問題的研究，並取得了不少有價值的成果，但與經濟法基礎理論中的其他范疇相比，對經濟法宗旨問題的研究仍明顯不足，尚沒有形成一個有機、系統的理論體系，也沒有發揮經濟法宗旨問題在經濟法基礎理論研究中所應該發揮的作用，因此，對這一范疇進一步進行研究，對經濟法基礎理論研究的深入，對經濟法學科體系的完善以及對經濟法制建設的發展都具有深遠的意義。在此，筆者在借鑒學界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嘗試對經濟法宗旨的一些重要問題進行深入、系統的研究，以期推動經濟法學基礎理論研究的深入與發展。 一、經濟法的宗旨釋義 （一）宗旨的含義 探討經濟法的宗旨，首先要探討宗旨的含義。由於宗旨並非是一個法學專用術語，而是一個日常生活及各學科中普遍使用的術語，因此，我們首先要到日常生活及各學科中去探尋其最一般的含義。《現代漢語大詞典》"宗旨"詞條的解釋為："主要的思想或意圖、主意。" 《現代漢語辭海》"宗旨"詞條的解釋為："主要的目的和意圖。" 由此可見，宗旨的最基本的含義就是"主要的目的或意圖"。 在法學領域，一般也是在"主要的目的或意圖"的意義上來使用"宗旨"一詞的。如有學者認為："經濟法的宗旨，或稱經濟法的目的，一般是指經濟法調整所要達到的目標。" "經濟法的宗旨，亦即經濟法的目的，指經濟法調整所要達到的目標。" 有些學者明確指出："法律的宗旨即通過法律條文所反映出來的立法的主要意旨或目的。" 因此，經濟法的宗旨所探討的就是經濟法的目的或意圖。近來，有學者探討了"經濟法的任務"，綜觀其全文，可以發現其所探討的經濟法的任務與經濟法的目的或宗旨基本上是同一概念。 （二）宗旨與價值、基本原則的區別與聯系 為了更好地理解經濟法宗旨的含義，有必要把宗旨與價值、基本原則等一些相近概念作一比較，從中發現它們的區別與聯系。 價值是一個哲學上的概念，在法學界，有學者將其界定為："在人（主體）與法（客體）的關系中體現出來的法律的積極意義或有用性。" 關於經濟法的基本原則，一般認為："是指規定於或寓意於經濟法律、法規之中，對經濟立法、經濟執法、經濟司法和經濟守法具有指導意義和適用價值的根本指導思想或准則。"[!--empirenews.page--] 由以上學界關於價值和基本原則的一般界定可知，價值強調的是法所具有的能滿足人的某種需要的功用或屬性，含有較多的客觀的色彩，而宗旨強調的是人的主觀目的與意圖，帶有較多的主觀的色彩。經濟法的價值是經濟法的宗旨的體現，因為經濟法是人們為了一定的目的而創造的，經濟法必然有助於實現人們的這種目的，否則這種經濟法就不是人們所希望的經濟法，它也就沒有存在的價值。經濟法最大的價值在於能實現人們對於經濟法的期待，有助於實現人們創制經濟法的目的。因此，經濟法的宗旨規定了經濟法的價值，經濟法的價值是經濟法宗旨的體現。經濟法的基本原則是經濟法的宗旨向經濟法的價值轉化的過程中所必須遵循的基本准則，是實現經濟法的宗旨、保證經濟法具有實現其宗旨的價值的必要條件。離開了經濟法的宗旨就談不上經濟法的價值，也沒有基本原則存在的必要。離開了經濟法的價值，經濟法的宗旨就成了空中樓閣，沒有實現的可能。而離開了經濟法的基本原則，經濟法的宗旨就無法實現，或不能很好地實現，現實的經濟法也就不可能具備或不可能很好地具備人們所期待的價值。 二、研究經濟法宗旨的意義 （一）對經濟法學研究的意義 經濟法的宗旨是經濟法學的基本范疇之一，在經濟法學基礎理論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可以說，對經濟法宗旨的研究貫穿於經濟法學基礎理論研究的始終。
⑵ 論謹慎干預原則的法哲學基礎.2.論經濟法與行政法有哪些聯系和區別
經濟法主體亦稱經濟法律關系的主體，是在國家協調本國經濟運行過程中，依法享受權利（權力）和承擔義務的社會實體。它是經濟法律關系構成的基本要素，是經濟法律關系的直接參與者，既是經濟權利（權力）的享有者，又是經濟義務的承擔者，是經濟法律關系中最積極、最活躍的因素。經濟法主體的范圍包括：1.國家機關。2.企業和其他社會組織。3.企業內部組織和有關人員。4.公民及個體工商戶、農村承包經營戶。經濟法主體基本特徵：1、范圍的廣泛性在市場經濟社會中，經濟法主體數量龐大，類型豐富，這是主體經濟利益性的外在化要求：通過對每種經濟利益都有數種具體經濟法主體加以代表、維護和追求，實現各種經濟利益的和諧發展，才能最終達致經濟法所要維護的社會公共利益的實現。2、地位的層級性這里的層級性和層次性並不是完全等同的概念，層級更強調縱向位階與橫向位階的統一。理解經濟法主體層級性的時候，要清醒地認識到經濟法主體地位「不平等」並非行使國家經濟法主體相關書籍權力的需要使然，而是源自根據主體各自應當承擔社會責任的大小而由法律合理分配的需要，借用經濟法「責權利相統一原則」的話說，就是要「以責定權，以責定利」。如果只看到經濟法主體之間存在著管理和被管理的關系，而忽視了不同經濟法主體之間的協作和競爭關系，便會有本末倒置的危險，動搖經濟法主體制度存在的基石。3、角色的變動性就具體的某個經濟法主體而言，由於其在不同經濟關系中「角色」的不同，也令其主體外在類型和內涵發生著各種交錯和轉換，比如一個主體既可能是經營者（相對於生產者而言），或者銷售者（相對於消費者而言），又可能是競爭者（相對於其他競爭者而言），或者被調控者、被規制者（相對於政府而言），甚至是經過授權的行業管理者（相對於本行業其他經營者），等等。這除了是由經濟關系的流動性和復雜性所造成外，主體在不同經濟關系中所肩負的社會責任不同才是主體具有角色變動性的根本原因。
⑶ 商法和經濟法的區別
商法和經濟法的區別：
1.法律性質不同。經濟法屬於公法，商法雖有公法性但本質是私法。因此回經濟法以國答家利益為本位，而商法是以商主體的利益為本位，經濟法的目標性較強，而商法的國際性較強。
2.二者基礎理論不同。經濟法的基礎理論是社會整體本位，即著重於國民經濟的全局，而商法是建立在商事主體利益本位之上的。
3.調整對象不同。經濟法調整國家在對國民經濟進行宏觀調控過程中形成的經濟關系。商法則調整的是商主體在商事活動中形成的商事關系。
4.調整的機制不同。商法著重採取自律性的非權力性的機制，而經濟法多採用他律性的權力性的調節方法。
商法是指調整商事交易主體在其商行為中所形成的法律關系，即商事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商法的調整對象是商事關系。商法主要包括公司法、保險法、合夥企業法、海商法、破產法、票據法等。
⑷ 經濟法的產生和發展
經濟法產生：來
哲學上：個人自本位——社會本位
西方經濟學上：自由競爭——壟斷干預
制度經濟學：自由交換——產權界定
法律上：私法自由——社會法的干預
對象上：平等主體——弱勢群體
權利上：一般權利——特別權利
責任上：一般賠償——懲罰性賠償
事實上：自由行為——法律規定（的事實）
經濟法的發展：
1 私權的進一步社會化
2 公權的進一步民主化
3 平等公平的進一步實質化
⑸ 經濟法和商法的區別
1、宗旨、原則均不同
