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與法控制

❶ 法對社會的控制和調整主要對利益的調控而實現

對的。
法對社會的探制和調整主要是通過對利益的調控而實現的。法對利益的調控，具體表現為：(1)利益表達。法表達利益的過程，是對利益選擇的過程。立法者應當堅持利大於害的選擇，消除有利無害、一本萬利的幻想性選擇。在表達利益要求時，絕不可迴避利益沖突。(2)利益平衡。對匱乏社會資源控制的不同導致了利益差別，利益差別構成了利益沖突。法對利益關系的協調、對利益沖突的平衡一般是通過某些基本原則規定和制度設計體現的，例如誠信原則，就能夠維持民商事活動當事雙方及社會三者利益的平衡。
mr.emily

❷ 通過法律的社會控制怎麼樣

羅斯科61龐德（Roscoe Pound）是美國社會學法學的代表，20世紀西方法學界的權威人物之一。他曾於1916年至1936年長期擔任哈佛大學法學院的院長。龐德學說的思想淵源主要包括詹姆斯（W.James）的實用主義哲學和霍姆斯（Oiiver W. Holmes）的實用主義法律思想。美國社會學家沃德（I.F.Ward）和羅斯（E.A.Ross）關於社會力量和社會控制等學說也對龐德的學說產生了很大影響。 龐德一生著述頗豐，其中1942年發表的《通過法律的社會控制》最早是他在擔任哈佛法學院院長期間所作的一篇專題講座的講義，雖然篇幅十分短小，但內容卻相當精煉，它集中闡釋了龐德社會學法學的精髓——社會控制理論與利益學說，為我們一窺其博大的法學思想提供了一個簡明的範本。 一、對文本的解讀 《通過法律的社會控制》一書共分為四章。第一章從「文明和社會控制」入手，論述了文明、社會控制和法律三者之間的關系，強調「在近代世界，法律成了社會控制的主要手段」 ，認為法律的目的就是「維護、促進和傳送文明」 。第二章解釋了「什麼是法律」。龐德指出歷史上「法律」曾有三種不同的意義，這造成了很大的混亂，於是他力圖用「社會控制」的觀念加以統一。然後他還分析了「有效法律行動的局限性」，最後得出結論——社會上光有法律還不夠，它還需要宗教、道德和教育的支持。在第三章中，龐德認為法律的任務就是實現正義，而正義是指「在最少阻礙和浪費的條件下盡可能多地滿足人們的利益」 ，這就引出了他的利益學說。最後在第四章「價值問題」之中，龐德提出了法律的價值尺度，強調價值問題雖是一個困難問題，但它是法律科學所不能迴避的，並對當代三種法律價值論進行分析評判，提出了著名的「文明社會的法律假說」。 以上是對文本作一個簡要的脈絡梳理。從中可以看出，龐德的論述邏輯嚴密、層層推進，對於什麼是法律、法律的價值、法律的任務這些在法理學中最基本又最有爭議的問題作了深入的思考並提出了他獨到的見解。讓人不得不佩服這位法學大家的功力。以下將詳細論述書中出現的思想與理論，並試圖作一番評論。 二、法律的概念 「什麼是法律」這一問題一直是個富有爭議的問題，西方各法學流派都力圖從對自己有利的角度來解釋法律的概念。因此，由於觀察角度的不同，對這一問題並沒有一個統一的讓大家普遍接受的結論。當然，這又不僅是因為有著個人、社會和文化方面的差異，還因為法律本身就是種極其復雜的文化現象。在龐德看來，這一問題之困難的根源在於存在著三種完全不同的東西都使用了「法律」這一名稱。即法律這一概念其實有三種意義，而人們卻都試圖以其中一個為根據來闡述所有這三者。這三種意義分別是： （一）法律秩序 法學家們所稱的「法律秩序」是指通過有系統、有秩序地使用政治組織社會的強力來調整關系和安排行為的制度。法律秩序是法律的最初表現形式，它隨著政治上有組織社會的出現而產生。在原始時期，它通過氏族內部的各種習慣如血親復仇來調整。在中世紀則通過宗教規范。