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群體性事件的法社會學分析

Ⅰ 如何認定群體性事件的性質

「群體性事件」，的界定仍然有爭議，但一般認為是指具有某些共同利益的群體，為了實現某一目的，採取靜坐、沖擊、遊行、集合等方式向黨政機關施加壓力，出現破壞公私財物、危害人身安全，擾亂社會秩序的事件，可分為群體性暴力事件和群體性非暴力事件。

主要特點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1、群體性

指每一起群體性事件是由某一身份的一群人製造和參與的。這是群體性事件的最基本特徵。從總體上看，我國群體性事件參與人數呈上升趨勢，群體性事件的參與人員常常達到了成百乃至上千，甚至上萬人參與的事件在全國也已屢見不鮮。

2、組織性

當前的群體性事件已由自發鬆散型向組織型方向發展，事件的聚散進退直接受指揮者和骨幹分子的控制和影響。參與人數多、持續時間長、規模較大的群體性事件往往事先經過周密策劃，目的明確、行動統一，組織程度明顯提高。有的還集資上訪，並聘請律師，尋求媒體支持。

3、仿效性

指當前群體性事件具有廣泛的示範性和傳播性。一些群體事件隨著事態的發展，影響力的擴大，引起周圍區域或利益相關者心理共鳴，一旦甲地發生群體性事件，乙地、丙地便紛紛效仿，互相傳染，使參與人數及區域不斷增多和擴大，甚至出現互相串聯，互相取經現象。

4、破壞性

當前群體性事件常常對國家的法制秩序、治安秩序、交通秩序產生沖擊和破壞，影響社會安寧，擾亂了社會的正常的工作、生產、生活秩序。

其危害主要表現為：一是沖擊黨政機關，擾亂辦公秩序。二是堵塞鐵路、公路等交通要地，給國家和社會造成重大損失。三是極易引發暴力，造成嚴重的人員傷亡。

(1)論群體性事件的法社會學分析擴展閱讀：

群體性事件概念演變：

2005年7月7日，中組部副部長李景田在新聞發布會上明確指出，當前中國改革進入了關鍵時期，有些矛盾集中顯現，並因此發生了一些「群體性事件」，他糾正了國外記者所謂「騷亂」這一說法，而代之以「群體性事件」。

2005年底，時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公安部長的周永康指出，要「研究化解群體性事件的基本條件和內在規律，形成處置『群體性事件』的原則和常效工作機制」。「群體性事件」 一詞首次公開提出。

2007年11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突發事件應對法》施行， 2009年9月，中辦《黨的建設辭典》再版，在整部辭典的1015個詞條中，1/3是新詞，其實群體性事件等新詞被收入其中。

2009年12月21日，社科院發布2010年《社會藍皮書》，指出2009年群體性事件仍然保持著多發的態勢，這是因為一些地方在加速發展和轉型的過程當中，積累了很多歷史上的矛盾和問題，這些問題得不到及時解決，造成的民怨太深。

Ⅱ 怎樣看待群體性事件

當前，由於我國正處於經濟轉軌、社會轉型的特殊歷史時期，由於我國正處於工業化、城鎮化加快推進的特殊歷史階段，經濟基礎和社會結構劇烈變動，利益關系和利益格局深刻調整，影響社會穩定的不確定因素明顯增多，由人民內部矛盾引發的群體性事件面廣量大，已經成為嚴重影響社會穩定的最為突出的問題，嚴重影響了社會的穩定和和諧社會的構建。

我國重大群體性事件之所以多發、高發，原因是多方面的。從總體上看，這是我國改革進入攻堅階段、發展處於關鍵時期各種社會矛盾和社會問題的集中反映。能否積極預防、妥善處置好群體性事件，是對我們黨執政能力、執政水平的重大考驗。究其深層次的原因而言，主要有以下幾點：

第一，部分幹部作風不實。部分基層幹部貫徹執行黨的政策不到位，依法行政水平不高，官僚主義作風嚴重，部分幹部對待群眾態度冷漠，作風不實，遇到群眾要求解決的矛盾糾紛，採取一躲、二推、三拖、四哄的態度，或者乾脆不理不睬，引起群眾積怨不滿，認為只有造勢，小題大作，才會解決問題。
第二，各種具體的利益沖突是引發群體性事件的導火索。一是因對政府出台的政策、措施不滿而引發的群體性事件。如撤區並鄉選址，勞民傷財的政績工程、形象工程、豆腐渣工程，二是因企業經營虧損、破產、轉制而引發的群體性事件。三是因征地搬遷問題而引發的群體性事件。
第三，群眾的民主意識不斷增強，但政治參與能力相對較低，法制觀念淡薄或對法律條文的斷章取義是導致群體性事件的重要原因。
穩定是改革和發展的前提。正確預防和處置好群體性事件是社會和諧發展的重要前提，也是對我們黨執政能力、執政水平的重大考驗。為此，可以採取如下措施：
第一，積極預防和妥善處置群體性事件，必須在黨委、政府的領導下，帶著對人民群眾的深厚感情做工作。各級黨委、政府要時刻牢記群眾利益無小事的道理，始終把群眾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設身處地地為群眾著想，積極主動地為群眾排憂解難。特別要千方百計地幫助下崗職工、失地農民、庫區移民、農民工、城鎮和農村貧困人口等解決生產生活中的實際問題和困難，真正把預防和處置群體性事件的過程，變成密切聯系群眾的過程，變成疏導群眾情緒的過程，變成為群眾解決實際問題的過程。
第二，積極預防和妥善處置群體性事件，必須深入開展矛盾糾紛的排查調處工作，最大限度地把不穩定因素解決在當地、解決在基層、解決在萌芽狀態。針對當前一些地方群體性事件接連發生的情況，各級黨委、政府要深入組織開展矛盾糾紛的排查工作，力爭把群眾心理、社會心態搞清楚，把可能引發群體性事件的重點地區、重點領域、重點行業搞清楚，把可能引發群體性事件的重點人群搞清楚，把可能引發群體性事件的重點問題搞清楚，真正對不穩定因素尤其是可能引發群體性事件的苗頭、事端做到底數清、情況明。
第三，積極預防和妥善處置群體性事件，必須切實做好現場處置工作，有效控制局勢、平息事態。要堅持慎用警力、慎用武器警械、慎用強制措施的原則。既要防止因使用警力和強制措施不當而激化矛盾，又要防止因警力和強制措施當用不用而導致事態進一步擴大。對嚴重影響社會穩定，伴有嚴重暴力行為，如不及時果斷處置將造成更為嚴重後果的群體性事件，應依法果斷採取措施，堅決予以制止。
第四，積極預防和妥善處置群體性事件，必須切實做好善後工作，堅決防止群體性事件出現反復。群體性事件現場事態平息後，各級黨委、政府要組織幹部，深入有關單位中去，深入群眾中去，做好回訪調查工作，了解群眾的思想動態，了解已經採取措施的實際效果，特別是對群體性事件可能出現反復或者可能引發連鎖反應的苗頭、信息，要迅速採取有效措施，堅決消除在事件反復之前。
第五，積極預防和妥善處置群體性事件，必須精心做好宣傳教育和輿論引導工作，為預防和處置群體性事件營造良好氛圍。各級黨委、政府要切實加強對群眾的思想政治工作和法制宣傳教育，引導群眾正確認識自己的根本利益與實現自己利益的途徑，自覺維護改革發展穩定的大局。當前，尤其要引導群眾學法、守法、用法，講權利、講義務、講責任，既依法維護自身的合法權益，又自覺履行法律規定的義務，自覺用法律規范自己的行為。第一、千方百計地幫助下崗職工、失地農民、庫區移民、農民工、城鎮和農村貧困人口等解決生產生活中的實際問題和困難。
我國正處在改革發展的關鍵時期，社會生活深刻變革，社會矛盾相互交織，群體性事件嚴重危害著社會政治穩定。因此，我們比任何時候都要更加重視維護社會穩定。以高度的責任心正確預防和處置好群體性事件，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提供和諧穩定的社會環境。

Ⅲ 群體性事件的主要特點

一、群體性
指每一起群體性事件是由某一身份的一群人製造和參與的。這是群體性事件的最基本特徵。從總體上看，我國群體性事件參與人數呈上升趨勢，群體性事件的參與人員常常達到了成百乃至上千，甚至上萬人參與的事件在全國也已屢見不鮮。群體性事件涉及行業越來越多，主體成分也呈多元化。因此對應發生的群體性事件已遍及各個省（區）、市、縣，涉及城市、農村、廠礦企業、機關、學校等眾多行業和領域。過去參與群體性事件的多是農民、廠礦企業退休人員，則是在職和下崗職工、農民、個體業主、復轉軍人、教師、學生、技術人員、幹部等各階層人員。
起因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從一些突出的群體性事件的起因分析，應該說絕大多數集體上訪甚至鬧事都有一定的理由，即有其合理的部分，而真正無理取鬧是極個別的，因此往往容易引起社會的關注。
二、組織性
當前的群體性事件已由自發鬆散型向組織型方向發展，事件的聚散進退直接受指揮者和骨幹分子的控制和影響。尤其是一些參與人數多、持續時間長、規模較大的群體性事件往往事先經過周密策劃，目的明確、行動統一，組織程度明顯提高，甚至出現跨地區、跨行業的串聯活動。有的還集資上訪，並聘請律師，尋求媒體支持。
三、仿效性
指當前群體性事件具有廣泛的示範性和傳播性。一些群體事件在開始之初，大多僅限於少數人及個別區域。隨著事態的發展，影響力的擴大，引起周圍區域或利益相關者心理共鳴，一旦甲地發生群體性事件，乙地、丙地便紛紛效仿，互相傳染，使參與人數及區域不斷增多和擴大，甚至出現互相串聯，互相取經現象。例如，2002年以來，黑龍江大慶等地發生的大規模群體性事件對全國其他省（區）、市、縣產生了不良的示範效應，在一些整個東北、華北老工業基地和化工、煤炭、建築、軍工等多種困難行業中引起了連鎖反應，接連發生群體性事件。
四、破壞性
當前群體性事件常常對國家的法制秩序、治安秩序、交通秩序產生沖擊和破壞，影響社會安寧，擾亂了社會的正常的工作、生產、生活秩序。特別是一些群眾抱著「大鬧大解決，小鬧小解決」的思想，越來越多採取各種極端行為發泄不滿情緒，給國家和社會造成了較大的損失，嚴重影響了局部地區的社會穩定。其危害主要表：一是沖擊黨政機關，擾亂辦公秩序。為了迫使政府和有關部門解決其問題，許多群眾較多地採取在政府機關和有關主管部門辦公場所前聚集、靜坐。少數群眾情緒激烈，甚至強行沖擊政府機關，打傷政府工作人員，砸壞辦公用具和交通工具，嚴重危害社會穩定。二是堵塞鐵路、公路等交通要地，給國家和社會造成重大損失。2003年10月14日，山西省近五百餘名企業軍轉幹部推翻鐵路防護網，強行進入太原火車站內，並在鐵軌上靜坐，製造鐵路交通癱瘓2小時20餘分鍾，損失極其嚴重。三是極易引發暴力，造成嚴重的人員傷亡。群體性事件的參與者在發泄不滿時，常常難以控制其情緒，往往形成大規模的械鬥，或與政府工作人員和執法人員發生沖突，從而造成較大規模的人員傷亡。
五、反復性
由於群體性事件反映的問題錯綜復雜，涉及社會生活領域的方方面面，而且不同矛盾主體、合理的要求與不合法的行為、不同的原因動機、歷史糾紛和現實矛盾相互交織、相互作用，由此引發的群體性事件處置難度大，所以經常反復。同時部分群眾把政府或有關單位化解矛盾及時解決一些問題，誤解為群體性事件「鬧」的結果，錯誤地認為「大鬧大解決，小鬧小解決，不鬧不解決」，造成事件反復不斷。

