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美合同法不正當影響
1. 100分懸賞 區分合同成立與合同生效的意義及作用 注意了不是問二者的區別 是問區分的意義
一、統一合同法對合同成立和合同生效的立法發展
合同成立和合同生效是合同法的兩個重要問題。前經濟合同法對此規定得相當簡單,
統觀《經濟合同法》,只有第9條規定了合同成立的概念,第6條規定了合同生效的一種
情況,也未確立合同生效的概念。因此,《經濟合同法》並未嚴格區分合同成立與合同生
效。由於對合同成立的規定過於簡單,因而造成實踐中常發生的爭議就是合同是否成立及
何時成立的問題。統一合同法對此規定有了很大的發展,主要表現在下面幾方面:第一,
規定了合同成立的兩大必備要素,即要約和承諾,確立了合同成立的構成要件。第二,詳
細規定了合同成立的類型、時間與地點。從統一合同法第21條至第37條規定來分析,合
同成立有意思表示成立和事實行為成立,簽字成立和確認成立兩種分類。合同成立的時間
有承諾到達時成立、作出承諾行為時成立、簽字蓋章時成立與簽訂確定書時成立幾種。統
一合同法對合同成立的規定彌補了舊合同法中合同成立的立法空白。使合同成立具有可操
作性。第三,提出了合同生效的概念。統一合同法第44條規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合
同成立時生效。並且在第44條至第47條規定中多次使用與合同生效相對的合同失效的概
念,表明合同生效完全成為合同法的獨立概念。第四,完善了合同生效的形式和時間。新
合同法第44條至第51條規定表明合同生效可分為一般生效和特殊生效兩類,具體包括成
立生效、條件生效、期限生效、追認生效、信賴生效幾種形式。成立生效是指依法成立的
合同,自成立時生效,其中包括法律、行政法規規定應當辦理批准、登記等手續的生效的
情形。成立生效是大多數合同生效的形式,因而為一般生效,其餘都為特殊生效。條件生
效是指附生效條件的合同,條件成就時生效。期限生效是指附生效期限的合同自期限屆至
時生效。追認生效包括幾種情形: 1·限制行為能力人訂立的合同經其法定代理人追認生
效; 2·無權代理、越權代理經被代理人追認生效; 3·無權處分財產的經權利人追認生效。
信賴生效是指無權代理、越權代理、法人代表人及負責人越權訂立合同的因善意相對人的
信賴而生效。這些規定進一步完善了合同生效制度,並使合同生效制度更具操作性。第
五,確立了合同成立與合同生效的序列。統一合同法改變舊經濟合同法先規定合同生效再
規定合同成立的立法體例為先規定合同成立後規定合同生效,確立了合同成立與合同生效
的先後序列,表明了合同成立與合同生效的不同階段性。
綜上所述,統一合同法從立法體例到內容規定上嚴格區分了合同成立和合同生效,完
善了合同成立和合同生效的法律規定,從而構建了我國合同成立與合同生效兩種不同的法
律制度。但是,有些規定使兩者區分不甚明確,具體表現在:統一合同法對合同成立和合
同生效無法定概念;對合同成立和合同生效的條件也不甚明了;有些規定較模糊甚至矛
盾。如,根據我國民法通則的規定,主體能力是民事行為的有效條件之一。與此相統一合
同主體的締約能力本來是合同效力的問題,而在合同訂立的第一條款中規定,造成對合同
成立條件理解上的分歧。因此,有的學者把它看作是合同成立的條件,有的則認為是合同
。又如承諾生效是合同成立的一種形式,與合同生效是不同的概念,但立法中
都用「生效」一詞易混淆兩者概念。立法的完善要求我們進一步明確:全同成立與合同生
效是否有區別?區別何在?區分兩者有何意義?這既是個合同法理論問題又是個合同法適
用的實踐問題。
二、合同成立和合同生效的區別
從法理看,合同成立和合同生效不僅序列不同,還有其內在的區別,具體表現在:
(一)合同成立和合同生效概念和要件的不同。根據我國統一合同法第2條規定合同
是當事人之間設立、變更、終止民事權利義務關系的協議的規定。可見,合同的成立是指
當事人雙方對合同的條款意思表示一致。這一概念表明合同成立的核心在於「合意」。要
合意須有合意的主體即合意的當事人,要合意須有一定的內容即合同的條款,要合意須有
一定的形式,及要約與承諾,因此,合同成立的要件有: 1·有雙方或多方當事人; 2·意
思表示一致; 3·有要約和承諾兩個階段。合同成立反映的是當事人自由協商的結果,並
不涉及法律的肯定或否定的評價,因此,協議當事人的訂約能力,合意的真實性,內容的
合法性等問題並不影響合同成立,但是,因為在實踐中合意的復雜性,統一合同法在合同
的訂立中對合意的形式和程序作了詳細的規定,即對於要約和承諾的規定。從這一角度
看,合意也應具有一定的法律規定性。合同的生效是指已經成立的合同因符合法律規定的
要件而具有法律約束力。就是說當事人之間因合意而成立的合同並不當然具有法律約束
力,只有符合法律的規定才具有法律約束力。依據統一合同法的規定,合同生效的要件
是: 1·合同主體合格,即具有締約能力; 2·合意真實,即意思表示真實; 3·合同內容和
形式都符合法律強制性規定。
(二)合同成立與合同生效的性質和作用的不同。從兩者的性質看,合同成立是指合
同的訂立過程的完成狀態,反映的是合同當事人是否已達成合意,即當事人之間是否締結
了合同關系。因此,合意是合同成立的基本規定性。合同生效是指已經成立了的合同因符
合法律的要求而具有法律約束力,反映的是國家通過法律對合同的肯定性評價,是法律認
可當事人的人意思的結果。因此,合法是合同生效的基本規定性。從兩者的作用看,合同
履行是合同生效必然的法律後果,合同成立是合同履行的依據。同樣,合同生效是合同履
行的開始,也是構成違約的前提,而合同成立是合同履行的依據,也是構成違約及承擔違
約責任的依據。因此,合同的成立與合同的生效是兩個層次的問題,是不同的概念和制
度。
(三)合同成立和合同生效在立法原則上的不同。無論是英美合同法還是我國統一合
同法,對合同成立基本遵循的約定主義原則,英美合同法理論認為:要締結合合同,當事
人之間就必須就某一件事達成協議。而要達成協議,則必須由一方提出要約,另一方表示
承諾,協議達成合同便告成立。表明合同是否成立主要是當事人自己的事,合同成立的依
據是當事人達約定。從初期英美合同法規定和判例看,合同成立不但須具有要約和承諾兩
個必備要素,而且合同的內容須准確。過於含糊,期限不明,內容不完備及附條件的合同
都可能導致合同的不成立。然而,英國1893年的《貨物買賣法》和美國的《統一商法
·141·邵蓉岩:論區分合同成立與合同生效的意義
在實際生活中合同的不完善性是不可避免的認識,在合同內容的准確性上有所
放寬。如,《貨物買賣法》和美國的《統一商法典》第2—305節第1款都規定,如果雙方
在合同中對價格未作規定,則可按合理的價格償付。《統一商法典》第2—204節規定,如
雙方確有締結合同的願望,而又有合理的根據給予救濟,合同的不準確性則不妨礙同的
成立。這一修改更徹底地體現了合同成立的約定主義原則,反映了英美合同法對合同契約
性這一本質特徵的認識和理解。從我國統一合同法對合同成立規定看也體現了這一原則。
對合同生效的規定英美合同法和我國統一合同法都體現了法定主義原則,都規定凡違背成
文法禁止性規定和違反公共秩序的合同都是無效的,並且都對合同生效的時間和地點作了
詳細的規定,從而為合同的履行奠定了基礎,為保護合同當事人的合同權益提供了法律保
障。
三、區分合同成立和合同生效的理論與實踐意義。
(一)體現契約自由與國家(法律)干預相結合的現代合同法精神。合同法是以商品