當社會通過有系統有秩序的力量來實施法律時，就需要一套權威性的審判規程作為當事人、法官和律師的行動指南，於是就產生了第二種意義上的法律。 至於「法律秩序的權威淵源是什麼」，龐德提出可以從三個方面進行分析。直接的實際淵源可以從立法機關和執法機關中去找；最終的實際淵源就是自由人民的同意或服從習慣；而最終的道德淵源在古典理論看來則是正義。但龐德最後認為，要想在強力說、同意說、正義說之間作出肯定的選擇是不可能的。因為「它們所表達的都是處於無法縮小的對立和無法消除的矛盾狀態之中的法律所具有的各種成分」 。 （二）權威性資料、根據或指示 法律是一批據以作出司法或行政決定的權威性資料、根據或指示。這種法律的意義是最普遍的一種解釋，因此爭議也較大，為此龐德又作出了進一步的詳細論述。他將「權威性資料、根據或指示」又劃分成具體的三類，分別是法令、技術和理想。即「按照權威性的傳統理想由一種權威性的技術加以發展和適用的一批權威性法令」 。他指出，人們在講這種意義上的法律時，往往將它簡單地解釋為「權威性律令」，而忽略了其他兩種重要的成分。以「技術」來說，它也同樣是權威的、重要的。正是由於技術的差異我們才能將世界上的法律劃分成英美法系和大陸法系。而那些「公認的、權威的法律理想」歸根到底反映了一定時間、地點條件下的社會秩序的理想圖畫、反映了法律秩序和社會控制目的的法律傳統，以及解釋和適用律令的背景。 龐德還以侵權行為法中的一個問題為例，說明不同的社會理想或圖畫之間的區別決定了各種不同論證的出發點。 在區別了上述三種成分之後，龐德又指出法律概念的復雜性還在於法令本身身上。法令是「由各種規則、原則、說明概念的法令和規定標準的法令組成的」 ，即規則、原則、概念、標准四部分。（1）規則是法令的最初形式，它是對一個確定的具體事實狀態賦予一種確定的具體後果的法令。例如《漢穆拉比法典》規定：「如果一個自由民毆打另一個自由民，應納十個銀幣。」（2）原則是一種用來進行法律論證的權威性出發點。它沒有任何預先假定的確定的具體事實狀態，也沒有賦予確定的具體的法律後果。例如某人傷害了另一個人，除非他能證明這樣做是正當的，否則他就必須對其所造成的損害負責。（3）概念是指可以容納各種情況的權威性范疇，因而當人們把這些情況放進這一范疇時，一系列規則、原則和標准就可以適用了。例如保釋、信託、買賣等。（4）標準是指法律所規定的一種行為尺度，離開這一尺度，人們就要對所造成的損害承擔責任。例如不使他人遭到損害的「適當注意」的標准、受託人的「善良行為」的標准。 （三）司法和行政過程 為維護法律秩序依照權威性的批示以決定各種案件和爭端的過程也可以被看作是法律的一種意義。這種意義是由美國唯實學派所主張，他們將法律理解為司法程序和行政程序。嚴格來說，這些程序本身並不是法，之所以用法來稱呼它，其目的是為了使那些在沒有法學家所理解的法的情況下調整關系與安排行為的理論獲得名聲。 在這里，龐德不過是貫徹其社會學法學的主張，強調法律不僅存在於規范之中，也應在實際活動中表現出來，即摒棄「書本中的法律」、推崇「行動中的法律」。與其探討法的本質這些抽象的概念，作為社會學法學派的龐德更願意關注法在運作過程中的作用和實際效果。 綜上所述，法律的概念是一個十分復雜和龐大的體系。而各個學派對法律概念的理解又各有不同，這就造成很大的混亂。分析法學派認為法律主要是指權威性律令中的立法因素；歷史法學派則認為法是經驗的條理化；哲理法學派強調法律中的理想成分；而現實主義法學派則只看到司法和行政過程的意義。因此，在區分了上述三種不同的意義之後，龐德最後認為，這三種意義只有用社會控制的觀念才能加以統一。總的來說，法律就是「一種制度，它是依照一批在司法和行政過程中運用權威性律令來實施的、高度專門形式的社會控制」 。這就將法與社會控制理論聯系起來，法在實質上成為社會控制的一種手段，與其他社會控制手段相比，它的特點在於專門的程序、特定的依據、專業的形式。 