稅法體現經濟法對市場的監督

① 從個人所得稅法看經濟法的價值

一、我國經濟法原則的基本內容概括

經濟法原則是貫穿在經濟法律、法規之中，用於指導經濟行為的准則。據此，構成經濟法的基本原則，必須同時具備以下三要素：(1)普遍性，即經濟法基本原則必須貫穿於經濟法的全部實踐過程，能夠指導經濟立法，規制經濟執法和司法，並保障和促進經濟守法；(2)法律性，作為經濟法的基本原則應當是具有規范性的內容和可以作為執法和適法之依據，即任何違反經濟法基本原則的行為，均會導致一種直接的法律後果，其行為被確認為無效，不會導致上述法律後果的原則，不應作為經濟法的基本原則；(3)經濟法特性，經濟法基本原則應是經濟法所特有的原則，而且能從現有法律規范中抽象和概括出某一類社會經濟關系的共同本質特性；(4)可操作性強，原則雖然抽象，但原則一經確定總是要為經濟活動的參與者提供明確的行為導向。

二、個人所得稅法實施中存在的問題

1.計稅手段缺乏調節性：在我國諸多稅種中，個人所得稅是唯一直接擔任個人收入調節重任的稅種，對縮小貧富差距、緩解收入的兩級分化意義十分重大，現在一些人的收入不僅包括合法收入，還包括灰色收入和黑色收入，但是個人所得稅只調節個人合法收入，那些灰色收入和黑色收入還得靠公安、司法、紀檢、監督等部門去處理，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增收成本。

2.計稅內容缺乏公平性：2007年1月1日實行的新企業會計准則中明確規定了職工薪酬的內容，不僅包括工資、獎金、津貼、補貼，職工福利、社會保險費、工會經費、職工教育經費，還包括免費用車、免費住房等費用，而稅法中的計稅內容是工資、薪金所得；勞務報酬所得；特許權使用費所得；利息、股息、紅利所得；財產租賃所得，並沒有明確指明免費用車、免費住房等費用屬於個人所得，從而沒有納稅，目前來看這對於一般沒有享受此待遇的人來說是不公平的。

3.計稅單位缺乏科學性：個人所得稅以個人為計稅單位缺乏科學性，而以家庭為計稅單位的徵收方法更為合理，也更為經濟，因為它不僅充分地照顧到納稅人的納稅能力，而且還能有效地減少納稅人數，提高征管效率。

4.計稅標准缺乏適應性：從今年3月開始，個人所得稅工薪所得費用扣除標准（免徵額）提高到2000元，僅僅幾個月後，建議提高個人所得稅工薪所得費用扣除標準的呼聲再次響起。原因何在？主要是目前全國各地的經濟發展水平不同，工資收入水平和物價水平也參差不齊，「一刀切」的個人所得稅工薪所得費用扣除標准不能適應各地的具體情況。

三、個人所得稅法如何體現經濟法原則

（一）個人所得稅法應符合經濟法國家干預原則的基本要求

國家干預原則作為經濟法的一項基本原則，具體要求有二，即正當干預和謹慎干預。

1.正當干預：正當干預是國家干預的最基本要求。必須做到：（1）國家干預必須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進行，國家只能在經濟法事先確認的市場失靈的范圍內干預經濟，不得隨意擴張。（2）國家干預必須依據法律規定的程序進行。現代經濟法十分關注程序的法制化建設，強調國家干預之程序化運作。（3）國家干預必須符合法律規定的方式。國家干預經濟往往要綜合運用多種手段，需要在運用法律、貨幣、財稅、金融等通用手段的同時，兼用經濟計劃、產業外貿政策及必要的行政手段。因此，個人所得稅在修訂中就應該充分借鑒外國經驗，實施正當干預，既可以照顧到各地的實際情況，又不會發生地方制定政策影響中央稅收利益的現象。

2.謹慎干預：謹慎干預是對國家干預更高層次的要求。具體講，這主要是指：（1）國家干預不可取代市場的自發調節成為資源配置的主導型力量。（2）國家干預不可成本大於收益。（3）國家干預不可違背經濟法所追求的經濟自由、經濟公平、經濟效率、經濟安全等價值目標。由於我國工薪所得中的高收入者大多是掌握最新科技知識並能帶來大量資金的高層次人才，他們是推動新興的高科技產業發展，維持經濟長期增長的重要因素，故為提高效率、增強國家競爭力，我國個人所得稅法修改應當考慮把有關工薪所得適用的稅率降至與其他國家大體相當的水平，以免由於稅負過重而造成人才和資金的外流，危害我國經濟發展後勁。

