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與法殘忍烙印

㈠ 什麼是"拉德布魯赫《五分鍾法哲學》"

五分鍾法哲學（1945）德——拉德布魯赫muse 發布於：2007-08-12 17:15
第一分鍾：

對軍人而言，命令就是命令。對法律職業人來說，法律就是法律。然而，當軍人懂得命令的目的在犯罪或違法時，他有義務和權利中止服從。但從大約一百年前最後一批自然法學者從法學家群體中消逝以來，法律職業人就再也認識不到法律的效力和臣服法律的相同例外。法律之有效，只因為它是法律；而且，只要在一般情況下有權力來貫徹執行的話，它就是法律。對法律及其效力持上述觀點（我們稱之為實證主義學說）。使法律職業人連同整個民族均無自衛能力，來抵抗如此專橫、如此殘暴、如此罪惡的法律。（按：此處指希特勒統治的「第三帝國」法律）它們最終把法與強權等同起來，哪裡有強權，哪裡就有法。

第二分鍾：

有人想以一句話來補充或取代上述的一段話：凡對人民有利的，就是法。這意味著：任性、背約、違法，只要對人民有利，就是法。這實際上是說：掌握國家權力者自認為對社會有益的事，獨裁者每一次的突發奇想和喜怒無常的脾性，沒有法律和裁決的懲罰，對病弱者的非法謀殺。如此等等都是法，還可能意味著：統治者的自私自利被作為公共利益看待。故此，將法與臆造的或杜撰的人民利益相提並論，就把法治國家變成了一個不法國家。不，不是必須聲稱，所有對人民有利的，都是法；毋寧相反，僅僅是法的東西，才是對人民有利的。

第三分鍾：

法意圖趨向正義。正義不過是指：不管是誰，一視同仁。如果謀殺政治對手的行為被推崇，謀殺異類的行為被願求，以相同的行為對待自己志同道合的人，而處以最殘忍最羞辱的刑罰時，這既不是正義，也不是法。一旦法律有意拒絕去趨向正義，譬如根據任性承認和否認人權，那麼這樣的法律就缺少有效性，人民對此就不承擔服從的義務，法律職業人也就必須鼓起勇氣，否定這些法律具有法的本性。

第四分鍾：

的確，除了正義，公共利益也是法的一個目標，的確，即便惡法也還總有某種價值——對法保持懷疑的價值。的確，人的不完善性不會總能將的三種價值即公共利益，法的安定性，正義和諧地統一起來。故此，人們只能權衡：要麼為了法的安定性而宣揚惡的法律、有害的法律或不公正的法律有效。要麼因為法的不公正性或公共性而否認其有效。必須給整個民族和法學家的意識本身深深打上這樣的烙印：可能有些法律其不公正性，公共危害性是如此之大，以至於它們的效力，它們的法的本性必須被否定。

第五分鍾：

也有一些法德基本原則，它們的效力比任何法律規則更強而有力。以至於，一項法律，若與它們相矛盾，就變得無效。人們將這些基本原則稱之為自然法或理性法。確實，它們在具體方面還包括若干疑點，但幾個世紀的效力已經塑造出了這樣一個穩固的實體，而且廣泛協調地融於所謂人權和公民權宣言之中。至於說它們的某些方面，也還只能由於有心裡的疑問而保持懷疑。

在宗教信仰語言里，相同的思想以聖經的兩句話寫下來。其中一句寫著：應當順從掌握你們權柄的人。另一句寫著：順從神，不順從人，是應當的。——這不只是一個虔誠的願望，而且也是一個有效的法的規則。不過，這兩個聖經語句之間的緊張關系（張力）不能通過第三句話來化解。比方說通過箴言「愷撒的事當歸給愷撒」，「神的事當歸給神。」來化解——因為這句箴言使人對神俗界限表示懷疑。更確切地說，應該訴諸上帝的聲音來解決，而上帝的聲音只是面對特殊的情況在個人心裡向人宣示。

而上帝是否已經死了，救贖還有用嗎？

㈡ 為什麼希特勒殘害猶太人

希特勒是個極端的種族主義者和反猶主義者。他在《我的奮斗》中寫道：「雅利安人的最大對立面就是猶太人。」他把猶太人看作是世界的敵人，一切邪惡事物的根源，一切災禍的根子，人類生活秩序的破壞者。這些觀點成了希特勒後來屠殺數百萬猶太人，企圖滅絕猶太人的理論依據。究其原因大致可以從以下四個方面加以透視：

