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合同法與各國的差異論文

❶ 羅馬契約與中國合同法之比較

與《羅馬法與中國古代契約法》一文作者商榷（正文）
徐忠明 [法律科學]

學界通說認為，中國傳統法律文化與西方法律文化的接觸、碰撞，乃至吸收、融匯，始於晚清變法修律。最近，胡留元、馮卓慧兩位教授發表《羅馬法與中國古代契約法》（以下簡稱胡馮文）一文〔1 〕，從中外經濟文化交流史視域研究，另創新說，認為中國在漢（東漢）唐時期已經吸收、融匯了羅馬法律文化的有益成份。對此，筆者不敢苟同，提出如下商榷意見，求教於胡留元、馮卓慧兩位教授。
一
胡馮文認為：「隨著社會的進步，在中國歷史上的幾個商品經濟發展高峰時期，如周、漢、唐、宋、明等朝代，中國的對外商業貿易交流范圍均愈來愈擴大，而通過外事商業往來，在法制建設中自然吸收、融匯了外民族、外國家的法律文化。」（著重號系筆者所加，下同）特別是，隨著漢代絲綢之路的開通，中國與羅馬兩國之間有著頻繁的、長期的貿易活動，因此，「中國法律文化必然接受、吸收、融匯羅馬法的有益成分，自然，中國民法也從羅馬法中汲到營養，發展自己」。又說：「這種融合，最突出的表現，則在中國古代契約法中。」進而又說：「東漢以後，隨著絲綢之路的開通，中國古代契約概念開始有了變化」；「南北朝至唐代，契約概念發生了質的變化。」細繹胡馮文的論證邏輯和方法，我們可以發現：首先，由於中國與羅馬帝國之間隨著絲綢貿易的發展，契約法作為一種連結貿易的紐帶有了接觸的可能；其次，由於羅馬契約法是當時世界上最為發達的；再次，恰好在中國與羅馬帝國之間絲綢貿易頻繁展開之後，中國古代契約法概念、內容及種類出現了若干與羅馬契約法相似的因素；最後，結論也就是中國古代契約法必然吸收、融匯了羅馬契約法的有益成果。但是，筆者認為，這其間有些問題值得深思，有待證實。
（一）我們先從中國對羅馬帝國的認識水平來考察。雖然隨著兩國之間絲綢貿易的迅速發展，對於相互間的認識與了解也不斷加深。從中文史料看，以《後漢書》對於羅馬帝國的記載比較全面，由於文字太長，茲不俱引〔2〕。但是，從現存所有漢唐時代中國的文獻資料看， 沒有任何有關羅馬法律，尤其是契約法的蛛絲馬跡的記載。例如，《後漢書》有關文字對於羅馬帝國的方方面面均有扼要記載，包括政治體制；但是，對於世所矚目的羅馬私法制度，並無隻字述及。這在一定程度上告訴我們，可能當時中國對於羅馬法制並無深刻的印象；即使當時從事對羅馬進行絲綢貿易的官私中國商人對於羅馬法有所了解、接觸，但也沒有引起統治階層的注意，以致在現存史乘中茫無痕跡。
（二）我們再從中國對羅馬帝國的貿易關系來考察。筆者認為，在這里簡要地討論一下中國與羅馬帝國之間的貿易關系是很有必要的。這是因為：首先，中國不僅是世界上迄今所知最早的產絲國家，早在公元前5000年我國就有蠶絲的生產〔3〕；而且也被認為是在公元6世紀東羅馬帝國引入養蠶技術以前世界上唯一的產絲國家〔4〕。其次， 西方各國對於中國的認識也主要是從絲綢開始的，現在有稱中國為「支那」者，實源於絲綢〔5〕；賽里斯（Seres，絲）「即古羅馬語對於中國人之稱呼也」〔6〕。再次，在中國與羅馬帝國的貿易中， 絲綢雖然不是唯一的物品，但也是最為重要的物品，以致英國學者赫德遜認為：「對羅馬來說，絲綢貿易和對中國的貿易實際是一回事，……絲綢至少佔中國對羅馬出口的90％。」〔7〕最後，也是最為重要的，為了回應胡馮文的立論前提，筆者僅擇有關問題稍擬討論，以期探明：在中國與羅馬帝國之間進行的絲綢貿易，究竟在多大程度中能導致中國古代契約法制吸收、融匯羅馬契約法制？其中有無必然性？
（1）漢武帝時代絲綢之路的開通， 一般以張騫「鑿空」（公元前138年）為標志，盡管中國與羅馬之間的絲綢貿易有極大的增長，但是，兩國的絲綢貿易基本上是間接進行的。這點，胡馮文也承認：「中國的商品甚至輾轉運輸到大秦，即羅馬帝國。」楊共樂先生說得更為明白：「盡管有了絲綢之路，但在公元1 世紀以前羅馬帝國和中國漢朝之間並沒有直接的商業往來。羅馬商人未能經由陸路直接去中國，中國人也未能取道陸路直接到羅馬。他們之間的商業往來全靠各種中間人，尤其是靠帕提亞（即今日伊朗）的中間人。」〔8〕這其間， 中國絲綢輾轉輸入的主要也是羅馬帝國的東方行省，如埃及與敘利亞。美國學者斯塔夫里阿諾斯指出：「『羅馬』商人多半是希臘人和敘利亞人。」〔9 〕如所周知，埃及（公元前30年）和敘利亞（公元前64年）雖屬羅馬行省，但是，其在社會政治、經濟、風俗諸方面並沒有受太多的羅馬文化影響〔10〕。因此，其對中國進行絲綢貿易時是否全然依照羅馬契約法准則，是一個未知因素〔11〕。另外，根據《後漢書·西域傳》的記載，羅馬帝國商人首次直接進入中國，是在東漢和帝永元十二年（公元100年），文雲：「冬十一月，西域蒙奇、兜勒遣使內附，賜其王金印紫綬。」〔12〕其中「蒙奇」、「兜勒」究系何國人氏，學者多有爭議。據林梅村先生的考證，是馬其頓（Macedonia，蒙奇）與推羅（Tyre， 兜勒）均是羅馬帝國的東方行省。其後，見諸中國史載的也有數則〔13〕，其中有些所謂「使節」，學者一般認為是一些商人，為謀取私利假冒的〔14〕。然則，絲綢貿易仍是比較間接的。對此，赫德遜先生認為，從公元200—600年當中的大部分時間，盡管中國政治上處於分裂和混亂局面，但是，絲綢貿易還是繼續進行。同時又指出：在北方，這種貿易似乎主要是由粟特商隊進行的〔15〕；在南方，則由於中原板盪，社會動亂，絲綢貿易反而有所擴大，但是，這種貿易又是由馬來半島、蘇門答臘、爪哇、婆羅洲等航海民族維持的〔16〕。在此情況下，中國漢唐時期如何吸收、融匯羅馬契約法律，便產生諸多疑問。
（2）沈福偉先生指出「中國絲綢最大的主顧是羅馬帝國」〔17〕。在羅馬共和國末期，凱撒因為穿著綢袍出現在劇場，當時還被認為是奢侈已極。但是，從此以後，羅馬男女貴族都爭穿絲綢衣服，甚至「連搬運夫和公差都不例外」〔18〕。
對此，我們必須指出以下兩點：其一，「中國絲織品向西方輸出，大約通過三種渠道，即中國政府向西方少數民族的贈賜，中國政府與少數民族以物易物的交換，以及奔走在絲綢之路上的商人的活動」〔19〕。武伯綸先生又說：「除了大宗賞賜外，中原政府與邊境少數民族政府之間的交換，也為數不少。」〔20〕其中輸入西方少數民族的絲綢，有些也被輾轉銷往羅馬帝國。這樣，從中國直接通過貿易輸出的絲綢也就比想像中的要少得多。其二，誠如學者已經指出：「中國的絲絹大都由外國商人運出，並非都由中國人輸出。」〔21〕這樣，奔波於南北絲綢之路的外民族、外國的商人，一旦進入我國境內，那麼，他們就必須遵守中國的有關法律規定。在漢代，對外貿易實際採取兩種方式：一是政府官辦，稱為使節；二是民間私營，必須經政府許可〔22〕。關於外民族、外國的商人所應遵守的法律的具體規定，史書有缺，無法詳論；但是，從漢代司法實踐的個案看，則採用屬地主義原則，也即外國商人必須遵循中國法律〔23〕。由此也可以推測，外民族、外國的商人在我國境內與中國臣民貿易時，自當適用中國法律。及至唐代，中國政府關於對外貿易的法律控制尤嚴〔24〕。另外，有關對外貿易的限制及其管理體制，唐代法律也多有規定，學者對此也有所討論〔25〕。這里，我們再摘引兩條唐代有關涉外法律關系的適用原則。《唐律疏議·名例》「化外人相犯」規定：「諸化外人，同類自相犯者，各依本俗法；異類相犯者，以律論。」這是屬人主義與屬地主義相結合的原則。然而，如從外國商人與中國政府、商人貿易角度觀察，應該是適用中國法律的。《唐律》的另一條規定透現了其中的某些消息。《唐律疏議·衛禁》「越度緣邊關塞」疏議規定：「其化外人越度入境，與化內人交易，得罪並與化內人越度、交易同，仍奏聽敕。」據此，外民族、外國商人與中國進行貿易，顯然也必須遵守中國法律。所以，很難設想羅馬帝國商人能夠依據本國法律准則與中國政府及商人進行貿易；中國曾自覺地考究羅馬契約法制，並且加以吸收，以便改造中國法律。如果考慮到漢唐時代中國的國際聲望，也不致對自身的固有法制缺乏信心。如果從夷夏之辨，天朝中心的意識形態及儒家倫理的價值准則看，也難以吸收、融匯外國法制。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在中國與羅馬帝國之間進行絲綢貿易的過程中，即使有可能接觸到羅馬法律文化，特別是契約法，也不一定就會吸收、融匯羅馬契約法。退一步說，即使可能吸收、融匯羅馬契約法，也只是一種可能的推測，而不一定就是胡馮文所講的「自然」、「必然」。另外，考慮到絲綢貿易本身的曲折性、中介性，那麼，這種可能也不會很大，而且更有待證實。也許有論者要問：胡馮文不是已經給出了若干例證了嗎？對此，筆者認為，這僅是一種附比，不是論證。