經濟的存在為基礎的,調整的是財產交換關系,屬於私法范疇。契約自由,意思自治成為各國合同法的基本原則。即要不要訂立合同,與誰訂立合同,訂立什麼合同,合同如何履行,合同糾紛如何處理都應當是當事人自己的事,當事人會根據自身利益來確定,法律無須太多的干涉。但是,由於商品經濟主體利益的多元性與不可調和性,純粹的契約自由,意思自治並不能解決合同中的所有問題,尤其是超越當事人利益的國家利益和社會利益的保護問題,所以,在當事人意思自治的前提下,法律的干預是必須的,為此,各國合同法都對合同的合法性作出評價,進行干預。因此,契約自由與國家干預相結合成為現代合同立法精神。合同成立反映的是當事人自由協商的結果,是意思自治原則的體現。而合同生效則體現了國家通過法律對合同當事人合意的評價,反映了國家對財產交換關系的干預,同時也反映了法律為保證合同履行的努力。因此,獨立合同成立的概念使之與合同生效的概念相區分能更好地反映現代合同法的精神。也能使我國合同法與國際合同法更好地銜接。
(二)體現合同法的特徵,有利於保證合同的真正實現。合同法調整是合同關系,即
財產交換關系又稱財產流轉關系。財產交換關系是以財產的讓渡為特徵的財產關系,是財產的動態表現方式,有別於物權法所調整的以財產的佔有和支配為特徵的靜態的財產關系。財產交換的實現必須具備三個要素:一是交換的主體;二是交換的客體;三是達成合意。主體和客體是交換的前提,合意是交換實現的核心。因此,合同作為財產交換的法律形式,合意是其實現的根本。從此意義上說,作為保證合同交易快捷和安全的合同法確立以合意為核心的合同成立的概念,具有保證合同真正實現的本質意義。而合同生效則是合同實現的法律保障,是合同的補充。
(三)為設立效力待定合同制度奠定了理論基礎。所謂效力待定是指符合合同成立要件但某些方面欠缺生效要件的合同。合同成立意味著合同關系確立,當事人在該合同中約定的權利義務具有了實現的可能性。由於合同成立是確認合同生效的前提和基礎,也是判斷合同責任的基本前提,因此,效力待定合同中的權利義務處於待定實施階段。此階段合同的權利為期待權,合同義務是附條件義務。由於期待權也是一種能給當事人帶來利益的民事權利,因而任何一方當事人均不得用不正當手段侵害之。如,統一合同法第45條第2款規定,惡意阻擾條件成就的,視為條件成就;惡意促進條件成就的視為條件不成就。如果其行為造成對方財產利益損害的,還應承擔對方損失的賠償責任。
(四)對正確理解合同不成立與合同不生效有重要的實踐意義。合同不成立是相對合同成立而言的,是指合同雙方當事人未達成合意。所以,導致合同不成立的原因是不合意,包括公然的不合意和隱含的不合意。合同的不生效是指已經成立的合同不符合法律規定的,不具有法律效力,對合同當事人和第三人沒有法律約束力,所以導致合同不生效的原因是合同不合法。雖然合同的不成立與合同的不生效的結果都是對當事人或第三人不具有法律約束力,當事人不必履行合同,但兩者也會產生不同的法律後果,對當事人有不同的意義。第一、合同不成立與合同不生效對當事人所產生的法律責任不同。對合同不成立,涉及的是當事人是否達成合意。如果一方當事人對不合意有過失也只承擔民事責任,如有過失的一方當事人應當承擔締約過失責任。合同的不生效尤其是合同無效涉及的是違法問題,因此不僅產生民事責任而且可能引起行政責任甚至刑事責任。第二、當事人在合
同不成立之訴與合同無效之訴中享有的訴權不同。合同不成立的享有主張權,即合同不成立由當事人來提出,由司法機關或仲裁機關判斷,除非當事人主張合同不成立,否則司法機關或仲裁機關不會主動干預。而合同無效,即使當事人不主張,司法機關或仲裁機關也會主動干預,宣布其無效,以維護法律的權威。
(五)對司法機關或仲裁機構正確處理合同糾紛有重要的實踐意義。以往司法機關在處理復雜的合同糾紛時由於不區分合同成立和合同生效往往導致混淆當事人間的合同關系,從而導致法律責任分配不公等問題。正確區分合同成立和合同生效能幫助司法機關或仲裁機構分清錯綜復雜的合同關系,判斷當事人的真正意願,為促進交易,公平責任奠定基礎。同時,區分合同成立與合同生效影響司法機關或仲裁機構對合同不成立之訴和合同生效之訴的審查方式。在合同不成立之訴中,司法機關或仲裁機關無須對當事人的真實意思加以判斷,只需審查當事人的意思表示是否一致。在合同無效之訴中司法機關不僅要審事人是否意思表示並達成一致,而且要審查當事人意思表示的真實性。
合同成立,指當事人經歷要約、承諾，就合同主要條款達成一致。其構成要件：一是有雙方當事人；二是有訂立合同的目的；三是意思表示一致。就合同成立應注意：
1、在意思表示一致的內容上，僅要求就合同價格等主要條款達成合意，而不要求就合同所有條款達成一致。
2、在與合同生效的關繫上，合同成立並不必然導致合同生效，合同法第四十四條規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時生效，這里「依法成立」則意味著合同成立必須具備生效要件，才能產生法律上的拘束力。只有在合同主體適格，意思表示真實，內容、程序合法的前提下，一個成立的合同，才是一個生效的合同。
合同生效,是指已經依法成立的合同在當事人之間產生一定的法律約束力，亦即法律效力。合同生效意味著雙方當事人享有合同中約定的權利和承擔合同中約定的應當履行的義務；任何一方不得擅自變更和解除合同；一旦當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規定的義務，另一方當事人可尋求法律保護；合同生效後，對合同當事人之外的第三人也具有法律約束力，第三人（包括單位、個人）均不得對合同當事人進行非法干涉，合同當事人對妨礙合同履行的第三人可以請求法院排除妨害；合同生效後，合同條款成為處理合同糾紛的重要依據。因而，合同成立是合同生效的前提條件，合同生效是當事人雙方訂立合同實現預期目標必然要追求的結果。
2. 英美合同法和我國合同法的區別有哪些
一、關於法律適用范圍的比較
1、通則的適用范圍
我國1999年頒布的《合同法》與國際私法協會公布的《國際商事合同通則》（以下簡稱通則）[1]有一定關聯性，通則的有些規定，無論在國內還是在國外都是可以適用的。我國《合同法》第126條規定，「涉外合同的當事人可以選擇處理合同爭議所適用的法律，但法律另有規定的除外。涉外合同的當事人沒有選擇的，適用與合同有最密切聯系的國家的法律。」 該條規定與通則前言第2款規定一致，即在當事人一致其合同受通則管轄時，適用通則。因此，我國當事人在與涉外當事人簽訂合同時可約定適用通則。該通則比《聯合國國際貨物買賣公約》適用范圍要更寬泛得多，具有相當的靈活性。除國際商事合同外，該通則也可替代國內法適用。如前言第4條規定，「當無法確定合同的適用法律對某一問題的相關規則的，通則可對該問題提供解決辦法。」 該條規定旨在說明，即使合同是由某一特定國內法管轄，但對案件解決遇到困難的時候，可以從通則中尋求解決問題的途徑。以往我國的司法實踐在處理案件遇到困難時，一般求助司法解釋、學理解釋，還有專家論證。現在通則關於交易糾紛的一些規定又給我們開辟了解決糾紛的途徑。通則不是國際公約，不具有強制性，適用與否完全可依當事人的意思選擇，但是要明確的是，通則是由近20個國家的法律專家對國際交易的規則進行潛心研究的成果，具有很強的適用性和可操作性，它較之國際貨物買賣公約適用范圍要寬泛得多。參照通則的有關規定，可為我國《合同法》的立法與適用拾遺補缺。通則的寬容之處在於，任何規定都不得限制根據有關國際法原則而應適用的強制性規則的適用，無論這些理制性規則是國家的、國際的還是超國家的（1.4條）；除通則另有規定外，當事人可以排除通則的適用，或者減損或改變通則任何條款的效力。因通則所具有的這種非強制性，當事人根據各自的情況既可以排除或部分排除該原則適用，使之更適合於當事人的特殊交易需要。「凡屬於通則范圍之內但又未被通則明確規定的問題，應盡可能地根據通則確定的基本原則來處理」（1.6），這就給我們在實務中遇到法律障礙的時候提供了有益的鑒鏡。