Ⅳ 如何辯證地看待群體性事件

如何辯證地看待群體性事件
我國進入了社會矛盾凸顯期，社會穩定形勢比較嚴峻。而影響社會穩定的最大因素就是群體性糾紛和事件，對此各級黨委政府做出了巨大努力，而人民也是有目共睹。但以我六年來從事基層維穩工作的經驗來看，我們的基層政府在此方面仍存在一些不足的地方，其中最嚴重的問題就是工作積極性差，如拖延、遮掩、隱瞞以及僅僅為了平息事態而解決問題，從而導致工作形勢非常被動，甚至有形成惡性循環的趨勢。我認為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就在於執行者看不清根本上解決問題的辦法和可能因此帶來的好處。而要想改變這種狀況，就需要我們找到群體性糾紛和事件產生的根本原因和解決辦法，認識到我們是可以通過努力將這種壞事變成好事，由此看到解決問題的希望以及解決問題可能為我們帶來的豐厚回報。
引發群體性糾紛、事件的原因
這篇文章中，我將未激化的群體性矛盾糾紛稱為群體性糾紛，而將群眾使用了非法、過激的行為來應對的、已激化的群體性矛盾糾紛稱為群體性事件。
一、為什麼說將群體性糾紛、事件的根本原因歸於利益受損是錯誤的
人類社會的最大作用就是人與人的分工合作，合作意味著資源的集中使用，集中就必然導致部分人佔有的資源減少，而另一部分人增加。而佔有的物質、人力等資源換個名稱就是利益。因此可以說利益的增加減少對於人類社會來說是一件再正常不過的事情。如果想要通過避免利益受損來預防群體性糾紛、事件的發生，就需要讓人類社會倒退回「老死不相往來」的原始社會之前才能夠做到，這顯然是不可能的。因此，這種認識不僅毫無實際的指導意義，而且會將我們如何解決問題的思路引入死胡同。並可能由此滋生退縮和失望的情緒，從而對我們解決問題產生極為不利的影響。
就如天氣變化引發部分人感冒生病，如果把天氣變化當作感冒的原因，那麼預防感冒只能是將地球改造成一個恆溫恆濕的大溫室才可能，這種結論顯然也是毫無意義的。而對於感冒原因的研究方向應該是，天氣變化了，為什麼有些人感冒而另一些卻沒有感冒？同理，探究群體性事件的根本原因，我們只有回答了「為什麼有些人利益受損後可以妥協忍讓，而另一些人則堅持不讓步？為什麼有些人在維護自身利益時採用合法手段，而有些人則採取過激行為？」，才能找到有實際意義的答案。
二、引發群體性糾紛的原因
我認為研究引發群體性糾紛的原因，應該從主客觀兩方面來看：
（一）利益沖突的必然存在，這是引發糾紛的必要客觀條件。其中我們需要認識到隱性利益以及遷怒現象的存在。
隱性利益主要指公共利益以及其他可能群眾內心安全、未來希望的很多東西。例如，杭州富家子飆車案，很多人認為群眾和網民與此事無利害關系，純屬起鬨鬧事。但實際上群眾和網民內心關注的重點並不是那位富家子卑微的命運，而是背後的司法公正與否。司法公正關繫到所有人，乃至國家與民族的整體利益，而群眾和網民的義憤又怎能說是無理取鬧。說句危言聳聽的話，如果連司法公正都不在引人注目，那將是國家混亂的開端。
遷怒是指人在忍受多次利益損失之後，在新的糾紛中突然爆發，並變得極度情緒化，不可溝通。遷怒雖然人人都知道不好，但它就像人類的一種本能很難避免。現在很多糾紛中的當事人胡攪蠻纏，無法理喻，政府部門處置人員因此以刁民來看待此類人員，這種現象背後往往就是遷怒在作祟。執法部門特別是公安機關感覺執法環境日益艱難，我認為其原因也是群眾的遷怒。在一些復雜的糾紛中，處置人員必須看的高一些、遠一些，認真調查考慮是否有遷怒的現象及為什麼會有遷怒，這樣才能找准糾紛的症結在哪裡，從而進行妥善處置。
（二）、群眾對利益沖突的態度，為其主觀條件。態度可以分為謙讓、妥協、堅持三種，謙讓和妥協的態度一般不可能引發糾紛，堅持不讓步的態度則必然引發雙方之間的糾紛。
群眾對沖突的態度取決於當事雙方或多方之間的關系。團結合作關系的群眾一般會採取謙讓或妥協的態度，如父母與子女之間，撫養和贍養都是減少一方利益以增加另一方利益，實質上這也是利益沖突的一種，卻一般不會發生糾紛。競爭甚至仇視關系的群眾發生利益沖突時，一般會採取堅持不讓步的態度，進而引發糾紛，如現今常見諸於報端的「口角之爭引發血案」等。
由此可見，群眾與群眾（包含群眾與政府）之間的關系是否和諧就是引發群體性糾紛的根本原因，而利益沖突僅僅是引發群體性糾紛的觸發條件。
三、導致群體性糾紛變為事件的原因
人們在發生糾紛以後，通常只能通過兩種手段來挽回自身的利益，一是合法的手段，通過第三者以仲裁、調解、判決等手段來挽回損失；二是非法的手段，以過激的手段威脅對方屈服或直接搶奪，這種辦法往往事與願違，造成損人不利己的後果。
促使人們採取合法手段的原因在於人們相信政府、社會的公正、公平；而採取過激手段的原因無非就是人們不相信可以通過第三者來為他們挽回損失，以為只能通過自己動手來挽回損失。因此，人們對政府、法律、社會的不信任就是導致群體性糾紛變為群體性事件的根本原因。其中我認為，因為只有熟悉、清楚了才能談的上信任，所以對政府、法律的認識不清如法盲等也可以稱為不信任。
這里以及這篇文章其它的「政府」，泛指所有的公共權力機關，即老百姓眼中的政府，畢竟在他們看來，無論是人大、政協、法院、公安以及狹義上的政府機關等都只不過是一個整體的不同部分而已。
由此可見，人們對政府、法律、社會的不信任就是引發群體性事件的根本原因，群體性糾紛是群體性事件的觸發條件。

Ⅳ 社會群體性事件發生的背景和原因

內容提要：隨著社會利益格局的變革，由人民內部矛盾引發的群體事件出現了擴大化、復雜化、對抗化、組織化、政治化等新特徵,嚴重影響了社會的和諧與穩定。本文在社會轉型的大背景中深入剖析了群體性事件發生的深層次原因：社會分化嚴重，強勢群體與弱勢群體二元對立，社會矛盾激化，強勢群體對社會的絕對主導、弱勢群體在利益博弈中的無力，政府的失職、應對群體事件的能力低下等，在此基礎上，作者提出了一系列解決措施：注重社會公平，加大對弱勢群體的扶助，構建社會利益整合機制，政府加強自身改革，提高管治能力，培育社會自身整合機制等。通過各種機制的建立，逐步化解社會矛盾，構建和諧社會。

一、群體性事件概述

群體事件是指因人民內部矛盾引發的，多採取集體上訪、集會、靜坐請願、阻塞交通、圍堵黨政機關、聚眾鬧事等方式，對政府管理造成一定影響的社會沖突事件，而較為惡劣的打、砸、搶事件則嚴重干擾乃至破壞了正常的社會秩序。其中參與者多是人民群眾，極少數是壞人，因此本文討論的范圍是人民群眾的內部矛盾問題。近年來，群體性事件呈上升之勢，其表現有以下特點：

1、數量增多，規模擴大，沖突升級迅速

從1994年到2007年，我國的群體事件數量已由一萬起增加至10萬多起，參與人數從73萬增至約307萬人。一旦事發，規模迅速擴大，在數小時內引起數千人乃至數萬人的參與。如2004年的萬州事件，搬運工余某的扁擔撞到行人曾姓婦女，曾某上前就是一耳光，其丈夫胡某又上前毆打余某，且胡某聲稱自己是公務員，什麼都能擺平，其真實身份是水果市場的臨時工，其行為引起了公憤，先是數百名群眾圍觀，接著砸燒警車，數千人集結，隨後上萬人聚集於區政府大樓，要求政府處理此事，還沖擊了政府大樓。

2、沖突激烈程度加劇，採取方式越來越極端

其參與者採取一系列極端和違法的手段發泄不滿情緒，近年來的群體事件較多的出現了集體圍堵黨政機關，堵塞交通、械鬥等行為，打、砸、搶、燒等過激行為愈演愈烈。在2008年中，6月28日，因為一個女學生的死亡，貴州發生甕安事件，160多間辦公室、42輛警車等交通工具被燒毀，150餘人受傷；7月19日，雲南發生孟連事件，2名群眾死亡，41名民警和19名群眾受傷，9輛車輛損毀。11月，甘肅發生隴南事件，砸燒房屋110間、車輛22輛。