二
胡馮文關於中國古代契約法吸收、融匯羅馬契約法的基本看法是：東漢以前中國契約僅注意其制定的形式和考慮其在財產爭訟中的憑證作用。東漢以後，契約中出現了「合同」一詞。南北朝至唐代，契約概念發生了質的變化。契約簽訂時十分強調立約雙方意思一致，並且將此概念規定於國家法典之中。對此，我們必須稍加分疏。首先，胡馮文認為：「合同」蘊含著契約當事人意思一致的含義。這是對的。對此，張傳璽先生也說：「合同就是會合齊同之意。寫『同』或『合同』，既為合券製作了驗證的標記，又體現出了締約各方的意思表示。」〔26〕從第一種意義上講，「合同」實質上與西周所謂「質劑」、「傅別」和「約劑」一類的「判書」並無根本區別。因為「合同」可以把它理解為把「同」字合起來加以驗證的契約〔27〕；更為值得注意的是，這種「判書」形式的契約不僅在中國古代有，在羅馬契約史上也曾經採取過這種形式。凱瑟先生指出：「現存羅馬契約文書的範例是作證，在形式上與中國漢代的文書極為相似。通常，它們也刻於木簡上，一式兩份，由當事人分掌。原文按第三人敘述的方式書寫。證人的姓名附於其後。發生爭訟時，所列證人被傳作證。」〔28〕顯然它們是各自獨立形成的〔29〕。從第二種意義上講，「合同」意味著締約各方當事人的意思表示一致，應是古今中外契約行為之通例；大凡契約之所以成立，必得各方當事人的同意，只是在法律認識上有深淺、詳略、重輕之別。事實上，羅馬契約理論非常發達，中國則對之了無闡述，即使唐代以後亦然，原因在於兩種文化性格、政治、經濟結構的深刻差別。這種契約行為的合意性，也並非胡馮文所謂在東漢以後方才形成的。根據西周共王時代《五祀衛鼎》記載：五大臣聽了裘衛要求交換土地的要約後，「正乃訊歷曰：『汝guǎ＠①田不？』歷乃許，曰：『余＠②guǎ＠①田五田』。」〔30〕這在西漢也不乏其例。如《史記·陸賈列傳》載：陸賈與五子就家產分析和贍養達成協議。又如王褒《僮約》載曰：當初楊惠丈夫買奴隸便了時，曾與便了就「但要守冢」達成一致意見。
其次，我們再來考察一下胡馮文中以為「合同」一詞出現例證的《建寧元年馬氏兄弟買山》。這里，東漢時人將「合同」稱為「bié＠③』，本身就意味著當時人們對「合同」與「bié＠③」並沒有作出具有實質意義的區分。那麼，「bié＠③」是什麼意思呢？劉熙《釋名·釋書契》曰：「bié＠③，別也。大書中央，中破別之也。」這與東漢鄭玄釋「傅別」相若。對於「bié＠③」這種契約形式，國學大師王國維釋雲：「bié＠③者，乃兩書同別之」；其形制為「táo＠④瓦為之，狀如半tǒng＠⑤，面有兩yuē＠⑥，蓋象剖竹之形」。〔31〕可見，東漢出的「bié＠③」，也是一種「判書」形式的「合同」。據此，筆者認為，東漢開始出現的「合同券」，與先秦以來的「判書」是一脈相承的；對此，不應遽然斷定是受了羅馬契約法的影響。另外，「合同契」的出現與書寫材料的變化也有很大關系〔32〕，也許這是一個比較根本的原因。所以，我們在研究中國古代契約法制時不必強與羅馬契約法制攀附。
最後，我們來分析一下胡馮文特別強調的從南北朝到唐代契約的「兩和立券」、「先和後券」及「和同」，也即強調雙方當事人意思一致的問題。第一，筆者認為，說「和」或「和同」或「兩和」是契約各立當事人的意思表示一致，這是沒有疑問的。張傳璽先生認為：「這樣的契約的意思表示也反映出其為合同契來。例如『唐天授元年（690 年）張文信租田契，曰：「兩和立契書，執契兩本，各執一半」（《敦煌資料》第一輯第454頁）。『兩和』與『兩合』同意， 在《唐律疏議》和《宋刑統》中，謂之『和同」。也就是『合同』。」〔33〕這，可以理解為「兩和」或「和同」契約是從中國古代契約法本身的理路發展而來，並非源於什麼羅馬契約法制。第二，所謂「和」是與「不和」或「強」相對而言；晉代著名律學家張斐注雲：「不和，謂之強。」〔34〕對於強制他人立地契的行為，早在秦漢時代就有禁律。例如，秦律規定：「百姓有責（債），勿敢擅強質，違者貲二甲。」〔35〕實際上，契約的合意，在中國古代婚姻契約中表現得更為明確。《禮記·昏義》說：「婚禮者，將合二姓之好……。」如何「合」法？一則必須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二則必須行婚姻「六禮」。其中雖有媒妁穿針引線，但是，訂立婚約的雙方當事人（父母）意思之一致，是完全可以肯定的。這起碼也是西周以來的傳統。這與《唐律疏議·雜律》「諸買賣不和，而較固取者，……杖八十」並無本質不同，只是唐代較之前代更加自覺而已。況且唐代法律對於契約合意，也並無任何理論的探究；如此以與羅馬契約理論對合意的定義，則有不同。因此，胡馮文認定是在「羅馬法的影響下」實在是太過武斷了。
（二）關於中國古代契約種類內容方面的問題。胡馮文中還提到了漢唐契約法制在其他方面吸收、融匯了羅馬契約法。其一，認為「中國漢唐契約種類之增多，幾乎與羅馬法大致相同，這說明中國自絲綢之路開通之後，契約種類已與羅馬法制有了相互融合」。這種「論證」的方法，實在令人吃驚。因篇幅所限，這里暫不深論。其實，只要把中國古代漢唐時代契約種類的增多放在當時社會經濟發展內部稍加考察，便可以發現，這是中國古代社會經濟發展變遷的必然結果。其二，更為引人瞠目結舌的是，胡馮文認為：羅馬關於租賃契約的法律規定已全盤為中國漢唐以後的租賃契約所吸收，這種吸收已不僅是契約的內容的吸收，包括法律名詞的吸收，如「庸賃」一詞。說得如此鐵板釘釘，似乎鐵案如山。但是，胡馮文只是類比了羅馬與中國漢唐租賃契約三個相似的方面：意思表示一致；租金達成一致意見；標的種類。實質上作為租賃契約的這三個方面，我們在先秦時代的文獻中也可以發現其端倪，如《韓非子·外儲說左上》雲：「夫賣庸而播耕者，主人費家而美食，調布而求易錢者，非愛庸客也，曰：如是耕者且深，耨者熟耘也。庸客致力而疾耘耕者，盡巧而正畦陌畦疇者，非愛主人也，曰：如是羹且美，錢布且易雲也。」這段文字雖非先秦僱傭契約文書，而是宣示一種道理；不僅文字頗有文學色彩，而且文辭也有些抽象；但是，就僱傭契約而言，則可以看出上列三個方面均已蘊含。秦漢（西漢）時代資料雖然不多，但是，綜合文獻記載與考古資料看，也是三個方面齊備，用語也與唐代大致相同〔36因之，中國的古代租賃（或庸賃）契約〔37〕，是在自身的社會經濟環境和法律發展歷史中完備起來的，與羅馬租賃契約沒有什麼關系。例如，租賃契約是羅馬四類諾成契約之一，什麼是「諾成」呢？這在中國數千年發展形成的古代法律術語中是沒有的。反問一句，如果說中國漢唐以來的租賃契約已經全盤吸收羅馬契約法制，那麼，這么重要的法律術語卻拒不引進，不使人感到非常奇怪嗎？這，正是問題的要害。
通過上面兩節文字的考察、分析，筆者的初步結論是：第一，胡馮文的論斷是不能成立的；第二，中國漢唐時代的契約法制基本上是自身獨立發展完善起來的。

