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法雙重標准認定標准
經濟法與行政法的關系
（一）行政法的界定
傳統行政法是在資產階級革命以後以判例發展起來的。本質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對在國民經濟運行中政府權力濫用的限制之法。行政法起源於對政府權力的控制（「控權論」），以保護國民不因權力濫用而遭受損害。傳統行政法，實際以國家利益、個人利益平衡為本位，以防止行政權膨脹，越界侵害私人利益，應對其加以防範、限制為價值理念，以依法行政、合理行政為基本原則。
部分行政法學者主張，現代行政法認同國家行政權的擴張（「賦權論」）或「平衡論」），認同行政法領域從國家行政擴充至公共行政，認同行政主體及行政相對人的擴張，以使行政法與民法一樣呈現邊緣化、社會化趨勢，對日新月異經濟發展有更大的適用度、以使行政法學對當代社會生活有更強的解釋力。
大陸法系國家與英美法系主流行政法學界對行政法的認識不一，一般來說，前者較寬，後者較窄。同一法系不同國家，同一國家不同學者對行政法的認識也不一致。我們認為控權仍是最經典的行政法的核心與本體，其宗旨、理念、基本原則和功能有所修正，但未發生根本變化。
按照我國的通說，行政法是「規定國家各個方面行政管理的行政法規的總稱」，是「關於國家行政組織及其行為，以及對行政組織及其行為進行監督的法律規范的總稱」。我國關於行政法學界對行政法的理解和界定偏於寬泛。
（二）經濟法與行政法的區別
經典行政法之本質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對政府權力濫用的限制之法。現代行政法學起源於對政府權力的控制，以保護國民不因權力濫用而遭受損害。美國行政法學家古德諾認為，「行政法是公法的一部分，它規定行政機關的組織和職權，並規定公民在受到行政行為侵害時的行政救濟」。我國台灣學者林紀東和管歐都認為，行政法是規定行政權的組織及其作用的法。行政法為政府的組織人事和行政救濟法，基本宗旨是依法行政和廉潔高效。
產生並發展於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經濟法，即不是從行政法中分化出來的法，更與行政法在立法宗旨、功能作用、調整對象、理論依據、基本原則等方面有著本質的區別。
（三）經濟法與行政法的聯系
經濟法為實現國民經濟穩定、協調、持續發展，國家介入社會經濟最主要和經常性地運用政府和其他行政主體的權力，因而，經濟法與行政法在內容上有交叉，具有密切的相互聯系性。
㈡ 談談你對國際經濟法的認識。（求高人解答，字數在一千字左右，謝謝了）
國際經濟法的性質及其發展
——論WTO對國際經濟法的發展及其限度
一、國際經濟法理解的分歧
國際經濟法是個新興的法律體系,這個詞的首先使用是在二戰之後。自國際經濟法作為一個集合名詞出現以來,對於它的性質及由此而包括的范圍充滿著分歧。主要的觀點有兩種,一是認為它們是原有法律體系之內的一種新發展,是國際法在經濟領域的發展。也就是經濟的國際法。法律依據其調整的對象可以分為國際法和國內法,國際經濟法是調整國家之間或者是國家與國際組織關系的法律;而國內法是一國立法機關制定的法律,這種觀點在國內外都有。二戰之後,由於對二次世界大戰的反省,國際社會在政治上加強合作,從而有聯合國和《聯合國憲章》,及在此體系之下大批的國際條約。在經濟上加強交往,從而有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BRD(世界銀行)和GATT(關稅與貿易總協定),從而在貿易、貨幣、發展等領域形成了普遍性的國際法,並有大量的地區性條約和雙邊國際經濟條約,形成了一系列的特殊國際法。正是在這個基礎上,經濟的國際法形成一個體系,需要有相應的理論和視角來進行觀察。
第二種觀點是認為國際經濟法不是原有法律體系所能概括得了的,而是突破了傳統的法律體系,而形成了一個融合國際法和國內法、公法與私法的一個獨立的法學部門。這種理論在國外有美國傑塞普教授的跨國法理論。這種理論指出了國際經濟交往中的一個基本特點,即私人性。在西方國家,由於實行市場經濟,交易的絕大部分是在私人間進行,而在發展中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中隨著市場經濟的逐步建立,從事市場交易的國營企業逐步退出市場,代之的是獨立的法人——與國家責任毫不相乾的法律意義上的人。由此可見,在國際活動中,交易的主體是法人,是與國家毫無責任聯系的獨立承擔責任的實體。這就形成了國際經濟中的跨國性。
這種理論毫無疑問也有其合理之處。它指出了國際法在性質和適用范圍上的不足,這也正是第一種理論的不足之處。
二、分析
以上兩種對國際經濟法及其性質的認識都有其合理的地方。第一種理論指出了國際社會是以主權國家為基本構成單位的組合體。無論是國家的行為,還是私人的行為,所遵循的規則都必須通過國家來賦予其效力;國際法與國內法的劃分是構成當今國際社會法律秩序的基本劃分,正是由於國際社會的發展和經濟的國際法的發展,才出現了國際經濟法這一個集合體。這毫無疑問是正確的。也就是說,經濟的國際法是國際經濟法的基本框架,離開了這個框架,國際經濟法便無從存在。
但是,正如我們在上面所指出的,國際經濟中的私人性和跨國性的特徵是非常明顯的,特別是大多數國家都以市場經濟作為其基本的經濟制度或是作為改革的基本方向,國際經濟中的私人性和跨國性的特徵就更為明顯了,這也正是第二種理論所要說明的。
國際經濟的這一特徵是國際法所不能完全包括的,國際法只能通過規范國家的行為或是通過國家的行為或是通過國家來規范私人行為,這種規范由於主權因素的存在,其規范的范圍不可能涉及到國際經濟活動的各個方面,相當一部分仍是由國內法,或是國內法中的涉外法來規范。我們不妨以WTO規則為例子作一說明。
WTO規則建立了一整套對各成員國內經濟立法的有效約束機制,使在國民待遇和最惠國待遇原則之上建立一個有效率的國際經濟市場成為可能。WTO成為國際經濟法律中的基本的法律。但即使如此,WTO仍不能完全有效、全面地規范國際經濟行為。
