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法領域的公益訴訟

① 經濟公益訴訟的經濟公益訴訟的特徵

它是指被訴行為侵害了或危及到社會性的經濟公益，一般並不直接損害原告私人的利益。在單純私人利益直接受損害的情形下，只需訴諸傳統的訴訟手段即可處理，個人作為自身利益的最大維護者，理應且非常自覺地向法院提起訴訟以維護自身合法權益；而在經濟公益訴訟之場合「原告申訴的基礎並不在於自己的某種利益受到侵害或脅迫，而在於希望保護因私人或政府機關的違法
行為而受損的公眾或一部分公眾的利益。因此，我國這里提出的是在傳統的限制資格的原則下，原告如果不能向法院提出訴訟，該如何處理。」 在此情形下，起訴資格的實質問題是「申請人是否能表明一些實質性的不負責任或濫用職權，而不在於是否涉及他的個人權利或利益」。這也從一側面反映了同「唯有法律上有直接利害關系，才有資格提起訴訟」的傳統訴訟制度相比，不斷放寬了原告起訴資格的限制，而使越來越多的公民個人或其它組織（私人力量）通過司法力量維護社會經濟公共權益的渠道愈加暢通。 1、為維護社會經濟公益賦予檢察機關以原告資格符合國際通例。在法國檢察官是國家利益的代表，是社會公共利益的代表，檢察官參與涉及到社會公共利益、國家利益和公民重大利益的訴訟可以發揮其維護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的職能，檢察官為維護社會經濟公益提起訴訟的這一職能在1806年法國《民事訴訟法》中獲得了明確的立法確認。法國的這一做法對後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現代世界各國都普遍地建立了檢察官為維護社會經濟公益提起訴訟的制度。德國和日本設有公共利益代表人制度由檢察官代表社會公益提起訴訟的制度。美國環境保護法規中均授權司法部長（檢察官）提起訴訟的權利，英國只有代表公共利益的檢察長才有權提起阻止侵犯公共權利的行為的訴訟。雖然，檢察機關在前述各國一般隸屬行政系統，但代表公共利益的屬性是相通的，正如檢察機關隸屬於哪個系統均不影響它提起刑事公訴一樣，其為維護社會經濟公益而向法院提起訴訟的經濟公益訴訟啟動權不應受到權力隸屬關系的限制。
2、檢察機關提起經濟公益訴訟與其作為國家法律監督機關行使法律監督權的性質相吻合。我國的憲法規定，檢察機關為我國的法律監督機關。根據現行的訴訟法體系，檢察機關在傳統民事訴訟、行政訴訟中的直接監督方式是，對人民法院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裁定，發現違反法律、法規的，有權按照審判監督程序提出抗訴。但是，這是一種單一的缺乏操作性的事後監督形式，與檢察機關的法律地位是不相稱的。作為對傳統的訴訟法加以理念性更新和突破的新型訴訟方式——經濟公益訴訟，應賦予檢察機關以完整的、全面的訴訟監督權，這種「完整性」、「監督性」應直接體現在賦予檢察機關以維護社會經濟公益為目的的經濟公益訴訟的起訴權。換句話說，檢察機關為維護社會經濟公益提起訴本身就是對損害社會經濟公益的違法行為進行監督。
3．檢察機關代表國家提起經濟公益訴訟有利於保證審判獨立，實現司法公正。涉及社會經濟公益的案件多涉及重大的部門利益和地方利益，不僅當事人想方設法干擾公正審判，地方政府也企圖通過各種途徑對法院施加壓力。加之我國的審判人員整體素質不高，我國的司法獨立制度還不夠完善，單憑審判人員的自律在關涉重大經濟公益的公益訴訟中保證公正司法是不現實的，可以通過檢察機關的監督權介入此類案件進行他律，促使其正確行使審判權。 當行政行為損害國家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並不直接侵害公民個人利益時，公民是否具有起訴資格？丹寧勛爵在〈〈法律的訓誡〉〉一書中指出，普通的個人可以到法院進行起訴，只要他在正在進行的案件中有「充分利益「。關於何謂」充分利益「？丹寧勛爵在介紹布萊克本先生對倫敦賭博俱樂部違法行為要求法院發布一項訓令，迫使警察局長去履行他的職責一案後，指出，每一有責任感的公民都有權利確保法律得到實施，而這本身就是他為確保法律得以實施在要求法院頒布調卷令和訓令時充分利益，並強調在一定意義上，充分利益與公共利益具有很大的一致性。面對維護國家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的公民，如果不給予司法救濟，將公民拒絕於司法大門之外，這樣的法律是令人懷疑也是令人感到悲哀的。因此，當社會經濟公益遭受損害或有損害之虞時，授權公民以原告資格是可行的也是必需的。
社會團體是指具有某種共同目的、利益以及其他共同特徵的人通過一定的形式組合起來的互益組織，包括各種公益性團體如環境保護組織、消費者協會及各類行業公會組織等。其主要功能為對成員利益和社會公益的維護，以及對政府活動的參與與監督等。然而，最具有現實意義的是，社會團體使作為獨立利益體系的社會利益有了最終的載體和歸依，使得經濟法（社會法）具有了堅實的物質基礎，不再是空中樓閣；它突破了傳統訴訟法只有利害關系人才能享有訴權的制約，社會團體能夠作為社會利益的代表提起公益訴訟，獲得法律的救濟和保障。鑒於經濟公益侵害行為實施者的強大性，其在人力、物力、財力等方面具有明顯的優勢，一般的個人不論在哪方面都無法與其抗衡，面對經濟公益訴訟這一有力武器只能望之而不能用之，與公民個人相比，社會團體具有訴訟能力優勢，不同的社會團體基於對本團體相關的公共事務如環境保護、消費者權益等的了解與熟悉，在行使原告權利或承擔相應義務方面更加方便，以團體這一組織形式介入更能產生強大效應，其影響范圍更大。因此，筆者更傾向於在我國將來真正建立的經濟公益訴訟中應充分發揮社會團體的積極功效，構築起同各種危害經濟公益行為作斗爭的經濟公益訴訟機制。

