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法歷史演變

『壹』 簡述經濟法的發展歷史

按照歷史和邏輯的一致，經濟法的發展可以概括為由低到高的三個階段，
1、戰時經濟法。它於淺表層次和以野蠻的方式回應著不期而至的社會化要求，是初級經濟法。
2、危機對策經濟法。它是為應付經濟不景氣或其他意想不到的危機而被動制定的經濟法，具有相當的盲目性。
3、自覺維護經濟協調發展的經濟法。它是以維護自由競爭的市場秩序、促進社會經濟協調發展的較為成熟的經濟法。其形成的主要標志是經濟法據以解決社會經濟矛盾的宗旨和方式已由干預、管制市場主體的自由意志和行為，轉向盡可能創造充分、適度、公平的競爭環境以維護這種自由上來。

『貳』 經濟法產生的背景

經濟法產生的基礎條件和原因
經濟法產生的基礎條件是：(1)市場經濟發展到社會化大生產階段，國家被動地或者自：覺地承擔起對經濟加以組織協調的職能。(2)社會經濟及國家對經濟的調整建立在法治的基礎上，並形成了相應的經濟法學說。這是社會發展到一定歷史階段的產物，當這些基礎和條件尚未出現時，經濟法是不可能產生。
經濟法產生的原因是：
(一) 社會發展方面的原因是，資本主義社會由自由資本主義發展到壟斷資本主義階段，國家需要運用完備的經濟法律手段來干預經濟的運行。
在自由資本主義時期，雖然國家也對經濟進行一定范圍和一定程度的管理和干預，但這一時期，資本主義國家主要實行的是英國經濟學家亞當。斯密所提出的自由放任主義的經濟政策。資本主義啟蒙思想家所奠定的經典理念是，強調政治國家與市民社會「井水不犯河水」，國家如果侵犯市民社會之私事的話，人民就有權起來造它的反。在這種情形下，亞當。斯密所提出的「干預越少的政府是越好的政府」這一信條被奉為經濟生活的圭臬。反映到法律上，就是在民法上實行「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私法自治」、「契約自由」等宗旨和原則。國家調節之手因此遭到否定而萎縮不全，因而不存在經濟法形成的社會經濟條件。由於私有制和自由主義的經濟引起了社會矛盾激化，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於十九世紀末期到二十世紀初期，走向了壟斷和社會化階段。生產手段和經濟實力的過分集中產生了壟斷財團，這些壟斷財團大量吞並、擠垮中小企業，獨占或者操縱市場，嚴重惡化了競爭環境並導致消費者利益受損，自由市場的競爭和民主，以及民法所奉行的上述原則，都被破壞殆盡，資本主義經濟由競爭機制所產生的活力和生機受到壓抑和摧殘。而且，財團實力的膨脹，也使得它日益向政治領域滲透，國家政權於是直接或間接地為財團所控制，成為服務於財團利益的機器或工具。在這種情況之下，一些資本主義國家於是制定有關反壟斷的法律來取締壟斷組織，限制壟斷的發展。最早的反壟斷法由此得以產生，如1889年的加拿大《預防和禁止貿易合並法》，1892年美國制定的《謝爾曼反托拉斯法》等。
(二)經濟管理理念方面的原因是，面對頻頻發生的經濟危機，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逐步放棄自由放任主義原則，而改為奉行國家對經濟的適度干預原則，由此導致了一系列旨在干預經濟的法律法規的產生。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經濟的過度發展，導致了社會矛盾的激化和日益嚴重的經濟危機的頻頻發生，單靠市場的力量，顯然無法擺脫這種日益深重的困境。於是，資本主義國家不得不改變被動的不幹預政策，逐步改而採用「國家干預」、「宏觀調控」、「混合經濟」、「組織經濟」、「管理貿易」等新的做法和理念，開始奉行英國經濟學家凱恩斯的「國家適度干預主義」，加強組織管理經濟的職能。他們以「有形之手」，直接、具體地干預和參與經濟生活，以國家的經濟集中限制私人壟斷財團，以社會總代表的身份協調各方利益關系，調控經濟進程。諸如通過限制或禁止托拉斯、卡特爾等，防止市場競爭秩序及其活力受到破壞：通過國有化和政府投資建設，控制那些有關國計民生和為整個社會服務而不宜被私人壟斷的重要產業部門；制訂國家計劃和產業政策，力圖誘導和制約私人的經濟決策；運用金融、稅收手段和其他經濟手段，調控經濟運行：規范格式合同，興其利避其害，防止契約自由原則和經濟實力被濫用；強制國民收入的再分配，實行「福利社會」：通過諸如「巴黎統籌委員會」、「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等政府間政治組織或經濟組織，在國際上實行聯合干預；在國際貿易和交往中，以國家的名義和形式開展經濟協作和競爭，等等。上述種種國家對經濟生活和經濟進程的干預和參與，都是通過法律的手段來實施的，於是就出現了與民商法和其他傳統法律特性差異較大的經濟性法律、法規，於是有的法學家將它命名為「經濟法」。
(三)導致經濟法產生的誘因和歷史契機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肇事國和參戰國德國為了戰爭的需要制定經濟性的法律法規來推行戰時經濟政策，對國民經濟進行嚴厲管制。眾所周知，德國挑起和發動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在戰時大力推行經濟管制的戰時經濟政策，將國家資本主義發展到極端的地步。當時德國建立了戰時工業委員會和戰時原料管理處。戰時工業委員會負責分配政府訂貨和管理軍需生產：戰時原料管理處後來升格為原料管理局，由它監督原料分配並支持重要原料的生產，統管的原料最多達到約三百種。德國在戰時還控制居民生活，設立了帝國糧食局和帝國服裝局，帝國內政部還下設了帝國采購公司等特殊企業，負責對糧食、服裝、燃料等生活必需品的供應和分配。與此同時，德國於1915年發布的《關於限制契約最高價格的公告》，1916年發布的《確保國民糧食戰時措施令》，1918年發布的《戰時經濟復興令》，1919年制定了以「經濟法」命名的對煤炭和碳酸鉀製造工業實行國家管制的《煤炭經濟法》和《碳酸鉀經濟法》等。這一立法動向迅速引起德國法學界的注意並掀起了研討經濟法學的熱潮。這樣，作為一個獨立法律部門的現代意義上的經濟法就伴著經濟法學一起產生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聯邦德國的經濟法又得到長足的發展，以致達到了相當發達和完備的程度。