經濟法的宗旨是保護社會中的公共利益，並以此為己任。經濟法的基本原則就是保證經濟的公平。同時在經濟法中對國家的經濟干預進行為強調，這里說的干預不是指以行政行為進行直接干預。經濟法會對私人的經濟進行相應的限制與調控。
商法的宗旨是促進營利，其基本原則則是商事自治。我們不難發現，經濟法中的側重點是經濟公平，商法中的側重點則是商事自治。在傳統的商法主要是用來保護商人的利益不受到損害，隨著時代的發展，現代的商法中出來保證商人的利益之外，還將商事的安全與公平列入其中。
2、法律屬性有區別
經濟法屬於公法，主要用來干預國家經濟；商法屬於私法，主要用來調節商事交易。經濟法的主體有兩部分，一部分主體是國家，另外一部分主體是經濟組織、個人，經濟法主要是通過國家的宏觀調控來發揮自身的作用，主要運用的方法是經濟杠桿，例如稅收政策、貨幣政策、財政等，雖然不是國家直接干預經濟 ，但這些行為都是由國家來實行。
商法的主體是商事企業，主要是用來調控商事交易行為，私法的屬性表漏無疑。現代商法中已經添加了商事公平與保護，因此商法中不斷增加強制性的規范，再加上行政部門也開始對商事進行監督管理，導致商法越來越公法化。
(5)經濟法的哲學基礎擴展閱讀：
經濟法起源於資本主義國家。資本主義國家科學家的經濟法概念主要見於德國、日本等大陸法系國家的學術文獻。盡管英美法系國家存在我們認為是經濟法的法律規范，但它們沒有注意法律部門之間的區別，沒有民法的概念，更不用說經濟法的概念。因此，有必要對大陸法系國家、尤其是德國和日本的經濟法解釋進行解釋。
經濟法是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由於其調整的對象具有特定的范圍，它只調整發生在國家經濟運行協調過程中的經濟關系，其調整對象可以與其他調整對象分離。法律法規。
商法的概念起源於古羅馬商法，而現代商法則起源於中世紀歐洲地中海沿岸自治城市的商法，1807年法國商法典正式確立，發展到今天。維吾爾法律國家廣泛繼承。20世紀初以來，我國商業立法主要引進了西方商法，主要是大陸法系的商法。但改革開放後，它也借鑒了英美法系的許多商業立法。
⑹ 論述經濟法的產生和發展的歷史條件
對經濟法產生的兩種不同觀點的評價 在進行評析之前，我們有必要指出經濟法律、經濟的法律規范、經濟法是具有不同內涵的概念；我們有必要明確：經濟法律規范的產生、經濟法律的制定、經濟法部門的形成是有一定的聯系和區別的范疇。經濟法部門是由經濟法律規范組成的，經濟法律規范的相當一大部分是以經濟法律為表現形式。 但嚴格地說，我們不能把經濟法的產生理解為經濟法律規范的產生或經濟法律的制定，我們不能把一個或一些經濟法律規范等同於經濟法，不能把經濟法律或經濟法律的總稱視為經濟法，只有相當多的經濟法律規范的總稱才是經濟法。從這種意義上來說，「經濟法「就是從部門法意義上講的，是指作為**的法律部門的經濟法。因此，把經濟法產生理解為經濟法這個**的法律部門的形成是正確的。[9] 我們還應明確：經濟法律規范產生於古代社會，經濟法作為部門法的產生晚於經濟法律規范的產生，經濟法的產生早於經濟法學的產生。基於上述的認識，我們認為「同時論」是錯誤的，它抹殺了經濟法律規范與經濟法之間的界限，將經濟法的產生等同於經濟法律規范的產生。經濟法是社會發展到一定歷史階段的產物。 三、經濟法產生與發展的歷史軌跡 （一）古代經濟法律規范的產生和發展 我們所說的古代經濟法律規范，一般是指包括奴隸制社會經濟法律規范和封建制社會經濟法律規范，也可稱為前資本主義經濟法律規范。奴隸制社會經濟法律規范，最早出現於奴隸制度古巴比倫國家。早在公元前18世紀，巴比倫奴隸制國家頒布的《漢謨拉比法典》就對土地的國家所有權和土地的法律保護作出了規定。《漢漠拉比法典》還有對農業、商業、質量、財政稅收等經濟關系進行法律調整的規定。我國「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反映了西周奴隸制國家土地國有的規定。西周中後期，還出現了土地流通的活動。我國從夏朝開始就有了徵收貢賦的制度，商朝的貢賦實行公田收入交國家，西周則按井田計畝徵收賦稅，西周的財政開支還實行了量入為出、專款專用等等內容，均體現了我國奴隸制調整經濟關系的法律規范的存在。《楔形文字法》、《漢漠拉比法典》是奴隸制經濟法律規范的典型代表。 封建制社會經濟法律規范存在的時期較長。在產生過程中，《羅馬法》及其復興起過一定的作用。西歐封建社會從公元5世紀羅馬帝國滅亡至18世紀，持續了1300多年。中國封建社會一般從春秋戰國之後算起，延續了2000多年。此時，中國的唐律、大明律是其典型代表，都有詳細地調整經濟關系的法律規定。秦簡《金布律》中出售商品須標明價格的規定，秦簡《田律》中「春二月林木生長，不得砍伐；春天土地乾旱需要水，不得堵塞水道；不得採摘剛發芽的植物；不得捕捉幼獸、幼鳥；不得設置陷阱和網罟捕捉鳥獸；不得毒殺魚鱉」的規定，漢朝的發展對外貿易的規定，明朝的禁止私人開採金、銀、銅、鉛、錫和水銀礦的規定，唐朝的以戶稅、地稅為基礎的「兩稅法」及「量出以制人」的根據各種開支總額確定兩稅的總額規定，明朝的中央、地方分級管理，征解制度、財政監察制度和預算制度等財政管理制度，等等，均體現了我國古代封建社會經濟法律規范的相對全面和完善。前資本主義經濟法律規范的特點是：反映奴隸主和封建主階級的意志，公開地維護等級特權，在協調本國經濟運行時主要運用直接手段，經濟法律規范以「諸法合體」的法典為主要表現形式。[10] （二）空想共產主義者的經濟法思想及其意義 18世紀法國空想共產主義的著名代表之一摩萊里（Morelly）在1755年出版了一部學術名著——《自然法典》，該書反映了他對未來公有制社會的理想。作者在書第四篇「合乎自然意圖的法制藍本」，被作者稱為「法律草案」，共12類法律、117條。其中，第二類法律是：「分配法或經濟法」，有12條規則。從目前的資料反映，這是「經濟法」一詞最早出現的地方。摩萊里看來，未來社會中的產品不發生買賣和交換，而是通過分配給予公民，「一切產品都要核算，其數量要與每個城市的公民人數相適應，或與使用它們的人數相適應，這些產品當中可保存的物品，均按相同的規則公開分配，如有剩餘則保管起來」[11]。摩萊里是在產品（財產）分配規則的意義上使用「經濟法」，並以此來表達他富有理想色彩的未來社會的法律規范。[12]19世紀30—40年代法國空想共產主義的著名代表之一德薩米（Dezamy）在1842—1843年分冊出版的《公有法典》一書中，也使用了「經濟法」這個概念，並發展了摩萊里的經濟法思想。 由摩萊里在18世紀提出的「經濟法」概念，是建立在空想共產主義的社會公有制基礎之上的，至今「經濟法」的涵義已發生了重大變化，但它對現代意義上的經濟法概念的形成仍產生著影響。這種影響除了表現為援引「經濟法」這個概念的外殼之外，更重要的是人們把空想共產主義者那種具有萌芽狀態的國家干預經濟生活的思想加以擴大，利用來作為建立現實經濟基礎之上的現代經濟法概念的一個合理內核。[13] 補充回答： （三）國外經濟法產生和發展的歷史過程 國外經濟法的產生和發展過程實質上是隨著資本主義從自由競爭發展到壟斷時期，傳統民商法、行政法律制度不斷被突破，並演變乃至最終**的過程。