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顧性質經濟法

1. 經濟法主體行為的基本分類有哪些

經濟法主體行為的基本分類：

一、經濟法的主體可分為宏觀調控法的主體和市場規製法的主體。前者分為代表國家進行宏觀調控的主體和承受國家的宏觀調控的主體即調控主體和承控（受控）主體。後者分為代表國家對市場經濟進行管理或規制的主體和在市場經濟中接受國家的市場規制的主體即規制（管理）主體和受制主體（市場主體）。

二、把經濟法主體分為管理主體和實施主體，並且認為這兩種主體的劃分是相對的。李昌麒教授則認為經濟法主體應分為經濟決策主體、經濟管理主體和經濟實施主體。漆多俊教授的幾種分類方法里，有一種就把經濟法主體分為國家經濟管理主體和被管理主體。史際春等認為經濟法主體大致可以分為經濟管理主體和經濟活動主體。

(1)照顧性質經濟法擴展閱讀：

一、經濟法主體行為的特徵：

1、范圍的廣泛性：在市場經濟社會中，經濟法主體數量龐大，類型豐富，這是主體經濟利益性的外在化要求：通過對每種經濟利益都有數種具體經濟法主體加以代表、維護和追求，實現各種經濟利益的和諧發展，才能最終達致經濟法所要維護的社會公共利益的實現。

2、地位的層級性：這里的層級性和層次性並不是完全等同的概念，層級更強調縱向位階與橫向位階的統一。理解經濟法主體層級性的時候，要清醒地認識到經濟法主體地位「不平等」並非行使國家權力的需要使然。

而是源自根據主體各自應當承擔社會責任的大小而由法律合理分配的需要，借用經濟法「責權利相統一原則」的話說，就是要「以責定權，以責定利」。如果只看到經濟法主體之間存在著管理和被管理的關系，而忽視了不同經濟法主體之間的協作和競爭關系，便會有本末倒置的危險，動搖經濟法主體制度存在的基石。

3、角色的變動性：就具體的某個經濟法主體而言，由於其在不同經濟關系中「角色」的不同，也令其主體外在類型和內涵發生著各種交錯和轉換，比如一個主體既可能是經營者（相對於生產者而言），或者銷售者（相對於消費者而言），又可能是競爭者（相對於其他競爭者而言）。

或者被調控者、被規制者（相對於政府而言），甚至是經過授權的行業管理者（相對於本行業其他經營者），等等。這除了是由經濟關系的流動性和復雜性所造成外，主體在不同經濟關系中所肩負的社會責任不同才是主體具有角色變動性的根本原因。

二、經濟法主體行為的性質：

1、經濟法主體具有經濟利益性，即它應當是某種經濟利益的明確代表，是該種經濟利益的積極追求和維護者。不論國家主體也好，還是組織主體、個人主體也好，法律對經濟法主體經濟行為的調控，更多地通過平衡協調的手段控制該類主體行為的經濟成本和經濟收益完成的。

2、經濟法主體具有縱橫統一性，這是由經濟法所調整的社會關系應當是縱向因素和橫向因素的統一所決定的。

3、經濟法主體具有責任優先性，即它應當以社會責任作為自己的定位標准和行為准則，同時國家和社會也應當將社會責任作為評價其在法律關系中所處地位和所為法律行為的標准。

三、經濟法主體行為的作用：

1、經濟法主體理論是構建成熟、完備的經濟法基礎理論體系的核心環節，與經濟法的調整對象（調整哪些社會關系）、本質屬性（與其他部門法有何根本區別）和理論原則（如何指導經濟法的制定和實施）存在著邏輯上的緊密聯系。

2、經濟法主體又是銜接經濟法理論與實踐的環節性要素：就經濟法的制定過程而言，經濟法主體的層級理論是建立和完善科學的經濟法律體系和區分具體經濟法律部門層級的基礎。

就經濟法的實施過程而言，經濟法主體的動態角色研究，能夠使經濟法理念原則得以正確適用，並改善經濟法在法律實踐中功能受限等問題，以規范和引導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