（二）個人所得稅法應符合經濟法優化資源配置原則的基本要求

國家征稅有二個目的：一是增加財政收入，二是實行社會宏觀調控。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是最主要的任務，而要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就必須講求效率。因此，個人所得稅法的修改必須注重效率和公平的有機結合，在效率和公平的矛盾中，效率是我們關注的主要方面。把效率放在優先地位，就是要求個人所得稅法的修改應當以能夠刺激納稅人對效率的追求為前提，把促進資源的優化配置放在優先地位考慮，讓勤奮努力者因其工作或經營具有較高的效率而取得較多的收益，這樣就不會出現計稅內容上所謂的不公平了。

（三）個人所得稅法應符合經濟法維護社會整體利益原則的基本要求

我國個人所得稅的開征並不是要讓富人向窮人看齊，而是首先要允許和鼓勵人們致富，然後讓先富起來的人通過向國家納稅來幫助窮人致富。而伴隨「平均主義」的收入分配機制的打破，收入檔次的拉開，兩極分化現象日益嚴重，貧富差距的拉大，特別是憑借勤勞和才智獲得的所得遠遠不及那些非勤勞所得，不僅挫傷了人們發展經濟的積極性、影響國民經濟健康穩定發展，還有可能激化社會矛盾，引起社會不穩定。如果全體社會成員都長期處於貧困狀態，那麼即使收入分配再公平也是毫無意義的。所以只有先建立鼓勵人們致富的激勵機制，才能實現共同富裕的美好理想。此外，針對一些納稅人和扣繳義務人依靠假合同、假協議，少報經營、資本或勞務報酬等收入，共同實施偷逃個人所得稅的行為，個人所得稅法有必要引入企業所得稅法中的作法，以防止關聯交易損害稅收公平公正，同時加大對違法行為的打擊力度，最大限度的減少灰色和黑色收入。

因此，根據我國國情及世界各國個人所得稅法改革的趨勢，現階段我國開征個人所得稅的主要目的，是要通過對納稅人、稅基、稅率、減免等方面的設計直接調節社會成員的收入水平，以此縮小貧富差距，維護社會公平，實現社會收入的宏觀調控！

② 你覺得經濟法對會計專業的重要意義有哪些

眾所周知，我們生活在一個法治的社會，時時刻刻都離不開
法，學習法律對我們的生活有著深遠的意義，那就更不用說進一
步的專業知識的學習了。我們所讀的專業——會計學，在我國是
一門新興的學科，而且發展明顯落後於西方國家，到目前為止仍
然處在「摸著石頭
」過河的階段，作為中國學習會計專業領頭軍的
我們，在學習這個新興專業的過程中更應該摸索出一種新的學習
方法，更好地進行研究學習，推動我國會計專業的發展。而實現
這一目標的最有效的途徑就是掌握更多與本專業有關的知識。
對相關法律法規的學習更是不可或缺的一環。

會計學專業，就是培養具備管理、經濟、法律和會計學等方面
的知識和能力，能在企、事業單位及政府部門從事會計實務以及
教學、科研方面工作的工商管理學科高級專門人才。

經濟法是調整經濟管理和經濟運行過程中產生的經濟關系
的法律規范的總稱。作為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經濟法是我國社
會主義法律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

從概念就可以看出經濟法與會計是有著共通點的，都是通過
管理手段來保障良好的經濟秩序。因此，為了更好地學習會計知
識，我們務必要重視相關的法律法規的學習。

仔細分析發現兩者有著很多的聯系，但是最突出的共同點還
是其管理性和約束性。會計專業具有管理性，這不僅表現在其經
濟目標上，還表現在管理的手段和過程中，表現為會計人員對企
業管理決策過程的影響，通過法律法規對會計管理行為的約束，
以及通過各種渠道對會計管理進行監督。