[14]結合資本主義發展的歷史階段性，我們將國外經濟法產生和發展的歷史過程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經濟法的產生階段，從19世紀末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作為一種法律思想的經濟法，盡管早在資本主義壟斷初就被提了出來，法國著名政治家、經濟學家——蒲魯東於1865年就提出應由「經濟法」來構成新社會的基礎，[15]但其理論在實踐中沒有得到反應。經濟法作為一種新的法律思想在實踐得到體現，應該是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發展到私人壟斷資本主義時期。壟斷階段改變了原來對資源和財富的配置機理，由原來原始資本主義積累階段主要憑借政治強權和經濟強制，自由資本主義自由競爭階段主要通過價值規律和市場機制配置資源和財富的機制，轉變成壟斷階段主要通過採取經濟集中排斥競爭的機制。壟斷資本主義社會注意到經濟的社會意義，因為此時的經濟壟斷涉及諸多經濟參與者的利益，涉及到因壟斷導致競爭萎縮而發生經濟滯長。這時，需要有一種能夠平衡多元利益，限制不當壟斷的力量——國家的力量，[16]這就需要一種新的法律形態加以規范。經濟法作為這樣一種法律形態，就在19世紀末出現了，經濟法作為新質的法律部門產生就成為必然。 美國1869年的《反鐵路壟斷法令》、1887年《州際商務法》，特別是1890年頒布的《反對不法限制和壟斷，保護交易和通商的法律》，即《謝爾曼法》和1914年頒布的《克萊頓法》及《聯邦貿易委員會法》成為經濟法最早出現的表現形式的法律標志。 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為了戰爭需要，頒布了大量的經濟法，如1915年《關於限制契約最高價格的通知》，1916年《確保戰時國民糧食措施令》，1919年《煤炭經濟法》和《鉀鹽經濟法》，1923年《防止濫用經濟力令》等。1919年頒布的《魏瑪憲法》在奉行「經濟自由」的同時，確立了「社會化原則」，規定了許多對私有制進行限制的措施，並授權政府對全國經濟生活進行直接干預和管制。《魏瑪憲法》後的一系列法律，突破了公法與私法分離的原則，擺脫了資本主義自由經濟原則，突破了長期被奉為金科玉律的經濟是私事，由私人自治的原則，確認了國家對社會經濟的直接干預、管理。這些法律引起了德國法學界的注意並積極展開了研究。1920年前後，一大批經濟法著作相繼問世，真正意義的經濟法就這樣於19世紀末20世紀初首先在德國出現了。[17] 第二階段，經濟法的發展階段，1929年—1933年經濟危機至第二世界大戰後 此階段的經濟法主要表現為國家運用法律手段調整特殊時期的整體經濟法，又可稱為「危機應付經濟法」。[18]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西方政府對經濟干預有所放鬆，1929年—1933年出現的經濟危機和經濟大蕭條，使資本主義國家更加註重對國民經濟進行更為全面和強有力的總體調節。一方面，實行資本主義國有化，國家壟斷資本主義開始出現並得到發展，國家不僅以政權主導者身份對私人經濟進行干預，而且開始以資本所有者身份直接參與生產經營領域的活動。另一方面，隨著凱恩斯主義的出現和興起，國家經濟職能全面強化，對經濟進行更加綜合性、全方位的調節，從而出現了又一次經濟立法的高潮。[19]此時，美國制定了一系列體現凱恩斯主義的經濟法律，實施所謂「羅斯福新政」。先後頒布了170多部法令，如《全國產業復興法》、《農業調整法》、《緊急銀行法》、《金融改革法案》、《國家勞動關系法》、《恢復和救濟法》、《1933年證券法》和《1934年證券交易法》等。 德國在此時期也先後制定了大量經濟法，如1930、1932、1933幾次修改了的《防止濫用經濟力令》、1933年《強制卡特爾法》、1934年《經濟有機結構條例》等。 這個時期的經濟法，是一種典型的「危機應付經濟法」。它從一個側面說明：「鑒於自由資本主義意識形態強調國家公權力與市民社會嚴格分野，所以西方國家的經濟法往往是經濟危機或者社會矛盾激化時不自覺的產物。」[20] 二次世界大戰後，國家加強了對經濟干預，有的國家頒布了對私有制企業實行國有化的法律。德、日作為戰敗國，被聯合部隊佔領，為了減輕經濟危機的沖擊，頒布了一些穩定經濟的法律，如《經濟穩定與經濟增長促進法》、《穩定國民生活緊急措施法》、《穩定不景氣行業離職人員臨時措施法》等。[21]日本政府為了振興經濟，在實行經濟非軍事化、確立和平經濟、提倡經濟民主化等三項原則的基礎上，頒布了以禁止壟斷法為中心的一百三十多種經濟法規，內容涉及到企業管理、工業交通、通訊、農林牧水產、城市建設與計劃、商業、財政金融、證券、保險、外貿、外匯、科學技術、教育、環保、防止公害以及計量、會計、統計、測量等諸多方面。日本法學界對經濟法更是投入巨大的熱情，進行了范圍廣泛的研究。日本經濟法學者高田桂一教授認為：經濟法是界於公法與私法之間的法律，又稱：「社會法」。和商法相比，經濟法關注國民全體的公共利益。 從體繫上講，主要包括禁止壟斷法、業法、統製法和消費者保**四個部分，並指出日本這個新興的發達國家應在農業經濟法、產業經濟法、新興工業經濟法、知識產權法方面進行更加充實、完備的立法。[22] 第三階段，經濟法的完備成熟階段，20世紀七八十年代至今 此階段的經濟法主要表現為經濟法內容與體系逐漸完善，國家的宏觀調控能力不斷增強，對國民經濟的總體調節達到嚴密化和制度化程度，國家已成為現代市場經濟運行不可缺少的主體。[23]此階段的經濟法是「自覺維護經濟協調發展的經濟法」，又稱為「現代經濟法」。此階段，以經濟民主、維護自由競爭的市場秩序，促進社會經濟協調發展的較成熟的經濟法在西方發達國家中基本形成。其顯著標志是：經濟法據以解決社會經濟矛盾的宗旨和方式，由干預、管制市場主體的自由意志和行為，轉向盡可能創造充分、適度、公平的競爭環境以維護這種自由意志和行為上來。[24] 此階段經濟法體系更加完善和科學化。特別是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世界冷戰局面結束，各國出於對本國經濟規律的認識和把握，在經濟學界對凱恩斯主義理論的不斷修正和批判，現代高新科技迅猛發展，世界經濟一體化的大背景下，各國從國內和國際兩個界面來對經濟進行重新審視和規劃，注重綜合應用各種經濟手段，建立科學的宏觀調控體系，使之逐漸成為經濟法最主要的組成部分，並且其他方面的立法，如反壟斷及限制競爭以及國有企業法也逐漸完善起來。[25]以西方七國集團中的義大利在1990年頒布的《反壟斷法》為標志，反壟斷所體現出的「自由+秩序」或者「市場經濟的活力+有條不紊的競爭」等經濟法理念被西方國家所公認，「現代經濟法」最終確立。