1、歷史的原由。在歷史上，歐洲人對猶太人持有成見。為了闡明問題，有必要對猶太民族的歷史作一個簡單的機關的回顧。猶太人的遠祖是古代閃族的支脈希伯萊人，公元前，他們的祖先曾聚居生活在阿拉伯馬勒斯坦土地上。公元1世紀，羅馬帝國攻佔巴基斯坦後，猶太人舉行過多次大規模反抗羅馬佔領者的起義，但都遭到了羅馬統治者的血腥鎮壓。到公元135年的猶太人起義再義慘遭失敗為止，在這1個多世紀的時間里，羅馬統治者屠殺了百萬猶太人，最後把還把余者全部趕出馬勒斯坦土地，使他們流散到西歐完全處於落後的小生產的農牧社會，土地被人們視為最珍貴的財富，商業則是人們鄙視的行業。猶太人逃往西歐後，當地的封建主們非常歧視他們，不許他們佔有土地，只許他們經營商業。不知是歷史過錯教育了他們，還是生死磨難砥礪了他們，或者說這本來就是歷史賦予的機遇，總之，由這一切所構成的歷史集合體，鑄就了猶太人的特質，使得他們聰明起來，堅強起來。他們不僅在困境中頑強地繁衍生息，而且逐漸地富有了。

公元13至15世紀，歐洲開始進入資本主義社會，當地新興資產階級同那些經商致富的新興的猶太人資本家們，產生了利益沖突，噩運再次降臨到猶太人的頭上。現實利益的沖突加上宗教信仰的差異，大批猶太人被迫流往東歐及美洲各國，開始了歷史上的猶太人第二次逃亡。不幸的是，這種反對猶太人的意識，居然演變成了一種文化沉澱，在某些國家和地區一直「遺傳」到現代。尤其是進入本世紀後的德及奧民族，反猶情緒與日俱增，希特勒及其追隨者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2、宗教的情結。基督教是世界上流傳最廣、信教人數最多的宗教。在歐洲，特別是西歐，人們普遍信仰基督耶穌。雖說基督教的經典《聖經》之一的《舊約全書》，原是猶太教的經典，兩教之間有著密切的歷史淵源，但基督教教義認為，是耶穌的12門徒之一的猶大為了30塊銀幣而出賣了上帝之子，是猶太人將耶穌釘死在十字架上，這就造成了基督徒們在情感上對猶太人的仇視。所以說信奉基督教的歐洲人在宗教感情上是很難接納猶太人。這種宗教感情的社會化，又逐漸衍化成一種大眾化的厭惡猶太人的社會心態。同樣，這種社會心態也作為一種文化沉澱。世代「遺傳」，並隨著歲月的推移，逐漸與社會經濟政治相結合，使之成為一種隨時可以被利用的社會政治的潛在力量。當這種潛在的東西某個（些）政治野心家利用時，就會像火山一樣噴發，成為一種瘋狂的社會驅動力。

應該看到，當時的德及奧民族的內部，民族主義思潮盛行，原有的宗教情緒在現實利益沖突的激化下，使人們本來已有的反猶情緒更加激烈，從而加劇了對猶太人的仇視。在這種社會氛圍的熏陶下，希特勒的「仇猶反猶」觀點逐步形成，並迅速成為了這股社會情緒的主導，一方面，當時德及奧民族仇猶反猶的社會情緒極大地刺激著他的政治野心，使其民族主義思想惡性膨脹，為其日後仇猶反猶滅猶政策和措施製造社會價值取向，培植政治力量。

3、現實的需要。本世紀20年代末30年代初，爆發了世界性經濟危機，嚴重打擊了德國，使其工業生產倒退到了上世紀末的水平，國力漸衰。深刻的經濟危機不僅激化了國內的階級矛盾，而且刺激了壟斷資產階級對外擴張的野心。「德意志民族必須從掠奪的土地和生產空間中尋找出路」，希特勒的這一爭霸世界的主張，得到了德國壟斷資產階級的擁護和支持。然而，實施建立一個德意志民族的日耳曼帝國的罪惡計劃需要巨額資金提供財力保證。在國力衰落的情況下，把手伸向富有的猶太人成為了他們的理所當然。

另外，居住在歐洲各地的猶太人，較之於其他民族而言，不僅富有，而且素質也要高些。面對這樣一個民族，希特勒及其黨徒們，既感到仇恨，又覺得膽怯。在他們的心中，猶太人這個特殊的社會群體，是他們實現「第三帝國」美夢的嚴重威脅。這些，無疑加劇了希特勒對猶太人的仇恨和政治嫉恨。加上當時德國社會政治生活完全處在一種極端瘋狂的症狀之中，使希特勒的仇猶反猶觀點不僅有了適當的社會環境，且得以迅速瘋狂起來。

4、狂暴的病態心理。希特勒是奧地利海關一個小官吏的私生子，從小缺少良好的教育，青少年時代整天流浪於維也納和慕尼黑街頭，鑄就了他既自私又狂妄的性格。正如他小時的一位班主任老師後來回憶所說的那樣：「希特勒缺乏自製力，至少被大家認為性格執拗，剛愎自用，自以為是和脾氣暴躁。」加上他患有痙攣性的神經質，發起癲狂來甚至會趴在地上啃地毯邊。從有關史料上可以看出，狂暴是希特勒性格的典型特徵。例如，1942年的一天，納粹德國武裝部隊外科醫師扎爾·伯羅赫奉命去晉見希特勒，希特勒的愛犬就猛撲這位醫師，嚇得他魂不附體，醫師被迫與它細聲細語地說話，很快它就平靜地趴在醫師身邊，把前肢擱在醫師膝蓋上，兩眼溫順地看著他，並與他逗笑。希特勒見此情景暴跳如雷：「它是完全忠於我的惟一生物，可你把它騙去了，我要殺死它。」聲音越來越高，簡直到了嘶叫的地步，恕吼著威脅要監禁醫生，類似這樣的事，時有發生，狂暴如嫉恨，又造就了他的狠毒和殘忍，希特勒是一個有嚴重病態心理的政治狂人。

