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法的形式理性與實質理性

A. 能否通俗的解釋一下馬克斯·韋伯的形式理性與實質理性，最好能舉一下

對形式理性的全面、系統或深層次的理解離不開對韋伯有關思想的探究。專韋伯的法律屬類型學是圍繞這樣兩個軸建立起來的：首先它區別「」形式「」系統和「」實質「」系統；其次又將其分為「」理性的「」和「」非理性的「」。

B. 什麼是形式理性給出詳細解答

從法律角度來解釋,是馬克斯.韋伯提出來的
司法的形式主義使法律體系能夠象機器一樣運行，這就保證了個人和其他主體在這一體系內獲得最大限度的相對自由，並極大的提高了預防它們行為的法律後果的可能性。與形式相對的是實質概念，實質系統通過外在標准，特別是宗教、倫理或政治價值來判斷。因而它受每個案件特殊性的影響，法律具有很大的伸縮性。
理性雖然是韋伯法社會學理論中的一個核心概念，但其在使用時含義卻不太統一。大致有以下幾種：

（1）法律程序能夠通過合乎邏輯的方法達到其特定的、可預計的目的。

（2）理性的第二種含義是法律的體系化特徵。

（3）理性的最後一種含義是可以為人類智力把握。

韋伯所經常使用的是第一個含義，也是合理性的最基本含義。與理性相對的概念是非理性的。

在法律意義上，非理性是指法律實體和程序與其所要達到的特殊目的之間沒有必然的聯系。
形式理性」是根據形式的原則，注重以抽象、邏輯的方式解釋事實問題，它是關於事實之間的邏輯關系判斷；「實質理性」是根據特定社會秩序中的實質（公正）原則，無需經過抽象的邏輯分析，而是要返回到具體情境和現實秩序中去查看其適用性，是基於價值對不同事實做出的倫理關系判斷。

形式合理性關注不同現象之間的邏輯性，是一種抽象的（理論）合理性，具有普遍性、客觀合理性的特點；實質合理性則是對特定目標的追求，基本屬於對不同現象的傾向和偏好，帶有主觀合理性的

韋伯同時也擔心在西方社會，實質理性會變得不如形式理性那麼重要、實質理性正在消失，制度的非人格化可能使人失去存在的價值而走入理性的鐵籠。

形式非理性法律主要由執法者依據巫術、魔力等非理性的手段來裁決，具有一套嚴格的魔法程序，但不是理性的；實質非理性法律則主要按照宗教首領或長者的意志來執行的法律，既非形式也非理性。

實質理性的法律，其理性在於規定了一般的規則和程序，同時法律與宗教命令、倫理規范、風俗習慣攪在一起，是一種混合物，其主要表現是基督教會法、家產制的法律體系。

而形式理性的法律是法律理性化的運動方向，形式理性的法律具有以下具體特徵：

(1)由法律法規支配，個人權利和義務由某種普遍且能被證實的原則決定；

(2)法律關系的體系化，形式主義法律體系有利於資本主義的發展；

(3)基於邏輯分析意義，從邏輯上分析意義來揭示與法律相關事實的特徵；

(4)由理智控制，與原始的、運用神秘手段作為程序的形式法律相對

C. 經濟法的形式是什麼

1.憲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2.法律：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內
3.行政法規容（僅次於憲法、法律）：國務院；
4.地方性法規：地方國家機關；
5.部門規章：國務院部委及其直屬機構；
6.司法解釋：最高人民法院；
7.國際條約或協定。

D. 經濟法的立法價值

論經濟法的立法價值

經濟法作為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是國家干預和調整經濟關系的重要手段，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和社會關系的日益復雜化的客觀需要而產生並逐漸發展起來。現代意義的經濟法產生於商品經濟迅速發展的壟斷資本主義時期。可以說，經濟法的產生既是客觀經濟生產的需要，也是法發展的必然結果。一方面，社會經濟的發展使社會關系更加復雜，經濟關系亦是如此。在這個實行市場經濟的時代，大多數的市場調節都由市場本身來進行，偉大的古典經濟學家亞當·斯密曾經將它比作 「看不見的手」，並且認為如果沒有任何外力的干預，這只手可以引導人們在追逐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時使社會利益最大化，這就是所謂的無形之手理論。①然而雖然市場是人類社會迄今為止發現的最為有效的資源配置方式，但它並不像無形之手理論所描述的那樣是萬能。以庇古等人為代表的福利經濟學家通過規范分析得出，由於壟斷、外部性和社會不平等是內生於自由競爭市場而市場自身又無法解決的問題，因此市場是存在缺陷的，無形之手是會失靈的。這時就需要政府這個強有力的組織機構採取一定的手段和措施來干預市場內部的關系，協調市場秩序與社會經濟發展的矛盾，而制定相應的法律就是其中的重要手段之一。所以說，經濟法的產生是客觀經濟生產的需要。另一方面，新興的法律部門產生並不是一蹴而就，其往往有個發展過程；但也正是在這些過程中，法律部門體系逐步發生巨大演變。從諸法合體到刑民分裂，進而出現民商分離……如前所述，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經濟立法已是不可或缺的。然而根據其調整的對象、手段等來看，這方面的法律法規我們都沒有充足的理由把它歸入民法或行政法等法律部門中。所以經濟法也在法律發展的過程中逐漸與其他法律相分離，成為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這是法發展的必然，也是法學理論發展的必然。