2、關於格式條款的理解與適用
《合同法》關於格式條款共有三個條款，從表面上看對出具格式合同一方不利，但在司法實踐中存在的問題不少，非但起不到保護非格式合同一方，而且往往成為出具格式合同免責的武器。《合同法》第39條規定，「採用格式條款訂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條款的一方應當遵循公平原則確定當事人之間的權利和義務，並採取合理的方式提請對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責任的條款，按照對方的要求，對該條款予以說明」；第41條「對格式條款的理解發生爭議的，應當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釋。對於格式條款有兩種以上解釋的，應當作出不利於提供格式條款一方的解釋。格式條款和非格式條款不一致的，應當採用非格式條款。」 格式合同亦稱定式合同或標准合同，對於同一種類、性質並且重復交易的行為，採用標准文本，既節約了交易成本、洽談時間、條款的爭議，也有平等待人的「鏡像」。這是人們通過長年累月的交易總結出來的經驗，對此應予肯定。但是格式合同的弊端也很多，一是不允許當事人協商和修改（如借款合同、租賃合同、保險合同、房屋買賣合同等）；二是絕大多數條款，特別是免責條款都對出示格式合同一方有利，在某種程度上屬於強奸民意。而締約的另一方往往是弱勢群體，對某些條款即使不同意，但迫於急需無奈，也只有違心簽字；三是有些專業術語，作為締約的另一方難以理解，糊里糊塗簽了字；四是這類合同都是出具格式合同的一方代理人或中介人代辦，但這些人為了急於收取代理費或中介費的功利目的，常常會對另一方作虛假承諾。對於格式合同最為人們詬病的是保險合同。無論是人壽保險還是財產保險，都是在計劃經濟條件下的部門立法，其目的並不在於「保險」，而在於「圈錢」。所以保險合同糾紛頻繁出現，投保人屢受拒賠之苦。筆者經常承辦這類案件，對於法律上的障礙困惑費解。
首先，所謂通常理解，可以說公說公的理，婆說婆的理，無任何標准，這又給法官提供了自由裁量的空間，誰送禮多，誰就獲勝。投保人是弱勢群體，縱然滿身是嘴，也難抵法官的「通常理解」。比如前例中的重大疾病保險合同的心臟病（心肌梗塞）一條，投保人和保險人完全可以各執一詞。投保人稱心率過速是心臟病的一種，保險人抗辯說，按通常的語法理解，這里的心臟病僅指心肌梗塞。從字面上看，保險人是有道理的，因為按照中國語法習慣的心臟病，只是特指括弧里的「心肌梗塞」，這本身就會使法官處於兩難境地，在實務中肯定會產生不同的理解和詮釋。
我們認為通則對於確認格式合同條款效力的規定倒是切中時弊：第2.20條（1）如果標准條款中某個條款是對方不能合理預見的, 則該條款無效, 除非對方明確地表示接受；（2）在確定某條款是否屬於這種性質時, 應考慮到該條款的內容、語言和表達方式。第3.10條：（1）如在訂立合同時，合同或其個別條款不合理地對另一方當事人過分有利，則一方當事人可宣告該合同或個別條款無效。除其它因素外，尚應考慮下列情況：（a）該另一方當事人不公平地利用了對方當事人的依賴、經濟困境或迫切需要，或者不公平地利用了對方當事人的缺乏遠見、無知、無經驗或缺乏談判技巧的事實，以及（b）合同的性質和合同的目的。（2）依有權宣告合同無效一方當事人的請求，法院可修改該合同或條款以使其符合公平交易的合理商業標准。（3）依收到宣告合同無效通知的一方當事人的請求，法院也可以如前款所述修改該合同或該個別條款，條件是該方當事人在收到通知後，並在對方當事人依賴該通知行事以前及時告知發送通知一方當事人。本章第13條（2）款的規定相應適用。」 我們認為，《通則》這些條款勝過《合同法》關於格式合同的所有條款，為此，我們建議關於在將來的《合同法》的司法解釋中應將《通則》條款納入國內法，這對於格式合同的糾紛處理將大有裨益。
3、關於合同的效力
《合同法》第52條，「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無效：（一）一方以欺詐、脅迫的手段訂立合同，損害國家利益；（二）惡意串通，損害國家、集體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蓋非法目的；（四）損害社會公共利益；（五）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 我們認為，對於上述合同規定無效，非但不能保護另一方（守約方）的合法財產利益，恰恰減輕了對不法民事行為人的懲罰力度。對此應借鑒通則第3.3條：（1）合同訂立時不可能履行所承擔義務的事實並不影響合同的效力。（2）合同訂立時一方當事人無權處置與合同相關聯之財產的事實本身並不影響合同的效力。通則規定的即使是自始不能履行的合同，如一方當事人已將所有的房屋出賣給另一方並已過戶，在合同已無法履行的情況下，並不影響合同效力，判令違約方承擔違約責任並賠償損失。在一方當事人將無權處置他人的財產的情況下，也不影響合同效力。這就是對擅自簽訂合同坑害他人的所謂不道德的人予以懲罰，對於欺詐、脅迫等致合同無效的條款，通則的規定也有利於受害人一方。請看通則第3.11條：（1）如欺詐、脅迫、重大誤解或一方當事人錯誤歸因於第三人，或為第三人知道或理應知道，而第三人的行為由另一方當事人負責，則可宣告合同無效，其條件與由另一方當事人本身簽訂的合同宣告無效的條件相同。（2）如欺詐、脅迫或重大懸殊歸因於第三人，而其行為不由另一方當事人負責，如果另一方當事人知道或理應知道此欺詐、脅迫或重大懸殊，或者在合同宣告無效時還未本著對合同的信賴行事，可以宣告合同無效。這兩條較優於合同法的地方在於：第一，對於合同的有效與否的決定權由守約一方決定。可以承認有效，也可以宣告無效，合同的效力不是由法律規定。第二，守約方宣告無效是對另一方的嚴厲懲罰。因為該條所謂的欺詐，其原因並不在於締約的一方，而在於第三方的原因，這與合同法第52條之規定大相徑庭。凡此種種，不一而足，法律規范也屬法律文化，是人類共同的精神財富，應當根據國情合理繼受、過濾和消化對我們有益的立法理念，這應當成為我們的共識。關於格式合同的效力，除《通則》可資借鑒外，其他大陸法系國家的規定也可參考。如德國《民法典》第138條第2款將「程序性的」和「實質性的」公平標准合而為一：（1）合同履行和相對履行之間「明顯地不相稱」，（2） 並且一方當事人「通過利用另一方當事人的困境、缺乏經驗、缺乏判斷力或無重大的決斷力」而達成的合同，則合同無效。 [2]以色列對格式合同（標准合同）的限制更為嚴格，該國《合同法》第14條規定，「就契約文句之全部參酌其他情事檢討後確信限制文句對顧客不利，或給予供給等以有危害顧客之虞之利益等，證明該文句之全部或一部為無效」。[3]世界各國對格式合同的免責條款有的稱為「灰色條款」，有的稱「黑色條款」，對此效力都作了嚴格的限制，這符合20世紀以來的照顧弱者的立法潮流，對合同自由原則進行了修正，為此有學者將當前的時代稱為「從契約到身份的回歸」 的時代，頗有幾分合理之處。 因此，筆者建議在未來修改合同法或作出司法解釋時，將格式合同對另一方當事人不利的免責條款，規定法院可以直接認定無效，這比所謂通常「理解」更為有利於保護弱勢群體。
二、關於要約與承諾的比較
