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合同法免責案例
因為賣方來裝運日期晚於合同規定日自期，由於賣方過錯導致合同違約，非違約方也就是買方有權通知賣方解除合同，並可以申請違約方給予違約損害賠償。根據CISG和英國法，買方可以解除合同，並不能宣布合同無效，因為合同並沒有造成無效的事由，合同是有效的，只是有違約行為。
若本案的標的物是專為感恩節供應的火雞，則該標的物具有時效性，必須趕在感恩節之前送達。如果賣方延遲交貨，則合同的目的不能達成，構成根本違約。買方可以解除合同並請求賣方進行違約損害賠償。
Ⅱ 涉及到法律的案例
這有一些國際私法的案例
沖突規范
[案情]
1999年11月20日下午，某大學工人陳強在該校校園內騎自行車向右拐彎時，未打手勢示意，被從後面超車的該校留學生傑克騎自行車撞倒。經檢查，陳強右內踝關節挫傷，他的自行車前輪被撞壞，造成經濟損失約140元。學校曾為雙方進行調解，但雙方在傑克應付給陳強的賠償儲額上未能取得一致意見。於是陳強向當地人民法院起訴。法院受理了本案。
[問題]
1．法院對本案應如何適用法律？
2．假如本案的當事人雙方都是外國人，法院由該如何適用法律？
[分析]
1．本案中被告傑克的行為構成侵權。根據侵權行為適用侵權行為地法的原則，應以侵權行為地法為准據法。本案侵權行為的加害行為發生地和損害發生地是一致的，都是中國，所以法院應適用中國法。我國《民法通則》也是這樣規定的。
2．依照《民法通則》第146條第1款的規定：「侵權行為的損害賠償，適用侵權行為地法律。當事人雙方國籍相同或者在同一國家有住所的，也可以使用當事人本國法律或者住所地法律。」所以，如果本案的當事人雙方都是外國人，並且都具有同一國籍或者在同一國家有住所，可使用他們的國籍國法或者共同的住所地法；如果雙方具有不同的國籍或者不在同一國家有住所，則應適用侵權行為地法。
沖突規范的適用
[案情]
某英國公民家生前立下了7份遺囑文件，其中包括1份遺囑和6份遺囑附錄書。遺囑和2分附錄書是按比利時實體法規定的形式作出的，其他4份遺囑附錄書雖未按這種規定的形式作出，但符合英國遺囑法的規定。按照英國法，甲死亡時的住所在比利時，而依比利時法律關於外國人在比利時設立住所必須經政府許可的規定，甲死之時其住所仍在英國，因為它為獲得這種許可。英國法院需要解決的問題是：該英國公民甲所立遺囑是否有效？
審理此案的英國法官按英國沖突法的指引，對上述問題的解決適用了比利時法，承認依比利時法律作成的遺囑和2份附錄書在形式上具有有效性。但同時指出：英國法官審理此案應該像比利時法官一樣去適用法律。由於比利時沖突法規定：「未在比利時合法設立住所的外國人所立遺囑的有效性依當事人本國法確定」，因此，比利時法官會適用英國發起確定其餘4份附錄書的有效性。於是，英國法官將最終適用英國法確定其餘4份附錄書在形式上也有效。
[問題]
1．當英國沖突法規則在本案指向比利時的法律時，英國法官適用的是比利時的實體法還是沖突法？
2．英國法官適用法律的做法有無道理？為什麼？
[分析]
1．這是英國法院最早採用反致的案例。所謂反致，是指對於某一涉外民事關系，甲國（法院國）根據本國沖突規范的指引，以乙國的法律作為准據法，而依乙國的沖突法規定卻應適用甲國法作為准據法，結果甲國依據乙國的法律判決案件。
本案中，在確定遺屬及2份附錄書的有效性時，所依據的是比利時的實體法；而在確定其餘4份附錄書的有效性時，英國法官適用的是比利時的沖突規范。
2．對於反致，各國立法和實踐的態度不一。英國法官適用比利時沖突規范的做法，其目的是為了避開英國沖突規則關於「遺囑的形式要件只能以依遺囑人最後住所地確定」的苛刻規定，以盡可能地確認反映當事人意願的遺囑在形式上的有效性。而當時，與英國相鄰的歐洲國家，都規定遺囑的形式要件依遺囑人屬人法（包括本國法和住所地法）或依遺囑製作地法皆可。因此，從這一層面上看，英國法官的做法應具有合理性。
[案情]
W是美國居民，1956年，在沙烏地阿拉伯逗留期間，因其駕駛的轎車被美國石油公司雇員Z駕駛的卡車撞翻，W身受重傷。之後，W在美國石油公司營業執照領取地紐約起訴，請求法院判決美國石油公司做出侵權賠償。初審法院根據「侵權行為適用侵權行為地法」的沖突規范，確定本案應適用沙烏地阿拉伯法律，要求當事人提供並證明有關沙烏地阿拉伯法律，結果原告未能提出或證明支持其訴訟請求的沙烏地阿拉伯法律，被告也未能提出或證明支持其答辯的沙烏地阿拉伯法律。法院最後以原告訴訟請求的證據不足為有駁回訴訟。原告不服，提起上訴。
[問題]
1．什麼是外國法的確定？外國法的確定一般有幾種方式？
2．在外國法不明時，如何解決法律適用的問題？
[分析]
1．外國法的確定也稱外國法的查明，是指一國法院根據本國沖突規范指定適用外國法時，如何查明該外國法的存在和內容。
由於各國對外國法究竟是事實還是法律有不同的主張，因此外國法的查明方法大致可以分為以下三類：
（1）把外國法看作事實，由當事人舉證證明；
（2）把外國法看作法律，由法官負責查明；
（3）基本把外國法視為法律，原則上由法官負責查明，必要時也可要求當事人予以協助。
2．在外國法不明時，如何解決法律適用的問題，各國也有不同的學說和實踐。但各國的立法和實踐主要採取以下兩種方法來解決：
（1）以法院地法取代應該適用的外國法；
（2）駁回當事人的訴訟請求或抗辯。
國際私法的主體
[案情]
英國婦女A與法國人B（19歲）在英國結婚，而雙方父母對之則毫不知情。婚後，B父母得知此事後，即帶B回法國並向法國向院起訴，要求判決此婚姻無效。法國法院依據本國法「男未滿25周歲，女未滿21周歲，非經父母同意不得結婚」的規定，判決該婚姻無效。其後，雙方在各自國家又分別結婚。但兩年後，A的英國丈夫C提起訴訟，基於A與B的婚姻未因英國法律上的任何理由而被宣告無效或解除，故請求法院判決C與A的婚姻解除。英國法院據此判決A與C的婚姻解除。理由是，如依法國法即當事人B的本國法，B不具備締結婚姻的能力，故法國法院判決A與B婚姻無效；而依英國法即依住所地法和婚姻舉行地法，則B具有完全的締結婚姻的能力，故英國法院判決A與B的婚姻有效，從而解除了A與C的婚姻。
