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利供給變遷中的經濟法功能研究
A. 經濟法包括可持續發展嗎
摘要：可持續發展是當今世界發展的主旋律，可持續發展戰略的實現需要法律的支持。本文認為，經濟法的目的和使命決定了它與可持續發展戰略有著天然的密切聯系，經濟法與可持續發展戰略的結合是歷史的必然。同時，本文通過經濟法基本原則與民法基本原則、行政法基本原則的比較分析，闡述了經濟法可持續發展原則的特有性。最後，文章還對可持續發展原則在我國經濟法中的應用進行了研究。
關鍵詞：經濟法；可持續發展
一、可持續發展的概念可持續發展戰略的思想形成於20 世紀80 年代，它是20 世紀人類社會在對傳統的工業文明和發展模式進行深刻反思的基礎上形成的一種新的發展觀和發展模式。20 世紀90 年代後，各國紛紛制定本國的可持續發展戰略，使其成為迄今為止人類歷史上最為普遍接受的發展戰略。在國際層面上，它已為眾多的國際組織所普遍接受並成為國際立法的重要指導思想和原則；在國家層面上，它已經成為包括中國在內的眾多國家的總體發展戰略。
雖然「可持續發展」一詞已被普遍使用，但國際社會對其具體含義的理解卻遠未統一，幾乎所有重要的國際組織和著名學者都有自己的概念。這既反映了該術語本身的難以確定性，也反映了國際社會對發展問題的嚴重分歧。至今為止被引用最多的仍是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在《我們共同的未來》一書中所下的定義：「持續發展是既滿足當代人的需要，又不對後代人滿足其需要的能力構成危害的發展。」盡管概念是抽象的，然而不可否認，《我們共同的未來》一書中對可持續發展模式的勾勒是清晰的，結合這一重要文件和聯合國「環境與發展」會議上通過的一系列重要文件的精神，國際社會將可持續發展戰略的基本內涵主要歸納為三個方面：（1） 人類有追求幸福、美好生活的權利。可持續發展要求滿足全體人民的基本需要和給全體人民以機會去追求較好的生活。社會從兩方面滿足人民需要：一是提高生產潛力，二是確保每人都有平等的機會。但這些權利必須通過與自然相和諧的方式爭取；（2） 當代人在創造與追求自己的發展時，應承認並努力做到使自己的機會和後代人的機會平等；（3）為了今世和後代的利益，環境必須成為發展進程的一個組成部分，持續的發展不應當危害支持地球生命的自然系統，環境與發展同等重要。
中國國務院於1994 年3 月25 日通過的《中國21 世紀議程———中國21 世紀人口、環境與發展白皮書》，確立了中國的可持續發展戰略。它從中國的人口、環境與發展的具體國情出發提出了中國可持續發展戰略的核心內容：
一是以經濟發展為核心，通過完善市場機制，發展科學技術，加強可持續發展的能力建設，促進經濟持續發展；二是通過控制人口數量和提高人口質量，發展教育，改善衛生和健康狀況，改善社會福利制度，消除貧困等，實現社會的持續發展；三是通過對自然生態環境的有效保護和自然資源的永續利用，實現資源、環境的可持續發展。
可持續發展需要法律的支持，尤其是經濟法的支持。
對此，我們有必要考察經濟法與可持續發展理論的一致性、特殊關聯以及應用。
二、經濟法價值理念與可持續發展理論的統一可持續發展有其獨特的價值取向，其作為一種全新的發展觀念對經濟的發展有著深遠的影響；經濟法以整體利益，以社會為本位，同樣以其特有的價值理念調節著社會經濟的運行，促進著經濟的穩定、持續發展。可持續發展理念和經濟法價值理念有著天然的一致性，經濟法的部門法理念同樣貫穿於可持續發展理論。
1.可持續發展與「社會整體」本位經濟法以社會總體為本位，著重以社會整體利益為導向，強調利益的均衡，強調社會整體利益優先，兼顧個體的理念，它站在共同利益的高度來協調著各層次的利益關系，來實現經濟的協調持續發展，維護著社會利益。可持續發展同樣從人類社會整體出發，雖然具有更高層次的社會本質，但就經濟而言，它要求在經濟運行中要適當調整社會需求與社會發展之間的關系，防止各種不協調因素，抑制經濟疲軟、過熱或動盪等消極狀況。可持續發展理論強調要實現經 濟、人口、社會、環境及資源的協調一致、共同發展，而且要穩定、永恆發展。經濟法同樣要求以社會整體的共同利益為最高利益，以社會整體為出發點和歸宿，客觀上反映市場經濟的社會性要求，其目的也在於實現社會整體的協調發展，經濟法從社會總體出發，在總體上對國民經濟運行協調和控制，從而實現可持續發展。由此可以看出，可持續發展理論與經濟法的社會整體理念是一致的。
2.可持續發展與市場規製法市場規製法的產生體現機會公平原則，由於壟斷或限制競爭、不正當競爭現象的存在，市場規製法便排除市場障礙，對市場進行規制，從而實現所謂的機會公平；經濟法對社會財富的再分配及對社會弱勢群體的補償與救濟，則體現著結果的公平，其目的在於實現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及國民經濟的良性運行。可持續發展所追求的公平理念是代內公平與代際公平的結合，既包括同代人之間的橫向公平，也包括世代人之間的縱向公平，它要求消除貧困，共同發展，實現平等。市場規製法同樣體現著機會公平與結果公平、實質公平的觀念，以消除貧困、共同發展、實現公平，市場規製法通過經濟法的價值理念合理配置當代人與後代人之間的權利和義務，重新清理和消除導致當代人不公平和世代人不平等的制度與立法因素，從而實現可持續發展。
3.可持續發展與宏觀調控法可持續發展理論認為人口、經濟和環境是可持續發展中的重要因素，而人口、經濟、環境關繫到社會整體利益，必須加強國家的宏觀調控。宏觀調控要求國家從全局和社會公共利益出發，對關系國計民生的重大經濟因素實行全局的總體的把握。其主要任務在於保持經濟總量的基本平衡，促進經濟結構的優化，引導國民經濟持續、快速發展，推動社會全面進步。宏觀調控任務與目標和可持續發展理念要求具有一致性，都要保持社會總供給與社會總需求的平衡。從兩者關系看，宏觀調控法協調著可持續發展中的各種經濟利益關系，保障著可持續發展戰略目標的實現。
實現經濟的可持續發展離不開國家宏觀調控法，可持續發展理論成果的出現也必將豐富宏觀調控法的理論體系，從而促進經濟法的發展，也保障了可持續發展目標的實現。
由此可見，經濟法的價值理念充滿著社會化精神，它的基本價值取向為社會本位，追求著社會總體效益和社會總體經濟公平。它是調整在國家調節社會經濟過程中發生的各種社會關系，以保障國家保障社會促進社會經濟協調、穩定和發展的法律規范。它的價值理念便是從社會經濟總體角度出發，規范和保障新的社會調節機制，協調經濟個體與社會總體、微觀經濟與宏觀經濟之間的矛盾沖突，以實現可持續發展，具體而言，經濟法價值理念所要達到的最終目標便是樹立起可持續發展理念。
三、可持續發展原則在我國經濟法中的應用正因為經濟法與可持續發展的基本理念具有一致性和統一性，可持續發展理念引起了經濟法的價值觀的變革，經濟法必須將可持續發展理念及價值取向融合到自身的價值理念之中，做出可持續發展的價值目標，才能最終實現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可持續發展理念作為一種全新的發展戰略，代表了人類未來的發展模式和方向，同樣代表了中國經濟法追求的法制理想。只有賦予中國經濟法更為深刻、長遠的使命，立足於可持續發展的目標模式，才能最終實現經濟、社會、生態三方面的良性協調發展。這對於我國的經濟法有以下兩方面的啟示：
（一）可持續發展原則對經濟法立法的影響1.可持續發展原則為經濟法立法提供了科學的指導思想在可持續發展原則的指導下，我們就須重新審視和評估現行經濟立法，查明與可持續發展相關的立法有哪些遺漏或不明確之處；有哪些不配套或沖突之處。
2.可持續發展原則使經濟法律體系更為完善，更具現實適用性（1）在宏觀方面，可持續發展原則完善和發展了我國自然資源與稅收法律。「自然資源是經濟可持續發展不可替代的物質基礎，離開了資源的合理利用，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的戰略就不可能實現。」同時，環境問題也是制約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如果嚴重的環境破壞與污染仍然存在，那麼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則將是一句空話而已；反之，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將步入良性軌道。所以，要走經濟可持續發展之路，就須節約資源、保護環境。
首先就是要加強以自然資源的開發、利用、管理和保護為主題的自然資源立法，如土地資源法、礦產資源法、植物、野生動物保護法、海洋資源保護法等；其次，充分發揮稅收這一經濟杠桿的職能，完善稅收立法，通過開征資源稅來促進資源的合理開發、利用和節約；通過開征環境稅來防治污染、保護環境。
（2）在微觀方面，可持續發展原則豐富了市場規製法公平理念的內涵，促進了市場規製法的不斷完善。可持續發展所追求的公平理念是代內公平與代際公平的有機結合，特別是代際公平，它是可持續發展原則的核心所在。但是，現行的經濟法的公平觀念僅是當代人的公平，這是不利於人類的普遍持續性發展的，這就要求經濟法對導致代內不公平與代際不公平的制度與立法因素進行重新處理；對當代人與後代人之間的權利與義務進行合理配置。與此同時，還須進行一些超前性技術開發和研究，從而最終促進代際代內公平的統一。
（二）可持續發展原則對經濟法實踐的影響可持續發展原則對經濟法的實踐產生了相當廣泛、全面和實在的影響。首先，我們就須從可持續發展原則的實際需要出發，改進和健全經濟法律行為決策機制，包括決策公開、決策影響、評價與效果評估、決策責任等制度在內；其次，可持續發展原則極大地影響著經濟法律行為的實際運作，要求經濟法律行為必須從新的角度、從更大范圍，更長遠的未來利益考慮其行為的取向，行為的重點、行為的實施手段與評價行為的可能的後果。
B. 什麼是經濟法調整對象是什麼
1，經濟法：是對社會主義商品經濟關系進行整體、系統、全面、綜合調整的一個法律部門。
2，調整對象：
（1）國家規范經濟組織過程中發生的經濟關系；
（2）國家干預市場經濟運行過程中發生的經濟關系；
（3）國家管理、規范經濟秩序過程中發生的經濟關系；
（4）國家在經濟調控中發生的經濟關系。
3，經濟法的特點：
（1）經濟法是國家干預經濟的法；
（2）經濟法是社會責任本位法；
（3）經濟法是商品經濟發達的法；
（4）經濟法是以經濟為目的的法；
（5）經濟法是綜合調整的法。
C. 經濟法有哪些主要特點試說明你對經濟法獨特作用的理解。
經濟法學的特點
（一）邊緣性學科
學習經濟法學，要全面地知曉、運用法學各個領域的知識，特別是綜合運用法理、憲法、民法、商法、行政法、刑法、訴訟法理論。學習經濟法學，不僅僅要運用法學學科分析的方法；而且要學會運用其他學科的分析方法。
（二）新興性學科
經濟法學在世界上只有近100年的歷史，在新中國只有20餘年的歷史。
（三）挑戰性學科
經濟法學在理論上定論較少、流派紛呈，法律數量多、內容豐富、更新速度快，時時催人奮進，富於挑戰性。
經濟法的特徵
（一）政策性
涵義
經濟法的政策性是指經濟法的制定、實施和目標必須和一定歷史時期基於國家的社會、政治、經濟等形勢的發展做出的政治決策和對策相一致。
