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經濟法對弱勢群體的保護

1. 關於保護弱勢群體的法律

比較具體的是勞動法、消費者權益保護法。此外，憲法、刑法、民法、行政法等均有體現，如生產者責任、遺棄罪、虐待罪等等。

2. 國家對弱勢群體的保護有哪些相關法律

婦女兒童權益保障法、勞動法、勞動合同法、殘疾人保障法等等

3. 經濟法在社會經濟中的特有作用

經濟法的來特有功能，主源要包括社會經濟協調、利益資源分配、維護市場秩序以及宏觀管理規范的集成功能。與經濟學追求效率優先、社會學追求行為公平以及其他相關部門法的適用特點不同，具有比較優勢。改善民生與社會和諧發展。
（一）、經濟法的平衡協調功能
經濟法的經濟社會屬性與公私融合屬性決定了經濟法在社會資源分配中的平衡協調功能。經濟法調整經濟生活既以平衡協調為目標，也以平衡協調為手段，促使社會與私人、私人與私人之間達成某種共識和妥協，以實現最大化的社會福利和維護社會公平正義。
（二）、經濟法的穩定風險功能
當經濟社會轉型期同時面臨全球化帶來的外部經濟沖擊和區域經濟一體化帶來的內部市場結構調整問題時，穩定經濟風險尤為重要。只有在經濟法框架下，充分發揮其穩定經濟風險的特有功能，才能營造法治規范的市場環境，解決內部供需關系平衡問題、消費群體收入差距過大問題、發達國家轉嫁經濟風險問題和有效抵制貿易保護等問題，從而推動經濟平穩運行和較快增長，為改善民生和積累社會財富保駕護航。
（三）、經濟法的提升效率功能
經濟效率的提升取決於市場主體經營自主的私權利和國家介入干預的公權力之間在制度上的高效合理與運行上的規范系統。

4. 保障弱勢群體利益的正義制度有哪些

【摘要】現階段，社會弱勢群體問題已經成為我國政治、經濟和社
會生活中日益凸顯的重大社會問題。如何解決這一問題，促進社會弱勢群體基本權利的保障，已經成為我國進一步深化改革，加快經濟社會發展所不容迴避的問題。構建和諧社會必須要妥善解決弱勢群體的權益保障與救濟問題,這不僅是實現社會公正和法律實質正義的基本要求,更是突出體現了人權保障機能法治理念的內在精神，因此,加強對弱勢群體保護的法律制度建設,健全弱勢群體權益保障的立法體系,是一種保證社會安定和諧發展的有效方法。
【關鍵詞】弱勢群體 和諧社會 權益保障 法制建設 【 前言】
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當前社會發展，經濟持續增長的一個首要而長期的任務, 目前我國弱勢群體呈逐年增長態趨勢，這表明,這是一個急需法治保障，尤其是需要健全相關社會保障法律制度的時代,在追求效率的提高和財富增長的同時,更應該注重運用法治保障的手段來保護弱勢群體,保護其合法權益的正常實現。 一、弱勢群體的產生。
目前,我國在改革開放的普遍受惠之後正走向利益分割階段,不同社會階層呈現出不同收入和佔有不同的財產,弱勢群體由此相繼產生，如農民等。
二、弱勢群現狀。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進行了一系列保護弱勢群體權益的立法工作,使弱勢群體的權益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應有的維護,侵犯弱勢群體權益的

行為得到了一定的遏制，但是,由於舊機制中不合理制度的存在，規則上的不統一導致的不公平現象及侵犯弱勢群體權益的行為在一定范圍內大量存在,弱勢群體的權益從根本上來講還沒有得到真正的維護具體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面:
1.司法保護的訴訟成本過大,致使弱勢群體由於經濟上的貧困使其難於支付昂貴的訴訟成本，不僅阻礙了訴權的實現,而且對和諧社會氛圍的形成造成了消極影響，實踐中,弱勢群體權益被侵犯時因其沒有能力支付昂貴的訴訟成本而無法尋求司法的保護，因此,導致司法對弱者的保護只是一種可能性卻無法及時轉化為現實性,法律賦予他們的訴權事實上處於虛置狀態，這種狀況帶來的直接後果是,弱勢群體將對法律失去信心,遠離法律,從而採取其他的手段意圖實現自己的權利,如上訪、信訪、報復、犯罪等。這不僅影響了社會的穩定,而且延緩了社會法治化的進程。
2.由於我國對弱勢群體權利憲法保護的不足,致使弱勢成員對法律穩定性、統一性和公權力威信的樹立產生了信仰危機,加劇了社會矛盾和沖突的發生。目前，我國保護弱勢群體的手段主要依靠政策性措施而缺乏憲法司法保護，這樣的保護手段缺少穩定性、連續性和權威性。尤其是還沒有建立起長效的憲法訴訟機制，這就導致現實當中許多由憲法規定的弱勢群體的特有權利得不到實現，以及弱勢群體權利受到侵害而得不到憲法救濟的情況。其次，對於弱勢群體權利的實現缺乏程序性保障。致使弱勢群體的權利保護規定不具操作性，這不