第一,它的適用范圍仍是有限的。首先是許多經濟問題沒有納入到WTO的體系之中,如競爭法、環境問題、區域經濟集團、政府采購、電子商務、勞工權利,等等,這在WTO的規則中是作為將來貿易談判的議題。其次,即使是已經有國際法規則的領域,也僅僅局限於原則性地規定,具體的規則還有待於進一步的談判,明顯的例子就是投資領域,雖然形成了TRIMS(與貿易有關的投資措施)協定,但是這十三條的規則限於原則,缺乏具體的規定。再次,在許多領域,其規定往往是與國內法相聯系的,本身並不是具體的權利、義務規則。如WTO的基本原則國民待遇和最惠國待遇,是建立在國內法的基礎上的,是和國際經濟的私人性和國際的性質相聯系的,這也在相當大程度上決定了國際經濟法的適用必然與國內法有銜接,否則,難以與國際經濟中的私人性和國家主權的屬地性和屬人性相銜接。
第二,國際經濟法與國內法有很大的銜接性。國際經濟法中的國際部分對國家行為的限制,一是對國家行政權的限制,即政府行政權力在國際經濟和國內經濟中的透明化和逐步消退;另一方面,也是對一國立法權的限制,給本國市場提供一個公平競爭的環境,如國民待遇和最惠國待遇。國民待遇和最惠國待遇是對一國法律的一個基本限制,而不是通過國際法提供一個具體的權利、義務模式,這是和一般國際法和國內法的模式不同的。這也是由國際經濟活動的私人性所決定的。
第三,國際法具有指導國內法的作用。如WTO所建立的以市場為導向的國際制度成為各個國家的一個先決條件。隨著國際經濟的發展,各國經濟的開放程度和對外的經濟依存度不斷加強,國內國際市場成為了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國內經濟的發展與國際市場的變化有著密切的關系。因此,國際法和國際慣例不斷地與各國國內經濟立法相融合。如在我國的立法中,與國際接軌在實踐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可以看作是立法中的基本原則之一。這一方面說明國際經濟法在經濟立法中的重要地位,另一方面也說明了國際經濟法中的國際法部分是不全面的,需要有國內立法的補充和完善。
三、國際經濟法法律性之欠缺
國際經濟法作為規范國際經濟的法律,具有其本身的規范特點。對於國際經濟法歷來存在理解上的分歧。一種是認為國際經濟法是經濟的國際法,從字義上來理解就是國際的經濟法。另一種是有關國際經濟的法,國際經濟被作為一個單一的詞來看待。如果以前者來看待國際經濟法,則國際經濟法成為國際公法的一個特別的類型,是其一部分;而若是以後者的角度來看待國際經濟法,則國際經濟法是一種由國際法與國內法、公法與私法規范共同構成的混合體。
那麼這兩種觀點是否截然相反?其實不然,二者也有共通的地方,即使是按後者廣義的理解,國際法部分在整個國際經濟法律體系中仍占據十分重要的地位,它構成了整個國際經濟法體系的框架性文件。它是整個國際經濟法的基礎。正是由於規范國際經濟的國際法的不完整和種種不足,才需要有國內法的補充。
另外,國際經濟法與國際法的區分的另一個重要標志是國際經濟交往的私人性1。國際經濟關系絕大多數是發生在私人之間,而不是國家之間,2對這種關系僅僅用國際法來進行調整是不夠的。國際公法所能調整的是國家或政府的行為,以營造一個有利於國際經濟法發展的統一的國際市場和盡量地減弱政府對市場可能造成的消極影響。而對於私人交易所遵循的規則很難進行全面地規范。這也是為什麼在國際經濟法中,國際法雖然具有基礎性的地位,但僅僅由國際法來進行規范顯然是不足夠、不全面的。
我們從國際經濟法的規則上,或是說從其形式來看,無論是它的國際法形態,還是諸法合體的形態,在規則上,我們可以明顯地看到它具有如下幾個特點。
1.缺乏體系性,從而使國際經濟法形成一個鬆散的體例。
體系性是成文法的一個基本特點,是成文法合理性的一個基本內涵。成文法法典化的趨勢就是體系性的內在要求。這也是成文法的合理性及其生命力之所在。體系性是法律解釋正常進行的一個前提條件。只有在一個體系下,才能克服法律由於語義的有限性、社會關系的變動和語言的相對靜止等不足,使法律有其自身的生命力。體系化在民法典、刑法中表現得最為明顯,如德國民法典中的總則、物法、人法、繼承法、婚姻法的五篇制。法律的內在要求是法律本身必須是無內在邏輯沖突的,依據法律,會得出一個合乎邏輯的結論。而只有體系化的法律才能合乎這樣一個要求。
國際經濟法這一性質的缺乏是和其作為一個新興的法律部門相關聯的。一個法律在其發展和未成熟時,在體系性上總存在著不足。但是隨著GATT轉換成WTO,這個問題正逐步地得到解決。WTO從貨物貿易逐步地向服務貿易、投資、知識產權等領域擴張,具有經濟聯合國的作用和功能。它在國際經濟中的基礎性地位逐步得以確立。這對於克服國際經濟法中的體系性欠缺的弱點具有明顯的作用。
2.國際經濟法的另一個特點是缺乏確定性。
首先是在法律形式上,國際經濟中的大量文件還只是停留在決議、草案的層次上。如《各國經濟權利與義務宣言》、《關於自然資源永久主權的宣言》和《關於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的行動綱領》,以及《跨國公司的行動守則》、《國際技術轉讓行動守則》,等等。這些文件並不是法律文件,而只是政治文件。雖然它在國際法的形成和逐步成長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或是國際習慣法存在的一個有效的證據,但是,就單從法律效力上看,它們的法律性是不足的。也就是在這些領域中的國際經濟法是有爭議的、模糊的和不確定的。這方面也使得國際經濟法在許多方面是不完整的。這和國際經濟法的第一個特點,即缺乏體系性相一致。
其次是國際經濟法中的大量用語是不確定的。如國際經濟法中對司法不能、司法不公的認定,對於國有化補償中的「適當補償」的規定——它是一種為避免不補償和全部補償之爭的一種折衷的辦法;又如IMF中對成員國提供援助中規定的國內收支的嚴重失衡中的「嚴重」;又如外交保護權行使的條件中的本國僑民沒有受到合理地保護的認定;如WTO中的對投資的原則性的規定;還有對發展中國家提供援助的「最佳努力條款」以及對發展中國家的定義都是不確定的。類似的例子在國際經濟法中是很多的。從這些例子都可以明確地看出國際經濟法中所存在的這種不確定的特點,是一個普遍的現象。
再次是國際經濟法除了有限的國際統一法外,還有大量的規則來源於各國涉外法,而各國的涉外法在大量問題上是互相沖突的。這也使得在法律和法律選擇上存在著不確定性。