❷ 中國合同法和英美合同法的比較急求

外行做答，中國合同法是待完善，英美合同法是近完善。如果是國際問題因該是看國際法。

❸ 關於合同法的論文

目錄：
一、締約過失責任的特點及構成要件
（一）締約過失責任的特點
（二）締約過失責任的構成要件
二、締約過失責任與違約責任、侵權責任的區別
（一）締約過失責任與違約責任的區別
（二）締約過失責任與侵權責任的區別
三、關於合同法締約過失責任之思考
（一）締約過失責任適用范圍
（二）、締約過失責任表現形式
對合同法締約過失責任的思考
主題詞：合同法 締約過失責任
內容摘要：
締約過失責任，也稱之締約上過失責任。它的提出其目的是解決在合同訂立的過程中，可能會出現由於締約當事人一方的不謹慎或惡意而使將要或締結的合同歸於無效，或被撤銷，從而給信賴其合同有效成立的對方當事人帶來損失，也可能一方當事人的過失而導致對方當事人的損失。簡言之，就是合同締結當事人一方因違背誠實信用原則所應盡的義務，而致使另一方當事人的信賴利益遭受損失時，所應承擔的民事責任。這正是合同法上締約過失責任所要解決的問題，也是締約過失責任存在的重要意義。締約過失責任制度的產生，正是由於合同法和侵權法在各自調整范圍上出現的真空地帶，對在締約階段因一方過失、過錯致他方受損害均無法解決。為了彌補這一漏洞需要從法律上建立締約過失責任。又因為締約過失責任與合同責任密切相關，在新的合同法中將締約過失責任納入其中，實是一種創舉。本文試從分析締約過失責任的特點、構成要件著手，准確把握締約過失責任、違約責任、侵權責任的不同點。為實踐中適用合同法締約過失責任，從締約過失責任適用范圍上把握締約過失責任的構成要件；在適用時間上，准確確認當事人之間是否存在先合同義務；在適用空間上，准確確認締約過失責任的法定事由的產生以及締約過失責任的各種表現形式及補償范圍對合同法締約過失責任的思考。
對合同法締約過失責任的思考
締約過失責任有的學者們稱之為先契約責任，先合同義務或直接稱之締約過失。何謂締約過失責任，學者們歸納的定義不盡統一，一般認為是指在合同締結過程中，一方當事人因違背其依據誠實信用原則所應盡的義務，並致使另一方的信賴利益遭受損失時，而承擔的民事責任 。一般認為，締約過失責任理論是德國法學家耶林（Rudolf von Jhering）首先提出的。1861年，在其主編的《耶林學說年報》上發表的《締約過失、契約無效與未臻完全時的損害賠償》一文中指出「從事契約締結的人，是從契約交易外的消極義務范疇，進入契約上的積極義務范疇。其因此而承擔的首要義務系於締約時善盡必要的注意。法律所保護的並非僅是一個業已存在的契約關系，正在發生的契約關系亦包括在內，否則，契約交易將暴露於外不受保護，契約一方當事人不免成為他方疏忽或不注意的犧牲品。契約的締結產生了一種履行義務，若此種效力因法律上的障礙而被排除時，則會產生一種損害賠償義務。因此，所謂契約無效，僅指不發生履行效力，非謂不發生任何效力。簡言之，當事人因自己的過失致使契約不成立者，對信其契約有效成立的相對人，應賠償基於此信賴而產生的損害 。
在《合同法》頒布實施以前，應當認為我國並沒有相對完整的締約過失責任的理論。對締約過失責任原來的三部合同法（即《經濟合同法》、《涉外經濟合同法》、《技術合同法》）中也未作出明確的規定。1999年頒布的《合同法》才較系統地規定了締約過失責任，填補了法律上的空白。
一、締約過失責任的特點及構成要件
（一）締約過失責任的特點締約過失責任是產生於締結合同過程的一種民事責任。締約過失責任產生於何時，何時終結，存在著不同的觀點。一種觀點認為，應以要約生效作為起點。主要理由是因為要約以到達受要約人時生效，此時要約分別對要約人和受要約人產生拘束力，雙方才能進入一個特定信賴領域。在這種特定的信賴領域內，合同當事人雙方才可能基於信賴對方而作出締約合同的必要的准備。另種觀點認為，由於締約過程是一個不斷變化的過程，想要確立一個時間點非常困難，而且是僵化的。因此，應根據不同的先合同義務，靈活確立一個可變的時間點較為理想。
本文基本同意第一種觀點。締約過失責任以要約生效為起始，是因為締約過程中是一種雙邊行為，締約之初雙方不具有締約上的實際聯系，不可能產生信賴利益，也不產生先合同義務。必須是雙方之間接觸、了解、確信後才能產生一種信賴關系，如一方當事人違反先合同義務對相對方構成損害，才能產生締約過失責任。
締約過失責任產生於要約生效，終止於合同生效，判斷是否適用締約過失責任，其關鍵是看締約雙方是否具有締結合同的目的，一方或雙方是否有違反先合同義務，而致使相對方的信賴利益的損失。
2、締約過失責任是以民法的誠實信用原則為基礎的民事責任。締約過失責任的基礎是在誠實信用原則下的產生先契約義務，或稱之為先合同義務1。根據誠實信用原則，當事人在締結合同過程中，負有相互協助、通知、說明、照顧、保密、保護等附隨義務。正是由於締約當事人在締約過程中違反了誠實信用原則所負的先合同義務，才導致了不同於違約責任和侵權責任的締約過失責任。
3、締約過失責任保護的是一種信賴利益。根據「無損失、無責任」原則，締約過失責任也須有損失，但這種損失須為信賴利益的損失。信賴利益或稱消極利益，一般是指無過錯一方因合同無效、不成立等原因遭受的實際損失。對於信賴利益的損失界定，在目前法律上無明確規定的情況，較難以把握，在司法中可能會出現賠償過寬、過窄，也可能出現同一類案件有不同的裁決結果。本人認為，信賴利益的損失，其范圍可以包括：締約費用；履約准備費用。
4、締約過失責任是一種補償性的民事責任。締約過失責任在現行法中盡管已經得到明確，但附隨的先合同義務法律無明確的規定，只是適用了民法的基本原則，即：誠實信用原則。因此，締約過失責任不是履行利益或期待利益。他只存在於締結合同過程中，一方因信其合同有效成立而產生的信賴利益的損失，即損害的是對方的信賴利益。故締約過失責任救濟方式僅為補償性，其目的是為了達到與契約磋商未發生時相同的狀態。
（二）締約過失責任的構成要件
締約過失責任採取過錯責任原則，其構成須包括客觀要件和主觀要件兩個方面。具體而言，締約過失責任的構成要件有以下五個：
1、締約過失責任發生在締約過程中2。締約過失責任發生在締約過程中，或者在合同已經成立但因為不符合法定的合同生效要件而確認為無效或被撤銷的情況下。如果合同已經有效成立後，合同的締結過程就已經結束，因一方當事人的過失致使另一方當事人受到損害的，只能構成合同的違約責任，而不能適用締約過失責任。
2、必須有締約過失行為的存在。有違反先合同義務或附隨義務的行為。締約一方當事人在締約的過程中，有違反法律規定的相互協助、通知、說明、照顧、保密、保護等義務的行為。一般認為《合同法》第42條、43條之規定，即是只有合同締約人的一方存在上述行為時，才可能承擔因此行為產生的締約過失責任。
3、必須有損失的存在。違反先合同義務或附隨義務的行為給締約合同的對方造成了信賴利益的損失。如果沒有損失，就不存在賠償。賠償的損失也是基於信賴利益的范疇，不包括履行利益。
4、行為人主觀上必須有過錯。違反先合同義務或附隨義務的一方在主觀上必須存在故意或過失。過錯是民事責任的構成要件，締約過失責任作為民事責任的一種，也不例外。過錯具體表現為故意和過失兩種基本形態。故意是指締約人預見到自己的行為會產生合同無效、不成立或被撤銷，能給相對人造成損失的後果，而仍然進行這種民事行為，希望或放任違法後果的發生。過失是指締約人應當預見自己的行為可能產生合同無效、不成立或被撤銷造成相對人信賴利益損失，因疏忽大意沒有盡到協力、通知、保護、保密等義務，雖然預見到了但輕信其不會發生的主觀心理狀態。因此，無論故意或過失，只要具有過錯就要承擔責任，無過錯就不承擔責任。如果締約過程中發生的損失是受害人、不可抗力等原因造成的，則違反先合同義務的一方也不承擔締約過失責任。
5、違反先合同義務或附隨義務的行為與對方所受到的損失之間必須存在因果關系。如果合同締約人一方的損失並不是因對方的過意或過失造成的，而是其他原因造成的，其受損失的一方合同締約當事人也不得向對方主張締約過失責任。
二、締約過失責任與違約責任、侵權責任的區別
（一）締約過失責任與違約責任的區別
違約責任是我國《合同法》中一項重要的制度，是指合同當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義務或履行合同義務不符合合同規定所承擔的民事責任。其與締約過失責任的區別概括起來主要有以下幾方面：責任產生的前提條件不同。違約責任是違反有效合同的義務而承擔的民事責任，它是以有效合同關系的存在為前提條件。而締約過失責任則僅僅適用於合同締結過程中及合同不成立、無效或被撤銷。判斷違約責任與締約過失責任的非常重要的標准就是看合同是不是有效成立。如果雙方之間存在著有效的合同關系，則適用違約責任，如果雙方不存在有效的合同關系，則僅能適用締約過失責任。
2、責任承擔的形式不同。締約雙方當事人可以約定違約責任承擔形式，可以約定違約金的數額，也可以約定定金等條款。而締約過失責任它排除了締約雙方當事人的約定或免責條款，而是直接來源於法律的直接規定。如果當事人在合同中進行約定，也因法律的直接規定而歸於無效，其責任承擔只能是損害賠償，當事人不能任意選擇。一般以受到的損失為限，賠償的是對方當事人的信賴利益損失。
3、歸責原則不同。締約過失責任只能使適用過錯責任原則1。即只有在締約一方有過錯的情況下才能產生締約過失責任，或雙方均有過錯各自承擔相應的責任。如果締約當事人一方或雙方均無過錯，雖然也存在著損害並造成一方或雙方的損失，也無須承擔締約過失責任。一方面過錯責任原則要求以締約當事人主觀上存在過錯作為承擔締約過失責任。即：確定其承擔締約過失責任不僅要有違反先合同的行為，致使對方信賴利益的損失，而且締約方在主觀上確實存在過錯；另一方面，這種過錯必須與信賴利益的損失之間存在因果關系，以此來確定締約過失責任的范圍。違約責任的歸責原則一般適用無過錯推定原則。作為例外或補充也適用過錯推定原則。無過錯責任原則對違反合同義務的當事人無論主觀上是否存在過錯在所不問，均要求違約方承擔違約責任。我國合同法第107條之規定，將該原則予以確認。同時，對於有名合同規定適用過錯責任原則，如合同法第189條、第191條、第320條、第374條、第406條、第425條等，從而形成了嚴格責任為主導，過錯責任原則為例外和補充的立法格局。
（二）公平、誠實信用原則

《合同法》第5條規定， 當事人應當遵循公平原則確定各方的權利和義務。這里講的公平，既表現在訂立合同時的公平，顯失公平的合同可以撤銷；也表現在發生合同糾紛時公平處理，既要切實保護守約方的合法利益，也不能使違約方因較小的過失承擔過重的責任；還表現在極個別的情況下，因客觀情勢發生異常變化，履行合同使當事人之間的利益重大失衡，公平地調整當事人之間的利益。誠實信用，主要包括三層含義：一是誠實，要表裡如一，因欺詐訂立的合同無效或者可以撤銷。二是守信，要言行一致，不能反復無常，也不能口惠而實不至。三是從當事人協商合同條款時起，就處於特殊的合作關系中，當事人應當恪守商業道德，履行相互協助、通知、保密等義務。

在起草合同法過程中，有的同志提出規定等價有償原則。等價有償是商品交換的規則，作為規范市場交易行為的合同法，公平原則已經包含等價有償的內容。公平地確定各方的權利和義務，就有價值相等的意思。我認為在合同法中還是用公平原則代替等價有償原則為好。等價有償作為商品交換的規律，並不表現在每次商品交換中，每一次商品交換的不是商品價值，而是商品價格。只有在長時期的商品交換中，在價格圍繞著價值的上下波動之中，才表現出等價有償的規律。公平原則既表現在整個社會的交易秩序方面，更表現在個別的具體的合同之中，任何一個合同都應當遵循公平原則，體現公平原則的精神。由於合同種類廣泛性，有的合同屬於無償合同，用公平原則比等價有償涵蓋更寬一些，更能照顧千姿百態的各類合同的需要。

隨著社會的發展，公平誠實信用原則在合同法的適用面愈來愈寬。有人認為，按照恪守商業道德的要求，誠實信用原則包含公平的意思。除合同履行時應當遵循誠實信用原則以外，合同法規定誠實信用還適用於訂立合同階段，即前契約階段，也適用合同終止後的特定情況，即後契約階段。《合同法》第42條規定，當事人訂立合同過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給對方造成損失的，應當承擔損害賠償責任：（一）假借訂立合同，惡意進行磋商；（二）故意隱瞞與訂立合同有關的重要事實或者提供虛假情況；（三）有其他違背誠實信用原則的行為。第43第規定，當事人在訂立合同過程中知悉的商業秘密，無論合同是否成立，不得泄露或者不正當地使用。泄露或者不正當地使用商業秘密給對方造成損失的，應當承擔損害賠償責任。該二條規定的是締約過失責任，承擔締約過失責任的基本依據是違背誠實信用原則。《合同法》第92條規定，合同的權利義務終止後，當事人應當遵循誠實信用原則，根據交易習慣履行通知、協助、保密等義務。該條講的是後契約義務，履行後契約義務的基本依據也是誠實信用原則。

（三）遵守法律、不得損害社會公共利益原則

《合同法》第7條規定，當事人訂立、履行合同，應當遵守法律、行政法規，尊重社會公德，不得擾亂社會經濟秩序，損害社會公共利益。該條規定，集中表明二層含義，一是遵守法律（包括行政法規），二是不得損害社會公共利益。