『叄』 如何在經濟法的產生和發展過程中

經濟法是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關系進行整體、系統、全面、綜合調整的一個法律部門。在現階段，它主要調整社會生產和再生產過程中，以各類組織為基本主體所參加的經濟管理關系和一定范圍的經營協調關系。要從以下三點把握這個概念：
（一）經濟法是經濟法律規范的總稱。
（二）經濟法是調整經濟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
（三）經濟法調整的是一定范圍的經濟關系。
經濟法是調整宏觀經濟管理過程中所發生的社會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不能簡單地認為經濟法就是調整經濟關系的法律。民商法也調整經濟關系。宏觀調控說。該說認為，我國經濟法是國家對國民經濟進行宏觀間接調控的部門法，市場主體之間的平等性經濟關系主要由民法調整，國家行政主體與市場主體之間的社會公務性直接管理經濟關系由行政法調整。
綜合眾家所長，目前我國經濟法權威採用的概念是：經濟法是國家從整體經濟發展的角度，對具有社會公共性的經濟活動進行干預、管理和調控的法律規范的總稱。包括三方面的基本含義：經濟法屬於法的范疇，屬於國內法的體系，但他不同於國內法體系中的其他法的部門。
上述所謂的權威概念也並非是真正的權威，隨著我國經濟與經濟體制的進一步發展與改革，經濟法所承擔的歷史使命必然在不斷地變化與調整，而無論是管理也好、協調、干預也罷，都不過是國家調控經濟的手段的一種描述，以之作為經濟法的概念提出，總是略顯單薄。