僅對健全和完善我國弱勢群體的權利保護機製造成巨大損失，而且對法律和公權力威信的樹立也帶來一定的負面影響。
3.弱勢群體缺乏自我保護的能力和民主參與管理社會公共事務的機會,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弱勢群體成員潛能的開發,不利於人的全面發展和社會的均衡發展，由於弱勢群體自身文化素質偏低,法律知識匱乏,在招工就業訂立合同時往往無法有效維護自己的利益,或者是沒有將自己的利益或權利主張通過合同等法律文件固定下來，因而在事後發生糾紛時,一方面不知道通過怎樣的渠道來維護自己的權利;另一方面,即使在仲裁和訴訟中也往往因為證據的缺乏或合同條款的不利造成自己應得權益的喪失，從而使之缺乏正常的社會化環境,難以達到正常，合理的群體化行為，並且從社會角度來看,弱勢問題尤其是絕對貧困現象直接制約著弱勢群體民主自治?民主參與社會事務的程度,致使弱勢成員潛能的開發受到諸多限制。
三、加強弱勢群體權益保障的一些構想。 1.完善對弱勢群體法律保護的實施機制。
建立健全相應的法律實施機制尤為重要,其中,最為突出的應是司法救濟問題。首先,應當解決一些司法機關對弱勢群體所持的冷漠態度而令他們告狀難的問題,應該在簡化程序便利訴訟和減少訴訟成本方面探索出路;同時,還應當進一步完善訴訟費用的減免。盡量降低弱勢群體獲得司法救濟的門檻。使弱勢群體能夠切實、方便、快捷和經濟地獲取公正的司法保護,充分發揮司法救濟在保護弱勢群體中的重要作用。

2.建立和完善弱勢群體的社會公平的制度保障機制。
從根本上確保弱勢群體社會公平訴求的實現，建立和完善弱勢群體社會公平制度保障機制,就是要建立和完善一整套涵蓋弱勢群體經濟利益、政治利益、文化利益、社會利益的從國家到地方的法律、法規、政策等多層次的制度保障體系,對弱勢群體合法權益的實現提供全面的保護。
3.完善現有行政訴訟機制。
由此建立憲法訴訟機制,以利於弱勢群體積極主張依憲法規定享有獲得救助的權利。完善行政訴訟機制並由此走向憲法訴訟機制是我國走向憲政的必由之路,但是,建立憲法訴訟機制是一項綜合性的制度建設,需要各方面的制度加以配套,才能切實發揮其對弱勢群體進行救濟的作用。
4.加強對弱勢群體的法律援助力度。
健全法律援助制度,是實現可持續和諧發展的重要保證。首先,進一步擴充法律援助者隊伍,提高隊伍的整體業務素質;其次,完善法律援助工作機制,建立相關的規章制度,規范工作運行機制及程序。使法律援助制度切實可行,法律援助的現有資源得以合理利用,弱勢群體的合法權益得到有效保障。
5.拓展憲法及相關法律中弱勢群體的范圍。
重點是將農民包括在內,把農民問題的解決提升到憲法高度,作為政府長期的而且是義不容辭的義務，有效促進農業與農村發展,必須深刻地認識到,農民是我國最大的弱勢群體,如果農民這一中國最大的

弱勢群體問題不予解決。任由其惡化下去建設和諧社會就無從談起。
【結語 】龐大的社會弱勢群體的存在是我國構建和諧社會面臨
的一個必須解決的現實問題，弱勢群體已成為影響我國社會穩定和經濟持續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成為建設和諧社會的不和諧音。因此解決弱勢群體的利益保障問題已經刻不容緩，而從機制上來構想解決不失為其中一種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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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弱勢群體權利保護的基本方式有哪些

弱勢群體的法律保護方式與其產生的原因息息相關，弱勢群體含義上多指一方面經濟上的貧窮，缺少基本性的生活物資，收入低、生活水平低。一方面精神上的貧困，生活質量的較低，精神發展欠缺。一方面是社會受壓能力的較小。弱勢群體在社會中地位較低，壓力較大，心理承受能力較弱，對待社會問題較為偏激，自身矛盾與社會矛盾之間聯系較多。因此，弱勢群體可分為兩個分支：內在弱勢群體和外在弱勢群體。而無論是內在還是外在，在社會發展中，弱勢群體始終是社會給予關注與保護的對象。

一、弱勢群體法律保護發展趨勢
我國法律有相關規定：我國公民在年老時期、患有疾病或者已經導致勞動能力部分或者完全喪失的情形下，從國家和社會有其提供幫助的義務，公民自身也有向國家和社會尋求幫助的權利。國家對公民提供社會救濟，社會保險，和醫療衛生等服務。國家和社會共同幫助引導殘疾公民順利進行勞動、生活和教育等方面的生活。國家同時也保證公民的受教育權，平等權，保障婦女、老年人，兒童的權利。以上有關法律對弱勢群體的保護體現了憲法的公正性。也是「執政為民」，「以人為本」的執政紀念的充分體現。我國政府和黨對弱勢群體的關注度正逐步增強，因此，出台並實施了一系列的有針對性的方針政策和法律法規。