上述四大原因，如果孤立地看其中任何一個原因，都很難構成對猶太人的滅絕性仇殺。只有把這四大原因融合為一體時，才能產生確定性的使猶太民族在劫難逃的社會效應，而希特勒則是把這四大原因巧妙地結合在一起的魁首。

首先，納粹黨打著當時在德國流行的民族主義和社會主義兩塊招牌，宣揚德意志民族是優秀民族，把猶太民族視為劣等民族。為了蠱惑人心，欺騙德國廣大民眾，希特勒對這種種族歧視理論從兩個方面進行了周密的包裝。一是按照他自己的社會邏輯，怕斷章取義地摘取前人論述人口問題中的某些詞句，拼湊成一個種族優劣的理論，為把猶太人打入劣等人種製造理論依據。二是利用早就深植於德及奧人心中的反猶意識和宗教情結，大肆鼓吹「猶太瘟疫」的謬論。經過希特勒的蓄意「嫁接」，使得這個理論再也不是一般意義上的種族歧視了。他利用歷史的宗教的因素，為其滅絕猶太人而創設了廣泛的社會基礎，使得這一理論更加具有普遍的煽動性。希特勒一上台，之所以能夠順利推行一整套瘋狂迫害猶太人的反猶滅猶政策，無疑得益於他這個荒謬絕倫的理論。其次，納粹黨還利用當時德國國內廣大群眾痛恨凡爾賽和約的心理，煽動復仇主義情緒，並把這種情緒轉移到猶太人身上。

在這四大原因中，現實的需要是最直接的要素，其它兩方面的原因也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如果沒有歷史的原因和宗教的情結作為先導性條件，那麼，即使現實再需要，也很難想像會達到如此瘋狂和殘忍的程度。只有當這四方面的原因聚合為一體時，才產生了那可怕可憎的充滿血腥的驅動力。

任何歷史事件都是社會各種相關因素合力作用的產物，或者說是時事造就的。二戰期間，600萬猶太人慘遭殺害，希特勒當屬罪魁。希特勒對猶太人特有的種族仇恨和政治嫉恨，是政治狂人病態心理的一種特殊反映。導致希特勒嚴重病態心理的「菌種」就是來自歷史成見和宗教情結，恰好又得到了當時德國社會環境的孕育。確切地說，希特勒的嚴重病態心理與當時德國社會政治生活的瘋狂病態是相輔相成的。一方面，瘋狂的病態心理正是歷史成見、宗教情結和現實需要三大原因的粘合劑；另一方面，這三大原因的聚合又把希特勒瘋狂病態的心理推向了極端，從而引發了那場人類歷史的大悲劇。

㈢ 社會與法節目曾經報道一出兩家人殺死自己的弱智孩子的一期節目是哪一期

這個很難找到哦 把弱智孩子給處理掉真的是也殘忍 他也是一條生命

㈣ 臧克家 《烙印》賞析

自古以來，宦海淹蹇、壯志難酬、情場失意、親緣淡薄等際遇給人們的心靈帶來巨大痛苦。但《烙印》所關注的不是痛苦的具體形式和因緣所在，而是作為一種普適性的人類感情的痛苦本身，並對痛苦的本質和應對之策做出了深刻思考。

《烙印》沒有概念的鋪陳，注重運用格律和表現技法。形式齊整，節奏勻稱，深受新月派"三美"的藝術點化。詩人對"痛苦"的關注和應對植根於現實。

血肉豐沛，筋骨硬朗，毫無標語口號之嫌。"痛苦"的傳達既以個體生活的具體感受和心理情緒為基點，又運用意象和暗示把普適性的生活經驗加以連結，並升華出哲理的詩意，"把'所感'與'所思'，抒情與'主智'，自我與'非個人化''飽和交凝'為藝術的整體"。

詩藝的嫻熟和靈慧的詩心，使其成為新詩園地里一株鮮艷芬芳的花朵，也推動著新詩在中西詩學交融的河流中碰撞出更多的現代性因子。

詩人是寫人生痛苦的一種體味，將這種感受比喻為"在我的心上打了個烙印"，這是非常形象准確的一個描述，而這個"烙印"在詩人看來，不僅僅是一種痛的感受，還是在"刻刻警醒我這是在生活"。

應該說，這是一種非常理性和深刻的對痛苦的理解。烙印既然留在了心上，它就要不時地被感覺到，所以，"我不住地撫摩這印烙，忽然紅光上灼起了毒火，火花里迸出一串串歌聲，件件唱著生命的不幸"。

這種不幸只能在詩人的內心唱歌，黑暗的現實中詩人痛苦卻不能對人訴說，詩人將這種人生的痛苦比做一個謎，"既然是謎就不該把底點破"。"我嚼著苦汁營生像一條吃巴豆的蟲。"將痛與苦咽下去，這是詩人面對生活的硬的態度。