『肆』 論述經濟法的產生和發展的歷史條件

論經濟法的產生與發展 李長健 摘 要：經濟法是調整特定經濟關系的法律，其產生與發展有其自身的規律。本文從經濟法產生的不同觀點分析入手，對古今中外經濟法產生與發展的歷史軌跡進行闡述，對經濟法產生與發展的經濟、政治、思想等歷史條件進行必要的分析，再而指出經濟法發展的新趨勢。 關鍵詞：經濟法 產生與發展 歷史條件 新趨勢 任何部門法的產生和發展，都需要一定的政治、經濟、文化和法律等主客觀方面的條件。這些條件，特別是反映一定經濟關系的經濟基礎，對部門法的形成和發展產生著重要的作用。經濟法作為一個法律部門也不例外。因此，學習和研究經濟法，必須從學習和研究經濟關系入手，從經濟法所產生的政治、經濟、法律等基礎去導源經濟法的產生，去釐定經濟法領域的諸多基本理論與實踐問題，從而科學地揭示出經濟法發展的規律，促進經濟法的不斷完善和經濟法學的不斷發展。 一、關於經濟法產生的不同觀點 經濟法是在什麼時候產生的？對於這個問題的回答，國內外法學界主要有兩種不同的觀點： （一）經濟法是隨著階級、國家的產生而產生，此曰「同時論」 持此觀點的人認為：經濟法是國家運用法律的強制手段來管理社會經濟的一種方式，它是階級社會中最古老的法律中的一個組成部分。當人類進入階級社會時，隨著國家與法律的產生，經濟法也隨之產生了。在奴隸社會與封建社會，它包含在「諸法合體」的法律之中。[1]在自由資本主義時期，經濟法與其他法同時並存，只是到壟斷資本主義階段，經濟法的作用越來越大，其地位更加突出出來，才形成更加豐富、全面的經濟法部門。 有些學者還認為，不論在奴隸制國家、封建制國家、資本主義國家，還是社會主義國家，都有各自的經濟法，作為一個**的法的部門的經濟法產生於古代社會。[2] 事實上，這些認識都或多或少有其合理的地方，至少它可以提醒人們：古代社會的法律中也有關於國家管理經濟的法律現象，但決不會產生我們所說的作為**法律部門的經濟法。正如一些學者所說的：在法律形成的早期階段，並不存在部門法的劃分，而是「諸法合體，刑民不分」的狀態，更不可能有今天所稱的經濟法。古巴比倫奴隸制國家頒布的《漢謨拉比法典》以及我國夏、商、周、秦時代的法律中有關土地、水利、貿易、稅收等方面的規定，並不構成**的經濟法法律部門。[3] （二）經濟法是社會發展到一定歷史時期，在資本主義進入壟斷階段以後的產物，此曰「階段論」 持此觀點的人認為：經濟法不等於經濟立法、經濟法規、經濟法律。經濟的法律調整即經濟立法。經濟法規由來已久，它是史前社會結束以來任何社會和國家所不可或缺的一種控制及運行機制。而經濟法是20世紀新興的法律部門，它是經濟和社會的社會化達到相當高度以後，國家政權普遍直接參與生產流通等諸環節的產物。盡管經濟的法律調整是與國家相伴而生，但有了經濟的法律調整，不一定就有經濟法。經濟法產生和存續的一個重要前提條件是在一個國家和社會中對法律有了部門劃分，並且將其中的某個部門稱為「經濟法」。 [4]由此看來，經濟法產生的一般基礎和條件是：市場經濟發展到社會化大生產階段，國家被動或自覺地承擔起對經濟加以組織協調的職能，國家對經濟的調整建立在法治的基礎之上，並形成了相應的經濟法學說。經濟法是社會發展到一定歷史階段的產物，當這些基礎和條件尚未出現時，經濟法是不可能產生的。[5]所謂一定歷史階段，就是資本主義從自由競爭進入壟斷階段的時代。[6]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於19世紀末20世紀初走向壟斷和社會化發展階段，生產手段和經濟實力不斷集中，產生了壟斷集團，限制並惡化了競爭環境，資本主義國家不得不通過法律手段對此進行干預，由此形成了國家干預經濟的法律現象，產生了新的部門法——經濟法。從實證的角度來看，無論是形式上的經濟法（稱為「經濟法」法律現象），或實質上的經濟法（體現國家權力對經濟活動干預協調的法律現象），都比較集中地出現在19世紀末之後，也就是說經濟法作為部門法劃分應肇始於19世紀。因此，認為經濟法是社會發展到一定歷史階段的產物的觀點具有歷史合理性。我們可以這么說：作為國家管理經濟的法律現象，可以上溯到奴隸制社會和封建制社會的「諸法合體」法律狀態時期，而作為**法律部門的經濟法，則是人類社會進入到資本主義社會，特別是進入到壟斷資本主義社會時期的事情。[7] 有些學者還認為：法律部門的形成，需要具備的一個條件是形成相應的理論或學說，並在相應程度上被學界和社會所接受。在分析經濟法生產的主觀條件時，他們闡述了「經濟法」一詞的提出和使用；在分析經濟法產生的客觀條件時，他們強調了經濟集中和壟斷是經濟法產生的內在原因。[8] 二、對經濟法產生的兩種不同觀點的評價 在進行評析之前，我們有必要指出經濟法律、經濟的法律規范、經濟法是具有不同內涵的概念；我們有必要明確：經濟法律規范的產生、經濟法律的制定、經濟法部門的形成是有一定的聯系和區別的范疇。經濟法部門是由經濟法律規范組成的，經濟法律規范的相當一大部分是以經濟法律為表現形式。 但嚴格地說，我們不能把經濟法的產生理解為經濟法律規范的產生或經濟法律的制定，我們不能把一個或一些經濟法律規范等同於經濟法，不能把經濟法律或經濟法律的總稱視為經濟法，只有相當多的經濟法律規范的總稱才是經濟法。從這種意義上來說，「經濟法「就是從部門法意義上講的，是指作為**的法律部門的經濟法。因此，把經濟法產生理解為經濟法這個**的法律部門的形成是正確的。[9] 我們還應明確：經濟法律規范產生於古代社會，經濟法作為部門法的產生晚於經濟法律規范的產生，經濟法的產生早於經濟法學的產生。基於上述的認識，我們認為「同時論」是錯誤的，它抹殺了經濟法律規范與經濟法之間的界限，將經濟法的產生等同於經濟法律規范的產生。經濟法是社會發展到一定歷史階段的產物。 三、經濟法產生與發展的歷史軌跡 （一）古代經濟法律規范的產生和發展 我們所說的古代經濟法律規范，一般是指包括奴隸制社會經濟法律規范和封建制社會經濟法律規范，也可稱為前資本主義經濟法律規范。奴隸制社會經濟法律規范，最早出現於奴隸制度古巴比倫國家。早在公元前18世紀，巴比倫奴隸制國家頒布的《漢謨拉比法典》就對土地的國家所有權和土地的法律保護作出了規定。《漢漠拉比法典》還有對農業、商業、質量、財政稅收等經濟關系進行法律調整的規定。我國「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反映了西周奴隸制國家土地國有的規定。西周中後期，還出現了土地流通的活動。我國從夏朝開始就有了徵收貢賦的制度，商朝的貢賦實行公田收入交國家，西周則按井田計畝徵收賦稅，西周的財政開支還實行了量入為出、專款專用等等內容，均體現了我國奴隸制調整經濟關系的法律規范的存在。《楔形文字法》、《漢漠拉比法典》是奴隸制經濟法律規范的典型代表。 封建制社會經濟法律規范存在的時期較長。在產生過程中，《羅馬法》及其復興起過一定的作用。西歐封建社會從公元5世紀羅馬帝國滅亡至18世紀，持續了1300多年。中國封建社會一般從春秋戰國之後算起，延續了2000多年。此時，中國的唐律、大明律是其典型代表，都有詳細地調整經濟關系的法律規定。秦簡《金布律》中出售商品須標明價格的規定，秦簡《田律》中「春二月林木生長，不得砍伐；春天土地乾旱需要水，不得堵塞水道；不得採摘剛發芽的植物；不得捕捉幼獸、幼鳥；不得設置陷阱和網罟捕捉鳥獸；不得毒殺魚鱉」的規定，漢朝的發展對外貿易的規定，明朝的禁止私人開採金、銀、銅、鉛、錫和水銀礦的規定，唐朝的以戶稅、地稅為基礎的「兩稅法」及「量出以制人」的根據各種開支總額確定兩稅的總額規定，明朝的中央、地方分級管理，征解制度、財政監察制度和預算制度等財政管理制度，等等，均體現了我國古代封建社會經濟法律規范的相對全面和完善。前資本主義經濟法律規范的特點是：反映奴隸主和封建主階級的意志，公開地維護等級特權，在協調本國經濟運行時主要運用直接手段，經濟法律規范以「諸法合體」的法典為主要表現形式。[10] （二）空想共產主義者的經濟法思想及其意義 18世紀法國空想共產主義的著名代表之一摩萊里（Morelly）在1755年出版了一部學術名著——《自然法典》，該書反映了他對未來公有制社會的理想。作者在書第四篇「合乎自然意圖的法制藍本」，被作者稱為「法律草案」，共12類法律、117條。其中，第二類法律是：「分配法或經濟法」，有12條規則。從目前的資料反映，這是「經濟法」一詞最早出現的地方。摩萊里看來，未來社會中的產品不發生買賣和交換，而是通過分配給予公民，「一切產品都要核算，其數量要與每個城市的公民人數相適應，或與使用它們的人數相適應，這些產品當中可保存的物品，均按相同的規則公開分配，如有剩餘則保管起來」[11]。摩萊里是在產品（財產）分配規則的意義上使用「經濟法」，並以此來表達他富有理想色彩的未來社會的法律規范。[12]19世紀30—40年代法國空想共產主義的著名代表之一德薩米（Dezamy）在1842—1843年分冊出版的《公有法典》一書中，也使用了「經濟法」這個概念，並發展了摩萊里的經濟法思想。 由摩萊里在18世紀提出的「經濟法」概念，是建立在空想共產主義的社會公有制基礎之上的，至今「經濟法」的涵義已發生了重大變化，但它對現代意義上的經濟法概念的形成仍產生著影響。這種影響除了表現為援引「經濟法」這個概念的外殼之外，更重要的是人們把空想共產主義者那種具有萌芽狀態的國家干預經濟生活的思想加以擴大，利用來作為建立現實經濟基礎之上的現代經濟法概念的一個合理內核。[13]