二、調整和完善對弱勢群體的法律保護模式
雖然我國政府和黨對弱勢群體的關注度在逐步提高，不過在總體效果上看，我國法律制定與實施過程中對弱勢群體的保護群占據的比例仍然較小，取得的效果不明顯，仍然處於低層次的保護模式。而因為弱勢群體在社會上的經常性的不平等待遇，不公平態度，容易使弱勢群體產生消極甚至偏激的心理失衡，與此同時，法律保護的不完善，缺陷程度較大，將加劇弱勢群體的心理失衡，最終產生嚴重影響甚至破壞社會秩序的後果。因此，加強對弱勢群體法律意義上的保護是維系社會和諧穩定的重要因素。
如何加強對弱勢群體的法律保護，以促進社會的穩定，有以下幾個方面的措施：一是加強平等性。平等性的提高能更好的促進社會矛盾的減少，使以勞動者為代表的弱勢群體獲得更公平的態度。全面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理念，維護弱勢群體基本權益。同時促進勞動者法律保護的強化是加強我國社會主義社會的必行之路和堅決結果，同時也是加強對以勞動者為代表的弱勢群體的保護的基礎前提條件，沒有對勞動者的平等公正待遇的加強就沒有對弱勢群體的法律保護的優化。減少不公平待遇的現象的任務任重道遠，社會的不平等性強有力的約束著法律法規的實施。因此，為加強對弱勢群體的保護，首先要做的必然是減少不應有的權利，實踐過程中要在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多樣化的各個領域內開展平等化待遇。

憲法應准確確定對弱勢群體保護的基礎性要求，同時基本性法律要強調規劃出弱勢群體的整體范圍、以及適合所有弱勢群體的一般基礎性制度條例。不過因為不相同的弱勢群體產生的原因不相同，所以要求法律保護的規模和區域以及保護方法也不相同，因此要規定出單獨化條例進行全面的保護。相關條例的創立，能促進現實實施性保護和程序性保護並行前驅。假如沒有現實性規定製度，就去促成法律上的盲點，使程序性保護欠缺現實性實體法律根據。但是如果僅僅存在現實性實體規定體制而丟失程序保障，弱勢群體的現實體制權利保護又無法產生任何作用，所有法律的提出確立與實踐活動的價值無法全面體現。因此，在一方面，立法機關要堅持法律的制定的全面有效性，司法機關和行政機關要根據法律法規切合實際的完成機關本身對弱勢群體的保護職能義務。同時在另一方面，司法機關在進行司法工作過程中務必保證程序的公正合理化，從而能在最終結果里取得有效的結果用作測評基準。換句話說，不單要擁有淡定的公正性，更要有判定的實踐性。光有好的策劃而不實施，等同於策劃的失敗。因此如果優秀的法律體制無法切合實際的實踐運用，或者合理化的評定，那這個體制的提出並無意義，甚至可能由於實施過程中的半途而廢，將帶來嚴重的不可估計的後果。一方面弱勢群體的權益無法得到有效的保障，甚至可能弱化。另一方面，也會對政府機關的權威產生嚴重的影響，影響人民群眾對政府機關的信心，在多角度方面，各國家間針對弱勢群體的法律保護採取的行為方式不同。在我國，弱勢群體的數量龐大，可規劃性的對應組織卻與群體數量成反比，其中各組織團體有消費者協會、婦女聯合會、老年人協會、殘疾人聯合會、工會等等，這些團體協會應當提高自身的積極優勢作用，依據法律保衛弱勢群體的權益。
監督是保障利益的重要手段。因此，要強化對各法律條文和政府機關的監督力度。否則，即使出台更多的優秀法律法規，更確切的實施，也無法有效的提高成果。因此，在完善法律法規的同時，也要加強對法律實施的監管制度，確保法律法規能夠落實到正確地方。

6. 經濟法與社會法的比較

經濟法與社會法具有重要的區別，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經濟法與社會法最本質區別在於經濟法的經濟性和社會法的社會性。經濟法是國家干預經濟的基本法律形式，經濟法調整的范圍是需要國家干預的經濟關系,經濟性是經濟法的一個重要的特徵，包括調整對象的經濟性、法益目標的經濟性、運行機制的經濟性、效果評價的經濟。社會法的社會政策目標與社會法的社會效益指標決定了社會法具有鮮明的社會性。
（二）經濟法與社會法的調整對象不同。經濟法調整的對象是具有全局性和社會公共性的經濟關系。其調整對象是經濟性的社會關系，這表明經濟法在經濟生活中發揮作用,針對的是全局性和社會共同性的經濟關系。同時,並非所有全局性和社會共同性的經濟關系都由國家干預,國家僅在需要時對這些關系進行干預。而社會法的調整對象主要則是顯著社會意義事項,其涉及的領域相當廣泛,並不局限於經濟領域,例如教育權利保障關系就涉及文教領域等非經濟領域，即社會性的社會關系。
（三）經濟法與社會法的目標不同。由於經濟法與社會法的調整對象及根本屬性的不同，導致其目標的存在屬性也不同，經濟法起源於市場失靈以及原有法律解決能力的欠缺，其目標在於通過國家的適當干預而解決市場失靈以及政府失靈問題,促進經濟健康、快速發展。社會法的目標主要在於救助弱者、反對歧視。經濟法側重於在經濟領域實現社會公平、社會正義，社會法側重於在社會領域實現社會公平、社會正義。
（四）經濟法與社會法的公平觀不同。經濟法倡導積極公平觀，而社會法主張消極公平觀。
經濟法認為只有經濟發展了,增量利益增加了,弱勢群體才會得到更多的利益。而社會法的公平觀主要關注的是對已形成的弱勢群體的保護和扶助,因為它是一種弱者保護機制,是一種利益分配的平均正義立場。
（五）經濟法與社會法的調整方式不盡相同。經濟法的調整方式似乎更為復雜和多樣化,主要通過指令性調整方式、指導性調整方式和以私法主體身份介入經濟關系進行干預等。社
會法則主要通過傾斜待遇、團體契約、強制性最低標准等方式進行調整,例如對貧困人員提供廉租房等等。
經濟法與社會法存在以上的區別，這對於我們釐清兩法的界限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啟發價值，對於立法和司法實踐也具有重要指導意義。另外，科學的全面的認識經濟法和社會法的關系，還應關注兩者的共同點，主要有以下幾方面：社會性和現代性。
（一）經濟法與社會法都具有社會性。包括以「社會公共利益」位本位，經濟法與社會法在各自領域中, 通過不同方式協調各種利益關系, 以達到社會公共利益的最大化；法律責任的社會性，。隨著法律的「社會化」進程, 傳統的民事責任、刑事責任、行政責任三者相互融合, 出現了以實現社會安全、社會公平、社會公益和可持續發展為價值目標的社會責任；調節機制的社會性，在人類社會中, 不僅需要以市場調節機制為特徵的競爭機制, 更需要以社會調節機制為特徵的合作機制，以實現社會生活的健康、穩定和有序。所謂社會調節機制， 是指國家以社會管理者的身份或社團(非政府組織) 以社會公信力為媒介完成的一種社會生活交往模式。
（二）經濟法與社會法都具有現代性。經濟法與社會法， 同其他傳統部門法相比， 具有獨特的「現代性」。換言之,，伴隨著從物質到精神、從制度到觀念的現代化變遷,，整個社會中的現代性因素不斷增加；法作為一種調整社會關系的手段和符號系統，必然會對此做出相應的調整和反應。在此背景下產生的經濟法與社會法， 自然有著不同於傳統部門法的現代性特徵。主要包括形成背景的現代性、法域歸屬上的現代性、制度構成上的現代性。這三方面都源於現代社會的屬性特徵，體現反應現代社會的要求的。