而管理性和約束性更是經濟法的根本特徵，主要表現在經濟
法的價值、主體、權力（利）、屬性上，更表現在經濟法的義務上。
經濟法義務具有社會性。生活在市場體制下的人們是一種「經濟
人」，在通常情況下，他們自己為自己服務或者為了為自己服務才
為他人服務，而往往不能或不願提供社會服務，但許多社會服務
如維護秩序、舉辦學校、基礎建設、公共衛生、保護環境等等又是
一個社會正常生存和發展所必需的。

了解了兩者之間的聯系之後，對於我們大學生來說，進一步
分析經濟法對會計專業學習的幫助無疑是提供了一個不可多得
的平台。明顯地，學習經濟法能讓我們再一次認識到社會經濟秩
序的重要性，時時提醒我們不能忘了會計專業的「經濟管理監督
」
責任。而對於我們會計專業的學生，畢業後走上工作崗位，要想
行使好自己的會計監督管理職能，就要對經濟方面的相關法律有
深刻的了解，才能更好的發揮自己的作用。

③ 稅法屬於什麼法律體系

稅法屬於經濟法律體系。
經濟法的調整對象是指經濟法所干預、管理和內調控的具有社會公容共性的經濟關系，可以概括為以下幾點：
a.國家規范經濟組織過程中發生的經濟關系。規范組織的法律，是為了防止壟斷組織的出現，從組織上保證市場經濟順利發展。這方面的法律有公司法、外商投資企業法、合夥企業法、個人投資法等。
b.國家干預市場經濟運行過程中發生的經濟關系。國家對市場經濟運行進行干預是經濟法的重要調整方式，這方面的法律有證券法、票據法、破產法、金融法、保險法、房地產法、環境法、自然資源法等。
c.國家管理、規范經濟秩序過程中發生的經濟關系。日本學者丹宗昭信認為：：經濟法是國家規制市場支配的法，現代經濟法的核心是壟斷禁止法。這方面的法律有反壟斷法、反不正當競爭法、消費者權益保障法和產品質量法。
d.國家在經濟調控中發生的經濟關系。此種經濟關系的特點是國家對市場經濟運行實行宏觀調控，使經濟各部門運行協調，使整個國家經濟運行平穩。這方面的法律有財政法、稅法、計劃法、產業政策法、價格法、會計法和審計法等。

④ 稅法，經濟法求解

1.
從調整對象來看抄,經濟襲法調整的是經濟管理關系,而稅法調整對象則含有較多的稅務行政管理的性質;
2.
稅法屬於義務性法規,而經濟法基本上屬於授權性法規;
3.
稅法解決爭議的程序適用行政復議、行政訴訟等行政法程序,而不適用經濟法中的普遍採用的協商。

⑤ 【社會法】與【經濟法】是否相同有哪些不同請舉例說明，如勞動法/反壟斷法/稅法/環保法等

經濟法與社會法的界域劃分問題是近幾年來經濟法學界與社會法學界探討較甚的一個問題。在經濟法學界，有相當一部分學者認為經濟法是社會法法域下的一個法部門現象；[①]而在社會法學界，有學者從社會法視角對經濟法之本質與存在進行了檢視，此以董保華先生為代表，他在其著作《社會法原論》（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和論文《論經濟法的國家觀-從社會法的視角探索經濟法的理論問題》（《法律科學》2003年第2期）中以其社會法的視野闡述了他所理解的經濟法觀點。在這種闡述過程中，我們驚訝地發現董先生對李昌麒教授的經濟法觀點「需要國家干預論」產生了許多重大的誤解，與此相適應，他所提出的有關社會法的立論也是建立在對經濟法理論的誤讀的基礎上的。我們是贊成學術批評乃至批判的，因為真理總是愈辯愈明的，但是我們又認為，學術批評應當建立在對被批評者的觀點的真正的理解基礎之上的，如果離開了被批評者的觀點的原意，這種批評往往達不到有的放矢的目的，反而還會引起一些學術混亂。因此我們在討論經濟法與社會法的關系的時候，也有必要對董保華先生的批評作出相應的回應，無非是為了更好地開展討論。

一、社會法學者對經濟法的誤讀

董保華先生的研究成果中，對經濟法的誤讀傾向極為濃烈，其基本分析立場是國家干預不具有任何合法性基礎。對於這種誤讀，我們覺得有必要從理論上加以廓清。董保華先生的誤讀主要表現為以下三個方面：