遵守法律，主要指的是遵守法律的強制性規定。法律的強制性規定，基本上涉及的是社會公共利益，一般都納入行政法律關系或者刑事法律關系。法律的強制性規定，是國家通過強制手段來保障實施的那些規定，譬如納稅、工商登記，不得破壞競爭秩序等規定。法律的任意性規定，是當事人可以選擇適用或者排除適用的規定，基本上涉及的是當事人的個人利益或者團體利益。當然，法律的任意性規定，不是永遠不能適用。依照合同法的規定，對合同的某個問題，當事人有爭議，或者發生合同糾紛後，當事人沒有約定或者達不成補充協議，又沒有交易習慣等可以解決時，最後的武器就是法律的任意性規定。合同法的規定，除有關合同效力的規定、以及《合同法》第38條有關指令性任務或者國家訂貨任務等規定外，絕大多數都是任意性規定。
不得損害社會公共利益，相當於國外的不得違反公共政策或者不得損害公序良俗的規定。隨著民事法律的不斷完備，不少過去屬於不得損害社會公共利益的內容，現在已經有法律規定，成為遵守法律的內容。但法律與社會存在相比，畢竟是第二性的，法律很難對社會上的形形色色事無巨細地都作出規定。遇到在法律上沒有規定，又涉及損害社會公共利益的事情怎麼辦，最後的法律武器就是不得損害社會公共利益。根據這一原則，才可以做到法網恢恢，疏而不漏。

（四）合同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原則

《合同法》第8條規定，依法成立的合同， 對當事人具有法律約束力。當事人應當按照約定履行自己的義務，不得擅自變更或者解除合同。該條規定主要適用於合同履行，為什麼要寫到合同法第一章一般規定之中，給予高度重視呢？

中國在轉軌時期，由於缺乏搞市場經濟的經驗，管理水平不高，法律意識不強，經濟秩序上有些混亂，合同履行率較低。針對這種情況，強調合同具有法律約束力，現實意義很大。合同具有法律約束力，首先是對當事人說的。當事人訂立合同後，應當履行自己的義務，如果違反約定，應當承擔違約責任。合同具有法律約束力，也是對行政機關說的。行政機關不得干涉當事人依法訂立的合同，不得違法變更甚至撕毀當事人訂立的合同。合同具有法律約束力，也是對審判機關說的。審判機關應當像遵守法律一樣保護當事人依法訂立的合同。合同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原則，如果在實際生活中得到普遍貫徹，那麼，合同這一法律手段，必將大大推進中國的現代化建設。

新的合同法，不僅在第8條確立了合同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原則， 也在合同訂立、變更或者解除等方面維護這一原則。在合同訂立方面，詳細規定了要約、承諾制度，共22條之多，使合同的訂立較之於過去規定清晰可辨，具有操作性。在合同變更方面，《合同法》第77條規定，當事人協商一致，可以變更合同；第78條規定，當事人對合同變更的內容約定不明確的，推定為未變更。在合同解除方面，合同法規定了約定解除；第93條規定，當事人協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當事人可以約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條件，解除合同的條件成就時，解除權人可以解除合同。《合同法》也在第94條明確規定了當事人一方解除合同的特定情形。

最後談一下合同法基本原則的表述問題。《合同法》第3條至第8條規定了合同法的基本原則。有人認為，有關合同法基本原則的表述不夠全面。這個意見是對的。要在短短的一、二句話中全面表達合同法的每一個基本原則十分困難，事實上也做不到。那麼，合同法的基本原則怎麼寫呢？一是類似於民法通則的辦法，如民法通則第4條規定， 民事活動應當遵循自願、公平、等價有償、誠實信用的原則。二是有針對性地作出最難體現該項基本原則特徵的規定。合同法有關基本原則的表述，採取的是後一辦法。

❹ 對比中國合同法和域外合同法的不可抗力規則

不可抗力是指當事人在訂立合同時不能預見、對其發生的後果不能避免並不能克服的事件。《合同法》第117條規定，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預見、不能避免並不能克服的客觀情況。

《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二）》第二十六條規定了情勢變更原則，即合同成立以後客觀情況發生了當事人在訂立合同時無法預見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屬於商業風險的重大變化，繼續履行合同對於一方當事人明顯不公平或者不能實現合同目的，當事人請求人民法院變更或者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應當根據公平原則，並結合案件的實際情況確定是否變更或者解除。

根據《合同法》第九十四條第一款規定，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實現合同目的，當事人可以解除合同。第一百一十七條第一款規定：「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的，根據不可抗力的影響，部分或者全部免除責任，但法律另有規定的除外。當事人遲延履行後發生不可抗力的，不能免除責任。」

《合同法司法解釋（二）第二十六條將情勢變更分為兩種類型：一是繼續履行合同對一方明顯不公，雙方給付的平衡性被嚴重破壞；二是不能實現合同目的。其目的之一，即在於清晰區隔情勢變更與不可抗力，盡管它沒有明確規定在適用情勢變更原則時，在滿足哪些條件時候方可解除合同，但在解釋上，應參照《合同法》第九十四條第（一）項（不可抗力致合同目的不能實現的，當事人可解除合同），即只有通過合同變更不能實現合同目的，當事人才能解除合同。這種解釋不但符合《合同法》鼓勵交易、契約嚴守的立法精神，也在當事人之間最大限度地實現了利益衡平。

❺ 高分懸賞： 中德兩國合同法（尤其是購銷合同方面）差異， 越詳細越好

你好,給你找了一些資料,也許對你有幫助:

中德買賣合同制度的比較

德國學者霍恩指出：「在各種交換性的行為中，買賣是最重要的一種。」（註：〔德〕羅伯特·霍恩：《德國民商法導論》，中國大網路全書出版社1986年版，第126頁。）各國合同法大多將買賣置於各種有名合同之首，表明了買賣合同的重要性。就買賣合同制度而言，中德合同制度各具特色。由於中國合同法大量借鑒了德國合同法的經驗，因此，關於買賣合同的許多規定與德國民法的規定有相似之處。但事實上，我國買賣合同制度除借鑒了德國民法的經驗以外，還吸收和借鑒了兩大法系的經驗以及國際慣例和有關公約的有關規定，（註：例如，在該章中，大量借鑒了1980年《聯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公約》的規定，也參考了美國統一商法典、國際統一私法協會於1994年頒行的《國際商事合同通則》等。）不僅如此，我國本身已有的有關立法和司法實踐方面的經驗，也為我國買賣制度的建立提供了參考和依據。從而使買賣合同制度與德國民法的規定又存在著諸多的區別。下面，謹從四個方面對此作出比較。

一、關於買賣合同制度調整的范圍

根據《德國民法典》關於買賣合同的一般規定，其調整范圍不僅包括物的買賣關系，而且還包括權利的買賣關系，特別是債權的買賣關系，《德國民法典》第 433條第1款規定，「因買賣合同，物的出賣人有義務向買受人交付物，並使其取得物的所有權。權利的出賣人有義務使買受人取得權利，並在權利使權利人有權佔有物時，向其交付物。」從該定義中，可見《德國民法典》中的買賣制度適用於權利的買賣關系。該民法典第437條規定了權利買賣的擔保責任；第451條規定了權利買賣的危險移轉和費用；而關於買賣的一般規定中的許多規則（如權利瑕疵擔保制度），既適用於物的買賣也適用於權利的買賣。（註：史尚寬：《債法各論》，榮泰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1981年版，第15頁。）買賣合同制度中包括物的買賣和權利的買賣，主要優點在於將各種類型買賣的共同規則抽象為買賣的一般規定，從而可以大大地簡化有關買賣的規定，尤其是因為權利買賣的規定日益復雜，很難完全通過制定特殊的買賣合同規則解決各種權利買賣關系，因此，通過買賣合同制度統一調整物的買賣和權利的買賣，從而使各種權利的買賣關系都具有可供適用的法律依據。

然而，我國合同法關於買賣的制度原則上僅限於物的買賣，而不包括權利的買賣。《合同法》第130條將買賣定義為：「買賣合同是出賣人轉移標的物的所有權於買受人，買受人支付價款的合同。」與《德國民法典》第433條的規定相比較，可見該定義中只是規定了出賣人在轉移標的物所有權方面所負的義務，而並沒有規定權利買賣中的出賣人在移轉權利方面的義務。這就表明了合同法在買賣合同一章中原則上並不適用於權利買賣。我認為，採納這一立法體例的主要原因在於：

（一）權利的買賣的類型較為復雜，有一些類型的買賣與物的買賣存在著差距，不能完全適用買賣的規定。例如，關於債權的買賣涉及到轉讓人、受讓人以及債務人三者之間的關系。與一般的買賣顯然是有區別的。因此，應當在買賣之外設立單獨的規則來規定有關權利買賣的問題。

（二）盡管權利的買賣類型比較復雜，但幾種主要的權利買賣關系已經受合同法的其他制度或者專門法律規定調整。具體來說，第一，有關債權的買賣，我國合同法將其作為合同的轉讓規定在第五章之中，而不是將其規定在買賣合同之中。這一規定具有其合理性，因為債權的移轉涉及到債權人的通知義務、債務人對讓與人的抗辯等問題，與一般的買賣關系不完全相同。尤其是因為債權的轉讓與債務的移轉往往是聯系在一起的，所以將權利的移轉與義務的移轉一並作出規定是有必要的。第二，關於知識產權的轉讓，我國合同法並沒有對此作出規定，有關知識產權的移轉問題由知識產權法作出規定。但在買賣合同中，也涉及到出賣具有知識產權的計算機軟體問題，根據《合同法》第137條的規定：「出賣具有知識產權的計算機軟體等標的物的，除法律另有規定或者當事人另有約定的以外，該標的物的知識產權不屬於買受人。」可見此處涉及到出賣具有知識產權的計算機軟體，仍然只是規定物的買賣問題。第三，關於在例外情況下人身權的轉讓問題，根據我國民法通則的規定，法人的名稱權、自然人的肖像使用權可以依法轉讓。但有關這些權利的轉讓是由人身權制度加以規范的。第四，關於有價證券的買賣問題，例如關於票據、股票、債券、提單等的轉讓，一般是由票據法、證券法、海商法等加以規范的。買賣合同制度沒有必要專門規定權利的買賣。

更多:
1、http://china.findlaw.cn/hetongfa/lilunyanjiu/1216.html

2、http://www.studa.net/guojifa/080817/11550418.html

3、http://chinake.com/law/shi/cs/msf/1433534_5.html

4、
http://www.studa.net/guojifa/080817/11550418.html

5、http://chinake.com/law/shi/cs/msf/1433534_5.html

6、http://www.google.cn/search?hl=zh-CN&newwindow=1&q=%E4%B8%AD%E5%BE%B7+%E5%90%88%E5%90%8C%E6%B3%95+%E5%AF%B9%E6%AF%94&btnG=Google+%E6%90%9C%E7%B4%A2&meta=&aq=f&oq=