我國《合同法》借鑒通則最多的部分是要約和承諾的方式部分，即第1條—31條、34條，共計20條之多。這部分條款涵蓋要約、要約邀請、要約的撤回、要約的撤銷、承諾及承諾的期限及撤回等。通則關於要約和承諾計有12條，即2.1—2.12。兩者內容大致相仿，但有些差異是值得重視的。《合同法》第13條，「當事人訂立合同，採取要約、承諾方式」。通則第2.1條規定，合同可通過要約的承諾或通過當事人能充分表明其合意的行為而成立。但《合同法》對合同的訂立方式只採用要約、承諾方式似乎絕對，也不大符合人們的交易習慣，而《通則》在要約和承諾之外加上「可通過當事人的能充分表明其合意的行為而成立」則寬容和豁達，而且囊括其他所有的合意行為。僅此一點，合同法就稍遜一籌。市場交易的實踐表明，所有的合同並不都是要約和承諾達成的。關於通則乃至其他民法典在訂立合同方式局限於要約和承諾的錯誤已被德國法學家海因?克茨所發現。這位德國民法學家尖銳地指出各國立法的偏頗，「近來很多民法典規定，要約和承諾是合同訂約的惟一方式」，這是錯誤的和非理性的。他認為，訂立合同的要約和承諾的規則基本上是從18世紀發展起來的。《葡萄牙民法典》和《奧地利民法典》幾乎沒有涉及這一問題，在《法國民法典》中根本沒有提及。但是，近年許多國家的民法典都規定了要約和承諾是訂立合同的唯一方式。如《德國民法典》第145條「向他人發出訂立合同的要約的人，受要約約束，但要約人已排除要約的約束力的除外」 ；第147條「（1）向在場者發出的要約，只能立即承諾之……（2）向不在場者發出的要約，只能到要約人在通常情況下可預期收到答復時為止承諾之。」 [4] 《瑞士民法典》第5條，「向不在場當事人發出的，沒有承諾期限的要約，在要約人收到以合理方式在合理的時間內送達的承諾之前，要約有效。要約人可以推定其要約在合理的時間內到達要約人。在合理時間內發出的承諾，但到達要約人時遲到的，要約人應當立即將比情況通知對方。否則承諾產生法律效力。」 [5] 2002年第1版第2頁的《日本民法典》第521條、第522條也有此規定。荷蘭1892年新修改的債法總則第217條，「合同經要約和承諾而成立，」 [6] 也只能通過要約和承諾才能訂立合同。義大利、蒙古等國也都未忽視要約和承諾這個20世紀最新的合同法范疇。除大陸法系國家民法之外，英美國家大都把要約作為合同訂立的一個要素，盡管各國合同法理論或實務中對要約稱謂有所不同，諸如投價、發盤、建議等，對承諾的稱謂在各國貿易實務中稱為「還盤」等。[7] 我國《合同法》借鑒通則最多的也是在關於訂立合同須有要約和承諾的方式方面。筆者上引的德民、瑞債均指要約和承諾是指「不在場」的情景下才適用。我國《合同法》實際上根本沒有必要必須將「同意」寫進要約和承諾中，因為雙方當事人是面對面地訂立合同。這是我國《合同法》食洋不化，照抄照搬，違反人們交易習慣的結果。在羅馬時代，合同義務原本是以訂立契約為目的確立的。訂約時雙方當事人都需要親自到場，即使這種手段被放棄，一般來說合同的訂立仍需要雙方當事人在場。……因此，羅馬法學家從未認為有必要將「同意」用要約和承諾這兩種陳述方式單獨地表示出來。這種需要中介在可信賴的郵政服務出現和遠距離訂閱合同成為可能之後，才成為可能，這就是德民和瑞債指的雙方當事人不是面對面的「不在場」的情況下才適用要約和承諾。如果將所有的交易都定格在要約和承諾的一種方式上，這是錯誤的。毫無疑問，在許多業已訂立的合同案件中，任意將一方當事人的行為視為要約而把另一方當事人的行為視為承諾是不可能，也是不現實的。我們以土地買賣為例，其文件已起草並已公證，並由雙方當事人同時簽字，因此，很難說一方當事人向另一方當事人發出了要約，且另一方當事人表示了他的「承諾」 ；再如，一位消費者用現金買一包香煙時，顯然，雙方當事人是在訂立協議。但是，將整個程序分解為「要約」和「承諾」，並討論賣方交付一包香煙是否就算作出了「要約」和「承諾」 ，賣方交付一包香煙是否就算作出了「要約」，或買方在收款處交付了現款是否就算作出了「承諾」，這幾乎是沒有什麼用處的，或許對新任律師有些用處。在強行將合同訂分立為「要約」和「承諾」時，另一難以處理的情形是，相對方向的建議和反建議在進行長時間的協商談判後才達成協議，在合同成立時，很難作出明確決定，但是那種認為合同應通過要約和承諾訂立的思想對於完成任務毫無意義。[8] 除此之外，筆者認為，訂立合同從理論上講，有要約和承諾是成立的。但對於面對面的交易行為，很難界定哪一方是要約，哪一方是承諾。如律師與當事人談代理費的數額時，通常是在討價還價過程中達成的代理協議。比如就某一收費標准，律師提議按標的額的5%收費，委託人說太高能否按3%，律師說不行，最少也得按4.5%，雙方最後達成按財產比例的3.5%收費。這種討價還價中有要約，有反要約（新的要約）；有承諾，有否定承諾，雙方在訂立合同時，互有要約和承諾，兩種方式混合在一起，很難分得清何者為要約，何者為承諾。當然，在人對機器或物發生交易的場合，如自動售貨機、投幣買地鐵票、在賓館使用備用的特殊物品如安全套等，只要開封，就可視為承諾。物品上標明的價款是要約，投幣或開封視為承諾，這是簡易的交易，但是大量的交易遠非如此簡單。再如，建築工程合同的訂立則更為復雜。一般認為，招標公告是要約邀請，建築施工單位前去投標是要約，招標人接受投標是承諾，一旦接受，合同便正式成立。[9] 筆者對這種認識不敢苟同。在司法實踐中，招投標僅是建設工程中的一個組成部分，它是整個建設施工合同中的一個鏈條，就投標人前去投標而言，因投標人數眾多，在未開標之前，尚未涉及建設項目實體內容，即未涉及項目、價款、履行方式等合同主要條款情況下，合同即使是成立了，也是無內容的。按照我國《招投標法》規定，建設工程招投標有如下環節：招標（公開招標和邀請招標）→投標→開標→評標→中標→發中標通知書→簽訂建設工程合同。建設部標准合同文本第二部分「通用條款」對此有明確的解釋。上述組成部分均為建設施工合同的組成部分。這是一連串的民事行為，最後歸納在一個總的合同之中。若按高爾森教授的觀點，在招投標中，投標人只要前去競標合同就成立了，但一旦未中標，按此邏輯可以告投標人違約了，然而這豈不荒唐？筆者用此案例證明，何為要約、何為承諾並非楚河漢界一目瞭然。至此，我們認為，通則第2.1條的「或通過當事人的能充分表明其合意的行為」合同即成立的規定更加符合交易習慣。德民和瑞民將要約、承諾限縮在當事人不在場的情況下，均有理論的、立法的和實踐的意義。因此，我們在代理具體案件的實務操作時不妨借鑒一下通行的相關規定，以解除法律解釋上的困惑和障礙。
三、締約過失：先合同責任、後合同責任、侵權責任？
對於締約過失責任，是合同責任、非合同責任，還是侵權責任，目前在理論界尚存爭議。締約過失責任理論是由德國目的主義法學家耶林於1861年發表的《締約上的過失、契約無效於未臻完全時的損害》這篇著名的論文中創立的，被譽為法學上的重大發現，填補了法學上的盲區，其基本內容是指一方違反先合同義務，給另一方當事人造成信賴利益損失時應承擔民事賠償責任。這個理論得到了世界范圍內的承認。1994年通則第2.15條（惡意談判）規定：（1）當事人可以自由進行談判，並對未達成協議不承擔責任；（2）但是，如果一方當事人以惡意進行談判，或惡意終止談判，則該方當事人應對因此給另一方當事人所造成的損失承擔責任；（3）惡意，特別是指一方當事人在無意與對方達成協議的情況下，開始或繼續進行談判。
對於締約過失責任，《歐洲合同法通則》稱之為磋商過程中的責任。該通則與國際商事合同通則的締約過失關於惡意談判中的第2.301條1——3項，第2.302條關於保密義務的規定幾乎完全一致，這充分說明了國際商事游戲規則的趨同化乃大勢所趨，人類的文明成果可以相互吸納互為消長。[11] 誠如德國法學家海因?克茨在《歐洲合同法》德文原著前言中所預言的那樣：如果說歐洲在經濟方面必然要形成統一的單一市場的話，那麼毫無疑問，歐洲的私法起碼在某種程度上勢必要統一起來，那一天終會來臨，鴻溝將會被填平。[12]這是智者之識。筆者認為何止歐洲，在將來的某一天世界會統一於一個游戲規則，這是歷史發展的必然，我們樂觀的期待著這一天的到來。我國《合同法》不僅成功的消化了耶林的締約過失理論，而且在借鑒了通則的基礎上還有一定的發展。