第四是在國際經濟法中,法律解釋機關是不確定的。缺乏國際性的解釋機構——國際性機構。這是國際法的一個共同特點。在國際公法中,雖然有國際法院,但國際法院的管轄權是有限的,而且需要有成員國的事先同意。並且管轄權與執行權是分離的。而在國際經濟法中,這樣一個機構也難以產生。在國際經濟法律中,對法律的解釋是各國的司法機關,而各國司法機關在處理國際經濟事務上,毫無疑問會偏袒本國的當事人或與本國有密切關系的一方,至少會比較傾向認同他們的利益主張。因此,發生爭議的當事方也經常主張由本國的法院或仲裁機構解決爭議。
在國際仲裁中,一些仲裁院由於本身的信用好而受到當事方的認同,但這種靠信用、聲譽的制度也是有限的和不全面的。
第五個因素導致國際經濟法缺乏確定性、明確性,是由於政治因素和國家實力因素在國際法中占據著重要的地位。國際法中的問題並不純粹是法律問題,或是由法律因素所決定的,而夾雜著政治和國家實力等因素。國際經濟爭議越是與大國的利益相關,或是觸及到大國的利益就越是難以解決。如美國國內曾對WTO有「三擊不中而退出」的觀點,這在國際法中是個普遍問題。又如美國就以要求聯合國改革為條件而拖欠會費,從而使聯合國的日常運作產生諸多問題。
3.構成國際市場的各國市場及其法律的不一致。
在國際社會中,各國有實行市場經濟,也有不實行市場經濟的;在實行市場經濟的國家中,有強調市場作用的,也有強調政府作用的,不一而同。即使是在西方社會,對政府與市場的強調也不一致。這就使得在國際經濟中,構成國際市場的各國市場不盡相同,這也決定了為什麼許多國際經濟條約難以產生,國際經濟法缺乏體系性,許多條約的用語彈性很大,不明確,這都可以從具體的社會關系的差異性中找到原因。最為極端的例子就是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差別,同時,即使是同在發達國家或是發展中國家中,情形也是各有差異。社會關系是形成法律規則的基礎,一個法律規則即使存在了,也可能會由於有效的社會關系的喪失而不能適用。
四、WTO與國際經濟法
WTO是在原先的GATT的基礎上,為了克服原先的GATT的不足和適應不斷發展的國際經濟形勢產生和形成的。經烏拉圭回合國際貿易談判,WTO在以下幾個方面對GATT有很大的發展。
首先,極大地擴大了適用的范圍,不僅包括貨物貿易,還包括服務貿易、國際投資、知識產權等,並且還將紡織產品在適用GATT的例外上重新拉回到GATT的體制之中。烏拉圭回合在完善規則方面,最重要的成果是就保障條款、補貼與反補貼措施、紡織品和服裝等問題上締結了協定。其中《紡織品和服裝協定》對發展中國家特別重要,紡織品和服裝占發達國家從發展中國家進口總值的45%。30多年來,這個領域始終游離於多邊貿易體制的規則之外,經過發展中國家在烏拉圭回合中的努力,關貿總協定終於決定分階段取消這些限制。
其次,確立了WTO作為一個國際經濟組織的法律地位。同時,還擁有了爭議解決機構,以解釋WTO國際文件和解決相關的爭議,這在國際經濟關系和國際經濟條約的執行上具有重大的意義,使條約的解釋有個中立的解釋者和爭議的解決有個仲裁者,這有利於條約涵義的明確和執行的有效性。任何對WTO成就的評論如果不提及爭議解決機制,都是不完整的。從許多方面講,爭議解決機制是多邊貿易體制的主要支柱。如果沒有一個爭議解決的辦法,以規則為基礎的體制將因為其規則無法實施而變得毫無價值,WTO的爭議解決程序強調法治,並使多邊貿易體制更安全和可預見。
再次,將GATT的規則普遍地適用於各個國際經濟領域,如擴大適用於投資、服務貿易、知識產權等,使WTO在國際經濟法律文件中具有基本法的作用,這有利於國際經濟條約體系的形成。
第四,對於原先沒有形成法律規則或者不存在國際法規則的領域,在WTO體系內形成了相應的規則。盡管有些規則比較原則(如與貿易有關的投資措施),但畢竟是形成了相應的規則,將這一領域納入到WTO的基本原則之下,這對於國際經濟法形成一個相對完善的整體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第五,在貿易的公正性上有所發展。由於發展中國家參與多邊貿易談判程度的增加和集體談判力量的增強,也使得新的全球貿易規則在一些領域體現了發展中國家的要求。如發展中國家在烏拉圭回合中成功地阻止了發達國家就締結投資協定而進行談判的嘗試,發達國家的要求是給予投資者普遍的國民待遇,結果是與貿易有關的投資措施協議只重申了貨物的國民待遇,有關投資的國民待遇根據《服務貿易總協定》只能通過談判解決。
發展中國家在烏拉圭回合各項協議中獲得了一些差別的待遇。包括:一在市場准入的減讓方面可承諾較低水平的義務;二在實施協議方面享有過渡期或減讓某些義務;三要享有某些執行程序上的靈活性。此外,還要求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應當盡力給予照顧,提供技術援助,改善市場准入機會。
國際經濟法由於本身的性質所限,其法律性與國內法是存在差別的,這是由於一方面國際經濟中大量的關系是發生在私人之間,而國際社會又是一個主權社會,私人關系要求有一個相對明確的法律規則,而主權社會構成的法律由於是自主者之間的國際法律,所以會有種種的法律性上的不足。但是,這種不足隨著國際經濟法,特別是在WTO體系內國際經濟法的發展而得到不同程度的克服。雖然它永遠也達不到與國內法一樣具有完善的法律性,但其發展是顯而易見的。
國際經濟法正如我們在第二部分所指出的,由於它所規范的大量對象是私人,而通過的方式只有通過國際法和通過各成員國的國內法,由於各種因素,在國際經濟法中,國際法部分是十分不完整的。這也是為什麼國際經濟法要強調國際法與國內法的結合,否則,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單靠國際法,國際經濟法根本無法完成其調整國際經濟關系這一任務。這可以說是由於國際經濟法是個新興的法律部門,或是由於國際經濟法中國際經濟關系的復雜性所決定的。但僅僅從法律現象上看,國際法雖然構成國際經濟法中主要的內容,但僅僅就這一內容還根本無法調整國際經濟關系。現實中的國際經濟關系是在國際法和國內法雙重調整之下已是不爭的現實。