『伍』 經濟法的發展有何規律

經濟來法產生背景問題是經濟法源學研究的基本論題之一，然而，我國以往對該論題的探討存在標准不一、各行其是的缺陷，動搖了經濟法體系的根基。事實上，作為部門法的經濟法只能是國家針對市場缺陷進行干預，謀求個人利益與社會公益協調共生的歷史產物。在此前提下，各國經濟法產生的具體歷史背景又不盡相同，中國的經濟法產生背景尤其復雜：一方面，市場經濟以及相應的私法精神不夠發達，另一方面，缺乏自律的干預又時有發生。

『陸』 經濟法的完善經歷了哪幾個階段

按照歷史和邏輯的一致，經濟法的發展可以概括為由低到高的三個階段，1、戰時經濟法。它於回淺表層答次和以野蠻的方式回應著不期而至的社會化要求，是初級經濟法。 2、危機對策經濟法。它是為應付經濟不景氣或其他意想不到的危機而被動制定的經濟法，具有相當的盲目性。 3、自覺維護經濟協調發展的經濟法。它是以維護自由競爭的市場秩序、促進社會經濟協調發展的較為成熟的經濟法。其形成的主要標志是經濟法據以解決社會經濟矛盾的宗旨和方式已由干預、管制市場主體的自由意志和行為，轉向盡可能創造充分、適度、公平的競爭環境以維護這種自由上來。