締約過失的前合同義務的體現有以下幾種表現形式：（1）假借訂立合同，惡意磋商；（2）故意隱瞞重要事實或提供虛假情況；（3）未盡協力義務；（4）未盡先義務，以及未盡保密義務。
締約過失後合同義務體現在第58條，即合同無效或者被撤銷後，因該合同取得的財產應當予以返還；不能返還或沒有必要返還的，應當折價補償。有過錯的一方應當賠償對方因此受到的損失，雙方都有過錯的，應當各自承擔相應的責任。這就是梁慧星先生所講的「合同關系雖然消滅了，法律仍要求當事人負某種義務，違反了這種義務就要承擔責任。這個責任不屬於侵權責任，也不屬違約責任，類似合同義務。」 [13]
除此之外，還有後合同義務，即附隨義務。該義務在締約前存在，在合同權利義務終止後也存在，合同法第92條對此作了明確規定，即合同權利義務終止後，當事人應當根據誠實信用原則，根據交易習慣履行通知、協辦、保密義務。我國《合同法》所提出新的規范，並未將締約過失責任局限在締約前的通則之中，而是根據市場交易的復雜性，加大了保護交易安全、懲罰違約的力度。遺憾的是，有的論文在2006年還引用明顯過時的觀點，[14] 仍局限在締約前的過失責任范圍內，這就落後於我國《合同法》何止十萬八千里！所謂締約過失責任，德國法稱為先合同責任，它搖擺於合同法和侵權法之間。在締約過失責任產生之初，關於應當將其置於何種責任之下的爭議便開始了。迄今為止依然爭論未休。據筆者歸納，在大陸法系之間關於締約責任有三種歸屬方式：第一種方式為先合同義務，德國自2002年起將締約過失納入了合同法的框架之內（見《德國民法典》第311條第2款和第3款），其可歸納有如下原則：注意義務、信賴責任、附隨義務、保護義務。如一方違反上述義務，則承擔原合同可得利益。案件類型有締約前的人身傷害和財產損害，受損義務導致合同終止等。 締約過失理論付諸於司法實踐始於德國1911年的一宗「油毯」判例。帝國法院在該案中將適用於合同責任的規則延伸到了與侵權責任更為相關的事實上。一位女士走進一家商店，在購買了許多商品後，向店員說明要買一卷油毯。店員從貨架上抽出她要買的一卷油毯時，不小心讓另外兩卷油毯從貨價上滾落下來，砸傷了這位顧客和她的兒子。帝國法院將合同原則適用於這一案件，並論證說：原告是帶著購買油毯的意願走進這家商店的。因此在雙方之間便產生了導致銷售者應當保護消費者的特定關系。違反此義務，便應當承擔合同損害賠償的責任。由此引發的是，合同責任原則究竟能夠在多大的程度上適用於侵權事實領域？德國法官的論證表明，假如人們走進一家商店在收銀台前等候過程中卻踩在乳酪上而滑倒在地板上，合同責任應當包括這種侵權行為。依據油毯一案，若第三人與意在締結合同之人之間存在某種特定關系，則注意義務則可能延伸到第三人身上。[15]我國近年也多有這種判例，如上海一家書店一學生從電梯掉下摔傷；北京一旅客雨天在飯店門前滑倒摔傷等，都是按締約過失對待的。 梁慧星教授也舉過一個商場因工作人員疏忽未蓋地下室蓋板，將一顧客脊骨損傷的案例，也稱之為締約過失責任。這是將締約過失責任擴大化的傾向，值得商榷（下文將涉及該問題）。第二種方式為侵權行為。如2002年9月17日歐洲法院在判決中認為，根據國際管轄法，惡意終止合同磋商的損害賠償責任應由《布魯塞爾條約》第5條第3款調整。該款的調整對象是侵權行為或類似行為。將違反誠信原則、惡意終止合同磋商歸屬於侵權法，法國、比利時及盧森堡等多國持此觀點。法國主流觀點認為先合同責任屬於侵權性質。1988年法典對此法律觀點予以確認。比利時法學界的立法觀點同樣傾向於合同責任歸於侵權責任之中，盧森堡法律體系主流觀點也將先合同責任納入侵權責任之中。第三種方式為將締約過失與侵權責任相區別，其代表性的國家是希臘。其民法典採取具體情況具體分析的態度，該是什麼就是什麼，不將所有先締約出現的損失或侵害都往締約過失籃子里裝。《希臘民法典》第197-198條依據締約的目的來界定何為締約過失、何為侵權行為。該法典首先承認締約過失的賠償責任，對誠實信用原則在合同和先合同的首要地位予以確認，並創造健康的商業交易關系。對此，法學家們舉例說，假使某人走進一家商店打量陳列的商品，或走進一家餐館找位子，並不屬於希臘所理解的締約過失責任范圍，因為他們與合同標的之間沒有任何內在聯系。對學者們經常引述的德國法院判決的締約過失案例，如「亞麻油地氈案」、「顧客香蕉皮滑倒案」、「菜葉案」，[16]希臘法學家認為應當適用侵權法，而不是締約過失責任，所說締約過失應為締約時違反誠實信用原則，惡意磋商或違反保密義務等才符合締約過失構成要素。對此觀點，筆者甚表贊賞。現略陳述淺見如下：
首先，要認定是否屬締約過失責任，應按締約過失理論和通則、合同法的觀點和規范去把握，即本文前面引用的如惡意磋商、隱瞞真相、協力義務、告知義務、附隨義務等。如違反這些原則性規范可以確認締約過失責任。第二，要依照當事人是否有締約之目的認定是否確屬締約過失責任。在現實生活中，人們在節假日或閑暇時，逛商店習以為常，有購物的，也有以消遣為目的的（不在少數）。第三，要把握締約過失法律概念的含義。締約過失責任概念有三層含義：一是締約是前提，無締約的明確目的，即使受到傷害也不能往締約上靠。二是須有過失。過失有兩種含義，一是疏忽大意的過失，二是過於自信的過失。這兩種都不含故意之意。三是在具備前兩個要素的情況下才存在責任承擔問題。只有具備這三個要件，才構成民事行為的締約過失責任。
3. 人類需要什麼樣的合同法秩序--《英美法對價原則研究:解讀英美合同法王國中的「理論與規則之王」》
——這一問題通常包容(subsume)在對價的標題之下。 ——麥爾文．埃森博格(Melvin Eisenberg) 既然合同法的中心課題與使命就是實現和執行當事人未來的允諾，那麼我們所期望的合同法秩序的建構也就只能圍繞允諾的實現和執行問題展開。當然，這種合同法秩序的具體設計還需要有一個價值衡量的標准以決定「何種允諾或合同才是可以實現和執行的?」反映在理論上就是所謂的合同的約束力根源的問題。從羅馬法到現代英美法與大陸法，沒有一種法律制度承認單純的允諾或協議能夠執行，羅馬法強調裸約(num pactum)不可執行，英美法也一直把「單純的允諾不能執行」作為合同法的基本出發點。事實上，就已經過去的人類歷史而論，我們並不希望執行所有的允諾，法院也從未對所有的允諾給予執行。因此，科賓便作出了如下著名論斷： 在法律體系中有一個被稱為合同法的部門，其為之努力的，乃是實現允諾所產生的合理預期。法律並非致力於實現所 有由允諾產生的預期，其所要實現的必須是合理的預期。迄今存在的一切法律制度中，沒有一個承認所有的允諾都能夠強制 執行……一個允諾必須伴隨某種其他要素，才能夠被強制執 行。這似乎在所有的法系都概莫能外。現在討論的問題便是此種其他要素之為何物，即一個允諾必須伴隨什麼事實才能在法律上強制執行? 比較法學家海因．克茨教授的論斷具有同樣的穿透力： 實質上，合同約束力根源的問題就在於追問「合同為什麼可以約束當事人?」，即合同約束當事人的理論基礎和依據何在?這歷來都是合同法歷史與現實中的重大問題(great questions)之一。自羅馬法以來，合同約束力的根源都能在現實制度中找到其正當性和合理性支持，只不過隨著社會和法律制度的發展以及合同約束力的逐步擴張，有關合同約束力根源的理論也呈現多樣化的局面，這就需要我們在多樣化和復雜性中作出評價、辨明優劣，不致在現實的制度選擇中迷失方向。