② 經濟法程序法（經濟公益訴訟）的主要特徵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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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公益訴訟是指由於行政機關或其它公共權力機構、公司、企業或其它組織及個人的違法行為或不作為，使社會經濟公共利益遭受侵害或有侵害之虞時(如我國的國有資產流失、環境公益侵害、公平的競爭秩序遭受破壞進而損害消費者公益等)，法律允許公民或團體為維護社會經濟公益而向法院提起訴訟的制度。
其主要特徵在於：保護的權益是不特定人的權益，並非專屬於某個法律主體的權益，而是社會的公共利益；保護的利益是社會經濟公共利益，如消費者權益、國有資產保護等，區別於其他公益訴訟，如行政公益訴訟等；訴訟啟動主體一般是特定的機構或者專門的社會組織；程序與普通訴訟不同，有專門的公益訴訟法庭作為組織保障，實行有利於原告的舉證責任倒置原則，建立對原告有利的訴訟費用承擔及其獎勵機制。

③ 經濟法上的公益訴訟問題的經典案例有哪些

經濟公益訴訟的含義：
指被訴行為侵害了或危及到社會性的經濟公益，一般並不直接損害原告私人的利益。在單純私人利益直接受損害的情形下，只需訴諸傳統的訴訟手段即可處理，個人作為自身利益的最大維護者，理應且非常自覺地向法院提起訴訟以維護自身合法權益。
經典案例：
1.2001年7月，因為在購買的電話號碼簿上查不到有關電話，丘建東狀告電話號簿公司，結果被法院駁回上訴。2004丘建東狀告廈門航空公司，要求返還機場建設費五十元，撤銷機場建設費，後來基於同樣的理由被判敗訴。

對於上述結果，絕不能過分苛責法院。因為公益訴訟通常會涉及到某些政府部門濫用權力侵犯公眾利益，或者壟斷企業將不公平的條款強加於消費者。受理、審判和裁決這樣的案件不僅需要勇氣，還要通過司法活動進行法律創新，對重大的制度性安排作出判斷，所以，除了法官個人的勇氣外，還需要高超的能力和嫻熟的司法技術，以及制度和環境的支持。

其次，原告勝訴成果不能有效轉化，公益訴訟的判決效果不彰。在當代中國的公益訴訟案件中，人們不難看到這樣的現象：雖然第一位提起公益訴訟的原告勝訴了，但當其他有著同樣遭遇的人們繼起捍衛個人權益時，卻不得不從頭開始提起訴訟，以個人之力去對抗強勢部門所製造的社會不公。

造成公益訴訟處於困境的現實原因固然很多，但主要原因是中國公益訴訟缺乏明確的法律依據。中國《民事訴訟法》第108條規定，起訴者必須是與本案有直接利害關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行政訴訟法》第41條規定，提起訴訟的原告須是認為具體行政行為侵犯合法權益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對於這些條款的通常理解是，只有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因自己的合法權益受到侵犯或者與他人發生權益爭議，才能以原告資格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要求人民法院行使司法審判權保護其合法權益，而與案件沒有直接利害關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無權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在司法實踐中，也是按照上述理解開展審判活動的。