現在多數觀點對經濟法下這樣的定義：經濟法是調整在國家協調本國經濟運行過程中發生的經濟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② 由此可見，經濟法是一個不同於國內法體系中的其他法的重要的法律部門。在此僅討論其與民法的差異性。首先，就調整對象而言，經濟法調整的是特定的經濟關系，主要指生產領域中的資源分配關系，包括宏觀經濟調控關系、企業組織管理關系、市場管理關系、社會經濟保障關系等。而民法雖然也有調整經濟關系，但是這個經濟關系並不在經濟法所調整關系范圍內，他們並不是重疊或交叉的。民法所調整的是流通領域中的平等民事主體之間的財產關系及非財產的人身關系，如夫妻關系等。其次，從經濟法的調整方法來說，民法採取自願、平等、等價有償和誠實信用的原則來調整平等民事主體之間的經濟關系；而經濟法除採取命令與服從的方法外，還採取命令與平等自願相結合的方法，強調強行性規范與任意性規范、提倡性規范的結合。再次，從救濟手段來說，民法採用民事制裁方法，承擔民事責任方式主要有停止侵害、排除妨害、消除危險、返還財產、恢復原狀、賠償損失、支付違約金、賠禮道歉等。經濟法採用追究經濟責任、行政責任、民事責任、刑事責任相結合的綜合的制裁方法。同時，經濟法除了採用經濟法責任和經濟法制裁等否定式法律後果的調整方法以外，還實行了獎勵辦法（包括精神獎勵與物質獎勵），對履行經濟法規定義務做出顯著成績的單位或個人給與獎勵，以激勵和調動人們的積極性，促進社會經濟的協調、穩定和發展。第四，民法與經濟法的作用或稱調整宗旨或立法價值不同，民法強調法人和公民權利的自治，在於滿足私人權利，體現的是個人本位思想；經濟法則強調國家對全局經濟活動的干預，在於社會公共利益的實現，它體現的是社會本位的思想。但是經濟法與民法也有一定的聯系。它們調整的都是一定范圍的經濟關系，其作用緊密相關，民事權利的行使往往受到經濟權利的制約，而經濟權利的行使又要充分尊重民事權利。另外，在我國經濟生活中的許多社會關系，需要經濟法與民法的相互共同作用才能建立特定的權利和義務關系。所以經濟法的獨立性並不意味著對其它法律部門的否定。正如科斯所指出的，在不同的經濟環境下，降低交易費用的法律方法可以有多種選擇。作為市場失靈催生的法律部門，民法、商法、經濟法有其各自獨立存在的價值，有不同的側重和取捨。經濟法的價值雖不能脫離公平、自由、秩序、效率等作為法律的基本價值范疇，但經濟法的社會法性質決定了經濟法獨特的法律價值觀，並以特有的制度規范實現其實質公平、理性自由、整體秩序、社會效率等法律價值。

這里的公平是指經濟生活的公平，並且注重的是社會總體的經濟公平。③經濟法的公平觀是一種和諧的社會公平觀，社會總體公平要求絕大多數個體和團體間必需公平，但並不是要求所有個體和團體間都絕對公平。它在重視形式公平、機會公平、代內公平的同時，還強調分配公平、結果公平、代際公平。所以說經濟法的公平價值是形式公平與實質公平的有機統一。形式公平是經濟法公平價值的基礎，是在追求實質公平的條件下的形式公平。經濟法重視個體差異，將市場主體按一定的標准細化為不同類型，屬於同等條件的，同等對待。如同樣的消費者，享有的權利相等；同樣的生產者，所擁有的權利和承擔的義務也相等。民法則忽視市場主體的經濟實力、技術經驗等方面的個性特徵，而對他們一視同仁的規定，勢必造成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的盛行，產生實質不公平。經濟法以實質公平為其更高公平價值目標。實質公平是在承認經濟主體的資源和個人稟賦等方面差異的前提下而追求的一種結果上的公平。④實質公平要求一方面對具備特殊條件、地位和能力的市場主體的某些行為進行一定的限制，增加其義務或減少其權利。以反壟斷為例，從現代反壟斷法實現來看，（一個企業）單純的市場控制力通常並不被法律作否定性評價，只有當特定的具有市場控制力的企業將其控制力濫用時，法律才對其進行限制或禁止。而企業僅僅具有市場控制但未行濫用，或企業之行為雖有濫用之嫌，但其能力本身不具有市場控制力，則兩者均不違反反壟斷法。另一方面，實質公平對遭受或易於遭受經濟特權侵害的弱小主體進行特別保護，賦予其更多的權利，而承受較少的義務。如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中，銷售者在銷售中存在欺詐，消費者可以商品價格的兩倍向銷售者索賠。為方便消費者保護自己的合法權益，消費者因商品缺陷造成人身、財產損害的，可以向銷售者要求賠償，也可以向生產者要求賠償。屬於生產者責任的，銷售者賠償後，有權向生產者追償。屬於銷售者責任的，生產者賠償後，有權向銷售者追償。這些規定，從形式上看在生產者、銷售者和消費者之間，他們的權利義務是不公平的。但是，生產者有責任生產出質量合格的商品，生產者和銷售者有誠實信用的義務。與消費者相比，他們具有較多的專業知識，消費者處於弱者地位。由此可見，經濟法的實質公平體現了對弱者進行保護的實質公平，剝去了所謂人格抽象平等、權利機會平等的外衣，而對於「人」進行真實具體的價值關懷。