[26] （四）我國經濟法產生和發展的歷史過程 1、新中國成立後的經濟法律規范 新中國成立以後，為了保護和促進國民經濟的建設和發展，我國先後在計劃、基本建設、工業、農業、商業、交通運輸、財政金融、勞動工資、自然資源和能源、對外經濟貿易等方面，制定了一系列經濟法律法規，如《土地改革法》、《統一全國財政經濟工作的決定》、《關於統一全國國營貿易實施辦法的決定》、《公私合營工業企業暫行條例》等。這些法律法規對順利完成社會主義三大改造，恢復和發展國民經濟起到了重大推動作用。 20世紀50年代末期，由於受指導方針上的「左」傾錯誤和法律虛無主義思潮的影響，經濟工作方面的立法和執法活動不僅沒有加強，反而有所削弱。[27] 在文化大革命中，隨著公、檢、法被徹底砸爛，國民經濟領域中的各種法規、制度被任意踐踏破壞，經濟秩序混亂，國民經濟頻臨崩潰的邊緣。[28] 2、中國經濟法的真正產生和發展 可以說，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前，我國還沒有產生現代意義的經濟法。中國經濟法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才出現的。從時間上來說，我們可以將我國經濟法產生和發展分為二個階段。第一個階段，經濟法的產生階段，從1979年—1992年。此階段，有的學者又稱為我國的舊經濟法階段。[29] 黨和國家領導全國人民在此階段，為健全社會主義民主，加強社會主義法製作出了巨大的貢獻。在經濟法制建設方面主要做了三件大事。[30]第一，注意把經濟法制建設與經濟建設、經濟體制改革和對外開放緊密結合起來，「一手抓建設、一手抓法制」，運用法律手段管理經濟，保護改革開放，為經濟法制建設規定了明確的指導思想和任務。第二，我國的經濟立法活動按照國家立法的議事日程和國家既定的經濟立法規劃[31]的要求，緊密結合國民經濟調整改革的實際，對一些重要的經濟關系和經濟活動准則及時地制定了一大批經濟法律、法規。從1979年到1992年14年間頒布的經濟法律就達52件；1979年以來，國務院頒布和批准頒布的400多件法規，經濟法規佔大多數，1984年—1986年就制定了50多件重要經濟法規。第三，把經濟立法與經濟司法結合起來，狠抓經濟法實施。此階段我國經濟法獲得了巨大發展，經濟法制建設取得了極大的成就，初步建立了重視以法律手段調節經濟的法律思想，為1992年經濟法發展奠定了基礎。但是，我們應該看到，由於此階段處在以有計劃的商業經濟體製取代傳統的計劃經濟時期，經濟立法沒有市場經濟為基礎，國家的宏觀調整主要還依靠計劃手段，規制市場主體行為的反壟斷法、限制不正當競爭法還缺失，經濟法與民商法、行政法不分離，還出現經濟立法不平衡，無法可依，有法不依，執法不嚴等現象。可以說，此階段的經濟法還打下深深的計劃體制烙印。 第二階段，經濟的發展完備階段，從1992年至今。此階段，有的學者又稱為我國的新經濟法階段。[32] 1993年3月我國對憲法進行了修正，在修正案中明確提出了「國家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主張，並明確提出要注重經濟立法。為此，我國先後為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制定了大量的法律、法規，如《反不正當競爭法》、《消費者權利保**》、《農業法》、《農業技術推廣法》、《科技進步法》、《預演算法》、《會計法》、《審計法》、《稅收徵收管理法》、《中華人民銀行法》、《商業銀行法》、《票據法》、《產品質量法》、《土地管理法》、《價格法》、《證券法》、《合同法》、《政府采購法》，等等。自1993年憲法修正案頒布以來，全國立法機關制定的300多件法律和國務院制定的800多件法規中與經濟法相關的佔了近一半。這些經濟法律法規的制定為中國經濟法體系的形成和發展，提供了較為豐富的內核。為彌補市場缺陷，防止政府缺陷，維護社會公平和社會整體利益，促進經濟與社會協調發展，產生著其他部門不可替代的作用。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不斷完善，伴著中國加入WTO，我們有理由相信，我國經濟法建設將會有一個更加美好的未來，她將為我國法治建設作出自己重要的貢獻。 四、經濟法產生與發展的歷史條件 法是以社會為基礎的，其產生和發展是由多種社會因素相互作用的產物，在這些因素中，經濟因素起著最終的決定作用。我們知道，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法律是由經濟基礎決定的，經濟法同樣應由經濟基礎來決定，是社會生產力發展到一定水平，社會生產發展到一定水平的必然產物。因此，我們在研究經濟法的產生與發展的歷史條件時，必須先從研究經濟法產生和發展的經濟基礎入手。 （一）經濟法產生和發展的經濟條件 「在社會發展某個很早的階段，產生了這樣一種需要：把每天重復著的生產、分配和交換產品的行為用一個共同的規則概括起來，設法使個人服從生產和交換的一般條件，這個規則首先表現為習慣，後來便成了法律。隨著法律的產生便必然產生出以維**律為職責的機關——公共權力，即國家。」[33]恩格斯對法產生的分析告訴我們這樣一個道理：法是商品生產和交換的產物。經濟法的產生，也應是如此，而且應是商品生產和交換發展到一定歷史階段的產物。具體說來，經濟法是市場經濟發展的產物。社會化大生產和壟斷的產生，是經濟法產生和發展的社會物質條件，經濟社會化是經濟法形成的根本原因。 就市場經濟而言，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市場機制的固有缺陷逐漸暴露出來。市場機制事後調節所具有的被動性和滯後性，以及市場存在的調節機制的障礙的特點，會使市場主體要麼限制競爭，要麼不正當競爭，從而形成無序競爭，使商品價格嚴重偏離價值，導致競爭秩序混亂，引起結構失衡、效率低下、公平缺失現象的發生。為了彌補「市場失靈」，國家就主動介入社會經濟，消除前進過程中的不足。而國家調節的手段主要通過法律制度的設計和運行的間接方式進行，在市場調節仍起基礎作用的基礎上，輔之以國家調節。我們可以說，經濟法是社會經濟發展到一定歷史階段——市場經濟階段的產物，並且必將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而不斷發展。 就社會化大生產而言，社會化大生產推動了社會經濟關系的變化，這種變化可以具體歸結於19世紀末開始的經濟社會化。經濟社會化是指在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動態發展中逐漸形成的經濟利益多元化、經濟競爭激烈化、經濟壟斷普遍化、經濟結構規模化、經濟關系復雜化和經濟交往國際化的社會經濟格局。經濟社會化使得經濟主體的經濟行為，在名義上是個體經濟行為的同時，實質上是社會整體的經濟行為，其經濟行為的影響在經濟社會化的指導下將以倍增的方式不斷影響周圍的個體，影響一國局部的經濟運行，影響一國整體的經濟運行，有時甚至於會跨越國境，影響他國的經濟運行，從而導致對經濟秩序、經濟效率、社會公平和社會可持續穩定發展產生不良影響。