經濟法根源於國家對市場經濟的自覺規制、調控，其目的是通過「對萬變之經濟生活的及時應對」，促進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保障國民經濟的協調、穩定、持續增長。因此經濟法具有比其它部門法更為顯著的政策性特徵。
政策性特徵是經濟法內在屬性的一種外在反映，經濟法作為現代法因具有這一特徵，進而具有鮮明的易變性和靈活性。這一特徵顯著區別於作為傳統法的法典化的民法。後者以體制超越性、中立性，進而具有穩定性的特徵著稱。
（二）經濟性
涵義
經濟法的經濟性一方面是指經濟法的主要調整對象是人們在國民經濟運行過程中中形成的宏觀經濟利益格局下的經濟關系；另一方面是指經濟法的制定、實施主要應以經濟學（特別是宏觀經濟學）的理論為基礎，這使經濟法表現出很強的專業性。這一特徵顯著區別於民法，民法以倫理性特徵明顯著稱。
（三）時空性
涵義
經濟法的時空性是指在市場經濟發展的不同歷史時期、或在同一歷史時期市場經濟的不同國家、或在同一國家的不同市場經濟歷史時期，經濟法的具體內容、對國民經濟規制、調控作用存有差異。
我國經濟法和西方國家經濟法在市場經濟產生、發展時間上的差異性和依存環境上的差異性，決定了必須注重研究經濟法的時空性。法律在不同國家政治、經濟、文化、歷史背景下的存在，是對其現實物質生活條件的反映，我們必須重視這種差異性。一定社會歷史條件下的經濟法，是當時政治、經濟、軍事、外交、文化、科學等諸多因素的綜合反映。這些因素的發展、變化，會導致經濟法的發展、變化。
（四）綜合性
涵義
經濟法的綜合性是指經濟法的制定、實施要公私法兼顧、經濟法的調整綜合運用多種手段。
經濟法的理念與體現
（一）實質正義
1、涵義
正義是法律的生命。不同時代或者國家，人們對正義有不同的理解，形成不同的學說。傳統法理學認為，法律的正義只能是形式正義。其基本涵義是：法律應該一視同仁地對待每一個人；法律應該保證給予每一個人同等的機會。這種平等被視為起點公平。實質正義相對於形式正義而言。它源於人們對徒具表面意義的形式正義的不滿。越來越多的人們認為，真正的公平不是起點公平，而是結果公平。法律應該傾斜保護社會經濟弱者，提供更多的機會給那些需要特別幫助的人。經濟法所弘揚的是實質正義理念。
2、體現
越來越多的國家接受了實質正義的理念，體現在經濟法上：對經濟領強者與弱者區別對待，重點維護消費者、小企業、經濟發展落後地區的利益，傾斜保護社會弱勢群體，向經濟最弱者提供基本經濟福利。
（二）社會本位
1、涵義
法之本位，即蘊含於法的基本出發點、基本目的和基本功能之中的精神或理念。法律中的本位觀，揭示的是一部法律或者某一部門法作為價值選擇的根本立場。
當今資本主義社會存在著反對將個人利益與國家利益絕對分野的傾向，以至於學者們認為有必要從「市民社會——政治國家」的二元結構中分離出一個獨立的領域，以形成「個人利益——社會利益——國家利益」三分的格局。由此產生分別強調三種利益本位的個人本位、社會本位、國家本位的觀念。然而，對上述觀點不無爭論，20世紀以來，不論公法抑或私法學者，都不約而同地出現了以社會本位為其本位觀的思想，毫無疑問這與法律社會化的興起有著必然聯系。所以，社會本位是現代法律的本位觀。
社會本位相對於國家本位、個人本位而言。經濟法以社會公共利益作為思考法律對策的出發點和終結點，顯示出既不將國家這一抽象的主體凌駕個人之上，也不將個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是將社會利益作為價值取向的獨特精神。社會利益中的「社會」需要界定，需要代表符號。如消費者組織或者機構所代表的消費者群體、各個行業協會所代表的該行業群體、合作社聯盟、環保組織所代表的眾多環境受害人等。社會利益中的「利益」也需要界定，不僅包括當代人的利益，甚至未來人類的利益也是今天的人類應該關注和維護的利益。
2、體現
社會本位在經濟法中主要表現為：面對不同階層復雜的利益沖突，從社會整體利益和多數人的長遠利益出發，任何市場主體都不得只顧追逐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忽視或者損害社會的公共利益，並應努力實現社會責任；政府等公共主體、社會團體等半公共主體應以最大限度地實現社會公共利益為其目標，剋制集團、部門的私慾。經濟法不僅要權衡當代人類利益的公平，而且要權衡代際人利益的公平。要始終貫穿可持續發展觀和科學發展觀。
——CUPL銀劍山莊
D. 在經濟法中，按照福利發放主體范圍和對象不同，社會福利可以分為哪些
（一）我國傳統福利制度的建立和內容
我國的社會福利制度建立於20世紀50年代，1951年8月發布了《關於城市救濟福利工作報告》，報告由政府民政部門負責組織實施，保障對象主要是無依無靠的城鎮孤寡老人、孤兒或棄嬰、殘疾人等。民政部門通過設立福利機構為這些孤老殘幼人員提供保障。福利機構分為社會福利事業和社會福利企業兩類。福利事業機構包括各種收養性的福利院、精神病院等；福利企業主要是通過為殘疾人提供就業機會，解決殘疾人的生活保障問題。民政部主管的這些福利只覆蓋了城鎮極少數特殊人群（占總人口1%不到）。1950年6月頒布的《工會法》、1953年勞動部公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保險條例實施細則修正草案》對企業職工的生活困難補貼、探親補貼、取暖補貼作了規定，還規定企業應設立食堂、托兒所，所需費用由企業行政或資方負責。1953年5月財政部、人事部發布《關於統一掌管多子女補助與家屬福利等問題的聯合通知》、1954年3月政務院發布了《關於各級人民政府工作人員福利費掌管使用辦法的通知》、1956年國務院發布《關於國家機關和事業、企業單位1956年職工冬季宿舍取暖補貼的通知》、1957年1月國務院發布了《關於職工生活方面若干問題的指示》，這些法規對國家機關、事業單位職工的冬季取暖、生活困難補助、職工住宅、上下班交通、職工家屬醫療補助、生活必需品供應等問題作了全面的規定。由此，絕大多數企業職工以及國家機關和事業單位工作人員的福利需求按規定由其所在單位提供，並且是我國社會福利的主體（占城市居民的95%以上，占總人口的25%以上）。企業職工的福利由勞動部負責和管理，而國家機關、事業單位工作人員的福利由政府人事部門負責。可以看出，我國的社會福利是由民政福利、企業職工福利和國家機關、事業單位職工福利三部分組成。
從20世紀50年代初建立社會福利制度至90年代末期的整個計劃經濟時期，城鎮居民能夠享受到的福利待遇在不斷增加，從職工的生活困難補助、冬季取暖補貼、探親補貼、交通補貼、休假療養，到為職工建立托兒所、幼兒園、食堂、洗澡堂、醫務室、閱覽室、體育場，再到為所有城鎮居民提供糧油以及副食品價格補貼，一個企業或者一個單位就是一個無所不管、無所不包的小社會。此外，教育和住房分配也是福利待遇。在教育方面，從小學到高中教育是免費的，高等教育不僅免交學費、住宿費等費用，而且學生還可以享受到能夠解決吃飯問題的助學金；在福利分房方面，企業或者單位按照職工的工齡和年齡等條件以及家庭人口數目，為職工分配住房。總之，計劃經濟時代的50年，我國的社會福利是以職業為依託、以城鎮職工為主體、關懷職工生活方方面面、所需經費幾乎全部由國家財政提供的福利制度。
我國的福利制度自建立以來，尤其是在建國後的十來年，在解決城鄉無家可歸、無依無靠、無生活來源的社會成員的生存問題上，作出了有益的貢獻。據民政部門的統計，1959年民政部門管理的福利院收養了64454位孤老、27964位孤兒和14627位「三無」精神病患者。[1]在農村，按照1960年4月二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通過的《1956-1976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第30條確立的對農村中的孤老殘幼實行「五保」的制度，許多地區建立了養老院，收養農村中的孤寡老人。到1994年，全國已有33584個鄉鎮統籌供養了273萬「五保」人口，農村敬老院約4萬所，收養56萬老人。[2]民政福利制度的實施就使得那些社會上最脆弱群體的生存有了保障，由此極大地顯示出新生的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保障了社會穩定。
在計劃經濟時期的「高就業、低工資」的就業和分配製度下，城鎮職工所享受到的無所不包的福利待遇，不僅極大地填補了職工由於低收入而造成的生活上的虧空，改善和提高了他們的物質和精神生活水平，而且使他們切實地感受到當家作主的滿足和自豪。
（二）我國現行的社會福利制度
80年代開始的經濟體制改革帶來了社會結構的巨大變化，傳統福利制度日益暴露出一系列不適應新社會環境的弊端：首先，國有企業改革必然使企業成為自主經營的經濟實體，它們要與所有企業一起參與市場競爭，在這種情況下，企業尤其是一些老企業，由於背負沉重的職工福利負擔，所以難以與新生企業公平競爭，面臨更大的破產風險，而且職工所在的企業一旦破產，職工極其家庭能夠獲得的福利待遇將沒有了著落，生活將立即遇到極大困難；其次，企業的福利待遇將企業與職工緊緊地栓在一起（例如單位分配的住房、職工子弟就讀的子弟學校等，形成了企業與職工之間的人身依附關系），不同企業或單位，職工的福利待遇會有很大差異，有些單位職工的福利甚至高於工資，這就阻礙勞動力的合理流動和市場經濟所需要的統一勞動力市場的形成；第三，優厚的福利待遇由於是平均分配，所以不但沒有發揮它激勵勞動者積極性的功能，反而助長了人們的懶惰和依賴心理，影響企業的效率和發展；第四，經濟體制改革帶來經濟結構多元化，農村人口流入城鎮，進入不同所有制企業和單位就業，他們連應當享受到的社會保險待遇都享受不到，何談享受社會福利待遇，這種從制度建立之初就對農民實行的不平等待遇，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下不能再延續下去，否則會繼續擴大城鄉差距，城鄉隔離的二元社會經濟結構也無法打破。可以看出，在市場經濟下，傳統福利制度不但不能適應不同社會成員的需求（我國現有的社會福利服務只能滿足5%的社會需求，這里的社會福利服務主要指為老年人、殘疾人提供的養老和寄養機構），而且直接對企業的發展，最終也對整個經濟的發展產生影響，也會釀成社會不穩定因素。改革傳統的福利制度勢在必行。
1993年4月，民政部發布了《國家級福利院評定標准》，同年8月，民政部又發布了《社會福利企業規劃》。1994年12月，民政部發布了《中國福利彩票管理辦法》。1997年4月，民政部與國家計委聯合發布《民政事業發展『九五』計劃和2010年遠景目標綱要》，指出，殘疾人可以由過去單一的在福利企業就業改變為在福利企業或分散就業。1999年12月，民政部頒布了《社會福利機構管理暫行辦法》。從這些法規可以看出，無論是社會福利院和社會福利企業的發展，福利資金的籌集，還是殘疾人就業，社會福利機構的管理等，民政部門作為我國福利事業的主管機構將把我國的社會福利事業逐步從官方舉辦引向社會舉辦，並按福利需求設立福利項目，例如將原來單一的以集中收養孤寡老人的養老院，按照老年人的不同需求設立養老院、老年公寓、老年護理服務、老年家政服務等福利項目，並面向所有有福利需求的老年人。民政福利的社會化不僅使民政福利走出封閉，而且提高了民政福利機構的效率。與此同時，社會辦的福利機構也在迅速發展。尤其是社會辦的社會福利企業，其發展勢頭甚至超過了官辦福利企業，有數字表明，到20世紀90年代末，官辦福利企業占福利企業總數從65%下降到14%，社會辦的福利企業從35%上升到86%，就業的殘疾人數佔到福利企業就業殘疾人總數的84%。