④ 誰有經濟法學的小論文

[摘要] 本文剖析了經濟法主體的概念、性質和特徵，反思了學術界研究經濟法主體存在的不足，指出了目前經濟法理論研究「範式」化的危害，並從抽象和具體兩個層次、靜態和動態兩個角度對經濟法主體的分類方法做出了新的嘗試。 [關鍵詞] 經濟主體，主體價值、主體分類，抽象與具體層面，靜態與動態角度 一、正確認識經濟法主體的價值和意義 從動態的角度看，法通過調控一定主體的行為，以確認、保護和發展一定的社會關系，最終達到建立和維護一定社會秩序、實現其價值理念的目的。就某一部門法而言，對主體行為的調控主要是通過確定主體范圍和設定行為模式兩方面完成的，具體地說，就是該部門法明確調整哪些主體的行為，並運用哪些權利義務的組合來規范主體的法律行為。主體根據法律的規定建立具體的法律關系，並最終將這種法律關系轉化為享受權利和履行義務的現實行為，使法在社會生活中得以實現。 對於新興的現代部門法——經濟法來說，其社會本位的價值理念的實現，當然有賴於經濟法主體制度的正確建立和發展。正確認識經濟法主體的概念、性質和分類，既有重大的理論價值，又有重大的實踐價值。一方面，經濟法主體理論是構建成熟、完備的經濟法基礎理論體系的核心環節，與經濟法的調整對象（調整哪些社會關系）、本質屬性（與其他部門法有何根本區別）和理念原則（如何指導經濟法的制定和實施）存在著邏輯上的緊密聯系。另一方面，經濟法主體又是銜接經濟法理論與實踐的環節性要素：就經濟法的制定過程而言，經濟法主體的層級理論是建立和完善科學的經濟法律體系和區分具體經濟法律部門層級的基礎；就經濟法的實施過程而言，經濟法主體的動態角色研究，能夠使經濟法理念原則得以正確適用，並改善經濟法在法律實踐中功能受限等問題，[注1]以規范和引導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 補充： 中國的經濟法學作為研究經濟法現象的新興法律學科，是在大膽借鑒國內外法學和經濟學研究成果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蓬勃發展，在現實經濟生活中出現了別國市場經濟未曾面臨的新情況。譬如，怎樣在不影響國家控股的前提下，適當減持部分國有股的問題。這些新的變化需要我們經濟法學者針對新問題擺脫舊有思維的束縛，加強法律理論的創新研究。 然而不論從經濟法的發展歷史還是價值功能來看，由於國內不少經濟法學者成長和長成於標准化、模式化應試教育下，其創造性思維能力呈現出天然的「貧困」，導致對經濟法的本質與現代性認識不足，[注2]表現在經濟法主體研究領域，就是不自覺地止步於靜態的、形而上學的研究方法。一些學者固守或依賴於民法、行政法既有的主體研究成果，採用「範式」（模式化）的方法論將之遷移到經濟法理論中，而沒有考慮到經濟法的自身特色，造成了遷移來的經濟法主體理論水土不服。 比如在民法領域中，民事主體包括平等的公民、法人、非法人組織三大類，具有相應的民事權利能力和行為能力，主體憑借意思自治進行民事法律行為，並根據法律承擔以過錯責任為主的民事責任。但是對經濟法而言，如果從形式上照搬民法這種主體——行為——責任的研究路徑，而不加以具體分析，就容易讓人產生無法對經濟法主體准確定位和分類的困惑，並糾纏於經濟法是否應當像民法一樣規定法人制度[注3]但又與其相區別，經濟法是否應當建立一種不同於民法和行政法的責任制度等枝節性的問題。 補充： 我們認為，經濟法可以設立自己的法人制度，但一定要脫離民法抽象的、形式化的、帶有擬人色彩的「法人」窠臼。經濟法人制度真正要解決的問題是：主體如何以其社會責任為准則進行經濟行為、如何具體合理分擔社會責任等問題。經濟法人制度的問題不應當也不能夠成為我們深入研究經濟法主體的性質、行為和責任的障礙，否則還不如換一個角度來觀察問題。譬如，思考如何建立主體的「經濟責任制」就更有實踐價值。[注4]同時，與經濟法綜合系統的調整方法相適應，經濟法的責任制度體系是一種包含了民事責任、行政責任、刑事責任、社會責任等等的綜合責任體系，過於強調各部門法與各種調整方法形式上的對應性，反而會失去經濟法的特色。 再如，若模仿關於行政法主體劃分為行政主體、行政相對人和行政監督主體的分類思路，將經濟法主體的基本分類確定為地位不平等的決策主體、管理主體、實施主體、監督主體等。或者更簡略地劃分為管理主體和實施主體，並認為管理主體自然包含了決策主體和監督主體，它們都屬於國家主體。類似的困惑同樣存在。因為就任何法律規范而言，都有其創制主體、實施主體和監督主體，那麼這種似是而非的分類實踐意義何在！這只會把我們研究經濟法的視角限定於相對狹窄的國家經濟管理領域，以自圓其說！這是法律理論對法律實踐現狀的一種倒退和妥協，而非對經濟生活現實需要的一種積極響應。 補充： 應當注意到，該種分類的實質是確立了「國家主體」在經濟法律關系中的固定地位，即不管何種經濟法律關系，都必須有「國家主體」參與其中，才能稱之為經濟法意義上的法律關系。而這實際與行政法律關系中行政主體地位相對恆定的特點如出一轍。[注5]關於「國家主體」提法是否科學的問題，本文隨後會有專門論述，這里需要置疑一點：行政主體在各種行政法律關系中也並非永遠處於管理者的地位，而這種連行政法學者也注意到的「恆定」分類法局限問題，為什麼某些經濟法學者卻視而不見，將「國家主體」以管理者的姿態進行到底了呢？雖然很多學者認識到了這種基本分類方法的不足，並對其加以充實改進，例如用更詳細的經營主體、消費主體取代籠統的實施主體，用更具體的政府機構取代抽象的管理主體，以平衡原來過分突出國家主體軸心地位的分類，但仍有換湯不換葯之嫌，該分類方法對於具體經濟法部門的主體類型涵蓋性和針對性不強的先天弱點，也並未因此得到改善。 