因此，在經濟社會化背景下，強化對主體行為的規范，實現對社會整體利益保護的價值，成為經濟法產生和發展的主要緣由。 在資本主義社會和社會主義社會兩種不同制度的社會中，經濟法的內容、形式、作用領域和發展道路會有所不同，但依賴於社會生產力發展的水平，體現經濟發展規律的作用，實現經濟法的價值方面應是趨同的。 （二）經濟法產生和發展的政治條件 經濟基礎的變化必然導致作為上層建築核心的國家職能的變化，而國家職能的變化應是經濟法產生和發展的政治條件。 我們知道，在自由資本主義時期，國家是「守夜人」，對經濟採取放任態度，對社會經濟生活，國家干預很少。「干預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成為資本主義國家的共識，國家為實現鼓勵自由競爭，維護經濟秩序，實現促進經濟和社會發展目的的自由經濟狀態所承擔的經濟職能來承擔「夜警察」式的仲栽人。市場經濟主要由民商法調整。到了壟斷資本主義時期，經濟危機的周期性爆發，社會矛盾的激化，壟斷對自由競爭的限制，使生產力發展受到阻礙。此時，民商法對此**為力。社會經濟生活發展的客觀實際要求國家要對社會經濟生活進行全面干預，以求經濟能夠穩定發展。這種干預按照法治社會的基本要求，亦必須在法定程序下合法進行。於是西方國家就制定了大量的國家干預、協調經濟生活的法律。新的**的部門法——經濟法，就應運而生了。簡而言之，反壟斷、促競爭、反危機及促發展的政治現實促進了國家經濟職能的擴展，使國傢具備了干預、協調經濟的職能，這種職能成為經濟法產生的政治條件。 （三）經濟法產生和發展的思想條件 社會本位的法哲學思想，是經濟法產生和發展的法律基礎。[34]在自由資本主義市場條件下，個人主義、自由主義是社會思想觀念的主流。以個人權利本位為核心的個人本位（又稱權利本位）獨行社會。個人本位強調把權利的地位放在實在法之上，放在國家最高權力之上，極力主張「天賦人權」，「私有財產權是從自然狀態帶進國家組織中去的自然權利，因而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國家不能設置任何障礙，認為自由是人性的結果，人的自由、平等是不可剝奪的權利，國家權力應為保障自由、財產和安全服務；權利是法律的中心概念[35]。」 到了19世紀末20世紀初，壟斷資本主義階段的到來，資本家的壟斷行為排斥了自由競爭，市場配置資源的作用喪失，市場自發調節的盲目性、滯後性等缺陷就充分暴露出來，市場經濟逐漸失去了自律性，產生了重新調整個人與社會關系的「社會本位」的思想。社會本位的思想，強化以社會權為權利的核心；這種社會本位的法哲學思想不再以社會契約論和自然權利論為前提，它強調社會利益才是個人的真正利益，個人生存發展依賴於社會的生存發展；無限制的權利不符合社會關系原理，個人無限制的自由權、無限制的所有權必然因其行使而使人與人之間發生沖突，必然損害他人和社會的利益，法律控制社會的目的不是自由而是安全和平等。 社會本位的思想為經濟法的產生和發展提供了強有力的思想保證。以社會為本位，強化保護以社會整體利益為出發點的社會權，正是經濟法作為社會法所追求的價值取向。 五、經濟法發展的新趨勢 經濟法從產生到逐漸完善經歷了一個較長的歷史時期，在20世紀末21世紀初，經濟法的發展呈現出許多新的情況和新的特點，體現出新的發展趨勢。 首先，從立法內容來看，其一，以國家干預經濟和反壟斷法為中心內容的各種經濟立法進一步發展起來。其二，可持續發展的經濟立法理念不斷地在經濟法中得到體現。其三，經濟法與科學技術發展、新興產業部門結合更加緊密，立法內容空前豐富，立法領域不斷擴張。其四，宏觀調控法成為經濟法重要內容，得到更加突出的重視。 其次，從重要程度來說，各國均將涉外經濟法放在重要位置，外貿法、外資企業法、海外投資法、涉外稅法、外匯管理法等成為一國經濟法中的重要內容。 最後，從立法層次來看，各國均在不斷提升經濟法的立法層次，特別是發展中國家，逐步將經濟立法以法律、法規並重的作法，轉向以法律形式為主的立法形式，一些國家還計劃在條件成熟後，學習捷克斯洛伐克的做法，制定統一的《經濟法典》
⑺ 可持續發展原則為什麼不是經濟法的基本原則
第一、協調經濟原則。市場管理法，如反壟斷法律制度、反不正當競爭法律制度、票據法律制度、證券法律制度等等都是國家對經濟的調整管理，「國家之手」在經濟關系中的作用是協調本國經濟，完善產業結構。在調整過程中應該遵循客觀的經濟規律，注意客觀經濟條件和國際經濟形勢的變化，主動靈活地發揮經濟法的調節作用。
第二、效率公平原則。「效率是社會能從其稀缺資源中得到最多東西的特性；公平是經濟成果在社會成員中公平分配的特性。」⑦從經濟學角度分析，效率和公平往往是不能兼顧的，一項政策的出台和實施要麼重效率輕公平，要麼重公平輕效率。經濟法的作用就在於用法律的形式保護整個國民經濟的效率和公平。在某一個階段可以促進其中的一面，但就整體而言必須兼顧二者。
第三、利益兼顧原則。要貫徹利益兼顧原則必須正確處理以下四個關系：正確處理國家與企業之間的利益關系，正確處理國家與勞動者個人之間的利益關系，正確處理企業與勞動者個人之間的利益關系，正確處理中央與地方之間的利益關系。⑧經濟法的任務就在於堅持國家整體經濟利益，兼顧地方、企業、個人等各種利益，實現社會整體利益最大化。
第四、可持續發展原則。堅持可持續發展戰略是我國現代化建設需要考慮的重大課題。經濟的發展涉及到資源的開發利用，廢棄物的排放，環境保護和治理等一系列社會性問題。因此，經濟法必須強調堅持可持續發展的原則，不能為眼前的利益而犧牲長遠利益。
⑻ 簡述經濟法的基本原則
（一）營造平衡和諧的社會經濟環境原則
我們強調營造平衡和諧的環境，而不是簡單地說平衡協調原則，是有深層次原因的。對經濟關系進行平衡協調是經濟法特有的功能，但如果單純將平衡協調上升到經濟法基本原則的高度就顯得不夠充分，並沒有完全揭示出經濟法的本質內容。
從字面上講，和諧與協調兩詞的含義互通，這就是在許多法學著述中「和諧」與「協調」不分的原因。但是，在意境上說「和諧」和「協調」是有很大區別的：和諧是一種相互依存與共同發展的客觀狀態，是國家和市場都要順應客觀規律、應用客觀規律的表現；
而協調更強調的是主體間相互一致的積極行為，是帶有主觀意志色彩的一種行為模式。就經濟環境狀態的描述而言，「和諧」一詞較「協調」更貼切，例如我們常說的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
首先，「平衡和諧」充分體現了經濟法治條件下經濟環境應有的狀態，強調的是不同主體的配合而不是對抗，又在哲學范疇「度」的問題上強調適當，而不能「過火」或「不及」。
有學者認為平衡有均等的意思，因而不主張將其納入經濟法的理念，但我們認為這里的平衡不是均等的意思，而是「不失調」之意，例如人們常說「生態平衡」。
其次，平衡和諧的社會經濟環境不是靜止的而是動態的，不是一種中庸理念的體現而是建立在對客觀經濟規律認識基礎上的一種應然的狀態。在這樣一種經濟環境下，能夠實現自由與秩序、公平與效率的平衡和諧，現實利益與未來利益的平衡和諧，國家、社會與個體之間的平衡和諧。