3、矛頭指向基層政府

越來越多的群體事件的矛頭指向與個體直接利益相關的基層政府，對基層政府的腐敗、不作為、亂作為的不滿。利益格局的二元分化使民眾的矛頭直接指向資源的分配者——政府，人們的關注面轉移到公平與效率方面，當訴求得不到解決時，民眾期望的挫折感降低了政府的威信，對政府的疑慮不滿使問題的性質發生了變化，從而引起社會騷動，威脅著國家的穩定。

4、事件後果影響極為嚴重

損失至少有三方面：一是發生打、砸、搶、燒等違法犯罪行為，造成巨大的財產損失，而責任者和受害方歸根結底是民眾；二是產生嚴重的國內政治影響，可能加重已有的社會不滿情緒，誘發類似事件。三是造成巨大的負面國際影響，在目前這個敏感政治時刻，產生多方面難以消除的有害效應。
二、社會群體事件產生的深層次原因分析
「群體性事件的激烈程度比以往大大升級了」，歷時四年專項研究群體性事件的中國社科院社會學所研究員單光鼐說，「這一方面緣於信息傳播手段的多元化和人民對自身權利的認知能力提高了，一些以前能夠捂住的事情被掀開了蓋子；另一方面，也說明矛盾已經積累到了一定程度，以高破壞性的形式表現出來，必須引起高度警惕。」
群體性事件的頻繁發生，是我國經濟和社會變革過程中各種矛盾和問題的綜合反映，群體事件的發生既有深刻的社會政治經濟背景，也有現實的具體原因。具體原因大致如下：國企改革中的下崗職工再就業難，收入減少，基本生活得不到保障；征地拆遷及補償安置費用不合理，政府出台的一些整治措施嚴重危害部分群眾的利益；企業拖欠工資、醫葯費、退休金，如農民工的工資拖欠；部分幹部違法亂紀、財務不明、貪污腐敗；某些政府機關官僚主義、形式主義嚴重；由於歷史原因，自然資源、遺留資產的歸屬問題等；社會治安、民間糾紛、行政執法等問題處理不好也極易引發群體事件。
群體事件的頻發最根本的原因是社會矛盾的凸顯，全國政協常委、國務院參事任玉嶺研究員通過大量的調研後發現，中國99%的群體事件是由老百姓的利益受侵害引起。不平等現象的普遍存在：收入分配不平等，財產分布不平等，教育機會和教育資源不平等，就業和工資報酬不平等，公共衛生和健康不平等，社會保障不平等，稅收和財政收支不平等………。不平等的兩端是強弱的二元對立。一端是底層的弱勢群體，另一端是強權們的的合謀。社會公平正義長期得不到落實和伸張！
(一)二元對立的形成和強勢群體對社會的絕對主導
1、強弱二元對立的形成
20世紀80年代市場轉型的爭論，在今天似乎看出了些結果，如今的市場經濟分層機制在很大程度上是從計劃經濟時代的再分配權力轉變過來的，在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過程中，擁有再分配權力的人將權力轉化為社會網路資源：政府官員在長期的權力結構中的經營已使其建立了龐大的權力網路和社會網路，形成了強勢的「場域」，權力擁有者同時擁有強大的社會資本。由於缺乏科學有效的市場經濟管理和調節控制機制，政治權力對社會財富的控制導致了各種尋租現象，擁有或收買政治權力成了暴富的必要條件。這種社會政治條件培養了新的利益集團和社會階層，政治與資本的合謀構成了社會的強勢群體。他們掌握著較多的社會資源在社會中處於主導地位，支配著社會的資源配置，主導著社會的主流話語，全力維護者自身的利益。
代表著權力主體的政治精英、代表著資本主體的經濟精英和代表著文化主體的文化精英，在「合法」的享受著社會主要經濟文化成果的同時，在共同利益的驅動下，形成了穩定的社會統治集團。而廣大工人和農民則因貧困而被排斥在政治、經濟、社會生活之外，邊緣化程度不斷加強，成為弱勢群體。這種二元的社會排斥具有剛性結構，使社會呈現出明顯的斷裂分層。
2、強勢群體對社會的主導
在利益表達上，強勢群體的各個部分不僅已經形成了一種比較穩定的結盟關系，而且擁有強大的社會能量，對整個社會生活產生著重要的影響。強勢群體的社會能量主要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第一，對公共政策制定和執行過程的影響。在20C90年代中前期實行經濟緊縮的方針時，一些房地產商贊助了一系列的經濟發展研討會，由經濟學家出面呼籲政府實行寬松的財政和金融政策。這可以看作是一個開端。第二，對社會公共輿論的影響和話語權的主導。在20C90年代中期之後，傳媒更多地受到強勢群體的影響，而由知識分子製造的主導性話語也更直接地體現了這個群體的價值和主張。第三，形成了弱勢群體對強勢群體的依附型關系。因為不管你是否願意承認，弱勢群體的許多機會是由強勢群體提供的。近些年來，在諸如拆遷、征地等問題上，資本與地方政府的結盟關系，就已經清晰可見。而在2004年有關國有資產流失討論中，利益取向明顯的學者與資本的聯盟關系更是浮出了水面。
二）弱勢群體在維護自身利益上處於無力狀態
1、自身的弱勢，無力維護自身利益
我國的弱勢群體是一個規模龐大、結構復雜、分布廣泛的群體。有關數據表明我國的弱勢群體數量在1.4億-1.8億人左右，約占我國人口數的11%-14%,下崗失業人員、貧困農民、農民工構成了弱勢群體的主體。社會弱勢群體處於社會的底層，其經濟收入處於社會平均水平之下，甚至徘徊於社會貧困線左右。如上文所述，弱勢群體往往被排擠在主流社會之外，他們的交流和流動只限於社會底層，大都遠離權力中心，在維護追求自己的利益與權益方面沒有話語權。以農民工這個漂移在城市和農村的弱勢群體為例，他們出賣勞動，但沒有固定的職業和職位，生活在城鎮，但不享受城鎮居民的待遇，有巨大的群體，但尚未有真正代表自己權益的組織，保守侵權之苦，但維權之路艱難無比。
弱勢群體缺乏實現利益訴求的群體表達或組織表達，無法保障其利益訴求。因為即使法律和執法是公平的，但當進入市場的社會成員在相互對話、溝通、討價還價、利益博弈之間存在巨大的能力差別的時候，結果都難以保障公平，相對於資本與權力而言，單個的社會成員永遠是弱者。盡管我們有工會、婦聯、青年團承擔維權的責任，但他們至今在組織目標、組織形式、組織邊界等方面都沒有適應市場經濟的變化，難以成為有效的利益表達渠道。當利益群體之間缺乏平等對話的空間、機會和能力時，弱者只能把利益訴求的對象指向利益的管制者——政府。
2、弱勢群體的利益訴求常遭遇體制性遲鈍
調查顯示，多數群體事件的爆發，盡管有偶然性因素，但根本上還在於群眾的利益訴求遭遇體制性遲鈍，其合理訴求的表達、反饋渠道不暢，長期得不到黨政部門的有效回應，以致干群矛盾、商民矛盾持續累積，最終釀成沖突和對抗。

事實表明，引發群體性事件的矛盾和問題，多數是當事群眾一而再、再而三向黨政部門反映過的，而這些問題與訴求之所以得不到及時解決和有效回應，專家認為，除了一些基層幹部執政為民意識淡薄外，更重要的原因是群體訴求表達遭遇了體制性遲鈍：一方面，一些地區尤其是中西部地區的地方政府，長期把發展經濟這個「第一要務」當作「惟一要務」，只熱衷於招商引資、上項目，對民生問題不夠重視，把群眾中特定群體的合理利益訴求當成「雜音」，民意、民怨難以入腦、上心；另一方面，在現行體制下，基層政府和幹部有「唯上」的壓力，卻沒有「尊下」的動力，只要事情不「鬧大鬧炸」，就難以認真傾聽和有效解決群眾訴求。

3、弱勢群體處於相對剝奪的地位

在社會發展中。社會大眾的「相對剝奪感」甚至「絕對剝奪感」日益增強。政府在發展戰略方面，一味追求經濟高速發展，漠視和危害勞動者的基本福利和基本人權。對社會基本公平和公正的政治重要性認識不足，政府在制定一些政策時沒有堅守最基本的公平和公正原則，在對有關國企、教育、醫療、社會保障、農地非農化等這些關繫到社會大眾直接利益的重大制度進行改革的過程中，嚴重傷害了工人和農民等社會中下層群體的利益，導致近年來以農民「以法抗爭」和工人「以理維權」為主的維權抗爭事件增加。一份公開材料顯示，在過去的土地徵用中，一些地方政府佔有土地利益分配的20%-30%，開放商佔40%-50%,而農民作為土地使用權的主體，僅佔5%-10%。政府對轉讓土地樂此不疲，而農民顯然難以接受如此低的補償價，於是，處於弱勢地位的農民就起來抗爭，但在經濟政治上的弱勢地位，決定了他們很難表達自己的利益訴求。

隨著改革的深入，各種利益主體的沖突加劇，貧富差距越來越大，國家尚未建立起社會均衡機制，強勢對弱勢的剝奪成為普遍現象，以致出現弱勢群體的整體心理失衡，在弱勢群體無法找到適應自身需要的協商機制和利益維護機制下，群體事件「作為弱者的武器」，藉助群體的行動引起社會的注意，使弱者在博弈中可以得到旁觀者的同情，給訴求對象增加了一定的壓力，給自己增加了一份理直氣壯，這是中國特定社會狀態下抗爭者不得不藉助的利益訴求模式。

（三）政府工作的失職

1、基層組織渙散，幹部缺少責任心

目前，有相當數量的基層組織軟弱渙散，不起作用。大量調查表明，我們政府部門的一些官員特別是基層幹部缺少應有的責任心，思想政治工作薄弱，對群眾的疾苦和呼聲漠然處之，無所作為，幹部失職瀆職成為群體性事件發生的原因，對出現的矛盾用簡單生硬的辦法，拖延的原則，以致群眾開始上訪，但在屢次上訴得不到解決時，就會引發群體事件。現實中，大多數群體事件的群眾訴求是正當合理、事出有因的，可以說，某些幹部的官僚主義、作風不正、工作不到位、越位使「小事拖大，大事拖炸」。