另外,國際經濟關系中大量的私人關系,使得國際經濟法又不像國際公法那樣以規范國家行為為最終目的。它的國際法部分,大量的是通過規范國家行為,而最終規范私人,也就是通過國家的立法承諾,而使私人遵守相應的行為規則。這也使得國際經濟法在產生上有許多的困難。因為,私法的傳統是很悠久的,要想改變其傳統,而形成新的國際統一法,是很困難的。這在西方國家,由於有成文法與普通法的區分而難以形成統一法的例子中就可以很明顯地看出來。這些因素都使得我們在研究國際經濟法的法律性上,要根據它本身的特性來進行研究,而不能用國際法或是國內法的標准來進行衡量,否則將不利於我們得出正確的結論。
五、發展中國家與國際經濟法
就WTO而言,存在著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利益和權利義務的不平衡的局面,對發展中國家是不利的。學者們發現,GATT以及現在的WTO從程序結構上有兩點是對發展中國家不利的。一是協定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討價還價的權利。協定被定義為談判機制,如關稅談判、重新談判及有關關貿總協定條款實施的談判,這些談判的結果都體現了討價還價權力的大小,這種談判機制與那些建立在理性基礎上的固定的優惠規則和原則有所不同。小國和弱小的國家發現,在第22—23條磋商條款下難以與強大的國家抗衡。從這種意義上講,談判中貿易規則的實施條件因國家而異,這對發展中國家是不利的〔2〕。二是語義上的不明確性,特別是在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的義務問題上,即所謂的「最大努力條款」。從本質上講,對發展中國家關稅來說,第四部分是關貿總協定傳統上背離義務的一種例外,而對發達國家來說,雖然被要求優先降低和撤除與發展中國家締約方目前或潛在的出口利益特別有關的產品的壁壘,包括其初級產品和加工產品之間的不合理的差別關稅和其他限制,但只是要求發達國家的各締約方除因被迫原因、也可以包括法律的原因不能實施外應盡可能實施。盡可能實施條款就是所謂的「最大努力條款」,一直到烏拉圭回合,對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來說,這種模式都沒有改變。
這些問題都是亟待解決的,也需要對WTO規則在內的國際經濟法規則的進一步完善,中國參與對這些規則的形成和完善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發展中國家曾在提出國際政治新秩序的同時,提出了國際經濟新秩序。從國際法律的發展上看,國際經濟新秩序,從很大程度上看還是一句政治性用語,在法律制度建設上,有利於國際經濟平等和公平的制度還是缺乏的。從這一方面,是落後於政治秩序的發展的。政治秩序從殖民制度轉變為以國家主權為核心的國際法秩序,而在經濟秩序中,仍是發達國家占據主導地位,私法自治規則的發展遠遠超過了規定私法公正性的規則的發展。發展中國家處於被動的地位。平等的秩序不能有效地建立。
但是發展中國家占據著全世界人口和土地的大部分,發展中國家的獨立和自主的意識在不斷地增強,對國際經濟事務的熟悉程度也在不斷地增加,發展中國家也出現了許多成功發展的例子,如亞洲四小龍、巴西等國家和地區的發展就是明證。中國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的高速發展也給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樹立了一個成功的典範。在發展中,發展中國家對國內經濟環境的治理上應該是其發展的重點。而在國際經濟環境上,爭取一個有利於發展中國家發展的經濟和法律環境也是必要的。
隨著各國實行市場經濟,各國對市場經濟的運作模式也認識得更加清楚了,對認識以市場經濟為基本制度背景的國際經濟秩序的認識也更清楚了,這對發展中國家爭取相應的權利,避免國家經濟主權過度讓與是有好處的。作為發展中國家加入WTO是我國加人WTO的基本立場,也是中國堅持自己應有的經濟主權的表現,中國應繼續積極實行市場經濟,這是我們改革的基本方向,但不切實際的發展和開放只會損害本國的經濟及其發展。
只有發展中國家自身的發展和自身對權利要求的提出,WTO才會充分尊重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目標以及與之相適應的漸進市場開放模式。發達國家應當切實履行在協議中承諾的義務,改善發展中國家的市場准人環境,制定新的貿易規則必須有發展中國家的充分參與。同時,也應加強發展中國家之間的協調,增強參與多邊貿易體制的集體談判能力。只有發展中國家的充分參與,國際經濟法律秩序的建立才有公正性可言。
㈢ 什麼是經濟法的「合理競爭原則」這一原則包括哪些具體內容
什麼是經濟法？
經濟法是調整國家宏觀經濟管理過程中所發生的社會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通常也指注冊會計師考試專業階段六科之一。
經濟法基本概念：
經濟法是對社會主義商品經濟關系進行整體、系統、全面、綜合調整的一個法律部門。在現階段，它主要調整社會生產和再生產過程中，以各類組織為基本主體所參加的經濟管理關系和一定范圍的經營協調關系。要從以下三點把握這個概念。
（一）經濟法是經濟法律規范的總稱
（二）經濟法是調整經濟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
（三）經濟法調整的是一定范圍的經濟關系。
競爭的基本原則：（部分省略）
在長期的立法、執法和司法實踐中，世界各國逐漸形成了競爭法的一些基本原則。這些原則是人們維護競爭機制、提高經濟績效和效率的願望的反映和提煉。盡管我國在具體的經濟水平和相應的制度設置方面與這些國家有很大不同，但經驗證明，對於作為一種調節、整合經濟競爭關系的工具和手段的競爭法，這些原則適用於一切市場經濟國家。
1．適度自由原則
適度自由原則，即在競爭法的全部具體規范中，其共同體現出來的以經濟規律的客觀要求為「度」，適當限制經濟主體自由的原則。
適度自由原則並不意味著對市場主體的行動自由一概加以限制。它要求區分不同的情況，允許和鼓勵那些有利於經濟發展的自由，而對真正危及經濟發展或不正當掠奪利益的行為堅決打擊、限制。但是市場行為形式多樣，錯綜復雜，這就使適度自由的「度」變得難以把握。