（一）將經濟法的控權觀誤讀為濫權觀

董保華先生指出：現代行政法的本質是控權法，而現有經濟法理論所總結的經濟法既不是也無須是控權法，經濟法理論對作為經濟法主體的行政機關制定經濟政策的行為進行控制是荒謬的；經濟法將其調整對象概括為「國家需要干預的社會經濟關系」，是為了給政府一個隨心所欲的空間；他進而總結出經濟法存在著理論危害，這種危害性表現為要讓政府權力擺脫控制，使經濟法脫離行政法。[1]

董保華先生的上述論點是對經濟法理論研究中所明確提出的「國家有限理性假設」與「控權觀」視而不見的情況所作出的誤讀結論。

事實上，「需要國家干預說」經濟法理論是建構在以下兩個基本立論的基礎之上的：（1）國家的有限理性假設。「需要國家干預說」對經濟法的哲學認識論基礎進行了專門研究，認為傳統經濟法理論是以對政府的完全的理性假設為立論基礎的。完全理性假設認為，人的理性具有至高無上的地位，由此導致傳統經濟法認為，由一批具備完全理性的人類精英所組成的政府是可以無所不能的，而這個無所不能的政府又是有能力左右社會發展的過去、現在和未來，從而主張國家應當全面干預經濟。於是，傳統經濟法呈現出強烈的擴權趨勢。而現代經濟法理論是以對政府的有限理性假設為前提的。有限理性認為個人理性在認識社會生活方面，存在著很大的局限性，從而認為，人是不可能完全洞察並精確計算社會發展的各種變數的。這一方面表明政府不可能是無所不能的，因而不應當全面干預經濟；另一方面也表明，即使是一個「好政府」，也會出現某種失靈。而「需要國家干預說」正是基於對政府失靈的普遍性的考慮而提出來的。[2] 承認有限理性就意味著認同國家不可能完全代替市場並成為資源配製的主宰性力量，也就是說國家的干預是適度的干預，[3] 政府的權力應當被控制，而並非像董保華所描述的是一種濫權觀。（2）經濟法是一種控權觀。對於國家權力的認識，經濟法理論從來沒有認為國家權力應當不受限制，相反早就認識到國家權力可以從促進、破壞或者阻礙三個方面對經濟發展產生影響。「需要國家干預說」認為國家權力從它誕生的那一天起就具有促進和破壞經濟發展的「二重性」。國家權力對經濟的促進作用，通常是在國家權力的行使符合客觀經濟規律或者有利於調動作為生產力最活躍的因素人的積極性的時候才發生的，反之，則對經濟的發展起阻礙或者破壞作用。[4] 另外基於有限理性的假設，「需要國家干預說」早就指出了政府失靈也是一個普遍現象，如決策失誤、運行效率低下、提供信息不完全等失靈現象，從而認為經濟法作為國家干預經濟的基本法律形式在調整社會關系時必須體現「政府幹預」和「干預政府」的辯證統一。[5] 該說在批判了那種人們在談論經濟法是政府幹預經濟的基本法律的形式時，更多的是著眼於「政府如何干預」，而很少論及「怎樣干預政府」的傾向，同時還指出了我國現行的涉及政府幹預經濟的立法也存在著這種傾向，進而認為「政府幹預」與「干預政府」是我國經濟法必須正確處理的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偏向任何一個方面，都會影響經濟法應當具備的功能的全面發揮。「[6]

（二）將經濟法的「需要國家干預說」的「有限干預觀」和「適度干預觀」誤讀為「全面干預觀」和「隨意干預觀」

董保華先生認為「需要國家干預說」在於模糊政府責任，沒有科學性可言，並認為「需要國家干預說」為了給這種理論找到根據，不惜將一部人類發展史描繪成一部國家干預史。[7] 在董保華看來，「需要」兩字是用來故意模糊干預的范圍和條件的，以便為全面干預和隨意干預找到理由。並且董保華先生還認為現今的經濟法理論是以國家為本位的，強調國家可以對經濟生活隨意干預。[8]