三、文明與社會控制論 （一）文明 龐德的社會學法學的核心思想是承認法律是一種社會控制的工具。他的這一理論是19世紀末德國法學家柯勒（Josef Kohler）關於法律與文明的關系學說和美國社會學家羅斯的社會控制論的結合。 柯勒認為，文明的意義在於提高人對於外在自然界和內存本性的控制能力，法律的作用則在於維護、促進和傳播文明。這也正是龐德的出發點。事實上，龐德是把文明看成整個社會科學的出發點。 在他看來，「文明是人類力量不斷地更加完善的發展，是人類對外在的或物質自然界和對人類目前能加以控制的內在的或人類本性的最大限度的控制」 。由此可見，文明包括對外在自然界和內在本性兩方面的控制，並且這兩種控制是互相依賴的。這種意義上的控制，不僅是文明的標志，而且還是用以衡量文明發展程度的准繩。可以說，龐德的法律觀就是建立在這種文明論上的。 （二）抽象的人性論 人類對於自然界的控制主要依賴於自然科學，而法律則是控制人類本性的手段之一。關於人類本性的問題是一個十分復雜的哲學問題，無論是「性本善」論還是「性本惡」論均沒有給出一個完滿的答案。龐德認為，人類受雙重本性的支配。因此，一方面，人是社會動物，天生有合作的傾向；但另一方面，人又是個體的，有著各種各樣的欲求。由此，產生出兩種矛盾。第一，個人的欲求無限增長，但滿足它們的資源和手段卻是有限的，因此人們欲求的重疊和沖突就在所難免。第二，人類的雙重本性之間的矛盾。在人的社會性和個體性之間，過於偏向任何一方都會阻礙文明的成長。而對於人類本性的控制實際上就是社會控制。因此，調整好上述兩種矛盾，則是作為社會控制的法律的任務。用龐德自己的話來說就是「這種支配力是直接通過社會控制來保持的，是通過人們對每個人所施加的壓力來保持的」 。由此，引出有關社會控制的理論。 （三）法律：作為社會控制的手段 「社會控制」一詞是由羅斯在1896年提出的。他在《社會控制》一書中指出，人類經歷從自然秩序走向社會秩序是從混亂到有序的過程，一旦社會復雜化，人類的情感不再維系自然秩序，因而需要一種機制來穩定人類社會且不受情感的影響，這樣的機制就是社會控制。 龐德引用了這個概念，並從更寬泛的意義上解釋上了這個名詞。他認為實行社會控制的手段主要有三種：法律、道德和宗教。在開始有法律時，這三者是混淆在一起，很難區分的。當時的「法律」可以說包括了社會控制的所有手段。但從16世紀以來，法律已成為社會控制的主要手段，因為從那時起，社會政治組織已經成為首要的了。它具有一種對強力的壟斷，而當前社會正是依賴於這種強力才得以繼續。社會控制首先是國家的職能，並通過法律來行使。所有其他社會控制的手段被認為只能行使從屬於法律並在法律確定的范圍內的紀律性權力。 因此，從歷史上來看，法律由最初與道德、宗教不分的混沌狀態中漸漸分離出來，成為一種獨立的和高度專門化的形式，正好表明了文明的進步和社會的復雜化。 那麼，另一方面，我們究竟為什麼需要社會控制？法律在社會控制中又起什麼作用呢？龐德舉了一個經典的例子來說明。假如有一個戲院要放映一部新的、大做廣告的電影，想要進入戲院的人遠遠大於戲院能夠承受的最大容量。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不排隊那麼就不可能有很多人進得去，而且過程會很痛苦且可能會有人受傷。到最後那些僥幸進去的人，將在萬分狼狽的狀態下去「享受」這次演出。反過來，如果大家都排隊購票，那就不僅會有盡可能多的人進去，而且能避免可能出現的不幸後果。從這個例子中就可以看出，社會控制就是為最大多數人做最多的事情。說得更具體點，就是使人們的要求在最小阻礙和浪費的條件下獲得最大限度的滿足。地球只有一個，而我們大家都需要地球。任何社會都不可能滿足所有各種不同要求，因而就會導致人們相互之間的沖突。