2．國家干預適度原則
國家干預適度原則，就是要求國家干預經濟生活要從社會公益的角度出發，把握適度、得當。在國家干預適度原則中，「適度」是一個高度抽象的、彈性的標准。「市場失靈」要產生效率損失，國家干預則是為了最大限度地挽回這種效率損失。但是，由於國家也是一個有限理性的經濟主體，它在干預經濟活動挽回一部分效率損失的時候，也可能會導致效率損失。當國家干預能以最低的效率損失挽回最大的效率損失時，就是最佳的、最理想的國家干預，即國家干預的適度。…
3．實質公平原則
實質公平原則，即競爭法眾多具體規范所共同體現出來的以維護市場主體之間實質意義上的公平為首要目標的原則。從表面上來看，為了維護競爭機制，法律應當以維護形式意義上的公平為目標，即賦予每個主體相同的權利，並使其承擔相同的義務，也就是說，法律應提供一個大致的框架，對每個市場主體都抱有相同的態度，給予相同的法律地位，讓他們自由地展開競爭。
4．整體效率優先原則整體效率優先原則是指通過眾多競爭法規范體現出來的在效率與其他因素發生沖突時，優先考慮整體效率的競爭法原則。效率問題一直是競爭法的價值指向。競爭機制的最大效用就在於通過對市場規則的明確，可以順利實現經濟效率的提高。但是人們在從事經濟生活的過程中，還形成了其他一些要求，諸如安全、正義、公平等。一般情況下，經濟效率的提高意味著更多的物質產出，對大多數市場主體而言，也同時帶來了公平、安全和正義。但是由於個體利益與社會利益並不總是一致，因而在另一些具體的情況下，為了經濟效率的提高，不得不犧牲某些市場主體的經濟利益，有時甚至是非常合理的、從個體的角度來看絕不應該犧牲的利益，這樣，效率和公平就處於沖突狀態。……
5．社會公益原則社會公益原則是指，國家規制市場經濟生活要以社會公益為基本的出發點和最終歸宿。也就是說，在國家干預市場，調整市場結構，規范市場行為，維護市場秩序，保護和促進公平競爭的過程中要始終以社會公益為基本尺度。在此原則中，我們所強調的「社會」是嚴格區分於「國家」的，而「公益」則涵蓋了政治、經濟以及道德等社會各方面的諸多利益。
㈣ 經濟法的定義
經濟法是公法，是調整國家對市場經濟活動實行干預、管理、調控所產生的經濟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
隨著部門法劃分界限的逐漸明確以及法學學科的不斷發展，「經濟法」這一概念的法學意義已經被特定化為與民商法相並列的經濟法法律部門以及與其相對應的經濟法學科，而不再是「調整經濟法關系的法」或「與經濟法相關的法」這樣的表面含義。
(4)經濟法雙重標准認定標准擴展閱讀
經濟法特點
一、經濟法是國家干預經濟的法
經濟法的產生是國家干預經濟的必然結果，它把調整的重點始終放在引導各類經濟主體依法進行經濟活動，保證經濟關系的正確確立和有序的進行上，以形成本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經濟環境和經濟秩序。
二、經濟法是社會責任本位法
經濟法與民法、行政法相比較，在調整社會整體與社會個體的關繫上，各有自己的主導思想。經濟法是「社會責任本位法」，它以社會利益為基點，無論是國家機關，還是社會組織或個人，都必須對社會負責，在此基礎上處理和協調相互之間的關系。
三、經濟法是商品經濟發達的法
只有當商品經濟成為社會的主導，經濟法才會伴隨著生產力的發展而產生和發展，因而經濟法是商品經濟高度發展的產物。
四、經濟法是以經濟為目的的法
經濟法始終調整經濟關系，調整的目的就是使社會的整體經濟能持續、穩定的發展，提高社會生產力水平，而且在這個調整過程中甚至會有意使局部利益或個體利益有所損失。
五、經濟法是綜合調整的法
經濟法所調整的經濟關系是縱向經濟關系，但對橫向經濟關系會產生明顯的影響；採取的手段既有懲罰性的，也有補償性的，既有鼓勵類的，也有禁止、限制類的，體現了明顯的綜合調整的特徵。
㈤ 國際經濟法的概念
國際經濟法（英文：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一詞系由格奧爾格·施瓦岑貝格（Georg Schwarzenberger）於1948年發表於《國際法季刊》（International Law Quarterly）中的「國際經濟法之范疇與標准」（The Province and Standards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一文所正式提出。
是指調整國家之間；國際組織之間；國家與國際組織之間；國家與他國私人之間；國際組織與私人之間以及不同國籍私人之間，相互經濟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它是隨著各國之間貿易和經濟往來日益增長以及國家對貿易和經濟活動的干預日益加強而形成和發展的。早在中世紀末期，歐洲主要商業城市就有一些關於國際商業交易的規則。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有關國際經濟關系的法律規則和制度大量出現 ，並具有了國家之間條約的形式。作為一門學科，國際經濟法學也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逐漸發展起來。
概念和范圍 關於國際經濟法的概念和范圍，國際上和國內都學說不一，總的來說，可歸納為廣泛和狹窄的兩種概念和范圍。
廣義國際經濟法 泛指調整國際經濟交往的法律。其范圍包括一切關於超越國界並涉及任何經濟利益的交易和交往的法律規則和制度，不論進行交往和交易的主體是國家、國際組織或機構、國營金融機構（如國家的中央銀行），還是個人、法人或跨國公司。它也不區分國際法和國內法、公法和私法。主張這種概念的法學家一般認為，國際經濟法是國際社會中經濟關系和經濟組織的國際法規范和國內法規范的總稱，他們打破了法律各部門之間的界限，強調法律各部門之間的相互作用和相互滲透。這派國際經濟法學者特別著重從各種有關法規的綜合的角度，研究實際的法律問題，對實際法律工作者來說，較切合實用。