2. 求問各經濟學家解釋什麼是經濟法

調整國民經濟管理和社會組織在經濟活動中所發生的經濟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有相當一部分中外法學家認為，經濟法是法律體系中的一個基礎部門。在不同國家中，根據其調整范圍的大小，可分為廣義經濟法和狹義經濟法。前者指調整國家機關、各種社會組織相互之間以及它們與公民之間，在物質資料的社會生產和再生產過程中，以及與之相應的交換、分配、消費過程中所發生的經濟關系的全部法律規范。後者指國家直接干預、管理國民經濟，以及經濟組織進行經濟活動的法律規范。
經濟法概述一、經濟法的產生與發展
經濟法是現代社會經濟發展的必然產物，是實行市場經濟體制的內在要求。在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時期，自由競爭、自由貿易在經濟生活中佔主導地位，對法律的要求是承認絕對所有權和契約自由，不需要國家干預經濟，因而也就不存在現代意義的經濟法概念和經濟法律。當資本主義從自由競爭階段發展到壟斷階段後，壟斷組織的出現及壟斷組織對經濟的壟斷，加深了資本主義社會的矛盾，自發的市場調節機制受到很大影響，國家必須放棄原來的「自由放任」原則，承擔起規范市場主體、維護市場秩序、進行宏觀調控等職能。為達到上述目的就需要制定有關法律，對社會經濟生活進行直接的管理和干預，於是在20世紀初，就誕生了一個相對獨立的法律部門——經濟法。
「經濟法」這個概念，是法國空想共產主義者摩萊里在1755年出版的《自然法典》一書中首先提出來的。法國另一名空想共產主義者德薩米在1842年出版的《公有法典》一書中也使用了「經濟法」這一概念，並且發展了摩萊里關於經濟法的思想。1890年，美國國會通過了《謝爾曼法》，這部法律標志著資本主義國家直接運用法律手段干預經濟的開始。進入20世紀以來，德國學者萊特在1906年創刊的《世界經濟年鑒》中首先使用了「經濟法」這一概念，用來說明與世界經濟有關的各種法規，但並不具有嚴格的學術意義。1919年德國頒布了世界上第一部以經濟法命名的法《煤炭經濟法》，1923年頒布了《防止濫用經濟權力法令》等經濟法規。德國經濟法的實踐與理論對世界其他資本主義國家有很大的影響，首先是日本全面借鑒德國的經驗，隨後，歐洲其他國家也開始使用經濟法這個概念。原蘇聯和東歐一些社會主義國家也很重視經濟立法，捷克斯洛伐克於1964年頒布了世界上第一部經濟法典。但隨著東歐形勢劇變，法律體系也隨之發生變化。
國早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革命根據地人民政府進行了大量的經濟立法工作，制定了一系列經濟法規。這些經濟法規以土地法和勞動法為核心，輔之以其他經濟法規。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在廢除國民黨政府的法律制度的前提下，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經濟立法的基礎上，開始制定社會主義的中國經濟法。尤其是在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由於工作重點轉移，實行經濟體制改革和對外開放，經濟立法得到迅速發展。 國逐步制定實施了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法、集體所有制企業條例、勞動法、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破產法、商標法、合同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規。這些法律、法規對於經濟體制改革的順利推進，促進國民經濟健康發展，起了重大作用。
二、經濟法的概念
對於經濟法概念如何定義，國內外理論界爭論較大。西方國家的學者特別是對經濟法理論頗有研究的德、日學者中，大多數認為經濟法是經濟秩序法、經濟干預法，屬於公法范圍；但也有人認為經濟法是公法和私法的交叉，或屬於社會法性質。前蘇聯、東歐國家的學者中，大多數曾認為經濟法是體現國家意志的，調整國家與社會主義經濟組織之間關系的法。
在 國，法學理論界較一致的認識是：經濟法是調整一定經濟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首先，經濟法是經濟法律規范的總稱，它由一系列經濟法律、法規按一定的特徵構成一個整體，成為市場經濟法律體系中的一個部門；其次，經濟法是調整經濟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在紛繁復雜的社會關系中，經濟法所調整的是具有經濟內容的物質利益關系；最後，經濟法調整的是一定范圍的經濟關系，因為市場經濟中，經濟主體和經濟活動眾多，經濟關系也是復雜多樣的，所以需要整個市場經濟法律體系的各個部門法共同調整，經濟法只調整其中的一部分。
至於「一定經濟關系」的具體內涵， 國學者一度分歧較大，有主張經濟法綜合調整縱向(管理)和橫向(協作)經濟關系的，也有主張僅調整縱向或經濟行政關系的，還有主張以縱向關系為主兼及橫向關系的。如徐傑教授認為，經濟法是調整經濟管理和經濟協作中所產生的經濟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和；陶和謙教授認為，經濟法是調整經濟管理關系和與經濟管理密切相關的經濟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和；楊紫垣教授認為，經濟法是調整經濟管理關系和經濟協作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和；潘靜成、劉文華教授認為，經濟法是確立國家機關、社會組織和其他經濟實體在國民經濟體系中的法律地位，調整它們在經濟管理和與管理、計劃密切相聯系的經濟協作過程中所發生的經濟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王榕、馬紹春教授認為，經濟法是調整經濟活動中發生的兼有商品性(財產)和行政性(權力)雙重因素的經濟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潘念之、王峻岩教授認為，經濟法是調整國家在組織國民經濟中、國家在管理企業中、企業在內部管理中以及企業相互之間的協作過程中所發生的各種經濟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和，或者說，經濟法是以企業為核心的法；李昌麒教授認為，經濟法是調整經濟管理關系以及與經濟管理關系有密切聯系的經濟協作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等等。但隨著以市場取向改革的深入，及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目標的提出，對經濟法定義的認識正趨向一致。
根據經濟法伴隨市場經濟孕育，發展的歷史事實和實際作用，根據不同市場經濟中經濟法的社會公益性、宏觀性的共同特徵，根據市場經濟對經濟法的內在要求， 們可以對經濟法作如下定義∶經濟法是調整國家協調和干預本國經濟運行過程中發生的經濟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
由以上經濟法的定義可見，經濟法調整的一定經濟關系就是由國家對經濟進行協調、對市場進行干預而產生的經濟關系。 們認為，協調與干預並列，范圍可更廣些、程度也可更深些；既可包括間接調控、也可涵蓋直接管理，既可體現國家作為社會管理者行使行政管理權的特徵，也可適合國家作為國有資產所有者行使所有權的需要，更符合 國的實際情況。協調與干預並列，還可照顧到不同市場經濟國家經濟法的共同特點，又可兼顧學術界的一般觀點。
三、 經濟法的特徵
經濟法與其他法律部門相比較，除具備一般法律的基本特徵外，還有自己的特徵。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經濟性：經濟性是經濟法的本質特徵。作為上層建築的經濟法是直接反映經濟基礎、調整經濟關系的，因而它不僅要對各種經濟問題做出明確的法律規定，而且必須直接體現、反映和符合經濟規律的客觀要求，為經濟基礎服務。同其他法律部門相比，它同經濟關系有著更為廣泛和直接的聯系。
(二)綜合性：經濟法的綜合性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首先，在規范的構成上，經濟法既包括若幹部門經濟法，又包括若干經濟法律規范；既包括實體法規范，又包括程序法規范；既包括對內經濟法律規范，又包括對外經濟法律規范。其次，在調整主體上，經濟法律關系的主體既包括法人主體，也包括自然人主體，既包括國家機關，也包括各類經濟組織和社會組織，還包括各種不同身份的個人。再次，在調整范圍上，既包括宏觀經濟領域的管理和調控關系，也包括微觀經濟領域的管理和協作關系。
(三)指導性：經濟法的指導性是通過經濟法規所具有的促進和限制兩種功能、獎勵和懲處兩種後果表現出來的。國家根據不同時期的經濟形勢和任務，制定不同的經濟法規。有的法規側重於限制，有的法規側重於促進，有的法規則兼而有之，來引導各項經濟活動走上正確的軌道。
經濟法是一個泛稱，包括了很多單行性經濟法典，中國沒有單獨的所謂經濟法法典。一般來說，稅法、土地法、房地產法等帶有社會經濟調控手段的法律屬於經濟法，而《物權法》屬於民法范疇，以我國的部門法分類，不屬於經濟法。原來的《經濟合同法》早在1999年已經修改為《合同法》。
我國經濟法產生於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是在改革開放以及建立和加強經濟法制建設的大背景下成長和發展起來的，經過長期，深入，廣泛的學術爭鳴和理論探索，我國經濟法劃清了自己與傳統法律部門如民商法，行政法之間的界限，明確了自己的價值定位，建立了系統完整的科學體系.
當前中國經濟法立法正處於中度發展狀態，有必要對經濟法的未來發展提出若干構想.重新審視效率與公平的關系是今後十幾年裡經濟法立法不可迴避的問題，從」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到」公平效率並重」是社會發展對經濟法立法的必然要求.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一直採用的經濟政策是」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將經濟效益放在首位，但是，在我國居民收入水平普遍提高的同時，貧富差距也隨之形成並有擴大形勢，統計數據也明確反映了這個現實.在未來的十幾年裡，我國的經濟法立法不得不關注經濟公平問題，在立法保護對象的傾向性應偏向農村地區和西部地區.
我國的經濟法立法已經完成了法律部門的分化，對經濟法進行清理，匯編，編纂，並制定某種形式的法典是經濟法立法發展的趨勢，也是經濟法立法技術的最高體現.
在市場經濟初步成長的中國，法律移植仍然是未來十幾年經濟法立法的一種主要方法.首先，所移植借鑒的西方經濟法與我國當前的社會環境具有相似性.其次，植體本身較強的生命力.西方主要國家的經濟法能夠回應市場經濟發展的要求.

3. 談談你對國際經濟法的認識。（求高人解答，字數在一千字左右，謝謝了）

國際經濟法的性質及其發展
——論WTO對國際經濟法的發展及其限度
一、國際經濟法理解的分歧

國際經濟法是個新興的法律體系,這個詞的首先使用是在二戰之後。自國際經濟法作為一個集合名詞出現以來,對於它的性質及由此而包括的范圍充滿著分歧。主要的觀點有兩種,一是認為它們是原有法律體系之內的一種新發展,是國際法在經濟領域的發展。也就是經濟的國際法。法律依據其調整的對象可以分為國際法和國內法,國際經濟法是調整國家之間或者是國家與國際組織關系的法律;而國內法是一國立法機關制定的法律,這種觀點在國內外都有。二戰之後,由於對二次世界大戰的反省,國際社會在政治上加強合作,從而有聯合國和《聯合國憲章》,及在此體系之下大批的國際條約。在經濟上加強交往,從而有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BRD(世界銀行)和GATT(關稅與貿易總協定),從而在貿易、貨幣、發展等領域形成了普遍性的國際法,並有大量的地區性條約和雙邊國際經濟條約,形成了一系列的特殊國際法。正是在這個基礎上,經濟的國際法形成一個體系,需要有相應的理論和視角來進行觀察。

第二種觀點是認為國際經濟法不是原有法律體系所能概括得了的,而是突破了傳統的法律體系,而形成了一個融合國際法和國內法、公法與私法的一個獨立的法學部門。這種理論在國外有美國傑塞普教授的跨國法理論。這種理論指出了國際經濟交往中的一個基本特點,即私人性。在西方國家,由於實行市場經濟,交易的絕大部分是在私人間進行,而在發展中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中隨著市場經濟的逐步建立,從事市場交易的國營企業逐步退出市場,代之的是獨立的法人——與國家責任毫不相乾的法律意義上的人。由此可見,在國際活動中,交易的主體是法人,是與國家毫無責任聯系的獨立承擔責任的實體。這就形成了國際經濟中的跨國性。