2、權力腐敗，權金化嚴重

新時期的腐敗問題與官僚主義並存，人在其位，不思其責，不顧群眾疾苦大搞形象工程、政績工程，對當地人民群眾的生產和生活產生了極壞的影響，吃拿卡要，致使干群關系緊張，對群眾正常途徑和渠道反應的問題，至若罔聞，能解決，該解決的問題不解決反而不擇手段，索賄受賄，與資本集團結為利益同盟。

媒體對這些事件真相不遺餘力的探究發現，在甕安事件的背後是當地幹部經商辦企業現象的普遍化，是礦產資源開發、移民安置、建築拆遷、國企改制中侵犯群眾利益等諸多問題的長期積累沉澱，是社會治安惡化、社會管理失控、公共服務缺失，更是黨群、干群、警民關系的緊張。而透過孟連事件，人們也看到了官員和橡膠企業之間存在一個傷害膠農利益的利益共同體，以及當地幹部對群眾要求的漠視和粗暴的工作態度。

一系列現象將矛盾的深層原因指向了「權金化」：一些地方部門與民爭利、官商勾結，嚴重侵害群眾利益；一些幹部長期生活於官場「小圈子」，缺乏對老百姓的基本感情，不作為、亂作為，將魚水關系變成了水火關系。國家行政學院教授竹立家說：「群體性事件破壞性升級，不是因為老百姓的訴求多了，而是由於一些幹部的責任心少了。為什麼幹部的責任心少了？因為他們的利益不是與群眾，而是與投資者和官場聯系在一起的。看到了這一點，也就看到了矛盾的症結。

3、官員問責制度的缺失

官員問責制度缺失，官員只需向上負責無須向下負責，官員的任用、考核、提拔和退出機制仍很不完善，群眾在選官、評官方面沒有發言權，一些不能維護群眾利益的無所作為的庸官、一些經常侵犯群眾利益的胡作非為的惡官長期得不到處理乃至步步高升，使群眾由對個別官員的不信任逐漸轉為對官員群體的不信任，由對個別部門的失望逐漸轉為對地方政權的失望，群體事件在這樣的地區發生，也就不足為奇了。如果民眾的社會不滿長期得不到消解，就會產生國家政治合法性危機這一非常嚴重的後果。

（四）政府自身管治能力有待提高

1、政府缺乏預警機制和危機意識

一些地方和部門的領導幹部對所轄范圍內的社會矛盾和問題心中無數，不敢正視社會矛盾，事前不主動排查，事前不能及時預警，有了苗頭不是及早解決而是捂著壓著。某些官員在負面事件發生後不是第一時間公布真相、疏導民怨，而是想方設法鉗制媒體。在他們看來，不使家醜外揚，不讓群眾知道真相才是維護穩定的大事要事。而事實上，這種堵民之口的做法，恰恰成為謠言無節制滋長的沃土，是使官員喪失管治主動權的禍魁。事發之初，當地媒體並無只言片語，人們只能利用各種非正式渠道了解事件的信息——政府如此輕易地將真實、權威信息的發布權拱手讓出，是使事件惡化的重要原因之一。

2、對群體事件的處置技術水平較低

從總體來講，目前一些地方政府在處置社會沖突方面的水平十分有限，有許多完全可以化解的事情由於處置不當而產生了嚴重後果。這些不當主要表現在，事情剛發生時不重視，往往錯過最佳處理時機，走入「起因都很小——基層反應遲鈍——事態升級爆發——基層無法控制——震驚高層——迅速處置——事態平息」的怪圈。

近年來，在礦產資源開發、移民安置、征地拆遷等工作中，一些幹部作風粗暴乃至無法無天，一遇群眾表達意見便推諉扯皮或動用警力，警察往往被推到與群眾對抗的第一線。甕安事件中，縣公安局成為群眾發泄不滿的主要目標，不能不說反映了當地警民關系高度緊張的現實。對此，貴州省委書記石宗源嚴厲質問：「用專政手段對待人民豈非咄咄怪事！」

防治群體事件發生的對策探討

（一）注重維護弱勢群體利益，促進社會公平

我國現階段，社會弱勢群體所具有的貧困性就意味著剝奪了他們對我國社會經濟發展成果的共享，就是一種不公正。在經濟增長達到一定程度的情況下，解決社會公平、公正的問題，實現社會共同富裕應當成為新時期改革的基本目標。

1、要建立利益協調和利益均衡機制

以解決基層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為重點，統籌兼顧各方面利益，協調好不同利益主體的利益差別，尤其是弱勢群體的利益需求，使改革中利益受損的群體得到合理補償，讓發展帶來的利益增量為多數群眾所共享。具體來說，黨和政府要加大調節再分配政策的力度，合理調整不同階層的利益結構，調節好社會成員之間的收入差距，努力遏制貧富差距、地區差距、和城鄉差距的擴大，建立一個公平合理的分配體系。黨和政府要通過有效的政策機制，依法逐步建立以權利公平，機會公平、規則公平、分配公平為主要內容的社會保障體系。

2、關愛弱勢群體，增強強勢群體的社會責任

關心弱勢群體，關注弱勢群體的需求，發展經濟是基本之策，擴大就業是民生之本，應尊重和保障弱勢群體的政治、經濟、和社會權利。在全社會建立健全社會保障、社會福利、社會救助等方面的社會政策，為弱勢群體提供有效的制度性支持。另一方面，富人的為富不仁現象比較突出，他們一方面享受著改革帶來的高回報，另一方面社會觀念淡薄，履行社會責任的意識不強。這使社會裂痕加深，容易導致社會矛盾激化。實現社會公平事實上是強勢群體與弱勢群體的無差別對待，社會強勢群體應該承擔更大的社會責任。我們至少應在依法納稅、保護環境、安全生產、擴大就業、社區服務和助弱濟貧等方面切實履行責任。

3、建立利益表達訴求機制

首先、要提高利益表達的理性化程度，完善法律訴求機制建設。政府應當確立群體利益問題解決機制，以司法制度來解決社會矛盾，建立處理群體事件的法律法規體系。改變行政訴求先於法律訴求的制度安排。如，針對大量出現的諸如拖欠工資等侵害弱勢群體利益的情況，簡化法律訴求的過程和程序；發展針對弱勢群體或弱者的社會法律援助體系和國家法律援助體系。把群眾利益訴求納入制度化、規范化、法制化的軌道。

其次、要拓寬利益表達的渠道，具體如下：一、要充分發揮人大和政協的利益表達和利益綜合功能，使之成為各利益主體進行利益表達的合法的主渠道，鞏固基層民主政治建設的探索成果，堅持並不斷完善黨代表常任制和民主懇談機制。二、在政府系統之外創建一個通過獨立的提供利益表達的制度化平台來吸收不同社會群體意見，如信息公開制度、表達自由制度、社會聽證制度等，保證群眾廣泛參與決策全過程，政府根據群眾的意見制定、調整政策，試社會張力得以釋放，從而將社會沖突置於理性的范圍之內，及時抑制、消解可能出現的各種不穩定因素，減少社會損失，同時公眾也有了正當、規范的渠道來表達自己的合理利益訴求。三、完善信訪制度，敞開信訪的大門，讓基層群眾進的來，也要讓政府人員深入下去，能夠聽得到基層群眾的真實聲音，真正去形成上下良性互動，使群體性事件通過上下的溝通得以化解。四、開拓利益表達新途徑。近年來，輿論媒體成為真正的無冕之王，網路、傳媒等各種渠道反映著民生的訴求，披露出事情的真相，民意的相背給了強勢群體從未有過的壓力，如記者在網上寫的給山西省長的一封信，打開了山西煤窯的黑洞。

（二）政府自身改革，提高管理水平

1、加強基層組織建設

加強基礎層自治組織建設，強化基層單位和行業部門的分權決策和合作管理制度，按照「誰負責誰管理」的屬地管理原則，將人民內部矛盾糾紛的管理決策機制重心下移，由當地政府具體負責辦理，由業務部門負責指導和配合，建立起一個不缺位、不錯位、不越位、完善、合理的基層管理網路。加強派出所、居委會、各鄉（鎮）、街辦（社區）等綜合的基層組織建設，牢固維護社會穩定。

2、強化領導責任，提高化解能力

完善行政首長負責制和政府責任追究制度，行政首長對所轄地方和主管事務范圍內出現的問題承擔不可推卸的責任。要從責任落實入手，進一步明確和強化矛盾糾紛化解的責任，嚴格落實責任追究制度，真正使各級黨政領導擔負起化解矛盾糾紛的政治責任。把矛盾化解工作與群眾工作有機結合起來，認真研究和把握新時期群眾工作的特點和規律，不斷提高做好群眾工作的本領，真正把化解矛盾的過程變成提高做好群眾工作水平的過程，變成改進工作作風的過程，變成密切干群關系的過程。提高政府服務工作的效率和質量，降低政府運行和管理社會的成本，不斷提高政府的管理水平。

3、加強對政府的社會監督，公正司法

注重社會監督，倡導政府的公開透明與群眾的積極監督，如「天價煙周久耕」就是細心的網民的舉報得到查處的。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是：地方政府對司法的干預造成強勢群體「合法」的侵害弱者的利益。一方面利益集團假借司法之名胡作非為、大發橫財，另一方面是政府官員從中為個人漁利，法院檢察院被地方政府利益化，極大的損害了法律的威嚴和國家的形象，因此要公正司法，使檢察院、法院從地方行政中獨立出來。保障人民群眾的最後一道公正底線。

（三）政府應提高其應對群體事件的能力

1、建立健全社會預警體系和應急機制

建立健全社會預警體系和應急機制，提高處置突發事件的能力，形成綜合的風險防範和危機預警、處理系統。建立一套統一指揮、反應靈敏、協調有序、運轉高效的預警體系。建立健全社會輿情匯集和分析機制，完善矛盾糾紛排查調處工作制度。開拓社會信息收集渠道，建立全方位、多層次的情報信息網路，將工作觸角延伸至社會各個行業，各個領域，准確掌握社會矛盾和不安定因素的動態。完善社會指標體系，研究制定社會管理的監測指標，堅持社會形勢分析例會制度，評價和監測社會發展進程，加強對各種不穩定因素發展變化趨勢的預測，及時預警，及時防範。