換句話說，人們的各自不同的要求是無限的，但社會滿足這些要求的機會和資源是有限的，這就不可避免地產生利益的沖突，因此就需要一種手段來調整。龐德的社會控制論正是建立在這樣一種基礎之上。 在這里，龐德緊接著提出了他的正義觀。在他看來，正義並不是指個人的德行，也不是指人們之間的理想關系。它意味著一種體制，一種關系的調整和行為的安排，它能使生活物資和滿足人類對享有某些東西和做某些事情的各種要求的手段，能在最小阻礙和浪費的條件下盡可能多地給以滿足。 這種正義觀充斥著實用主義色彩，並且包含著一種功能主義。既然承認了社會控制就是要調整互相沖突的利益，我們就需要對「利益」作一番分析，因為它正是社會控制的出發點。 四、利益學說 （一）法與利益 所謂「利益」就是個人對享有某些東西或做某些事情的要求、願望或需要，也可能是不強迫他去做他不想做的事情的要求、願望或需要。龐德認為利益是人們個別地或通過集團、聯合或關系，企求滿足的一種要求或願望。在龐德看來，從來沒有一個社會能有多餘的方法來滿足這些訴求。由於社會不可能滿足所有的需求，因此利益的沖突不可避免。法律作為社會控制的一種手段，其任務就是在利益發生沖突時進行調整。法律是利益要求的結果而不是起因。法律或法律秩序的目的和作用，並不是創造利益，而只是承認、確定、實現和保障利益。具體來說，法律是通過以下方法來達到法律秩序的目的：（1）承認某些利益；（2）通過司法和行政過程確定應予承認的利益；（3）保障在確定限度內被承認的利益。龐德認為，法律的目的就是確保社會中利益的最大實現。法律應該通過減小犧牲、浪費和無意義的消耗來達到這個目的。這可以通過法院的利益平衡來實現。例如，法院會以「公共安全」或「公共健康」來對抗個人要求免受政府幹涉的利益，這些干涉比如對駕駛飛機、汽車、滑翔翼或跳傘的許可等。因此，龐德稱他的社會模型為一種「社會工程」。在確定法與利益的關系之後，既然法律作為一種社會控制手段，由於並非所有的利益都由法律調整，為避免個體間對某些利益的反社會沖突，有必要劃定受法律調整的利益范圍並加以分類。 （二）利益的分類 龐德根據耶林（Rudolf von Jhering）的學說，將利益分作三類，分別是：個人利益、公共利益和社會利益。 1、個人利益 個人利益是直接包含在個人生活中並以這種生活的名義而提出的各種要求、需要或願望。它包括人格利益、家庭關系利益和物質利益。 2、公共利益 公共利益是一些包含在一個政治組織社會生活中並基於這一組織的地位而提出的各種要求、需要或願望。它包括國家作為法人的利益和作為社會利益捍衛者的利益。 3、社會利益 社會利益是包含在文明社會的社會生活中並基於這種生活的地位而提出的各種要求、需要或願望。它包括一般安全利益、社會組織安全的利益、一般道德利益、保護社會資源的利益、一般進步的利益、個人生活方面的利益。 值得注意的是，三種利益的分類是相對的，有些利益可能同時歸屬於不同的范疇。可以說，龐德建立起了一個龐大的利益體系。他關於社會利益的學說直接促進了「法律社會化」的產生。因此，在進入20世紀後，各個國家的法律都開始注意不僅要保護個人利益，而且更應強調社會利益的保護。龐德拒絕就評價上述利益的嚴格標準的問題進行表態，他認為在一個時期可能應該優先考慮一些利益，而在另一時期則應該優先考慮其他一些利益。 他認為法學家所必須做的就是盡其可能保護所有的社會利益、並維持這些利益之間的、與保護所有這些利益相一致的某種平衡或協調。 （三）法律的價值尺度 既然已經對利益作出了分類，那麼在這些利益發生沖突時究竟應該用什麼方法來決定它們的分量呢？這就涉及到法律的價值尺度問題。從歷史上來看，不同時代的法學家曾提出過不同的價值尺度，有神學的、理性的、自由的、經濟學的等等。