7. 論保護我國弱勢群體的幾點建議

論我國弱勢群體的人權保護

[摘要] 社會弱勢群體的存在是任何社會都不可避免的，因而如何對待社會弱勢群體也就成了任何社會都不能迴避的重大課題，將弱勢群體的人權保護納入法律的視角，是法學研究義不容辭的責任。保護弱勢群體，首要的任務是將弱勢群體的人權實證化為法律權利。本文從弱勢群體的界定、弱勢群體的困境、弱勢群體形成的原因以及如何完善弱勢群體權益保護的制度和對弱勢群體人權保護的建議等方面簡單論述弱勢群體的人權保護。
[關鍵詞] 弱勢群體 ； 人權 ；法律保護
一、弱勢群體的界定
弱勢群體，也叫社會脆弱群體、社會弱者群體，弱勢群體根據人的社會地位、生存狀況而非生理特徵和體能狀態來界定，它在形式上是一個虛擬群體，是社會中一些生活困難、能力不足或被邊緣化、受到社會排斥的散落的人的概稱。
所謂「弱勢群體」至少有三層含義：1，他們的現實生活處在一種很不利的狀況之中，從更現實的意義上來說，就是其物質生活的貧困狀態。弱勢群體中的一些人，連最基本的生存問題都沒有完全解決。2，他們在市場競爭中處於弱勢地位。經過三十多年的改革，我國的市場化程度越來越高，個人的地位、個人從社會中能夠得到的報酬，更多地取決於個人的努力。這樣的機制有助於經濟和社會的發展，但同時會對個人造成極大的壓力。而弱勢群體則在市場競爭中處於劣勢的地位，造成這種劣勢地位有社會的原因，如社會的制度安排；也有個人的原因，如身體的原因、受教育程度的原因等。3，在社會和政治層面，他們也處於弱勢的地位，這主要表現在他們表達和追求自己利益的能力上。強勢群體雖然可以動用自己所掌握的資源，影響公共輿論，影響政治家的態度，甚至可以影響選舉過程，影響政府的決策。但是他們掌握的資源很少，盡管可能人數眾多，但他們的聲音很難在社會中表達出來。說句老實話，如果政府和媒體都不為他們說話，他們自己很難有效地表達和追求自己的利益。
弱勢群體分為生理性弱勢群體和社會性弱勢群體兩類。前者淪為弱勢群體，主要是在正常化的社會環境里產生的現象，是因為自然和個人因素造成的，其構成主要是兒童、老年人、殘疾人、精神病患者等。他們是傳統意義上的弱勢群體，對他們的社會支持主要是滿足個人的基本生活需要。後者則主要是社會制度變遷、社會結構轉型導致的，其構成主要是失業者、貧困者、下崗職工、災難中的求助者、農民工、非正規就業者以及在勞動關系中處於弱勢地位的人。對於這一類弱勢群體，社會支持則主要是增加個人權利、提高個人能力和改變社會環境。[1]
二、弱勢群體形成的原因
在現實生活中，人們總會因為這樣或者那樣的原因而成為相對強勢或弱勢的群體，他們的產生是與社會轉型期經濟發展和階層分化密切聯系的，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是社會轉型的必然產物，是發展的必然性代價。
（一）社會存在隸屬關系
並不單單身份關系存在隸屬關系，某些契約關系同樣可以產生隸屬關系。勞動關系即屬此例，雖然勞動者有出賣或不出賣自己勞動力的自由，但是這種自由並不是真正的自由，為了擺脫這種「悲苦」的境況，勞動者通常是成為一名被僱傭者，由此僱主獲得了對勞動力的支配權，同時，也獲得了對勞動者的支配權，隸屬關系也就形成了。因此，在這隸屬關系中，受僱傭者就往往成為了弱勢群體，沒有太多的權利，生活也沒有什麼保障。
（二）不合理的社會結構
在斷裂的社會中，由於資源配置等多方面的差別，城鄉之間難以融合、共存於同一系統，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成為兩個彼此分立的體系，甚至可以說它們處於完全不同的發展階段。我國現階段城鄉二元對立就是這種斷裂的實在狀態。弱勢群體的存在是與城鄉二元結構的不合理、不公平相聯系的。
「我國長期形成的城鄉分割的二元社會結構是由一系列具體制度建立起來的，包括：糧食供應制度、戶籍制度、教育制度、就業制度、副食品與燃料供給制度、醫療制度、養老保險制度等等，這十幾種制度性差異，使得不同身份的人在社會中享有的待遇截然不同。其中，戶籍制度、就業制度、社會保險制度相對而言更為關鍵，它們將中國農民置於二等公民的境地。」[2]對農民利益的制度性安排的不公平，是造成農村社會弱勢群體長期不能擺脫貧困的重要社會原因。
(三）經濟力量的差距造成貧富差距的增大
在原始社會以後，貧富差距始終與人類相隨，在現代社會，隨著具有強大經濟力量的壟斷組織的出現，現實社會中與之相對應的其他經營管理者和消費者的經濟力量根本無法與之抗衡。經濟的全球化，一方面把有些社會階層迅速拉入世界體系中；另一方面又把有些社會階層排斥在發達體系之外，長期處於落後狀態。經濟信息化和全球化網路經濟的發展，使世界正在迅速演變成兩種截然不同的文明，知識經濟的出現，則更加拉大了高知識階層與普通階層在經濟和社會上的差距。
（四）社會保障機制、社會救濟機制的缺失