2、依法、民主處理群體事件

在處置群體事件中要堅持以下原則：加強領導、統一指揮、控制全局原則；及時介入、抓住時機、果斷處置原則；教育疏導、因事施策、區別對待原則；慎用武力、慎用警械、慎用強制性暴力原則。堅持法治的精神，依法行政，自覺實現「秩序、效益、自由、平等、正義、人權」等價值追求。在具體的處置技術上要注重信息的公開和及時披露，掌握主流話語權；用民主的方法說服教育，對群眾就行心理疏導，消解其不滿情緒；要引導群眾要依法維權，自覺維護社會建設的穩定大局。一方面，堅決反對和防止用壓服的辦法、強迫的命令來處理群體性事件。另一方面，要敢於和善於依法管理和依法解決。對那些蓄意製造事端和幕後策劃的組織者和在群體事件沖突中實施犯罪的活動者要區別對待，依法處理，維護正常的生產、生活秩序、維護法律的尊嚴。

（四）在社會層面上，培育社會的自我整合機制

和諧社會不是鬆散、凌亂的狀態，而是充分組織化的社會。建立發達、多樣的社會組織，為社會的上層和下層提供一個交往和討論的平台，從而使民眾對現實的感知更為真實。多樣化的社會組織使民眾對社會利益和政治、經濟認同多樣化，從而降低了民眾被大量動員進一個活動中的可能。各類社會組織的發育，為社會橫向聯結提供了紐帶，它們的相互交織，使社會緊密地整合在一起，形成一個自我組織、自我調節的體系。

健全完善的社會組織體系，包括三個部分：第一是自治組織，第二是社團組織，第三是公益組織。構建和諧社會，需要發揮城鄉基層自治組織協調利益、化解矛盾、排憂解難的作用；發揮社團、行業組織和社會中介組織提供服務、反映訴求、規范行為的作用；調整工、青、婦等群團組織的服務職能和服務方式，增進利益關系的同類組合，增強群眾的自我管理、自我協調和維護自身權益的能力。這些措施，不僅可以促進群眾的自助互助意識，擴展滿足群眾多方面利益要求的渠道，而且也可以增強社會對利益關系多元化發展的承受能力，促進現代社會的形成。

總之，我們要認識和理解中國，一方面要看到她經濟的飛速發展，而這個發展是建立在工業化、城鎮化及經濟體制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基礎上的；另一方面，我們也要看到，中國經濟騰飛過程中存在著這樣或那樣的問題。在轉型期「制度真空」和結構張力等共同因素的作用下，我國正處於一個社會問題的多發期，中國正經歷著現代性轉型和市場過度的雙重變革，同時也要面臨雙重風險，社會沖突，貧富分化，利益不均等問題在考驗著中國的社會安全。敢於正視社會的矛盾和沖突是一個國家穩健發展的前提，妥善化解社會問題，協調社會利益關系，加強政府自身改革，是一項系統的社會建設工程，任重而道遠。

Ⅵ 社會學概論論述題 結合實際談談如何處理集體行為(以群體性行為事件為例)

概念：所謂群體性事件，是指某些利益、要求相同、相近的群眾或者團體、組織，在其利益受到損害或者要求不能得到滿足時，聚集在一起採取偏激方式要挾黨政部門解決問題，並導致一定社會危害後果的集體行為。

群體性事件的主要特點：

1、起因的復雜性。群體性事件的誘因復雜多樣，涉及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客觀方面，主要表現在社會、經濟發展過程中利益格局的調整而引發的具體利益沖突，大多出於對政府出台的政策、推行的措施不理解而產生。主觀方面，主要是少數群眾缺乏法制意識，使一些本來能通過法律途徑解決的矛盾演變成群體事件。
2、是矛盾的對抗性。應該說，當前群體性事件中，大部分群眾的要求是合理的，但少數群眾提出的要求往往脫離實際，漫天要價，有的根本不合情理，有的更是無理取鬧、胡攪蠻纏，公然對抗政府的行政行為。
3、較強的組織性。許多群體性事件都有一定的釀發過程，常常有事件的組織者和骨幹分子，有統一的口徑和要求，有較為明確的分工，並有向組織嚴密、呈明顯勢力化發展的傾向。
4、事態的不測性。一些群體性事件動輒聚集數十人、上百人，情緒激動，言語粗獷，往往不聽勸導，行為粗魯，甚至進行過激行為，導致事態難以控制，後果無法預料，尤其是一些敵對分子、邪惡勢力也利用人民內部矛盾插手製造事端，使事態更加復雜。
5、行為的違法性。一些群眾抱著「大鬧大解決，小鬧小解決」的心態，在「法不責眾」心理的驅使下，糾幫集伙，組織策劃，成群聚集黨政機關門口、重點建設工地、交通要道和事故現場起鬨、阻止施工、堵塞交通、干擾黨政機關的正常工作秩序。事件激烈程度加劇，惡性事件上升，多數伴隨著違法行為，造成的後果比較嚴重。
最後在當前的一些群體性事件已經超出國家允許的正常上訪范疇，具備了犯罪行為的三個基本特徵，即社會危害性、刑事違法性和應受懲罰性。因此，處理群體性事件不能不加分析的一概用勸導協商的方法，只講和解，不講打擊，只注重糾紛的一面，忽視犯罪的一面，而應以法治的思維和法律的手段加以解決。

（來源於網路，僅供參考）

Ⅶ 如何正確認識和應對群體性事件

發展是硬道理，穩定是硬任務。黨的十七屆四中全會強調指出，各級領導班子和領導幹部都要「注重增強新形勢下依法辦事能力和應急管理、輿論引導、新興媒體運用、做好民族宗教工作等方面能力」。和諧社會的建設需要基層社會的長治久安。近年來，我國群體性事件呈現不斷上升的趨勢，積極預防和妥善處置突發性、群體性事件成為新時期各級領導幹部面臨的重大課題。
如何理性認識突發群體性事件？群體性事件高發的根源在哪裡？呈現出什麼樣的特點?基層幹部如何應對突發群體性事件？有何處理之道？如何做好群體性事件中網路民意的監測與引導？這些問題迫切需要解答。最近，《時事報告》雜志社召開研討會，邀請專家出謀劃策,為您一一解答以上疑問。