董保華先生的上述論點是對「需要國家干預說」的科學性的嚴重歪曲，表現在對「需要」兩字的任意解釋和對「需要國家干預說」的「有限干預觀」與「適度干預觀」的曲解。

⑴對「需要」所蘊涵的合理性的曲解。董保華先生認為「需要國家干預說」所言的「需要」反映出了經濟法干預的隨意性。在這里我們看到了董保華先生對「需要」一詞的過分簡單和膚淺的認識。在我們看來，人類發展的歷史從根本上來說是人們對需要的不斷提高和滿足的歷史。「需要」從表面上看是模糊的，但實質上它是確定的，事實上，「國家需要干預說」中的「需要」二字正是基於對市場經濟規律的尊重和對政府能力並非全能的客觀認識所作出的科學界定。正如有學者評論的那樣，「需要國家干預說」的特殊價值就在於：第一，有準確的切入點導入干預（市場缺陷理論）並運用了「需要」兩字加以配合，這就使得該論十分得體；第二，由於市場缺陷出現的逐步性、階段性、市場缺陷的相對性以及不同性質的市場缺陷的存在，導致在不同時期市場對國家干預的需求在質和量上有差異；第三，由於干預成本、干預能力及經濟法的功能局限等因素，使干預的范圍不可能一成不變，而「需要干預」的概念則能反映出經濟關系的動態發展及干預環境的復雜性，有助於我們動態地把握市場和國家的職能邊界，最終達到國家和市場之間的和諧。具體而言，「需要國家干預說」又從三方面界定了國家干預的范圍：其一，市場失靈的范圍就是國家干預的范圍，市場失靈決定了國家運作的空間范圍；其二，並不是所有的市場失靈都可由國家干預，當干預成本過高或干預能力過弱時，國家對市場的干預范圍就要受到限制；其三，與法治手段相比，道德也有克服市場失靈的優勢，在一定范圍內，法治不能替代道德。[9]

⑵對有限、適度干預觀的曲解。「需要國家干預說」認為國家干預作為國家對經濟的一種介入狀態，在不同體制下應當有不同的表現：在計劃經濟條件下，國家對經濟的干預是全面的，它近乎於排斥經濟民主的「經濟專制」；而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干預是一種有限干預。[10] 同時「需要國家干預說」還認為適度干預是指國家在經濟自主和國家統制的邊界條件或者臨界點上所作的一種介入狀態，是體現經濟法本質特徵的原則。在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確立後，一方面表明國家不能再像過去那樣對經濟生活進行過多的干預；另一方面也表明國家不能完全放棄對經濟生活的適度干預。這里所指的適度，既包括干預范圍的適度，又包括干預手段的適度。衡量干預是否適度的根本標準是要看這種干預是促進還是阻礙經濟的發展。[11] 可見「需要國家干預說」絕非如董保華先生所認為的是全面干預和隨意干預，相反「需要國家干預說」認為經濟法的干預只能是有限的和適度的。

這里我們似乎覺得董保華先生並未了解「需要國家干預論」的全部論據，甚至極不嚴肅地「篡改」了（當然我們並不希望是篡改，而是筆誤）李昌麒教授關於對國家運用經濟法形式干預經濟的五個階段的概括。李教授在其《論經濟法干預經濟的歷史》一文中，將經濟法干預經濟的歷史概括為原始干預階段、消極干預階段、全面干預階段和混合干預階段等五個階段，然而在董保華先生的《社會法原論》中，「混合干預」被「筆誤」為「全面干預」。這一「筆誤」非同小可，讀過李教授上述文章知道其觀點的讀者也就罷了，未曾讀過上述文章的讀者還真以為李昌麒是一個極其頑固的「全面干預論」者。

如果我們全面了解了「需要國家干預論」所持的立論基礎，我們就會發現，該論是有其科學性的，正如有學者所評價的那樣：「需要國家干預說」內含均衡干預、有效干預、被干預者對干預者進行干預、經濟民主、經濟法權威的理念，可以克服「單純干預論」的不足，並有助於確定國家干預范圍，建立國家和市場的良性關系；有助於及時進行制度變遷，克服政府慣性行為；有助於促進中國的政府體制改革和有助於改變國家完全理性之假設。[12]

（三）將經濟法的社會本位觀誤讀為國家本位觀

董保華先生認為：經濟法是虛置的「社會本位」，實質上是「國家本位」；經濟法所遵循的本位思想，是一種不受限制的國家本位觀；經濟法理論歸根結底是要給國家以更大的「自由裁量權」；經濟法學是以維護所謂的社會公共利益為目的，使國家（政府）擺脫社會的監督，通過「暗渡陳倉」的方式，使「國家本位」與「管制經濟」聯手。[13] 這些論點無疑也是對經濟法社會本位觀的一種誤讀。