在歐美國家，工業化進程的時間較長，在發展的早期社會問題就已經充分暴露，貧困人口大量涌現，失業問題、養老問題相當嚴重，並且引發了社會動盪。為此，西方國家不斷探索對策，從濟貧政策到社會保險機制，從俾斯麥到英國工黨、從美國羅斯福新政到瑞典的福利社會，最終形成了完整的社會救濟福利制度。中國則由於工業化起步較晚，社會保障機制、社會救濟機制很不完善，不能完全覆蓋到各個角落，使得貧困人口最基本的生存需求無法得到滿足，於是弱勢群體大量產生。
三、弱勢群體的困境
（一）城市貧困人口就業層次低，最低生活保障難以實際享受
目前，我國正處於社會轉型時期，由於市場競爭和產業結構的調整，改革的利益與改革的成本在社會各階層分攤不均，社會財富分配失衡，貧富差距大，從而使部分城市貧困人口的生存狀況不斷惡化，有些連基本的生存問題都沒有解決。首先，大多數城市弱勢群體成員被排斥在正規就業部門之外，從事非正規就業。當前我國非正規就業形式尚不穩定和規范，普遍存在就業環境差、市場風險大、就業收益微薄、就業保障不力等問題。這些問題的客觀存在，致使城市弱勢群體雖有穩定的收入來源，但生活狀況都沒有隨經濟的發展而得到相應的改善，弱勢的地位沒有得到根本的改變。其次，雖然我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在滿足城市貧困人口的最低生活保障需求方面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但是這一制度仍然存在著缺陷，我國城市貧困線定的偏低，不能滿足城市貧困家庭的需求，使得貧困家庭很難提高自助能力，加上城鎮最低生活保障線在實際執行時非常嚴格，條件很苛刻，因此保障范圍難以擴大到所有的救助對象。[3]
（二）農民及農民工的困境
在我國城鄉分割的二元經濟結構下，受自然、歷史、技術、政策等原因的影響，農業已成為效益最低的弱勢產業，從而導致農民的家庭經濟狀況積弱難返，農民工也是在城鄉二元經濟結構和戶籍制度束縛下形成的一種就業弱勢群體，屬於一種由經濟和社會雙重因素造就的社會邊緣群體。
1.我國每年都要出現數百萬的失地農民，由於很多失地農民缺乏必要的非農產業謀生的技能，加上征地補償中還存在一些不公正的現象，他們的生產、生活面臨著極大的困難。由於他們的經濟收入嚴重偏低，所以農民的生活質量也極為低下，因而疾病的發生率較高，但大部分農民難以支付巨額的醫葯費，這嚴重影響著農村人口的健康。他們面臨的困境還有教育的問題，從現在情況看，在農村由於諸多原因，貧困農民及其子女在教育資源的分配中處於弱勢地位。
2.「農民工雖然脫離了傳統的土地保障的范圍，但是農村戶口的標識阻礙著其真正融入城市社會，城市社會對他們是經濟吸納，社會拒入。農民工從事的只能是技術要求低、勞動強度大、工作環境苦、報酬低廉的工作。還享受不到有城市居民身份的工人所能夠享受到的各種福利待遇，而且離開土地後的農民工在城鎮就業體系中總是處於不利的地位，存在巨大的事業風險。」[4]
總之，他們的處境是十分艱難的，各方面都得不到真正的保障。 （三）保護弱勢群體立法層次低
弱勢群體法律援助立法主要由弱勢群體保護專門立法、涉及弱勢群體法律保護的法律條款以及其他相關行政規章等組成。目前，我國弱勢群體及與保護弱勢群體相關的專門立法尚未出現，例如農民工群體，這使得這些弱勢群體的合法權益受到侵害時，會因為法律空白而無法得到有效維護，從事農業勞動的農民群體最需要法律的保護，但在這方面幾乎沒有任何保障；法律援助的立法層次也不高，在我國法律援助最上位的法律規范是行政法規：《法律援助條例》。而在國外，人們對法律援助的重視已經提升到了以憲法規范來加以保障的高度，如義大利1949年憲法第24條規定：「貧困者有在任何法院起訴和答辯可能性，應由特別制度保障之。」
法治的內在品質要求對所有人不能有任何歧視，予以平等對待，人權的基本價值就是要求對所有人予以普遍的尊重和保障，弱勢群體在社會關系中處於相對不利的地位，對於弱勢群體法律援助存在的困境，國家應該高度重視起來，建立、健全弱勢群體權益保護體制。
四、完善弱勢群體權益保障制度
（一）弱勢群體的權利應得到保障
人權，即人的權利，是作為人享有或應當享有的權利。其目的是在於維護人類的尊嚴。人生活在這個世界上，共同組成人類社會，依照他們的共同本性，人們彼此之間就應當是平等的、自由的，都應當享有生存的權利和過上好的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權利，無論是社會的強者還是社會的弱者都是人權的主體，都應當享有平等的人權。弱勢群體是社會上最脆弱、最容易被忽視、權利最易被踐踏的人群，只有弱勢群體的權利得到了現實的保護，才可能真正意義上實現人權的普遍化。「作為人權發展形態的自由權、社會權、發展權，後一種人權形式都是在超越前一種形式的基礎上形成和發展起來的，後一種形式都是對前一種形式的揚棄。在從自由權到社會權再到發展權的發展歷程中，體現在其中的對社會弱勢群體的權利保護也從低級階段逐步走向高級階段。」[5]