(4)社會與法殘忍烙印擴展閱讀：

此詩寫於1932年，是臧克家早期創作中的一首詩。

在傷情泛濫的20世紀30年代的詩壇，臧克家的詩歌難得地獨樹一幟，表現著人生的苦硬。他的詩歌創作與新月派和現代派截然不同，他內心始終關注的是底層大眾的生活苦難，幾乎很少停留在個人的傷感上，而是貼近和理解他們的人生，寫出其內在的硬。

即使寫自己的生活體驗和內心感受，臧克家也體現出這種硬氣，《烙印》就是如此。

而且，詩人曾參加過1927年武漢大革命，革命失敗後，他被迫喬裝打扮地在鄉間蟄伏七年，經受著難以想像的屈辱和苦難。悲憤抑鬱，內心深處猶如打上"烙印"。此詩反映的即是當時的時代的烙印，亦是詩人生活的烙印。

臧克家(1905-2004)，山東濰坊諸城人，現代詩人、作家、編輯家，山東大學著名校友，忠誠的愛國主義者，曾任中國民主同盟盟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三屆代表。代表作品有《難民》《老馬》《烙印》《有的人》等。

㈤ 社會與法普法欄目劇有個女毒梟很暴力很殘忍

普法欄目劇 迷你劇集-卧底前傳之「兄弟」篇
http://www.zyitv.com/nadi/pufalanmuju/2013/1218/87695.html
個人覺得很好看，女毒梟演技很好很霸氣

㈥ 關於社會與法的讀後感作文有哪些

社會與法的讀後感作文
昨天這個欄目的節目展現的是一起在河北保定發生的未成年人搶劫犯罪案件。涉及案件的四個人都是未成年人，其作案情節十分惡劣，手段十分殘忍，讓人觸目驚心。有關公安在偵辦此案時，起初沒有想到的是，作案嫌疑者竟都是未成年人。這就不能不使人深思，這些走向犯罪深淵的未成年人所曾受到的是什麼樣的教育？他們喜歡什麼？崇拜什麼？學習什麼？如何一步步滑向犯罪的道路？問題到底出在哪裡？
我始終認為對兒童、少年、青少年、青年這幾個年齡階段的教育好壞，是人生中最重要的，最關鍵的，對每個階段都不能忽視。好的教育來自於素質好的家庭父母、好的社會關系、重思想道德品質的好學校、不斷被凈化的社會環境等多種因素。
現在不少青少年喜歡看紋身的黑幫老大、武藝高強的打鬥高手、吃喝玩樂享受刺激的高手等之類的影視作品；現在一些青年人的思想都變了，盡想往能「享受」的地方呆，怕吃苦，不願去環境差的地方；本來干各行各業的工作沒有貴賤之分，現在哪有青年人喜歡種地當農民的事，農學院畢業的學生能有幾個真正想當農民的？在「婚戀節目」的舞台上有那麼多需要選擇交友的女性，但能又有誰想願意與農民身份干農活的年輕農民談對象？別說農民了，現在喜歡當工人的也越來越少了。你看看現在的所有城市裡從事清潔衛生包括打掃馬路、樓道、廁所、轉運垃圾的人幾乎都是些中老年農村人，哪有現代年輕男女的身影？收廢品的和搞廢品垃圾分類的雖是能掙到錢的生意，許多年輕男女是不願乾的：一是嫌臟；二是感覺沒面子。干這類工作的也常常是上了歲數的農村人。如果幹這類工種的年輕人想上婚戀節目找個合適的人選也不知難不難？相反的是，當今一些年紀輕輕的人卻喜歡從事酒吧、網吧、舞廳、迪廳、洗浴、桑拿、按摩、陪客、代駕等方面的工作。其中不少青年人愛與有錢的人交往，願意在高檔消費的地方工作，喜歡有「美女」的環境。不少青年人從小就是獨生子，一直受到家庭的嬌生慣養寵愛，培養了任性倔強脾氣大的性格和飯來張口，衣來伸手，坐享其成的毛病，養成了貪圖享受，好逸惡勞，好吃賴做、自私自利的壞習慣。還有的變得越來越虛榮，讓人越來越討厭了。
有一次我在一家大型超市門口看到一位打扮時髦濃裝艷抹穿著高檔戴金掛珠挎著名貴皮包的中年婦女，她領著一個上小學的男孩。只見她用紅唇喝完飲料隨手將飲料瓶仍在超市大門口的地上，行人都看她一眼，她一點不好意思的感覺都沒有，那個小男孩也不閑著，抬起一腳又將那個飲料瓶踢得飛了起來碰到干凈的牆面上，那女的還贊揚孩子踢的真准。這是家長不良行為影響子女不良行為的典型代表。
還有的家長從小就鼓勵孩子如何「不讓利」、「不吃虧」、「佔便宜」的「絕招」，有的自己當著孩子的面為點小利大聲爭吵，更有甚者還特意教上幼兒園的兒子打架，認為早教會孩子打架，孩子在幼兒園與小朋友掙東西時打起架來不會吃虧。這樣的家長還為數不少。