按照廣泛的概念，國際經濟法的內容甚廣，主要包括以下幾方面：①關於外國人經濟地位的國內立法和國際法。②關於國際商業交易的私法方面，包括貨物買賣、運輸、契約的法律，保險法，公司法和海商法。③關於國際貿易的國內法規，如關稅法規、內地稅法規、進出口管製法規、外匯管製法規以及關於質量和包裝標准等方面的法規等。④關於外國人投資的國內立法和國際法，包括外國人投資的組織和清理、投資的待遇、保護和保證（見國際投資法），國有化和徵收，解決投資爭端的方法和適用的法律，等等。⑤關於國際貿易制度、國際貨幣和金融制度和國際機構投資制度的國際法和國際經濟機構法，如關稅及貿易總協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區域性國際開發銀行（如亞洲開發銀行）的法律，國際商品協定等。這部分法律都是通過國際條約的形式制定的，構成國家之間的條約義務，屬國際公法的范圍，不直接涉及或約束個人。⑥關於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法律，如歐洲經濟共同體，經濟互助委員會，安第斯條約組織的法律。⑦國際稅法，包括課稅管轄權范圍，關於解決雙重課稅的法律（見國際稅法） 。
狹義國際經濟法 是國際公法的一個特殊部門。凡國際貿易、經濟交易中涉及的私法問題(如國際貨物買賣合同等)和國內法問題（如關於進出口管理的國內立法等）都不屬於國際經濟法的范疇。這派學者比較注意國際經濟法的理論體系的研究。根據狹窄的概念，國際經濟法的范圍和內容主要包括以下幾方面：①關於一國公民（自然人）和法人在其國境外經濟領域的法律地位。②關於私人國外投資的法律制度。③國際機構投資的法律制度，主要涉及世界銀行和各區域開發銀行的組織機構法和關於其資金來源和經營的法律。④調整國際經濟關系的法律制度，其中主要包括國際貿易，金融和貨幣關系的國際法原則和規則。關於國際貨幣制度的法律涉及的問題包括：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協定條款》建立的關於國際貨幣體制的行為規則以及其實施和改革，區域性貨幣制度等。國際貿易法律制度包括《關稅及貿易總協定 》體現的各項原則（如非歧視原則、多邊最惠國待遇和國民待遇、普遍和逐步降低關稅、禁止數量定額制、關於防止出口貿易中限制競爭的原則、關稅同盟和自由貿易區制度涉及的原則，關於保障措施和免除執行某項原則的制度等），國際商品（初級產品）協定、生產國協會、綜合商品方案問題 、調整不同發展水平國家（即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貿易關系的非對等性質的優惠原則、關於禁止商業上限制競爭的做法的國際行為准則、消除或減少非關稅貿易障礙等。⑤國際經濟組織和機構法，包括組織結構、決策程序和職能范圍等方面的問題。⑥區域性經濟一體化的法律制度。⑦國際稅法，等等。
國際經濟法已經從國際公法中獨立。不但有關於經濟關系的國際公法，還有調整個人與國際法主體之間的法律規范。
㈥ 經濟法中壟斷的雙重含義是什麼
壟斷的表現形式多種多樣，可以從不同角度對壟斷作不同分類。
(一)依具體組織形式劃分
依據經濟壟斷的具體組織形式，可以將壟斷分為短期價格協定、卡特爾、辛迪加、托拉斯、康采恩和其他組織形式的壟斷。
短期價格協定是壟斷組織的最簡單形式，大企業之間通過口頭或書面形式，規定在一定時間內共同控制某類商品價格，從而獲取高額利潤的壟斷形式。這種壟斷不具有長期性和穩定性。
卡特爾(Cartel)是指生產同類商品的企業，為了獲取高額利潤，在劃分市場、規定商品產量、確定商品價格等一個或幾個方面達成協議而形成的壟斷性聯合。卡特爾的各成員企業在生產、銷售、財務和法律上均保持自身的獨立。根據協議的內容，可以將卡特爾分為：規定銷售條件的卡特爾、規定銷售范圍的卡特爾、限定產量的卡特爾、分配利潤的卡特爾等。卡特爾成立時，一般都要簽訂正式的書面協議，並有成員企業選出委員會，監督協議的執行並保管和使用共同基金，其主要特點在於比短期價格協定的內容更廣，也較為穩定。
辛迪加(Syndicat)是同一生產部門的企業為了獲取高額壟斷利潤，通過簽訂協議，共同采購原料和銷售商品，而形成的壟斷性聯合。參加辛迪加的企業在生產和法律上仍保持獨立，但在購銷領域已失去獨立地位，所有購銷業務均由辛迪加的總辦事機構統一辦理，參加辛迪加的企業不再與市場直接發生聯系，很難脫離辛迪加的約束，因而它比卡特爾更集中，更具有穩定性。
托拉斯(Trust)是壟斷組織的一種高級形式，通常指生產同類商品或在生產上有密切聯系的企業，為了獲取高額利潤，從生產到銷售全面合並，而形成的壟斷聯合。托拉斯的參加者本身雖然是獨立的企業，但在法律上和產銷上均失去獨立性，由托拉斯董事會集中掌握全部業務和財務活動。原來的企業成為托拉斯的股東，按股權分配利潤。托拉斯組織具有全部聯合公司或集團公司的功能，因此它是一種比卡特爾和辛迪加更高級的壟斷形式，具有相當的緊密性和穩定性。
康采恩(Konzem)是分屬於不同部門的企業，以實力最為雄厚的企業為核心而結成的壟斷聯合，是一種高級而復雜的壟斷組織。這種壟斷組織的參加者並不限於某一行業或某一生產部門的企業，生產、服務、運輸、金融等不同部門的企業均可成為該組織的成員。康采恩是比卡特爾、辛迪加和托拉斯更為高級的壟斷組織形式，是工業壟斷資本和銀行壟斷資本相融合的產物。
其他組織形式的壟斷主要指混合聯合公司(Conglomerate)、聯合制(Comln．nare)以及包括國際卡特爾、國際辛迪加、國際托拉斯在內的國際壟斷組織等。
(二)依發生的地域劃分
依據壟斷發生的地域范圍，可以將壟斷分為國內壟斷和國際壟斷。
國內壟斷是指僅在一國境內發生作用的壟斷。傳統的反壟斷法主要對國內壟斷進行規制，但是隨著各國經濟的相互融合、經濟全球化不斷的發展，跨國公司、多國公司等壟斷組織相繼產生，原本局限於一國境內的壟斷逐漸威脅到國際貿易的健康發展，引起了學者們的關注。國際壟斷是指在國際范圍內的商品、資本、勞務、技術交易過程中，所形成的超越一國國界的壟斷。
(三)依立法的取向劃分
依據立法的取向，可以將壟斷分為合法壟斷和非法壟斷。
合法壟斷是國家為了特定目的，如維護社會穩定和促進宏觀經濟協調發展，在反壟斷法中明確規定，經有關反壟斷主管機構許可而豁免的壟斷。通常規定於各國反壟斷法的除外條款之中，主要有兩種情況：一是對某些特定部門壟斷行為的豁免。具有自然壟斷性質的公用事業，如供水、供電、供熱、供氣、鐵路等部門；與國計民生有關的經濟....