由此可見，保護弱勢群體就是保護他們獲得充分、自由、安全、穩定和健康生活所需要的權利。當代人權的主要內容是生存權和發展權，即讓所有人都過上體面的生活，讓所有人對未來都抱有真實的期待是最低限度的人權標准。
（二）對弱勢群體的保護，無論通過何種力量，都離不開法制保障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立法機關在保障社會弱勢群體人權方面做了巨大的努力，取得了舉世公認的成就。目前我國各個部門法在其法律規范中都體現著保護弱勢群體的內容，例如憲法、婚姻法、教育法、民法、婦女權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護法、老年人權益保障法、殘疾人保障法、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等。但從系統性、整體性和實踐性來說，對弱勢群體的立法保護離現實生活的要求還有較大差距，老百姓在許多情況下很難體會到法律對弱勢群體實際保護的精神。雖然我國憲法和法律規定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但由於經濟、政治和社會關系的復雜化，各種利害關系的制約，以及腐敗的蔓延使法治的平等精神在法律適用中大打折扣，直接的表現就是弱勢群體的合法權益得不到法律真正有效的保護。
1.加強立法，完善弱勢群體的法律保護。
自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更多的只是在政策層面上保護弱勢群體。而要真正的保護弱勢群體，首要的是「有法可依」，所以，加強立法，是保護弱勢群體的關鍵所在。
立憲保護弱勢群體，加強對弱勢群體基本權利的確認和保護。雖然我國現行憲法第33條第3款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並且憲法第二章具體規定了公民應該享有平等權、政治權和自由權，物質保障權、教育、科研、文化的權利等，對婦女、兒童和老人保護等基本權利。但是在市場經濟的今天，出現了難以想像的新問題，即便在具體的法律操作中，許多弱勢群體的基本權利也得不到保障。
憲法保護弱勢群體人權的本質是體現憲法的公平、平等原則。平等權是法制國家所保障的公民基本權利之一。從立法上看，法律給予每位公民的權利都是平等的，即所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此時，在法律面前，人的實際身份、地位、經濟狀況、勞動能力、健康情況是不被考慮在內的，是抽象的「人」，即憲法學上所稱的「形式上的平等」。「形式上的平等」只是消極地保障人們有一個平等的起點，而忽視了站在起點上的各個人具有先天的和後天的差異的存在，弱勢群體的「弱勢」特質在「形式平等」條件下也被抽象的普遍人格所遮掩，他們在形式上獲得了和其他人同樣的平等權利。「社會弱勢群體往往因自身的「弱勢」特質而缺乏享有自由和權利的手段。純粹形式平等的結果不可避免地出現了現實上的不平等狀況，導致了一些人的基本權利流於形式，因為憲法是我國的母法，是根本大法，因此有必要將保護弱勢群體的基本權利寫入憲法當中。」[6]
完善針對特定弱勢群體的專門保護法律。在完善現有的專門立法的同時，還應加強對其他特定弱勢群體的專門保護的立法。同時，由於弱勢群體的多樣性和變動性，對某一弱勢群體的保護，不是某一部法律就可以解決的，需要各部門法的綜合協調，甚至應當在條件成熟之際制定統一的弱勢群體權益保障法。
2.加強和完善社會保障制度。
社會保障制度是保護弱者，救濟窮人，從而維護弱者基本生存權的重要制度。然而我國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形成的社會保障制度，缺乏對弱者保護的人權理念，致使我國弱勢群體中的農民、農民工等被排除在社會保障之外。這與《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規定的「人人有權享受社會保障，包括社會保險」的內容是不相符的。一個健全的、覆蓋全社會的社保體系，是弱勢群體問題得以解決的根本出路。我國的社會保障體系的框架已基本確立，但覆蓋面窄，層次單一，嚴重製約了其功能發揮。
社會保障制度的基本內容包括社會救濟、社會保險、社會福利、社會優撫等四個部分。社會救濟主要是面向貧困者；社會保障主要是面向工薪勞動者；社會福利主要是面向全體公民；社會優撫主要是面向軍人。新中國自成立至今，基本形成了自己的社會保障體系。但隨著我國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新的社會保障制度也急需出台。