當然，有關合同約束力根源的理論探討在兩大法系同樣重要和繁多，但近幾十年來，英美法中的合同約束力根源的理論研討的熱烈程度要遠甚於大陸法國家，它一直是英美法上的「一個重大的理論熱點」。我認為，造成此種差別的原因主要是兩大法系看待問題之思路上的差異。大陸法將合同的約束力的根源作為合同得以執行的抽象的理論基礎或合同法的理論前提，因此，此問題便成為一個十分抽象且沒有太多現實意義的問題。但在英美法系，情況則完全不同。英美合同法中的對價原則、允諾禁反言原則等都並非單純的理論前提或理論基礎的問題，他們直接決定當事人的允諾可否執行，是允諾或合同得以執行的標准，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這或許也是英美實用主義哲學的實際體現。也就是說，在大陸法中，合同約束力根源是一個單純的理論問題；而在英美法，合同約束力根源既是重大理論課題，也是重大的現實課題。對於這一點，高德利教授在論述原因和對價的區別時，也說得很清楚：原因理論主要是一個理論性勝於實踐性問題，其與現實的允諾的執行幾乎無關，對現實沒有任何的效果。對價原則則完全相反。普通法法官從不抽象地追問人們為何作出允諾，也從不關心創造一個內涵一致的對價定義，他們的任務是非常實際的：限定違諾賠償之訴(assump咖)中可執行的允諾的范圍。即區分可執行的允諾與不可執行的允諾。可見，在英美法的語境中討論合同約束力根源的問題並非只是「理論作秀」，更是在思考和關切現實生活中當事人的允諾可否得到執行和實現這一實踐性問題。 當然，從具體內容上來看，合同約束力的根源可以包括書面和要式口約等形式主義原則、意思理論、原因理論、信賴理論、公正效率理論和對價原則等等。下面擇要而述： 1．形式主義原則。源自古羅馬法的形式主義原則是指合同的約束力來自於要式口約和書面等特定的形式要件，當事人追求什麼目標無關緊要，只要其協議符合了特定的形式要求，便可以對當事人產生約束力，從而受到法律的保護。羅馬法形式主義傳統的影響十分深遠，後世法律在合同約束力根源的問題上也不乏形式主義尊崇者。此種對協議之外的形式的注重和崇拜，成就了人們對合同約束力的主觀認同和合同交易秩序的形成和延續，他們在思想和實踐中不停地重復著自己的信仰：合同或協議的約束力的根源和基礎就在於其所採取的外觀形式。 2．意思理論。意思理論(wiu ulcoIy)是能體現大陸國家私法特徵的核心理論。作為合同約束力根源的意思理論，是指合同之所以對當事人具有法律上的約束力，是因為合同是當事人自由意思表達的結果，當事人既然同意訂立一個合同，那麼法律就會保護其自由的意思和此種自由意思所達致的結果。法律賦予合同約束力的目的在於承認允諾人的意思自治，保護其自由意思的效果，這是對「合同法重在尊重和保護合同當事人的主觀意思」這一主題的確認。 3．信賴理論。相較於形式主義原則和意思理論，信賴理論是相對晚進的合同約束力根源。從淵源上講，信賴理論的出現在於補救對價原則之不足。因為根據傳統的英美法的規定，作出一個無償允諾的當事人可以不受該允諾的約束，因為其中缺乏相應的對價。但因缺乏對價而免除允諾人責任的做法卻並不總是正確，尤其是在受諾人基於對該無償允諾的信賴而從事了一定的行為而使得自己遭受損害的情形。因此，法院創設了一個新的合同約束力根源理論：信賴理論。要求無償允諾人在某些特定情形下不得違反其無償允諾，以保護受諾人的合理信賴。在英美法中，信賴理論的集中體現就是所謂的「允諾禁反言原則」(docoinc Of promissory estoppel)。 4．實質公正和效率理論。作為合同約束力根源的實質公正和效率理論主要是一種抽象意義上和價值層面上的合同約束力根源的判斷標准，所以又被稱以標准為基礎的理論。它是指合同之所以對當事人具有約束力是社會的實質公正和經濟效率的價值使然，也就是說，只有讓合同具有約束力才能實現公正和效率的價值目標。例如，由於意思自由受到了限制，因此根據意思理論，格式合同一般應當是無執行力或無約束力的。但為了社會的交易效率、人們生活的正常進行和效率的最大化。現代社會的法律往往仍然傾向於承認效率價值支持下的合同約束力。 盡管著名比較法學家馮。梅倫(Von Mehren)教授曾經指出：現代英美法和大陸法在規定允諾或合同執行與否(即合同約束力的根源)的問題上有著不同的技術運用。英美法主要通過兩種技術來決定哪些允諾可以或不可以執行，一種是直接的立法規定，如反欺詐法的具體規定等；另一種則是間接的、抽象的、一般的對價原則的規定來(缺乏議價交換的內容)來決定允諾的執行與否。大陸法則只運用第一種直接規定的技術來解決。但此種差別展現的似乎只是兩大法系在合同約束力根源問題上的表象的「規定技術」問題，並沒有從實質的思想內涵與理論取向的視角進行更進一步的思考。其實，在筆者看來，對不同類型的合同約束力根源的倚重決定了一個國家試圖建立不同類型合同法秩序的思想傾向：重視書面要素和標準的合同法塑造的是一種具有宗教神聖性的形式主義合同法秩序和信仰；重視意思標准或要素的合同法塑造的是一種個人解放思潮下的自由主義和理性主義合同法秩序和理念；重視效率標准或要素的合同法塑造的則是一種經濟效率至上的合同法秩序和思想。 一直以來，對價原則都是英美法中合同約束力的核心根源。或者如法恩思沃斯所說是英美法中允諾執行的唯一的一般性根據(generalbasis)。而除此之外，上文所列其他類型的合同約束力根源從來沒有成為過允諾執行的一般根據，這是因為：形式主義理論是一種源於羅馬法和早期英國法的古老的約束力根源，在後來逐漸式微，在英美合同法中沒有獲得過顯赫的地位；意思理論則一直是大陸法合同約束力的核心根源，體現的是一種理性主義哲學觀念和形而上的合同價值觀，與英美實用主義哲學和客觀合同理論格格不入；信賴理論不管是在大陸法還是在英美法中都只是一種「時髦而不實用」的新型合同約束力理論，沒有獲得正統的名分；而效率理論和實質正義理論則都因為其過分的抽象性難以成為注重具體允諾或合同的執行與否的英美法合同約束力根源。至少到目前為止，對價理論仍然是英美合同法中的統治性理論，是決定允諾或合同能否執行的第一位的標准(或者說是英美法中最為核心的合同約束力根源)，英美法中合同有否約束力主要還是依靠有沒有對價來加以判斷。由於允諾的執行問題幾乎構成了合同法的全部問題，所以對價原則便成為合同法中的核心理論、原則和制度，是合同法王國中名副其實的「理論與規則之王」，支配著整個英美合同法內容和體系。所以，對價原則才會被學者稱為「合同這架龐大機器的平衡輪」(吉爾默語)。 總之，對價原則(doctrine 0f consideration)是現代英美法的核心原則和理論，它不僅決定了當事人的允諾能否執行，即當事人間的合同有否約束力這一重大問題，更重要的是它型構了整個英美合同法的理論和制度體系。因此，對價原則是英美法學者所應當關注的焦點和中心，研討英美合同法似乎很難繞開對價原則這一重要命題。對對價原則這一合同約束力根源的倚重，決定了英美國家的合同法秩序和價值將與早期羅馬法和大陸法國家的合同法秩序截然有別。不管是合同的成立、合同的執行、違約責任等具體制度上還是合同法的整體價值和理論取向，都因為對價這一核心理論原則的貫穿而展現出了自己的特殊性。毫無疑問，對作為英美法合同約束力核心根源的對價原則的研討將深化我們對英 美合同法理論內涵和制度設計的把握。
4. 有關法律英語和英美合同法——enforceable應該怎麼理解
英美合同法非常復注重雙方間之權利義制務時候對等，合同能否有效成立，很重要的一點是看時候存在對價。一般而言，無對價的要約通常是不能形成有效的合同的，比如英美法最初是不承認贈與合同的效力的；但如果這類合同採取蓋印契約的形式，則即使雙方不存在對價，這個贈與合同也是可以強制執行的(enforceable)。