自由源於人的本性，康德宣稱：「自由乃是每個人基於人性所擁有的一項唯一的和原始的權利。」洛克認為：「法律的目的並不是廢除或限制自由，而是擴大和保護自由。」傑斐遜確信：「自由是人人與身俱來和不可剝奪的權利。」這些話語無不顯示出人們對自由的渴望。但是，在現在這個社會中，絕對完全的自由是不可能存在的，正所謂完全的自由就是沒有自由。倘若每個人都無所顧忌的追求自己的權利，處處侵犯他人的權利，最終將導致所有人的權利都得不到保障，也就無自由可言了。因此，經濟法的自由強調的是理性的自由、規則的自由。為了維護一種理性的自由秩序，必須對個體自由的發展予以限制，這就是經濟法的自由價值觀。他所強調的是社會整體的自由。例如，競爭法對不正當競爭與壟斷行為的規制，就是對經濟自由的一種限制。雖然壟斷的形成是自由發展的產物，但由於這種自由已經限制阻礙了競爭、破壞了社會整體的市場環境，所以必須受到競爭法的約束規制。社會整體的自由不僅是經濟法獨特自由價值取向追求的結果，更可以認為其表現為一種秩序，這是關於經濟領域和經濟生活的秩序，重在維護社會經濟總體結構和運行的秩序，更強調社會整體經濟的發展應有廣闊的空間。在經濟法秩序下，個體雖然仍是自由的，享有充分的權利，但不得妨害和損害他人和其他公眾的自由和權利，不得損害社會經濟的運行和發展。個體自由和權利的行使受到社會必要限制。要協調個體與團體、與社會之間的矛盾沖突，社會尊重個體，個體服從社會。所以這里的秩序也是整體的秩序。可見，經濟法所追求的自由與秩序的價值取向並不是割裂的，而是統一的、和諧的。現代經濟法更是保障和實現經濟自由的法律手段，經濟自由是其出發點和歸宿，通過為保障和實現經濟自由而採取干預、限制的手段，以達到一種良好的社會經濟秩序，從而實現自由與秩序之平衡，維護使社會經濟得以良好發展的良好環境。經濟法中的效率指經濟效率（即經濟效益），包括勞動生產效率、經營效率、資源利用效率、利潤率等等；並且這主要是指社會總體經濟效率。⑤社會總體效率為價值取向是經濟法自身的要求。從經濟法的法律體系構成來看，經濟法主要由市場規制方面的法律規范和宏觀調控方面的法律規范兩部分組成。經濟法所調節的是整個市場的秩序，所追求的是社會整體的自由，保障的是大多數主體的權利，故其目的是實現社會總體效率的最大化。這里的社會總體既指靜態，也含動態。經濟法的效率雖然直接是指經濟效率，但它不僅指經濟量的增長，還包括經濟質的提高。經濟的質不局限於經濟性指標，還包括如對環境、人的思想精神等的影響；後者即人們所謂同經濟效益相對應的社會效益。所以，經濟效率的范圍是非常廣泛的，經濟法是實現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統一的法。具體而言，經濟法把對經濟主體行為的評價視角從自身延展到整個社會，也就是說，經濟主體追求效益的行為，必須置於社會效益之中來認識和評價，只有符合社會效益的行為，才能得到肯定。經濟法從社會效益的需要出發實現社會經濟資源的優化配置，即通過經濟法的一些強制性規范來規制經濟生活，重新確立經濟主體的行為模式，界定經濟個體活動領域和行為方向。

綜上所述，經濟法與一般意義的法以及民法、行政法的價值取向定位差異，是經濟法與民法、行政法在法律體系中必然分野的根源所在。這不僅決定了經濟法與民法、行政法各自迥然有異的法律精神與基本觀念，從而使它們在根本價值取向或法律理論上大異其趣。由此也突顯和驗證了經濟法作為獨立法律部門的地位和在現代法律體系中的獨特的存在價值與意義。

參考資料：
① 亞當斯密著：《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商務印書館1974年版，第227頁。

② 楊紫煊 徐傑主編《經濟法學》第三版，北京大學出版社 P10

③ ⑤漆多俊：《經濟法價值、理念與原則》，載於《經濟法論叢》第2卷,中國方正出版社1999年10月

④ 李昌麒：《經濟法學》[Z]，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85頁。

希望能夠幫上忙：）

E. 形式理性和實質理性中看中西世界觀差異，還有，形式理性是什麼意思，實質理性是什麼東西

形式理性和實質理性中看中西世界觀差異，還有，形式理性是什麼意思，實質理性是什麼東西？不知道這個形式理性實質理性，如何提這個問題？這些東西只是一些概念或術語，而且是一些生僻的術語，只能依據作者的定義，看作者的定義就行了。

F. 經濟法中有哪些行為性質

論經濟法的公平價值

摘要：經濟法的公平價值是以社會本位為基礎的形式公平和實質公平的統一，也是代內公平和代際公平相統一的可持續發展的公平。

關鍵詞：公平 社會本位

一、以社會為本位是經濟法公平價值的基石

經濟法以社會為本位是指經濟法以維護社會公共利益為出發點和歸宿。社會公共利益與個人利益、集體利益、國家利益相對，但又不是後者的集合或某種利益的簡單相加，而是後者合力的結果或有機總和。〔1〕經濟法的公平價值具有獨特性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因為它建立在以社會為本位的基石之上。

經濟法是在公法對私法的介入，以國家之手對市場失靈的干預中產生的。在自由資本主義時期，法學上形成了孟德斯鳩、霍布斯為代表的自然法學派。自然法學派從天賦人權的哲學思想出發，認為法就是由人類理性和由事物性質產生出來的必然聯系。法律是自然的理性表現，是客觀存在的普遍規律。在經濟學上，以亞當·斯密為代表的古典自由主義經濟學佔主導地位。他認為在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客觀經濟規律會自發實現「自然秩序」。人是自我利益的理性的、最大限度的追求者，即理性人，在這種「自然秩序中」，當理性人在追求其個人利益的目標時，他好像被一隻「看不見的手」引導著去實現公共最好福利。這只看不見的手就是市場。他認為，最好的政府就是管得最少的政策，政府對經濟的任何干預都是有害的，政府的權力應主要用於維護社會秩序的安全，即「夜警國家」的模式。自然法學派和古典自由主義經濟學對近代資本主義法律體系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在這個時期，以國家干預為主要特徵的經濟法受到削弱，民法得到了充分的發展。〔2〕