㈦ 一）孟德斯鳩：社會與法的精神

（一）和諧社會與法治精神的關系

最早提出「和諧」一詞的是公元前6世紀古希臘哲學家畢達哥拉斯，他認為「整個天是一個和諧」；而「和諧社會」 這一用語則是由19世紀空想社會主義者傅立葉首次提出的，他主張在未來的和諧社會中，通過由富人捐資組織的「試驗性」股份公司制協作社，把對抗性的資本主義社會改造成和諧社會。

而最早給法治界定內容的是古希臘的亞里士多德，他「把一個以法律為基礎的國家假設為達到『善生活』的唯一可行的手段」，並認為「法治應該包含兩重含義：已成立的法律獲得普遍的服從，而大家服從的法律又應該本身是制定良好的法律」。當我們將法治不僅作為一種信仰、意識、觀念，而且成為一種思想方式、行為方式，甚至是生存方式和生活方式時，法治的「軟體系統」——信任和尊崇就建立起來了，這也是法治精神的內涵。

可見，和諧社會一直是人類所希望的理想社會，但我們必須認識到「和諧社會」不是絕對平均主義實現的社會，不是法律虛無主義橫行的社會，不是人格尊嚴和基本自由的個體消失的社會，它與法治精神有密切的關系：法治精神是和諧社會的基石、內在要求、努力方向和目標，是和諧社會特徵的有力保障，並服務於和諧社會的主要方面。「構建和諧社會就是構建法治社會」——這種一體化的聯系根源於他們具有共同的價值追求。

（二）和諧社會與法治精神的價值追求

1、公正

社會和諧的根本、法治精神的精髓都在於社會的公平正義，即公正。維護和實現社會的公平正義是構建和諧社會、建設法治國家最基本的原則。柏拉圖在《共和國》一書中指出，正義存在於社會有機體各個部分間的和諧關系之中。畢達哥拉斯也認為，不公正，就破壞了秩序，破壞了和諧，這就是最大的惡。盡管正義有一張普洛透斯似的臉，但歷代法學家仍保持著探索的狂熱；盡管法學家對正義有不同的表述和標准，但他們總是將正義觀念與作為規范大廈組成部分的規則、原則和標準的公正性與合理性聯系起來。就筆者而言，本人贊同約翰·羅爾斯的正義標准：（1）每個人對與其他人所享有的類似自由相一致的最廣泛的基本自由都應有一種平等的權利；（2）社會的和經濟的不平等將被安排得使人們能夠合理地期望它們對每個人都有利，並使它們所依系的地位與職務向所有的人都開放。所以，公正是和諧社會、法治精神追求的價值目標，是構建和諧社會和弘揚法治精神過程中進行制度安排和創新的重要依據，是任何文明社會的核心價值取向。

2、秩序

秩序與和諧有著緊密的關聯——秩序往往意味著起碼的和諧，而法律構建的初始動因起源於人們對秩序（安全）的強烈欲求。佛洛伊德指出，人類神經系統在節省能量與減少精神緊張方面的需求，解釋了人對於有序生活方式的先見取向。馬斯洛也指出，我們社會中的大多數成年者一般都傾向於安全、有序的、可預見的、合法的和組織的世界，這種世界是他所能依賴的，而且在他所傾向的這種世界裡，出乎意料的、難以控制的、混亂的以及其他諸如此類的危險事情都不會發生。西方中世紀神學主義奧古斯丁承認：「無論天國還是地上之國，也無論社會還是個人，一個共同的目標是追求和平與秩序，以便獲得社會和個人的心靈安寧，法律正是維護和平與秩序的必要工具」。因此，秩序是社會和諧的基本要求，是法律產生的直接價值追求，就如同英國憲法學家韋德所認為的「法治理論的出發點就是秩序優於無政府主義」。

3、自由

無論從社會的變革歷史，還是從科技發展的進程，無不能看到人類追求解放和自由的需要。我們要建立的和諧社會必然包含著自由的價值目標，否則社會不可能有序，也就不會有和諧局面的產生，因為「要求自由的慾望乃是人類根深蒂固的一種慾望」。同時，整個法律和正義的哲學是以自由觀念為核心而建立起來的。約翰·洛克宣稱，「法律的目的並不是廢除或限制自由，而是保護和擴大自由」。所以，一個追求和諧與法治的社會必然要充分彰顯公民的自由權利，限制政府的強權干預，保證人的能力不為壓制性的桎梏束縛，從而建立一種有益於盡量多的人的高度文明。

4、效率

和諧社會和法治精神對效率的需求根本上出於經濟的考慮。按照社會學的思維路徑，人們對某種價值追求的偏向總會打上時代的烙印，在「發展」成為時代主題的今天，效率決定社會內部的穩定，社會的可持續發展以及人與自然的長久和平共處，有限政府應當鼓勵市場主體通過提高效率減少外部不經濟效應，獲得資源的最優配置和利用。法治從來都存在著對效率的嚮往：法治將社會主體之間重復博弈的行為固定，給人以穩定的預期，理性的經濟人基於這種預期進行選擇，就當然地節約社會成本、提高效率；法治要求及時的正義，尤其體現在司法上要及時保障公民的人身自由，盡快確定財產歸屬並盡快使其進入流通領域。