[問題]
1．當事人的行為能力應適用何國法律確定？
2．各國法律對當事人行為能力的確定規定了哪些例外？
3．我國法律對當事人的行為能力作了哪些規定？
[分析]
1．由於自然人的行為能力與他的身份地位有直接的關系，而自然人的身份地位既包括他的自然狀況，如是否成年、精神是否正常等，也包括同的法律地位，如是否已婚等。因此，一般主張依當事人屬人法來解決自然人行為能力的法律沖突，只是對屬人法的理解有所不同，如大陸法系國家是指當事人的本國法，而英美法系國家則是指當事人的住所地法。因此出現了本案英、法兩國法院不同的判決結果。
2．隨著國際貿易關系及相互交往的發展，為保護相對人或第三人因不明他的屬人法規定而蒙受損失，保護商業活動的穩定與安全，各國在適用自然人行為能力依其屬人法這一沖突規則時，仍有以下例外或限制：
（1）處理不動產的行為能力和侵權行為的責任能力，一般都不適用當事人屬人法，而是分別適用物之所在地法和侵權行為地法。
（2）有關商務活動當事人的行為能力也可以適用商務行為地法，即商務活動當事人如依屬人法無行為能力，而依行為地法有行為能力，則應認定為有行為能力。
3．我國《民法通則》第143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定居國外的，同的民事行為能力可以適用定居國法律。」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釋補充規定為：
（1）定居國外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民事行為能力，如其行為是在我國境內所為，適用我國法律；在定居過所為，可以適用其定居國法律。
（2）外國人在我國領域內進行民事活動，如依其本國法律為無民事行為能力，而依我國法律為有民事行為能力，應當認定為有民事行為能力。
（3）無國籍人的民事行為能力，一般適用其定居國法律；如未定居，則是用其住所地法律。
涉外物權
[案情]
原告為一家在甲國A市和英國B市開辦業務的銀行，被告是一個住所在英國的已婚婦女。原告和被告在英國達成協議：被告同意向原告抵押在甲國A市的土地，作為原告銀行向其丈夫貸款的擔保；同時被告委託一個住在甲國A市的人代理她處理抵押的有關事宜。按照甲國的法律，被告無能力締結這樣的協議。後來，原告根據英國法關於特定履行（指法院通過對被告強制執行其依合同所承擔的義務，對原告賦予的衡平法上的補償）的規定，在英國法院提起訴訟，要求強制執行被告以上述協議所承擔的義務。法院判決認為，被告負法律責任，因為根據當事人之間合同關系的標的物（土地）所在地法，被告無締結這種合同的能力，因而她們之間的協議是無效的。
[問題]
1．你認為英國法院是否享有對本案的管轄權？其依據是什麼？
2．本案中，法院對不動產締約能力適用的是何國法？為什麼？
[分析]
1．本案中，英國法院享有對本案的管轄權。因為有關合同糾紛的訴訟，世界各國普遍採用合同的地界地和合同履行地兩個標志來確定國際民事管轄權本案中，原、被告的合同締結地在英國，且被告住所地也在英國，而原告是以抵押貸款合同為依據提起訴訟，因此英國法院享有對本案的管轄權。
2．本案中，法院對不動產締約能力適用的是甲國法。因為關於當事人的物權行為能力，大陸法系各國通常依一般行為能力解決，即適用當事人的屬人法；而英美法系國家則主要按動產、不動產個別解決當事人的行為能力問題，對不動產行為能力一改以物之所在地法。本案中，物之所在地法即是甲國法。
涉外知識產權
[案情]
日本某企業於1986年8月1日向中國專利局遞交了「近視矯正器」發明專利申請。該項專利申請是由該日本企業委託上海專利事務所代理申請的。申請日為1986年8月1日，申請號為86106540.1，優先權日為1985年8月1日JP142475/85。
經中國專利局審查，批准授予該項專利申請的專利權，授權日為1992年6月10日，專利號為86106541.1，並淤992年9月23日在發明專利公報上公告。
[問題]
1．根據我國《專利法》的有關規定，上述日本企業可否自己直接向中國專利局申請專利？
2．倘若上述日本企業在中國有營業所，根據《巴黎公約》的有關規定，是否可以自己直接向中國專利局申請？其依據是什麼？
[分析]
1．根據我國《專利法》第18、19條規定：「在中國沒有經常居所或者營業所的外國人、外國企業或者外國其他組織在中國申請專利的，依照其所屬國同中國簽訂的協議或者共同參加的國際條約，或者依照互惠原則，根據本法辦理。」並規定這類外國人在中國申請專利或者辦理其他專利事務的，「應當委託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指定的專利機構辦理」。因此，本案中，該日本企業不能直接向中國專利局提出專利申請，而只能依照我國專利法規定，委託我國國務院指定的專利機構代理申請。
2．依照《巴黎公約》第2條規定的「國民待遇原則」，在保護工業產權方面，「公約成員國的國民在其成員國境內應享有各該國法律現在或將來給予各該國國民的各種利益，而不管他們在該國是否有住所或營業所。即便是非公約成員國的公民，只要他在公約任一成員國境內有住所或有真實地、有效的工商業營業所，也可享有與公約成員國國民同樣的待遇」。按此原則，如果上述日本企業在中國有營業所，依據《巴黎公約》的規定，可以直接向中國專利局提出專利申請。但是，我國在參加《巴黎公約》時有保留聲明，我國現行的《專利法》採取的是有條件的國民待遇知足，因此該日本企業必須依照我國《專利法》的規定，委託專門機構辦理其專利申請。