首先，從經濟法理論的基本分析立場而言，「需要國家干預論」所認為的法律部門的本位思想是指體現在這個法律部門中的解決社會矛盾的基本立場，調整社會經濟關系的法律部門的本位思想可以分為三種情況：一是「國家本位」，這是以國家利益為主導的行政法的本位思想；二是「個體本位」，這是以當事人利益為主導的民法的本位思想；三是「社會本位」，這是以維護社會公共利益為出發點的經濟法的本位思想。[14] 董保華先生在論述中引用了「需要國家干預說」理論中的一句話：「就國家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而言，有時很難找出它們的區別，因為在我國社會主義條件下，國家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從根本上來講是一致的。」據此就批評「需要國家干預說」所稱的社會利益和國家利益是一致的，社會本位實質上就是國家本位。如果我們把與這句話緊接的前一句話和後幾句話完整地引用出來，大家就會清楚地看到董先生是怎樣的斷章取義。這一句話的前句是「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和個人利益是三個既有密切聯系，又有嚴格區別的不同范疇，它們彼此相輔相成，但又不能相互代替。」[15] 後句是：「但是，它們之間也不是沒有矛盾。在有的情況下，如果從國家利益出發，就會妨礙社會公共利益。比如擴大積累、增加貨幣發行、加重賦稅等，可能暫時對國家有利，但是，卻對社會公共利益有損。」[16] 這表明「需要國家干預說」的社會本位與國家本位是有區別的，其所主張的社會公共利益不局限於國家與個體，而是強調公共與整體，強調利益分享機會的公眾性。

在這里我們還不得不指出，董保華先生實際上是機械的認為社會利益是絕對獨立於國家利益和個人利益的。事實上，利益的劃分只能是相對的，不同的利益可能相互溝通和轉化，甚至同一種主張可以以不同的名義提出，龐德早就指出了「國家利益包括國家作為法人的利益以及國家作為社會利益捍衛者的利益兩個部分，」[17] 誰也無法否定政府在大多數時候是在提供社會利益，同時它所提供的社會利益又是符合國家利益的。所以如果客觀和辨證地看待問題，我們就應當承認利益獨立的相對性，相對獨立的利益范疇並不影響作為法學研究的範式，相反在此基礎上建構的法部門理論就會少幾分霸氣而多幾分科學性。

其次，如前引文中所表明的那樣，董保華先生對「管制經濟」是持完全否定的態度的。我們不知道他是從何種意義上談管制經濟的，如果說管制經濟是指把所有的經濟都納入管制的范圍，那麼對這種管制我們也是持反對態度的。然而管制可能是一個見仁見智的概念，在這里我們覺得至關重要的是要對「管制」本身有一個正確的理解。對於管制究竟是什麼，經濟學界和法學界都有一些界定。與管制相對應的英文為「Regulation」，對此有的將其譯為「規制」，有的將其譯為「管制」，這兩種譯法如果從語言學和文體學上去考察，它們並無多大差異。《布萊克法律大辭典》將管制解釋為某種規則或限制所支配的控制性行為或過程，或者由行政機構或地方政府頒布的具有法律效力的規則或命令。這大體上揭示了管制的內涵。如果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們不應當一般地去反對管制。管制是一個內容比較廣泛的概念，包括政治管制、經濟管制、社會管制等，但是人們通常是把管制一詞使用在公用事業上，稱為公用事業管制。董保華先生反對經濟法與管制聯手，而在我們看來，公用事業管制恰恰是經濟法研究中不可迴避的一個問題。圍繞著公用事業管制，曾經出現了各種學說，比較典型的有公共利益說、自然壟斷說、管制俘獲理論說、管制經濟說、公共選擇說、新制度經濟學等。綜觀這些學說，它們都不是一般地反對管制，它們都在力圖構建一種社會控制機制，所不同的僅僅在於管制的價值取向、管制的方式以及管制的范圍。考察管制的發展歷史，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管制絕非萬能，管制也絕非有害。現在各國所追求的並不是取消管制，而是改革和完善管制，其基本目標是通過管制尋求一種利益平衡。現在我們姑且不說歷史上曾經出現過的因過度管制而造成的對經濟的阻礙以及因適度管制而產生的經濟奇跡，而只說911事件之後各國政府對管制的態度的變化。資料顯示，在不到一年的時間里，僅美國空軍應航管機構的要求出動戰機為可疑民航飛機警戒護航的費用就高達3.78億美元；[②]美國安然公司、世通公司財務造假丑聞出現之後，美國政府為防止金融欺詐行為採取了若干加強管制的措施；美加大停電之後，在美國國內掀起了電力管制利弊之爭，越來越多的美國人指責大停電的重要原因是電力行業解除管制而造成電網的不穩定。[③]就我國目前而言，面臨著美日等國要求人民幣升值的壓力，在這種情況下，我國政府仍然保持了對人民幣匯率的管制。以上旨在表明，根據「需要」進行某種管制是必要的，或者說，經濟法與管制是必須聯手的。