這種理論毫無疑問也有其合理之處。它指出了國際法在性質和適用范圍上的不足,這也正是第一種理論的不足之處。

二、分析

以上兩種對國際經濟法及其性質的認識都有其合理的地方。第一種理論指出了國際社會是以主權國家為基本構成單位的組合體。無論是國家的行為,還是私人的行為,所遵循的規則都必須通過國家來賦予其效力;國際法與國內法的劃分是構成當今國際社會法律秩序的基本劃分,正是由於國際社會的發展和經濟的國際法的發展,才出現了國際經濟法這一個集合體。這毫無疑問是正確的。也就是說,經濟的國際法是國際經濟法的基本框架,離開了這個框架,國際經濟法便無從存在。

但是,正如我們在上面所指出的,國際經濟中的私人性和跨國性的特徵是非常明顯的,特別是大多數國家都以市場經濟作為其基本的經濟制度或是作為改革的基本方向,國際經濟中的私人性和跨國性的特徵就更為明顯了,這也正是第二種理論所要說明的。

國際經濟的這一特徵是國際法所不能完全包括的,國際法只能通過規范國家的行為或是通過國家的行為或是通過國家來規范私人行為,這種規范由於主權因素的存在,其規范的范圍不可能涉及到國際經濟活動的各個方面,相當一部分仍是由國內法,或是國內法中的涉外法來規范。我們不妨以WTO規則為例子作一說明。

WTO規則建立了一整套對各成員國內經濟立法的有效約束機制,使在國民待遇和最惠國待遇原則之上建立一個有效率的國際經濟市場成為可能。WTO成為國際經濟法律中的基本的法律。但即使如此,WTO仍不能完全有效、全面地規范國際經濟行為。

第一,它的適用范圍仍是有限的。首先是許多經濟問題沒有納入到WTO的體系之中,如競爭法、環境問題、區域經濟集團、政府采購、電子商務、勞工權利,等等,這在WTO的規則中是作為將來貿易談判的議題。其次,即使是已經有國際法規則的領域,也僅僅局限於原則性地規定,具體的規則還有待於進一步的談判,明顯的例子就是投資領域,雖然形成了TRIMS(與貿易有關的投資措施)協定,但是這十三條的規則限於原則,缺乏具體的規定。再次,在許多領域,其規定往往是與國內法相聯系的,本身並不是具體的權利、義務規則。如WTO的基本原則國民待遇和最惠國待遇,是建立在國內法的基礎上的,是和國際經濟的私人性和國際的性質相聯系的,這也在相當大程度上決定了國際經濟法的適用必然與國內法有銜接,否則,難以與國際經濟中的私人性和國家主權的屬地性和屬人性相銜接。

第二,國際經濟法與國內法有很大的銜接性。國際經濟法中的國際部分對國家行為的限制,一是對國家行政權的限制,即政府行政權力在國際經濟和國內經濟中的透明化和逐步消退;另一方面,也是對一國立法權的限制,給本國市場提供一個公平競爭的環境,如國民待遇和最惠國待遇。國民待遇和最惠國待遇是對一國法律的一個基本限制,而不是通過國際法提供一個具體的權利、義務模式,這是和一般國際法和國內法的模式不同的。這也是由國際經濟活動的私人性所決定的。

第三,國際法具有指導國內法的作用。如WTO所建立的以市場為導向的國際制度成為各個國家的一個先決條件。隨著國際經濟的發展,各國經濟的開放程度和對外的經濟依存度不斷加強,國內國際市場成為了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國內經濟的發展與國際市場的變化有著密切的關系。因此,國際法和國際慣例不斷地與各國國內經濟立法相融合。如在我國的立法中,與國際接軌在實踐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可以看作是立法中的基本原則之一。這一方面說明國際經濟法在經濟立法中的重要地位,另一方面也說明了國際經濟法中的國際法部分是不全面的,需要有國內立法的補充和完善。

三、國際經濟法法律性之欠缺

國際經濟法作為規范國際經濟的法律,具有其本身的規范特點。對於國際經濟法歷來存在理解上的分歧。一種是認為國際經濟法是經濟的國際法,從字義上來理解就是國際的經濟法。另一種是有關國際經濟的法,國際經濟被作為一個單一的詞來看待。如果以前者來看待國際經濟法,則國際經濟法成為國際公法的一個特別的類型,是其一部分;而若是以後者的角度來看待國際經濟法,則國際經濟法是一種由國際法與國內法、公法與私法規范共同構成的混合體。

那麼這兩種觀點是否截然相反?其實不然,二者也有共通的地方,即使是按後者廣義的理解,國際法部分在整個國際經濟法律體系中仍占據十分重要的地位,它構成了整個國際經濟法體系的框架性文件。它是整個國際經濟法的基礎。正是由於規范國際經濟的國際法的不完整和種種不足,才需要有國內法的補充。

另外,國際經濟法與國際法的區分的另一個重要標志是國際經濟交往的私人性1。國際經濟關系絕大多數是發生在私人之間,而不是國家之間,2對這種關系僅僅用國際法來進行調整是不夠的。國際公法所能調整的是國家或政府的行為,以營造一個有利於國際經濟法發展的統一的國際市場和盡量地減弱政府對市場可能造成的消極影響。而對於私人交易所遵循的規則很難進行全面地規范。這也是為什麼在國際經濟法中,國際法雖然具有基礎性的地位,但僅僅由國際法來進行規范顯然是不足夠、不全面的。

我們從國際經濟法的規則上,或是說從其形式來看,無論是它的國際法形態,還是諸法合體的形態,在規則上,我們可以明顯地看到它具有如下幾個特點。

1.缺乏體系性,從而使國際經濟法形成一個鬆散的體例。

體系性是成文法的一個基本特點,是成文法合理性的一個基本內涵。成文法法典化的趨勢就是體系性的內在要求。這也是成文法的合理性及其生命力之所在。體系性是法律解釋正常進行的一個前提條件。只有在一個體系下,才能克服法律由於語義的有限性、社會關系的變動和語言的相對靜止等不足,使法律有其自身的生命力。體系化在民法典、刑法中表現得最為明顯,如德國民法典中的總則、物法、人法、繼承法、婚姻法的五篇制。法律的內在要求是法律本身必須是無內在邏輯沖突的,依據法律,會得出一個合乎邏輯的結論。而只有體系化的法律才能合乎這樣一個要求。

國際經濟法這一性質的缺乏是和其作為一個新興的法律部門相關聯的。一個法律在其發展和未成熟時,在體系性上總存在著不足。但是隨著GATT轉換成WTO,這個問題正逐步地得到解決。WTO從貨物貿易逐步地向服務貿易、投資、知識產權等領域擴張,具有經濟聯合國的作用和功能。它在國際經濟中的基礎性地位逐步得以確立。這對於克服國際經濟法中的體系性欠缺的弱點具有明顯的作用。

2.國際經濟法的另一個特點是缺乏確定性。

首先是在法律形式上,國際經濟中的大量文件還只是停留在決議、草案的層次上。如《各國經濟權利與義務宣言》、《關於自然資源永久主權的宣言》和《關於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的行動綱領》,以及《跨國公司的行動守則》、《國際技術轉讓行動守則》,等等。這些文件並不是法律文件,而只是政治文件。雖然它在國際法的形成和逐步成長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或是國際習慣法存在的一個有效的證據,但是,就單從法律效力上看,它們的法律性是不足的。也就是在這些領域中的國際經濟法是有爭議的、模糊的和不確定的。這方面也使得國際經濟法在許多方面是不完整的。這和國際經濟法的第一個特點,即缺乏體系性相一致。

其次是國際經濟法中的大量用語是不確定的。如國際經濟法中對司法不能、司法不公的認定,對於國有化補償中的「適當補償」的規定——它是一種為避免不補償和全部補償之爭的一種折衷的辦法;又如IMF中對成員國提供援助中規定的國內收支的嚴重失衡中的「嚴重」;又如外交保護權行使的條件中的本國僑民沒有受到合理地保護的認定;如WTO中的對投資的原則性的規定;還有對發展中國家提供援助的「最佳努力條款」以及對發展中國家的定義都是不確定的。類似的例子在國際經濟法中是很多的。從這些例子都可以明確地看出國際經濟法中所存在的這種不確定的特點,是一個普遍的現象。