當前群體性事件新特點和應對之道
□ 單光鼐（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研究員，國內研究群體性事件的著名社會學家）
國際金融危機發生後，國內確實出現了一些新情況和新問題。從去年下半年至今，社會張力明顯增大和表面化。中央精神是要努力防止金融海嘯引起的經濟壓力轉化為社會危機，重點在保增長、保就業、保民生、保穩定。今後中國社會還可能面臨更多的矛盾沖突，更加考驗各級政府的執政能力。
當前群體性事件的新特點
今年上半年和去年相比，群體性事件有一些新的發展，呈現出與往年不一樣的新特點。
1.由網路輿論引發的社會事件和群體性事件此起彼伏，且已顯露出交織、合流的跡象。今年上半年由網路輿情所引發的很多社會事件，和現實生活裡面我們所見到的群體性事件，真是此起彼伏，還有交織合流的傾向。如，晉寧「躲貓貓」事件、杭州飆車案、湖北巴東鄧玉嬌案、上海「倒樓事件」等。這種此起彼伏的態勢在社會輿論上形成了共振，增加了上半年的社會張力，亦使社會對立的氣氛陡增。 「石首事件」發生後第二天早晨，我們就在 網上看到5分多鍾的打架視頻，但所有媒體都沒有報道，網路傳播速度之快，輿論擴散之廣，對政府處置群體性事件是一個不小的考驗。
2.暴力化傾向越來越明顯。這是今年群體性事件最鮮明的特點。繼去年「甕安事件」後，群體性事件沖突的激烈化程度就呈上升的態勢。「石首事件」中，大規模的群眾與武警在街頭對峙數天；「通鋼事件」更是震驚全國，把總經理都打死了；更不用說烏魯木齊「7·5」嚴重暴力犯罪事件。這些事情的相互烘托和映襯，使人感覺今年社會氛圍有些緊張。
3.國際和國內交叉。今年上半年，既有國內的群眾向海外表達訴求的，也有外國人向我們表達訴求的。今年「兩會」期間，有民眾數次在王府井、秀水街、新華門等外國人集中的地方散發訴狀、傳單，還有些訪民甚至跑到聯合國總部去要求反映「中國人權」問題。也有外國人在中國境內製造群體性事件的。7月15日，在廣州的百餘名奈及利亞人集體沖擊礦泉派出所，對同伴接受調查時逃跑墜樓受傷表達憤怒。雖然沒有道理，但他們還要討一個說法。前幾年，在高校裡面有中國同學跟外國同學打架的，但還從來沒有發生過這種外國人跑去把我們的派出所給圍了的。
4.政府的公信力下降，民眾對公力救助存疑。從今年的很多事情也可以看出這一點。「石首事件」中，警察越是說自殺，老百姓越是不相信，越弄越僵，一個搶屍，一個護屍，屍體簡直成了一個道具，僵持數日，最後釀成大規模的群體性事件。上海「倒樓事件」後，對律師協會提供的專業律師，大部分業主不予理睬，反之卻試圖依賴街頭行動、通過信訪和遊行解決問題。這表明，民眾對公力救助存疑，信崇自身的自力救助。當公力救助缺位，找政府沒有效果時，自力救助往往就成為民眾的選擇，而其中的暴力就被他們認為是最有效的方式。6月26日，河南新密農民工「開胸驗肺」，就是求助政府無果，走投無路時選擇的「自殘式暴力」。
5.組織化程度還會提高。應該看到，今年產業工人的組織化傳統開始顯露出來了。地方幹部真的要提高自己的執政能力，要不然你應對不了。通鋼是這樣、林鋼是這樣，7月底的武漢鍋爐廠工人三次聚集到武昌大馬路上，這些都是產業工人，他們有良好的組織化傳統，動員能力強，人心特別齊。新世紀工人維權的意識在提高，如果還照老路子去應對和處置，肯定會出很多事，過去採用的那種簡單地壓、簡單地「捂蓋子」的方式肯定是不行了。
總體上講，現在群體性事件還處於廣義社會運動的初始階段，雖然它有變化，它的暴力傾向在增加，但還沒有上升到更高的層次和更嚴重的份上去。每個群體性事件都有他們的訴求，但目前主要還是利益之爭，而不是權力之爭。我們不要一聽到每年有上萬起群體性事件，就覺得是不是這個社會馬上就要面臨社會危機和社會動盪了，其實不是這樣。我們應該有一個准確的認識，不能讓幹部群眾喪失信心。
群體性事件應對之道
從去年開始，我國政府應對群體性事件的措施有了明顯的進步，事發當地政府在中央的督導、省市政府的主導下，能將混亂盡快消除，且阻止其蔓延，在較短的時間內恢復當地的生產生活秩序，繼而採取多種措施化解矛盾。去年「甕安事件」後，我們從中總結了幾條經驗，現在大家都比較認同。
1.親臨現場。地方政府負責人第一時間到達現場，在第一線做群眾工作，「靠前掌控」。甕安事發後，省委當即派公安廳長崔亞東率隊趕赴現場，恢復秩序。隨即，省委書記石宗源親臨甕安，察看現場，走訪基層群眾，召開各界會議，宣示省委的態度，採取一系列後續措施，混亂局面迅即得以扭轉。觀察各類群體性事件後發現，凡是領導幹部親臨現場做群眾工作的，都能將事態盡快平息下來；凡是領導幹部避而不見群眾的，都有可能錯失機遇，以致事態失控，不可收拾。
2.就事論事。不對群體性事件作「過度政治化」解讀，不輕率地將群體性事件定性為「敵我矛盾」，不將群眾的集體行動視為與政府的對抗行動，且要有針對性地解決群眾的經濟、民生利益訴求。對事件本身性質的判斷不要「上綱上線」。本來老百姓就是經濟利益訴求，你若硬要說成是敵對勢力策劃的，這只會激化更大的矛盾。
3.信息公開。及時公布真實信息，「速報事實，慎報原因」。實踐證明，這是很有效的。事發後知道多少，就立馬公布多少，以後用滾動方式逐漸增加，尤其不能撒謊。事發後，要在第一時間發布真實信息，越是扭扭捏捏，反而會把事情弄得不可收拾。事情的原因就要慢點講，原因這么復雜，你不可能一下講清楚，只能有多少講多少。
4.反思自責。地方基層幹部要勇於自我批評。成千上萬的百姓上了大街，就說明你的工作有問題了，肯定是老百姓積怨甚多，這時候首先就要查找自身原因，檢查政府工作，公開坦承失誤和不足，勇於承擔責任，態度要謙卑，在那個場合不能趾高氣揚、居高臨下。「甕安事件」後，貴州省委書記石宗源先後三次向甕安人民道歉，坦誠、謙和的自責態度，贏得了群眾的敬重。
5.及時問責。事件發生後，迅速啟動問責程序，分清責任，果斷地對那些失職、瀆職的官員進行處理。「甕安事件」中，首先處理的不是參與其中的民眾，而是當地主要官員，如，原縣委書記、縣長、公安局長和政委等。這對平息民怨，扭轉局勢，重塑政府形象具有立竿見影的效果。
6.慎用警力。不要動不動就將警察推到第一線與群眾發生直接對抗、沖突；要學會在「妥協」和「壓制」之間拿捏尺寸，該「柔軟」的，「身段要更柔軟」，該「強硬」的，當然也要「強硬」，如發生了打砸搶燒，就要果斷處置肇事者。
總之，突發事件不可怕，群體性事件不可怕，群眾不可怕。如果領導幹部不能守土有責，不能勇於擔當，能躲則躲，習慣於把群眾的不滿說成敵對勢力的煽動，把警察推在前面，藉以掩蓋自己執政能力的低下，強力壓制住一時的騷動，卻不去努力夯實執政黨的基礎，不關心國家民族的百年基業、萬世太平，那才是最可怕的。怎樣讓老百姓心情舒暢、減少積怨，讓社會更加和諧、少點兒怨氣；怎樣開放老百姓的訴求渠道，怎樣讓民間組織做得更順，讓老百姓的訴求能夠通過多種渠道反映上來，才是真正地應對群體性事件之道。

Ⅷ 如何認識社會群體性事件發生的背景和根源以及當代大學生如何在相關社會群體事件中

一是要樹立責任意識。高校學生是當代社會的精英，也是未來社會的主人，其一舉一動都受社會關注，對社會的影響力也很大，因此，大學生不能忽略自己作為主人的責任。不能因為學業、就業等方面的挫折、或一時義憤，就採用群體性事件的方式激化矛盾來維權，要學會運用法律手段來維護自身的利益。高校學生還需要開展多種形式的社會調查和講座，讓自己真正了解社會，清醒地認識各種社會現象，增強社會使命感和責任感，為維護社會正義和社會進步作出貢獻。

二是增強分辨能力。對於轉型期社會中的矛盾和問題，高校學生應學會辯證分析，多從建設性的角度來思考問題。看待網路言論，也要學會辯證分析，互聯網是個匿名空間，發言人的情緒化程度往往大於理性思考，難免會出現一些誇大其詞甚至不負責任的言論。如果不加思考，讓自己的現實行為跟著網路情緒走，難免做出偏激的行動。

三是要利用正式組織和社團等，表達訴求、培養民主政治意識。對於如何看待一些社會熱點事件，高校學生可以多跟老師、家長或同學探討、溝通，必要時可以召開一個座談會討論。據媒體報道，華東師范大學建立有「學生參議制」，高校學生每月以專題形式組織參議會，配合相關職能部門、院系，對學風建設、後勤服務、學生黨建、數字化校園建設等進行參議；貴州師范大學學生模擬人大常委會會議參政議政，獻計建言關注民生。高校學生可以自己組織社團，通過類似做法，培養自己的責任意識和民主政治意識。

Ⅸ 如何看待群體性事件

一篇文章奉上，請參考：
如何辯證地看待群體性事件

我國進入了社會矛盾凸顯期，社會穩定形勢比較嚴峻。而影響社會穩定的最大因素就是群體性糾紛和事件，對此各級黨委政府做出了巨大努力，而人民也是有目共睹。但以我六年來從事基層維穩工作的經驗來看，我們的基層政府在此方面仍存在一些不足的地方，其中最嚴重的問題就是工作積極性差，如拖延、遮掩、隱瞞以及僅僅為了平息事態而解決問題，從而導致工作形勢非常被動，甚至有形成惡性循環的趨勢。我認為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就在於執行者看不清根本上解決問題的辦法和可能因此帶來的好處。而要想改變這種狀況，就需要我們找到群體性糾紛和事件產生的根本原因和解決辦法，認識到我們是可以通過努力將這種壞事變成好事，由此看到解決問題的希望以及解決問題可能為我們帶來的豐厚回報。

引發群體性糾紛、事件的原因

這篇文章中，我將未激化的群體性矛盾糾紛稱為群體性糾紛，而將群眾使用了非法、過激的行為來應對的、已激化的群體性矛盾糾紛稱為群體性事件。

一、為什麼說將群體性糾紛、事件的根本原因歸於利益受損是錯誤的

人類社會的最大作用就是人與人的分工合作，合作意味著資源的集中使用，集中就必然導致部分人佔有的資源減少，而另一部分人增加。而佔有的物質、人力等資源換個名稱就是利益。因此可以說利益的增加減少對於人類社會來說是一件再正常不過的事情。如果想要通過避免利益受損來預防群體性糾紛、事件的發生，就需要讓人類社會倒退回「老死不相往來」的原始社會之前才能夠做到，這顯然是不可能的。因此，這種認識不僅毫無實際的指導意義，而且會將我們如何解決問題的思路引入死胡同。並可能由此滋生退縮和失望的情緒，從而對我們解決問題產生極為不利的影響。

就如天氣變化引發部分人感冒生病，如果把天氣變化當作感冒的原因，那麼預防感冒只能是將地球改造成一個恆溫恆濕的大溫室才可能，這種結論顯然也是毫無意義的。而對於感冒原因的研究方向應該是，天氣變化了，為什麼有些人感冒而另一些卻沒有感冒？同理，探究群體性事件的根本原因，我們只有回答了「為什麼有些人利益受損後可以妥協忍讓，而另一些人則堅持不讓步？為什麼有些人在維護自身利益時採用合法手段，而有些人則採取過激行為？」，才能找到有實際意義的答案。

二、引發群體性糾紛的原因

我認為研究引發群體性糾紛的原因，應該從主客觀兩方面來看：

（一）利益沖突的必然存在，這是引發糾紛的必要客觀條件。其中我們需要認識到隱性利益以及遷怒現象的存在。

隱性利益主要指公共利益以及其他可能群眾內心安全、未來希望的很多東西。例如，杭州富家子飆車案，很多人認為群眾和網民與此事無利害關系，純屬起鬨鬧事。但實際上群眾和網民內心關注的重點並不是那位富家子卑微的命運，而是背後的司法公正與否。司法公正關繫到所有人，乃至國家與民族的整體利益，而群眾和網民的義憤又怎能說是無理取鬧。說句危言聳聽的話，如果連司法公正都不在引人注目，那將是國家混亂的開端。

遷怒是指人在忍受多次利益損失之後，在新的糾紛中突然爆發，並變得極度情緒化，不可溝通。遷怒雖然人人都知道不好，但它就像人類的一種本能很難避免。現在很多糾紛中的當事人胡攪蠻纏，無法理喻，政府部門處置人員因此以刁民來看待此類人員，這種現象背後往往就是遷怒在作祟。執法部門特別是公安機關感覺執法環境日益艱難，我認為其原因也是群眾的遷怒。在一些復雜的糾紛中，處置人員必須看的高一些、遠一些，認真調查考慮是否有遷怒的現象及為什麼會有遷怒，這樣才能找准糾紛的症結在哪裡，從而進行妥善處置。

（二）、群眾對利益沖突的態度，為其主觀條件。態度可以分為謙讓、妥協、堅持三種，謙讓和妥協的態度一般不可能引發糾紛，堅持不讓步的態度則必然引發雙方之間的糾紛。

群眾對沖突的態度取決於當事雙方或多方之間的關系。團結合作關系的群眾一般會採取謙讓或妥協的態度，如父母與子女之間，撫養和贍養都是減少一方利益以增加另一方利益，實質上這也是利益沖突的一種，卻一般不會發生糾紛。競爭甚至仇視關系的群眾發生利益沖突時，一般會採取堅持不讓步的態度，進而引發糾紛，如現今常見諸於報端的「口角之爭引發血案」等。