事實上，這些研究思路忽視了問題的真正關鍵，即三類部門法主體設置的邏輯起點並不相同。民商法是市場經濟中個體權利的維護者，強調以權利來界定和約束權利，以實現主體在平等秩序下的最大自由和利益。行政法以控制行政權力的行使為核心，強調以權利和權力來限定和制約行政權力，以實現政府有序行政的最大效能。而經濟法以維護社會公共利益為己任，其主體行為模式更偏重於權利（力）基礎上的責任，強調要在主體之間合理分配社會經濟資源，從而形成一種和諧的經濟秩序，以實現社會經濟整體的可持續發展。這里的分配不是以政府為主導的分配，而是一種需要動用市場的自發力量和政府的自覺力量，以市場機制正常發揮作用為基礎、政府進行宏觀調控相配合的合乎經濟理性的分配，政府經濟行為不能違背經濟規律和脫離法制軌道，否則政府就違反了其承擔的社會責任。這里的和諧也不能單純理解為制衡，而是一個遠比制衡更加寬廣和深入的概念。主體之間只有對抗與制約，而沒有合作與協調是不可能促進經濟的全面、持續、協調發展的，和諧是經濟法價值的核心要素，是貫穿於經濟法調整社會關系過程始終的一種基調，也是經濟法制定與實施的出發點和靈魂所在。 補充： 此外，由於現代社會經濟關系日益復雜並且變動頻繁，公私因素逐漸相互交織融合，經濟法律關系具有包含縱向因素和橫向因素的層級性，[注6]更需要我們從靜態和動態兩方面觀察才能完整揭示經濟法的本質。否則僅僅套用傳統思維固守靜態分類的老路子，我們就會陷入與別的部門法學者大打無謂的口水仗、人為擴大或縮小對經濟法調整范圍認識的誤區。譬如，經濟體制改革初期的「大民法」與「大經濟法」之論戰，中期的「經濟行政法」理論之興起和衰落，到現在的「經濟法」和「社會法」之爭。[注7]所以，對於經濟法主體的分類標准，我們不能簡單地以民法的橫向劃分或者行政法的縱向劃分思路加以替換，而應當從實踐出發勇於創新，通過動靜結合的方式探討經濟法主體的分類層次。 補充： 這兩種傾向未能正確把握經濟法主體的本質屬性和外部特徵，為我們正確認識經濟法主體設置了極大的障礙，並且也不自覺地降低了經濟法主體的實踐價值。 第一種傾向過分提升了「國家」在經濟法主體中的地位，而沒有考慮到國家主體比較抽象，在實際運作中存在多種角色，（如國家資產所有者、具體經濟關系參與者、宏觀經濟調控者、維護市場競爭者、經濟監督者等角色）需要不同具體主體加以代表，造成了認識上對「國家主體」的定位偏差。實踐中，當非國家主體一方的合法利益受到國家主體「合法權力」侵害時，其救濟方式往往被剝離為互不聯系的民事手段和行政手段，出現原告主體因同一事由在民事訴訟中偶爾勝訴，卻在行政訴訟中屢屢敗訴的戲劇性場面，甚至會出現因法院拒不受理而投訴無門的情況。這種「國家」思維的背後是一種法律非公即私的觀念：經濟法順理成章地在實踐中被劃定為純粹的公法，公法的執行主體又怎能被私法主體隨意告倒呢！顯然，如果我們不能區分這些「國家」角色的不同性質而擬定不同的法律對策，就會導致實踐中本已十分缺乏的、以維護社會經濟權利為目的的經濟公益訴訟等保障措施流產。僅在抽象層面上使用「國家主體」這一概念其實質就是無視公私因素融合的經濟現實而把經濟法定義為「公法」，這種傾向無法解決實踐中屢禁不止、亟待解決的地方保護問題和行業和部門行政性壟斷的問題。 補充： 第二種傾向，由於引進了太過寬泛的法律人格概念，會使我們無法理解個人在經濟法主體中的正確位置。實際上，沒有相應的經濟法律規范的規定，個人是不能隨便成為經濟法主體的。具體地說，一方面，個人作為經濟法主體必須要符合一定的角色和條件，因為經濟法是「以公為主，公私兼顧」的法，[注10]不同於民商法的私法性質，不允許當事人隨意創設經濟法上的權利義務關系。另一方面，經濟法規制的重心是經濟力量強大的組織而非個人，這從經濟法現象產生之初以產業法和反壟斷法的面目出現便能看出來。[注11]普通個人經濟力量有限，能夠承擔的社會責任也十分有限，所以法律重在通過民事規范對其經濟利益加以維護，只要求他們承擔與其行為限度相適應的法律責任。只有當組織性要素存在於社會關系中，需要國家意志涉入，以實現社會公共利益時，國家才有從經濟法層面對某一類個人的經濟行為進行規制的必要。譬如，法律對稅收關系中具有不同收入水平和收入類型的個人規定不同的稅率以實現國家有組織的資源再次分配職能；再如法律對公司內部經理、董事競業禁止加以明確規定以加重公司的社會經濟責任等。 所以，我們有必要提出一個新的研究思路：即特定利益＋社會責任→權利＋義務→主體。據此，從抽象層面和具體層面、靜態角度和動態角度，展開對經濟法主體分類的研究，這是由經濟法主體的「經濟利益性」、「縱橫統一性」、「責任優先性」等本質屬性和「范圍的廣泛性」、「地位的層級性」、「角色的變動性」等外部特徵決定的。而由此，我們可以得出一個相對完備的經濟法主體概念：經濟法主體就是根據法律確定的社會責任而賦予不同資格的，代表不同利益傾向的權利享有者和義務承擔者。 補充： （二）經濟法主體的性質和特徵 相對於民法和行政法主體而言，經濟法主體具有不同於它們的本質屬性：首先，經濟法主體具有經濟利益性，即它應當是某種經濟利益的明確代表，是該種經濟利益的積極追求和維護者。不論國家主體也好，還是組織主體、個人主體也好，法律對經濟法主體經濟行為的調控，更多地通過平衡協調的手段控制該類主體行為的經濟成本和經濟收益完成的。 其次，經濟法主體具有縱橫統一性，這是由經濟法所調整的社會關系應當是縱向因素和橫向因素的統一所決定的。對某個具體的經濟法主體而言，由於其所處的經濟關系性質不同，可能與其他主體處於不同的相對地位，或者居於管理者，或者居於被管理者，也可能處於平等地位。