再次是國際經濟法除了有限的國際統一法外,還有大量的規則來源於各國涉外法,而各國的涉外法在大量問題上是互相沖突的。這也使得在法律和法律選擇上存在著不確定性。

第四是在國際經濟法中,法律解釋機關是不確定的。缺乏國際性的解釋機構——國際性機構。這是國際法的一個共同特點。在國際公法中,雖然有國際法院,但國際法院的管轄權是有限的,而且需要有成員國的事先同意。並且管轄權與執行權是分離的。而在國際經濟法中,這樣一個機構也難以產生。在國際經濟法律中,對法律的解釋是各國的司法機關,而各國司法機關在處理國際經濟事務上,毫無疑問會偏袒本國的當事人或與本國有密切關系的一方,至少會比較傾向認同他們的利益主張。因此,發生爭議的當事方也經常主張由本國的法院或仲裁機構解決爭議。

在國際仲裁中,一些仲裁院由於本身的信用好而受到當事方的認同,但這種靠信用、聲譽的制度也是有限的和不全面的。

第五個因素導致國際經濟法缺乏確定性、明確性,是由於政治因素和國家實力因素在國際法中占據著重要的地位。國際法中的問題並不純粹是法律問題,或是由法律因素所決定的,而夾雜著政治和國家實力等因素。國際經濟爭議越是與大國的利益相關,或是觸及到大國的利益就越是難以解決。如美國國內曾對WTO有「三擊不中而退出」的觀點,這在國際法中是個普遍問題。又如美國就以要求聯合國改革為條件而拖欠會費,從而使聯合國的日常運作產生諸多問題。

3.構成國際市場的各國市場及其法律的不一致。

在國際社會中,各國有實行市場經濟,也有不實行市場經濟的;在實行市場經濟的國家中,有強調市場作用的,也有強調政府作用的,不一而同。即使是在西方社會,對政府與市場的強調也不一致。這就使得在國際經濟中,構成國際市場的各國市場不盡相同,這也決定了為什麼許多國際經濟條約難以產生,國際經濟法缺乏體系性,許多條約的用語彈性很大,不明確,這都可以從具體的社會關系的差異性中找到原因。最為極端的例子就是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差別,同時,即使是同在發達國家或是發展中國家中,情形也是各有差異。社會關系是形成法律規則的基礎,一個法律規則即使存在了,也可能會由於有效的社會關系的喪失而不能適用。

四、WTO與國際經濟法

WTO是在原先的GATT的基礎上,為了克服原先的GATT的不足和適應不斷發展的國際經濟形勢產生和形成的。經烏拉圭回合國際貿易談判,WTO在以下幾個方面對GATT有很大的發展。

首先,極大地擴大了適用的范圍,不僅包括貨物貿易,還包括服務貿易、國際投資、知識產權等,並且還將紡織產品在適用GATT的例外上重新拉回到GATT的體制之中。烏拉圭回合在完善規則方面,最重要的成果是就保障條款、補貼與反補貼措施、紡織品和服裝等問題上締結了協定。其中《紡織品和服裝協定》對發展中國家特別重要,紡織品和服裝占發達國家從發展中國家進口總值的45%。30多年來,這個領域始終游離於多邊貿易體制的規則之外,經過發展中國家在烏拉圭回合中的努力,關貿總協定終於決定分階段取消這些限制。

其次,確立了WTO作為一個國際經濟組織的法律地位。同時,還擁有了爭議解決機構,以解釋WTO國際文件和解決相關的爭議,這在國際經濟關系和國際經濟條約的執行上具有重大的意義,使條約的解釋有個中立的解釋者和爭議的解決有個仲裁者,這有利於條約涵義的明確和執行的有效性。任何對WTO成就的評論如果不提及爭議解決機制,都是不完整的。從許多方面講,爭議解決機制是多邊貿易體制的主要支柱。如果沒有一個爭議解決的辦法,以規則為基礎的體制將因為其規則無法實施而變得毫無價值,WTO的爭議解決程序強調法治,並使多邊貿易體制更安全和可預見。

再次,將GATT的規則普遍地適用於各個國際經濟領域,如擴大適用於投資、服務貿易、知識產權等,使WTO在國際經濟法律文件中具有基本法的作用,這有利於國際經濟條約體系的形成。

第四,對於原先沒有形成法律規則或者不存在國際法規則的領域,在WTO體系內形成了相應的規則。盡管有些規則比較原則(如與貿易有關的投資措施),但畢竟是形成了相應的規則,將這一領域納入到WTO的基本原則之下,這對於國際經濟法形成一個相對完善的整體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第五,在貿易的公正性上有所發展。由於發展中國家參與多邊貿易談判程度的增加和集體談判力量的增強,也使得新的全球貿易規則在一些領域體現了發展中國家的要求。如發展中國家在烏拉圭回合中成功地阻止了發達國家就締結投資協定而進行談判的嘗試,發達國家的要求是給予投資者普遍的國民待遇,結果是與貿易有關的投資措施協議只重申了貨物的國民待遇,有關投資的國民待遇根據《服務貿易總協定》只能通過談判解決。

發展中國家在烏拉圭回合各項協議中獲得了一些差別的待遇。包括:一在市場准入的減讓方面可承諾較低水平的義務;二在實施協議方面享有過渡期或減讓某些義務;三要享有某些執行程序上的靈活性。此外,還要求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應當盡力給予照顧,提供技術援助,改善市場准入機會。

國際經濟法由於本身的性質所限,其法律性與國內法是存在差別的,這是由於一方面國際經濟中大量的關系是發生在私人之間,而國際社會又是一個主權社會,私人關系要求有一個相對明確的法律規則,而主權社會構成的法律由於是自主者之間的國際法律,所以會有種種的法律性上的不足。但是,這種不足隨著國際經濟法,特別是在WTO體系內國際經濟法的發展而得到不同程度的克服。雖然它永遠也達不到與國內法一樣具有完善的法律性,但其發展是顯而易見的。

國際經濟法正如我們在第二部分所指出的,由於它所規范的大量對象是私人,而通過的方式只有通過國際法和通過各成員國的國內法,由於各種因素,在國際經濟法中,國際法部分是十分不完整的。這也是為什麼國際經濟法要強調國際法與國內法的結合,否則,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單靠國際法,國際經濟法根本無法完成其調整國際經濟關系這一任務。這可以說是由於國際經濟法是個新興的法律部門,或是由於國際經濟法中國際經濟關系的復雜性所決定的。但僅僅從法律現象上看,國際法雖然構成國際經濟法中主要的內容,但僅僅就這一內容還根本無法調整國際經濟關系。現實中的國際經濟關系是在國際法和國內法雙重調整之下已是不爭的現實。

另外,國際經濟關系中大量的私人關系,使得國際經濟法又不像國際公法那樣以規范國家行為為最終目的。它的國際法部分,大量的是通過規范國家行為,而最終規范私人,也就是通過國家的立法承諾,而使私人遵守相應的行為規則。這也使得國際經濟法在產生上有許多的困難。因為,私法的傳統是很悠久的,要想改變其傳統,而形成新的國際統一法,是很困難的。這在西方國家,由於有成文法與普通法的區分而難以形成統一法的例子中就可以很明顯地看出來。這些因素都使得我們在研究國際經濟法的法律性上,要根據它本身的特性來進行研究,而不能用國際法或是國內法的標准來進行衡量,否則將不利於我們得出正確的結論。