合同之債
[案情]
甲國的甲公司委託乙國的乙公司用乙公司的A拖輪將甲公司的B鑽井平台從美國的路易斯安納州拖航至義大利。該合同包括的管轄權條款為：「產生的任何爭議由倫敦法院審理。」拖航開始後的第四天，在墨西哥灣的國際水域遇暴雨，造成鑽塔支架折斷，致使鑽機嚴重受損。根據甲公司的指令，A拖輪帶著損壞的鑽塔駛至佛羅里達的薩帕姆港避難。由於甲公司的請求，A拖輪在薩帕姆港被扣，並被迫提供350萬美元的保釋金。嗣後，甲公司無視協議中由倫敦法院管轄的條款，在佛羅里達起訴了乙公司，指證A拖輪再拖航中有過失，且違反了合同，並要求350萬美元的損失賠償。乙公司則在倫敦高等法院反訴甲公司，並要求其支付違反合同的損害賠償和救助報酬。英國法院接受了擴大管轄權，並宣布享有對該案的審理資格。
在該案的審理中，英國法院以當事人選擇由倫敦法院審理而推定適用英國法。
[問題]
1．本案中的意思自治是明示還是默示？兩者的區別是什麼？
2．中國法律是否承認默示的意思自治？
[分析]
1．本案中的意思自治是默示的。因為在明示的意思自治中，當事人必須明確指出適用的准據法；在默示的意思自治中，當事人只是制定管轄法院，並不直接指定準據法，而制定管轄法院就含有以法院地為准據法的默示意思。
2．根據《民法通則》第135條和《合同法》第126條規定，涉外合同當事人可以選擇處理合同爭議所使用的法律（法律另有規定的除外）；當事人為選擇法律的，適用於合同有最密切聯系國家的法律。這表明，在涉外合同領域，我國與世界絕大多數國家一樣，也採用意思自治原則，並將其作為確定涉外合同准據法的首要原則。但是，最高人民法院在《關於適用〈涉外經濟合同法〉諾干問題的解答》第2條第2款中明確規定：「當事人的法律選擇必須是明確的」，從而又排除了默示的意思自治。目前，我國《涉外經濟合同法》雖已廢止，但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釋仍然具有指導意義。
[案情]
原告A（妻子）與被告B（丈夫）於1918年在甲國結婚，並在甲國共同生活了15年，其間養育兩個孩子。1933年，被告拋妻棄兒，隻身前往乙國，途中在丙國取得離婚判決，而後與另外一個女子結婚。1935年，原告從甲國來到乙國丁州，並在丁州與被告達成別居協議。雙方在協議中約定：被告每月給原告80英鎊，以維持原告和孩子的生活費；妻子（原告）則不得基於丈夫（被告）的離婚或再婚向任何有關當局對丈夫提起訴訟。隨後原告回到甲國，並在甲國繼續撫養孩子，但被告卻從未依約定支付生活費。為此，原告於1936年向甲國法院提出別居之訴，理由是被告通姦。1938年，甲國法院判決被告向原告給付生活費。
但由於被告不在甲國，甲國法院的判決未能奏效。原告於是在1947年向乙國丁州法院提起訴訟，請求按雙方1935年達成的別居協議取得被告應付的款項。被告辯稱，原告在甲國提起訴訟已使1935年的協議失效，從而結束了原告按照該協議享有取得撫養費的權利。丁州地方法院認為，由於合同當事人未選擇適用的法律，因此應適用合同締結地法律；別居協議在丁州成立，所以應使用丁州法律。而依丁州法律，原告在甲國提起訴訟，獲得臨時給付的裁決，已使1935年雙方的別居協議失效。因此，地方法院支持了被告的抗辯理由，駁回了原告的起訴。原告不服，提起上訴。二審法院維持原判。原告繼續上訴至丁州上訴法院。
1954年，丁州上訴法院審理該案時，福爾德法官主張適用與案件有最密切聯系地法律，而不適用合同的締結地法律，並且，他認為，該案與甲國關系最為密切，如訂立別居協議的雙方是甲國公民，他們在甲國結婚並生育子女，且在甲國共同生活達15年之久，等等。至於丁州，與該案的關系僅為別居協議的訂立地，且此因素也純因偶然造成。據此，丁州上訴法院最終依據最密切聯系原則，以甲國法律作為准據法審理該案。依甲國法律，當事人之間訂立別居協議後，一個甲國丈夫和父親的主要責任，不因妻子的訴訟而自動失效；被告（丈夫）應向被拋棄在甲國的原告及子女給付撫養費。因此，丁州上訴法院依據甲國法律推翻了淵深法院的判決，支持了原告的訴訟請求。
[問題]
1．什麼是最密切聯系原則？
2．最密切聯系原則的最大特點是什麼？
3．丁州是別居協議的訂立地，為什麼最密切聯系地卻是甲國？
[分析]
1．最密切聯系原則是指，案件發生爭議時，如當事人未約定適用的准據法，則應適用與案件有最密切聯系的國家的法律為准據法。
2．最密切聯系原則的最大特點在於它的靈活性與相應的法官有較大的自由裁量的空間。在國際私法案件中，法律事實和當事人的行為往往發生或完成於不同的國家或法域，可與多國發生聯系，以任何一國法律作為准據法都可以找出一定理由。其中哪個或哪些聯系最為密切，並無明確的、一成不變的定律，依賴於法官的自由裁量，因而最終適用的准據法具有很大的靈活性。
3．丁州雖然是別居協議的訂立地，但別居協議中並未採納任何丁州法律或習慣中的特有成分，丁州與雙方當事人糾紛的根源——雙方婚姻關系的締結或解除沒有聯系。乙國也不是雙方的國籍國。而甲國則既是雙方當事人的國籍國，又是他們的婚姻締結地和子女出生地，並且雙方再次共同居住達15年之久。可見，該案糾紛的根源發生在地在甲國，也即甲國是最密切聯系地。
Ⅲ 題目是這樣的 麻煩各位牛人根據英國合同法分析下。
A在一號發出要說抄後，B在三襲號作出的並不是承諾，因為違反了A在一號作出的要約的跟本條款，只能視為向A發出的新要約。此時，A在一號發出的要約失效，因為B發出的新要約就等於拒絕了A的要約。A在六號收到B的新要約表是不想賣並發出通知，因此也沒有使合同成立。至於B在五號的承諾已經沒意義了，因為一號的要約已經失效，所以，沒有成立任何合同。(手機真難打)
Ⅳ 【案例】尋求法律援助
當合同當事人死亡或者失去民事行為能力，承擔民事責任的可以是其繼承人、財產權利的受讓人，也可以依合同當事人的意思自治，重新設立民事責任的承擔者。