『柒』 簡述經濟法的淵源有哪些

經濟法的淵源，是指經濟法律規范藉以存在和表現的形式。

二、經濟法的淵源：

1、憲法。憲法是國家的根本大法，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定，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
2、法律。法律是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制定的規范性文件，其地位和效力僅次於憲法，是經濟法的主要淵源，它規定的多是基本經濟關系。

3、法規。包括行政法規和地方性法規；

1）行政法規其效力次於憲法和法律。行政法規是國務院為執行法律規定及履行憲法規定的行政管理職權的需要而制定的規范性文件；
2）地方性法規是省、自治區、直轄市等的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根據本行政區域的具體情況和實際需要，在不同憲法、法律、行政法規相抵觸的前提下制定的規范性文件。
4、規章，包括部門規章和地方政府規章；
5、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以及特別行政區的法。

『捌』 國際經濟法的產生發展

國際經濟法的產生和發展
國際經濟法，是泛指調整國際經濟關系的各種法律規范。它是調整國際經濟關系的各法律規范的總稱。
何謂國際經濟關系？學者界說可分為兩大類。一說認為國際經濟關系專指國家政府之間、國際組織之間或國家政府與國際組織之間由於經濟交往而產生的各種關系；其主體，限於國家、國際組織以及在國際公法上具有獨立人格的其他實體。另一說則認為國際經濟關系不僅包含上述內容，而且包含屬於不同國家的個人之間、法人之間、個人與法人之間以及他們與異國政府或國際組織之間由於經濟交往而產生的各種關系；其主體，包括在國際民商法、國際私法上具有獨立人格的個人或組織，即屬於不同國家的國民個人（自然人）及各種法人。
國際經濟法，就其廣義的內涵而言，是各國統治階級在國際經濟交往方面協調意志或個別意志的表現。各國的統治階級為了自身的利益，總是盡力把自己所需要的各種秩序建立起來和固定下來，使它具有拘束力、強制力，於是就出現了各種法律規范。法律就是秩序創建的固定化和強制化。法律與秩序兩者之間的這種密切關系，是具有普遍性的。為維護各個歷史時期的國際經濟秩序制訂了具有一定約束力或強制性的國際經濟行為規范，即國際經濟法。它是鞏固現存國際經濟秩序的重要工具，也是促進變革舊國際經濟秩序、建立新國際經濟秩序的重要手段
衡諸歷史事實，上述第二種見解是可以接受的。迄今為止，國際經濟法經歷了萌芽、發展、轉折更新三大階段，而每一個大階段又可劃分為若干個時期。 這一階段，大約在公元前數世紀到公元16世紀，其中包括：
（一）羅得法
公元以前，地中海沿岸就已出現國際經濟往來和國際貿易活動。各國商人約定俗成，逐步形成了處理國際商務的種種習慣和制度，並逐步形成了有拘束力的商事法規或商事習慣法，實質上就是國際經濟法的最初萌芽。由於位於地中海東部的羅得島是當時亞、歐、非海上交通要沖和國際貿易中心，長年實踐積累形成的商務習慣常為當地的商務法庭斷案時所援引適用，並且逐漸被匯輯為法典，這就是傳說中的「羅得法」。
（二）羅馬法中的「萬民法」
在古代的羅馬法中，有「市民法」與「萬民法」之分，後者即是專門用來調整羅馬公民與非羅馬公民之間以及非羅馬公民相互之間的貿易和其他關系的法律。羅馬法中有關國際商務往來的規定，在古代即已逐步推行於西歐大陸，後來對世界許多地區影響甚大。
（三）中世紀的國際性商事法典
公元10-15世紀間，歐洲許多自治城市國家各有立法的局面日益不能適應頻繁商務往業的需要。必須設法排除各地法律歧異，遵守共同的行動准則，於是逐漸形成獨立於東道城市或東道國立法的另外一套行為規范。行會組織設置自己的特殊法庭，或由本地商人與外國、外地商人組成混合法庭，依據商業習慣或共同的行為規范所作出的判決，往往被編纂為各種商事習慣法法典，成為日後處理同類案件的依據。其中影響最大的是大約編纂於13世紀的《康索拉多生活費商法典》。
（四）「漢薩聯盟式」的商務規約
歐洲中世紀時期城市國家之間締結條約以建立共同商法規則，其中某些重要的商約作為近現代國際商務條約的萌芽和先河具有一定的意義，最引人注目的是「漢薩聯盟」的商務規約，其目的在於互相保護它們的貿易利益和從事貿易的公民，並且共同對付聯盟以外的「商敵」。對於聯盟內部各盟員城市之間的商務爭端，則應當按有關規定交付仲裁。 17世紀以後，資本主義世界市場逐步形成，相應地，用以調整國際經濟關系的國際條約、國際習慣和國內立法，大量出現，日益完備。
（一）雙邊國際商務條約
這個歷史階段的各種雙邊商務條約可以大體區分為兩類，即平等的和不平等的。如果締約國雙方都是主權完全獨立、國力大體相當的國家，締約時雙方都完全出於自願，條款內容是互利互惠的，這就是平等條約。反之則是不平等條約。
（二）近現代國際習慣
與雙邊國際商務條約並存的，還有許多用以調整國際經濟關系的國際習慣，都貫串著強烈的殖民主義、帝國主義、霸權主義精神。這是強者用以維持當年國際經濟秩序的一種「惡法」。
（三）多邊國際商務專題公約