然而，亞當·斯密所描繪的完全依靠市場調節，來達到的理性的人與社會和諧發展的「自然秩序」並沒有很好地實現，展現在我們面前的是這樣一幅圖畫：環境污染、資源過度開采、貧富分化、市場壟斷、公共產品短缺等。在資本主義由自由競爭進入壟斷階段後，經濟危機的周期性爆發，也桎梏了社會經濟的發展。市場調節的盲目和滯後，個體組織生產的有序與整個社會生產的無序，個體利益的局部性與短期性，往往使個人利益得以彰顯，社會公共利益受到忽視。對此，以個人為本位的民法是無能為力的。尚須「國家之手」的干預以維護社會公共利益，進而恢復經濟的自由與有序、個體利益與社會利益的平衡格局。經濟法所追求的公平，是社會公共利益的公平。它強調人們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行為，必須對社會的經濟發展而不只是對個別人的特定利益承擔義務。〔3〕有些行為，在民法來看，也許是無可厚非的，但如果這種行為對社會公共利益造成危害甚或造成威脅時，就會受到經濟法的規制。如微軟收購Intuit軟體公司，可謂是個互贏的商業行為。Intuit的股東希望通過其企業被收購而獲得微軟的投資，並利用微軟龐大的國際分銷網分得好處。微軟則希望獲得Intuit公司開發的已佔有個人財務軟體市場近70%分額的Quicken軟體。這場收購雙方平等互利，完全符合民法的條件要求。然而美國政府擔心收購完成後，微軟會獨霸全美的個人財務軟體市場，執意向法院起訴，最終導致了這場交易的流產。〔4〕經濟法總是以個別經濟活動與社會公共利益的對比效果為參照，來評價公平價值的實現。

國家干預也應以維護社會公共利益為宗旨。從某種方面講，政府因其本身的特點，在某些時候，也有產生損害社會公共利益的可能。首先政府幹預經濟，往往以國家利益為根本出發點。大多數情況下，社會利益與國家利益是一致的，例如，保護耕地與發展經濟佔用耕地是矛盾的。所以，依照《土地管理法》制定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和年度規劃，嚴格佔用耕地審批制度，遵照「佔多少，墾多少」的原則，徹底落實佔用耕地補償制度。這樣，就會既有利於保護耕地，維護農民的權益，又保障了國家的建設用地，達到社會利益和國家利益的統一。但是，社會利益與國家利益並不完全一致，也會有沖突。如國家為快速發展經濟，過度佔用耕地，則可能暫時有利於國家利益，而損害了社會利益。其次，政府幹預手段的落後，反應的遲鈍，往往難以適應瞬息萬變的市場形勢。政府在宏觀調控方面有優勢，而微觀管理方面不足。政府處於凌駕於社會之上的機構，信息廣泛，但也難免會有偏差，導致決策的失誤。最後，政府作為社會的一個組織，在發揮經濟職能，對社會進行規劃、引導、控制、調節和監督的同時，難免會有尋租現象。且由於目前監督機制不完備，在我國官本位歷史傳統影響下，易滋生腐敗。有鑒於此，在政府幹預社會經濟生活的過程中，干預的程度、方式、方面，都應以維護社會公共利益為宗旨，加強政府幹預的科學性，提高政府人員的素質。

二、經濟法的公平價值是形式公平和實質公平的統一

羅爾斯認為，形式正義執行法律和制度時應當平等適用於屬於它們所規定的各種各樣的人。由形式正義產生形式上的公平。在民法上，公平主要是指形式公平。它意味著機會平等。而機會平等至少要有四個方面的規定性：即社會資源平等地向市場主體開放；競爭的起跑線均等；市場主體同等的不受歧視；市場主體平等的擁有實現其經濟目的的手段。〔5〕民法所強調的機會公平，是以實現抽象的人格平等和個人自由為條件，將作為民事主體的人視為完全相同的理性人，而忽視客觀存在的人所處的環境和其自身所具備的一切具體特徵，給予民事主體同樣的法律保護。

但是，法律的普遍性並不能應對社會生活的復雜組合。在以競爭為主導的市場經濟中，市場經濟主體形式上的公平卻產生著實質上的不公平。就如一個億萬富翁不可能與一個乞丐具有的條件一樣，經濟法認為，一個經濟巨人與一個經濟侏儒也是不在一個起跑線上的，即使法律賦予他們平等的權利和義務。由於市場失靈和政府失靈，諸如行政壟斷、地方保護、信息偏差、經濟實力、地理位置、基礎設施等一系列差別因素的存在，給市場經濟帶來的實質不公，使得民法的形式公平難以實現。形式公平，也是經濟法所要追求的首要目標。每個市場經營主體，不論其所有制形式、所在區域的不同，都有進入市場進行平等競爭的機會。經濟法既不為某個市場經營主體在競爭中獲勝創造特別優越的條件，也不特別給某個市場經營主體製造障礙，使其在市場競爭中失敗。〔6〕

形式公平是經濟法公平價值的基礎，是在追求實質公平的條件下的形式公平。民法忽視市場主體的經濟實力、技術經驗等方面的個性特徵，而對他們一視同仁的規定，勢必造成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的盛行，產生實質不公平。經濟法恰恰重視個體差異，將市場主體按一定的標准細化為不同類型，屬於同等條件的，同等對待。如同樣的消費者，享有的權利相等；同樣的生產者，所擁有的權利和承擔的義務也相等。

經濟法以實質公平為其更高公平價值目標。實質公平是在承認經濟主體的資源和個人稟賦等方面差異的前提下而追求的一種結果上的公平。〔7〕實質公平要求一方面對具備特殊條件、地位和能力的市場主體的某些行為進行一定的限制，增加其義務或減少其權利。以反壟斷為例，從現代反壟斷法實現來看，（一個企業）單純的市場控制力通常並不被法律作否定性評價，只有當特定的具有市場控制力的企業將其控制力濫用時，法律才對其進行限制或禁止。而企業僅僅具有市場控制但未行濫用，或企業之行為雖有濫用之嫌，但其能力本身不具有市場控制力，則兩者均不違反反壟斷法。另一方面，實質公平對遭受或易於遭受經濟特權侵害的弱小主體進行特別保護，賦予其更多的權利，而承受較少的義務。如各國的產品質量法和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中，如銷售者在銷售中存在欺詐，消費者可以商品價格的兩倍向銷售者索賠。為方便消費者保護自己的合法權益，消費者因商品缺陷造成人身、財產損害的，可以向銷售者要求賠償，也可以向生產者要求賠償。屬於生產者責任的，銷售者賠償後，有權向生產者追償。屬於銷售者責任的，生產者賠償後，有權向銷售者追償。這些規定，從形式上看在生產者、銷售者和消費者之間，他們的權利義務是不公平的。但是，生產者有責任生產出質量合格的商品，生產者和銷售者有誠實信用的義務。與消費者相比，他們具有較多的專業知識，消費者處於弱者地位。由此可見，經濟法的實質公平體現了對弱者進行保護的實質公平。