按照英國合同法的規則，認為「由於當事人的死亡，合同所規定的權利和義務就轉讓給他個人的代理人」。
不過在我國民法中沒有類似規定，所以應將代理人理解為繼承人（包括遺贈扶養協議中的扶養人），繼承人除非放棄繼承權，否則就取得被繼承人的權利，並承擔他的義務，但是這不能要求繼承人像依靠死者個人業務或技術那樣去履行，也不能主張繼承人提供這樣的履行，因為專屬於人身的合同（如個人工作合同）的性質決定了任何第三方不可能取其位而代之。
＃＃＃＃就是說，分兩種情況，如果是專屬於死者人身的合同，如：工作合同、技術合同等，不能要求其繼承人履行合同。
如果是財產性的合同，死者的繼承人有義務履行死者訂立的合同，除非，該繼承人放棄繼承。
Ⅳ 英美合同法中影響合同效力的因素
這個問題很大啊！
說幾點吧，我這里肯定說不全！
首先各國法律都規定了，當事人訂立合同能力的問題，在英美法中都有規定未成年人（Infanta,Minor)、精神病人（Mental patients）、酗酒者（drunkards），都屬於缺乏訂約能力的人，，他們訂立的合同是情況可以產生三種結果：具有拘束力；可以撤銷；無效。如規定未成年人對於必需品（Necessaries）所訂立的合同是具有效力的，對於其他的合同可以在其成年後予以追認或撤銷。
其次，英美法系中對於合同的形式也有特殊要求，對於不同的合同有不同的要求。基本上可以分為簽字蠟封合同（Contract Under Seal)和簡式合同（Simple Contract)兩類。像英國法規定了三種合同必須使用簽字蠟封形式：1、沒有對價的合同，2、轉讓地產或地產權益的合同，包括租賃土地超過三年的合同；3、轉讓船舶的合同。簡式合同主要可以參看英國1677年的《詐欺法》（Statute of Frauds).
三是，合同一定要合法，這是各國都有規定的。英美法中的非法合同包括：1、違反公共政策的合同；2、不道德合同；3、違法合同；
四是，合同的真實性，這一點中對於錯誤的認定英國法和美國法略有區別。欺詐和脅迫認定交一致。
最後就是在英美法中對於合同的解釋也影響著合同的效力。
我就說這些，肯定還可以補充！
Ⅵ 國際商法案例分析
[案例1]
1、A公司無權拒絕。因為雙方已經約定有不可抗力免責的條款，合同所約定的交貨時間為8月，但從7月起B公司就已經因為政府強制性規定無法交貨，且這種狀態要一直持續到第二年的年底。
2、B公司有不可抗力的理由。本案中合同履行所遭遇的不可抗力不單純是B公司所稱的「自然原因的不可抗力事件」，還有因自然原因的不可抗力事件所帶來政府強制性規定的不可抗力。兩種因素的不可抗力結合起來形成了使合同無法履行的不可抗力。
（參考：對不可抗力的解釋，一般法律條文規定和法學理論的通說都是：指不能預見、不能避免並不能克服的客觀情況。）
[案例2]
構成欺詐，因為A在售房廣告中隱瞞了所售房屋系違法改建這一重要事實。
[案例3]
有權終止合同。
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九十四條第四項的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當事人可以解除合同：（四）當事人一方遲延履行債務或者有其他違約行為致使不能實現合同目的」，本案中甲、乙雙方已經有「乙方必須保證產品的質量，如果質量不合格，將會給甲方造成重大損失」的約定，乙方如果不能提供質量穩定的貨物就是違約。
當然乙方對甲方解除合同有異議可以請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機構確認解除合同的效力。
另外，乙方在擔保書中指定銀行為保證人，在保證人沒有表示同意提供保證擔保的情況下，乙方的指定是無效的。
Ⅶ 一個合同法的案例，急求解答
不成立。因為A撤銷邀約的通知到達B處B還沒有做出承諾。所以撤銷邀約是有效的，因為邀約被撤銷所以邀約失效。
Ⅷ 英美合同法和我國合同法的區別有哪些
一、關於法律適用范圍的比較
1、通則的適用范圍
我國1999年頒布的《合同法》與國際私法協會公布的《國際商事合同通則》（以下簡稱通則）[1]有一定關聯性，通則的有些規定，無論在國內還是在國外都是可以適用的。我國《合同法》第126條規定，「涉外合同的當事人可以選擇處理合同爭議所適用的法律，但法律另有規定的除外。涉外合同的當事人沒有選擇的，適用與合同有最密切聯系的國家的法律。」 該條規定與通則前言第2款規定一致，即在當事人一致其合同受通則管轄時，適用通則。因此，我國當事人在與涉外當事人簽訂合同時可約定適用通則。該通則比《聯合國國際貨物買賣公約》適用范圍要更寬泛得多，具有相當的靈活性。除國際商事合同外，該通則也可替代國內法適用。如前言第4條規定，「當無法確定合同的適用法律對某一問題的相關規則的，通則可對該問題提供解決辦法。」 該條規定旨在說明，即使合同是由某一特定國內法管轄，但對案件解決遇到困難的時候，可以從通則中尋求解決問題的途徑。以往我國的司法實踐在處理案件遇到困難時，一般求助司法解釋、學理解釋，還有專家論證。現在通則關於交易糾紛的一些規定又給我們開辟了解決糾紛的途徑。通則不是國際公約，不具有強制性，適用與否完全可依當事人的意思選擇，但是要明確的是，通則是由近20個國家的法律專家對國際交易的規則進行潛心研究的成果，具有很強的適用性和可操作性，它較之國際貨物買賣公約適用范圍要寬泛得多。參照通則的有關規定，可為我國《合同法》的立法與適用拾遺補缺。通則的寬容之處在於，任何規定都不得限制根據有關國際法原則而應適用的強制性規則的適用，無論這些理制性規則是國家的、國際的還是超國家的（1.4條）；除通則另有規定外，當事人可以排除通則的適用，或者減損或改變通則任何條款的效力。因通則所具有的這種非強制性，當事人根據各自的情況既可以排除或部分排除該原則適用，使之更適合於當事人的特殊交易需要。「凡屬於通則范圍之內但又未被通則明確規定的問題，應盡可能地根據通則確定的基本原則來處理」（1.6），這就給我們在實務中遇到法律障礙的時候提供了有益的鑒鏡。