總之，和諧社會與法治精神的基本價值內涵相同：直接宣揚公平正義，確立核心價值定位；要求誠信友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確立對秩序的基本價值追求；強調民主法治，滿足與生俱來的對自由的嚮往；要求充滿活力，更大程度上則是對效率的追求，以保證和諧社會與法治精神所需要的物質條件。

（三）和諧社會與法治精神的價值平衡需求

社會科學從來都沒有停止思考「善社會」的問題，所以，絕大部分社會學家和法理學者關注社會控制所應追求的最高價值目標，應然的社會和實然的社會辯論從來未停止過。正義、公平、自由、效率、秩序（安全）、公共利益甚至服從自然或上帝的意志——所有這些和其他一些價值被不同時代的不同思想家宣稱為社會的最高價值。

實際上，在我們一直追求「善社會」的過程就是肯定公正所具有的基礎性價值。然而，我們必須認識到：每個時代都面臨著有一些社會控制的重大問題，而這些問題則需要最有才智的人運用智慧加以解決；思想家們試圖激勵他們同時代的人去關注他們各自時代所存在的某些尖銳且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在社會制度不平等極為凸顯並引發威脅社會基礎的強烈不滿的時代，有洞見的思想家所提出的價值目標會著重強調較多的平等；在遭到混亂和無政府主義危及的社會制度，必會期望秩序（安全）；在一個政治上專制主義的時代，人們則可能傾向於在政治控制所確定的限制范圍內或在無視這種限制的情形下強調社會價值中反專制主義因素——自由。

因此，在和諧社會與法治精神的基本價值平衡過程中，我們需要確立公平正義作為貫穿始終的價值目標；而對於秩序、自由、效率的價值平衡問題無法給予一個「一刀切」的等次排列，如前所述，必須針對具體時代、具體職能部門及具體事件來確定他們的次序。那麼，司法部門作為社會和諧的重要保證、法治精神的關鍵體現，公正處於當然的核心地位，依法有效保障公民自由的第二位價值追求當然對效率提出了要求。而當我們的司法體制能夠依法公正高效地保障公民自由時，秩序就水到渠成了。

二、我國司法體制的弊端

我國司法體制是根據我國現行憲法和人民法院組織法、人民檢察院組織法的規定設置的，其司法體系由人民法院和人民檢察院系統構成。在此所探討涉及的司法及司法體制，主要指我國專司審判的審判機關——人民法院和以法院為中心的司法體制。

1、司法權設置的地方化

我國憲法規定，地方人民法院由同級人民代表大會產生，並對其負責。這樣一種憲政安排，決定了地方司法系統隸屬於地方的客觀屬性。雖然我國憲法又同時規定司法權的國家專有性和專屬性，但地方司法系統的人、財、物大權、生存和發展都掌握在地方手中，法院對行政機關實際上存在機構、人員和經費等依附關系。利益張力的存在使審判權非常可能成為地方政府博弈的對象，設在地方的國家審判機關成為地方的審判機關。在每個地方都有其特殊利益的情況下，佔主導性的行政機關必然要求行政、立法、司法等權力機構為維護地方利益而竭盡全力，這就為司法上的地方保護主義和司法活動的功利化提供溫床。

司法權作為一種運用法律這一機制來配置資源的專屬權力，其地方化設置會阻礙資源在全社會的自由流通、影響資源的最優配置和利用，不利於統一有序市場的形成；會干預平常主體交易的自由，甚至為政府侵害公民的基本自由權利提供司法保護；會影響法制的統一實施，破壞司法權存在的最高價值——公正。而司法主動的功利化是對司法中立的嚴重挑戰，因為「假如司法者採取主動的行為，試圖積極的發現和解決社會中出現的或潛在的糾紛，必將自己捲入當事人之間利益沖突之中，難以保持公正的面目」。

2、法院管理的行政化

法律文化作為全世界共有的文明成果，具有一些共同的特點和規律，從國際通行的做法來看，為確保司法公正和司法獨立，不同法系的國家在架構以審判權為中心的司法體制時，共同遵循將司法權的行使與司法行政事物相分離的原則，從體制上保證司法權在行使過程中處於一種超脫、公允和中立的地位，有效避免行政權或其他權力對司法權的干擾。但我國的法院管理實際上是一種行政化管理模式。

第一、從法院與其他行政機關關繫上看，法院的人、財、物是由行政機關按照行政模式進行管理的。法院的管理人員和法官是依照統一的《公務員法》進行錄用、確定工資福利待遇和職級；法院的資金由地方行政機關撥付；法院的物資裝備必須由地方政府支持。這種與行政人員採取相同的管理模式無異於鼓勵司法者採取主動的行為——或介入糾紛之中，或與政府保持密切的關系，以追求「政績」、獲得晉升，確保「飯碗」甚至得到更豐厚的利益回報——不中立的法院和法官如何公正？