企業職工福利改革，在初期，通過實行承包責任制，將企業的福利設施對外開放。到了20世紀90年代，在大力發展第三產業的社會背景下，在承包責任制的基礎上，絕大多數企業和單位打破過去封閉運行的模式，成立了面向社會、有償服務的勞動服務公司，並逐漸與原單位脫鉤，成為獨立的經濟實體並參與市場競爭。例如，絕大多數的房修公司、托兒所、幼兒園、理發店等都是從原來的企業或單位剝離出去的、自負盈虧的經濟實體。
住房福利改革，1989年國務院頒布《關於在全國城鎮分期分批推行住房改革的實施方案》後，城鎮居民福利分房開始向住房商品化、私有化方向改革。1994年國務院發布《關於深化城鎮住房制度改革的決定》，規定以標准價出售公房，1998年底，中央政府宣布停止企事業單位的福利分房後，職工按標准價購買了住房。同時確立了由單位和職工各繳費50%的住房公積金制度，並為職工建造和出售經濟適用房。有些城市為居民提供廉租房或房租補貼。
教育福利改革，讓人們感到壓力的是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將原來高等院校的助學金制度改為貸學金制度，後來高校學費一路攀升，城市重點中小學校也要收取贊助費。農村義務教育由於失去集體經濟的支持而將負擔轉嫁到了農民身上。由於計劃經濟時期平均主義的分配製度被打破，人們的收入出現了差距，一部分人先富了起來，收費昂貴的私立學校應運而生，先進的教學設備、優秀的師資、獨特的教學方法，為富人的子弟提供了優越的就學機會。從幼兒園到大學的多種辦學模式，開辟了教育領域的競爭局面，為培養出適應時代發展要求的學生提供了可能。
隨著國有企業改革的不斷深入，國有企業及其職工的數量有了較大的減少，加之國有企業和國家機關、事業單位職工的福利事業逐步走向社會化，因而，單位和企業對於社會福利事業的投入大大減少，負擔大大減輕。與此同時，國家和社會舉辦的福利事業在迅速發展，不斷滿足不同社會成員對於福利項目的需求。我國社會福利事業的改革雖然沒有社會保險改革進展快、步伐大，但是它正在緩慢地朝著社會化、規范化的方向發展。
E. 經濟法如何保障交易公平——從功能視角研究市場規製法
摘要：合同法是規范交易的基本法，但不足以保障交易機會配置和交易過程及結果的公平。
經濟法中的市場規製法通過抑強扶弱等手段保障交易公平，從而促進交易。從交易促進的視角 研究 市場規製法，可以較好地構建市場規製法的內部結構，從而使市場規製法成為一個邏輯嚴密的經濟法子系統。
關鍵詞：交易公平合同法經濟法市場規製法縱觀經濟法學史，對市場規製法的研究很少從交易的視角展開。由此而產生的弊端主要有二：第一，市場規製法促進交易的功能得不到闡釋，其與合同法促進交易的功能得不到區分第二，由於缺乏一個正確的切入點對市場規製法進行研究，因此歸屬於市場規製法的各項 法律 似乎獨立存在，其內在的關聯卻沒有得到認識。這就阻礙了對經濟法的深入研究，使 目前 對經濟法較多 問題 的認識只停留在表層上，同時在研究路徑上使經濟法學與民法學相割裂，更給人一種經濟法雜亂無章的感覺。本文從功能的視角研究市場規製法如何在民法的基礎上促進公平交易，並基於這一功能研究市場規製法體系內在的邏輯聯系和各法律之間的關聯。
一、交易公平的障礙 分析
交易公平是指交易機會配置的公平和交易過程及結果的公平。在市場經濟體制下，交易時時會發生，但交易公平並不會隨之而來。有諸多因素會 影響 交易公平的實現，如交易雙方地位、信息擁有量、討價還價能力、財產擁有量等的差異都會破壞交易公平的實現，成為公平交易實現的障礙。就其關聯而言，地位障礙是從交易主體的角度影響交易公平的實現，信息障礙是從交易標的的角度影響交易公平的實現，資源障礙則是從交易標的和交易糾紛處理能力的角度影響交易公平的實現。
（一）地位障礙
交易雙方的地位差異會直接導致交易的不公平。因為這種差異往往使處於弱勢地位者在交易決策時不敢討價還價，從而使其自身利益不能在交易中得到體現。如奴隸主與奴隸之間公權機關與私人主體之間，①勞動者與用人單位之間，②均因地位差異而使弱勢方（奴隸、私人主體、勞動者）的利益受損。交易雙方的地位差異既可能是事實上形成的，也可能是法律造成的，因此需要研究法律如何減少這種差異，對要消除的差異如何運用法律的力量進行消除。
（二）信息障礙
對交易雙方而言，交易是一種決策，而決策需要充分、有效信息的支持，如果信息有錯誤或不足，決策往往也會錯誤或不當，從而導致交易的不公平。換言之，信息問題會直接影響到交易者的討價還價能力，而能力弱者的利益在交易中往往會受到損害。實踐中，影響交易公平的信息障礙主要有二：第一，交易雙方信息不對稱，即信息在交易雙方之間的分布不均勻，其中一方處於信息優勢，另一方則處於信息劣勢。處於信息優勢的一方往往可以利用其優勢信息侵害信息劣勢者的利益，而信息劣勢一方則因為信息擁有量不足而無奈受害。在市場經濟體制下，由於分工的普遍化，信息不對稱成為一種普遍現象。因此，法律對信息不對稱問題的解決就顯得相當必要和迫切。第二，交易一方故意製造虛假信息。在交易過程中，交易雙方都有製造虛假信息的動機，如果沒有良好法律的抑制，則交易雙方製造虛假信息的行為也會普遍化，以通過這種虛假信息騙取交易對方的利益。
（三）資源障礙
從廣義上說，上述地位障礙和信息障礙都屬於資源障礙，但此處所說的資源僅指交易雙方擁有的財產。財產擁有量的差異導致不公平交易主要有兩條路徑：第一，財產擁有量的大小直接影響到交易者對交易信息的收集和處理能力，因而進一步影響到其交易決策。進言之，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財產擁有量小的主體所做出的交易決策要劣於財產擁有量大的主體做出的決策。第二，在信息充分的情形下，不公平交易往往在交易者之間產生糾紛，而糾紛的解決也需要耗費資源，所以財產擁有量的大小會直接影響到交易者對解決交易糾紛意願的強弱和能力的大小。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形之下，當交易雙方財產擁有量差異很大時，財產擁有量小的交易者在解決交易糾紛時會處於相對更為不利的地位，而這會導致後續的、更多的不公平交易。
由於眾多障礙因素的存在，公平交易並不是某一個部門法所能實現的，而需要藉助於整個法律體系的作用來實現交易公平。具體言之，公平交易的實現既需要作為交易基本法的合同法，又需要作為交易促進法的經濟法；既需要直接規范交易行為的法律，又需要優化交易環境的法律。
二、合同法規范公平交易的不足
合同法是有關交易的基本法，但作為一種私法，其對公平交易的貢獻主要在於確認形式公平。《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以下簡稱《合同法》）第2條規定：「本法所稱合同是平等主體的 自然 人、法人、其他組織之間設立、變更、終止民事權利義務關系的協議。」第3條規定：「合同當事人的法律地位平等，一方不得將自己的意志強加給另一方。」這里的「平等主體」和「法律地位平等」是一種典型的對形式公平的確認。形式公平是「人生而平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理念在合同法中的具體化。它排斥了人在法律地位上的絕對差異。然而，在一個等級森嚴的身分社會
，法律地位差異的現象相當普遍，其直接後果是社會交易范圍的縮小以及交易公平的喪失。法律確認形式公平，就意味著取消身分限制，使身分社會走向契約社會。同時，這種形式公平也使任何人享有自願訂立合同的權利，不受其他任何人的強制。這就是合同法對交易公平的貢獻。但這種形式公平並沒有徹底解決人類社會中的不公平問題，對事實上存在的不公平問題通過法律宣稱公平的方式是解決不了的。也就是說，形式公平只是公平交易的前提，沒有形式公平，根本不可能有交易公平可言，但只有形式公平也並不表明一定會有交易公平。雖然法律可以宣稱交易雙方地位平等，但交易雙方的地位差異往往是一種事實。這種事實是合同法很難甚至不能改變的。雖然《合同法》第5條規定，當事人應當遵循公平原則確定各方的權利和義務。但事實上，只依據法律地位的平等是很難遵循公平原則確定各方權利和義務的，因為交易各方之間的、實質上的不平等往往使其權利和義務的確定出現不公平。正由於合同立法只重視形式公平而不考慮實質不公平的現實，故其實現公平交易的能力十分有限。對此，我們還可以從交易資格與交易能力的角度進行分析。交易資格是一個法律問題，合同法上的形式公平只是使盡可能多的主體都擁有交易資格，亦即只解決交易資格問題；而交易能力則不是一個法律問題，而是一個純粹的事實問題。不同的交易能力導致在交易中做出不同的交易決策，從而使交易主體對自身利益的維護程度也會不同。交易各方的交易能力差異越大，交易不公平的可能性也就越大。一般而言，交易能力的改變主要通過對強者的抑制或對弱者的扶助等方式實現，但這是作為私法的合同法力所不及的，不能要求《合同法》必須在確認形式公平的基礎上創造各種實質公平，實質公平環境的創建應該是經濟法的功能。但《合同法》可以對因實質不平等而導致交易不公平的這種結果設定相應的矯正制度，如無效合同和可撤銷合同制度。《合同法》第52條規定，一方以欺詐、脅迫的手段訂立合同，損害國家利益，合同無效。第54條規定，在訂立合同時顯失公平的或合同因重大誤解訂立的，當事人一方有權請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機構變更或者撤銷。這種制度確實有助於促進實現交易的公平，但這種公平的實現是事後的，是一種對已然的不公平交易的事後解決。如果進行經濟分析就會發現，相對於經濟法構建交易前公平交易環境的制度設計，這種制度的成本是很高的，並且其對不公平交易的減少或消除是間接的，其功能也不在於對不公平交易的預防。因此，無效合同和可撤銷合同制度不應該成為應對實質不公平的惟一制度。對由實質不公平導致不公平交易的問題，更應該考慮一種事前的預防機制，在這種機制之下，不公平交易的數量會大大減少。
《合同法》作為 現代 法對實質公平所給予的應有關注，還突出地表現在附隨義務的法定化上，即將以往僅以判例、學說、習慣為依據的附隨義務，在《合同法》中予以明確肯定，使之轉化為法定義務。如「總則」中第42條關於締約責任的規定，第43條關於先合同義務中保密義務的規定，第60條關於合同履行中的通知、協作、保密等義務的規定，第92條關於後合同義務的規定：「分則」中也有許多條款，根據合同性質目的和交易習慣，分別對若干種合同的重要附隨義務做出規定。這些規定對於附隨義務的形態變遷具有劃 時代 的意義，有助於交易中實質公平的實現。但是，合同法的私法本質決定了其對實質公平的追求仍存在局限。這主要表現在：附隨義務的法定化並未改變其在合同當事人義務體系中的附隨地位，並且其 內容 在《合同法》中仍不夠明確和具體；法定化的附隨義務僅有違約責任制度一般保障，《合同法》並未給予特別保障。因此，不能期望僅靠《合同法》將附隨義務法定化就能達到理想的實質公平目標。③三、經濟法對公平交易的貢獻及市場規製法的內在結構