⑤ 公益訴訟的認識變遷

據可查的資料顯示，國外的公益訴訟制度作為一種知識最遲在1990年已經被介紹到國內，在美國的環境法中有一種公民訴訟制度，是公益訴訟的一種形式。在九十年代，中國理論界首先出現的是經濟公益訴訟概念，論者認為經濟公益訴訟就是指特定的國家機關和相關的組織和個人，根據法律的授權，對違反經濟法律、法規侵犯國家利益、社會利益或不特定的他人利益的行為，向法院起訴，由法院依法追究相對人法律責任的活動。將經濟公益訴訟看作經濟法領域維護國家經濟利益的工具，為此主張建立專門的經濟訴訟程序以有利於經濟公益訴訟的進行。 也有論者認為，公益訴訟實際上是行政訴訟的一種。公益訴訟的提法是中國行政法學者的獨有見解，域外均未見有闡釋者。公益訴訟是中國學者在談論行政公訴時製造的「概念」。英國講越權之訴，美國講司法審查的范圍，大陸法系一般按照法院的管轄權進行分類，諸國均未發現以訴訟標行為基準命名的公益訴訟。
還有論者認為公益訴訟就是檢察院提起的民事公訴或行政公訴。有論者認為公益訴訟覆蓋刑事、民事和行政訴訟三大領域，目前中國只有刑事訴訟是公益訴訟，還應當建立和完善民事公益訴訟、行政公益訴訟。公益訴訟不等於公訴，它既可以由國家授權的檢察機關和政府機關代表國家提起公訴，又可以由利害關系人以國家授權機關的名義或以個人的名義提起訴訟。
根據公益訴訟的主體不同，有論者認為，公益訴訟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其中，廣義的公益訴訟包括所有為維護公共利益的訴訟，既有國家機關代表國家以國家的名義提起的訴訟，也有私法人、非法人團體、個人代表國家以自己的名義提起的訴訟。而狹義的公益訴訟是指國家機關代表國家以國家的名義提起的公益訴訟。