（1）完善社會保險制度。完善基本養老保險、失業保險和工傷保險等多層次的社會保險體系。養老保險應以制度建構為重點，逐步實現普惠式的國民養老金與差別性的職業養老金制度，考慮到城鄉差別，地區差別，可以採取靈活的多元制。盡快確立涵蓋所有非農產業勞動者的工傷保險制度，重點建立農民工工傷保險制度、重大疾病保障機制以及相應的社會救助制度。
（2）建立社會救濟制度。由該制度具體規定對公民在遭受災害或生活發生嚴重困難的情況下，建立災民救濟、城市居民最低生活救濟、城鄉特困人員救濟等制度。
（3）建立社會互助法律制度。以法律的形式具體規定由不同的社會組織建立起成員間的相互幫助的制度。加大社會救助的力度，為弱勢群體提供最低生活保障、廉價住房、低價醫療等全方位的社會救助。
3.加強司法，完善弱勢群體的司法保護。
（1）弱勢群體的權益容易受到傷害，而「沒有救濟就沒有權利」。所以，司法保護是保護弱勢群體合法權益的一道重要防線。現實中，弱勢群體權利受到侵害難以保護的情況並不鮮見。「在市場經濟體制下，即使建立了一整套有關公平競爭的法規和政策，也會有部分社會成員由於受其本身各類條件的限制，經常處於不利的競爭地位，比如有些婦女、未成年人、老年人、殘疾人等等，盡管有了專門保護這類人的權利的法規，但憑其本身的能力去實現其權利的手段卻不具備。因此，除了有法可依以外，對社會上處於不利競爭地位者的權利保護還需要有一套實現其權利的有效機制。」[7]這里的重要機制之一就是憲法司法機制。由於我國缺乏憲法司法保護機制，我國弱勢群體的權利救濟往往極其困難，有時弱勢群體的一項權利保護不足會直接或間接影響其它許多權利的實現。加強對我國的弱勢群體憲法司法保護。從我國目前侵害弱勢群體的案件來看，大多數涉及對公民的憲法權利的侵害。因此，憲法保護是對弱勢群體保護中最有利的方式之一，可以消除對弱勢群體的歧視，確保一個公平、公正的體制環境。
（2）在對弱勢群體提供司法保護方面，存在一個突出的問題：即訴訟成本過高的問題。當弱勢群體權益被侵犯時因沒有能力支付昂貴的訴訟成本而無法尋求司法的保護，如此，司法對弱者的保護只是一種可能性卻無法及時轉化為現實性。所以加強對社會弱勢群體的司法保護就應該在簡化程序、便利訴訟和減少訴訟成本方面探索出路，使弱勢群體能夠消費得起法律這一生活必需品。為此，我國的民事簡易訴訟程序應該完善，使其發揮更大的作用。同時，國外的「小額訴訟」和非訟司法程序的創設等有益經驗也值得我們借鑒。在完善司法救濟程序的同時還要完善我國的法律援助制度。法律援助制度，是現今世界各國普遍認可的一項司法制度。在我國，法律援助制度雖已初具雛形，但還存在許多不盡人意、需要完善的地方。
4.加強行政建設，完善政府對弱勢群體的保護職能。
要切實轉變政府觀念，要完善並落實好現行的社會保障政策及法規，強化對弱勢群體的保護。努力擴大就業，促進弱勢群體擺脫貧困；組織相關部門和學者加強對保護弱勢群體基本理論與政策化研究，探討解決方案，完善現有的政策體系；加大行政執法力度，對侵害弱勢群體合法利益的行為要嚴肅查處；設立專門的救助機構，建立專門的救助基金，專款專用，嚴格管理等，建立多層次的全方位的社會保障格局和健全的社會保障體系，真正建立起使勞動者老有所養，病有所醫，失有所補，難有所助，安居樂業的社會保障體系。
一言以蔽之，在社會轉型的今天，必須高度重視弱勢群體的現狀、特徵和法律保護問題，正確看待弱勢群體，充分認識保護弱勢群體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既要借鑒國外弱勢群體保護的先進經驗，又要在我國自己的建設中摸索前進，切實保護好弱勢群體各方面的合法權利，構建一個和諧社會，最終實現整個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總之，弱勢群體的人權保護是憲法價值的應有之義。法價值的實現是以人為最終歸屬，只有在法的價值轉化為主體的現實滿足之後，法的價值才會能說真正實現。憲法自誕生以來，人們給它下了無數的定義，但其中有一點從來就是完全一致的，即憲法是人們自由的憲章，是人權的宣言書和保障書。憲法的產生過程由一種理念升華為憲法規范的過程，是人權由應有權利轉化為法定權利的過程，人權孕育了憲法，憲法內容是以人權理念為核心來展開的，自然也就成為文明進步憲法所要實現的根本價值目標。「人權得到最切實的保障，是現代法治社會的一個根本目標，也是它的基本標志之一」。[8]這是憲法保護弱勢群體人權的理論基礎，也是憲法保障人權終極價值的必然要求。
在人類的精神家園，總是彌漫著濃重的「類」的情懷，愛己之心，應當推及同類，這是人類特有的人文情懷，如果你關愛自己，那麼你不得不關愛整個人類，不得不關愛整個人類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弱勢群體。