❻ 兩大法系國家,合同法的淵源有什麼差異這些差異在今天經歷了什麼變化

就現代而言，差異應該不大，當代兩法系相互借鑒優點的趨勢十分明顯，尤其在經濟方面，合同法就是典型。君不見各國合同法相差無幾，除了由於各國國情制度和法律操作方面的差異外，大部分都是相同或大同小異的

❼ 1500字論文，論合同法基本原則

一、 合同法基本原則的確立
(一)合同法基本原則的概念及內涵
法律原則指包括立法、司法、執法和守法在內的整個法制活動的總的指導思想和根本法律准則。它是儲存於法律規定中的價值准則，不是法律規定本身，不直接涵攝案件事實，須被法律規定或法條承載。但這種承載並非明白無誤地直接宣示。直接宣示只是部份法律原則的確定方式，但多數法律原則必須從法律規定中藉助整體類推或回歸立法理由的辦法推求出來。
那些貫穿於某一類法中的最高層次的共同性價值准則，可稱為該類法律的基本原則。具體到合同法的基本原則，是指貫穿於整個合同法制度和規范中的價值准則，是合同法的主旨和基本精神的集中體現，是制定、解釋、執行和研究合同法的出發點。
（二）合同法基本原則的確立
合同法基本原則既然是合同法的最高層次的價值准則，就應該能與整個合同法的內容和功能結合起來，既要適用於整個合同法規范，又能體現出合同法的基本價值；既不能將其他法律、特別是其上位法民法的基本原則當作合同法的基本原則，那樣便體現不出其特殊性，同時，也不能將適用於某一合同制度的具體法律原則作為合同法的基本原則，如此便喪失了其價值承載功能。
為此，我認為，合同法的基本原則應為合同自由原則、誠實信用原則和鼓勵交易原則。
1、合同自由也稱契約自由，其作為一種思想早在羅馬法時期就已經產生了。《法學階梯》中有關諾成契約的規定已經基本包含了現代合同自由的思想。但其還只是一種思想，並且只反映在諾成契約一種形式中，並未形成羅馬契約制度的一項基本原則。
從15世紀開始，資本主義生產關系逐漸形成，個人逐漸從封建的、地域的、專制的直接羈絆下解脫出來而成為自由、平等的商品生產者，從而實現了「從身份到契約的運動」，合同自由思想得到了廣泛傳播。同時特定的經濟、政治、思想文化背景為合同自由原則在十九世紀的確立提供了條件，這時，合同自由作為一項基本原則才被各國法律陸續確立下來。
從該原則產生的歷史來看，合同自由原則是商品經濟及至市場經濟的必然要求。市場主體之間的經濟活動越頻繁，整個市場經濟就越繁榮。而市場主體之間的經濟活動，實質上是一個接一個的合同的產生、履行、消滅的過程，市場主體間的交易就是一個個的合同連接。故合同法在英美法上又被稱為交易法。交易自由必然要求合同自由。
2、誠實信用原則最早也是起源於羅馬法，在羅馬法中就有「善意」的概念，規定了「誠信契約」，根據「誠信契約」債務人不僅要承擔契約規定的義務，而且要承擔誠實善意的補充義務。
誠實信用原則本為民法的基本原則，之所以將其確立為合同法的基本原則，乃在於：（1）民法中的誠實信用原則最集中的體現是在合同法中，從合同的訂立、成立、履行、履行完畢後的義務，到違約責任的承擔，皆有誠實信用原則的體現；（2）合同法對誠實信用原則有進一步的要求和內涵。（3）許多合同法上的制度是據該原則創造出來的，例如，合同當事人各方的協力義務，相互保護對方利益的義務，提供信息和呈示帳目的義務，情勢變更，權利濫用規制，後合同義務等。隨著社會的發展，可能還會衍生出其他制度。
3、合同法以調整交易關系為對象，各種交易關系都要表現為合同關系並藉助合同法律規范進行調整，合同法規則就是規范交易過程並維護交易秩序的基本規則。鼓勵交易是經濟發展的必然要求，合同法是市場經濟的基本法，鼓勵交易應是其根本目標，應成為其根本原則之一。

❽ 國際商事合同規則和中國合同法的比較

合同法與國際商事合同通則的比較分析與適用

我國最近幾十年在國際貿易和其他商務往來方面日漸活躍。在我國加入WTO以後對國際經濟交往的游戲規則，更是不能置身度外，熟視無睹，國內法與國際公約、慣例、通則等游戲規則的接軌已勢在必行。我國現行的合同法的一些相關規則已經借鑒了一些世界先進的立法理念，因此獲得了一定程度的國際法學界的贊譽。其實，不獨中國，其他如德國、瑞士、荷蘭、法國等國家都在做與國際接軌的有益探索和嘗試。

一、關於法律適用范圍的比較

1、通則的適用范圍

我國1999年頒布的《合同法》與國際私法協會公布的《國際商事合同通則》（以下簡稱通則）[1]有一定關聯性，通則的有些規定，無論在國內還是在國外都是可以適用的。我國《合同法》第126條規定，「涉外合同的當事人可以選擇處理合同爭議所適用的法律，但法律另有規定的除外。涉外合同的當事人沒有選擇的，適用與合同有最密切聯系的國家的法律。」 該條規定與通則前言第2款規定一致，即在當事人一致其合同受通則管轄時，適用通則。因此，我國當事人在與涉外當事人簽訂合同時可約定適用通則。該通則比《聯合國國際貨物買賣公約》適用范圍要更寬泛得多，具有相當的靈活性。除國際商事合同外，該通則也可替代國內法適用。如前言第4條規定，「當無法確定合同的適用法律對某一問題的相關規則的，通則可對該問題提供解決辦法。」 該條規定旨在說明，即使合同是由某一特定國內法管轄，但對案件解決遇到困難的時候，可以從通則中尋求解決問題的途徑。以往我國的司法實踐在處理案件遇到困難時，一般求助司法解釋、學理解釋，還有專家論證。現在通則關於交易糾紛的一些規定又給我們開辟了解決糾紛的途徑。通則不是國際公約，不具有強制性，適用與否完全可依當事人的意思選擇，但是要明確的是，通則是由近20個國家的法律專家對國際交易的規則進行潛心研究的成果，具有很強的適用性和可操作性，它較之國際貨物買賣公約適用范圍要寬泛得多。參照通則的有關規定，可為我國《合同法》的立法與適用拾遺補缺。通則的寬容之處在於，任何規定都不得限制根據有關國際法原則而應適用的強制性規則的適用，無論這些理制性規則是國家的、國際的還是超國家的（1.4條）；除通則另有規定外，當事人可以排除通則的適用，或者減損或改變通則任何條款的效力。因通則所具有的這種非強制性，當事人根據各自的情況既可以排除或部分排除該原則適用，使之更適合於當事人的特殊交易需要。「凡屬於通則范圍之內但又未被通則明確規定的問題，應盡可能地根據通則確定的基本原則來處理」（1.6），這就給我們在實務中遇到法律障礙的時候提供了有益的鑒鏡。

2、關於格式條款的理解與適用

《合同法》關於格式條款共有三個條款，從表面上看對出具格式合同一方不利，但在司法實踐中存在的問題不少，非但起不到保護非格式合同一方，而且往往成為出具格式合同免責的武器。《合同法》第39條規定，「採用格式條款訂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條款的一方應當遵循公平原則確定當事人之間的權利和義務，並採取合理的方式提請對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責任的條款，按照對方的要求，對該條款予以說明」；第41條「對格式條款的理解發生爭議的，應當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釋。對於格式條款有兩種以上解釋的，應當作出不利於提供格式條款一方的解釋。格式條款和非格式條款不一致的，應當採用非格式條款。」 格式合同亦稱定式合同或標准合同，對於同一種類、性質並且重復交易的行為，採用標准文本，既節約了交易成本、洽談時間、條款的爭議，也有平等待人的「鏡像」。這是人們通過長年累月的交易總結出來的經驗，對此應予肯定。但是格式合同的弊端也很多，一是不允許當事人協商和修改（如借款合同、租賃合同、保險合同、房屋買賣合同等）；二是絕大多數條款，特別是免責條款都對出示格式合同一方有利，在某種程度上屬於強奸民意。而締約的另一方往往是弱勢群體，對某些條款即使不同意，但迫於急需無奈，也只有違心簽字；三是有些專業術語，作為締約的另一方難以理解，糊里糊塗簽了字；四是這類合同都是出具格式合同的一方代理人或中介人代辦，但這些人為了急於收取代理費或中介費的功利目的，常常會對另一方作虛假承諾。對於格式合同最為人們詬病的是保險合同。無論是人壽保險還是財產保險，都是在計劃經濟條件下的部門立法，其目的並不在於「保險」，而在於「圈錢」。所以保險合同糾紛頻繁出現，投保人屢受拒賠之苦。筆者經常承辦這類案件，對於法律上的障礙困惑費解。

首先，所謂通常理解，可以說公說公的理，婆說婆的理，無任何標准，這又給法官提供了自由裁量的空間，誰送禮多，誰就獲勝。投保人是弱勢群體，縱然滿身是嘴，也難抵法官的「通常理解」。比如前例中的重大疾病保險合同的心臟病（心肌梗塞）一條，投保人和保險人完全可以各執一詞。投保人稱心率過速是心臟病的一種，保險人抗辯說，按通常的語法理解，這里的心臟病僅指心肌梗塞。從字面上看，保險人是有道理的，因為按照中國語法習慣的心臟病，只是特指括弧里的「心肌梗塞」，這本身就會使法官處於兩難境地，在實務中肯定會產生不同的理解和詮釋。

我們認為通則對於確認格式合同條款效力的規定倒是切中時弊：第2.20條（1）如果標准條款中某個條款是對方不能合理預見的, 則該條款無效, 除非對方明確地表示接受；（2）在確定某條款是否屬於這種性質時, 應考慮到該條款的內容、語言和表達方式。第3.10條：（1）如在訂立合同時，合同或其個別條款不合理地對另一方當事人過分有利，則一方當事人可宣告該合同或個別條款無效。除其它因素外，尚應考慮下列情況：（a）該另一方當事人不公平地利用了對方當事人的依賴、經濟困境或迫切需要，或者不公平地利用了對方當事人的缺乏遠見、無知、無經驗或缺乏談判技巧的事實，以及（b）合同的性質和合同的目的。（2）依有權宣告合同無效一方當事人的請求，法院可修改該合同或條款以使其符合公平交易的合理商業標准。（3）依收到宣告合同無效通知的一方當事人的請求，法院也可以如前款所述修改該合同或該個別條款，條件是該方當事人在收到通知後，並在對方當事人依賴該通知行事以前及時告知發送通知一方當事人。本章第13條（2）款的規定相應適用。」 我們認為，《通則》這些條款勝過《合同法》關於格式合同的所有條款，為此，我們建議關於在將來的《合同法》的司法解釋中應將《通則》條款納入國內法，這對於格式合同的糾紛處理將大有裨益。