除了雙邊性商務條約和協定之外，這個歷史階段的後期又陸續出現了多邊性的國際商務專題公約。各締約國對於專門針對某些常見的商務問題作出的統一規定都有遵循、執行的義務，其中影響較大的，如《關於保護工業產權的巴黎公約》；《關於保護文學藝術作品的伯爾尼公約》；《關於商標國際注冊的馬德里協定》，等等。
（四）多邊國際專項商品協定
周期性的「生產過剩」和經濟危機使各利害沖突的有關國家為了避免兩敗俱傷，針對某些「商戰」激烈的專項商品，達成多邊性的國際協定。這就是國際卡特爾專項商品協定。早在19世紀末葉20世紀初期就已陸續出現，特別是經歷了1929年世界性的「生產過剩」和經濟危機以後，更是層出不窮。其獨特之處：第一，內容和范圍具有特定的專題性或專項性；第二，作用和效果實際上主要用來調整私人之間的涉外經濟關系；第三
，以國際公約的形式出現，對締約國政府具有法律拘束力。
（五）近現代國際商務慣例
為了減少和避免誤會和紛爭，提高國際商務活動的效率，有些國際組織或者學術團體，歸納和整理商務活動中的某些習慣做法，制訂和公布各種商務規則，供各國商事當事人自由選擇採用。一經採用，就成為對合同當事人具有拘束力的經濟行為規范。例如，1860年《格拉斯哥規則》；1928-1932年《華沙-牛津規則》；1933年，《商業跟單信用證統一慣例》；1936年《國際貿易術語解釋通則》，等等。其特色在於：第一，有關文本都是由國際性民間團體或非政府組織制訂的；第二，所定各項規則，本身並不具備法律上的拘束力或強制力，僅供各國商務當事人立約參考和自由選用，但當事人一旦採用並訂入正式合同條款，即產生法律約束力；第三，國家政府機關或國有企業如以一般法人身份參加國際商務活動，而且在有關經濟合同中明文規定選用某種國際民間商務條規，即同樣要受它約。
（六）近現代各國商事立法
近現代各個民族國家中商事立法逐漸完備，是因為：第一，近現代較大規模的商事活動向來具有越出一國國境的特性，各國國內商事立法大多參考和吸收了國際商務活動中所約定俗成的各種慣例；第二，由於主權國家享有屬地管轄權和屬人管轄權，因此各國的商事法規也同時適用於該國商人涉外的商務活動或商事行為，從而成為國際經濟法規范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總之，在前述歷史階段時的許多事實表明：近現代各民族國家的商事法制中，不論是「民商分立」、「民商合一」，還是英美方式，其共同趨勢有二：第一，作為國內法的商事法規，內容日益豐富完備，並逐步走向國際統一化；第二，這些國內法同時被用來調整一定的國際經濟關系，成為此類涉外商務活動的行事准則或行為規范，從而大大豐富了國際經濟法的內容，推進了國際經濟法的發展。 自從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40多年來，國際社會產生了並繼續產生著重大的變化，第三世界作為一支新興的、獨立的力量登上國際政治和國際經濟的舞台。它和第一、第二世界，既互相依存和合作，又互相抗衡和爭斗，異致國際經濟關系逐步發生重大轉折，出現機關報的格局，相應地，國際經濟法的發展出逐步進入「除舊布新」的重大轉折時期。
（一）布雷頓森林體制和關貿總協定
戰後「布雷頓森林體制」和「關稅及貿易總協定」在國際經濟關系領域中發揮了重大作用。1944年7月，在美國的布雷頓森林召開了聯合國貨幣金融會議，訂了《國際貨幣基金協定》和《國際復興開發銀行協定》，在1945年12月分別正式成立了相應的組織機構。1947年10月，在日內瓦簽訂了《關稅及貿易總協定》關隨即成立了相應的組織機構。迄今為止，參加前兩項協定的國家和地區已達178個以上，參加後一項協定的國家和地區已達125個以上，從而使這三項協定及其相慶機構都具有全球性的影響。
國際社會開始進入以多邊國際商務條約調整重大國際經濟關系的重要階段，具有不同於以往階段的新特點：第一，上述三個多邊協定所調整的對象，是國際貨幣金融、國際關稅壁壘和國際貿易往來等牽動整個體制的重大問題、要害問題，影響到各國經濟生活和國際經濟關系的全局和根本。第二，過去許多雙邊性的商務條約只簡略地涉及到關稅、貿易、貨幣匯兌問題，其有關規定的廣度和深度，遠遜於上述三個多邊專項協定。第三，過去這些雙邊性商務條約，規定不一，其適用范圍也只限於締約雙方，而上述三個多邊專項協定具有廣泛得多的國際統一性和普遍性。
但從本質上和整體上看，它是舊時代國際經濟舊秩序的延續，不能認為它「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二）創立國際經濟法新規范的斗爭
二戰結束50年來，全世界眾多弱小民族始終不渝地為改造國際經濟舊秩序和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廢除國際經濟法舊規范和創立國際經濟法新規范而進行斗爭，有幾個重大回合，是特別引人注目的：
1．第一次亞非會議（萬隆會議）
1955年4月，包括中國在內的28個擺脫殖民統治的亞洲和非洲國家在印度尼西亞的萬隆，第一次在沒有殖民國家參加下，討論了弱小民族的切身利益問題，並以《亞非會議最後公報》，首先吹響了發展中國家共同為改造國際經濟舊秩序而團結戰斗的號角。
2． 《關於自然資源永久主權的宣言》
在眾多發展中國家的聯合斗爭下，聯合國大會於1960年底通過了《關於給予殖民地國家和人民獨立的宣言》，庄嚴宣布「必須迅速和無條件地結束一切形式的殖民主義」。在1962年底又通過了《關於自然資源永久主權的宣言》。它們為發展中國家徹底擺脫新、舊殖民主義的剝削和控制，建立新的國際經濟秩序，提供了法理上的有力根據。