五、發展中國家與國際經濟法

就WTO而言,存在著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利益和權利義務的不平衡的局面,對發展中國家是不利的。學者們發現,GATT以及現在的WTO從程序結構上有兩點是對發展中國家不利的。一是協定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討價還價的權利。協定被定義為談判機制,如關稅談判、重新談判及有關關貿總協定條款實施的談判,這些談判的結果都體現了討價還價權力的大小,這種談判機制與那些建立在理性基礎上的固定的優惠規則和原則有所不同。小國和弱小的國家發現,在第22—23條磋商條款下難以與強大的國家抗衡。從這種意義上講,談判中貿易規則的實施條件因國家而異,這對發展中國家是不利的〔2〕。二是語義上的不明確性,特別是在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的義務問題上,即所謂的「最大努力條款」。從本質上講,對發展中國家關稅來說,第四部分是關貿總協定傳統上背離義務的一種例外,而對發達國家來說,雖然被要求優先降低和撤除與發展中國家締約方目前或潛在的出口利益特別有關的產品的壁壘,包括其初級產品和加工產品之間的不合理的差別關稅和其他限制,但只是要求發達國家的各締約方除因被迫原因、也可以包括法律的原因不能實施外應盡可能實施。盡可能實施條款就是所謂的「最大努力條款」,一直到烏拉圭回合,對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來說,這種模式都沒有改變。

這些問題都是亟待解決的,也需要對WTO規則在內的國際經濟法規則的進一步完善,中國參與對這些規則的形成和完善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發展中國家曾在提出國際政治新秩序的同時,提出了國際經濟新秩序。從國際法律的發展上看,國際經濟新秩序,從很大程度上看還是一句政治性用語,在法律制度建設上,有利於國際經濟平等和公平的制度還是缺乏的。從這一方面,是落後於政治秩序的發展的。政治秩序從殖民制度轉變為以國家主權為核心的國際法秩序,而在經濟秩序中,仍是發達國家占據主導地位,私法自治規則的發展遠遠超過了規定私法公正性的規則的發展。發展中國家處於被動的地位。平等的秩序不能有效地建立。

但是發展中國家占據著全世界人口和土地的大部分,發展中國家的獨立和自主的意識在不斷地增強,對國際經濟事務的熟悉程度也在不斷地增加,發展中國家也出現了許多成功發展的例子,如亞洲四小龍、巴西等國家和地區的發展就是明證。中國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的高速發展也給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樹立了一個成功的典範。在發展中,發展中國家對國內經濟環境的治理上應該是其發展的重點。而在國際經濟環境上,爭取一個有利於發展中國家發展的經濟和法律環境也是必要的。

隨著各國實行市場經濟,各國對市場經濟的運作模式也認識得更加清楚了,對認識以市場經濟為基本制度背景的國際經濟秩序的認識也更清楚了,這對發展中國家爭取相應的權利,避免國家經濟主權過度讓與是有好處的。作為發展中國家加入WTO是我國加人WTO的基本立場,也是中國堅持自己應有的經濟主權的表現,中國應繼續積極實行市場經濟,這是我們改革的基本方向,但不切實際的發展和開放只會損害本國的經濟及其發展。

只有發展中國家自身的發展和自身對權利要求的提出,WTO才會充分尊重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目標以及與之相適應的漸進市場開放模式。發達國家應當切實履行在協議中承諾的義務,改善發展中國家的市場准人環境,制定新的貿易規則必須有發展中國家的充分參與。同時,也應加強發展中國家之間的協調,增強參與多邊貿易體制的集體談判能力。只有發展中國家的充分參與,國際經濟法律秩序的建立才有公正性可言。

4. 我是初中畢業的，我想考會計證，我現在應該學什麼，求求大家幫幫我，我想提高一下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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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社會主義社會經濟法指的是什麼

對於經濟法概念如何定義,國內外理論界爭論較大.西方國家的學者特別是對經濟法理論頗有研究的德、日學者中,大多數認為經濟法是經濟秩序法、經濟干預法,屬於公法范圍；但也有人認為經濟法是公法和私法的交叉,或屬於社會法性質.前蘇聯、東歐國家的學者中,大多數曾認為經濟法是體現國家意志的,調整國家與社會主義經濟組織之間關系的法.
在我國,法學理論界較一致的認識是：經濟法是調整一定經濟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首先,經濟法是經濟法律規范的總稱,它由一系列經濟法律、法規按一定的特徵構成一個整體,成為市場經濟法律體系中的一個部門；其次,經濟法是調整經濟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在紛繁復雜的社會關系中,經濟法所調整的是具有經濟內容的物質利益關系；最後,經濟法調整的是一定范圍的經濟關系,因為市場經濟中,經濟主體和經濟活動眾多,經濟關系也是復雜多樣的,所以需要整個市場經濟法律體系的各個部門法共同調整,經濟法只調整其中的一部分.
至於「一定經濟關系」的具體內涵,我國學者一度分歧較大,有主張經濟法綜合調整縱向(管理)和橫向(協作)經濟關系的,也有主張僅調整縱向或經濟行政關系的,還有主張以縱向關系為主兼及橫向關系的.如徐傑教授認為,經濟法是調整經濟管理和經濟協作中所產生的經濟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和；陶和謙教授認為,經濟法是調整經濟管理關系和與經濟管理密切相關的經濟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和；楊紫垣教授認為,經濟法是調整經濟管理關系和經濟協作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和；潘靜成、劉文華教授認為,經濟法是確立國家機關、社會組織和其他經濟實體在國民經濟體系中的法律地位,調整它們在經濟管理和與管理、計劃密切相聯系的經濟協作過程中所發生的經濟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王榕、馬紹春教授認為,經濟法是調整經濟活動中發生的兼有商品性(財產)和行政性(權力)雙重因素的經濟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潘念之、王峻岩教授認為,經濟法是調整國家在組織國民經濟中、國家在管理企業中、企業在內部管理中以及企業相互之間的協作過程中所發生的各種經濟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和,或者說,經濟法是以企業為核心的法；李昌麒教授認為,經濟法是調整經濟管理關系以及與經濟管理關系有密切聯系的經濟協作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等等.但隨著以市場取向改革的深入,及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目標的提出,對經濟法定義的認識正趨向一致.
根據經濟法伴隨市場經濟孕育,發展的歷史事實和實際作用,根據不同市場經濟中經濟法的社會公益性、宏觀性的共同特徵,根據市場經濟對經濟法的內在要求,我們可以對經濟法作如下定義∶經濟法是調整國家協調和干預本國經濟運行過程中發生的經濟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
由以上經濟法的定義可見,經濟法調整的一定經濟關系就是由國家對經濟進行協調、對市場進行干預而產生的經濟關系.我們認為,協調與干預並列,范圍可更廣些、程度也可更深些；既可包括間接調控、也可涵蓋直接管理,既可體現國家作為社會管理者行使行政管理權的特徵,也可適合國家作為國有資產所有者行使所有權的需要,更符合我國的實際情況.協調與干預並列,還可照顧到不同市場經濟國家經濟法的共同特點,又可兼顧學術界的一般觀點.