最後，經濟法律的完善本身並不代表這種良好經濟環境已經大功告成，由於社會經濟體系是動態向前發展的，這就要求經濟法制不斷地「與時俱進」，具有前瞻性、規劃性地從立法、司法和執法等方面來建立和維持這種環境。
當前，在國際上以和平與發展為主旋律的背景下，各國管理社會公共事務的職能日益突出，大都將實現可持續發展作為根本目標。
要實現可持續發展就必須有一個良好的環境，既包括良好的自然生態環境，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這個問題在上層建築層次已經被納入到環境保護法之中），也包括平衡和諧的社會經濟環境。
而我國某些地方一級的政府和部門、行業的管理者顯然對營造平衡和諧的社會經濟環境的重要性缺乏應有的認識：地方保護主義嚴重、某些部門和行業長期壟斷，損害了普通百姓的經濟權益，也阻礙了該行業實現自身更大的發展，更有損於中國在世界的經濟民主形象。
平衡和諧的經濟環境是我國加入WTO後與國際接軌的基本要求，是我國要獲得完全市場經濟地位得到國際社會認同的基本要求，更是一個國家的整體經濟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基本要求。
（二）合理分配經濟資源原則
這里之所以要提「合理」分配，有兩方面的意思：首先是令市場經濟的價值規律正常發揮作用完成自下而上的分配，即符合市場經濟自發規律之理。
價值規律由對經濟個體的決策和行為之微觀作用實現對整個社會經濟資源的宏觀調節和配置，順利完成經濟資源的初次分配，市場規製法在其中發揮著保障作用。其次是利用國家超越整個社會的優勢地位進行的自上而下的分配，即符合國家社會自覺調整之理。
國家根據市場經濟自發分配資源後產生的不公平傾向，立足於社會整體利益進行再次資源分配和調整，宏觀調控法在其中居於核心地位。「合理分配資源」不僅包括國家與市場如何協調資源優化配置問題，還有進一步防止貧富兩極分化的問題。
中世紀的阿奎納認為：「正義由兩部分組成：第一種是分配正義（distributive justice），即『按照人們的地位而將不同的東西分配給不同的人』……在分配正義中，一個人在社會中的地位愈突出愈顯要，那麼他從共同財產中亦將得到愈多的東西。」
這種按人們地位來分配經濟資源的思想是封建社會的分配原則，到了資本主義社會該原則為按資本分配原則所取代。
從「人生而平等」的道德角度看，按資分配較按地位分配無疑是人類社會分配原則的一大進步。但按資分配所帶來的貧富分化日趨嚴重，一方面導致頻繁的經濟危機出現，阻礙了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另一方面也是對資本主義世界所要樹立的平等觀念的一種諷刺。
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重大貢獻之一就是不僅在道義上對兩極分化、貧富不均做出了犀利的批判，更從科學的角度論述了兩極分化的社會根源與危害，並在理論上提出了防止兩極分化的意義和途徑。
實踐證明資本主義社會歷史上的經濟危機與社會動盪都直接源於嚴重的貧富兩極分化，因為單靠市場這一隻無形之手是無法實現將稀缺經濟資源進行合理分配的。
從現代經濟學的角度看，經濟資源不再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相對於人口增長和經濟發展的要求，經濟資源永遠是稀缺的。經濟資源既包括生產資料也包括生活資料。
生產資料資所有制最終決定了社會資源的分配製度。我國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社會資源的分配製度必然是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其他多種分配製度並存。
這樣一種復合的分配製度一方面保證了經濟資源的優化配置，另一方面也有利於防止貧富兩極嚴重分化。這種分配製度也正是社會總體經濟效益優先，兼顧社會各方利益公平的體現。
2003年中共中央十六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
決定指出「要按照統籌城鄉發展、統籌區域發展、統籌經濟社會發展、統籌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統籌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的要求，更大程度地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這將成為未來幾年關於如何貫徹合理分配經濟資源原則的指導思想。
綜上所述，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和防止貧富兩極嚴重分化是合理分配經濟資源原則的兩個不可或缺的方面。
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更側重於稀缺經濟資源中生產資料的分配，側重於經濟的發展，是效益優先的全面體現。防止貧富兩極嚴重分化更側重於稀缺經濟資源中生活資料的分配，側重於社會的穩定，是社會公平的最終體現。
（三）保障社會總體經濟可持續發展原則
「可持續發展」發端於20世紀80年代，20世紀90年代中後期在中國上升到一種治國方略的高度。
可持續發展的提出是人類認識論上又一次具有革命性意義的突破，這一思想強調的不僅僅是人的發展與自然環境的和諧，更是人的發展與社會環境的和諧，也唯有人與環境的和諧發展才能實現人類自身的可持續發展。
這一思想的提出也是社會本位理念的進一步深化：不僅僅以人類社會橫向的當代利益和諧為出發點，更以人類社會縱向的代際利益和諧為出發點。這種發展不強調盲目的快速，而強調連續與穩定下的高速發展。因此可持續發展就是在穩定中求發展，在發展中求穩定的辯證的邏輯統一。
(8)經濟法的哲學基礎擴展閱讀：
經濟法具有自己獨立的調整對象。經濟法的調整對象是指經濟法所干預、管理和調控的具有社會公共性的經濟關系，可以概括為以下幾點：
a.國家規范經濟組織過程中發生的經濟關系。規范組織的法律，是為了防止壟斷組織的出現，從組織上保證市場經濟順利發展。這方面的法律有公司法、外商投資企業法、合夥企業法、個人投資法等。
b.國家干預市場經濟運行過程中發生的經濟關系。國家對市場經濟運行進行干預是經濟法的重要調整方式，這方面的法律有證券法、票據法、破產法、金融法、保險法、房地產法、環境法、自然資源法等。
c.國家管理、規范經濟秩序過程中發生的經濟關系。日本學者丹宗昭信認為：：經濟法是國家規制市場支配的法，現代經濟法的核心是壟斷禁止法。這方面的法律有反壟斷法、反不正當競爭法、消費者權益保障法和產品質量法。
d.國家在經濟調控中發生的經濟關系。此種經濟關系的特點是國家對市場經濟運行實行宏觀調控，使經濟各部門運行協調，使整個國家經濟運行平穩。這方面的法律有財政法、稅法、計劃法、產業政策法、價格法、會計法和審計法等。
⑼ 比較經濟法與民法調整的社會關系