㈦ 經濟法在社會經濟中的特有作用
經濟法的來特有功能，主源要包括社會經濟協調、利益資源分配、維護市場秩序以及宏觀管理規范的集成功能。與經濟學追求效率優先、社會學追求行為公平以及其他相關部門法的適用特點不同，具有比較優勢。改善民生與社會和諧發展。
（一）、經濟法的平衡協調功能
經濟法的經濟社會屬性與公私融合屬性決定了經濟法在社會資源分配中的平衡協調功能。經濟法調整經濟生活既以平衡協調為目標，也以平衡協調為手段，促使社會與私人、私人與私人之間達成某種共識和妥協，以實現最大化的社會福利和維護社會公平正義。
（二）、經濟法的穩定風險功能
當經濟社會轉型期同時面臨全球化帶來的外部經濟沖擊和區域經濟一體化帶來的內部市場結構調整問題時，穩定經濟風險尤為重要。只有在經濟法框架下，充分發揮其穩定經濟風險的特有功能，才能營造法治規范的市場環境，解決內部供需關系平衡問題、消費群體收入差距過大問題、發達國家轉嫁經濟風險問題和有效抵制貿易保護等問題，從而推動經濟平穩運行和較快增長，為改善民生和積累社會財富保駕護航。
（三）、經濟法的提升效率功能
經濟效率的提升取決於市場主體經營自主的私權利和國家介入干預的公權力之間在制度上的高效合理與運行上的規范系統。
㈧ 經濟法題目
1.C
2.C
7.A
17.C
31.ABC
32.ABCD
33.ABD
43.BCD
44.ABCD
45.ABC
47.ABCD
49.ACD
㈨ 經濟法制度的體系
首先，國家作為經濟法制度的制定和實施者，其在經濟法促進經濟增長的制度創新中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加之經濟法作為一種以國家為主體的強制性制度變遷，決定了通過國家力量促使經濟法擺脫上述對民法、行政法、經濟政策路徑依賴的法制低效率狀態，是經濟法創新和發展的基本思路。因此，促使國家機關尤其是國家權力機關承認經濟法是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至關重要。
其次，上述經濟法產生之初形成對民法、行政法、經濟政策的路徑依賴的一個主觀原因，是政府在信息不完全（如經濟體制改革信息不完全，特別是有關市場經濟體制信息不完全）基礎上構造了經濟法制度，所以在加快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基礎上，加強對市場經濟法律體系中的經濟法的理論研究，特別是從部門法名義上明確經濟法這一獨立法律部門的調整對象、方法、體系的基本制度和規范，並運用新的研究方法（如法律經濟分析法）和傳統法學研究方法（特別是法理學研究方法）創立符合經濟學和法學規律的全新經濟法范疇，對於國家拋棄經濟法體系中低效率制度，保留和借鑒好的制度，並理性地進行經濟法的制度創新，至關重要。
再次，雖然上述加強中國經濟法理論研究和學習，是經濟法擺脫路徑依賴的一個有效途徑，但是由於中國經濟法因其強烈的政府性特徵，而在體制改革過程中，成為一些政府部門鞏固和擴張自身權力並謀取部門利益的工具。所以在政治體制特別是立法體制上，打破利益集團對經濟法制度創新的干擾，推動經濟法從傳統的經濟行政法模式下的「惡性循環」中徹底解放出來，又是擺脫經濟法對行政法和經濟政策路徑依賴的重要途徑。必須強調，如果我們假定現代市場經濟國家干預市場的基本途徑是宏觀調控和市場管理，而且干預市場的基本方法以體現經濟規律的法律手段為主，以體現行政規律的法律手段為輔；那麼將國家干預市場的法律等同於經濟行政法的主張，將導致中國經濟法「穿新鞋」、「走老路」。
最後，在中國市場經濟法律體系的建立和完善過程中，經濟法作為一種強制性制度變遷，它較之誘致性制度變遷為基本特徵的民商法，前者制度創新、設計和實施成本較之後者要高。為此將降低中國經濟法制度變遷成本，作為經濟法制度創新的一個關鍵環節。從經濟法的制度和實施方面堅持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原則，對現有的依政府經濟管理體制為依據構成的龐大中國經濟法體系進行消腫，以反映和遵循市場經濟規律和法律規律的新經濟法制度體系（市場管理法和宏觀調控法）的更高收益，來抵銷經濟法採取經濟行政法和經濟政策模式的舊經濟法制度體系被廢除而失去的利益，推進經濟法制度的創新。而且，要按照公法私法化的思路，改造傳統的以公法為基本特徵的經濟法，並用公法和私法兼容的法律技術將中國經濟法改造成具有公法和私法雙重性質的、兼顧市民社會利益和政治國家利益並集中體現社會利益的社會法。
首先，公有制和政府運用經濟和行政權力對經濟的強有力干預，是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中國特色」的核心內容，由此產生了建立在公有制基礎上的中國共產黨及其政府在我國市場經濟體制建設中的核心作用，從而以政府為主導的自上而下的強制性制度變遷，是當前中國市場制度變遷的主導模式。與此相適應，中國也走上了政府推進法治的發展軌道，因為中國法治本土資源的貧乏，決定我們只能更多地藉助學習手段、藉助強制性制度變遷的手段，而無法更多地藉助於傳統。這也是一種近期內無法改變的現實。其中，以政府依法調控和管理市場經濟為核心內容的中國經濟法，是中國市場經濟法律體系的基本內容之一，也是我國社會主義法律體系中的一個重要的、獨立的法律部門。按照中國立法機關的最新觀點，「我國的法律體系劃分為7個法律部門比較合適，這7個部分是：憲法及憲法相關法、民法商法、行政法、經濟法、社會法、刑法、訴訟與非訴訟程序法。每類法律部門中又包括若乾子部門，有些子部門下面還可進一步劃分。這種劃分，能夠比較清楚地反映各類法律規范所調整的對象和方法，既易於把各個法律部門區分開，又使各個法律部門之間的關系合乎邏輯，並且符合我國現有法律和將要制定的法律的狀況」。（註：引自王維澄（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主任）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講座第八講講稿《關於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幾個問題》（參加本講稿討論定稿的作者為「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專題研究小組」成員，包括：顧昂然、甘子玉、於友民、王利明、王叔文、王家福、厲以寧、喬曉陽、劉政、劉海年、吳志攀、應松年、張晉藩、楊景宇、姜雲寶、胡康生、高銘暄、程湘清）。）其中，「經濟法是調整因國家從社會整體利益出發對經濟活動實行干預、管理或調控所產生的社會經濟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和。經濟法大體包含兩個部分，一是創造平等競爭環境、維護市場秩序方面的法律，主要是有關反壟斷、反不正當競爭、反傾銷和反補貼等方面的法律；二是國家宏觀調控和經濟管理方面的法律，主要是有關計劃、財政、稅務、金融、審計、統計、物價、技術監督、工商管理、對外貿易和經濟合作等方面的法律」。（註：引自王維澄（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主任）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講座第八講講稿《關於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幾個問題》（參加本講稿討論定稿的作者為「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專題研究小組」成員，包括：顧昂然、甘子玉、於友民、王利明、王叔文、王家福、厲以寧、喬曉陽、劉政、劉海年、吳志攀、應松年、張晉藩、楊景宇、姜雲寶、胡康生、高銘暄、程湘清）。）可見，經濟法是中國社會主義法律體系中的一個與民法、刑法等法律部門並列的獨立法律部門，已成定論。