第二、從法院內部管理體制上看，法官職務的行政化、非程序的內部請示和批復制度、審判委員會對案件的決議職能、案件指標管理制度都嚴重違背審判權的「親歷性」規律。這種缺乏親歷性的審判必然會提高錯判率，造成案件不斷地請示、發回重審，嚴重影響「高效司法」的實現，浪費本就緊張的司法資源，限制財產流轉速度。而對於涉及到人身自由、生命權利的刑事案件，錯判對司法公正的打擊無疑是摧毀性的。即使他們最終被昭雪，但「遲來的正義即非正義」。

內外一致的行政化管理使法院不能獨立行使司法權，使法官不能根據自己的知識經驗對案件形成內心確信斷案，這就增加了干預司法的機會，而這種干預必然導致各種利益的較量——增加社會成本，降低辦案效率，阻礙公正的實現。

3、法官職業的大眾化

我國法官隊伍的成分非常復雜，不僅有專家學者型的精英法官，還有姚曉紅式的「三盲法官」。若干年前的法官選拔制度，無論什麼人，只要有一定關系都可以輕而易舉地調進法院，並名正言順地當法官。這種先天不足並沒有通過後天的培訓機製得到很大改觀，司法權的地方化和行政化又將法官的精力和注意力引向功利化的東西上。無法想像，一個根本不懂法律這架精密儀器的人，怎麼會知道法治精神是何物，怎麼會生產出大眾迫切需求的公正、秩序、自由和效率？

這些司法體制弊端的存在與和諧社會要求的內容格格不入，與法治精神及和諧社會共同追求的價值目標南轅北轍。因此，重構我國司法體制勢在必行。

三、重構我國司法體制

面對背離法治精神的不和諧現象和行為，重構我國司法體制是構建和諧社會的必要選擇；同時，我們在構建司法體制的過程中，必須貫徹法治精神，符合其與和諧社會的價值追求。本文僅就司法體制中主要的具體制度構建提出一些個人的看法。

（一）司法獨立，改變法院行政化管理模式。

司法獨立包括兩個層面的涵義：一是法院獨立審判，不受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的干涉；二是法官獨立審判，不受其他法官的干涉。法官獨立居於核心和根本地位，對審判獨立或司法獨立起著決定性和支撐性的作用。

1、通過立法確立兩級產生體制，即全國人大產生最高法院和高級法院及其法官，經費由中央財政保障；省級人大產生中級和基層法院及其法官，經費由省級財政保障，同時規定中級以下法院經費保障標准，必要時中央可採取轉移支付的財政政策，避免各省法院和法官經費和待遇不均。

2、將其他機關、組織監督司法的程序明確化、法定化。首先，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司法必須堅持的，但黨的領導有一個科學領導的問題。實際上我們的法官堅持體現黨的意志、人民利益的法律，就是堅持黨的領導的過程。其次，雖然司法體制改革後，省級以下的人大將不產生法院和法官，但地方人大仍有監督的權力。該監督權不是個案監督，而是人大在行使監督權時必須有充分的證據請求產生該法官的人大通過訴訟程序行使彈劾權。

3、取消案件的審批簽發制度，確立主審法官或合議庭負責制。院長不需要為自己不辦理的案件負責。當責任具體明晰到個人時，迫使審理案件的法官不得不盡全力甚至利用他人的智慧謹慎細致地處理案件。

4、將審判委員會的決議職能轉變為法律咨詢職能。不僅可以避免審判委員會間接判案，避免權責不明、無法找到真正責任人，而且可以調動法官自覺提高自身素質的積極性。

5、取消請示和批復制度，確保二審終審和上訴制度的存在意義。司法裁判依據的是法律的規定以及法官的知識、經驗和良知，沒有理由認為同樣是法官，下級法院的法官就不如上級法院的法官。

6、單立《法官保障法》，對法官的人身、工資福利待遇、權利救濟等方面作明確的規定。司法無權威的極端表現是法官被毆打、法庭被沖擊，此類現象務必杜絕。

（二）法官職業精英化

構建精英化的法官職業是一個龐大繁雜的體系，除了制度設計避免精英法官庸俗化、功利化外，更重要的是司法主體的法律意識、現代社會的執法與司法意識、操守和品質等全面素質的提升，這又涉及到充分的物質、精神和人才准備。

1、建立完備的法律教育體系和豐富的法律教學內容。「教授法律知識的院校，除了對學生進行實體法規和法律程序方面的基礎訓練以外，還必須教導他們像法律工作者一樣去思考問題和掌握法律論證與推理的復雜藝術。」我們的法律教育必須培養學生的法治精神，將法律作為自己堅定的信仰，並堅持擔任法治有益的傳播者。同時健全法官職業培訓體系，完善法官繼續教育制度。例如，每名法官必須每年參加為期一個月的培訓，並有嚴格的考核制度，培訓的內容不應僅限於成文的法律制度、法學理論，還應包括政治學、經濟學、歷史學、論理學甚至現代的一些尖端技術的介紹。因為「法學並不是社會科學中一個自足的獨立領域」