由此可見，群眾與群眾（包含群眾與政府）之間的關系是否和諧就是引發群體性糾紛的根本原因，而利益沖突僅僅是引發群體性糾紛的觸發條件。

三、導致群體性糾紛變為事件的原因

人們在發生糾紛以後，通常只能通過兩種手段來挽回自身的利益，一是合法的手段，通過第三者以仲裁、調解、判決等手段來挽回損失；二是非法的手段，以過激的手段威脅對方屈服或直接搶奪，這種辦法往往事與願違，造成損人不利己的後果。

促使人們採取合法手段的原因在於人們相信政府、社會的公正、公平；而採取過激手段的原因無非就是人們不相信可以通過第三者來為他們挽回損失，以為只能通過自己動手來挽回損失。因此，人們對政府、法律、社會的不信任就是導致群體性糾紛變為群體性事件的根本原因。其中我認為，因為只有熟悉、清楚了才能談的上信任，所以對政府、法律的認識不清如法盲等也可以稱為不信任。

這里以及這篇文章其它的「政府」，泛指所有的公共權力機關，即老百姓眼中的政府，畢竟在他們看來，無論是人大、政協、法院、公安以及狹義上的政府機關等都只不過是一個整體的不同部分而已。

由此可見，人們對政府、法律、社會的不信任就是引發群體性事件的根本原因，群體性糾紛是群體性事件的觸發條件。

群體性糾紛、事件的影響

群體性糾紛、事件的影響從兩個方面來看，一是經濟、權利、義務等客觀利益方面；二是認識、態度等主觀意識方面。

客觀利益方面，從國家和社會的總體利益來看，只要不發生打砸搶燒，就僅僅是內部利益如何分配的問題，利益的總量並不發生改變。就像把東西從左手交到右手，最多是交接過程中發生了些微損耗。由此可見，解決群體性糾紛、事件無論什麼手段，只要能平息事端，客觀利益方面的影響將沒有什麼本質區別。這點可以用「總量守恆」來解釋。因此，這方面的影響沒必要去深究。

主觀意識方面是指，群體性糾紛、事件的發生、發展以及平息的整個過程，將影響和改變當事者及旁觀者對政府、社會的認識，而這種認識將決定未來群眾與政府、群眾與群眾的關系。

人與人之間依照左中右可以分為信任、懷疑、敵視三種關系。與不熟悉的人交往時，一般人都會先持懷疑態度，而在打交道的過程中，通過小心印證來加深或形成認識，由陌生變成熟悉，再根據認識的結果來決定雙方之間未來的關系是信任還是敵視。

由於市場經濟、政府改革、職能轉變、老人離去、新人輩出等種種歷史的、現在的、客觀的、主觀的原因，造成當今的群眾對現在的政府並不熟悉。群體性糾紛、事件的發生則給群眾帶來了一個與政府打交道的機會。因此，群體性糾紛、事件在為政府帶來麻煩和壓力的同時，更給予了政府一個讓群眾認識政府的機會，也就是給予了政府一個取信於民和團結群眾的機會。

依據群體性糾紛、事件的整個發展過程，群眾會自己判斷「政府、法律、社會、朋友等是否可靠、可信」，形成認識，進而決定與其他群眾以及政府之間的關系是相互信任的還是敵視的。對我們政府換個角度來說，就是民心向背的問題；而對社會來說，則是和諧與不和諧的問題。

「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這句話大家都耳熟能詳，但有不少人質疑「民心真有那麼大的影響力嗎」。我國古代有「愛屋及烏」和「鄰人疑斧」的典故，他們講明了兩種態度導致的兩種截然相反的結果。這也說明了態度對人們的行為有著無比巨大的影響力。抗日戰爭中有日寇報復性的掃盪和「三光」政策，解放戰爭中數以百萬計的民工支前，抗美援朝時各族人民更是勒緊了褲腰帶，這些背後群眾利益遭受的損害根本是無法統計的，但群眾對黨的支持始終未變，這就是「得民心」的好處。當今社會，政府還未有何風吹草動，無論好壞，都可能引起網民的質疑，導致政府工作效率的急劇下降，這就是群眾對政府半信半疑的結果，也可以說是「既不得民心，也不失民心」的表現。至於「失民心」的後果恐怕真會出現「漫天煙塵，遍地反賊」的景象吧。

由此可見，群眾與群眾、群眾與政府之間的關系如果是相互信任的，那麼很多事情會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如果是冷漠仇視的，那麼小事會變成大事，無事也要生出波折。因此，每一起群體性糾紛、事件的處置善後對於我們都至關重要。如果我們能夠在群體性糾紛、事件的處置中取得人民群眾的信任，不僅會為我國未來的發展鋪平道路，還會為發展提供強大的動力。

這就是毛澤東主席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所說：「在我們的社會中，群眾鬧事是壞事，是我們所不贊成的。但是這種事件發生後，又可以促使我們接受教訓，克服官僚主義，教育幹部和群眾。從這一點上說來，壞事也可以轉變成為好事。亂子有二重性。我們可以用這個觀點去看待一切亂子。」

群體性糾紛、事件的根本解決

由前文可知，群眾對政府、法律、社會的不信任就是引發群體性事件的根本原因，群體性糾紛是群體性事件的觸發條件。而群眾與群眾（包含群眾與政府）之間的關系是否和諧又是引發群體性糾紛的根本原因。信任也是人與人之間關系的一種。因此，群體性糾紛、事件的根本解決就在於改善群眾與群眾、群眾與政府之間的關系。

政府不僅是社會的上層建築，而且也是其中最大的一個群體，擁有其他人和群體無以比擬的榜樣示範作用，改善群眾與群眾、群眾與政府之間的關系，政府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至於如何做，政府就要先從取信於民，使群眾信任政府開始。

在心理學中，人的基本需求從低到高依次有：生理需要、安全、歸宿（愛）、和尊重。我認為，我們構建和諧社會的目標就是要依次解決絕大部分人的基本需求。經過30年改革開放，在黨和政府的領導下，我國經濟取得了長足進步，可以說已經基本上解決了人們的溫飽問題即生理需要。因此現階段我們社會發展的目標就應該是滿足人們「安全感」的需求。我認為，安全感應包括生存和發展兩個方面，生存安全包括生活、就業、醫療等，發展安全指發展機會的公平性包括壟斷、貧富差距等。而人們是否信任政府等執法機關將嚴重影響其「安全感」的滿足。因此，政府取信於民不僅關繫到群體性事件的根本解決，同時也是構建和諧社會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

群眾對政府的信任源於群眾對政府的認識，而具體的認識則源於兩個方面：一是政府的具體行為以及歷史為群眾留下的印象等；二是群眾自身判斷和認識事物的准則，即世界觀、價值觀、人生觀等，這一點主要體現在是社會風氣和氛圍上面。因此，政府取信於民一是要通過實際行動表現出值得群眾信任的形象，二是樹立良好的社會氛圍和風氣引導人民群眾對政府的行為做出正確的認識和判斷。對此，我有一些思路，寫出來供大家參考。

一、值得群眾信任的形象體現在品德和才能兩個方面。其中品德決定了政府與群眾有沒有共同的利益，而才能決定了共同利益的發展前景如何。

（一）、品德的好壞用來回答「政府會不會幫助群眾」這個問題，這影響到群眾願不願意與政府合作。例如，「腐敗」造成的物質利益損失相對於國家整體而言並沒有多大，但就其性質而言，它是拿著人民和國家給的薪水，辦著損害人民和國家利益的事情，這是一種典型的背信棄義的行為。天下恐怕沒什麼人會願意與背信棄義的人合作吧，即使迫不得以與之合作也必然是處處提防，時時小心，導致工作效率的低下。因此，諸如「腐敗」等品德敗壞的行為的損失及危害是無法估量的。國家與社會不是政府一個群體的，它們屬於每個人、每個群體共同所有，國家的發展、社會的和諧需要所有人和群體的共同合作努力。因此，品德對於政府、社會、國家都是至關重要。

品德，主要體現於人們對各類事物的看法和態度，而這些看法和態度實際上就是具體事物和人們的世界觀、價值觀等意識形態相互結合的產物。相較而言，事物是偶然的、具體的，意識形態是必然的、普遍的，因此，品德的好壞取決於世界觀、價值觀等意識形態。我個人總結了以下幾點與品德相關的認識：

1、對利益的認識和態度

利益意味著資源，金錢意味著物質資源，權利意味著人力資源。政府對利益的認識和態度將決定著政府作為公眾資源的分配者在群眾眼中的形象是吝嗇的、大方的、奢侈的還是節儉的。這些不同的形象源於資源的稀缺性和使用方面的不同。資源不可能滿足人們各種各樣的慾望，這決定了資源的使用必然是有選擇性的。資源的使用有三個目的，一是生存，二是發展，三是享受。對於生存和發展使用的多就是大方，少就吝嗇；對於享受方面使用的多是奢侈，少是節儉。因此，政府在對於資源的分配使用上，針對不同的使用目的需要有不同的態度，對於民生、發展等方面應寧濫勿缺，對於享受、服務等方面應寧缺毋濫。

我們當地有一破產國企有200多名傷殘退休職工，很多都是60歲以上的老人，按勞動法的規定應享受工傷補貼合計800餘萬元，政府拖了兩年多沒有給予解決，說是數目太大，不好辦。反之，有一單位局長配了兩輛車，一轎車、一越野車，合計100多萬，還不計每月的油錢、修理、保養費用。我想，讓10來個局長節約節約，這800餘萬就應該有了吧。這樣對比下來，政府如何能夠給群眾留下好的印象。