合同法直接規范交易，
經濟法則並不直接規范交易，而旨在促進交易，其在交易公平促進問題上的主要貢獻在於對交易前公平的構造。作為公平交易促進法的經濟法的主要表現形式是其體系中的市場規製法。它構造公平交易環境的主要路徑有二：第一，禁止人為製造不公平交易環境的行為，如對製造虛假信息行為的禁止。這種禁止性的工作必須由經濟法完成，作為私法的合同法由於缺乏公權的支持和法律責任形式的不足往往不能勝任。第二，抑強扶弱以在一定程度內實現實質公平，如對壟斷力量的抑制和對信息劣勢者直接提供交易信息等。需要指出的是，《合同法》中存在兩處類似抑強扶弱的條款。《合同法》第9條規定：「當事人訂立合同，應當具有相應的民事權利能力和民事行為能力。」該條款對民事行為能力的規定，事實上剝奪了無民事行為能力人的締約權，這主要是為了排除出現過多的不公平交易現象。在這種權利剝奪的背後更主要的是對無民事行為能力人的保護，是對弱者的扶助。《合同法》第39-41條對有關格式合同做了詳盡規定：「採用格式條款訂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條款的一方應當遵循公平原則確定當事人之間的權利和義務，並採取合理的方式提請對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責任的條款，按照對方的要求，對該條款予以說明。」「……提供格式條款一方免除其責任、加重對方責任、排除對方主要權利的，該條款無效。」「對格式條款的理解發生爭議的，應當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釋。對格式條款有兩種以上解釋的，應當做出不利於提供格式條款一方的解釋。格式條款和非格式條款不一致的，應當採用非格式條款。」這些規定採取了與一般合同法完全不同的一邊倒的做法，使格式合同提供方承擔了更多的義務，同時也給予了格式合同接受方更多的利益。與市場規製法中的促進公平交易的制度一樣，這種類似抑強扶弱的規定的功能之一也在於促進交易的公平，從這里可以看到民法和經濟法在功能上的銜接，但其中還是有區別的，《合同法》中的制度僅限於對交易一方的權利限制，沒有涉及公權的成分。鑒於《合同法》不可能運用公權進行大范圍的限權，所以大規模的抑強扶弱工作還是需要由經濟法中的市場規製法來完成。
F. 福利經濟學
機會與約束：
中國福利制度轉型中非營利部門發展的條件分析
田凱
20世紀70年代中期的北美和歐洲，非營利部門（非營利領域、第三部門）在社會福利和公共政策中的角色，尤其是作為公共服務的替代性提供者，已經迅速引起了公眾和學術界的廣泛關注。甚至在東歐，對作為公共服務和市民參與工具的非營利部門也有著極大的興趣（Gidron，Kramer &Salamon ，1992）。90年代以來，隨著中國福利制度的轉型，非營利部門的地位和作用同樣受到了學者們的關注（楊團，2000；熊躍根，2001）。
本文的主旨探討政府與非營利部門建立夥伴關系的可能性，分析中國福利模式在國家中心主義向多元主義的轉變過程中，非營利部門發展的動力機制和約束條件。
一、非營利部門與福利轉型：簡要的文獻回顧
西方國家對於非營利部門的集中關注是在福利國家面臨危機的背景之下發生的。二戰以後，西方國家（尤其是歐洲）以政府力量開始大規模建立國民的社會福利計劃。在西方世界，「福利國家」不僅僅是我們通常理解的社會福利意義的概念，而是更多的具有政治、經濟和社會的內涵，代表著二戰後以政府力量大力推進國民社會福利為契機而帶來的政治制度、生產方式、社會組織方式等的一系列深刻變化。在經濟領域，由於政府幹預的加強產生了「混合經濟」（mixed economy ）的生產方式；在福利領域，政府對傳統的慈善組織、社會互助組織，社區、鄰里、家庭發生了較大程度的替代；在政治領域，國家對公民社會的侵蝕直接導致了私域（private sphere）的國家化。
70年代的石油危機使得福利國家的諸多矛盾得以集中體現，福利改革成為西方世界最為關注的議題之一[1].在70年代後期福利國家的改革浪潮當中，有兩條明顯的改革路徑：一是以哈耶克（Friedrich A.Hayek ）和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 ）為代表的新自由主義理論取向。這種理論主張通過私營化（privitization ）的方式，加大市場力量在國民福利分配中的作用[2].強調私人部門替代政府福利的重要性（Kamerman，1983）[3].二是福利多元主義（welfare pluralism ），強調以志願部門來替代或彌補政府福利（Rose，1986；Johnson，1987）[4].在這兩種思潮當中，非營利部門的作用都引起了相當程度的重視。福利私營化在強調用者自付、服務購買的同時，也指出，私營化的途徑包括：直接由非營利機構、營利機構或家庭等非政府部門給受益人提供服務；由政府對中介機構授權（empowerment ）以提供服務（Kamerman &Kahn ，1989；林萬億，1994）。在福利多元主義理論中，提供福利的最重要主體就是非營利部門。
賽拉蒙（L.M.Salamon ）的第三方管理理論（the third-party government theory ）
較為系統地論述了非營利部門的特性[5]以及政府與非營利部門在福利提供中建立夥伴關系（partnership ）的內在機制。在賽拉蒙看來，福利國家理論對於美國是不適用的，因為這種理論沒有區分作為「資金和指導的提供者」（a provider of fund and direction）的政府和「服務遞送者」（a deliver of services ）的政府這兩種角色。聯邦政府主要是作為資金和指導提供者的角色出現的。在提供具體的社會服務的時候，聯邦政府更多依靠大量的第三方機構——州、市、縣、大學、醫院、行業協會以及大量的非營利組織。聯邦政府通過這些第三方機構來實施政府功能，於是出現了精巧的「第三方管理」模式（Salamon ，1981）。賽拉蒙認為，第三方管理模式源於政府和非營利組織在各自組織特徵上的互補性（Salamon ，1994）。非營利部門作為人類服務的提供者是有著固有的缺陷的，會產生「志願失靈」。其體現是：
1.對於慈善的供給不足。這一方面是由於公共物品供給中普遍存在的搭便車問題。更多的人傾向於不花成本地享受別人提供給自己的福利，而缺少激勵去利他性的為別人提供福利。因此，能夠提供的服務肯定少於社會最優。另一方面，慈善的資金來源也容易受到經濟波動的影響。一旦發生經濟危機，有愛心的人自己也難以維持生計，更談不上幫助別人。只有建立在強制基礎上的稅收才能提供穩定的、足夠的資源。
2.慈善的特殊主義。志願組織的服務對象往往是社會中的特殊人群，比如殘疾人、未婚母親、兒童、外來移民等。不同組織獲取資源的能力不同，現有的志願組織可能不能夠覆蓋所有處於需要狀態的亞群體。同時，由於大多數群體擁有自己的代理人呼籲為自己捐款，機構數量的擴張可能超出經濟的承受能力，從而降低了整體制度的效率。
3.慈善組織的家長式作風。由於私人慈善是志願部門獲得資源的唯一途徑，那些控制著慈善資源的人往往根據自己的偏好來決定提供什麼樣的服務，而忽略了社區需求，由此往往導致提供較多富人喜愛的服務，而窮人真正需要的服務卻供給不足。
4.慈善的業余主義。志願組織往往由於資金的限制，無法提供足夠的報酬來吸引專業人員的加入。這些工作只好由有愛心的業餘人員來做，從而影響服務的質量。
非營利組織的這些弱點正好是政府組織的優勢。政府能夠通過立法獲得足夠的資源開展福利事業；能夠用民主的政治程序來決定資金的使用和提供服務的種類；能夠通過賦予民眾權利來防止服務提供中的特權和家長式作風等等。但是政府往往由於過度科層化而缺乏對社會需求的即時回應。而且在美國這樣一個有著濃厚自由主義傳統的社會，人們對政府力量總是抱著懷疑的態度。相比之下，志願組織比較有彈性，能夠根據個人需求的不同提供相應的服務；能夠在較小范圍內開展服務；能夠在服務的提供者之間展開競爭，等等。正是由於政府和非營利組織在各自組織特徵上的互補性，政府出於對服務提供的成本考慮，與非營利組織建立起合作關系，從而既可以保持較小的政府規模，又能夠較好的完成福利提供責任。
二、中國非營利部門發展的條件分析
90年代以來，中國的福利制度改革同樣成為了公眾關注的重要議題[6].中國福利改革的最重要特徵是從國家中心主義向福利多元主義模式的轉換。在政府的財政能力已經遠遠不能實現對國民的福利承諾的時候，政府開始尋找改革的替代性策略。基於這種制度背景，非營利部門的作用得以凸現。但在我看來，任何理論都是有其前提和適用條件的。新自由主義和福利多元主義提醒人們注意到了非營利部門的地位和功能，賽拉蒙分析了美國社會中政府與非營利部門確立夥伴關系的內在機制。但中國非營利部門的發展面臨著與西方截然不同的制度環境，中國是由一個權力中心決定製度安排的基本框架，並且遵循自上而下制度變遷原則的國家，制度變革更大程度上受制於權力中心在既定的政治經濟秩序下提供新的制度安排的能力和意願。在政府與非營利部門的互動過程中，二者處於明顯的權力不對等地位。政府往往可以通過壟斷性地制定規則單方面決定非營利部門的生存空間和行動權利。因此，在對非營利部門的預期越來越高的現實面前，細致分析中國非營利部門發展的動力機制和約束條件，尤其是政府對制度變革的意願，是非常重要的。
1.歷史、利益集團和制度變遷中的路徑依賴
制度理論家諾斯（Douglass North）關注到歷史對於現有制度結構和制度變遷的重要影響。他認為，一個社會的制度遺產在很大程度上形塑了現有的制度結構。這些制度遺產不僅是經濟的，還有政治和思想上的，包括霍布斯和洛克的思想傳統、市鎮會議和自治政府等（諾斯，1994b ：184）。諾斯注意到了制度漸進變遷中的路徑依賴性（path dependence ）[7].也就是說，初始的制度選擇會限制現有制度選擇的集合，使得制度變遷沿著原有的路徑和既定方向前進。這里非常值得注意的是，諾斯認為，初始制度集合的報酬遞增特徵也為生產活動提供了負激勵，它在現有制約下創造了一些與現有制度利益攸關的組織和強有力的利益集團。這些利益集團往往在現存制度結構中處於影響制度變遷方向的權力地位，他們以自己的利益來影響政治實體，強化現有制度，由此可能導致無效制度的持續存在。
賽拉蒙在分析美國社會中政府與非營利部門的「夥伴關系」的形成原因時，特別強調了歷史因素在這種「夥伴關系」建構中的重要作用。「一個半世紀前，法國人托克維爾（AlexisDe Toqueville ）發現，非政府和非營利領域是美國社會生活中最顯著和最重要的特徵之一」（Salamon ，1992：26）。賽拉蒙認為，非營利領域產生和存在的首要原因是歷史性的。在美國和其他許多國家，社會存在於國家之前。也可以說，社區形成於政府之前。當需要處理共同面臨的各種問題時，民眾發現建立志願組織來謀求共同利益是一個行之有效的辦法。這樣的結果是產生了消防部門、學校、領養協會等許多志願團體。即使在政府產生之後，美國人也對政府採取了一種警惕和不信任的態度，認為志願組織的廣泛存在是實現民主的重要制度保證，國家力量的過度介入會重新形成專制制度或官僚化，進而損害個人自由。他們以憲法的形式，賦予了非營利組織較大的行動權利，限制了國家力量向市民社會滲透，從而形成了一個不受國家力量控制的廣闊的社會領域，這是非營利組織繁榮的社會基礎。