2、關於格式條款的理解與適用
《合同法》關於格式條款共有三個條款，從表面上看對出具格式合同一方不利，但在司法實踐中存在的問題不少，非但起不到保護非格式合同一方，而且往往成為出具格式合同免責的武器。《合同法》第39條規定，「採用格式條款訂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條款的一方應當遵循公平原則確定當事人之間的權利和義務，並採取合理的方式提請對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責任的條款，按照對方的要求，對該條款予以說明」；第41條「對格式條款的理解發生爭議的，應當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釋。對於格式條款有兩種以上解釋的，應當作出不利於提供格式條款一方的解釋。格式條款和非格式條款不一致的，應當採用非格式條款。」 格式合同亦稱定式合同或標准合同，對於同一種類、性質並且重復交易的行為，採用標准文本，既節約了交易成本、洽談時間、條款的爭議，也有平等待人的「鏡像」。這是人們通過長年累月的交易總結出來的經驗，對此應予肯定。但是格式合同的弊端也很多，一是不允許當事人協商和修改（如借款合同、租賃合同、保險合同、房屋買賣合同等）；二是絕大多數條款，特別是免責條款都對出示格式合同一方有利，在某種程度上屬於強奸民意。而締約的另一方往往是弱勢群體，對某些條款即使不同意，但迫於急需無奈，也只有違心簽字；三是有些專業術語，作為締約的另一方難以理解，糊里糊塗簽了字；四是這類合同都是出具格式合同的一方代理人或中介人代辦，但這些人為了急於收取代理費或中介費的功利目的，常常會對另一方作虛假承諾。對於格式合同最為人們詬病的是保險合同。無論是人壽保險還是財產保險，都是在計劃經濟條件下的部門立法，其目的並不在於「保險」，而在於「圈錢」。所以保險合同糾紛頻繁出現，投保人屢受拒賠之苦。筆者經常承辦這類案件，對於法律上的障礙困惑費解。
首先，所謂通常理解，可以說公說公的理，婆說婆的理，無任何標准，這又給法官提供了自由裁量的空間，誰送禮多，誰就獲勝。投保人是弱勢群體，縱然滿身是嘴，也難抵法官的「通常理解」。比如前例中的重大疾病保險合同的心臟病（心肌梗塞）一條，投保人和保險人完全可以各執一詞。投保人稱心率過速是心臟病的一種，保險人抗辯說，按通常的語法理解，這里的心臟病僅指心肌梗塞。從字面上看，保險人是有道理的，因為按照中國語法習慣的心臟病，只是特指括弧里的「心肌梗塞」，這本身就會使法官處於兩難境地，在實務中肯定會產生不同的理解和詮釋。
我們認為通則對於確認格式合同條款效力的規定倒是切中時弊：第2.20條（1）如果標准條款中某個條款是對方不能合理預見的, 則該條款無效, 除非對方明確地表示接受；（2）在確定某條款是否屬於這種性質時, 應考慮到該條款的內容、語言和表達方式。第3.10條：（1）如在訂立合同時，合同或其個別條款不合理地對另一方當事人過分有利，則一方當事人可宣告該合同或個別條款無效。除其它因素外，尚應考慮下列情況：（a）該另一方當事人不公平地利用了對方當事人的依賴、經濟困境或迫切需要，或者不公平地利用了對方當事人的缺乏遠見、無知、無經驗或缺乏談判技巧的事實，以及（b）合同的性質和合同的目的。（2）依有權宣告合同無效一方當事人的請求，法院可修改該合同或條款以使其符合公平交易的合理商業標准。（3）依收到宣告合同無效通知的一方當事人的請求，法院也可以如前款所述修改該合同或該個別條款，條件是該方當事人在收到通知後，並在對方當事人依賴該通知行事以前及時告知發送通知一方當事人。本章第13條（2）款的規定相應適用。」 我們認為，《通則》這些條款勝過《合同法》關於格式合同的所有條款，為此，我們建議關於在將來的《合同法》的司法解釋中應將《通則》條款納入國內法，這對於格式合同的糾紛處理將大有裨益。
3、關於合同的效力
《合同法》第52條，「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無效：（一）一方以欺詐、脅迫的手段訂立合同，損害國家利益；（二）惡意串通，損害國家、集體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蓋非法目的；（四）損害社會公共利益；（五）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 我們認為，對於上述合同規定無效，非但不能保護另一方（守約方）的合法財產利益，恰恰減輕了對不法民事行為人的懲罰力度。對此應借鑒通則第3.3條：（1）合同訂立時不可能履行所承擔義務的事實並不影響合同的效力。（2）合同訂立時一方當事人無權處置與合同相關聯之財產的事實本身並不影響合同的效力。通則規定的即使是自始不能履行的合同，如一方當事人已將所有的房屋出賣給另一方並已過戶，在合同已無法履行的情況下，並不影響合同效力，判令違約方承擔違約責任並賠償損失。在一方當事人將無權處置他人的財產的情況下，也不影響合同效力。這就是對擅自簽訂合同坑害他人的所謂不道德的人予以懲罰，對於欺詐、脅迫等致合同無效的條款，通則的規定也有利於受害人一方。請看通則第3.11條：（1）如欺詐、脅迫、重大誤解或一方當事人錯誤歸因於第三人，或為第三人知道或理應知道，而第三人的行為由另一方當事人負責，則可宣告合同無效，其條件與由另一方當事人本身簽訂的合同宣告無效的條件相同。（2）如欺詐、脅迫或重大懸殊歸因於第三人，而其行為不由另一方當事人負責，如果另一方當事人知道或理應知道此欺詐、脅迫或重大懸殊，或者在合同宣告無效時還未本著對合同的信賴行事，可以宣告合同無效。