經濟法形式公平與實質公平還相統一於社會本位的基石之上，體現在：經濟法為社會公共利益，不同時期調整內容也不同，其公平價值取向也不同。在改革開放初期，我國為鼓勵吸引外商來投資，加速我國經濟發展，促進改革開放的步伐，就出台了許多優惠政府，使得那些在資本、管理經濟上比我國企業雄厚、豐富得多的外國企業，享受到了中國企業都享受不到的有利條件。這對我國企業形式上和實質上都是不公平的。在經過二十年的改革開放後，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已初步建立並初步完善，作為WTO的成員，我國的市場競爭規則要同世界接軌，就要求市場經營主體平等地參與競爭，就需要逐漸減少外資企業的優惠條件，讓他們享受國民待遇。再如，在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壟斷企業的經濟力量非常強大，所以，反壟斷法是這些國家經濟法的核心。而在我國目前，為增強經濟全球化中我國企業的競爭力，發揮企業的規模效應，應鼓勵、支持建立大型企業集團，實現同我國企業間的形式公平和實質公平。

經濟法既追求形式公平，即同等條件下同等對待；又追求實質公平，即不同等條件下不同等對待，二者是統一的。形式公平是實質公平的前提和基礎。沒有形式公平的實質公平是平均主義。平均就是在機會的擁有和財富的分配上，無視能力和特殊需要的存在而曲解為簡單的按份分攤，是與平等背道而馳的。〔8〕實質公平是經濟法的更高目標。實質公平是形式公平的必然發展。沒有實質公平的形式公平，形式公平的目標也不能最終實現。

三、經濟法的公平是可持續發展的公平

隨著人類文明的加速發展，尤以資本主義工業化大生產以來，人類面臨到了歷史上前所未有的新問題。世界財富的增長並沒有使所有的國家以及每個國家中所有的地區受益，相反，卻加大了他們之間的貧富差距。人類生產力的極大提高，人口大爆炸，使得他們能夠而又不得不向大自然攫取更多的資源。自然資源的掠奪性開采和利用，導致人類生態環境的惡化。水土流失、土地沙漠化、森林面積銳減、礦產資源枯竭、環境污染等，嚴重威脅著人類的生存和延續。在對傳統的工業文明和發展模式進行深刻的反思的基礎上，形成了一種新的發展和發展模式———可持續發展。目前，可持續發展的比較權威的解釋是：「既滿足當代人的需要，又不對後代人滿足其需要的能力構成危害的發展。」〔9〕其主要有三個方面的內涵：第一，人類有追求幸福美好生活的權利，但這些權利必須通過與自然相和諧的方式爭取；第二，當代人在創造與追求自己的發展時，應承認並努力作到使自己的機會和後代人的機會平等；第三，為了今世和後代的利益，環境必須成為發展進程的一個組成部分。〔10〕

經濟法的公平觀是可持續發展的公平觀，既體現當代人間的公平，又蘊涵代際人間的公平，是追求更廣泛意義上的社會公平。當代人間的公平，即維護所有當代人生存和發展的權利並滿足其為此的基本需要。它要求一國內地區間有平衡的發展。在一國內不同地區之間，由於區位條件、自然資源、生態環境等影響經濟發展的因素不同，造成地區間經濟發展的不平等。在某些特定時期，國家為了整體發展的需要，甚或對一些條件好的地區予以政策優惠，來推動這些地區經濟的發展，從而加劇了不平等的存在。我國東部和中、西部的發展就是一個很好的佐證。區域經濟不平衡已經嚴重影響了我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所以，「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加快中西部地區的發展，關系經濟發展、民族團結、社會穩定，關系地區協調發展和最終實現共同富裕，是實現第三步戰略目標的重大舉措。」〔11〕代際間的公平，即當代人不能因為自身的發展與需要而損害人類世世代代滿足需求與發展的條件，要給子孫後代以公平利用自然資源和環境的能力的權利。科技的發展，使得後代人有可能開發出新的能源並提高能源的利用率，但其發展仍然離不開大量的自然資源。環境是人類共同的財富，我們應留給下一代一個清山綠水的世界。因而當代人既要考慮自身的發展，也要考慮後代人的發展。經濟法還為實現公平的可持續發展作了具體的規制，如土地環境保護法、礦產資源法、水法、漁業法等，都有所體現。

經濟法可持續發展的公平價值觀，是注重社會效益的價值觀。效益是指投入與產出或成本與效益之間的比較。經濟法的公平價值，不僅限於經濟效益，更強調社會效益。沒有西部地區的現代化就沒有我國的現代化，也就沒有社會效益。在消除地區經濟差距上，東部地區要加強與中西部地區全方位的經濟技術合作，支持和參與西部開發，更好地發揮中西部地區的輻射帶動作用。中央也應多給予政策、稅收、財政上的支持，如鼓勵外商到中西部投資，加強中西部水利、交通、通信、電網及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建立相關的稅收減免和財政補貼、財政轉移支付制度。社會效益必然要求可持續發展的模式，經濟的發展，不能以犧牲環境來換取經濟的短期高速發展。我們應走出以往「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老路，將簡單粗放的消耗型經濟轉變為高技術含量多的集約型經濟，進行產業調整，促進產業升級，注重生態效應與經濟利益的統一。「經濟法的效益觀所追求的社會效益，在於它不是一般而言的經濟成果最大化，同時更是宏觀經濟成果、長遠經濟利益以及社會福利、人文和自然環境、人的自由和自身價值等諸多因素的優化和發展，微觀經濟成果的優化和發展也是社會效益的組成部分之一。」〔12〕只有注重社會效益，人類的可持續發展才有保障。