3、關於合同的效力

《合同法》第52條，「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無效：（一）一方以欺詐、脅迫的手段訂立合同，損害國家利益；（二）惡意串通，損害國家、集體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蓋非法目的；（四）損害社會公共利益；（五）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 我們認為，對於上述合同規定無效，非但不能保護另一方（守約方）的合法財產利益，恰恰減輕了對不法民事行為人的懲罰力度。對此應借鑒通則第3.3條：（1）合同訂立時不可能履行所承擔義務的事實並不影響合同的效力。（2）合同訂立時一方當事人無權處置與合同相關聯之財產的事實本身並不影響合同的效力。通則規定的即使是自始不能履行的合同，如一方當事人已將所有的房屋出賣給另一方並已過戶，在合同已無法履行的情況下，並不影響合同效力，判令違約方承擔違約責任並賠償損失。在一方當事人將無權處置他人的財產的情況下，也不影響合同效力。這就是對擅自簽訂合同坑害他人的所謂不道德的人予以懲罰，對於欺詐、脅迫等致合同無效的條款，通則的規定也有利於受害人一方。請看通則第3.11條：（1）如欺詐、脅迫、重大誤解或一方當事人錯誤歸因於第三人，或為第三人知道或理應知道，而第三人的行為由另一方當事人負責，則可宣告合同無效，其條件與由另一方當事人本身簽訂的合同宣告無效的條件相同。（2）如欺詐、脅迫或重大懸殊歸因於第三人，而其行為不由另一方當事人負責，如果另一方當事人知道或理應知道此欺詐、脅迫或重大懸殊，或者在合同宣告無效時還未本著對合同的信賴行事，可以宣告合同無效。這兩條較優於合同法的地方在於：第一，對於合同的有效與否的決定權由守約一方決定。可以承認有效，也可以宣告無效，合同的效力不是由法律規定。第二，守約方宣告無效是對另一方的嚴厲懲罰。因為該條所謂的欺詐，其原因並不在於締約的一方，而在於第三方的原因，這與合同法第52條之規定大相徑庭。凡此種種，不一而足，法律規范也屬法律文化，是人類共同的精神財富，應當根據國情合理繼受、過濾和消化對我們有益的立法理念，這應當成為我們的共識。關於格式合同的效力，除《通則》可資借鑒外，其他大陸法系國家的規定也可參考。如德國《民法典》第138條第2款將「程序性的」和「實質性的」公平標准合而為一：（1）合同履行和相對履行之間「明顯地不相稱」，（2） 並且一方當事人「通過利用另一方當事人的困境、缺乏經驗、缺乏判斷力或無重大的決斷力」而達成的合同，則合同無效。 [2]以色列對格式合同（標准合同）的限制更為嚴格，該國《合同法》第14條規定，「就契約文句之全部參酌其他情事檢討後確信限制文句對顧客不利，或給予供給等以有危害顧客之虞之利益等，證明該文句之全部或一部為無效」。[3]世界各國對格式合同的免責條款有的稱為「灰色條款」，有的稱「黑色條款」，對此效力都作了嚴格的限制，這符合20世紀以來的照顧弱者的立法潮流，對合同自由原則進行了修正，為此有學者將當前的時代稱為「從契約到身份的回歸」 的時代，頗有幾分合理之處。 因此，筆者建議在未來修改合同法或作出司法解釋時，將格式合同對另一方當事人不利的免責條款，規定法院可以直接認定無效，這比所謂通常「理解」更為有利於保護弱勢群體。

二、關於要約與承諾的比較

我國《合同法》借鑒通則最多的部分是要約和承諾的方式部分，即第1條—31條、34條，共計20條之多。這部分條款涵蓋要約、要約邀請、要約的撤回、要約的撤銷、承諾及承諾的期限及撤回等。通則關於要約和承諾計有12條，即2.1—2.12。兩者內容大致相仿，但有些差異是值得重視的。《合同法》第13條，「當事人訂立合同，採取要約、承諾方式」。通則第2.1條規定，合同可通過要約的承諾或通過當事人能充分表明其合意的行為而成立。但《合同法》對合同的訂立方式只採用要約、承諾方式似乎絕對，也不大符合人們的交易習慣，而《通則》在要約和承諾之外加上「可通過當事人的能充分表明其合意的行為而成立」則寬容和豁達，而且囊括其他所有的合意行為。僅此一點，合同法就稍遜一籌。市場交易的實踐表明，所有的合同並不都是要約和承諾達成的。關於通則乃至其他民法典在訂立合同方式局限於要約和承諾的錯誤已被德國法學家海因?克茨所發現。這位德國民法學家尖銳地指出各國立法的偏頗，「近來很多民法典規定，要約和承諾是合同訂約的惟一方式」，這是錯誤的和非理性的。他認為，訂立合同的要約和承諾的規則基本上是從18世紀發展起來的。《葡萄牙民法典》和《奧地利民法典》幾乎沒有涉及這一問題，在《法國民法典》中根本沒有提及。但是，近年許多國家的民法典都規定了要約和承諾是訂立合同的唯一方式。如《德國民法典》第145條「向他人發出訂立合同的要約的人，受要約約束，但要約人已排除要約的約束力的除外」 ；第147條「（1）向在場者發出的要約，只能立即承諾之……（2）向不在場者發出的要約，只能到要約人在通常情況下可預期收到答復時為止承諾之。」 [4] 《瑞士民法典》第5條，「向不在場當事人發出的，沒有承諾期限的要約，在要約人收到以合理方式在合理的時間內送達的承諾之前，要約有效。要約人可以推定其要約在合理的時間內到達要約人。在合理時間內發出的承諾，但到達要約人時遲到的，要約人應當立即將比情況通知對方。否則承諾產生法律效力。」 [5] 2002年第1版第2頁的《日本民法典》第521條、第522條也有此規定。荷蘭1892年新修改的債法總則第217條，「合同經要約和承諾而成立，」 [6] 也只能通過要約和承諾才能訂立合同。義大利、蒙古等國也都未忽視要約和承諾這個20世紀最新的合同法范疇。除大陸法系國家民法之外，英美國家大都把要約作為合同訂立的一個要素，盡管各國合同法理論或實務中對要約稱謂有所不同，諸如投價、發盤、建議等，對承諾的稱謂在各國貿易實務中稱為「還盤」等。[7] 我國《合同法》借鑒通則最多的也是在關於訂立合同須有要約和承諾的方式方面。筆者上引的德民、瑞債均指要約和承諾是指「不在場」的情景下才適用。我國《合同法》實際上根本沒有必要必須將「同意」寫進要約和承諾中，因為雙方當事人是面對面地訂立合同。這是我國《合同法》食洋不化，照抄照搬，違反人們交易習慣的結果。在羅馬時代，合同義務原本是以訂立契約為目的確立的。訂約時雙方當事人都需要親自到場，即使這種手段被放棄，一般來說合同的訂立仍需要雙方當事人在場。……因此，羅馬法學家從未認為有必要將「同意」用要約和承諾這兩種陳述方式單獨地表示出來。這種需要中介在可信賴的郵政服務出現和遠距離訂閱合同成為可能之後，才成為可能，這就是德民和瑞債指的雙方當事人不是面對面的「不在場」的情況下才適用要約和承諾。如果將所有的交易都定格在要約和承諾的一種方式上，這是錯誤的。毫無疑問，在許多業已訂立的合同案件中，任意將一方當事人的行為視為要約而把另一方當事人的行為視為承諾是不可能，也是不現實的。我們以土地買賣為例，其文件已起草並已公證，並由雙方當事人同時簽字，因此，很難說一方當事人向另一方當事人發出了要約，且另一方當事人表示了他的「承諾」 ；再如，一位消費者用現金買一包香煙時，顯然，雙方當事人是在訂立協議。但是，將整個程序分解為「要約」和「承諾」，並討論賣方交付一包香煙是否就算作出了「要約」和「承諾」 ，賣方交付一包香煙是否就算作出了「要約」，或買方在收款處交付了現款是否就算作出了「承諾」，這幾乎是沒有什麼用處的，或許對新任律師有些用處。在強行將合同訂分立為「要約」和「承諾」時，另一難以處理的情形是，相對方向的建議和反建議在進行長時間的協商談判後才達成協議，在合同成立時，很難作出明確決定，但是那種認為合同應通過要約和承諾訂立的思想對於完成任務毫無意義。[8] 除此之外，筆者認為，訂立合同從理論上講，有要約和承諾是成立的。但對於面對面的交易行為，很難界定哪一方是要約，哪一方是承諾。如律師與當事人談代理費的數額時，通常是在討價還價過程中達成的代理協議。比如就某一收費標准，律師提議按標的額的5%收費，委託人說太高能否按3%，律師說不行，最少也得按4.5%，雙方最後達成按財產比例的3.5%收費。這種討價還價中有要約，有反要約（新的要約）；有承諾，有否定承諾，雙方在訂立合同時，互有要約和承諾，兩種方式混合在一起，很難分得清何者為要約，何者為承諾。當然，在人對機器或物發生交易的場合，如自動售貨機、投幣買地鐵票、在賓館使用備用的特殊物品如安全套等，只要開封，就可視為承諾。物品上標明的價款是要約，投幣或開封視為承諾，這是簡易的交易，但是大量的交易遠非如此簡單。再如，建築工程合同的訂立則更為復雜。一般認為，招標公告是要約邀請，建築施工單位前去投標是要約，招標人接受投標是承諾，一旦接受，合同便正式成立。[9] 筆者對這種認識不敢苟同。在司法實踐中，招投標僅是建設工程中的一個組成部分，它是整個建設施工合同中的一個鏈條，就投標人前去投標而言，因投標人數眾多，在未開標之前，尚未涉及建設項目實體內容，即未涉及項目、價款、履行方式等合同主要條款情況下，合同即使是成立了，也是無內容的。按照我國《招投標法》規定，建設工程招投標有如下環節：招標（公開招標和邀請招標）→投標→開標→評標→中標→發中標通知書→簽訂建設工程合同。建設部標准合同文本第二部分「通用條款」對此有明確的解釋。上述組成部分均為建設施工合同的組成部分。這是一連串的民事行為，最後歸納在一個總的合同之中。若按高爾森教授的觀點，在招投標中，投標人只要前去競標合同就成立了，但一旦未中標，按此邏輯可以告投標人違約了，然而這豈不荒唐？筆者用此案例證明，何為要約、何為承諾並非楚河漢界一目瞭然。至此，我們認為，通則第2.1條的「或通過當事人的能充分表明其合意的行為」合同即成立的規定更加符合交易習慣。德民和瑞民將要約、承諾限縮在當事人不在場的情況下，均有理論的、立法的和實踐的意義。因此，我們在代理具體案件的實務操作時不妨借鑒一下通行的相關規定，以解除法律解釋上的困惑和障礙。