6. 經濟法的基本功能和任務

作為獨立法律部門的經濟法不但應當有其獨特的調整對象，而且也應當有自己獨立的作用范圍。經濟法的作用首先在於彌補民法公平觀念之不足。公平原則是民法的最高准則，它既體現了民法的任務、性質和特徵，也反映了民法的追求目的，是民事立法的宗旨、執法的准繩和行為人守法的基本指南。甚至可以毫不誇張的說，公平原則是民法的活的靈魂。不僅如此，公平原則又與一切具體的民法原則不同，它具有對一切市民社會普遍適用的效力，且貫穿於整個民法的立法、執法和守法過程的始終。在公平原則與其他民法基本原則的關繫上，公平原則既是其他原則的高位原則，對其他民法基本原則起到指導作用，同時公平原則又可具體化為平等原則、自由原則、自願原則和禁止權利濫用原則，並以這些原則作為其實現方式。但民法公平強調的是個體公平、條件公平和形式公平。這種公平有其自身存在的合理性，對於市民社會觀念的確立、社會的進步、人性的解放、人格的尊重等許多方面都發揮了其他任何法律部門都難以比擬的重大作用。不僅如此，作為私法代表的民法是以調整平等主體之間的財產關系和人身關系為己任的法律規范，它所作用的社會生活的范圍決定了它只能是私人利益的維護法，它承認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市場主體都是「經濟人」，承認市場主體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即是說民法只是從市場規則角度對市場行為進行規范，在市場經濟運行中，只要市場主體沿著民法預先制定的行為規則去追求自身利益最愛貓撲.愛生活對於追求的結果就予以承認並加以保護，至於由此所產生的諸如人類生存危機、社會不公等問題，民法通常無能為力。民法所追求的平等也是社會條件的平等，對此列寧曾指出：「社會主義者說平等，一向是指社會的平等，指社會地位的平等，決不是指個人的體力和智力的平等。」由此可見，民法所倡導的公平、平等的價值理念僅局限於經濟個體之間的公平和平等，它僅僅是形式上的公平和機會上的平等，而不能從社會整體利益出發去追求實質的公平和平等。民法只能是個人利益的本位法和個人權利的維護法，如果硬要牽強附會地將民法建立在社會公共利益基礎上去實現個人利益最大化，那隻能是削足適履，是民法的異化。傳統的民法既然難以擔當起維護社會公共利益的重任，那麼這一任務就只能由作為社會法的經濟法來承擔。與民法相比，經濟法強調的是社會公平、結果公平和實質公平，謀求的是社會的穩定發展，追求的是社會的整體公共利益。社會公共利益並不是個人利益的簡單相加，而是能讓全體社會成員受益的整體利益，它既超越於個人利益之上，但又與個人利益密切相關，與個體利益之間是一種既統一又有矛盾的關系。隨著市場經濟的進一步發展，人們之間的聯系日益密切，彼此依存程度日益加深，因而從整體上協調市場主體之間的利益關系以推動社會發展已顯得十分必要和迫切。因此經濟法的存在既有其合理性，也有其廣闊的作用空間。
其次是彌補商法效益觀念之不足。按照一般理解，商法所調整的主要是商人及其行為。而商人作為市場主體，又以追求利潤作為自己一切行為的主要目的和存在的唯一依據，是不折不扣的經濟人。所謂經濟人，按照古典經濟學家穆勒的觀點就是會計算、有創造性、能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人。⑤並且還應當是具有理性的人。所謂理性的人或人的理性是指經濟人能夠通過成本——收益或趨利避害原則對其面臨的一切機會和目標及實現目標的手段進行分析比較和優化選擇。馬克思指出：「人們扮演的經濟角色不過是經濟關系的人格化，人們是作為這種關系的承擔者而彼此對立著。」亞里士多德曾說過：「人就其本質而言，都是政治動物。」但同樣應當強調的是，在作為政治動物的同時市場主體又是作為經濟動物即經濟人而存在的。政治人和經濟人雖然具有不同的功能，但卻有相同的價值行為准則，即無論是作為經濟人還是作為政治人，都無時不在既定約束條件下以最小代價去獲取最大收益。從這個意義上說，政治人無非是活動在政治領域內的經濟人。作為經濟人，其最主要的特點是具有趨利避害的本能。商法的主要作用就在於將經濟人的這種逐利行為合法化、規范化，並為商人的營利行為營造良好的法律環境。但商法中的效益側重於對個體效益的張揚和保護，注重的是個人意識的尊重。其主要原因在於，商法中的效益原則是以經濟自由主義為基礎的，商法上的效益原則、自由原則或意思自治原則不過是經濟自由原則的法律體現。而經濟自由主義又是現代商品經濟和市場經濟的基石。古典重農學派認為，人類社會和物質世界一樣，都存在著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這就是自然秩序。人身自由和私有財產是自然秩序所規定的人類的基本權利，是天賦人權的基本內容。自然秩序的實質在於個人利益和公眾利益的統一，而這種統一隻能在自由經濟體制下才能得以實現。作為古典經濟學思想集大成的經濟學家亞當·斯密將這種經濟自由主義思想進行了發揮和完善，將個人主義作為「天賦自由經濟制度」的基礎。認為個人是其本人利益的最好明斷者，明智的做法就是讓每一個個人在經濟活動領域中自主地抉擇自己的道路。在這種一切聽其自然的社會中，其規律性力量是由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來進行調控的。自由放任意味著經濟領域是一種只服從於自身規律運動和變化的獨立經濟體系，它獨立於作為政治領域的國家之外，且政治國家不應干涉經濟領域的活動。社會利益是在個人追逐私利的狀態下實現的，個人的逐利過程同時也可以促進社會的整體進步。但這種效益至上和意思自治通常僅局限於個人，當個人的利益與社會利益、個人意思自治與社會的意思自治發生沖突時，商法首先選擇的是尊重個人的利益和意思自治。換言之，當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發生沖突時，商法側重於尊重個人的意思自治和保護個人利益，而不能站在社會整體利益的高度對個人利益進行限制，對個人意思自治予以充分集中。因此，協調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實現社會效益和社會整體利益追求的目的只能由作為社會法的經濟法來承擔。
最後是彌補行政法國家利益至上觀念之不足。行政法是關於行政主體的行政管理活動的法律規范的總和。其調整對象是行政主體在行政管理活動中和其他國家機關，社會團體、企業事業單位以及公民之間的關系即行政關系。嚴格意義上的行政法是近代民主政治的產物，它以國家權力的有效劃分、國家機關的嚴格分工作為條件。行政法作為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大體上包括幾方面的內容：關於行政組織的法律規范；關於行政行為的法律規范；關於行政法制監督的法律規范。行政法的主要特點是：內容極其廣泛，涉及政治、經濟、軍事、外交、公安、民政、科技、衛生、文化、教育等各個領域；因其內容與社會生活關系十分密切，而社會生活經常發生變化，因此行政法規范常有變動；沒有一部統一、完整、系統的行政法典，而由分散的一系列法律文件組成；法律文件數量特別多，在各個法律部門中居於首位；立法是多元的，不同國家機關的行政立法，其性質和效力均有所不同。行政法之所以無力擔負起維護社會公共利益的重任，主要原因在於行政法主要體現的是國家意志，而在階級社會中，國家意志又主要體現的是統治階級的意志，因此國家有時雖然能兼顧整個社會的公共利益，但從根本上說主要維護的還是統治階級的利益，而不能從社會公共利益出發維護被統治階級的利益。即是說，以國家利益為本位的行政法既難以同時兼顧國家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也不能把社會利益作為主要或唯一的價值追求。行政法主要調整和保護的是國家的政治生活，現代行政法的立足點應是限制國家的行政權力，即如何將國家的管理行為限制在合理范圍內，制定行政法的主要目的是為了維持國家機器的正常運轉，因此國家的一切只能包括其經濟行政職能也應以實現這一目標為其存在目的。也就是說，行政法的主要內容是如何將行政機關的行為限制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行政法律規范也主要表現為限權性規范。因此，從其作用領域和存在目的來看，行政法並不負有克服市場調節機制缺陷及維護市場條件的職能，也無力擔負起維護社會公共利益的重任。與行政法不同，經濟法調整和保護的是市民社會生活即社會的經濟生活，是市民社會的保護法；其立足點在於以維護社會公共利益為目的而干預社會市場主體的經濟活動。

7. 經濟法中有哪些行為性質

論經濟法的公平價值

摘要：經濟法的公平價值是以社會本位為基礎的形式公平和實質公平的統一，也是代內公平和代際公平相統一的可持續發展的公平。

關鍵詞：公平 社會本位

一、以社會為本位是經濟法公平價值的基石

經濟法以社會為本位是指經濟法以維護社會公共利益為出發點和歸宿。社會公共利益與個人利益、集體利益、國家利益相對，但又不是後者的集合或某種利益的簡單相加，而是後者合力的結果或有機總和。〔1〕經濟法的公平價值具有獨特性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因為它建立在以社會為本位的基石之上。