經濟法的公平價值，是確立在社會公共利益基礎上的形式公平和實質公平，是可持續發展的公平。它不只強調代內公平，更將視野擴展到代際公平，顯示了其對整個人類發展的終極關懷。它也是經濟法作為一門獨立法律部門的產生、發展、繁榮的重要的活力源泉。

注 釋：

〔1〕程寶山：《經濟法理論的新思考》[J]，《鄭州大學學報》，2000年第5期。

〔2〕李昌麒：《經濟法》[M]，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9頁。

〔3〕江合寧：《對經濟法與行政法價值定位的思考》[J]，《廣東社會科學》，2000年第2期。

〔4〕美國司法部將微軟收購之舉提交法院[N]，《國際電子報》，1995年8月7日，轉引自：史際春、鄧峰：《經濟法總論》[Z]，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67—168頁。

〔5〕公丕祥：《論當代中國法制的價值基礎法制與社會發展》[J]，法制與社會發展，1995年第2期。

〔6〕王保樹：《經濟法原理》[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年版，第50頁。

〔7〕李昌麒：《經濟法學》[Z]，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85頁。

〔8〕卓澤淵：《法理學》[Z]，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230頁。

〔9〕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我們共同的未來》，吉林大學出版社，1997年。

〔10〕程信和、李摯萍：《可持續發展———經濟法的理念更新和制度創新》[J]，廣州：學術研究，2001年第2期。

〔11〕摘自《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個五年計劃的建議》。

〔12〕史際春、鄧峰：《經濟法的價值和基本原則芻議》[J]，法商研究，1998年第6期。

賴達清 李文軍

G. 什麼叫形式理性

對形式理性的全面、系統或深層次的理解離不開對韋伯有關思想的探究。韋伯的法律類型學是圍繞這樣兩個軸建立起來的：首先它區別「」形式「」系統和「」實質「」系統；其次又將其分為「」理性的「」和「」非理性的「」。 形式系統具有自我滿足的特徵，一切對製作判決必要的規則和秩序在此系統內均有效。形式的法律是指嚴格根據法律規定運作的法律體系，它意味著在事先制定好的一般性規則基礎上做出決定。而司法的任務在於「」把一般的法規運用於特殊情況下的具體事實，從而使司法具有可預測性。司法的形式主義使法律體系能夠象機器一樣運行，這就保證了個人和其他主體在這一體系內獲得最大限度的相對自由，並極大的提高了預防它們行為的法律後果的可能性。「」 [10]與「」形式「」相對的是「」實質「」概念，實質系統通過外在標准，特別是宗教、倫理或政治價值來判斷。因而它受每個案件特殊性的影響，法律具有很大的伸縮性。 理性雖然是韋伯法社會學理論中的一個核心概念，但其在使用時含義卻不太統一。大致有以下幾種：（1）法律程序能夠通過合乎邏輯的方法達到其特定的、可預計的目的。（2）理性的第二種含義是法律的體系化特徵。（3）理性的第三種含義是用來說明「」基於抽象闡釋意義的法律分析方法「」。（4）理性的最後一種含義是「」可以為人類智力把握「」。[11]韋伯所經常使用的是第一個含義，也是合理性的最基本含義。與理性相對的概念是非理性的。在法律意義上，「」非理性「」是指法律實體和程序與其所要達到的特殊目的之間沒有必然的聯系。在此，應當注意的是，無論形式和實體，還是理性與非理性，它們基本上只涉及法律思想的特點，而非內容。 在此基礎上，韋伯將法律類型學作如下分類：（1）理性的，包括形式理性和實質理性；（2）非理性的，包括形式非理性和實質非理性。韋伯認為，當法律創制者和發現者受超理性控制的手段——諸如神諭、神明裁判等等——引導時，就是形式非理性的方式，這些法的效力依賴於法律給予者的神聖不可侵犯性，並且以依賴巫術為標志，而巫術的最大特點是它的固有形式主義以及有賴與程序有關的詳細的規定。實質非理性一般是指按照宗教首領或者長官的意志執行的法律體系，即法律創制者和發現者不受一般規范指引，而是對每一個情況根據感情專斷地做出結論，典型的例子就是穆斯林法官卡迪坐在鬧市斷案時，不是根據成文規則或規范，而是根據每一個案件的具體情形自由判斷。當法律創制者或發現者有意識遵循某種一般原則時，則屬於實體理性。這些原則可以是宗教或倫理等。[12]最後一種是形式理性法。這種法律淵源於古羅馬法，在當代西方最為發達。韋伯認為，形式理性法「」指來源於羅馬法中的形式主義審判原則的法律體系。他把每個訴訟當事人都以形式上的「」 法人「」對待並使之在法律上具有平等地位，它只依據法律條文對確鑿無疑的法律事實做出解釋和判定，而不考慮其他倫理的、政治的、經濟的實質正義的原則，同時還要排除一切宗教禮儀、情感的、巫術的因素。「」[13]伯爾曼在概括這一思想時認為，「」以形式合理為特徵的法律思想類型是這樣一種思想類型，其中法律表現為一種邏輯一致的抽象規則的結構，根據這種結構，能夠認定案件和問題中的有效事實並解決這些案件和問題。「」[14]由此可見，形式理性法律在實體及程序上都受一般確定的方式指引，其運作並不是根據個案來確定。 韋伯將注意力集中在理性法上，特別是「」形式理性法「」。因為他認為法律理性化是一種從實體理性法到形式理性法的轉變。形式理性法又可分為兩個類型：附帶的理性法和邏輯的理性法。附帶的理性法是指固守法律形式主義，僵守規定的語言和文件表面形式。「」具有像感覺材料那樣能被感知到的有形性，是法律與有關事物的特徵。這種堅持事物外部特徵的做法，如用特定語言表達或在文件上簽署姓名表示固定意義的特殊象徵性行為，都體現了極其嚴格的形式主義。「」 [15]但他認為這種法律思想形式會導致曲解詭辯，卻不會帶來法律的精密化。邏輯的理性法是另一類型的形式主義法律，它是從邏輯分析的角度來解釋法律與相關事實的特徵。法律理性化的最高階段是邏輯的理性法，這種理性的法律「」是由所有經分析導出的法律命題組成的一個整體。在其中，這些法律命題構成了一個邏輯清晰、內部一致，而且至少在理論上天衣無縫的規則體系。根據這種法律，所有可以想像到的事實情境都能找到相應的法律規則，從而使秩序得到有效的保障。「」[16]因而邏輯的理性法符合有如下假設：（1）每一具體案件都是基於抽象的法律規則適用於具體的事實情況；（2）通過邏輯手段創造的實體法抽象規則可以為每一具體事實情況提供判決；（3）因而，實在法構成一個天衣無縫的規則體系；（4）每一社會行為都可能、也必須是構成對法律規則的服從或觸犯或適用。 韋伯認為這種理性法是西方文化的特殊理性主義的產物，「」只有西方人知道現代意義的國家，它具有職業行政、特殊官吏、以公民權利義務觀念為基礎的法律……只有西方人知道由法學家創造、被理性的解釋和適用的理性法「」。[17] 「」現代西方的法律理性化是兩種力量平行起作用的結果。「」[18]