民法作為傳統的法律部門，從羅馬法以來一直以自由的契約法為核心，「它以民事法律行為和意思表示制度為核心，主要調整當事人意思自治，亦即價值規律自發作用的財產流轉關系，並建立相應的主體制度、物權和其他權利制度，與刑法銜接調整較輕微的侵權關系」。[12]民法的發展經歷了從傳統向現代化的轉變，現代民法不再採取權利本位（權利本位的真正含義就是個人權利本位），[13]而是以公共利益、誠實信用和公序良俗等原則約束的社會本位為價值取向的。 個人主義的勃興形成了傳統民法的精髓，即意思自治、契約自由、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等私法原則。而在現代社會中，「為了減緩自由市場競爭的盲目性和破壞性，以期合理配置資源，資本主義國家則由治安警察國家過渡到行政國家，主動介入『市民社會』的『私生活』」，[14]因此，從法國民法典的傳統民法，發展到1919年魏瑪憲法所規定的「所有權負有義務，其行使應當同時符合公共福利」，以及日本戰後增補民法第1條關於「私權應服從公共福利」的規定，民法已從權利本位發展到社會本位。今天，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民法都已實現了從個人本位到社會本位的轉變，權利不得濫用原則應運而生。[15]在羅馬法中，「人的活動是自由的，國家保護它不受侵犯……法律保障給予某一主體以求生存和幸福的資料總和是他的財產，因而這種權利本身被稱為財產權」。[16]物權體現人對物的權利，債權體現的人對人的權利，這種完整的權利世界觀是圍繞著財產構成的。與此同時，人格獨立、自由、尊嚴等通過意思自治和民事法律行為來完成，傳統民法的契約自由典型地表現出這一特點。「契約自由被視為意思自治的核心，它使當事人有權擺脫法律為他們提供的一切固定模式而自由地設置其相互之間的法律關系」。[17]因此，傳統民法的精髓在於強調人的自由意志，以及財產的穩定性（物權制度）和流動性（債權制度），從人的自由與對財產的完整性保護這兩個基點，完成了傳統民法理論大廈的構築。 社會本位的民法對所有權加以限制，促使所有權社會化，出現了維護交易安全、保護經濟上的弱者和消費者、公平競爭、解釋契約的表示主義條款、限制利息租金和價格、禁止房屋出租人強制承租人搬遷、限制權利的履行、限制卡特爾和不當贈與契約、禁止不當招徠等等，所有這些，表明了國家對私權的限制。傳統民法的這種變化，不僅僅是一種表面現象，它是同民法的基礎和出發點的變化緊密相關的。這些變化表現在：
1.債權的地位和作用上升。市民生活和經濟活動的范圍擴大，人與人交往的廣度和深度為歷史上任何時期所不可比擬。由此出現了保護交易安全、防止權利濫用，債權逐步優先於物權的趨勢。人更注重物的價值而不是物本身，財產組成的債權化，人與特定物的聯系弱化，這使法律更加註重人與人的關系、人與社會的關系，強調人與人的合作。
2.意思自治受到限制。這是現代民法最重要的發展。合同的特殊意志隨著社會精神約束力的削弱，越來越侵蝕國家與社會的利益。「法以普遍意志的面目出現，在保障自由意志的同時，逐漸對特殊意志的自由度施加拘束」。[18]社會現實越來越需要外在性的約束控制機制，合同內在的形式與實質的矛盾，形成了合同法律制度中形式正義與實質正義的沖突。意思自治的衰落與現代民法的發展是一致的，它表現在：強制性合同大量出現；合同中的意思主義逐漸為表示主義代替；合同解釋由探求當事人的真實意思，趨向於使之產生法官所希望的法律效果，即根據「當事人的意願要訂立公平和符合社會利益的合同」[19]來進行解釋。 民法中意思表示客觀化和形式主義的發展使其得以與商法相融合，對民事法律行為嚴格要求正是其「公法性」的體現，國家通過對特定商事行為形式的要求實現商法的特殊調整。許多學者僅僅強調商法的公法性，卻未看到這種公法性是建立在強調自由意志基礎上的。從另一個角度看，現代民法中強行性規范的增加，正是其社會本位所在。 但是民法的本質在於個人意志的自由，任意性規范才是其精髓所在，強行性規范的增加並不改變民法的性質，而只是縮小自由意志的范圍，導致民法生存的危機。「現代民法中法律行為的效力與法律規則效力之間的矛盾顯然不可能得到合理的解決，法律行為調整方式與法定調整方式之間的矛盾顯然也不可能得到適當的協調」。[20]因而，社會生活的發展使得民法的意思表示越來越外在化，越來越趨同於商法，民商合一的趨勢使得現代民法出現了無法解決的二難選擇，意思自治與實現有效社會控制這一對矛盾無法在「民法—商法」的架構下得到調和。在商法無法適應現代國家職能轉變的要求時，為了保持民法的自治性，實現經濟法與民法的接軌是現代法律體系的必然選擇。
三、經濟法：現代市場經濟的必然選擇 毋庸質疑，商法的公法化為許多學者解決民法遇到的危機提供了一種思路。
「在商法傳統根深蒂固的國家裡，新的經濟法仍然在為自己謀求一席之地，一般來說，它仍然難以有足夠的力量來充實商法」。[21]事實上，盡管經濟法與商法都不同程度地加入了國家干預的因素，但商法僅僅是通過對意思自治形式化的要求，實現對商事活動的調整，它仍然是由「私的」法律規范組成的。例如商事公司法，它僅僅是從資本組成、成立程序等方面對經濟關系作外在的規定。經濟法則不同，它從組織、內部結構、管理、財務、資本運動等方面，深入經濟關系內部，對其進行全方位的調整，因而正如學者所稱，「在公有制企業居主導地位的情況下，傳統商法的內容基本上都可歸入經濟法」。[22] 經濟法的出現與特點，是由現代經濟生活的發展所決定的。現代國家中組織的日益擴大，即所謂的「橫向一體化」與「縱向一體化」。「企業是許多專業化的個人組成的集合，處於相繼生產階段領域或相繼產業的專業化的企業之間的合並被稱為一體化，這一概念是與專業化相反的對應」，[23]而組織是靠縱向的行政權力指導分配資源的。[24]推動社會變遷的因素不僅僅是技術，制度的變化也是一個重要的參數。[25]制度的變化是國家、組織（企業）與個人之間進行社會博奕的結果。組織的不斷擴大是傳統市民社會與現代社會之間的最大不同。傳統法律以國家與個人為基點構築體系，但是壟斷、跨國公司、國家參與生產經營和市場操作的發展，使得以財產關系為調整對象的，以個人為基本主體的民商法無法深入組織內部和（國有、公有）財產權內部進行調整，這種調整的任務不得不由經濟法來承擔。 現代國家職能的轉變也是經濟法興起的重要因素。為了尋求經濟發展和社會公平之間的平衡，國家在各個方面——包括經濟生活、社會保障、國土開發和人口等方面進行調控和管制。「20世紀以來，國家都以不同方式在不同程度上改變了不介入經濟生活的舊體制，越來越加強干預經濟生活的廣度和深度」。[26]國家在經濟領域內，作為再分配人通過財政、貨幣、就業、產業等宏觀經濟政策，作為所有權人通過參與經營、對企業組織的鉗制，作為社會經濟秩序維持人通過反壟斷、保護公平競爭等經濟政策，實現了對經濟的完整參與、管理，通過公共供給政策、公共引導政策和公共規制政策[27]，實現對經濟調控的目標。國家職能的發展和國家作為不同主體的角色的分離，是現代經濟生活發展中的一個不可逆轉的趨勢。[28] 社會關系的變化體現在法律上，是「組織因素」、「權力因素」法律規范的增加。