在中國，非營利領域同樣是在國家出現之前就已經存在的。從邏輯上講，非營利領域應該是時代越古老，社會越「傳統」它就越興盛（秦暉，2000）。與西方不同的是，中國幾千年實行的是中央集權的國家體制。在中國社會的歷史傳統中，非營利部門的發育就很不充分。張曙光曾經根據政府和社會力量的強弱提出二者關系的4種模式：弱政府和弱社會相結合的模式；強政府和強社會相結合的模式；強政府和弱社會相結合的模式；弱政府和強社會相結合的模式。他認為，改革前的中國屬於強政府和弱社會相結合的模式，「政府的活動和控制幾乎深入到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社會的力量比較弱小，社會組織或者不夠發達，或者處於依附於政府的地位」（張曙光，1999：242）。其他學者持有類似的觀點（孫立平、王思斌等，1994；鄧正來，1997）。
對志願組織授權是福利國家改革的重要替代性策略之一。這種方法既可以使曾經失去的社區歸屬感復甦，又可以防止國家過度介入市民的私人生活（Kramer，1981——參考文獻中沒有，請補上）。事實上，政府與非營利部門之間權力格局有著深刻的利益蘊含其中。中國是由一個權力中心決定製度安排的基本框架並遵循自上而下制度變遷原則的國家。中國的改革更大程度上受制於權力中心在既定的政治經濟秩序下提供新的制度安排的能力和意願，因此，在分析中國的福利制度變革時，應當更加關注制度供給。
到目前為止，政府對於非營利部門的發展持一種矛盾心態：一方面，政府意識到，應該發展非營利部門來共同承擔起對國民的福利責任；另一方面，政府又擔心在發展過程中失去對非營利部門的控制。在政府發展非營利部門的資源需求和社會控制需求之間存在著持久的沖突[8].因此，政府對非營利部門的授權還有一個相當長的過程，在現階段來說只能是逐步的、漸進的。
2.進入限制和非營利部門的規模
根據賽拉蒙的研究，在1992年，美國的非營利部門約有113萬個組織，其中公益服務性組織約74萬個。在公益服務性組織中，資金中介組織3.5萬個，教堂35萬個，服務提供組織22萬個，社會福利組織13.5萬個（Salamon ，1992）。1990年，美國人為非營利事業捐資1230億美元，相當於國民生產總值的2.2%（Nathan Weber，1991：8——文獻中無）。根據最新估計，美國非營利組織每年的收入相當於國民生產總值的10%，它們的財產也相當於全國總量的10%（Arrow ，1998：ⅸ）。賽拉蒙對於美國的社會福利制度中非營利部門作用的研究表明，根據1989年的統計資料，在美國的政府和非營利部門共同參與的社會福利服務中，政府在這些服務中每支出5美元，非營利部門支出近4美元。而且非營利部門在這些方面的開支大大超過聯邦政府或州政府或地方政府分別承擔的費用。重要的是，即使僅從金錢的角度來衡量，非營利部門的服務規模也幾乎相當於整個政府部門的服務規模，相當於州和地方政府規模的兩倍，比聯邦政府的服務規模要大20%.如果把非營利部門提供的志願者服務——相當於520億美元的價值也計算在內的話，這種差距會更大（賽拉蒙，1998：196）。
在中國，非營利部門尚處於萌芽階段。根據民政部門的統計，截止1996年6月，全國性社會團體共有1800多個，其中學術性團體680多個，占總數的38%；行業性團體410多個，占總數的23%；專業性團體520多個，佔29%；聯合性團體180多個，佔10%.在這些對於團體的分類中，甚至沒有福利性社會團體的位置（吳忠澤、陳金羅，1996）。截至2002年，全國的非營利部門也只有近170多家。
在現有的正式制度框架內，政府出於意識形態和社會控制方面的考慮，對非營利組織的成立實行了非常嚴格的進入限制政策。社會團體的登記要經過相當嚴格而復雜的審批程序。因此，現階段全國性福利團體大多數是從原有的政府部門中分化出來的。例如中華慈善總會主要是依託於民政部建立的，中國青少年基金會是從團中央分化出來的，中國人口福利基金會脫胎於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等等。真正來自民間的大規模福利團體極少。依靠如此小規模的非營利部門，試圖在社會福利領域建立起與政府部門的合作關系還為時尚早。
3.非營利部門發展的經濟制約
韋爾斯布羅德（Weisbrod，Burton ）認為，既然志願組織是提供公共物品的，就理所當然的會遇到財政問題，因為它們不象政府那樣具有強制性的權力（Weisbrod，1974）。賽拉蒙也注意到，由於非營利是建立在社會捐助的基礎上的，非營利的資金來源容易受到經濟波動的影響。一旦發生經濟危機，即使有愛心的人也會發現自己難以維持生計，根本就談不上幫助別人。主要依靠自發的志願活動的發展幾乎肯定是要失敗的。只有建立在強制基礎上的稅收才能提供足夠的資源（Salamon ，1995）。
美國非營利部門的資金來自於兩個渠道：一是政府資助，二是社會捐贈，其中政府資助占據了主要位置。人們常常誤以為，真正的非營利組織主要甚至完全依賴於私人的志願行動和非營利援助。但在實際上，政府是美國非營利組織的主要財政資助來源，它差不多是私人非營利捐助的兩倍。在其他發達國家，政府的援助比例甚至更高。當政府轉向大力資助非營利組織以滿足人們的各種需要時，非營利組織已經成為政府實現其大部分國內政策的更大行動策略的一部分（Salamon ，1994；賽拉蒙，1998）。
政府對於非營利組織的資助分為直接資助和間接資助兩種形式。到1980年，美國聯邦政府對非營利部門的直接資助高達410億美元，相當於非營利部門總收入的35%.此外，州及州以下政府還資助了非營利部門80-100億美元。而同年，非營利部門從私人、企業募集到的捐款只有268億美元（Salamon ，1995：70）。除了直接資助外，聯邦政府對非營利組織所得稅的豁免，對私人和企業非營利捐款的減稅，以及州和州以下政府對非營利組織所得稅、財產稅和銷售稅的豁免，也是一筆相當大的數目。據美國國家稅務局估計，目前聯邦政府每年因為對非營利組織的「暗補」所造成的稅收轉移高達445億美元（Hawks ，1997：38）。
在我國，非營利組織發展所需要的資金普遍不足。非營利部門在很大程度上是政府分化出來以獲取民間資源的一個途徑，而不是接受政府資助、受政府的委託去實施項目的工具。政府對於非營利組織幾乎沒有給予直接資助，間接資助也才開始進入起步階段。
目前我國關於公益事業捐贈行為的法規有3個，一是1999年出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公益事業捐贈法》；二是2001年3月13日財政部和國家稅務總局發出的《關於完善城鎮社會保障體系試點中有關所得稅政策問題的通知》；三是2001年1月15日年中華人民共和國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總署聯合發布的《扶貧、非營利性捐贈物資免進口稅收暫行辦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公益事業捐贈法》只是規定，公司和其他企業依照捐贈法的規定捐贈財產用於公益事業，依照法律、行政法規的規定享受企業所得稅方面的優惠；自然人和個體工商戶依照本法的規定捐贈財產用於公益事業，依照法律、行政法規的規定享受個人所得稅方面的優惠。但對於如何具體實施企業所得稅和個人所得稅的優惠、優惠到什麼程度、國家財政部門和稅務部門對於這種優惠是否認可，捐贈法都沒有給予具體規定。而且，捐贈法所說的「依照法律、行政法規的規定」享受企業和個人所得稅方面的優惠，事實上這些法律、行政法規還沒有對於所得稅方面的優惠給予非常明確的規定。因此，捐贈法更多的是表明了國家對於組織和個人向公益事業的捐贈行為的一種肯定和鼓勵的態度，由於沒有規定具體的實施細則，真正按照捐贈法執行的情況相當少。
財政部和國家稅務總局發出的《關於完善城鎮社會保障體系試點中有關所得稅政策問題的通知》只是規定，在實行社會保障體系改革試點的省、自治區、直轄市，對企業、事業單位、社會團體和個人向非營利機構、基金會等非營利機構的公益、救濟性捐贈，准予在繳納企業所得稅和個人所得稅前全額扣除。這項通知還只是一個小范圍的試行方案，沒有在全國實行。而且從試點省份來看，真正按照《通知》規定執行的很少。公司和個人的捐贈行為並沒有顯著增加。這不僅是因為社會對於這項規定還不是很了解，更重要的是，試點地區的財政和稅務部門並不一定按照《通知》規定的執行。
《扶貧、非營利性捐贈物資免進口稅收暫行辦法》提出，對境外捐贈人無償向受贈人捐贈的直接用於扶貧、非營利事業的物資免徵進口關稅和進口環節增值稅。這對於非營利組織發展所需要的資金來說也只是杯水車薪。
總體來看，我國的非營利部門普遍面臨著資金上的困難。而資金是非營利組織實施項目的前提條件。這種資金上的困難是與政府對非營利部門的讓利意願和讓利程度密切相關的。
4.非營利部門的國家化、過度科層化和組織績效問題
賽拉蒙認為，非營利部門在組織機構上是分離於政府的。它既不是政府機構的一部分，也不是由政府官員主導的董事會領導（賽拉蒙，1998）。前面談到，我國的非營利組織，尤其是全國性的非營利組織，大多數是從政府機構中分化出來的[9].它們和母體政府部門仍然保持著非常緊密的聯系。「雙重分層管理」體制賦予了業務主管單位巨大的權力，包括在方針、政策方面對社團給予指導；負責對申請成立的社團進行資格審查；對已經登記的社團負責日常管理；負責協調統一業務領域內社團之間的關系等等。由於條例規定只有政府機構及其授權的組織才有資格成為業務主管單位，社團就被置於政府的直接控制之下了。
在社會福利領域，我國一直把發展社區服務作為社會福利社會化的一個重要途徑。國家民政部門對社區服務性質的規定是：我國城市的社區服務，就是在市、區政府領導下，在各級民政部門的具體指導和協調下，以街道為主體，以居民委員會為依託，發動和組織社區內成員，為社區成員提供物質生活和精神文化生活所必需的各種福利和保障（王振耀、白益華，1996）。因為街道是政府的派出機構，在社區這一層次上，原本屬於社會的領域也被國家化了。
與非營利領域的國家化和過度科層化緊密相關的是非營利組織的績效問題。賽拉蒙指出，對非營利部門的一個常見誤解是「德行完美的神話」（Salamon ，1994）。他指出，非營利組織仍然具有組織的一切特徵，隨著規模和復雜性的增加，它們同樣易受那些反應遲鈍、行動緩慢、墨守陳規的官僚機構的一切局限性的影響。對我國來說，盡管政府部門為非營利組織的發展提供了重要的資源，但同時，由於政府部門在管理上，尤其是在人事管理上對非營利部門的過度介入，也使得它們效率低下，組織成員缺乏工作的動力。由於這些非營利組織缺乏明確的獎懲制度以及衡量成員工作績效的標准，它們甚至比政府部門更為低效，管理上也更為混亂。這已經成為當前中國非營利組織發展的相當嚴重的制度性問題。
非營利組織績效低下會直接影響到組織獲取資源的能力。中國的非營利組織並不像福利國家那樣，接受政府的經濟資助去具體實施福利項目，在很大程度上，它需要通過自身的能力建構去獲取社會資源。一個成員素質低下、缺乏工作熱情，反應遲鈍、行動遲緩的組織往往會在競爭中處於弱勢地位，從而難以獲取維持生存所必需的社會資源[10].