H. 韋伯關於經濟行為的理性化體現在哪些方面

首先了解韋伯的「理性化」思想：韋伯認為理性是上帝賜予的，是人生來固有的。「理性行為」是社會行為的手段與目的之間合乎邏輯的聯系理性是思考的產物，並始終與思維相一致，而理性化卻是在一定的習俗、制度、規范、情感、意志和信念下產生的，意義的價值與理性共同發揮著作用，而且意義的向導性或者說「行動的自我趨向性」，往往作為理性化行動的一個先行存在而發揮作用，意義內在於一切行動之中，無意義則一切行動就不會發生。
韋伯關於經濟行為的理性化體現在如下三個方面：
一、經濟理性化體現在理性的經濟行動以及理性的貨幣和資本計算上，它在西方社會的興起是各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其中宗教、政治和法律的作用不可忽視，而西方城市的獨特性以及貨幣和工業技術的迅速發展也是西方經濟理性化產生的重要影響因素。
二、經濟理性化相比較傳統的生產條件具有固定資本、自由勞動、理性的勞動專門化與勞動結合、純粹流通經濟的勞務分配以及建立在資本主義營利經濟基礎上的理性經營等根本特徵。
三、資本主義經濟達到了高度形式理性化的程度經濟利益成為人們行為的根本准則這導致了傳統社會關系的改變。同時,嚴密的經濟機制也將人類牢牢地束縛於其中導致人類的異化狀態。有效需求和實際需求之間的矛盾以及計劃經濟和流通經濟的矛盾則體現了形式理性經濟與實質理性經濟之間的矛盾。
供參考。

I. 經濟法基本原理有哪些

1. 人們面臨權衡取捨。（表明經濟學是研究資源稀缺條件下的選擇問題。）
2. 某種東西的成本是為了得到它而放棄的東西。（機會成本）
3. 理性人考慮邊際量。（邊際分析法）
4. 人們會對激勵作出反應。（激勵因素）
5. 貿易能使每個人狀況更好。（市場經濟）
6. 市場通常是組織經濟活動的一種好方法。（市場機制調節）
7. 政府有時可以改善市場結果。（政府幹預）
8. 一國的生活水平取決於它生產物品與勞務的能力。（國家整體經濟）
9. 當政府發行了過多貨幣時，物價上升。（貨幣政策）
10. 社會面臨通貨膨脹與失業之間的短期交替關系。（通貨膨脹）