經濟法是在公法對私法的介入，以國家之手對市場失靈的干預中產生的。在自由資本主義時期，法學上形成了孟德斯鳩、霍布斯為代表的自然法學派。自然法學派從天賦人權的哲學思想出發，認為法就是由人類理性和由事物性質產生出來的必然聯系。法律是自然的理性表現，是客觀存在的普遍規律。在經濟學上，以亞當·斯密為代表的古典自由主義經濟學佔主導地位。他認為在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客觀經濟規律會自發實現「自然秩序」。人是自我利益的理性的、最大限度的追求者，即理性人，在這種「自然秩序中」，當理性人在追求其個人利益的目標時，他好像被一隻「看不見的手」引導著去實現公共最好福利。這只看不見的手就是市場。他認為，最好的政府就是管得最少的政策，政府對經濟的任何干預都是有害的，政府的權力應主要用於維護社會秩序的安全，即「夜警國家」的模式。自然法學派和古典自由主義經濟學對近代資本主義法律體系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在這個時期，以國家干預為主要特徵的經濟法受到削弱，民法得到了充分的發展。〔2〕

然而，亞當·斯密所描繪的完全依靠市場調節，來達到的理性的人與社會和諧發展的「自然秩序」並沒有很好地實現，展現在我們面前的是這樣一幅圖畫：環境污染、資源過度開采、貧富分化、市場壟斷、公共產品短缺等。在資本主義由自由競爭進入壟斷階段後，經濟危機的周期性爆發，也桎梏了社會經濟的發展。市場調節的盲目和滯後，個體組織生產的有序與整個社會生產的無序，個體利益的局部性與短期性，往往使個人利益得以彰顯，社會公共利益受到忽視。對此，以個人為本位的民法是無能為力的。尚須「國家之手」的干預以維護社會公共利益，進而恢復經濟的自由與有序、個體利益與社會利益的平衡格局。經濟法所追求的公平，是社會公共利益的公平。它強調人們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行為，必須對社會的經濟發展而不只是對個別人的特定利益承擔義務。〔3〕有些行為，在民法來看，也許是無可厚非的，但如果這種行為對社會公共利益造成危害甚或造成威脅時，就會受到經濟法的規制。如微軟收購Intuit軟體公司，可謂是個互贏的商業行為。Intuit的股東希望通過其企業被收購而獲得微軟的投資，並利用微軟龐大的國際分銷網分得好處。微軟則希望獲得Intuit公司開發的已佔有個人財務軟體市場近70%分額的Quicken軟體。這場收購雙方平等互利，完全符合民法的條件要求。然而美國政府擔心收購完成後，微軟會獨霸全美的個人財務軟體市場，執意向法院起訴，最終導致了這場交易的流產。〔4〕經濟法總是以個別經濟活動與社會公共利益的對比效果為參照，來評價公平價值的實現。

國家干預也應以維護社會公共利益為宗旨。從某種方面講，政府因其本身的特點，在某些時候，也有產生損害社會公共利益的可能。首先政府幹預經濟，往往以國家利益為根本出發點。大多數情況下，社會利益與國家利益是一致的，例如，保護耕地與發展經濟佔用耕地是矛盾的。所以，依照《土地管理法》制定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和年度規劃，嚴格佔用耕地審批制度，遵照「佔多少，墾多少」的原則，徹底落實佔用耕地補償制度。這樣，就會既有利於保護耕地，維護農民的權益，又保障了國家的建設用地，達到社會利益和國家利益的統一。但是，社會利益與國家利益並不完全一致，也會有沖突。如國家為快速發展經濟，過度佔用耕地，則可能暫時有利於國家利益，而損害了社會利益。其次，政府幹預手段的落後，反應的遲鈍，往往難以適應瞬息萬變的市場形勢。政府在宏觀調控方面有優勢，而微觀管理方面不足。政府處於凌駕於社會之上的機構，信息廣泛，但也難免會有偏差，導致決策的失誤。最後，政府作為社會的一個組織，在發揮經濟職能，對社會進行規劃、引導、控制、調節和監督的同時，難免會有尋租現象。且由於目前監督機制不完備，在我國官本位歷史傳統影響下，易滋生腐敗。有鑒於此，在政府幹預社會經濟生活的過程中，干預的程度、方式、方面，都應以維護社會公共利益為宗旨，加強政府幹預的科學性，提高政府人員的素質。

二、經濟法的公平價值是形式公平和實質公平的統一

羅爾斯認為，形式正義執行法律和制度時應當平等適用於屬於它們所規定的各種各樣的人。由形式正義產生形式上的公平。在民法上，公平主要是指形式公平。它意味著機會平等。而機會平等至少要有四個方面的規定性：即社會資源平等地向市場主體開放；競爭的起跑線均等；市場主體同等的不受歧視；市場主體平等的擁有實現其經濟目的的手段。〔5〕民法所強調的機會公平，是以實現抽象的人格平等和個人自由為條件，將作為民事主體的人視為完全相同的理性人，而忽視客觀存在的人所處的環境和其自身所具備的一切具體特徵，給予民事主體同樣的法律保護。

但是，法律的普遍性並不能應對社會生活的復雜組合。在以競爭為主導的市場經濟中，市場經濟主體形式上的公平卻產生著實質上的不公平。就如一個億萬富翁不可能與一個乞丐具有的條件一樣，經濟法認為，一個經濟巨人與一個經濟侏儒也是不在一個起跑線上的，即使法律賦予他們平等的權利和義務。由於市場失靈和政府失靈，諸如行政壟斷、地方保護、信息偏差、經濟實力、地理位置、基礎設施等一系列差別因素的存在，給市場經濟帶來的實質不公，使得民法的形式公平難以實現。形式公平，也是經濟法所要追求的首要目標。每個市場經營主體，不論其所有制形式、所在區域的不同，都有進入市場進行平等競爭的機會。經濟法既不為某個市場經營主體在競爭中獲勝創造特別優越的條件，也不特別給某個市場經營主體製造障礙，使其在市場競爭中失敗。〔6〕

形式公平是經濟法公平價值的基礎，是在追求實質公平的條件下的形式公平。民法忽視市場主體的經濟實力、技術經驗等方面的個性特徵，而對他們一視同仁的規定，勢必造成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的盛行，產生實質不公平。經濟法恰恰重視個體差異，將市場主體按一定的標准細化為不同類型，屬於同等條件的，同等對待。如同樣的消費者，享有的權利相等；同樣的生產者，所擁有的權利和承擔的義務也相等。

經濟法以實質公平為其更高公平價值目標。實質公平是在承認經濟主體的資源和個人稟賦等方面差異的前提下而追求的一種結果上的公平。〔7〕實質公平要求一方面對具備特殊條件、地位和能力的市場主體的某些行為進行一定的限制，增加其義務或減少其權利。以反壟斷為例，從現代反壟斷法實現來看，（一個企業）單純的市場控制力通常並不被法律作否定性評價，只有當特定的具有市場控制力的企業將其控制力濫用時，法律才對其進行限制或禁止。而企業僅僅具有市場控制但未行濫用，或企業之行為雖有濫用之嫌，但其能力本身不具有市場控制力，則兩者均不違反反壟斷法。另一方面，實質公平對遭受或易於遭受經濟特權侵害的弱小主體進行特別保護，賦予其更多的權利，而承受較少的義務。如各國的產品質量法和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中，如銷售者在銷售中存在欺詐，消費者可以商品價格的兩倍向銷售者索賠。為方便消費者保護自己的合法權益，消費者因商品缺陷造成人身、財產損害的，可以向銷售者要求賠償，也可以向生產者要求賠償。屬於生產者責任的，銷售者賠償後，有權向生產者追償。屬於銷售者責任的，生產者賠償後，有權向銷售者追償。這些規定，從形式上看在生產者、銷售者和消費者之間，他們的權利義務是不公平的。但是，生產者有責任生產出質量合格的商品，生產者和銷售者有誠實信用的義務。與消費者相比，他們具有較多的專業知識，消費者處於弱者地位。由此可見，經濟法的實質公平體現了對弱者進行保護的實質公平。