⑥ 民事公益訴訟區別於普通民事訴訟的特點是什麼

一、訴訟目的不完全相同。

民事公益訴訟的目的是維護社會公共利益，不同於普通專民事訴訟僅牽屬涉私人民事紛爭，公益訴訟具有重大的社會價值。

二、保護利益的特點不同。

三、對訴訟當事人的要求不同。

四、公益訴訟糾紛所涉及的損害往往具有廣泛性、嚴重性和長期性。而普通民事糾紛主要涉及普通個全之間的權益損害，損害的范圍一般較易界定。

(6)經濟法領域的公益訴訟擴展閱讀

在20世紀90年代，中國理論界首先出現的是經濟公益訴訟概念，論者認為經濟公益訴訟就是指特定的國家機關和相關的組織和個人，根據法律的授權，對違反經濟法律、法規侵犯國家利益、社會利益或不特定的他人利益的行為，向法院起訴，由法院依法追究相對人法律責任的活動。

將經濟公益訴訟看作經濟法領域維護國家經濟利益的工具，為此主張建立專門的經濟訴訟程序以有利於經濟公益訴訟的進行。也有論者認為，公益訴訟實際上是行政訴訟的一種。

公益訴訟的提法是中國行政法學者的獨有見解，域外均未見有闡釋者。公益訴訟是中國學者在談論行政公訴時製造的「概念」。英國講越權之訴，美國講司法審查的范圍，大陸法系一般按照法院的管轄權進行分類，諸國均未發現以訴訟標行為基準命名的公益訴訟。

⑦ 選公益訴訟為畢業論文的理由

摘要 隨著中國市場經濟的不斷完善和發展，我國的經濟建設取得了重大成就，但是，隨之也出現了眾多經濟糾紛，而如何確保市場主體各方都能夠有效地維護自身的利益，則成了我國市場經濟法所要關心的話題，尤其是公益訴訟制度能否得到貫徹執行，更成了市場經濟主體及法律界人士所普遍關注的話題。

⑧ 公益訴訟制度與經濟法有何關系

傳統的經濟法研究一直在努力證明自身獨立存在的價值，多局限於實體法上的思考，卻缺乏理性地構建獨立的程序法架構，尤其缺乏對經濟法程序理念的提升，有些自說自話的感覺，從而動搖了人們對經濟法獨立性的信任，沒有自身獨特的程序保障的經濟實體法也只能是無源之水和無本之木了。所以，提升體現經濟法本質的獨特的經濟法理念與建立相應的經濟法程序規則是經濟法研究的當務之急。經濟法是以社會公共利益為本位的部門法，與之相適應，經濟法的程序始終貫穿著一條主線即對社會公益的關注，一種旨在建立一套程序規則，以有效保護社會公共利益不受侵害的理念。出於有效保護公益的考慮，經濟法程序中的原告與傳統的法律程序相比往往不明確，其保護的利益也經常與自身不具有必然的直接聯系，更多的情況，表現為一種擴散性的趨勢，以保護與原告處於同一立場的利益階層的人們的擴散的片斷性利益。因而，西方有學者把這類訴訟稱為保護擴散性利益訴訟。這種訴訟實際上就是公益訴訟。經濟法作為獨立的法律部門，有獨立的調整對象、調整方法，而我國現有的三種訴訟制度對違反經濟法的行為的追究都有很大的局限性。按現行程序制度操作，需要按不同程序處理同一經濟違法行為：即違法者的民事責任應按民事訴訟法由法院民事審判庭來追究；違法者的經濟責任應按照《行政處罰法》由行政機關追究；行政相對人不服行政處罰還可依行政訴訟法提起行政訴訟，由法院行政審判庭審判；違法者的刑事責任則按刑事訴訟法由法院刑事審判庭追究。這種由不同訴訟程序轉換所帶來的時間延誤和其他弊病，不可避免地影響對經濟違法行為的有效打擊。為保證經濟法的實施，因此有必要建立一種新型訴訟制度——公益訴訟制度。在這種訴訟程序中，同時從民事、經濟、刑事三方面解決違反經濟法行為的法律責任問題，避免由不同訴訟程序轉換所帶來的時間延誤和其他弊病，以保證對違反經濟法行為處理的徹底性和有效性。