J. 經濟法的基本功能和任務

作為獨立法律部門的經濟法不但應當有其獨特的調整對象，而且也應當有自己獨立的作用范圍。經濟法的作用首先在於彌補民法公平觀念之不足。公平原則是民法的最高准則，它既體現了民法的任務、性質和特徵，也反映了民法的追求目的，是民事立法的宗旨、執法的准繩和行為人守法的基本指南。甚至可以毫不誇張的說，公平原則是民法的活的靈魂。不僅如此，公平原則又與一切具體的民法原則不同，它具有對一切市民社會普遍適用的效力，且貫穿於整個民法的立法、執法和守法過程的始終。在公平原則與其他民法基本原則的關繫上，公平原則既是其他原則的高位原則，對其他民法基本原則起到指導作用，同時公平原則又可具體化為平等原則、自由原則、自願原則和禁止權利濫用原則，並以這些原則作為其實現方式。但民法公平強調的是個體公平、條件公平和形式公平。這種公平有其自身存在的合理性，對於市民社會觀念的確立、社會的進步、人性的解放、人格的尊重等許多方面都發揮了其他任何法律部門都難以比擬的重大作用。不僅如此，作為私法代表的民法是以調整平等主體之間的財產關系和人身關系為己任的法律規范，它所作用的社會生活的范圍決定了它只能是私人利益的維護法，它承認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市場主體都是「經濟人」，承認市場主體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即是說民法只是從市場規則角度對市場行為進行規范，在市場經濟運行中，只要市場主體沿著民法預先制定的行為規則去追求自身利益最愛貓撲.愛生活對於追求的結果就予以承認並加以保護，至於由此所產生的諸如人類生存危機、社會不公等問題，民法通常無能為力。民法所追求的平等也是社會條件的平等，對此列寧曾指出：「社會主義者說平等，一向是指社會的平等，指社會地位的平等，決不是指個人的體力和智力的平等。」由此可見，民法所倡導的公平、平等的價值理念僅局限於經濟個體之間的公平和平等，它僅僅是形式上的公平和機會上的平等，而不能從社會整體利益出發去追求實質的公平和平等。民法只能是個人利益的本位法和個人權利的維護法，如果硬要牽強附會地將民法建立在社會公共利益基礎上去實現個人利益最大化，那隻能是削足適履，是民法的異化。傳統的民法既然難以擔當起維護社會公共利益的重任，那麼這一任務就只能由作為社會法的經濟法來承擔。與民法相比，經濟法強調的是社會公平、結果公平和實質公平，謀求的是社會的穩定發展，追求的是社會的整體公共利益。社會公共利益並不是個人利益的簡單相加，而是能讓全體社會成員受益的整體利益，它既超越於個人利益之上，但又與個人利益密切相關，與個體利益之間是一種既統一又有矛盾的關系。隨著市場經濟的進一步發展，人們之間的聯系日益密切，彼此依存程度日益加深，因而從整體上協調市場主體之間的利益關系以推動社會發展已顯得十分必要和迫切。因此經濟法的存在既有其合理性，也有其廣闊的作用空間。
其次是彌補商法效益觀念之不足。按照一般理解，商法所調整的主要是商人及其行為。而商人作為市場主體，又以追求利潤作為自己一切行為的主要目的和存在的唯一依據，是不折不扣的經濟人。所謂經濟人，按照古典經濟學家穆勒的觀點就是會計算、有創造性、能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人。⑤並且還應當是具有理性的人。所謂理性的人或人的理性是指經濟人能夠通過成本——收益或趨利避害原則對其面臨的一切機會和目標及實現目標的手段進行分析比較和優化選擇。馬克思指出：「人們扮演的經濟角色不過是經濟關系的人格化，人們是作為這種關系的承擔者而彼此對立著。」亞里士多德曾說過：「人就其本質而言，都是政治動物。」但同樣應當強調的是，在作為政治動物的同時市場主體又是作為經濟動物即經濟人而存在的。政治人和經濟人雖然具有不同的功能，但卻有相同的價值行為准則，即無論是作為經濟人還是作為政治人，都無時不在既定約束條件下以最小代價去獲取最大收益。從這個意義上說，政治人無非是活動在政治領域內的經濟人。作為經濟人，其最主要的特點是具有趨利避害的本能。商法的主要作用就在於將經濟人的這種逐利行為合法化、規范化，並為商人的營利行為營造良好的法律環境。但商法中的效益側重於對個體效益的張揚和保護，注重的是個人意識的尊重。其主要原因在於，商法中的效益原則是以經濟自由主義為基礎的，商法上的效益原則、自由原則或意思自治原則不過是經濟自由原則的法律體現。而經濟自由主義又是現代商品經濟和市場經濟的基石。古典重農學派認為，人類社會和物質世界一樣，都存在著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這就是自然秩序。人身自由和私有財產是自然秩序所規定的人類的基本權利，是天賦人權的基本內容。自然秩序的實質在於個人利益和公眾利益的統一，而這種統一隻能在自由經濟體制下才能得以實現。作為古典經濟學思想集大成的經濟學家亞當·斯密將這種經濟自由主義思想進行了發揮和完善，將個人主義作為「天賦自由經濟制度」的基礎。認為個人是其本人利益的最好明斷者，明智的做法就是讓每一個個人在經濟活動領域中自主地抉擇自己的道路。在這種一切聽其自然的社會中，其規律性力量是由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來進行調控的。自由放任意味著經濟領域是一種只服從於自身規律運動和變化的獨立經濟體系，它獨立於作為政治領域的國家之外，且政治國家不應干涉經濟領域的活動。社會利益是在個人追逐私利的狀態下實現的，個人的逐利過程同時也可以促進社會的整體進步。但這種效益至上和意思自治通常僅局限於個人，當個人的利益與社會利益、個人意思自治與社會的意思自治發生沖突時，商法首先選擇的是尊重個人的利益和意思自治。換言之，當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發生沖突時，商法側重於尊重個人的意思自治和保護個人利益，而不能站在社會整體利益的高度對個人利益進行限制，對個人意思自治予以充分集中。因此，協調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實現社會效益和社會整體利益追求的目的只能由作為社會法的經濟法來承擔。
最後是彌補行政法國家利益至上觀念之不足。行政法是關於行政主體的行政管理活動的法律規范的總和。其調整對象是行政主體在行政管理活動中和其他國家機關，社會團體、企業事業單位以及公民之間的關系即行政關系。嚴格意義上的行政法是近代民主政治的產物，它以國家權力的有效劃分、國家機關的嚴格分工作為條件。行政法作為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大體上包括幾方面的內容：關於行政組織的法律規范；關於行政行為的法律規范；關於行政法制監督的法律規范。行政法的主要特點是：內容極其廣泛，涉及政治、經濟、軍事、外交、公安、民政、科技、衛生、文化、教育等各個領域；因其內容與社會生活關系十分密切，而社會生活經常發生變化，因此行政法規范常有變動；沒有一部統一、完整、系統的行政法典，而由分散的一系列法律文件組成；法律文件數量特別多，在各個法律部門中居於首位；立法是多元的，不同國家機關的行政立法，其性質和效力均有所不同。行政法之所以無力擔負起維護社會公共利益的重任，主要原因在於行政法主要體現的是國家意志，而在階級社會中，國家意志又主要體現的是統治階級的意志，因此國家有時雖然能兼顧整個社會的公共利益，但從根本上說主要維護的還是統治階級的利益，而不能從社會公共利益出發維護被統治階級的利益。即是說，以國家利益為本位的行政法既難以同時兼顧國家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也不能把社會利益作為主要或唯一的價值追求。行政法主要調整和保護的是國家的政治生活，現代行政法的立足點應是限制國家的行政權力，即如何將國家的管理行為限制在合理范圍內，制定行政法的主要目的是為了維持國家機器的正常運轉，因此國家的一切只能包括其經濟行政職能也應以實現這一目標為其存在目的。也就是說，行政法的主要內容是如何將行政機關的行為限制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行政法律規范也主要表現為限權性規范。因此，從其作用領域和存在目的來看，行政法並不負有克服市場調節機制缺陷及維護市場條件的職能，也無力擔負起維護社會公共利益的重任。與行政法不同，經濟法調整和保護的是市民社會生活即社會的經濟生活，是市民社會的保護法；其立足點在於以維護社會公共利益為目的而干預社會市場主體的經濟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