這兩條較優於合同法的地方在於：第一，對於合同的有效與否的決定權由守約一方決定。可以承認有效，也可以宣告無效，合同的效力不是由法律規定。第二，守約方宣告無效是對另一方的嚴厲懲罰。因為該條所謂的欺詐，其原因並不在於締約的一方，而在於第三方的原因，這與合同法第52條之規定大相徑庭。凡此種種，不一而足，法律規范也屬法律文化，是人類共同的精神財富，應當根據國情合理繼受、過濾和消化對我們有益的立法理念，這應當成為我們的共識。關於格式合同的效力，除《通則》可資借鑒外，其他大陸法系國家的規定也可參考。如德國《民法典》第138條第2款將「程序性的」和「實質性的」公平標准合而為一：（1）合同履行和相對履行之間「明顯地不相稱」，（2） 並且一方當事人「通過利用另一方當事人的困境、缺乏經驗、缺乏判斷力或無重大的決斷力」而達成的合同，則合同無效。 [2]以色列對格式合同（標准合同）的限制更為嚴格，該國《合同法》第14條規定，「就契約文句之全部參酌其他情事檢討後確信限制文句對顧客不利，或給予供給等以有危害顧客之虞之利益等，證明該文句之全部或一部為無效」。[3]世界各國對格式合同的免責條款有的稱為「灰色條款」，有的稱「黑色條款」，對此效力都作了嚴格的限制，這符合20世紀以來的照顧弱者的立法潮流，對合同自由原則進行了修正，為此有學者將當前的時代稱為「從契約到身份的回歸」 的時代，頗有幾分合理之處。 因此，筆者建議在未來修改合同法或作出司法解釋時，將格式合同對另一方當事人不利的免責條款，規定法院可以直接認定無效，這比所謂通常「理解」更為有利於保護弱勢群體。
二、關於要約與承諾的比較
我國《合同法》借鑒通則最多的部分是要約和承諾的方式部分，即第1條—31條、34條，共計20條之多。這部分條款涵蓋要約、要約邀請、要約的撤回、要約的撤銷、承諾及承諾的期限及撤回等。通則關於要約和承諾計有12條，即2.1—2.12。兩者內容大致相仿，但有些差異是值得重視的。《合同法》第13條，「當事人訂立合同，採取要約、承諾方式」。通則第2.1條規定，合同可通過要約的承諾或通過當事人能充分表明其合意的行為而成立。但《合同法》對合同的訂立方式只採用要約、承諾方式似乎絕對，也不大符合人們的交易習慣，而《通則》在要約和承諾之外加上「可通過當事人的能充分表明其合意的行為而成立」則寬容和豁達，而且囊括其他所有的合意行為。僅此一點，合同法就稍遜一籌。市場交易的實踐表明，所有的合同並不都是要約和承諾達成的。關於通則乃至其他民法典在訂立合同方式局限於要約和承諾的錯誤已被德國法學家海因?克茨所發現。這位德國民法學家尖銳地指出各國立法的偏頗，「近來很多民法典規定，要約和承諾是合同訂約的惟一方式」，這是錯誤的和非理性的。他認為，訂立合同的要約和承諾的規則基本上是從18世紀發展起來的。《葡萄牙民法典》和《奧地利民法典》幾乎沒有涉及這一問題，在《法國民法典》中根本沒有提及。但是，近年許多國家的民法典都規定了要約和承諾是訂立合同的唯一方式。如《德國民法典》第145條「向他人發出訂立合同的要約的人，受要約約束，但要約人已排除要約的約束力的除外」 ；第147條「（1）向在場者發出的要約，只能立即承諾之……（2）向不在場者發出的要約，只能到要約人在通常情況下可預期收到答復時為止承諾之。」 [4] 《瑞士民法典》第5條，「向不在場當事人發出的，沒有承諾期限的要約，在要約人收到以合理方式在合理的時間內送達的承諾之前，要約有效。要約人可以推定其要約在合理的時間內到達要約人。在合理時間內發出的承諾，但到達要約人時遲到的，要約人應當立即將比情況通知對方。否則承諾產生法律效力。」 [5] 2002年第1版第2頁的《日本民法典》第521條、第522條也有此規定。荷蘭1892年新修改的債法總則第217條，「合同經要約和承諾而成立，」 [6] 也只能通過要約和承諾才能訂立合同。義大利、蒙古等國也都未忽視要約和承諾這個20世紀最新的合同法范疇。除大陸法系國家民法之外，英美國家大都把要約作為合同訂立的一個要素，盡管各國合同法理論或實務中對要約稱謂有所不同，諸如投價、發盤、建議等，對承諾的稱謂在各國貿易實務中稱為「還盤」等。[7] 我國《合同法》借鑒通則最多的也是在關於訂立合同須有要約和承諾的方式方面。筆者上引的德民、瑞債均指要約和承諾是指「不在場」的情景下才適用。我國《合同法》實際上根本沒有必要必須將「同意」寫進要約和承諾中，因為雙方當事人是面對面地訂立合同。這是我國《合同法》食洋不化，照抄照搬，違反人們交易習慣的結果。在羅馬時代，合同義務原本是以訂立契約為目的確立的。訂約時雙方當事人都需要親自到場，即使這種手段被放棄，一般來說合同的訂立仍需要雙方當事人在場。……因此，羅馬法學家從未認為有必要將「同意」用要約和承諾這兩種陳述方式單獨地表示出來。這種需要中介在可信賴的郵政服務出現和遠距離訂閱合同成為可能之後，才成為可能，這就是德民和瑞債指的雙方當事人不是面對面的「不在場」的情況下才適用要約和承諾。如果將所有的交易都定格在要約和承諾的一種方式上，這是錯誤的。毫無疑問，在許多業已訂立的合同案件中，任意將一方當事人的行為視為要約而把另一方當事人的行為視為承諾是不可能，也是不現實的。我們以土地買賣為例，其文件已起草並已公證，並由雙方當事人同時簽字，因此，很難說一方當事人向另一方當事人發出了要約，且另一方當事人表示了他的「承諾」 ；再如，一位消費者用現金買一包香煙時，顯然，雙方當事人是在訂立協議。但是，將整個程序分解為「要約」和「承諾」，並討論賣方交付一包香煙是否就算作出了「要約」和「承諾」 ，賣方交付一包香煙是否就算作出了「要約」，或買方在收款處交付了現款是否就算作出了「承諾」，這幾乎是沒有什麼用處的，或許對新任律師有些用處。在強行將合同訂分立為「要約」和「承諾」時，另一難以處理的情形是，相對方向的建議和反建議在進行長時間的協商談判後才達成協議，在合同成立時，很難作出明確決定，但是那種認為合同應通過要約和承諾訂立的思想對於完成任務毫無意義。