⑥ 中國稅法是屬於經濟法嗎

准確地說，應該是不屬的。稅法作為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其與經濟法的區別主要表現回在：一是調答整對象不同。經濟法調整的是市場調控、經濟管理、社會分配等特定的經濟關系；而稅法調整的稅收法律關系不僅與經濟活動有關，還包含行使國家職權、實現稅務行政管理職能的內容。二是功能作用不同。經濟法的作用主要是協調經濟運行，限制市場的不公平競爭和其他負面效應，保障社會公共利益；而稅法最基本的作用是保障國家財政收入。盡管近年來稅收作為實現國家經濟政策的主要工具之一，在經濟調控中扮演重要角色，使稅法在功能作用上與經濟法有重疊，但二者的基本作用還是有明顯區別的。三是法律性質不同。總體上稅法屬於義務性法律規范，而經濟法屬於授權性法律規范。四是爭議解決方式不同。經濟法主要採取協商、調解、仲裁、民事訴訟等爭議解決方式，而稅法更多地採用行政復議、行政訴訟等方式

⑦ 怎樣認識稅法對實現稅收職能的促進與保證作用

5.？ 稅法的作用不僅與稅法的功能有著客觀的聯系，而且與稅收職能也存在著內在的聯系。稅法作為上層建築的重要組成部分，其作用主要表現在對稅收關系的反作用上，即對稅收經濟關系的法律調整上，調整稅收關系的目的，是維護國家稅收利益，充分發揮稅收職能。沒有稅收，稅法也就不存在，更談不上發揮稅法的作用。 稅收職能作為國家固有的職能，是潛在的。把稅收職能由潛在的轉化為現實的，成為稅收職能的實現。稅收職能的實現需要藉助一定的手段，就法律手段而言，國家主要運用憲法、經濟法、行政法、刑法等部門法為稅收的職能活動提供法律依據和打擊破壞稅收職能的違法犯罪行為。其中稅法在實現稅收職能過程中起主要的規范和保障作用。具體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第一， 稅法對組織財政收入的保證作用。 第二， 稅法對經濟運行的調節作用。 第三， 稅法對實現社會職能的促進作用。 第四， 稅法保證稅收監督經濟活動與社會活動職能的實現。

⑧ ( )體現經濟法對市場的監督,為市場主體提供一個公平、安全的交易環境

經濟法主體與市場主體是不同的。
經濟法主體亦稱經濟法律關系的主體，內是在國家協容調本國經濟運行過程中，依法享受權利（權力）和承擔義務的社會實體。它是經濟法律關系構成的基本要素，是經濟法律關系的直接參與者，既是經濟權利（權力）的享有者，又是經濟義務的承擔者，是經濟法律關系中最積極、最活躍的因素。
市場主體是指在市場上從事經濟活動，享有權利和承擔義務的個人和組織體。具體來說，就是具有獨立經濟利益和資產，享有民事權利和承擔民事責任的可從事市場交易活動的法人或自然人。任何市場主體參與經濟活動都帶有明確的目的，以在滿足社會需要中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為目標。