3．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
在發展中國家的積極倡議下和大力推動下，1964年底組成了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以逐步改變國際經濟舊秩序，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亞非拉許多發展中國家以及南斯拉夫在1964年聯合組成了「77國集團」，在許多重大的國際問題上，特別是在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的問題上，都採取統一行動。
4． 《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宣言》以及《各國經濟權利和義務憲章》
50年代和60年代國際經濟秩序和國際經濟法在除舊布新方面取得的初步成就，為70年代國際經濟法的重大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1971年，中國恢復了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70年代以來，南北矛盾上升到一個新的層次：發展中國家開始要求對現存的國際經濟結構，從整體上逐步實行根本變革。
聯大於1974年4月召開了第6屆特別會議，圍繞著「原料和發展」這一主題，一致通過了《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宣言》和《行動綱領》。這是發展中國家戰後多年來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的各項基本要求的集其大成，其確立的基本法律觀念和基本法理原則，是新型的國際經濟法基本規范發展的重要里程碑，也是今後進一步建立新型國際經濟法規范體系的重要基石。
（三）多邊國際商務專題公約的發展
二戰結束以來，又增添了相當數量次要的、帶技術性的國際商務專題公約，體現了國際范圍內商事法規統一化日益加強的客觀趨勢。1952年簽訂了《世界版權公約》；1964年簽訂了《國際貨物買賣統一法公約》以及《國際貨物買賣合同成立統一法公約》；1966年，聯大第21屆會議設立了「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並在其主持下，制訂通過了一系列國際商務專題公約，諸如1974年的《國際貨物銷售時效期限公約》、1978年的《聯合國海上貨物運輸公約》（通常簡稱《漢堡規則》）、1980年的《聯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公約》以及《聯合國國際貨物多式聯運公約》，等等。從此以後，國際商事法規的統一化和法典化，進入了一個嶄新的發展階段。
（四）區域性或專業性國際經濟公約的出現
二戰結束以來，形形色色的區域性或專業性的國際經濟條約及其相應組織不斷出現，可分為三大類：第一類是以西方發達國家為締約國的國際經濟條約及其相應組織，第二類是以前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為基本締約國的國際經濟條約及其相慶組織，第三類是以發展中國
家為締約國的國際經濟條約及其相應組織。
值得注意的是：1988年4月間，「77國集團」中的46個國家在南斯拉夫正式通過並簽署了《全球貿易優惠制協定》。這有助於它們在經濟上實現集體的自力更生，減少對發達國家的依賴；在政治上也可以提高它們在南北談判中的地位。這將對世界多邊貿易體制和格局產生一定的影響，並將推進整個世界貿易的健康發展。
（五）國際商務慣例的發展
二戰結束以來，國際商務慣例的編纂成文，不斷更新並日趨完備。例如，國際商會《國際貿易術語解釋》歷經多次修訂補充，內容大為豐富發展，適用范圍也更加廣泛；1933年公布的《商業跟單信用證統一慣例》，歷經五度修訂，並自1962年起改名為《跟單信用證統一慣例》；又於1958年草擬、1967年修訂公布了一套《商業單據托收統一規則》，並於1978年再次修訂，並改名為《托收統一規則》。這對於減少國際商務紛爭、促進國際商務發展，都起著重大的作用。
（六）各國涉外經濟法的發展
各國分別制定的涉外經濟法也有重大的發展和轉折，主要表現是：
第一， 發達國家中，各國的經濟立法，包括涉外經濟法，層出不窮，日益細密；
第二， 戰後英美法系和大陸法系互相滲透和逐步交融，內容和形式上常互相吸收和互相參照。歐洲共同體已進一步發展成為「歐洲聯盟」，今後聯盟內部兩系各成員國涉外經濟立法的互相滲透與交融，勢必更加廣泛和深化。
第三， 戰後各種區域或專業性的國際經濟組織的有關條約、規則和章程具有法律上的拘束力，促使這些國家各自對國內的經濟立法作出相應的調整，從而這些成員國的涉外經濟法在有關地區或有關領域內漸趨一致或統一。
第四，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戰後相繼擺脫殖民統治、取得政治獨立的眾多弱小民族，都極其注重創建自己的涉外經濟立法體系，在投資、貿易、金融、稅收等各個方面制定有關有法律和條例，藉以保衛國家經濟主權，維護民族經濟權益。