[8] 除此之外，筆者認為，訂立合同從理論上講，有要約和承諾是成立的。但對於面對面的交易行為，很難界定哪一方是要約，哪一方是承諾。如律師與當事人談代理費的數額時，通常是在討價還價過程中達成的代理協議。比如就某一收費標准，律師提議按標的額的5%收費，委託人說太高能否按3%，律師說不行，最少也得按4.5%，雙方最後達成按財產比例的3.5%收費。這種討價還價中有要約，有反要約（新的要約）；有承諾，有否定承諾，雙方在訂立合同時，互有要約和承諾，兩種方式混合在一起，很難分得清何者為要約，何者為承諾。當然，在人對機器或物發生交易的場合，如自動售貨機、投幣買地鐵票、在賓館使用備用的特殊物品如安全套等，只要開封，就可視為承諾。物品上標明的價款是要約，投幣或開封視為承諾，這是簡易的交易，但是大量的交易遠非如此簡單。再如，建築工程合同的訂立則更為復雜。一般認為，招標公告是要約邀請，建築施工單位前去投標是要約，招標人接受投標是承諾，一旦接受，合同便正式成立。[9] 筆者對這種認識不敢苟同。在司法實踐中，招投標僅是建設工程中的一個組成部分，它是整個建設施工合同中的一個鏈條，就投標人前去投標而言，因投標人數眾多，在未開標之前，尚未涉及建設項目實體內容，即未涉及項目、價款、履行方式等合同主要條款情況下，合同即使是成立了，也是無內容的。按照我國《招投標法》規定，建設工程招投標有如下環節：招標（公開招標和邀請招標）→投標→開標→評標→中標→發中標通知書→簽訂建設工程合同。建設部標准合同文本第二部分「通用條款」對此有明確的解釋。上述組成部分均為建設施工合同的組成部分。這是一連串的民事行為，最後歸納在一個總的合同之中。若按高爾森教授的觀點，在招投標中，投標人只要前去競標合同就成立了，但一旦未中標，按此邏輯可以告投標人違約了，然而這豈不荒唐？筆者用此案例證明，何為要約、何為承諾並非楚河漢界一目瞭然。至此，我們認為，通則第2.1條的「或通過當事人的能充分表明其合意的行為」合同即成立的規定更加符合交易習慣。德民和瑞民將要約、承諾限縮在當事人不在場的情況下，均有理論的、立法的和實踐的意義。因此，我們在代理具體案件的實務操作時不妨借鑒一下通行的相關規定，以解除法律解釋上的困惑和障礙。
三、締約過失：先合同責任、後合同責任、侵權責任？
對於締約過失責任，是合同責任、非合同責任，還是侵權責任，目前在理論界尚存爭議。締約過失責任理論是由德國目的主義法學家耶林於1861年發表的《締約上的過失、契約無效於未臻完全時的損害》這篇著名的論文中創立的，被譽為法學上的重大發現，填補了法學上的盲區，其基本內容是指一方違反先合同義務，給另一方當事人造成信賴利益損失時應承擔民事賠償責任。這個理論得到了世界范圍內的承認。1994年通則第2.15條（惡意談判）規定：（1）當事人可以自由進行談判，並對未達成協議不承擔責任；（2）但是，如果一方當事人以惡意進行談判，或惡意終止談判，則該方當事人應對因此給另一方當事人所造成的損失承擔責任；（3）惡意，特別是指一方當事人在無意與對方達成協議的情況下，開始或繼續進行談判。
對於締約過失責任，《歐洲合同法通則》稱之為磋商過程中的責任。該通則與國際商事合同通則的締約過失關於惡意談判中的第2.301條1——3項，第2.302條關於保密義務的規定幾乎完全一致，這充分說明了國際商事游戲規則的趨同化乃大勢所趨，人類的文明成果可以相互吸納互為消長。[11] 誠如德國法學家海因?克茨在《歐洲合同法》德文原著前言中所預言的那樣：如果說歐洲在經濟方面必然要形成統一的單一市場的話，那麼毫無疑問，歐洲的私法起碼在某種程度上勢必要統一起來，那一天終會來臨，鴻溝將會被填平。[12]這是智者之識。筆者認為何止歐洲，在將來的某一天世界會統一於一個游戲規則，這是歷史發展的必然，我們樂觀的期待著這一天的到來。我國《合同法》不僅成功的消化了耶林的締約過失理論，而且在借鑒了通則的基礎上還有一定的發展。
締約過失的前合同義務的體現有以下幾種表現形式：（1）假借訂立合同，惡意磋商；（2）故意隱瞞重要事實或提供虛假情況；（3）未盡協力義務；（4）未盡先義務，以及未盡保密義務。
締約過失後合同義務體現在第58條，即合同無效或者被撤銷後，因該合同取得的財產應當予以返還；不能返還或沒有必要返還的，應當折價補償。有過錯的一方應當賠償對方因此受到的損失，雙方都有過錯的，應當各自承擔相應的責任。這就是梁慧星先生所講的「合同關系雖然消滅了，法律仍要求當事人負某種義務，違反了這種義務就要承擔責任。這個責任不屬於侵權責任，也不屬違約責任，類似合同義務。」 [13]
除此之外，還有後合同義務，即附隨義務。該義務在締約前存在，在合同權利義務終止後也存在，合同法第92條對此作了明確規定，即合同權利義務終止後，當事人應當根據誠實信用原則，根據交易習慣履行通知、協辦、保密義務。我國《合同法》所提出新的規范，並未將締約過失責任局限在締約前的通則之中，而是根據市場交易的復雜性，加大了保護交易安全、懲罰違約的力度。遺憾的是，有的論文在2006年還引用明顯過時的觀點，[14] 仍局限在締約前的過失責任范圍內，這就落後於我國《合同法》何止十萬八千里！所謂締約過失責任，德國法稱為先合同責任，它搖擺於合同法和侵權法之間。在締約過失責任產生之初，關於應當將其置於何種責任之下的爭議便開始了。迄今為止依然爭論未休。據筆者歸納，在大陸法系之間關於締約責任有三種歸屬方式：第一種方式為先合同義務，德國自2002年起將締約過失納入了合同法的框架之內（見《德國民法典》第311條第2款和第3款），其可歸納有如下原則：注意義務、信賴責任、附隨義務、保護義務。如一方違反上述義務，則承擔原合同可得利益。案件類型有締約前的人身傷害和財產損害，受損義務導致合同終止等。 締約過失理論付諸於司法實踐始於德國1911年的一宗「油毯」判例。