參考文獻：
[1]李彩虹.《法治社會下弱勢群體的基本人權保障分析》[J].理論月刊,20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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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易永生.《經濟論壇》[J].2007,(2):87－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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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李林.《法治社會與弱勢群體的人權保障》[M].上海譯文出版社，2005.268.
[8]林來梵：《從憲法規范到規范憲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5.198.

8. 怎樣保護弱勢群體

立法者認為這一條款體現了「保護弱勢群體」的精神。實際上，這一條款只能反映出立法者對怎樣保護弱勢群體並無正確的認識。而且，條款的內容違反了基本的法治原則。 弱勢群體是應該得到保護和特殊照顧的，對此，公眾已基本形成共識。但是，問題在於，應該怎樣實施這種保護？ 以交通問題來說，認為行人、非機動車相對於機動車屬於弱勢群體，主要是因為：前者的自我防護能力差；完成同樣的動作更為費力；更易受外界條件，如天氣的影響，等等。針對這種情況，如果要保護弱勢群體的話，只要在這些方面做出相關的照顧性規定，就可以基本可以消除行人及非機動車的弱勢狀態了。比如，為行人及非機動車劃出更多的專用通道；為行人及非機動車修建更寬的道路；同等條件下，要求機動車主動避讓行人及非機動車；在某些條件下，優先放行行人及非機動車；適當延長人行橫道的綠燈時間，等等。我相信，類似的措施是一定會得到絕大多數司機的擁護的。實際上，甚至其他一些更傾向行人、非機動車的規定也不難被社會認可。 關鍵之處在於，必須區分兩種情況：一、通過某些有針對性的特殊規定改變行人、非機動車的弱勢地位，實現交通參與者之間的平等；二、通過賦予行人、機動車不受法律約束的權利來改變他們的弱勢地位。 而交通新法的立法者顯然混淆了這兩種情況。 分析有關的條款就會發現，這些規定的含義可以概括為：只要發生事故，不管行人及非機動車實施了什麼行為，司機都要承擔責任。這種規定會產生什麼？會產生不折不扣的凌駕於法律之上的特權地位，產生可以不受法律約束的特權者！也就是說，現行的《道路交通安全法》不僅僅滿足於在法律上賦予弱勢群體優先的地位，而乾脆賦予弱勢群體以不受法律約束的地位！ 要知道，不受法律約束的人才是真正意義上的強者。難道保護弱勢群體就是要把他們變為道路上壓倒一切的強者嗎？ 制定法律本來是為了約束、調節人們的行為，以實現社會的秩序和公正，可法律中卻規定某些人可以不受其約束。這種違反基本法治原則的自相矛盾的法律難道不應該盡快改變嗎？ 另一方面，法律不是宣傳口號，不是道德呼籲，而是人們必須在現實中遵守的規范。因此，可遵守性是對法律最起碼的要求。換句話說，作為約束人們行為的工具，法律要想達到目的，必須使人們能夠根據法律事先調整自己的行為。人們應該可以預先知道，哪些事是可以做的，哪些事是不可以做的；怎樣做屬於違法，怎樣做就不會違法。 假如交通法只是賦予行人及非機動車特殊的法律照顧，即使這些照顧很多，甚至有些過分，司機至少可以根據這些法律規定調節自己的行為，主動避免違法。可是，根據現行的交通法，司機並不知道怎樣預先調節自己的行為。如果司機想要不違法，想要不承擔法律責任，想要做一個守法公民，這部法律告訴司機應該怎樣做了嗎？告訴司機哪些事是可以做的，那些事是不可以做的嗎？沒有！司機只知道，根據這部法律，自己是否違法、是否要承擔巨額賠償，取決於別人的行為和自己的運氣。自己要為別人的行為承擔法律責任。這樣的規定公正嗎？而且，這樣的規定實際上已把法律置於人們無法主動遵守的地位。不知這樣的法律還有什麼用？ 即使是故意殺人這樣嚴重的行為，如果責任完全在被殺一方，當事者也無須承擔任何法律責任，這被稱為正當防衛。但司機在道路上駕車這樣正常的行為，卻隨時要面對傾家盪產的危險，而且司機還不知道怎樣預防。這樣的法律規定距離法治原則實在是太遠了。 從執法的角度來說，這樣的條款也面臨不小的問題。過去，絕大多數機動車都屬於單位所有，單位一般都具有較強的經濟賠償能力，類似的法律規定還有一定的實施基礎。而現在，許多司機實際上也是普通的社會公眾，無論是經濟地位，還是政治地位，與行人及非機動車都屬同一水平。在這種條件下，頒布這種顯失公平的法律不僅是不應該的，而且也是不明智的。可以想像，這樣的法律日後將給執法者——交通警察和法官們帶來許多棘手的問題。最有可能的實際結果就是，出現許多變通的辦法，事實上否定了這個條款。真正大行其道的是各種「潛規則」。而這樣一來，法律的威信將受到極大的破壞。至於保護弱勢群體，當然也就成了一句空話。

9. 有保護弱勢群體的法律法規嗎叫什麼名字

你好，你的問題回答如下：
第一：根據弱勢群體的分類不同，所對應的法律內也不同。
第二：一般來講容，弱勢群體可以分為：婦女兒童，殘疾人，勞動者（相對於企業）。
第三：保護婦女兒童的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婦女兒童權益保護法》
第四：保護殘疾人的有《中華人民共和國殘疾人保障法》。
第五：保護勞動者的有《勞動法》和《勞動法實施條例》
。
第六：有問題在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