三、締約過失：先合同責任、後合同責任、侵權責任？

對於締約過失責任，是合同責任、非合同責任，還是侵權責任，目前在理論界尚存爭議。締約過失責任理論是由德國目的主義法學家耶林於1861年發表的《締約上的過失、契約無效於未臻完全時的損害》這篇著名的論文中創立的，被譽為法學上的重大發現，填補了法學上的盲區，其基本內容是指一方違反先合同義務，給另一方當事人造成信賴利益損失時應承擔民事賠償責任。這個理論得到了世界范圍內的承認。1994年通則第2.15條（惡意談判）規定：（1）當事人可以自由進行談判，並對未達成協議不承擔責任；（2）但是，如果一方當事人以惡意進行談判，或惡意終止談判，則該方當事人應對因此給另一方當事人所造成的損失承擔責任；（3）惡意，特別是指一方當事人在無意與對方達成協議的情況下，開始或繼續進行談判。

對於締約過失責任，《歐洲合同法通則》稱之為磋商過程中的責任。該通則與國際商事合同通則的締約過失關於惡意談判中的第2.301條1——3項，第2.302條關於保密義務的規定幾乎完全一致，這充分說明了國際商事游戲規則的趨同化乃大勢所趨，人類的文明成果可以相互吸納互為消長。[11] 誠如德國法學家海因?克茨在《歐洲合同法》德文原著前言中所預言的那樣：如果說歐洲在經濟方面必然要形成統一的單一市場的話，那麼毫無疑問，歐洲的私法起碼在某種程度上勢必要統一起來，那一天終會來臨，鴻溝將會被填平。[12]這是智者之識。筆者認為何止歐洲，在將來的某一天世界會統一於一個游戲規則，這是歷史發展的必然，我們樂觀的期待著這一天的到來。我國《合同法》不僅成功的消化了耶林的締約過失理論，而且在借鑒了通則的基礎上還有一定的發展。

締約過失的前合同義務的體現有以下幾種表現形式：（1）假借訂立合同，惡意磋商；（2）故意隱瞞重要事實或提供虛假情況；（3）未盡協力義務；（4）未盡先義務，以及未盡保密義務。

締約過失後合同義務體現在第58條，即合同無效或者被撤銷後，因該合同取得的財產應當予以返還；不能返還或沒有必要返還的，應當折價補償。有過錯的一方應當賠償對方因此受到的損失，雙方都有過錯的，應當各自承擔相應的責任。這就是梁慧星先生所講的「合同關系雖然消滅了，法律仍要求當事人負某種義務，違反了這種義務就要承擔責任。這個責任不屬於侵權責任，也不屬違約責任，類似合同義務。」 [13]

除此之外，還有後合同義務，即附隨義務。該義務在締約前存在，在合同權利義務終止後也存在，合同法第92條對此作了明確規定，即合同權利義務終止後，當事人應當根據誠實信用原則，根據交易習慣履行通知、協辦、保密義務。我國《合同法》所提出新的規范，並未將締約過失責任局限在締約前的通則之中，而是根據市場交易的復雜性，加大了保護交易安全、懲罰違約的力度。遺憾的是，有的論文在2006年還引用明顯過時的觀點，[14] 仍局限在締約前的過失責任范圍內，這就落後於我國《合同法》何止十萬八千里！所謂締約過失責任，德國法稱為先合同責任，它搖擺於合同法和侵權法之間。在締約過失責任產生之初，關於應當將其置於何種責任之下的爭議便開始了。迄今為止依然爭論未休。據筆者歸納，在大陸法系之間關於締約責任有三種歸屬方式：第一種方式為先合同義務，德國自2002年起將締約過失納入了合同法的框架之內（見《德國民法典》第311條第2款和第3款），其可歸納有如下原則：注意義務、信賴責任、附隨義務、保護義務。如一方違反上述義務，則承擔原合同可得利益。案件類型有締約前的人身傷害和財產損害，受損義務導致合同終止等。 締約過失理論付諸於司法實踐始於德國1911年的一宗「油毯」判例。帝國法院在該案中將適用於合同責任的規則延伸到了與侵權責任更為相關的事實上。一位女士走進一家商店，在購買了許多商品後，向店員說明要買一卷油毯。店員從貨架上抽出她要買的一卷油毯時，不小心讓另外兩卷油毯從貨價上滾落下來，砸傷了這位顧客和她的兒子。帝國法院將合同原則適用於這一案件，並論證說：原告是帶著購買油毯的意願走進這家商店的。因此在雙方之間便產生了導致銷售者應當保護消費者的特定關系。違反此義務，便應當承擔合同損害賠償的責任。由此引發的是，合同責任原則究竟能夠在多大的程度上適用於侵權事實領域？德國法官的論證表明，假如人們走進一家商店在收銀台前等候過程中卻踩在乳酪上而滑倒在地板上，合同責任應當包括這種侵權行為。依據油毯一案，若第三人與意在締結合同之人之間存在某種特定關系，則注意義務則可能延伸到第三人身上。[15]我國近年也多有這種判例，如上海一家書店一學生從電梯掉下摔傷；北京一旅客雨天在飯店門前滑倒摔傷等，都是按締約過失對待的。 梁慧星教授也舉過一個商場因工作人員疏忽未蓋地下室蓋板，將一顧客脊骨損傷的案例，也稱之為締約過失責任。這是將締約過失責任擴大化的傾向，值得商榷（下文將涉及該問題）。第二種方式為侵權行為。如2002年9月17日歐洲法院在判決中認為，根據國際管轄法，惡意終止合同磋商的損害賠償責任應由《布魯塞爾條約》第5條第3款調整。該款的調整對象是侵權行為或類似行為。將違反誠信原則、惡意終止合同磋商歸屬於侵權法，法國、比利時及盧森堡等多國持此觀點。法國主流觀點認為先合同責任屬於侵權性質。1988年法典對此法律觀點予以確認。比利時法學界的立法觀點同樣傾向於合同責任歸於侵權責任之中，盧森堡法律體系主流觀點也將先合同責任納入侵權責任之中。第三種方式為將締約過失與侵權責任相區別，其代表性的國家是希臘。其民法典採取具體情況具體分析的態度，該是什麼就是什麼，不將所有先締約出現的損失或侵害都往締約過失籃子里裝。《希臘民法典》第197-198條依據締約的目的來界定何為締約過失、何為侵權行為。該法典首先承認締約過失的賠償責任，對誠實信用原則在合同和先合同的首要地位予以確認，並創造健康的商業交易關系。對此，法學家們舉例說，假使某人走進一家商店打量陳列的商品，或走進一家餐館找位子，並不屬於希臘所理解的締約過失責任范圍，因為他們與合同標的之間沒有任何內在聯系。對學者們經常引述的德國法院判決的締約過失案例，如「亞麻油地氈案」、「顧客香蕉皮滑倒案」、「菜葉案」，[16]希臘法學家認為應當適用侵權法，而不是締約過失責任，所說締約過失應為締約時違反誠實信用原則，惡意磋商或違反保密義務等才符合締約過失構成要素。對此觀點，筆者甚表贊賞。現略陳述淺見如下：

首先，要認定是否屬締約過失責任，應按締約過失理論和通則、合同法的觀點和規范去把握，即本文前面引用的如惡意磋商、隱瞞真相、協力義務、告知義務、附隨義務等。如違反這些原則性規范可以確認締約過失責任。第二，要依照當事人是否有締約之目的認定是否確屬締約過失責任。在現實生活中，人們在節假日或閑暇時，逛商店習以為常，有購物的，也有以消遣為目的的（不在少數）。第三，要把握締約過失法律概念的含義。締約過失責任概念有三層含義：一是締約是前提，無締約的明確目的，即使受到傷害也不能往締約上靠。二是須有過失。過失有兩種含義，一是疏忽大意的過失，二是過於自信的過失。這兩種都不含故意之意。三是在具備前兩個要素的情況下才存在責任承擔問題。只有具備這三個要件，才構成民事行為的締約過失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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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的相對性及其突破

引言：

合同是當事人之間設立、變更或終止債權債務關系的協議。《合同法》第121條確定了合同相對性的歸責原則，這里的合同相對性，又稱合同關系的相對性，是合同關系不同於其他民事法律關系的重要特徵之一。傳統的合同相對性理論認為，合同僅於締約人之間發生效力，對合同外第三人不發生效力；合同締約人不得以合同約定涉及第三人利益的事項，任何一方締約人不與第三人發生權利義務關系，否則合同無效。然而，隨著現代市場經濟高速發展，商業貿易空前繁榮，嚴格恪守合同相對性原則越來越難以滿足平衡社會利益，體現司法公正，社會經濟生活對合同的社會功能提出了新的要求。[1]為了適應現實的需要，提高社會經濟運行的效率，各國都在一定程度上擴張了合同的效力范圍，表現在立法和司法上，受合同效力影響的第三人范圍越來越寬，合同相對性原則也逐漸受到了沖擊，出現了許多合同相對性的例外情況，有學者將其稱為「合同相對性的突破」，本文將從合同相對性的歷史演進和突破表現對其略作探討關鍵詞：合同 相對性 突破

正文：

一、合同相對性的歷史演進

合同相對性原則，在學理上沒有一個統一的解釋，目前比較權威的解釋是以王利明先生給的定義：合同相對性是指合同主要在特定的合同當事人之間發生法律拘束力，只有合同當事人一方能基於合同向對方提出請求或提起訴訟，而不能向與其無合同關系的第三人提出合同上的請求，也不能擅自為第三人設定合同上的義務，合同債權也主要受合同法的保護。在大陸法系中，合同相對性源至羅馬法的「債的相對性」理論，認為債是當事人一方請求他方為給付行為的法律關系，債權是只能對特定人產生效力的請求權。這種由特定權利人向特定義務人請求為或不為特定行為的特性，就是「債的相對性」。而合同是債的形式之一，因此，具體到合同的效力范圍上，這種相對性原則的主要含義是：合同僅於締約人之間發生效力，對合同外第三人不發生效力；合同締約人不得以合同約定涉及第三人利益的事項，任何一方締約人不與第三人發生權利義務關系，否則合同無效。這一規則對現代大陸法系的債法產生了很大影響，理論上，都將其視為債權自身性質所決定的一種當然原則。