帝國法院在該案中將適用於合同責任的規則延伸到了與侵權責任更為相關的事實上。一位女士走進一家商店，在購買了許多商品後，向店員說明要買一卷油毯。店員從貨架上抽出她要買的一卷油毯時，不小心讓另外兩卷油毯從貨價上滾落下來，砸傷了這位顧客和她的兒子。帝國法院將合同原則適用於這一案件，並論證說：原告是帶著購買油毯的意願走進這家商店的。因此在雙方之間便產生了導致銷售者應當保護消費者的特定關系。違反此義務，便應當承擔合同損害賠償的責任。由此引發的是，合同責任原則究竟能夠在多大的程度上適用於侵權事實領域？德國法官的論證表明，假如人們走進一家商店在收銀台前等候過程中卻踩在乳酪上而滑倒在地板上，合同責任應當包括這種侵權行為。依據油毯一案，若第三人與意在締結合同之人之間存在某種特定關系，則注意義務則可能延伸到第三人身上。[15]我國近年也多有這種判例，如上海一家書店一學生從電梯掉下摔傷；北京一旅客雨天在飯店門前滑倒摔傷等，都是按締約過失對待的。 梁慧星教授也舉過一個商場因工作人員疏忽未蓋地下室蓋板，將一顧客脊骨損傷的案例，也稱之為締約過失責任。這是將締約過失責任擴大化的傾向，值得商榷（下文將涉及該問題）。第二種方式為侵權行為。如2002年9月17日歐洲法院在判決中認為，根據國際管轄法，惡意終止合同磋商的損害賠償責任應由《布魯塞爾條約》第5條第3款調整。該款的調整對象是侵權行為或類似行為。將違反誠信原則、惡意終止合同磋商歸屬於侵權法，法國、比利時及盧森堡等多國持此觀點。法國主流觀點認為先合同責任屬於侵權性質。1988年法典對此法律觀點予以確認。比利時法學界的立法觀點同樣傾向於合同責任歸於侵權責任之中，盧森堡法律體系主流觀點也將先合同責任納入侵權責任之中。第三種方式為將締約過失與侵權責任相區別，其代表性的國家是希臘。其民法典採取具體情況具體分析的態度，該是什麼就是什麼，不將所有先締約出現的損失或侵害都往締約過失籃子里裝。《希臘民法典》第197-198條依據締約的目的來界定何為締約過失、何為侵權行為。該法典首先承認締約過失的賠償責任，對誠實信用原則在合同和先合同的首要地位予以確認，並創造健康的商業交易關系。對此，法學家們舉例說，假使某人走進一家商店打量陳列的商品，或走進一家餐館找位子，並不屬於希臘所理解的締約過失責任范圍，因為他們與合同標的之間沒有任何內在聯系。對學者們經常引述的德國法院判決的締約過失案例，如「亞麻油地氈案」、「顧客香蕉皮滑倒案」、「菜葉案」，[16]希臘法學家認為應當適用侵權法，而不是締約過失責任，所說締約過失應為締約時違反誠實信用原則，惡意磋商或違反保密義務等才符合締約過失構成要素。對此觀點，筆者甚表贊賞。現略陳述淺見如下：
首先，要認定是否屬締約過失責任，應按締約過失理論和通則、合同法的觀點和規范去把握，即本文前面引用的如惡意磋商、隱瞞真相、協力義務、告知義務、附隨義務等。如違反這些原則性規范可以確認締約過失責任。第二，要依照當事人是否有締約之目的認定是否確屬締約過失責任。在現實生活中，人們在節假日或閑暇時，逛商店習以為常，有購物的，也有以消遣為目的的（不在少數）。第三，要把握締約過失法律概念的含義。締約過失責任概念有三層含義：一是締約是前提，無締約的明確目的，即使受到傷害也不能往締約上靠。二是須有過失。過失有兩種含義，一是疏忽大意的過失，二是過於自信的過失。這兩種都不含故意之意。三是在具備前兩個要素的情況下才存在責任承擔問題。只有具備這三個要件，才構成民事行為的締約過失責任。
Ⅸ 1999年英國合同法在什麼背景下修訂的。。求高人幫忙。。英語簡單介紹一下1999合同法的背景
請問是關於第三方權力的嗎？
這部法律叫 <<合同（第三方權力）法 1999>>
背景是這樣的，英國的合同法是由案例法組成的。案例法里有一條規則，也就是說第三方不能請求法院執行合同里賦予他的權力 (叫 Privity rule)。比如，A和B簽訂合同，在A死後B每月給C 2000 英鎊，按照案例法，如果A死後B不給C錢，C以個人名義無權請求執行這項權力。
The Contract (Rights of Third Parties) Act came into existence e to the deficiencies of the Privity rule of the Common Law. The rule states that third parties cannot enforce contractual rights in contracts of which they are not a party. For example, if A signs a contract with B to pay C 2000 pounds after death, under Common Law, C has no right to enforce this right under his personal capacity. This rule is often seen as harsh and unnecessary.
Ⅹ 英國商務法-合同法 一道案例分析題
答案是可以。理由如下：
本案中，b給a發email的行為屬於要約，a收到email合同後沒有直接承諾接受，而內是提出了容新的約定內容，這可以視為是反要約，即一個新的要約，由a向b發出，此時b同意了，這相當於對新要約的承諾，此時新的合同成立，並且一般合同自成立時即生效，對雙方都具有約束力。新的合同有b發給a的email合同的內容，也增加了雙方新的口頭約定，無論是書面形式（在本案中是電子版本）還是口頭形式，只要有證據證明約定過程的真實存在，這些都是對雙方具有拘束力的合同的內容。因此，新的那些被b遺忘增加的條款是具有約束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