「經濟法的調整對象是具有社會性的經濟關系，即直接涉及或影響社會或公眾重大利益的經濟關系。」這樣一種新型社會經濟關系的出現決定了必然會有新型法律關系主體的出現，經濟法權利(權力)、義務和責任一定為新型法律關系主體所分配和承擔。經濟法法律關系客體呈現出社會性的特點。社會性的財產(即國有資產或公有財產)以及社會性的行為是經濟法法律關系的重要客體，因為經濟法法律關系客體的社會性特點，決定了經濟法主體權利義務以及權利救濟方法的特點。經濟法的權利和義務同客體一樣，也具有社會性的特點，經濟法權利主體擁有的權利可以稱之為「社會權」；經濟法義務主體的義務是對社會的義務，而不是對特定主體的義務；經濟法權力主體的權力是為實現經濟法權利主體的「社會權」而設置。因為經濟法的權利和義務具有社會性的特點，因此，經濟法責任主體的法律責任是對社會的責任；法律責任追究的司法程序應當主要適用公益訴訟程序。為什麼對違反經濟法行為提起的訴訟，一般均應屬於「公益訴訟」？依據在於經濟法維護社會公共經濟利益的本質與宗旨。違反經濟法的行為一定是侵犯不特定多數人利益或全社會公共經濟利益的行為。那麼，追究違反經濟法行為法律責任適用的程序就不應當是私益訴訟，而應當是公益訴訟。因為私益訴訟對應的是個體權利的保護；適用私益訴訟程序處理關系不特定多數人利益或全社會公共經濟利益的案件顯然是小馬拉大車，不僅不經濟，而且沒有效率，這應當是不需要論證的眾所周知的事實。從經濟法的調整對象、經濟法法律關系與經濟法責任等都可以驗證經濟法與公益訴訟的契合性。

有人試圖否定實體法與訴訟法之間的邏輯聯系，進而達到否定經濟法與公益訴訟之間存在契合性的目的。其理由之一是：目前在民事法律領域中，一方面，除了作為基本法的民法通則以外，還有獨立的婚姻法、繼承法、合同法、保險法、公司法等一系列實體法律、法規，它們各自都沒有也不可能都有專門的訴訟法相對應。但是，豈不知，婚姻法、繼承法、合同法等一系列實體法律法規與民法不是同一層次的部門法，而只是民法的重要組成部分或子法，有了民事訴訟法及其特別規定也就不需要另行制定與這些民法之特別法相對應的訴訟法。同時，這個理由也不足以駁倒經濟法與公益訴訟之間存在契合性。因為誰也不認為經濟法是民法的重要組成部分或子法，而一般公認經濟法與民法是同一層次、相互獨立、相互補充的部門法。其理由之二是：我國實體法領域並不存在獨立的、統一的經濟法部門，也很難制定出統一的經濟法典，更不能取代民法的基本地位。事實上，經濟法歷來沒有取代民法作為基本法地位的企圖，否則就是對經濟法地位的嚴重誤解和歪曲。至於說實體法領域不存在獨立統一的經濟法部門，這是對經濟法固有理論的簡單否定。盡管由於種種原因，致使統一的經濟法典無法出台，但並不足以證明經濟法作為部門法就不存在，也不足以說明經濟訴訟獨立存在缺乏實體法的前提。試問：我國沒有出台統一的行政法典，但為什麼又有獨立的行政訴訟法呢?所以形式意義上的實體法不完全是相應訴訟程序獨立的前提條件，但同一層次的實質意義上的實體法應當有相應的訴訟程序作司法保障，應當是相應訴訟程序獨立的前提條件之一。

同時，經濟法沖突或經濟法糾紛的大量存在及其與民事糾紛的嚴格差異是經濟法訴訟產生和獨立的現實前提。經濟法沖突表現為內部不經濟和外部不經濟兩種狀態。內部不經濟又表現為投資者對經營管理者喪失信心、經濟管理混亂、經濟效益嚴重低下、成本費用過高、分配顯失公平等。外部不經濟表現為不正當競爭、壟斷、可持續發展受阻、經濟負增長、供需嚴重脫節、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明顯化等。這些沖突顯然與民事沖突有著極為鮮明的差異。而且，由於經濟關系的日益復雜化，經濟法沖突越來越趨於綜合性，同一經濟法沖突往往同時兼具民事、行政及刑事諸方面的不同性質。因此，經濟法糾紛並不是「特定類型的民事案件」，在本質上與民事糾紛有區別，民事訴訟與經濟法訴訟在所調整的社會關系性質方面都不完全一致，是不同性質的訴訟活動，經濟法訴訟突出表現為具有公益訴訟的特性。