二、合同相對性的突破表現：
合同相對性確立以後，由於社會經濟的發展，為了更好地保護債權人和第三人的合法權益，維護正常的社會經濟秩序，現代大陸法系國家的合同立法對合同相對性規則已有所突破，合同相對性理論也同時得到發展和完善。

（一）第三人侵害債權

所謂第三人侵害債權一般是指合同外的第三人明知合同債權的存在，仍然故意以損害他人債權為目的，實施某種侵權行為，致使債權人的債權部分或全部不能實現並致債權人損害的行為。侵害債權的情況在實務中時有發生，但我國現行法律沒有確立第三人侵害債權制度。但是在現實生活中，由於經濟活動日益密切，民事行為之間的關聯性不斷增大，各種權利相互沖突、相互影響的機率也隨之增多，如果債權受到第三人的侵害，僅僅因為債權是相對權而不賦予債權人基於侵權法上的損害賠償請求權，則債權人的利益將很難得到保障，明顯違背了有侵害必然有救濟的法理。但是，第三人侵害債權的范圍應該嚴格受到控制，侵害債權應同時具備以下要件：第一，第三人侵害的必須是合法債權。如果是不合法債權，即使侵害了，也不用承擔責任，因為非法債權不受法律保護。第二，第三人實施的侵權行為具有違法性，並致使合同債務不能履行。如果第三人的行為是合法的，即使導致合同不能履行，也不構成第三人侵害債權，而是要承擔其他的刑事責任。相應的，合同不能履行並非是第三人的非法行為所致，也不構成第三人侵害債權。所以說，必須是第三人的非法行為和合同不能履行之間存在因果關系時，才構成第三人侵害債權。

(二)債權保全制度。
在現實經濟生活中，一些債務人為了逃避債務，或隱匿轉移財產、或低價轉讓乃至無償贈與財產，或怠於行使自己的債權乃至放棄自己的債權，這些行為均嚴重損害了債權人的利益。但按照傳統的合同相對性原則，由於債權人不能將自己的意志滲透到債務人與第三人的合同行為中，影響債務人與第三人的「契約自由」，因此其對此是束手無策的。這種利益上的失衡，必將導致整個合同領域交易安全的喪失，於是，為了在債務人的意思自治和債權人的期待利益間找到一個平衡點，維護誠信原則，便自然地產生了債的保全制度。此制度的基本原理在於，賦予債權人對債務人或相關第三人享有一定的權利一—代位權和撤消權。其中代位權是指債務人怠於行使其對第三人的權利並危及債權時，債權人得以自己的名義行使該權利，請求第三人履行義務。撤消權則是指債務人為逃避債務將自身財產無償贈與或以不當低價轉讓給第三人時，債權人得向法院申請撤消，宣告行為無效。

（三）「租賃權的物權化」

我國《合同法》第229條規定「租賃物在租賃期間發生所有權變動的，不影響租賃合同的效力。」即出租方將財產所有權轉移給第三方時租賃合同對新的所有權方繼續有效。這是民法理論上的「買賣不破租賃」規則，使得依據租賃合同產生的租賃權(債權)具有對抗第三人的物權的效力。根據債的相對性，租賃合同應只對出租人和承租人有效，當第三人買受租賃標的成為不動產所有人時，買受人非租賃合同的締約人，故不應受合同約束，得隨時取回租賃標的物。但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隨著城市擴張、房荒問題的出現，各國為解決社會矛盾，多設定「買賣不破租賃」的例外規定，即出租人將租賃標的物讓於第三人時，原租賃合同對受讓人繼續有效。最初《德國民法典》第571條規定「買賣不破租賃」規則適用於土地租賃，後擴及一切不動產。
（四）附保護第三人作用的合同

「附保護第三人作用的制度」的意思是指特殊關系的第三人因債務人債的履行而受到損害時，不但可以向債務人主張侵權責任，而且可突破債的相對性，要求債務人承擔合同上的責任，以更好地保護其利益，此種請求權的基礎建立在基於誠信原則而發生的保護、照顧等合同附隨義務之上。也就是說，債務人所負的合同上的義務，不但指向債權人，而且指向與債權人有特殊關系的第三人。這是德國判例與學說創立了「附保護第三人作用之契約」制度，以加強保護與債權人具有特殊關系第三人的利益。該制度雖加強了對第三人的保護，但也有加重債務人責任之虞，故第三人的范圍應嚴格限制，通說認為第三人包括親屬、勞工、僱傭、租賃等具有人格法上特質之關系負有保護、照顧義務的人」。因而，我們可以看出，「附保護第三人作用的制度」只是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合同相對性原則。

（五）債權不可侵性理論的建立。

依傳統理論，物權是可對標的物直接支配的絕對權，可以對任何第三人主張權利，並得排除任何第三人對物權的妨害；債權是僅得向特定當事人請求給付的相對權，不能向第三人主張權利，也就沒有排除他人干涉的效力。為了保護債權免受不法行為的侵害，有必要進一步建立新的權利理論，[3]故學者主張承認債權的不可侵性。英國1853年判決Lumley V Gye案，創立了第三人侵害債權的先河。該案原告Lumley與某演員訂有在原告劇院演出數月的合同，並規定該演員不得去其他劇院演出。被告Gye明知此合同存在，仍誘使該演員違反合同。法院判決認為被告Gye侵害合同關系乃不法行為，應向原告Lumley承擔責任。此後，該判例所創立的第三人不法侵害債權理論為多國接受。不法侵害債權，指第三人故意損害他人債權為目的，妨害債務人履行債務的行為。[4]根據債權不可侵理論，不法侵害債權的行為發生後，債權人得以債權為由提起損害賠償之訴，追究第三人的責任，這使債的效力得到擴張，及於一切侵害債權的第三人。這也是對合同相對性的重大突破。
（六）關於第三人利益的合同。

第三人利益的合同，是指訂約人並非為自己而是為他人設定權利的合同。此種合同的法律特徵為：（1）第三人不是訂約當事人，他不必在合同上簽字，也不需要通過代理人參與締約。（2）該合同只能給第三人設定權利，而不得為其設定義務。（3）該合同的訂立，事先無須通知或者徵得第三人的同意。第三人利益合同屬於利他合同一種，如果債務人不履行義務，第三人和債權人均可以請求其承擔責任。正是由於第三人利益的合同將對第三人發生效力，所以，此類合同是合同相對性的例外。

（七）代為清償

代為清償，又稱清償代位，是指與債的履行有利害關系的第三人，代替債務人清償債務而在其清償范圍內取得債權人權利的制度。第三人的代為清償行為，可基於法律的規定，也可基於當事人之間的約定，但不管出於何種原因，代為清償都突破了債的相對性原則，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1)第三人履行了依債的相對性只能由特定債務人履行的債務，突破了債務履行主體相對性的限制；(2)第三人在代為清償後，於其清償范圍內，取得債權人的地位和權利，對債務人享有求償權，突破了債權請求主體相對性的限制。當然，以代為清償的方式突破債的相對性，並非可以任意為之，它須滿足一定的條件：(1)必須依債的性質可由第三人清償；(2)債權人與債務人之間沒有不得由第三人清償的特別約定；(3)代為清償不違背公序良俗，不損害債權人債務人利益。

（八）披露制度的確認。 我國《合同法》第403條規定受託人以自己的名義與第三人訂立合同時，第三人不知道受託人與委託人之間的代理關系，受託人因第三人的原因不履行義務，受託人應當向委託人披露第三人，委託人因此可以行使受託人對第三人的權利。受託人因委託人的原因對第三人不履行義務，受託人應當向第三人披露委託人，第三人因此可以選擇受託人或委託人作為相對人，主張其權利。披露制度的確立也是對合同相對性原則的一種突破。

此外，代理、保險、信託作為為第三人利益合同的特例逐漸脫離合同相對性的約束，成為各自獨立的制度；同時，債的轉讓也被視作合同相對性原則的例外。

三、突破合同相對性的本質

綜上所述，雖然突破合同相對性的情形多種多樣，然而從根本上講就是合同效力是否在特定情況下及於第三人的問題，主要涵蓋以下三個方面：

首先，合同主體涉及第三人。合同主體的相對性，是指合同關系只能發生在特定的主體之間，只有合同當事人一方能夠向合同的另一方當事人基於合同提出請求或提起訴訟。而在債權物權化的情形中，第三人可以租賃權對抗房屋買受人。又如在「附保護第三人作用的契約」中，第三人可以請求債務人承擔合同責任，而許多國家則直接賦予了消費者直接起訴生產者的訴權。 其次，合同權利義務涉及第三人。合同內容的相對性，是指除法律、合同另有規定以外，只有合同當事人才能享有某個合同所規定的權利，承擔合同規定的義務，除合同當事人以外的任何第三人不能主張合同上的權利。在為第三人利益合同中，當事人雙方可約定向第三人利益為給付，或經第三人同意為其設定給付義務；在債權保全中，合同權利與義務同樣對第三人產生了約束力；債權的轉讓則將合同權利或義務直接涉及第三人。

第三，合同責任涉及第三人。合同義務的相對性必然決定合同責任的相對性，是指違約責任只能在特定的當事人之間發生，合同關系以外的人不負違約責任，合同當事人也不對其承擔違約責任。從這一點上看，上述突破情形只有「附保護第三人作用的契約」突破了合同責任的相對性，使生產者對消費者直接承擔違約責任。各國多通過嚴格區分違約責任和侵權責任來解決合同相對性所面臨的困難，如產品責任制度、第三人侵害債權制度。然而，合同相對性規則並不是絕對地排斥第三人的責任。如在保證合同中，當被保證的債務人一方不履行合同義務時，債權人可以直接請求保證人履行合同或承擔違約責任。再如，債務轉讓合同中，由第三人取代債務人成為合同關系的主體，新債務人將承擔全部債務。可以認為只有當第三人自願承擔合同義務成為合同當事人，才負違約責任。

史尚寬先生曾言：由個人自覺，及於社會自覺，契約之意義及價值，漸自社會立場加以重估。[3] 因而，法律應該確立以合同相對性原則主體，同時，承認合同相對性的突破，更加充分、完善的保護財產的流轉。而確立這種模式的意義：一方面，加強債權的保護，擴張了債的效力，承認債的發生、履行方式的多樣性，促進了合同的有效履行，提高了民事交易效率，有利於社會財富增長和社會進步；另一方面，在債的關系與社會其他關系的互動層面上，由極端地強調合同自由、尊崇意思自治不受干預，轉變為兼顧社會公正，更加註重合同當事人與第三人利益、社會利益的合理平衡。
我國《合同法》對第三人利益合同沒有專門做出規定，合同法作為規范合同關系的一般法，理應對第三人利益合同做出具體規定，所以，從世界各國和地區為第三人利益合同的發展分析，以及從我國的實際需要出發，我國立法確有進一步完善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