三、中國非營利部門的發展前景
前面的分析表明，在現階段乃至將來相當長時期內，在中國確立政府與非營利部門的夥伴關系的提法還不太成熟。在很大程度上，政府與非營利部門的夥伴關系，還是一種倫理上的判斷，而不是現實。在福利領域確立類似於西方後福利國家中政府與非營利部門的夥伴關系模式，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
我認為，基於中國社會的現實，對於福利模式的比較准確的定位是「國家支配型的福利多元主義」模式（state-dominated welfare pluralism ）。這個概念來源於艾沃斯和斯沃特立克（Evers &Svetlik ，1991：17-18）。他們曾形象的把社會福利領域視為一個福利三角形，探討了國家、市場、志願部門和非正式部門在這個三角形中所處的位置。
如果國家在福利制度中充當中心的協調者角色，就被稱之為「國家協調型的福利多元主義」（state-coordinated welfare pluralism ），比如荷蘭。如果國家的角色不僅是中心性的，而且處於絕對的支配性地位，就被稱為「國家支配型的福利多元主義」，比如挪威。我國在相當長的時期內，國家力量都會在福利制度中發揮最為重要的作用，在此基礎上不斷利用市場和社會力量來進行補充協調，因此，國家支配型的福利多元主義模式將是我國在今後一段時期內的福利模式。
中國的非營利部門高度依賴於政府部門，在實際運作中被納入到政府行政體系的現狀，並不是二者關系建構的終極形態，而是處於變動中的。在中國未來的福利制度中，非營利部門將起到越來越重要的作用。這個判斷來自於以下幾方面的理由：
1.政府具有主動對非營利部門進行權利讓渡，提升非營利組織的行動權利的動力機制。
諾斯在他的新國家理論中指出，國家在使統治者的租金最大化的同時，也具有降低交易費用以使社會產出最大，從而使國家稅收增加的動力。統治者總是存在對手：與之競爭的國家或者是本國內部的潛在統治者。後者相當於市場上一個壟斷者的潛在競爭對手。替代者越是勢均力敵，統治者所擁有的自由度也就越低，選民所保留的收入增長的份額也就越大（諾斯，1994a ：27）。也就是說，當非營利組織過度政府化，嚴重阻礙了非營利組織獲取資源的能力時，由於國家依賴於非營利組織獲取的民間資源，從而也就直接影響到了國家通過非營利組織獲取的資源總量，同時也影響到了非營利組織幫助政府對弱勢人群進行社會救助，幫助政府解決社會問題、緩解社會矛盾、化解生存危機的能力。這時，非營利組織的利益和政府的利益達成了一致。當政府意識到自己對非營利組織的過度介入實際上損害了自己的利益的時候，就會有足夠的動力去主動約束自己的權力，賦予非營利組織更大的自主性，讓非營利組織通過一定程度的自我管理，提高組織績效，更加富有靈活性和創造性，從而更好地為政府分擔責任。
2.從組織領域中參與者的偏好來考慮。在非營利部門成立的初期階段，捐贈人可能還沒有廣泛意識到非營利部門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政府約束的，當認識到非營利應該是民間事業，而不應該有政府過多參與的時候，參與者（包括海外和國內的捐助者）會用兩種方式對政府的過度介入表示不滿：一是「用腳投票」[11]，認為非營利部門只是表面上具有民間社會團體的外形，實際上是政府在運作，所以不對非營利事業捐款。這種行為減少了政府通過非營利事業所能獲得的資源數量，也降低了非營利部門幫助政府分擔責任的能力；二是如果譴責成本不是太高，參與者會直接從輿論上譴責政府對於非營利部門的過度介入行為，使政府介入在合法性上站不住腳，從而提高政府保持與非營利組織控制關系的維持成本。
3.政府對於非營利部門的監督是有成本的，當監督成本大大高於監督收益的時候，監督行為本身就變成了一件不劃算的事情。也就是說，監督行為受其有效性的約束。這當中涉及到信息不對稱問題。非營利組織作為事件的親歷者，擁有對於事件的最完備的信息。政府作為監督者，由於監督成本和監督能力的問題，不可能獲得關於事件的所有信息，因此，非營利組織有可能通過隱藏信息的方式，獲得行動的主動性。
4.由退休高級官員擔任非營利組織的領導人，在增加了政府對於非營利組織的信任程度的同時，也大大提高了非營利組織與政府部門討價還價的能力。退休官員不一定會惟命是從，他們有著自己的成就動機和人格上的獨立意識，當他們不願意完全依賴於政府的時候，也可能利用自己已有的政治資本和現任官員討價還價，從而為非營利組織的發展獲得更好的生存環境，爭取到更大的行動權利。
四、結語：制度變遷時滯與福利制度轉型
戴維斯和諾斯（1994）指出，即使出現了制度創新的預期收益大於制度創新的預期成本這種情形，也會因為制度變遷中的利益摩擦和阻滯因素，在原有制度與創新制度確立之間會存在較長的時間間隔，這種時間間隔被稱為制度變遷的時滯[12].在戴維斯和諾斯看來，現存法律和制度安排的狀態是影響制度創新的時間間隔長度的最重要因素。
在我國福利制度轉型中，制度發明的時
G. 談談經濟法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有何影響
我國經濟法作為社會主義法律體系中的重要法律部門，主要調整國家在管理和協調經濟運行過程中產生的經濟關系。經濟關系是指人們在生產勞動過程中所形成的社會關系，其核心是經濟利益關系，或稱物質利益關系。由經濟活動形成的各種具體經濟關系，構成了社會的經濟秩序和整個社會秩序，與社會的正常維持、發展和安危密切相關。一般認為，經濟法調整的經濟關系主要包括企業組織管理關系、市場規制關系、宏觀調控關系和社會保障關系。相應地經濟法一般也認為由市場主體法、市場規製法、宏觀調控法和社會保障法所組成。
1.在市場主體法中，重塑和完善經濟體制的基礎———企業制度。經濟法認為，現代公司、企業法人的一個最重要的特點，是它包含著內部意志外部化、外部意志內部化，企業法人沒有自己的意志，企業法人的意志是而且應當是投資該企業的產權人的共同意志。要使市場主體中最重要的部分———企業能規范運作，通過合理的權利配置來實現激勵兼容，促進企業相關利益者之間的信任與合作關系的形成，同時承擔其對社會的責任，需要經濟法不僅從實體上合理確定企業內部的產權結構，而且從形式上要保證利益主體間維護自己權益的程序科學合理規范透明。現代社會特別強調市場主體承...我國經濟法作為社會主義法律體系中的重要法律部門，主要調整國家在管理和協調經濟運行過程中產生的經濟關系。經濟關系是指人們在生產勞動過程中所形成的社會關系，其核心是經濟利益關系，或稱物質利益關系。由經濟活動形成的各種具體經濟關系，構成了社會的經濟秩序和整個社會秩序，與社會的正常維持、發展和安危密切相關。一般認為，經濟法調整的經濟關系主要包括企業組織管理關系、市場規制關系、宏觀調控關系和社會保障關系。相應地經濟法一般也認為由市場主體法、市場規製法、宏觀調控法和社會保障法所組成。
1.在市場主體法中，重塑和完善經濟體制的基礎———企業制度。經濟法認為，現代公司、企業法人的一個最重要的特點，是它包含著內部意志外部化、外部意志內部化，企業法人沒有自己的意志，企業法人的意志是而且應當是投資該企業的產權人的共同意志。要使市場主體中最重要的部分———企業能規范運作，通過合理的權利配置來實現激勵兼容，促進企業相關利益者之間的信任與合作關系的形成，同時承擔其對社會的責任，需要經濟法不僅從實體上合理確定企業內部的產權結構，而且從形式上要保證利益主體間維護自己權益的程序科學合理規范透明。現代社會特別強調市場主體承擔公共責任：企業除了要滿足利潤最大化要求外，還要體現出對社會公共政策過程的參與，這些公共政策可以包括公平的就業機會、勞動者的安全保障與健康、環境的保護等等。
H. 經濟法在社會經濟中的特有作用
經濟法的來特有功能，主源要包括社會經濟協調、利益資源分配、維護市場秩序以及宏觀管理規范的集成功能。與經濟學追求效率優先、社會學追求行為公平以及其他相關部門法的適用特點不同，具有比較優勢。改善民生與社會和諧發展。
（一）、經濟法的平衡協調功能
經濟法的經濟社會屬性與公私融合屬性決定了經濟法在社會資源分配中的平衡協調功能。經濟法調整經濟生活既以平衡協調為目標，也以平衡協調為手段，促使社會與私人、私人與私人之間達成某種共識和妥協，以實現最大化的社會福利和維護社會公平正義。
（二）、經濟法的穩定風險功能
當經濟社會轉型期同時面臨全球化帶來的外部經濟沖擊和區域經濟一體化帶來的內部市場結構調整問題時，穩定經濟風險尤為重要。只有在經濟法框架下，充分發揮其穩定經濟風險的特有功能，才能營造法治規范的市場環境，解決內部供需關系平衡問題、消費群體收入差距過大問題、發達國家轉嫁經濟風險問題和有效抵制貿易保護等問題，從而推動經濟平穩運行和較快增長，為改善民生和積累社會財富保駕護航。
（三）、經濟法的提升效率功能
經濟效率的提升取決於市場主體經營自主的私權利和國家介入干預的公權力之間在制度上的高效合理與運行上的規范系統。
I. 簡述經濟學的研究對象，研究內容及基本理論框架
歷史進入19世紀以後，在西歐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資產階級政權業已鞏固，因此形成於原始積累時期的重商主義政策和體現過多國家干預的法律制度成為資本主義進一步發展的障礙，突破口是率先舉起「經濟自由」旗幟的「反穀物法同盟」，而18世紀下半葉產生於法國的重農主義更以「自由放任」（laissez-faire）原則為，反對重商主義奉行國家干預經濟的各項政策和法律制度，提出「經濟自由」是實現「公平理性」的「自然秩序」的唯一途徑。這一時代思想之大成者當屬古典政治經濟學代表人物亞當·斯密(A·Smith)，他在1776年出版的《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研究》一書中提出迄今耳熟能詳的 「經濟人」、「看不見的手(invisible hand)」、「守夜人」 三個基本范疇，並指出抽象為「經濟人」的個體在自私追求個人利益時，他或她好象為一隻「看不見的手」引導而實現公眾的最佳福利，這是所有可能出現結果中最好的；政府對自由秩序的任何干預都幾乎必然有害 (4)， 因此政府的最佳角色是除了賦稅外不存在任何經濟職能的「守夜人」或「夜警政府」。亞當·斯密的學說得到廣泛認同，他也因此成為自由主義的鼻祖，但同時代西歐乃至英國仍在公用事業、金融貨幣、對外貿易、價格、關稅等經濟領域頒布相當數量的體現國家干預經濟的法律，如英國工廠法、關稅法、法國的糧食降價法，其中「工廠法的制定，是社會對其生產過程自發形成的第一次有意識、有計劃的反作用。」(5)
19世紀末20世紀初相對落後的德國急於趕超經濟發達西歐諸強，德國歷史學派從尋求本國本民族發展的特殊歷史道路出發首先對自由放任經濟思想提出挑戰，代表人物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認為要求相對落後的德國同較發達英國通過自由貿易進行競爭，無異於讓一個小孩同一個成人去用力，德國要發展國民經濟，必須加強國家對經濟干預。因此，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德國開始廣泛的經濟統制，制定鼓勵、促進、扶持卡特爾的《卡特爾規章法》；戰後更突破「所有權神聖不可侵犯」、「意思自治」以及「契約自由」等民法基本原則，頒布大量的國家權力介入經濟生活的法令，諸如1919年《煤炭經濟法》。
二、市場失靈與政府失靈的理論分析
「市場經濟是一部復雜而精密的機器，它通過價格和市場體系對個人和企業的各種經濟活動進行協調。它也是一部傳遞信息的機器，能將成千上萬的各不相同的知識和活動匯集在一起，在沒有集中的智慧或計算的情況下，它解決了一個連當今最快的超級計算機也無所為力的涉及億萬個未知變數或相關關系的生產和分配問題。(10)然而經過近兩上世紀的實踐和思考，我們逐漸認識到市場也並不總是最有效率,「市場失靈（market failure）」是客觀存在，其內容包括但不限於以下：
（一）壟斷(monopoly)和不完全競爭（imperfect competition）。人類社會生產經濟活動，經歷著由小到大，由分散到集中的過程，社會化的大生產是人類進步的必然結果，是社會進步的一種表現，但當社會化大生產發展到一定階段就可能出現不完全競爭或壟斷。壟斷有自然壟斷（natural monopoly）與經濟壟斷之分。自然壟斷簡單表達是在具規模經濟行業中單個企業能比兩家或兩家以上企業更有效率地向市場提供同樣數量的產品。(11)自然壟斷者相對競爭對手而言，享有較大成本優勢，並且面對無價格彈性的需求，通過壟斷定價，獲得巨大壟斷利潤。較合理辦法就是由社會利益的代表——國家直接投資經營，以政府定價的形式，向社會提供產品和服務。經濟壟斷則是自由競爭的市場，是競爭的自我否定，表現為某一企業或若干大企業達成聯合對某一種或若干物品的生產銷售實行獨占或操縱。其結果由於價格背離價值，價值規律嚴重扭曲，導致消費者福利減損，乃至社會福利總量減損的靜態效益損失和市場主體喪失提高技術水平，加強科學管理的動機的動態效益損失，對此通常由國家制定反壟斷法和不正當競爭法予以克服，其中美國1890年謝爾曼法案（ Sherman Act）及1914年克萊頓法案(Clayton Act)和聯邦貿易委員會法案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Act)最為典型，但80年代以來芝加哥學派經濟學者對反壟斷立法進行反思，他們認為絕大多數的壟斷權力來自於政府的干預。哈佛大學教授熊彼特在研究一些大企業（如英特爾公司、微軟公司及波音公司）在高度集中市場中，出現了創新和生產率增長現象，提出了熊彼特壟斷理論，即高技術壟斷企業雖然得到了壟斷利潤，但捍衛技術優勢的壓力下，其壟斷利潤處置權是極其有限的，必須高額投資研製開發，於是這些大企業形成技術變革源泉，反壟斷法的適用實際是殺掉一個會下金蛋的鵝。(12)