希望對你有所幫助。
5. 合同法中的「重大誤解」需要如何認定
在司法實踐中，當事人主張雙方存在重大誤解的情形較為普遍，尤其是在簽訂買賣合同等交易行為中。對合同內容重大誤解的認定可以參考如下方面：一、重大誤解應當是由於誤解人自己的大意、缺乏經驗或者信息不通而造成的，是受害方當事人自己的過失，而非合同相對方的欺詐、脅迫或乘人之危。二、重大誤解中的誤解應是對合同內容構成重大誤解。也就是合同雙方的意思表示不一致。三、產生重大誤解的合同能直接影響到當事人所應享有的權利和義務，合同的履行會使得誤解者的利益受到較大的損失或者達不到誤解者訂立合同的目的。四、重大誤解導致合同撤銷，應當是由於誤解才導致簽訂合同。若沒有誤解則當事人將不訂立合同或者雖然訂立合同但合同條件將發生重大改變。因重大誤解訂立的合同當事人有權自知道或者應當知道撤銷事由之日起三個月內請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機構予以撤銷。法律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總則》第一百四十七條基於重大誤解實施的民事法律行為，行為人有權請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機構予以撤銷。《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總則》第一百五十二條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撤銷權消滅：(一)當事人自知道或者應當知道撤銷事由之日起一年內、重大誤解的當事人自知道或者應當知道撤銷事由之日起三個月內沒有行使撤銷權。
6. 國際商法簡答題目5：
英美法中的對價
隨著我國司法改革的推進，原來許多相對陌生的法律概念，在我們的司法實踐甚至日常生活中逐漸頻繁的出現。這些從西方現代法學中引進的名詞，彌補了我們國家由於歷史原因造成的這一領域概念的空白。但是，由於這種時空的轉換和語境的不同，也造成了我們社會對這些概念的陌生和誤解。作為現代民法基本概念的「對價」就是這樣一個典型。
我國票據法第十條第二款這樣規定：票據的取得，必須給付對價，即應當給付票據雙方當事人認可的相對應的代價。在這里我們可以把對價的概念作如下解釋：既對價就是雙方當事人認可的相對應的代價。但什麼是相對應的代價？相對應包括了那些概念，是基於價值上的對等，還是基於雙方當事人的認可。在這里顯然不能得到滿意的答案。這個解釋是模糊的，在審判實踐中，有些當事人要求法院在解決票據權利糾紛時考慮對價的充分性並以之為抗辯理由。我們在翻閱許多的司法解釋後，雖然有一些處理指導意見，但對於對價的確實含義，依然是閃爍其中。
迅速發展的審判實踐要求我們，對於「對價」這些概念我們必須重新發現和認識他們。
一、 對價的淵源
什麼是對價？我們首先要明白，最初這是一個英美法上的概念。
在英美法中，對價也是一個非常晦澀難懂的概念。按1875年英國高等法院下的定義，對價是指「合同一方得到的某種權利、利益、利潤或好處，或是他方當事人克制自己不行使某項權利、遭受某項損失或承擔某項義務。」這句話對於不熟悉英美法歷史的普通法律人士來說也是如在雲里霧里，不得其三味。所以我們就有必要回到英美法的歷史環境中去認識它的真面目。
英美合同法是由英國早期的諾言之訴發展而來的。在15和16世紀，英國普通法院在審判實踐中確立了一項原則：一項單純由承諾人對受諾人承擔義務的恩惠性或贈予性的諾言不能由受諾人向法院申請強制執行；要使一項承諾具有強制執行的效力，受諾人也必須對諾言人提供某種回報，從而使雙方之間存在某種交易。這種由受諾人對承諾人提供的回報就是對價。已經存在對價的情況下，承諾人如果不履行諾言，受諾人有權向法院起訴，並獲得適當的救濟。
通過以上闡述我們可以對「對價」有個整體的認識。我們發現上述對價的作用在於使諾言對承諾人產生拘束力，使雙方之間存在某種交易，一旦交易成立，承諾人就不能輕易收回已經作出的承諾。實際上，一旦對價存在，承諾人就必須履行承諾，否則就要承擔責任。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總結出，對價就是相對人作出的某種能使承諾人的承諾對其自身產生拘束力的回報。
但這個定義也是空泛的，我們必須進行進一步的分析，使之具體和更能讓人明白其含義。由此我們需要從這種回報何時能構成對價開始。
二、 對價的構成要件
上面我們講到對價是一種回報，但怎樣的回報才能對承諾人產生拘束力，從而成為對價呢？
按照英美法的解釋，一項有效的對價須具備以下要件：
1 對價必須是合法的。
凡是以法律所禁止的東西作為對價的，都屬無效。這個很容易理解，例如，販賣婦女、兒童的合同是無效的，因為在這里當事人把婦女、兒童當作對價來達成合意。而對婦女、兒童買賣是違法的，所以這個對價無效。
2 對價須是等待履行的對價或是已經履行的對價。
英美法把對價分為三種：待履行的對價（Executory Consideration）、已履行的對價（Executed Consideration）和過去的對價（Past Consideration）。當事人已履行了他那部分義務時，其所提供的對價是已履行的對價；若是當事人承諾提供並准備提供的對價，則為待履行的對價；所謂過去的對價是指一方在對方作出允諾之前已經全部履行完畢的對價，其不能作為對方後來作出的這項允諾的對價。英美法有一項原則，「過去的對價就是沒有對價「（Past Consideration is no Consideration.）。
在這里我們必須分清已履行對價和過去的對價之間的區別。已履行的對價，這種已經作出的行為或是諾言是基於對方的承諾而作出的，具有針對性。比如，王某承諾將賣給李某一台彩電，李某在王某交付彩電之前支付給了一筆王某提出的價款，這時，李某的行為就構成了一項已履行的對價，王某有義務將彩電交於李某。
而過去的對價只是一個單方行為，沒有對象。比如幾年前王某送給了李某一件緊俏商品，多年過去後，李某為了感謝王某，允諾將送給王某一台最新式的冰箱。但這項允諾是缺乏對價支持的，王某幾年前送給李某商品並不是針對幾年後要求李某回報的行為，這是一個已經過去了的對價，所以沒有拘束力，王某不能就李某沒有履行其承諾而訴求法律的保護。也許「過去的對價就是沒有對價」這種說法引起了一些詞義上的坳口，但相信通過合理的解釋我們能夠超越這種語境的困境。英美法認為，這種允諾屬於無償的允諾（gratuitous），但有一項例外，若「無償的允諾」是採用簽字蠟封式作成則有拘束力，這也是其獨特的歷史造成的，我們可以把它作為在別國特殊環境下的產物，而並不需要在本國的系統中加以闡述。
3 對價必須具有某種價值，但不要求充分或對等。
這里所說的價值不一定是指金錢上的價值，也可以是其他東西，例如提供的某種服務或某種不作為行為。但對價不是等價，不要求與對方的承諾相等（equivalent to the promise）。
我們可以從英國蒙特夫特訴斯考特案（1971）來理解「對價不是等價」這個概念。
被告答應以一英鎊的價格把房子賣給原告，但後來又反悔了，聲稱一英鎊是個不充分的對價。法院認為，對價並不要求對等或充分，合同能否執行取決於有沒有對價，而不是對價充分與否的問題，對價是否充分應由雙方當事人在定約時自行考慮決定。被告敗訴。
這里其實觸及合同法的意思自治原則，對價是一種合意，而不考慮其實質上的對等。
只有當合意有瑕疵的時候，法官才可以考慮對價的充分性，從而產生對欺詐、不正當影響的判決。