經濟法形式公平與實質公平還相統一於社會本位的基石之上，體現在：經濟法為社會公共利益，不同時期調整內容也不同，其公平價值取向也不同。在改革開放初期，我國為鼓勵吸引外商來投資，加速我國經濟發展，促進改革開放的步伐，就出台了許多優惠政府，使得那些在資本、管理經濟上比我國企業雄厚、豐富得多的外國企業，享受到了中國企業都享受不到的有利條件。這對我國企業形式上和實質上都是不公平的。在經過二十年的改革開放後，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已初步建立並初步完善，作為WTO的成員，我國的市場競爭規則要同世界接軌，就要求市場經營主體平等地參與競爭，就需要逐漸減少外資企業的優惠條件，讓他們享受國民待遇。再如，在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壟斷企業的經濟力量非常強大，所以，反壟斷法是這些國家經濟法的核心。而在我國目前，為增強經濟全球化中我國企業的競爭力，發揮企業的規模效應，應鼓勵、支持建立大型企業集團，實現同我國企業間的形式公平和實質公平。

經濟法既追求形式公平，即同等條件下同等對待；又追求實質公平，即不同等條件下不同等對待，二者是統一的。形式公平是實質公平的前提和基礎。沒有形式公平的實質公平是平均主義。平均就是在機會的擁有和財富的分配上，無視能力和特殊需要的存在而曲解為簡單的按份分攤，是與平等背道而馳的。〔8〕實質公平是經濟法的更高目標。實質公平是形式公平的必然發展。沒有實質公平的形式公平，形式公平的目標也不能最終實現。

三、經濟法的公平是可持續發展的公平

隨著人類文明的加速發展，尤以資本主義工業化大生產以來，人類面臨到了歷史上前所未有的新問題。世界財富的增長並沒有使所有的國家以及每個國家中所有的地區受益，相反，卻加大了他們之間的貧富差距。人類生產力的極大提高，人口大爆炸，使得他們能夠而又不得不向大自然攫取更多的資源。自然資源的掠奪性開采和利用，導致人類生態環境的惡化。水土流失、土地沙漠化、森林面積銳減、礦產資源枯竭、環境污染等，嚴重威脅著人類的生存和延續。在對傳統的工業文明和發展模式進行深刻的反思的基礎上，形成了一種新的發展和發展模式———可持續發展。目前，可持續發展的比較權威的解釋是：「既滿足當代人的需要，又不對後代人滿足其需要的能力構成危害的發展。」〔9〕其主要有三個方面的內涵：第一，人類有追求幸福美好生活的權利，但這些權利必須通過與自然相和諧的方式爭取；第二，當代人在創造與追求自己的發展時，應承認並努力作到使自己的機會和後代人的機會平等；第三，為了今世和後代的利益，環境必須成為發展進程的一個組成部分。〔10〕

經濟法的公平觀是可持續發展的公平觀，既體現當代人間的公平，又蘊涵代際人間的公平，是追求更廣泛意義上的社會公平。當代人間的公平，即維護所有當代人生存和發展的權利並滿足其為此的基本需要。它要求一國內地區間有平衡的發展。在一國內不同地區之間，由於區位條件、自然資源、生態環境等影響經濟發展的因素不同，造成地區間經濟發展的不平等。在某些特定時期，國家為了整體發展的需要，甚或對一些條件好的地區予以政策優惠，來推動這些地區經濟的發展，從而加劇了不平等的存在。我國東部和中、西部的發展就是一個很好的佐證。區域經濟不平衡已經嚴重影響了我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所以，「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加快中西部地區的發展，關系經濟發展、民族團結、社會穩定，關系地區協調發展和最終實現共同富裕，是實現第三步戰略目標的重大舉措。」〔11〕代際間的公平，即當代人不能因為自身的發展與需要而損害人類世世代代滿足需求與發展的條件，要給子孫後代以公平利用自然資源和環境的能力的權利。科技的發展，使得後代人有可能開發出新的能源並提高能源的利用率，但其發展仍然離不開大量的自然資源。環境是人類共同的財富，我們應留給下一代一個清山綠水的世界。因而當代人既要考慮自身的發展，也要考慮後代人的發展。經濟法還為實現公平的可持續發展作了具體的規制，如土地環境保護法、礦產資源法、水法、漁業法等，都有所體現。

經濟法可持續發展的公平價值觀，是注重社會效益的價值觀。效益是指投入與產出或成本與效益之間的比較。經濟法的公平價值，不僅限於經濟效益，更強調社會效益。沒有西部地區的現代化就沒有我國的現代化，也就沒有社會效益。在消除地區經濟差距上，東部地區要加強與中西部地區全方位的經濟技術合作，支持和參與西部開發，更好地發揮中西部地區的輻射帶動作用。中央也應多給予政策、稅收、財政上的支持，如鼓勵外商到中西部投資，加強中西部水利、交通、通信、電網及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建立相關的稅收減免和財政補貼、財政轉移支付制度。社會效益必然要求可持續發展的模式，經濟的發展，不能以犧牲環境來換取經濟的短期高速發展。我們應走出以往「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老路，將簡單粗放的消耗型經濟轉變為高技術含量多的集約型經濟，進行產業調整，促進產業升級，注重生態效應與經濟利益的統一。「經濟法的效益觀所追求的社會效益，在於它不是一般而言的經濟成果最大化，同時更是宏觀經濟成果、長遠經濟利益以及社會福利、人文和自然環境、人的自由和自身價值等諸多因素的優化和發展，微觀經濟成果的優化和發展也是社會效益的組成部分之一。」〔12〕只有注重社會效益，人類的可持續發展才有保障。

經濟法的公平價值，是確立在社會公共利益基礎上的形式公平和實質公平，是可持續發展的公平。它不只強調代內公平，更將視野擴展到代際公平，顯示了其對整個人類發展的終極關懷。它也是經濟法作為一門獨立法律部門的產生、發展、繁榮的重要的活力源泉。

注 釋：

〔1〕程寶山：《經濟法理論的新思考》[J]，《鄭州大學學報》，2000年第5期。

〔2〕李昌麒：《經濟法》[M]，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9頁。

〔3〕江合寧：《對經濟法與行政法價值定位的思考》[J]，《廣東社會科學》，2000年第2期。

〔4〕美國司法部將微軟收購之舉提交法院[N]，《國際電子報》，1995年8月7日，轉引自：史際春、鄧峰：《經濟法總論》[Z]，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67—168頁。

〔5〕公丕祥：《論當代中國法制的價值基礎法制與社會發展》[J]，法制與社會發展，1995年第2期。

〔6〕王保樹：《經濟法原理》[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年版，第50頁。

〔7〕李昌麒：《經濟法學》[Z]，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85頁。

〔8〕卓澤淵：《法理學》[Z]，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230頁。

〔9〕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我們共同的未來》，吉林大學出版社，1997年。

〔10〕程信和、李摯萍：《可持續發展———經濟法的理念更新和制度創新》[J]，廣州：學術研究，2001年第2期。

〔11〕摘自《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個五年計劃的建議》。

〔12〕史際春、鄧峰：《經濟法的價值和基本原則芻議》[J]，法商研究，1998年第6期。

賴達清 李文軍

8. 請問經濟法的性質是什麼

關於國際經濟法的性質和內容，國內學者有兩種大相徑庭的看法。一種意見認為回，國際經濟法是答調整國家與國家之間和超越一國范圍的經濟關系的法律；它的主體，與一般所稱的國際法的主體不同，除國家和國際經濟組織以外，還包括個人、自然人和法人。另一種意見認為，國際經濟法是調整國家和國際組織之間經濟關系的法律，而不調整國家與個人和個人之間的經濟關系，其主體是國家和國際經濟組織。但一般都認為包括國際投資法、國際貿易法、國際金融法、國際稅法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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