2、提高法官的待遇。在法官獨立審判後，對承受壓力的能力、法官素質、教育和再教育的要求必然會提升一定高度，這樣，從事法官職業意味著首先必須付出更多的勞動和支出更多的費用，依據成本和產出的關系，提高法官待遇是必然的選擇，也是吸引更多法律精英從事法官職業的必要物質保障。至於法官待遇的水平可以根據國家發展狀況，高於一般公務員的5—6倍。

3、精簡分流現有的法官，嚴格法官職業准入，規范法官選任程序，統一法官選任標准。針對法官隊伍大眾化的現實，按照「學歷+經驗」的標准，將一部分不符合任職標準的法官分流出去，按照合理的規模配置法官。然後通過考核，安排從事法官助理工作、司法輔助人員或司法行政人員。在法官職業准入方面，要進一步提高門檻——在法律精英競相進入法官職業時——是必然的。

4、確定準入和退出法官職業的年齡標准要科學。就像其他的法律不能為每個人量身定製，我們確定法官准入和退出的年齡標准也只能根據一般情況。這個標准同時應考慮到法官職業對經驗——「法律的生命不在於邏輯而在於經驗」的特殊要求。因此法官職業的准入年齡應為28-30歲，退出年齡一般應在70歲。

綜上，筆者就重構司法體制的具體制度提出以上看法，僅僅是司法體制大廈中某個房間甚至窗戶的建構，而要將我國的司法體制重構成一座弘揚法治精神、促進社會和諧、實現公正、秩序、自由、效率的理想城堡，不僅需要法律人不懈的努力，還需要具有改革的勇氣和決心，克服制度的溯及力量與惰性力量，為那些可能成為變革的無辜犧牲者帶來最低程度的損害。

作者：admin
出處：中國法院網

㈧ 古代死刑執行都遊街示眾，為何現在不讓民眾圍觀

其實早在民國初年，中國就取消了示眾的傳統，只有一些罪大惡極，觸犯統治者利益的人才會公開行刑，比如漢奸和鴉片販子等民憤極大的。在全世界任何人、任何國家的法律與道德約束中都是堅如磐石的規則和根深蒂固的思想。在我們印象中或者古裝歷史劇中，經常可以聽到推出午門斬首等等。其實午門作為明朝永樂皇帝朱棣修建的紫禁城中的一門，歷史上存在的時間也僅限於明清兩代。並且，兩朝是不會在午門對犯人斬首的。一般的死刑犯被執行死刑時，都是在一個封閉的環境中進行的。

㈨ ＂社會與法＂的讀後感 300字

昨天這個欄目的節目展現的是一起在河北保定發生的未成年人搶劫犯罪案件。涉及案件的四個人都是未成年人，其作案情節十分惡劣，手段十分殘忍，讓人觸目驚心。有關公安在偵辦此案時，起初沒有想到的是，作案嫌疑者竟都是未成年人。這就不能不使人深思，這些走向犯罪深淵的未成年人所曾受到的是什麼樣的教育？他們喜歡什麼？崇拜什麼？學習什麼？如何一步步滑向犯罪的道路？問題到底出在哪裡？
我始終認為對兒童、少年、青少年、青年這幾個年齡階段的教育好壞，是人生中最重要的，最關鍵的，對每個階段都不能忽視。好的教育來自於素質好的家庭父母、好的社會關系、重思想道德品質的好學校、不斷被凈化的社會環境等多種因素。
現在不少青少年喜歡看紋身的黑幫老大、武藝高強的打鬥高手、吃喝玩樂享受刺激的高手等之類的影視作品；現在一些青年人的思想都變了，盡想往能「享受」的地方呆，怕吃苦，不願去環境差的地方；本來干各行各業的工作沒有貴賤之分，現在哪有青年人喜歡種地當農民的事，農學院畢業的學生能有幾個真正想當農民的？在「婚戀節目」的舞台上有那麼多需要選擇交友的女性，但能又有誰想願意與農民身份干農活的年輕農民談對象？別說農民了，現在喜歡當工人的也越來越少了。你看看現在的所有城市裡從事清潔衛生包括打掃馬路、樓道、廁所、轉運垃圾的人幾乎都是些中老年農村人，哪有現代年輕男女的身影？收廢品的和搞廢品垃圾分類的雖是能掙到錢的生意，許多年輕男女是不願乾的：一是嫌臟；二是感覺沒面子。干這類工作的也常常是上了歲數的農村人。如果幹這類工種的年輕人想上婚戀節目找個合適的人選也不知難不難？相反的是，當今一些年紀輕輕的人卻喜歡從事酒吧、網吧、舞廳、迪廳、洗浴、桑拿、按摩、陪客、代駕等方面的工作。其中不少青年人愛與有錢的人交往，願意在高檔消費的地方工作，喜歡有「美女」的環境。不少青年人從小就是獨生子，一直受到家庭的嬌生慣養寵愛，培養了任性倔強脾氣大的性格和飯來張口，衣來伸手，坐享其成的毛病，養成了貪圖享受，好逸惡勞，好吃賴做、自私自利的壞習慣。還有的變得越來越虛榮，讓人越來越討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