（二）外部性（externalities），又稱溢出效應，即企業或個人向市場之外的其他人強加成本或利益，外部性有些是正的（外部經濟），有些是負的（外部不經濟）。環境污染是典型的外部負效應，其產生社會成本不能通過市場價格反映，因而市場機制無法調解，而國家可以通過制定環境保護法、自然資源法、野生動植物保護法、礦產資源法等強製法律手段對空氣、水、噪音等污染、礦藏資源的過渡開采、瀕危動植物獵捕等外部負效應行為予以管理控制，但實踐也證明，僅僅適用國家的法律規制不一定最有效率，於是諸如稅收補貼等經濟性手段也被廣泛地適用。1990年美國政府依據《空氣潔凈修正案》，以發行一定數量可交易的排放許可證的方法，實現了比傳統的合令——管制型更顯著的效果，到90年代末，每年二氧化硫排放量下降到1990年的50%， (13)另外芝加哥大學羅納德·科斯研究成果表明，在生產權清晰的情況下，相互協商談判，也能實現有效率的結果。
（三）公共產品（public goods）。公共產品是正外部性的極端，指的是這樣一類產品，當增加一個人對它的分享，並不導致成本增長，即邊際成本為零（非競爭性）；而排除任何人對它的分享則花費巨大（非排他性）。(14)市場機制運轉基本要求是收益能夠抵償成本或者成本能夠追蹤單個消費者，但是公共產品的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使需求與供求無法通過市場來定。一般來說，由國家代表整體社會利益，來承擔供給者的責任，再以稅收的形式取回收益。但現實生活中，公共產品的供給往往不如人意，那麼是否存在更有效率的供給者呢？新制度經濟學派進行有益的探討，羅納德·科斯從燈塔問題入手。「燈塔是經濟學上一個里程碑，一提起這個詩意盎然的例子，經濟學者都知道所指的是收費困難，這種困難令燈塔成為一種非政府親力親為不可的服務。」(15)但是，科斯在其1974年發表《經濟學的燈塔》中指出1820年英國全境46個燈塔中有34個是私人建造的，因此完全可以設計發明一整套裝置和制度使消費者之間以較低交易費用達成共同付款協議，交公共產品「私有化」。(16)公共選擇學派代表人物詹姆斯·布坎南（James. Buechanan）就設計了「俱樂部產品」模型，將公共產品消費者由無限約束到一定范圍內，產品在俱樂部成員間非競爭、非排他的使用，但在組織外部則具有排他性，成員在俱樂部內部達成支付產品的付款協議，並可採用「以腳投票」的方式表達對俱樂部產品的取捨。上述開拓性的研究啟示我們，在公共產品領域，政府不是唯一的甚至不是有效的供給者，現實社會中存在多樣化的選擇。
（四）信息偏在（Asymmetric information）,或稱信息不對稱在古典經濟學假設中市場主體是具有全面知識和理性，並且在供需制衡下形成的價格能夠反映全部市場信息，其實不然，市場主體是有限理性的，市場價格的滯後和偏差也使信息具有稀缺性，尤其是交易雙方的不對稱的信息分布，引發主體的投機主義、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以及商品市場的「劣幣驅逐良幣」。因此需要國家的公權力延伸入市場強制打破一方的信息優勢，使市場交易在平等、自願、公平的基礎上完成。例如：國家針對一般商品市場的《產品質量法》、《消費者權益法》、《廣告法》;針對資本市場的《證券法》的強制披露，但在一些領域，諸如醫療過程中，醫生與患者之間的信息不對稱問題，國家干預是無效的。因此有學者設計了職業產權結構，即通過嚴格市場准入，使醫生集體成為社會獨立組織，這樣外部輿論壓力、內部職業道德將有效約束醫生的行為。轉貼現代經濟學基本研究方法與分析框架的現實作用以上介紹了現代經濟學的最基本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筆者試圖用盡可能簡單的語言，並結合現實討論了現代經濟學的基本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盡管這些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看起來似乎簡單，但實際上如果要真正領悟並融會貫通於自己的生活、學習、研究中卻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只要你掌握了現代經濟學的基本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就會讓你一生受益無窮。因為它會使你聰明、睿智、深刻、思維科學；它會幫助你學習、研究那些「陽春白雪」 的純經濟理論；它也有助於指導你在生活、工作中所面臨的實際問題。首先，從學習現代經濟學的方面來看，一旦掌握了現代經濟學的基本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你就不會被那些抽象的模型和高深的數學所迷惑，不會被弄得昏頭漲腦。無論一個經濟理論用到多深的數學、多少的公式，多麼復雜的經濟模型，它基本上都是採用了以上所介紹的基本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來進行研究的。只要你緊緊抓住了這些基本的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將它作為一條核心主線印在你的腦海中，你就不會迷失方向，失去重點，基本上知道它在講什麼。你可以暫時將那些技術性的、一時無法理解的具體細節擱置一旁，先弄請理論框架和具體結論，再弄懂那些具體細節。也就是，要先抓文章的主線、大致思路，了解它想作什麼，得到什麼論斷，然後再抓具體細節。另外，一旦掌握了這些基本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會讓你對現代經濟學有一個正確的看法，不太可能被誤導，從而不會影響自己對現代經濟學的學習。經常有人對現代經濟學及其研究方法進行批判，其實這些人的大多數議論都沒有建立在科學的分析問題的方法上，有的甚至完全憑自己的主觀臆斷。沒有弄清現代經濟學的基本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這些言論就有可能會誤導你，使你迷失學習現代經濟學的正確方向，甚至可能使你對現代經濟學的學習採用忽視，甚至是抵觸的態度。其次，從研究現代經濟學的方面來看，一旦理解和掌握了現代經濟學的基本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將會有助於現代經濟學的研究。許多想做經濟學研究的人，盡管他們對現代經濟學已經有了相當的了解，讀了許多經濟學的論文，但仍然感到自己做起研究來很難，不知道怎麼做研究，或做不出讓別人認可和有意義的研究工作。其實只要你掌握了這些基本的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同時具有一定的數理基礎，和邏輯分析能力，那麼做起經濟學研究就不是那麼難了。從某種意義上說，做研究就是對基本分析框架的那五個組成部分進行邏輯式的填空寫作。這些基本框架和研究方法可能會有助於提高你的研究和創新能力。例如，如果你想研究某個經濟問題或現象，或希望給出一個新的理論，讓它具有較強的解釋經濟行為和經濟現象的能力，能夠指導現實經濟問題，那麼你就要比較合理、准確的描述、刻畫經濟環境和經濟人的行為方式，採用已有的分析工具或自己發展新的分析工具，建立一個盡可能簡單的模型，然後進行推導論證。第三，了解現代經濟學及其研究方法和分析問題的框架也會幫助你如何思考問題、如何更好的處理日常事務，更好的學會待人接物，會使得你思想更加深刻、更加有見識、工作更加有能力。筆者經常聽到對現代經濟學這樣的議論：經濟學看起來就是一些「陽春白雪」 、形而上的東西，用到這么多數學，學起來這么難，離現實感覺有十萬八千里，學了對今後有什麼用呀？其實，在日常生活中，經濟學分析問題的基本框架完全可以被套用。比如，你到了一個新的地方、准備做一件事情、或者需要與人打交道，首先要做的事就應了解當地情況、周圍環境及國情 (對應著框架中的「界定經濟環境」) ；然後，也要了解當地的民風民俗，盡可能弄清與之打交道人的行為處事的方式，他的品行、性格等(對應「設定行為假設」) ；根據這些信息，決定自己與人打交道的規則及自己對人處事的方式 (即對應「給出制度安排」) ；然後在具有可行性的、可供選擇的方案中，通過權衡取捨中選定一個最佳方案 (即選擇均衡結果) ；最後，對自己所作的決定、所作的事情及所採用的處事方式進行總結反省，看是否是最有效的方法，達到了最好的結果，是否公平合理，是否調動了大家的積極性，讓人們作出激勵反應，達到了你想要達到的目標，即所謂的激勵相容等等 (即對應「進行評估比較」)。並且，當環境、情況發生變化，工作的對象變了，要做好一件事情，游戲規則當然也應相應發生變化。我想大家會認同，只要按照這五個方面去做，並根據情況的變化隨時調整游戲規則，就一定會把事情做得更好。筆者認為這可能是解決和處理日常生活和工作事務的最佳方式之一。並且，經濟理論的許多結果也有助你如何思考問題和解決問題。總之，要理解和正確應用現代經濟學，就需要了解現代經濟學基本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本文討論了一個規范經濟理論的分析框架的五個基本組成部分：(1) 界定經濟環境；(2) 設定行為假設，(3) 給出制度安排；(4) 選擇均衡結果；及(5)進行評估比較。基本的研究方法包括提供研究平台、建立參照系、給出度量標尺，及提供分析工具。這種規范性的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使得現代經濟學在過去六十年來發展迅速，應用廣泛，影響巨大，已成為一門規模龐大、分支眾多、體系嚴謹的社會科學領域。即使專門研究經濟學的學者，也只能了解為數有限的分支中的很少一部份內容。不花一番工夫，是很難真正地理解其中一些經濟理論的精髓。實際上，筆者發現對一門學問鑽進去越深，感覺自己懂得越少，寫東西的時候越發謹慎，很難下筆，海闊天空發議論就更難。現在不少人不管弄懂沒有就喜歡胡亂議論，提出一些看似標新立異、聳人聽聞，以至語不驚人死不休的看法，以此來顯示自己的「廣識、博學和多才」, 當然也許是為了引人矚目、出名，而誇大自己的結果，這在當前中國經濟學界好像是一種時髦。但不幸的是，這些人即使是學有專長，在沒有弄清現代經濟學的基本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的前提下，往往會說出一些出格的話，更何況是嚴重地誤導了眾多的學子。在經濟問題的討論中，要區分價值判斷分析與實證性分析、充分條件與必要條件的差別，理解經濟理論的作用，一般性與相對性，數學在經濟學中的作用。學習經濟學，不僅僅是了解它的基本原理，更重要的是學習它提出問題、思考問題和解決問題的方法。掌握了現代經濟學的基本方法和分析框架，也有利從事經濟學的學習與研究，甚至幫助人們更好地處理日常事務。（五）市場最嚴重缺陷是收入和消費的不平等配置問題，一個完全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可能產生社會不可接受的收入與消費上的差距。亞當·斯密聲稱，在一支「看不見的手」的導引下，各個人在私利追逐無形中促進社會整體利益的擴大，但如果社會利益中還包括財富公平分配的內容，那麼僅僅有無形的手是不夠的。首先收入分配反映的個體的生產要素持有量，即可繼承的財富和才智等初始稟賦，還有一系列其他因素，如種族、性別、努力性、健康以及運氣等；其次市場經濟條件下物品追逐的是貨幣選票即有效需求——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而不是效用最大的需求。收入和消費的差別來自於市場的內在因而不能由市場自我調控而消除，可依靠的是國家強制力對社會收入的再分配，例如國家徵收所得稅以及遺產稅、贈與稅等稅賦，用向高收入者徵收高於低收入者的稅款的方法來降低收入的不平衡；國家建立社會保障制度，對老、弱、病、殘及其他需要社會幫助的弱勢群體用轉移支付形式提供養老保險、失業保險、醫療保險、最低生活費等，但也有學者懷疑國家再分配的效率以及對市場主體的激勵弱化影響，實質上是存在著不可迴避的公平與效率的平衡與選擇的問題。
市場失靈是國家介入經濟領域的必要條件，但不是充分條件，因為與市場失靈相同，同樣存在政府失靈，其內容包括但不限於以下：