『玖』 論述西方國家經濟法的產生和發展

經濟法可分為西方經濟法和東方經濟法兩家，中國經濟法屬於東方經濟法。東西方經濟法由於興起的歷史背景不同，從而在許多方面存在差異。總的來說，中西方經濟法的基本特徵是相同的，二者都是國家為克服市場調節的盲目性和局限性，矯正彌補市場機制的不足，為維護社會公共利益而進行干預、協調、平衡和調節，最終實現社會公平和效率的兼顧，實現經濟的健康快速發展和可持續發展。

但是，由於中西方的經濟、政治、文化等因素的差異，從而決定了中西經濟法在產生發展過程中有很大的差異。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從經濟法的生成背景看。我國經濟法不是生成與於自由競爭的經濟環境，不是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我國的經濟法是政府在改革開放過程中作為法制建設的一部分而主動的建立起來的，同時，經濟法也是國家作為主體，在應對外部挑戰與時代要求的一種回應。所以，中國經濟法不是在社會內部自發產生，而是政府自覺地「從治理到不斷放權的過程」，屬於「政府推進型」。與中國相比，西方經濟法是在自由市場經濟向壟斷市場經濟轉變的背景下產生的。一開始，出現市場失靈的狀況，這種情況用普通的民商法無法彌補，但是必須限制自由主義，由此，國家開始進行干預。可見，西方經濟法的產生，實為「市場經濟內部不斷完善的產物」，屬於「自然演進型」。

其次，從經濟法生成的法制環境看。我國由於2000多年的封建專制統治，及相應的自給自足封閉的經濟形式，以及在新中國成立初期扼殺市場經濟的觀念的影響，我國市場經濟基礎薄弱，「橫向經濟關系萎縮」，「隨著我國經濟體制的轉軌，微觀經濟日漸放開，政府職能也在不斷轉變，民商法經濟法等幾乎同時上馬」。回頭看西方，西方的市場經濟是不斷發展逐漸自然成熟的，所以與中國相對應，各種調控經濟行為的「法律制度也經歷了從孕育分離，到獨立成熟的不斷發展的過程」。在「刑法民商法及行政法充分發展之後，經濟法也自然分娩了」。西方經濟法是在民商法發達的基礎上形成的，其產生是為了彌補民商法行政法調節經濟關系的不足，走的是一條「反民法」「異民法」的道路。而中國經濟法是民商法缺位下發展起來，其產生並非為彌補民商法不足，而是與民商法同生同榮、共同發展。

最後，從經濟法生成的路徑看。在中國經濟法體系中，最先產生的是宏觀調控法，市場規製法是在經濟法得到初步發展後才產生的。而在西方經濟法體系形成過程中，市場規製法先於宏觀調控法產生，市場規製法產生於私人壟斷資本主義時期，宏觀調控法產生於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時期。兩者社會本位形成路徑完全不同，體現在：「西方經濟法的社會本位是在個體本位上發展起來，是對個體本位的揚棄；中國經濟法的社會本位是由國家本位發展而來，是對國家本位的修正」，另外，中國經濟法產生於計劃經濟向現代市場經濟轉軌過程中，發展起點在於規范政府幹預經濟行為；西方經濟法產生於自由市場經濟向現代市場經濟轉換過程中，發展起點在於規范市場競爭行為。

『拾』 經濟法的起源

19世紀來末20世紀初，在西方，資本主義自國家為了克服經濟發展過程中市場調節的盲目性與滯後性，排除市場競爭障礙，制定了現代意義上的「經濟法」，其功能就是對付社會經濟發展中因市場失靈引發的經濟危機。而在東方，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直接刺激了社會主義經濟法的出現。那時的經濟法，功能也比較單一，即作為國家推行經濟政策、實現經濟計劃的手段。在改革開放前的我國，經濟法實質上已經成為國家行政權力命令的翻板。當前，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與改革開放的逐步深化，經濟法被賦予了新的活力，它具有其他部門法所無法替代的獨特功能，因而在我國法律體系中的地位也日益重要起來。當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進入攻堅階段，當我們面臨社會轉型時期的當代中國而思考我國經濟法體系構建，當我們最終決定「入世」並已經面對WTO帶來的機遇和挑戰時，我們就不得不重新審視經濟法在人們社會生活中所具有的獨特功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