就資源的使用方式來講，集中使用可以減少浪費，提高使用效率，所以政府在近幾年的發展中傾向於做大做強，這也符合中國的國情，它的正確性也毋庸置疑。例如現在社會的經濟發展比前10年、20年穩定、有秩序的多，這體現在質量的提高、品牌的發達和坑蒙拐騙、假冒偽劣的減少。但資源的稀缺性也註定這種使用方式必然導致少數人發展機會增多，多數人發展機會減少。多數人發展機會的減少必然會帶來經濟發展活力和潛力的減弱。這在當今社會體現在90年代流行公務員下海經商，如今一個公務員的位置往往會有數以百計的考生去爭取。而資源的過度集中導致發展機會的不平等，發展機會的不平等導致貧富差距的拉大，貧富差距的拉大導致發展機會更加不平等，從而形成惡性循環。這也應該是上世紀初美國制定反壟斷法的最根本原因吧。因此，政府在資源使用上一定要深刻體會科學發展觀，把握好集中的度，做到「全面可持續」的發展。

換個角度來看投資，拿1億元給一個富翁，僅僅換來一個「錦上添花」，同樣拿給1萬名下崗職工卻可以換來1萬份「雪中送炭」。這其中的差別一目瞭然，所以，「全面」不應該僅僅局限於物質方面，也應將感情和精神方麵包含進去。

2、關於對規則的認識和態度

規則指現實中的道德、法律、規定、原則等，這點本質上也應該是「科學發展觀」的一部分內容。對規則的認識和態度決定了人的做事方式，是靈活的還是死板的，是有原則的還是不擇手段的。規則服務對象是有區別的，我們可以將服務於全局、全體、普遍對象的規則稱為普遍規則，主要表現為法律、道德等；將服務於片面、部分、具體的對象的規則稱為特定規則，主要體現為特定群體、部門的規章、規定等。當規則和我們具體的需求發生沖突時，如果規則是普遍規則，那麼，遵守規則是有原則的，不遵守規則是不擇手段的；如果規則是特定規則，那麼，遵守規則就是死板的，不遵守規則是靈活的。

普遍規則，如道德、法律等，它們代表的是全體人民的利益，對於政府來說，遵守這些規則才能體現出政府與群眾利益的一致性，不遵守自然會使政府與群眾利益分離開來，進一步導致政府與群眾的對立。因此，對於普遍的規則，政府一定要堅持遵守。

特定規則，如部門規章、特定時期的特殊規定以及上不得檯面的潛規則等，它們代表著特定群體的利益，對於政府來說，遵守這些規則意味著將人民全體的利益置於特定群體的利益之下，這必然導致全民、公共的利益損失；反之，不遵守這些規則，堅持自身的行為就可以被視為維護了全民、公共的利益。因此，對於特定的規則，政府要敢於改革，勇於創新。

正確合理的建立使用新規則往往可以一勞永逸的解決一系列問題，就如現在很多政府部門和機關都非常喜歡通過建立新規則來解決問題，如下發文件、制定製度等，但在此同時，也必須對過度建立使用規則的危害有深刻的認識。對於群眾，過度建立和使用規則不僅增加了做事的成本，也抑制了其創造性和活力；對於政府，它不僅同樣增加了管理的成本，也為官僚主義、推諉扯皮等現象提供了滋生蔓延的環境和溫床。因此，對於建立規則的一定要慎重，避免出現過猶不及的現象。

當今社會有一種很不好的現象，「領導一重視，沒事辦不成；領導不重視，沒事能辦成」。之所以辦成與辦不成因為，領導不重視，遵守的規則就太多，事情自然辦不成；領導一重視，很多規則就可以忽略，事情自然能辦成。它引申出來的的含義往往造成群眾的誤解，領導的指示高於規則，領導可以不受規則的限制。這就導致了，即使通過「領導重視」解決了問題，也會給帶來群眾帶來威脅的心理暗示引發不信任，甚至也變相的驗證了「大鬧大解決、小鬧小解決、不鬧不解決」的論調。因此，政府在行使職能特別是處置群體性糾紛、事件時，必須要嚴於律己，淡化「領導的作用」，強化「法律的作用」，即便因此會增加一定處置的成本。

3、對自身的認識和態度

對自身的認識和態度決定著一個人是驕傲的還是謙虛的，是積極主動的還是消極被動的。

驕傲的表現在於認為自身無所不能、是不可取代的存在。一個不可取代的存在是不需要夥伴的，更不會真正的信任和尊重那些可以被取代的人的。但是你不信任別人，別人又怎麼會信任你呢？

從唯物歷史觀來看，經過了文藝復興、大航海時代、宗教改革、資產階級革命之後，歐洲的生產力提高，科學、技術方面的矛盾日益被人重視，這種情況下，如果牛頓爵士沒有發現物理學三大定律，那麼，10年或者幾十年之後，必然會有另一個歐洲人，更可能是一個英國人發現這些物理學定律。因此說，牛頓是非常偉大的，但他絕不是不可替代的。這也應該是他說出「假如我看得遠些，那是因為我站在巨人們的肩上」的原因。再如，秦始皇統一中國、統一文字、統一度量衡，開創了中華文明的新紀元，但他同樣不是不可替代的，即使沒有他，中國也必然會出現一個
「楚始皇」或者「漢始皇」之類的人物來做同樣的事情。

正確的認識應該是，千千萬萬的人民群眾創造了歷史，歷史又選擇了某一些人作為了自己的代表，這些代表又發揮自己的才能或加快或減慢了歷史前進的步伐，但這其中沒有一個代表是不可以替換的，不可替換的只有廣大的勞動人民。

現在社會上常常聽到「李XX市長在這里修了甲工程，造福於民」，但實際上沒有「李XX」，也會有「張XX市長」拿「修甲工程的錢」在這里修個乙工程來造福於民。因此最大的功勞不應掛在某個人身上，應歸於創造了財政稅收的所有人民群眾身上。對於社會，常有房地產商甲，說自己修了多少多少房子，繳納了多少稅收，做了多大貢獻。但實際上，如果沒有了甲，人民群眾創造的房地產市場，必然會選擇另一個「乙」，來「修多少多少房子，繳納多少稅收」甚至還更多。因此房子和稅收的最大的功勞，仍然應歸於全體人民以及他們創造的市場，而非極個別的富翁。

謙虛的表現則是在於不僅深知個人能力的不足和局限性，也知道要彌補自身的不足和局限性，必須融入到集體和人民群眾當中，信任他們，聽取他們的意見，相互幫助，共同發展。我們黨很早以前就提出的「人民公僕」、「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等口號，實際上也是謙虛的間接表現。

根據辯證唯物主義，我們知道意識源於物質，但又反作用於物質。人類的意識雖不可以改變物質的
「存在」，但卻可以通過改變物質的「存在方式」來為人類服務，這是人類社會之所以發達的原因。在現實中就是，我們相信客觀世界的客觀存在，但我們同時也相信經過我們的努力可以給現實世界帶來變化，這也是積極主動的表現。用鐵人王進喜的話就是：「有條件要上沒條件創造條件也要上」。如，雖然我們堅信「800元不可能交換到價值1000元的東西」的市場理論，但同時我們也認為可以通過「分期付款」、「以工代錢」等很多辦法先將「1000元的東西」交換到手。

相對還有兩種錯誤認識：一是認為意識高於物質，過高的估計了意識的作用，表現為盲動或沖動；二是認為意識應完全服從於物質，忽視了意識的能動性，表現為消極被動。我國五千年的傳統文化和當今文化的主流都以無神論為主，唯物主義在我國深入人心，因此「盲動、沖動」的錯誤在我國相對較少，「消極被動」的現象相對較多。「盲動、沖動」的害處在於破壞，例如中國革命史中「左傾」路線造成的危害；「消極被動」的害處在於缺乏面對困難的勇氣，輕則不思進取，重則「背叛」。例如，抗日戰爭中的「重慶政府」和「汪偽政府」，它們的共同點就是迷信於飛機大炮的威力，這也必然導致了其屈服於飛機大炮的後果。與之形成鮮明對比就是共產黨自強不息的信心勇氣和「自力更生」政策。

現在，很多政府部門在尋找工作失利的原因時，第一條原因往往是缺錢少人。這個原因導致政府不斷成立各種各樣的專職部門，增加各種各樣的編制和規章制度。我們單位在1990年前後總共也就七八十人，而如今卻有三百多人，二十年漲了四倍還多，需要遵守的規定也從一本書變成了很多本書，結果實際的力量雖增加了不少，但工作效率也下降了很多。

資源的稀缺性，註定了沒有人可以始終有足夠的資源儲備去應對這個世界千變萬化的情況。而且人類歷史上所有的革命和變革的初期無一是儲備了足夠的資源以後才開始的，因此對於困難我們必須找到自力更生的勇氣和信心，否則會失去前進的動力。如今的維穩工作面臨很多困難，如果始終將工作做不好的原因歸於金錢、人力、部門、制度不足的話，此項工作將永無結束之日。

4、對人民群眾的認識和態度

唯物歷史觀告訴我們，國家和社會不是政府的，它是全體人民的。國家和社會的發展不是政府一家的責任，而且政府也沒有能力承擔這樣重的責任，因為發展最核心的生產任務是由廣大勞動人民來承擔的。政府的職能在於為廣大勞動人民創造一切便利的條件，讓人民可以更好更快的進行生產，也就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這就告訴我們，政府與群眾的關系是合作夥伴的關系。

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社會中，朝廷將人民群眾要麼看作奴才，要麼看作敵人，即使最英明的皇帝也最多將人民群眾看作自己的子民。在這種認識態度之下，朝廷因為一己之私，自然希望人民群眾越笨越好，這就是愚民的由來。而其直接後果就是魯迅先生所說的「哀其不幸，怒其不爭」，間接後果是國家與社會發展的緩慢，例子是中國近現代110年的屈辱。

聰明、勇敢和有集體觀念的人民群眾雖然有些時候為政府帶來了一些壓力，但同時他們更多的是為政府帶來前進的動力和為民族帶來復興的希望。如「法國大革命」之後的拿破崙帝國、普及全民教育之後統一德國的普魯士以及明治維新後的日本等。

為了擁有聰明、勇敢和有集體觀念的人民群眾，我們政府應該建立健全機制以激勵那些有見解、見義勇為、關心群眾集體財產及其他公共利益的人和事，並批評那些人雲亦雲、懦弱、自私自利的人和事。現在有些領導一聽到有關群體性的東西，第一反應就是調查幕後指使之人並打擊處理之，處理完之後，還得教育人家：「管好自己的一畝三分地就行了，誰叫你管這么多閑事。」如果讓這種現象繼續蔓延發展，恐怕國家危難之時將無真正的可用之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