（一）國家行為有時不反映公共利益。傳統觀念認為，市場與公眾利益是根本對立，唯有政府一心為公，然而當公共選擇學派學者布坎南將經濟人、效用最大化、供求分析等經濟學的邏輯假設和分析方法運用於對國家決策研究，發現國家並不總是值得信賴的：首先由於個體目標多元化與選舉投票制度規則的缺陷效益最大的選擇難以達成，同時普通公民無力支付了解政府的成本，那麼對政治權力的漠視成為一種理性抉擇；其次政府官員也是具有自私性的經濟人，他們像在經濟市場中一樣在政治領域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17) 並在一定程度上，政府官員的利益內在化為政府利益；最後有影響的特殊經濟利益集團可能擄獲相關政府成員，使國家成為個別集團的利益代表而不是社會整體利益的實踐者。在社會主義國家政府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長遠利益，但就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而言現有制度還不能排除少數官員的自利追求，甚至部門利益、地方利益的膨脹。
（二）國家行為的無效率。在市場組織中每一個經濟行為都必須是成本效益核算的最佳結果，但是國家提供的「公共產品」、「公共服務」存在特殊標准與要求，由於產品與服務本身的社會性以及國家供給的壟斷性，使市場產品難以度量或不能度量；另一方面國家收入來自於稅收、國有企業的利潤或者其他非價格化收入。因為缺乏硬預算約束和硬市場約束，易滋生資源利用低效率和官僚主義。並且收入與成本在價格基點上的分離也意味著資源配置錯誤程度增加，即公共資源供過於求或供不應求的不均衡。
（三）國家行為的帕金森定律。新制度經濟學派著名的諾思悖論指出：一方面沒有國家權力及代理的介入，財產權利就無法得到有效界定、保障和實施，國家為降低產權界定和轉讓的交易費用，社會產生最大化提供條件；另一方面國家權力具有壟斷特徵和擴張性質，往往是個體權利最大最危險侵害者。 (18)國家權力的擴張性被描繪為「帕金森定律」，即當一個職能部門設立後，其行為目標之一預算最大化，進而支配權力和控制領域擴展，再進而機構與人員編制自動以一定比例擴大，公共領域拓展勢必侵蝕私人空間。誠然，並非所有的國家介入都是可非難的，惟介入通常具有自我發展之傾向，而且會如同滾雪球般越滾越大，越滾越快。此際或因超出官僚體系所可負荷的能力，或因政治法律規范設計缺陷使原本立意甚佳的國家介入也對民間造成負擔，甚而不少為介入而介和的管制更有可能產生劣幣驅遂良幣之虞。國家介入對我們市場經濟社會自主、自律性的發展形成一股陰霾，是一種經常性威脅。(19)
（四）國家行為中「尋租（rent-seeking）」現象普遍存在。「租」這一概念是從地租引申而來的，指由於某種稀缺資源缺乏供給彈性，而給資源所有者帶來的報酬與轉移使用權之間的級差。公共選擇理論研究中「尋租」是指尋求人為短缺資源的租金。從某種意義上進市場中壟斷是一種經濟租的現象，比較難處理的是政府運用行政權力，如價格管制、許可證、關稅和出口配額、政府采購等所形成的租，其危害是切斷市場上稀缺資源自然趨向最優化配置過程，嚴重扭曲經濟資源的配置，造成社會生產增加非生產的額外成本，包括尋租者的尋租機會成本以及防止尋租行為的成本。另外，政府官員基於私利，積極運用權利設租、創租、引致腐敗盛行，構成社會不穩定因素。
正如交易費用理論解釋一定范圍內企業與市場並存的原因，企業是一種比市場更節約的交易費用的組織形式，那麼國家在市場經濟中存在的理由，就是國家是一種比市場更節約交易費用的制度安排。經歷公權無限擴充年代以後，我們更應記住：只有在一切辦法都證明確實不能發揮作用的情況下，才有必要採取國家干預這種永遠次佳的辦法。(20)綜上所述，國家介入市場經濟領域的充分必要條件是：市場失靈，國家介入可以克服市場缺陷和不足；且國家介入經濟成本低於市場失靈所造成資源損失，而經濟法調整對象就應是在滿足上述條件下，國家介入市場過程中形成社會關系。盡管這是一個比較模糊的界定，但如果排除追求言辭簡煉的心理障礙，那麼對於如此龐大的經濟法律關系體系，則又是相當真實的表述。
三、影響國家與市場經濟的兩個新因素
（一）市場中介組織的發展。在現代經濟中除了市場和國家以外，還存在其他市場中介組織。在我國主要有以下三類：第一類會計師事務所、律師事務所、資產評估和資信評級機構、公證和仲裁機構等組織，其主要職責是審查和評價市場主體行為，監督其是否公正、公開原則進行競爭，反對欺詐、調整規范市場；第二類質量檢測和計量檢驗機構、商品檢驗中心、消費者協會等監督市場活動的組織，其主要職責是反對虛偽欺詐消費者，保證市場公正交易、公平競爭，穩定經濟運作效率；第三類商會、行業協會等自主性市場中價組織，其主要職責依據市場規則制定會規、行規或公約約束成員行為，實行集體自律，反對不公平競爭。(21)中介組織存在發展深刻影響國家與市場的關系，一方面彌補市場自我運行可能產生不應後果，抑制了企業組織的非市場化行為和不良市場行為，成為市場經濟「潤滑劑」；另一方面分解政府的職能，抑制公權的無限擴張趨勢，保證了市場機機械製作用空間，形成市場「看不見的手」與國家「看得見的手」外的「第三隻手」，與之相適應經濟法調整對象也發生波動，即擴大了對所立中介組織的法律規制內容，如《證券法》、《公司法》關於會計師、律師、資產評估人員的責任規定；又削減一部分由國家法律調控的空間，以業內規則取代法律約束。
（二）經濟的國際化。本世紀70年以來，國際經濟出現迅速擴大和發展的良好狀勢。英美等英語國家稱之為「全球化（Globalization）、法國等法語國家稱之為「世界化(Mondialisation)。盡管幾乎每一國家都存在對這種趨勢的利弊得失的不同看法的激烈爭論，但現實中他已經改變我們思想觀念與生活。市場突破國界成為世界大市場，尤其是計算機、網際網路、無線通信等信息技術的應用，時空觀發生變化，區域經濟、世界經濟一體化近在咫尺，國內經濟秩序必然要與國際經濟秩序全面接軌，例如我國政府為與WTO 全面銜接，將大量修改、廢止國內經濟法律法規；而面對日益擴大市場領域，國家統領力逐漸不足，區域性經濟組織、超國家經濟調節機構、內容廣泛的國際條約、公約和協定紛紛登場，亞洲金融危機已將這一切展示無疑，「阿根延的一隻蝴蝶的翅膀扇動真可能引發夏威夷的台風」。涉外經濟法必然將在經濟法體系中占據重要位置，甚至於同一，那麼經濟法調整對象也將發生適應性的調整。
以上是從國家與市場經濟角度對經濟法調控對象進行應然性的思考，但不可迴避的是經濟法發展存在路徑依賴(22)，即經濟法依託於中國特定的社會背景、歷史文化、經濟發展階段。中國經濟法是經濟體制轉軌中經濟法、經濟法的調整對象必然遷就於現實(23)，例如鑒於國有企業改革已成為整個經濟體制改革成敗的關鍵，國家在國企改制以及戰略性調整中不能單純地依賴於市場機制，而必須採取超經濟的手段進行國有資產的經營管理，實現國有資產保值增值，防止國有資產流失重要職能；由於我國市場經濟的本土資源貧乏以及參與國際市場競爭的外在壓力，中國市場經濟的改革是把各不同發展階段壓縮在二、三十年內完成政府推進型，國家承擔培育市場主體，完善市場體系、強化市場機能的重要職能；作為發展中國家，國家肩負著趕超發達國家的歷史任務，需要保護民族工業，甚至扶持國內壟斷性質企業集團參與國際市場競爭等重要職能；社會主義國家的性質決定了穩定壓倒一切，因此，國家的調控經濟的行為中必須包括大量的政治因素，當經濟法被適用於調整上述社會關系，這也就決定了經濟法調整對象的中國特色。經濟法調整對象的理想與現實的正確認識是發揮經濟法功能、延續經濟法發展的理論基礎。
J. 經濟法體系的經濟法體系的內容
(一)國內經濟法體系內容的學說
由於國內學者對經濟法的調整對象、性質等的不同認識，經濟法體系的內容也眾說紛紜。有人認為，經濟法體系應包括兩個子部門，分別是市場規製法和宏觀調控法(」兩分法」)。市場規製法主要包括反不正當競爭法、反壟斷法、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宏觀調控法主要包括產業結構調控法、財政法、稅法、金融法和對外貿易管理法。
有人認為，我國應建立一個全面調整市場經濟關系的市場經濟法律部門，市場經濟法律體系應由以下三個模塊組成：市場立體法、市場行為法、市場宏觀調控法(」三分法」)。
有人認為，經濟法所調整的經濟關系是發展變化的，因此經濟法體系的內容也是不斷發展變化的。我們要建立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需要的多層次的，門類齊全的經濟法體系。經濟法體系應由以下四部分組成：企業組織管理法(調整在企業設立、變更、終止和企業內部管理過程中的發生的經濟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市場管理法(調整在市場管理過程中發生的經濟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宏觀調控法(調整在宏觀經濟調控中發生的經濟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以及社會保障法(調整在社會經濟保障過程中發生的經濟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四分法)。
還有人認為，在傳統經濟法體系存在缺陷的情況下，建立的新經濟法體系應當是多樣性與統一陛的統一、穩定性與變通性的統一、現行性與超前性的統一、國內性與國際性的統一，認為經濟法體系的內容應為計劃法和反壟斷法構成。
從以上這些觀點，可以看出，學界對於經濟法體系的內容，主要是從兩點入手，首先將不屬於經濟法的法律規范從經濟法體系中排除，第二是解決經濟法與相關法律部門(如民法、行政法)的關系。
(二)經濟法體系的內容的劃分
經濟法體系不能像從前那樣龐雜無章，越大越好，無所不包；而應是一個緊湊、嚴密、有邏輯的體系。經濟法體系具有層級結構，從上述介紹的學界觀點可以看出，無論是」二分法」(市場規製法和宏觀調控法)、」三分法」(市場規製法、宏觀調控法和市場主體法)、還是」四分法」(市場規製法、宏觀調控法、市場主體法和社會保障法)、都將市場規製法和宏觀調控法作為經濟法體系的內容，有爭議的是市場主體法和社會保障法的歸屬。下面筆者對市場主體法和社會保障法是否應當包括在經濟法體系中進行分析。
首先分析經濟法體系是否包括市場主體法。我們從經濟法主體說起，經濟法主體，指的是在國家協調本國經濟運行過程中，依法享受權利和承擔義務的社會主體。通常，將經濟法主體分為兩類：一類是指在經濟管理、維護公平競爭、組織管理性的流轉與協作等法律關系中享有一定的權利和承擔義務的人；一類是指相應的參與經濟活動的組織如企業等等。前一類屬於行政法管理，後一類，就是一般意義上的市場主體，具體就是指在市場上從事生產和交換活動的組織和個人，包括自然人和法人。在所有參與經濟活動的主體中，企業是最重要的市場主體。
市場主體的資格實際上是由民商法來確定的，《民法通則》第36到53條的規定，確立了企業、機關、事業單位、社會團體法人等市場主體的資格就是一個強力的證明。由此，市場規製法和宏觀調控法中的主體，並不需要市場主體法來再度確立。至於如何規制市場主體的行為，則在市場規製法和宏觀調控法中得到了充分體現。因此，如若將市場主體法定位於規制市場主體行為的法律，也是多餘的了。如上所述，筆者認為不需要在市場規製法和宏觀調控法之外再設置一一個單獨的市場主體法。
其次分析經濟法體系中是否包括社會保障法。正如前面討論過的，經濟法體系是指由一國現行的經濟法律規范按照不同的分類組成的系統化的有機聯系的統一整體，也就是說，經濟法是著重解決在經濟運行過程中產生的經濟問題的。社會保障法律制度是建立和發展市場經濟的必然要求，它的確與經濟法密切相關，但是，社會保障法律制度與經濟法的宗旨和調整對象都不同，它是社會公平的調節器。
社會公平，是人類社會發展中客觀產生的一種需要。社會公平體現在經濟利益方面主要是社會成員之間沒有過份懸殊的貧富差別，即所謂」不患貧患不均」。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收入分配機制與競爭機制相聯系，必然形成社會成員之間在收入分配方面的不均等，甚至收入相差十分懸殊，強者成為富翁，弱者陷於 境。為了解決這一社會問題，就需要運用社會保障法律制度對社會經濟生活進行干預，通過提供社會保障措施，通過對社會成員的收入進行必要的再分配調節方式，將高收入者的一部分收入適當轉移給另一部分缺少收入的社會成員，從而在一定程度上縮小社會成員之間的貧富差距，彌補市場經濟的缺陷，緩和社會矛盾，以促進社會公平目標的實現。我國2001年在官方文件中提出了建立社會法，這是一個用來維護社會弱勢群體的生存和福利而形成的新部門。通過上述對社會保障法的分析，社會保障法應當屬於社會法的體系，而不是經濟法體系的內容。
通過上述分析，經濟法體系的劃分宜採用二分法，即市場主體法和社會保障法不屬於經濟法體系的內容，經濟法體系由市場規製法和宏觀調控法這兩個法律部門組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