其次，公有制和政府幹預，是以政府協調經濟關系為基本宗旨的中國經濟法產生和發展的強有力的經濟基礎和政治基礎。一方面，這一基礎強大於以私有制（非公有制）和市民自治為其基本經濟和政治基礎的私法即民商法，從而中國經濟法強大於中國民商法的現實力量，決定了要建立適應市場經濟發展的非公有制經濟和市民社會所需要的民商法（私法）制度，必須以中國經濟法為其發展的基本「制度環境」。那種限制和排斥經濟法的民商法發展策略，將走上中國民商法失去自己生存制度環境的艱難之路。另一方面，如果我們假定中國的市場經濟不是建立在私有制經濟基礎和多黨執政的政治基礎上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而是建立在公有制經濟基礎和共產黨執政的政治基礎上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那麼與公有制和共產黨執政與更多親合力的經濟法，必然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的核心內容。從而那種用傳統民法和行政法取代經濟法的自由主義法學主張，將導致中國市場經濟失去社會主義的法律基礎，因而絕不會得到中國立法部門的採信。
最後，雖然中國經濟法是具有中國特色的經濟法律制度，但對其中國特色之意要一分為二。一方面，中國經濟法制度創新是一種從公有制和共產黨執政並決定經濟發展道路這一實際出發的現實法律選擇，所以中國經濟法要立足中國實際並切忌照搬建立在私有制和多黨執政背景條件下的外國經濟法模式（如中國企業法中的反攤派制度，中國反壟斷法中的反行政壟斷制度的設計，不能局限於外國立法模式），從而中國經濟法制度及其理論，較之中國民商法制度及其理論，前者具有更大的挑戰和創新壓力，並在此壓力基礎上形成更偉大的且對世界法學有特殊貢獻的市場法律制度創新成果。
另一方面，中國經濟法中濃厚的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特色，較之具有濃厚西方政治、經濟、文化特色的西方國家民商法以及模仿而成的中國民商法，雖然前者具有實事求是方面的巨大優勢，但是中國經濟法中具有的中國特色中的一些帶有有悖市場經濟規律的舊體制、舊文化、舊傳統，如果不倍加註意克服，則中國經濟法就可能成為落入實用主義俗套，進而成為承認並保護舊體制和傳統的落後之法。為此中國經濟法的制度及理論創新，較之中國民商法的制度及理論建設，前者的革命意義遠遠超過後者。
「路徑依賴」：中國經濟法發展的障礙
應該強調指出的是，上述中國經濟法的中國特色及其意義（尤其是消極意義），還根源於中國經濟法於中國經濟體制改革之初（1979年為時間標志）開始的制度創新中的「路徑依賴」。依諾斯教授的觀點，路徑依賴的核心內容是，當人們選擇的制度變遷路徑是正確的，那麼沿著既定的路徑，經濟和政治制度的變遷可能進入良性循環的軌道，並迅速優化之；反之，則可能順著最初選擇的錯誤路徑走下去，並造成制度被鎖定在某種無效率狀態之中，而制度一旦被鎖定在無效率狀態，除非藉助強有力的外力推進，否則人們要想選擇新的制度就會變得十分困難。（註：參見諾斯著《制度變遷的理論：概念和原因》一文，轉引自《財產權利與制度變遷》一書，中譯本，上海三聯書店1994年版。）據此，應該正視，經濟法（這里特指中國經濟法）產生和發展過程中因下述典型的路徑依賴導致的一些低效率的「鎖定狀態」：
其一，在中國經濟法產生之初，受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體制的制約，中國經濟法不可避免對民法產生了「路徑依賴」，如經濟法理論將屬於民法調整對象范疇的橫向經濟關系，也納入經濟法的調整對象范圍，並用民法范疇構造經濟法范疇，許多民法制度（如合同制度）成為經濟法制度，由此產生了「縱橫統一說」大經濟法理論支配下的經濟法體系混亂和經濟法調整民事關系的失敗現象。改革之初開始而至今在政府依法管理經濟活動中因過分強調市場主體自律管理（如合同管理）而屢屢出現的「一放就亂」，就是市場管理法的無效率的典型。
其二，在中國經濟法產生之初，受自上而下的經濟體制改革制度變遷模式的制約，經濟法也不可避免對行政法產生「路徑依賴」，如經濟法將行政法所反映的行政手段作為調整經濟關系的主要手段，由此產生了「經濟行政法說」或曰「學科經濟法說」經濟法理論支配下的經濟法體系混亂和經濟法調整經濟關系（如企業經濟關系）的失敗現象，改革之初開始至今的政府依法管理經濟活動中過分強調政府規制而屢屢出現的「一統就死」也是市場管理法無效率的典型。
其三，在中國經濟法產生之初，受黨政難分和政企難分的經濟管理體制的制約，經濟法也不可避免產生對經濟政策的「路徑依賴」，如把經濟法成為黨和政府經濟政策的同義語即典型的政策法，由此產生了在「經濟管理法說」或「政府幹預說」經濟法理論支配下的經濟法體系混亂和經濟法調整經濟關系的政策混同於法律的失敗現象，而政府依法調控經濟活動中屢屢出現的令行不禁止的失控現象，即為宏觀調控法無效率之典型。
上述中國經濟法的「路徑依賴」之所以謂之有悖經濟和法律規律的失敗現象，主要是從經濟法的調整對象范疇與民法、行政法、經濟政策調整對象的混淆所產生的體系混亂，以及經濟法的調整方法與民法、行政法、經濟政策的調整方法混淆所產生的方法混亂的角度觀察，從而使經濟法因在法律體系和規范構建上過分依賴民法、行政法、經濟政策而失去其獨立法律部門的特色。任其發展，不僅政府在協調市場經濟關系過程中難以走出「一統就死，一放就亂」和「令行不禁止」的惡性循環，而且經濟法將鎖定在非部門法的法制低效率的學科經濟法狀態之中，而這一低效率的狀態至今是困擾中國經濟法發展的最大障礙。
就中國的經濟制度和經濟法的變遷而言，如前所述，從一開始就是由政府推動，從經濟政策到經濟法律手段，逐步實現經濟行為的規則化和制度化，這一過程，典型地說明了經濟政策、經濟法和經濟制度之間的密切不可分的聯系，以致於經濟理論和實踐中將經濟法誤解為「經濟政策法」。雖然這一誤解有悖法學和法律規律，但它卻是經濟法之「中國特色」的一個真實寫照，進而使富有法治傳統的國外法學家也感慨「要從中國共產黨的經濟改革的政策中認識中國經濟法的法律實質」，並產生了中共中央與國務院就經濟體制改革中重大事項共同作出的規定，也曾被視為法律淵源的中國法理論和實踐獨有現象。
如前所述，中國的經濟改革是政府主導型的強制性制度變遷。而政府推動制度變遷的目標是雙元的，即同時實現政治目標和經濟目標的最大化。因此，政府主導型制度變遷模式下，政治目標往往支配著經濟目標，政府主導的制度變遷往往導致財政收入的降低、通貨膨脹以及由此帶來的社會矛盾、政府權威的下降和擴散、原有經濟部分的增長困難等等，最終導致政府收縮權力或出現激進式改革，並由此在中國的市場化改革中，出現了許多問題。如在經濟領域，出現了國有企業虧損、屢改不善等問題，又如在法律領域中，則出現了通過各種手段逃避法律調整，「有法不依」、「執法不嚴」、「違法不糾」以及貪污腐敗現象。此點，也是導致中國經濟法低效率的一個主要制度原因。
我們認為，導致上述中國經濟法低效率狀態的一個法律方面的近因，是中國經濟法創建之初錯誤地選擇了民法、行政法、經濟政策的理論和實踐路徑，而且至今仍在不同程度上被鎖定在民法、行政法、經濟政策的低效率狀態之中。從而中國經濟法擺脫傳統民法、行政法、經濟政策模式的困擾並謀求自己獨立的新發展，變得十分困難。因此認真分析上述經濟法路徑依賴的產生根源，是擺脫中國經濟法發展道路上重大理論和實踐障礙的基本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