⑨ 稅法的關系

稅法與其他部門法的關系
(一)稅法與憲法的關系
憲法是一個國家的根本大法。稅法屬於部門法，其位階低於憲法，依據憲法制定，這種依從包括直接依據憲法的條款制定和依據憲法的原則精神制定兩個層面。
(二)稅法與民法的關系
民法作為最基本的法律形式之一，形成時間較早。稅法作為新興部門法與民法的密切聯系主要表現在大量借用了民法的概念、規則和原則。但是稅法與民法分別屬於公法和私法體系，其調整對象不同、法律關系建立及調整適用的原則不同、調整的程序和手段不同。
(三)稅法與行政法的關系
1.稅法與行政法有著十分密切的聯系。這種聯系主要表現在稅法具有行政法的一般特徵：
(1)調整國家機關之間、國家機關與法人或自然人之間的法律關系;
(2)法律關系中居於領導地位的一方總是國家;
(3)體現國家單方面的意志，不需要雙方意思表示一致;
(4)解決法律關系中的爭議，一般都按照行政復議程序和行政訴訟程序進行。
2.稅法雖然與行政法聯系密切，但又與一般行政法有所不同：
(1)稅法具有經濟分配的性質，並且是經濟利益由納稅人向國家的無償單向轉移，這是一般行政法所不具備的;
(2)稅法與社會再生產，特別是物質資料再生產的全過程密切相連，不論是生產、交換、分配，還是消費，都有稅法參與調節，其聯系的深度和廣度是一般行政法所無法相比的;
(3)稅法是一種義務性法規，並且是以貨幣收益轉移的數額作為納稅人所盡義務的基本度量，而行政法大多為授權性法規，少數義務性法規也不涉及貨幣收益的轉移。
(四)稅法與經濟法的關系
1.稅法與經濟法有著十分密切的關系，表現在：
(1)稅法具有較強的經濟屬性，即在稅法運行過程中，始終伴隨著經濟分配的進行;
(2)經濟法中的許多法律、法規是制定稅法的重要依據;
(3)經濟法中的一些概念、規則、原則也在稅法中大量應用。
2.稅法與經濟法之間也有差別：
(1)從調整對象來看，經濟法調整的是經濟管理關系，而稅法調整對象則含有較多的稅務行政管理的性質;
(2)稅法屬於義務性法規，而經濟法基本上屬於授權性法規;
(3)稅法解決爭議的程序適用行政復議、行政訴訟等行政法程序，而不適用經濟法中的普遍採用的協商、調解、仲裁、民事訴訟程序。
(五)稅法與刑法的關系
刑法是國家法律的基本組成部分。稅法與刑法是從不同角度規范人們的社會行為。刑法是實現稅法強制性最有力的保證。二者調整對象不同、性質不同、法律追究形式不同。
(六)稅法與國際法的關系
被一個國家承認的國際稅法，也應該是這個國家稅法的組成部分。各國立法時會吸取國際法中合理的理論、原則及有關法律規范;國際法高於國內法的原則，使國際法對國內法的立法產生較大的影響和制約作用。
稅法與國際法的關系：兩者是相互影響、相互補充、相互配合的。

⑩ 經濟法在社會經濟中的特有作用

經濟法的來特有功能，主源要包括社會經濟協調、利益資源分配、維護市場秩序以及宏觀管理規范的集成功能。與經濟學追求效率優先、社會學追求行為公平以及其他相關部門法的適用特點不同，具有比較優勢。改善民生與社會和諧發展。
（一）、經濟法的平衡協調功能
經濟法的經濟社會屬性與公私融合屬性決定了經濟法在社會資源分配中的平衡協調功能。經濟法調整經濟生活既以平衡協調為目標，也以平衡協調為手段，促使社會與私人、私人與私人之間達成某種共識和妥協，以實現最大化的社會福利和維護社會公平正義。
（二）、經濟法的穩定風險功能
當經濟社會轉型期同時面臨全球化帶來的外部經濟沖擊和區域經濟一體化帶來的內部市場結構調整問題時，穩定經濟風險尤為重要。只有在經濟法框架下，充分發揮其穩定經濟風險的特有功能，才能營造法治規范的市場環境，解決內部供需關系平衡問題、消費群體收入差距過大問題、發達國家轉嫁經濟風險問題和有效抵制貿易保護等問題，從而推動經濟平穩運行和較快增長，為改善民生和積累社會財富保駕護航。
（三）、經濟法的提升效率功能
經濟效率的提升取決於市場主體經營自主的私權利和國家介入干預的公權力之間在制度上的高效合理與運行上的規范系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