正如美國學者加貝爾指出的：「最正確地表述發達資本主義社會經濟運動的調整原則已經不是自由競爭，而是穩固的合作，在橫向和縱向一體化的工業中資本日益壟斷化，勞工在工會中越來越集中，隨著國家進入市場，公共企業的出現，確保失業者購買力的金錢的再分配——所有這些過程結合在一起構成了向所謂的多元主義社會經濟的過渡……多元主義需要的法律模式是政府官員的調整干預，是當事人之間的合作或道德行為」。[29] 傳統民商法是以財產關系為調整對象，在其哲學觀中，財產被視為自由的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由此出發，在向現代社會轉變過程中，其社會本位只能是外在的、國家對個人意思的硬性規定，從而難以適應現代經濟所要求的合作主義。經濟法則以組織管理關系為調整對象，以實現國家的宏微觀調控為目標，「這種由組織為基本主體參加的，由管理因素和財產因素相結合而構成的經濟關系，也應是社會主義經濟法律調整的主要方向和重點」。[30]組織因素的法律規范的增加，體現在法律領域的多個方面。在物權領域，國家所有權的經濟化和廣泛發展，使國家從多方面來實現其所有權，包括國有企業運營中的組織管理和國有資產管理體制的形成。「對此，民法中的源於羅馬法的典型的私人所有權制度，即關於物的佔有、使用、收益、處分的抽象規定，是無法實行有效調整的」。[31]在債權領域，則出現了政府經濟合同，「當我們論述現代契約關系時，有必要加上一個新的因素——權力、等級和命令，雖然權力、等級和命令在原始契約關系中決非不存在」。[32]合同的異化突破了經典合同法的純粹財產關系的范疇，合同已不單純是民法債權的內容。 顯然，組織因素的增加，使得調整各別主體意思自治的財產關系和人身關系的民法，已很難再象以往那樣對經濟進行系統而有效地調整。盡管民法商法化、「私法公法化」的趨勢使許多學者試圖以商法代替經濟法，希望以現代民法的社會本位來代替國家對經濟的調控和參與。但所謂民法的社會本位，僅僅是對意思表示的外部限制，外在強行性規范的增加，以及形式主義的發展；而經濟法的社會本位，卻是立足於組織和國家的新發展，實現國家、社會和個人利益的內在協調，這是經濟法的社會本位的更為深刻的內容。「概括地說，在當代市場經濟條件下，民商法就其性質來說除了不能調整組織管理性質的所謂『縱向』經濟關系外，還有一些『平等主體』間的所謂『橫向』經濟關系或契約性關系，也因為加進了組織管理因素而超出了民商法調整的范疇。」[33] 最後必須指出的是，民法與經濟法的關系是密不可分的。民法需要經濟法來對組織關系和國家對經濟生活的調控和參與加以調整，以保持其意思自治的純潔性；經濟法也需要民法來對市場經濟的基礎關系加以調整。經濟法不可能將民法排斥在經濟生活以外，它與民法的目標是一致的，即保證社會正義和經濟效益的實現。「民法中的公共道德或公序良俗條款，可以說是民法與經濟法的一個『銜接點』，被認為違反了公序良俗條款的行為，即超出民法調整的范疇，而須由經濟法的反壟斷法和反不正當競爭法等來作具體調整」。[34]經濟法的責權利效原則真正體現了現代市場經濟的特徵，正如美國學者所稱的，現代市場經濟是責任市場，[35]它通過專業化、技術化、社會本位化的法律規范來保護社會整體和個體的利益。
總而言之，經濟法實現了對現代經濟的高層次的調整。 當前，一些人對經濟法抱有不恰當的理解，認為經濟法就是國家干預法。而事實上，經濟法的根本任務是保證經濟民主與促進競爭，其精髓在於對國家管理和參與經濟的有序化控制，規范政府經濟行為，防止其濫用職權。經濟法的哲學觀是統分結合、民主與集中相結合，通過對公權力和私權利的協調而實現與民法相同的價值目標。對於我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而言，公有制佔有主導地位，必須將社會利益置於首位，因為「社會主義是天然的，以社會為本位的制度」。[36]在向市場經濟轉軌的時期，經濟法與民法應當攜手並進，經濟法通過它的國家所有權、經濟責任制、經濟合同、[37]經濟管理、競爭與消費者保護等各項制度，與民法中的物權、債權和民事主體制度相銜接，共同實現國家的立法目標。「公有社會的理想應當這樣界定和實現，以便於加強而不是削弱個人自治的意義以及使個人自治與權威彼此相容」。[38] 綜上所述，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模式的建立，應當立足於我國公有制的現實與傳統，以民法為基礎法，以經濟法為基本法，兩者均以社會為本位。如果試圖完全以民法來對市場關系加以調整，必將陷入要麼不顧現代經濟生活的發展，堅持私法自治，從而去「補資本主義課」的道路；要麼為了顧及現代經濟生活的發展，而使行政和民事的強行性規范壓過民法固有的任意性規范，抹煞民法的精髓，不顧我國是一個個體利益發展不充分，急切需要發展私法的國情這一泥潭。
⑽ 為什麼經濟法的概念由空想共產主義首先提出
據迄今史料記載，經濟法這個概念最早是由法國空想共產主義者摩萊里（Morelly）在其1755年所著《自然法典》一書中提出來的。該書第四篇是作者所設想的未來理想社會的法制藍本，共12部分，其中第二部分是「分配法或經濟法」，有12條，其內容是就未來社會里「自然產品或人工產品的分配」作出了規定。1842年法國另一空想共產主義者德薩米（Dezamy）在其所著的《公有法典》一書中也使用了「經濟法」這一概念。這本書第三章論述的是「分配法或經濟法」。可以看出，兩位空想共產主義者談論的「經濟法」是在未來的理想社會公平分配財富的分配法。
楊紫烜老師認為：經濟法的概念是發展、變化的，當代經濟法不能等同於分配法，但它們之間具有內在的聯系。經濟法是調整特定經濟關系即物質利益關系的，其目的在於為各個經濟法主體之間物質利益的合理分配提供法律保障。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經濟法實質上就是分配法。
我認同的說法是：最早提出比較接近現代經濟法理念的應當是法國著名經濟學家和政治家蒲魯東（法國政論家，經濟學家。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者，無政府主義奠基人之一。1809年生於一農民兼手工業者家庭，卒於1865年。 蒲魯東被稱為無政府主義之父 ，他否認一切國家和權威，他反對政黨，反對工人階級從事政治斗爭，認為其主要的任務是進行社會改革。馬克思在《哲學的貧困》等一系列著作中對蒲魯東及其思想進行了深刻的批判。）蒲魯東在其所著《論工人階級的政治能力》一書中提出：法律應當通過普遍和解來解決社會生活矛盾，為此需要改組社會，由「經濟法」來構成新社會組織的基礎。因為公法會造成政府過多的限制經濟自由，私法則無法影響經濟活動的整個結構，必須將社會組織建立在「作為政治法和民法之補充和必然結果的經濟法」之上。
進入20世紀，德國學者萊特（Ritter）在1906年創刊的《世界經濟年鑒》中使用了「經濟法」這一概念，用來說明與世界經濟有關的各種法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