在現代，有人提出法律的價值尺度就是最大限度地滿足物質需要；有人認為要求任何一種價值尺度都不可能，或者即使建立起，司法行政官員也不會遵守。龐德從法令的制定、發展和適用著眼，提出了三種確定價值尺度的方法： 1、經驗法 即從經驗中去尋找某種能在絲毫無損於整個利益方案的條件下使各種沖突的和重疊的利益得到調整，並同時給予這種經驗以合理發展的方法。這樣，尺度就成為一個能在最小阻礙和浪費的條件下調整關系和安排行為的實際東西。例如，既要維護公民的言論自由，又要保護不受他人誹謗，所以產生了誹謗法。這實際上就是兩種利益之間的妥協。這種妥協很大程度上是個經驗問題，要有大量的司法判決作基礎。 2、理性法 即依照一定時間和地點的文明的法律假說來進行評價。它的根據是法學家所提出的法律前提。在這里，龐德提出了他著名的有關私法的法律假說，即在文明社會中，人們必須能假定： （1）其他人不會故意侵犯他。 （2）他可以控制所發現和佔有的東西、自己的勞動成果和在經濟制度下所獲得的東西。 （3）與他進行社會交往的人會善意地行為。 （4）一個人採取行動時會注意不使他人受到危險。 （5）持有可能會對他人造成損害之物的人將對該物嚴加註意。 （6）承認有工作的人對工作的要求。 （7）企業負擔人們活動時的消耗。 （8）社會負擔個人的不幸。 實際上這些都是由人類社會經驗中總結出來的文明社會的一般生活條件，是經驗考驗過的理性。當然它們的意義是相對的，隨著時代的變化，人類的經驗也將發生變化，作為評價尺度的法律假說也將發生變化，正如上述後三點假設是龐德在20世紀40年代所補充一樣。 3、權威法 權威法是指依照公認的、傳統的權威性觀念或稱社會秩序的理想圖畫來作為價值尺度。龐德指出，社會秩序的理想圖畫是不斷發展變化的。17到19世紀的理想圖畫是以個人自由競爭為基礎的，但到20世紀，它已經不再合適了，應代之以一幅新的理想圖畫。這是因為進入20世紀之後，社會開始取代個人，合作開始取代競爭。因此，新的理想圖畫中應該既有社會合作，又有個人自由競爭。要實現文明的進步，對這兩種因素都不可偏廢。 五、結語 進入20世紀後，資本主義由自由競爭階段發展到壟斷階段，社會矛盾加劇，經濟危機出現。這時候國家需要的是加強對經濟生活的干預和對社會公共事務的管理，因此，在理論上急需一種學說來作為支撐。龐德的觀點正是適應了這種需求。他從實用主義哲學出發，強調法律的社會目的、效果和作用，認為法律是社會控制的主要手段，其任務在於調整相互沖突的利益，使人們的需求得到最大的滿足。正是在「羅斯福新政」的大背景下，「法律社會化」應運而生。由此法律被視作一種社會現象，我們需要考慮法律的社會效果。因此，龐德和著名的法學家霍姆斯、卡多佐（Benjamin.N.Cardozo）一起發動了對法律形式主義的批判運動。龐德甚少關心法律形式發展的原因，他感興趣的是法律的結果，即法律的適用是如何影響人們的。正是在這個層面上他主張我們應該避免機械化的法律適用，應該對在所有案件中簡單地適用法律條文保持清醒。那種認為判決的作出是根據法律條文以及機械地遵循先例的想法是與龐德「行動中的法」格格不入的。法律規則應該是對法官的一般指導，法官應該在個案中擁有一定程度的自由裁量權以便實現真正的正義。 另一方面，龐德指出現代國家的法律不僅要注重個人利益的保護，更要注重社會利益的保護。關於這一點我們只要看看在財產法中以「公共利益」的名義作出的限制之增長就知道了。這些如今看來想當然的觀點卻是龐德在20世紀之初所提出。也難怪從那時起，社會學法學幾乎成為美國白宮的官方學說，構成美國權威的法律哲學。 總之，龐德的法學思想代表了迄今為止最為典型的社會學法學。他建立起社會學法學的一套完整的體系，從他的學說中，我們可以了解到現代西方社會學法學的基本觀點和框架。他的那種在佔有大量材料的前提下進行綜合分析的研究方法也值得我們認真看待。 吳景雲 2013年春於中大至善園