⑨ 論經濟法是如何維護消費者權益的

消費者權益保護問題是各國市場經濟發展中共同面對的問題。市場經濟的發展由「生產者主權」導向轉向「消費者主權」導向,不僅是市場經濟發展由不成熟到成熟的一個重要標志,而且還是市場經濟發展的一個最本質、最客觀的要求。但是,市場經濟為消費者主權的確立和實現提供了一定的基礎和便利,但卻不可能完全解決消費者主權實現的一系列問題和矛盾:市場經濟條件下的「信息不對稱」問題,以及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市場壟斷和促銷陷阱等,在某種程度上都可能會導致消費者的權益受到損害;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外部經濟效益問題,在某種程度上可能會導致消費者權益維護的整體失敗。經濟法的基本任務就是克服或矯正市場失效,保障經濟公平和社會公平,為市場經濟的發展創造良好的法律環境,以推動經濟增長、促進經濟與社會的良性運行和協調發展,實現社會整體經濟利益的平衡協調。相對於行政法和民商法,經濟法在消費者權益保護方面有著特有的優勢。 市場經濟條件下「產品責任問題」漸漸成為一個帶有普遍性的社會問題,「產品責任」制度是經濟法實現消費者權益保護的重要方面。產品責任是20世紀上半葉產生的新的侵權責任,它是在加害給付理論和實踐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經濟法對消費者權益的保護主要體現在兩個大的方面:其一,在歸責原則上,其採取的嚴格責任歸責原則不但有利於市場秩序的正常保持,而且有利於使消費者權益得到最充分、最便利的維護;其二,相對於一般的民事責任,產品責任的賠償范圍更加廣泛,也是消費者權益保護中消費者政策的要求。產品責任同時屬於民事法律范疇,但比一般的侵權責任保護范圍更加有力,精神損害賠償和純經濟損失的賠償是最為突出的表現。 我國制定《消費者權益保護法》時,借鑒美國懲罰性賠償制度,規定《消法》第49條的懲罰性賠償制度,其立法目的是要動員一切受欺詐的消費者同經營者的欺詐行為作斗爭。懲罰性賠償制度突破了傳統民事損害賠償制度的一般原則,具備了傳統民事損害賠償所不具有的制度功能。《消法》中這一雙倍賠償的條款被認為是中國懲罰性損害賠償立法的一個里程碑。但是,從本質上看,該條款並非如同英美法中的規定一樣是一個侵權法條款,而是一個合同法規范,不利於消費者權益的維護。為了實現經濟法對消費者權益的更加強有力保護,應當通過法律修改把懲罰性賠償引入侵權法領域,按照經濟法的觀點提高賠償數額,把產品責任的責任方造成的外部性通過制度設計實現內部化。 實現消費者權益的經濟法保護,必須構建方便而有力的程序規則:經濟公益訴訟。通過對於美國和德國不同模式的比較法借鑒,通過對於我國現行的民事訴訟制度在適案范圍、審判組織形式、原告資格、費用承擔、舉證原則等方面的微調,可以引入建立經濟公益訴訟制度,實現對消費者權益的充分保護。

⑩ 公益訴訟制度與經濟法有何關系

「經濟法的調整對象是具有社會性的經濟關系，即直接涉及或影響社會或公眾重大利益的經濟關系。」這樣一種新型社會經濟關系的出現決定了必然會有新型法律關系主體的出現，經濟法權利(權力)、義務和責任一定為新型法律關系主體所分配和承擔。

1，經濟法法律關系客體呈現出社會性的特點。社會性的財產(即國有資產或公有財產)以及社會性的行為是經濟法法律關系的重要客體，因為經濟法法律關系客體的社會性特點，決定了經濟法主體權利義務以及權利救濟方法的特點。經濟法的權利和義務同客體一樣，也具有社會性的特點，經濟法權利主體擁有的權利可以稱之為「社會權」；經濟法義務主體的義務是對社會的義務，而不是對特定主體的義務。

2，經濟法權力主體的權力是為實現經濟法權利主體的「社會權」而設置。因為經濟法的權利和義務具有社會性的特點，因此，經濟法責任主體的法律責任是對社會的責任；法律責任追究的司法程序應當主要適用公益訴訟程序。為什麼對違反經濟法行為提起的訴訟，一般均應屬於「公益訴訟」？依據在於經濟法維護社會公共經濟利益的本質與宗旨。

3，違反經濟法的行為一定是侵犯不特定多數人利益或全社會公共經濟利益的行為。那麼，追究違反經濟法行為法律責任適用的程序就不應當是私益訴訟，而應當是公益訴訟。因為私益訴訟對應的是個體權利的保護；適用私益訴訟程序處理關系不特定多數人利益或全社會公共經濟利益的案件顯然是小馬拉大車，不僅不經濟，而且沒有效率，這應當是不需要論證的眾所周知的事實。從經濟法的調整對象、經濟法法律關系與經濟法責任等都可以驗證經濟法與公益訴訟的契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