4 已經存在的義務不能作為對價。
這里我們可以用英國合同法常援引這樣一個判例來解釋：船方僱傭一批海員出海航行，途中兩員開了小差，於是船長許諾，若其他船員努力把船開回目的港，就將那兩名船員的工資分給他們。後來船長反悔，船員向法院起訴。法院判決，船員在開船時已承擔了義務，應盡力把船安全開回目的港，這是已經存在的義務。因此，船長的允諾缺乏對價的支持，是無效的。
5、法律上的義務不能成為對價
法律所規定當事人應盡的義務亦屬於無效的對價。這是因為，這種法律上的義務，不以任何另一人的承諾而更改，無法形成交易，沒有交易也就無所謂對價的存在。
通過以上論述，我們可以概括出：對價是與承諾互為交易對象的諾言、行為或不作為，並通過這一形式對承諾人形成拘束。他以當事人的合意為原則，以達成交易形成契約為前提。他可以分為已履行的對價和待履行的對價；必須具有合法性；他具有某種價值，但不要求充分和對等。
對價作為資本主義社會發展而來的概念，充分體現了盧梭《社會契約論》關於社會關系由契約形成的主題。而在中國當今市場經濟社會中，也必然延續其追求合意的特性。
由此我們回到文章開頭的我國票據法關於對價的論述，這里雙方當事人認可的相對應的代價。應該重在認可，是一種雙方的合意形成的對應，而不要求實質的對等。
勞動合同中違約金設定和支付，應該說是勞動爭議中最常見、最敏感，也是最復雜的問題之一。勞動律師網去年共計代理勞動爭議仲裁訴訟案件80多起，勞動仲裁的最終結果都必然導致勞動關系的解除。而勞動合同解除後的違約金支付問題就成了爭議的焦點。勞動合同違約金支付的條件、違約金與經濟補償金如何適用、違約金與賠償金如何適用、違約金的數額是否合理等等，成了用人單位及勞動者的最大困惑。
一、 勞動合同違約金支付的條件
由於在勞動合同履行過程中所涉及的范圍很廣，比如員工遲到一次，企業偶爾延遲發薪，如果每一種違約行為的法律後果都是支付違約金的話，顯然是行不通的。所以，實踐中，違約金的支付條件一般限定在「提前解除勞動合同」和「違反保守商業秘密或者競業限制約定」的范圍內。
由於後一種情形地區差別不是很大，這里我們主要討論前一種情形，即勞動合同期限未到，或勞動合同中約定的工作任務尚未完成，也未經當事人雙方協商一致，也無其他法定的情形出現，一方當事人卻要解除勞動合同，是否應該支付違約金，以及如何支付。
《北京市勞動合同規定》，如果勞動合同中約定了違約金，且不違反法律的規定，沒有顯失公平的情況，違約方應當按照合同的約定支付違約金。還有《山東省勞動合同條例》、《遼寧省勞動合同管理暫行辦法》等，都對違約金作了類似的規定。
但是，2002年5月1日起實行的《上海市勞動合同條例》，率先對勞動合同約定違約金作了特別規定。立法者認為，勞動合同和經濟合同有本質的區別，勞動合同對於廣大勞動者而言是為了確立勞動關系，其根本目的是獲取生活必需品。要求勞動者承擔違約責任會造成勞動者經濟負擔的加重，甚至造成白白付出勞動的結果。在現實生活中，確有不少用人單位濫設違約金，導致勞動者的勞動所得還不足以支付違約金，嚴重侵犯了勞動者的權益。
為此，《條例》規定在勞動合同中設定違約金的，只限於違反服務期約定和違反保守商業秘密約定兩種情況。而約定服務期，又只限於對由用人單位出資招用、培訓或者提供其他特殊待遇如出資購房的勞動者。就是說，如果用人單位規定一般員工提前離職也必須支付違約金，這種約定是無效的。《浙江省勞動合同辦法》、《江蘇省勞動合同條例》作了類似的規定。
二、 違約金與經濟補償金如何適用
經濟補償金的補償情形一般情形有：合意解除勞動合同的經濟補償金、過失性辭退解除勞動合同經濟補償金、用工單位經濟性裁員時的經濟補償金、單位存在拖欠工資及少付工資情況時應向勞動者支付經濟補償金、勞動合同終止用人單位不支付勞動者經濟補償金也有例外情形。
而經濟補償金與違約金同時可能涉及的主要是過失性辭退導致的解除勞動合同情形，我認為：經濟補償金與違約金可以相互並存的，這是因為違約金是對勞動單位或個人進行的懲罰，而經濟補償金是單方面的用人單位的補償，與違約金的本質區別；違約金是當事人在合同約定的一方違約應向另一方支付的金額。違約金的支付一般從雙方約定。但由於約定的違約金具有預定的賠償性質，當約定的違約金過分高於或者低於違約金造成損失的，當事人可以請求法院或者仲裁機構予以適當減少或者增加，經濟補償金則是法定的，不能隨意更改。明確約定違約金的案件。勞動合同是雙方真實、自主意識表示，如果雙方在勞動合同中已作出明確、合理的約定，則企業違法或者違約時應當按照勞動合同規定執行，支付勞動者違約金。
但在實際處理中，一些法院可能會認為，經濟補償金性質屬於法定的違約金，既然支持了法定違約金，就沒有必要在判用人單位支付合同違約金了。我認為這樣對勞動者的保護是不利的。
三、違約金與賠償金如何適用
勞動合同違約金和賠償金都是違反勞動合同所應當承擔的責任 區別：
1、是否寫進合同。違約金是一方當事人違反合同給另一方當事人造成損失時，只要合同中寫進了違約金條款，那麼一方當事人違約後就要按照合同中該條款的約定給付違約金。而賠償金的給付是按照實際造成的程度來進行的，無論合同中有無相應的條款。
2、是否造成實際損失。由於支付違約金的條件是違約方有違約的事實，而不論對方是否存在損失，因而使違約金在功能上具有了懲罰的性質。而支付賠償金的前提條件不僅是勞動者有違約的事實，更重要的判斷依據是要有實際損失，賠償金通常具有補償的性質。
3、數額與實際損失的關系不同。由於違約金是事先在勞動合同中約定的，因而實際發生的損失可能與約定的數額可能不一致，而賠償金是完全根據實際損失的大小來確定的。
4、是否適用等分原則。違約金不與實際損失相聯系，只要約定符合一般的社會標准和勞動者的承受能力。而賠償金是與實際損失相一致的，尤其是在給予勞動者特殊福利待遇並約定服務期的情況下，用人單位的實際損失隨勞動者的服務年限而下降，因此應當逐年遞減。
基於上面的分析，違約金和賠償金不是同一概念，一方違約在按照合同的約定支付違約金的同時，如果給對方造成損失的，還應當承擔賠償責任。
然而，上海市勞動和社會保障局《關於實施〈上海市勞動合同條例〉若干問題的通知》規定：「雙方當事人約定的違約金數額高於因勞動者違約給用人單位造成實際損失的，勞動者應當按雙方約定承擔違約金；約定的違約金數額低於實際損失，用人單位請求賠償的，勞動者應按實際損失賠償。」實際上規定了由用人單位在違約金和賠償金中「兩者取一」的原則。
四、合同違約金數額如何確定？
違約金的數額的設定都要求應當遵循公平原則，根據勞動者的勞動報酬等因素合理確定。
根據《北京市勞動合同規定》：「勞動者向用人單位支付的違約金最多不得超過本人解除勞動合同前12個月的工資總額。」
但是，《上海市勞動合同條例》只作了原則性的規定：「約定的違約金數額畸高的，當事人可以要求適當減少。雙方當事人因違約金發生爭議的，可以按勞動爭議處理程序解決。」至於怎樣的數額才不算「畸高」，究竟如何根據勞動報酬「合理確定」，對不起，就沒有下文了。浙江、江蘇等地的規定也大致相同。看來只得依靠「自由心證」了。
我認為違約金約定的規范性、合理性對勞動者和用人單位之間找到一定的平衡性非常重要，江勞、上海等地的規定極大地限制了用人單位約定違約金的條件，導致勞動者隨意解除勞動關系，卻沒有有效的措施去約束；而北京、天津等地卻沒有為違約金的約定限制條件，用表面的平等掩蓋了實質上用人單位和勞動者的不平等性，都是不合理的。法律應當就約定違約金確立一個前提條件，即應充分考慮當地的平均工資水平、勞動者的工資收入、勞動合同期限、工作崗位性質等合理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