❸ 為什麼說法律是現代社會中最重要的社會控制方式

原因
法律是規范社會秩序的基本手段
規范著社會的方方面面

❹ 通過法律的社會控制的內容簡介

《通過法律的社會控制》共分為四章，從第一章的「文明和社會控制」入手，論述了文明、社會控制和法律三者之間的關系，強調隨著文明的發展，法律已成為社會控制的主要手段。第2章強調了「什麼是法律」，認為歷史上三個完全不同的東西都曾使用法律的名稱，給人們討論「什麼是法律」這個問題告成了很多混亂，於是力圖用「社會控制」的觀念加以統一，並分析了有效法律行動的局限性，得出「如果法律在今天是社會控制的主要手段，它就需要宗教、道德和教育的支持」的結論。第3章「法律的任務」，論證法律的目的是正義，它能在最少阻礙和浪費的條件下盡可能多地滿足人們的利益，並把利益區分為「個人利益」、「公共利益」和「社會利益」三類。第4章「價值問題」，提出了法律價值的理論，強調價值問題雖是一個困難問題，但它是法律科學所不能迴避的，並對當代的三種法律價值論進行分析評判，提出「真正合理的價值評價方法。」

❺ 法律能控制社會嗎

能相對的約束社會，但不能完全的控制社會。畢業中國的法律不健全。例：3-7年有期徒刑。有錢的有權的打點下可以判3年，裡面呆半年考核時填寫表現良好，在花倆錢就能更早出來。沒錢的沒權的就要受到社會關注，說白了就是炒作，需要有很強大頭腦的人。如果不具備這兩個條件，那就只能裡面呆著了.

❻ 法律在發揮其管理社會和社會控制的功能時，其特徵表現為什麼性

法律的強制性、約束性，另外法律遵守的是絕大多數的人生活活動准則，具有普遍性。

❼ 如何在社會控制上使法律秩序和倫，理秩序相契合

法律和道德內涵十分豐富，覆蓋范圍異常廣泛，因此，討論這個命題，必須把它們界定在一定的語境中。本文從社會控制功能的角度，探討二者秩序價值的認知和評價。
一
在以往的歷史中，由於人們對法律和道德社會控制功能的不同認識，曾有過三種不同的理論和實踐。
第一種觀點認為，在社會控制中，法的功能和作用是主要的，道德從屬於法。戰國時，商鞅提出「不貴義而貴法」，在中國倫理思想史上第一次辯論了法和道德的關系。他認為，法比道德重要，「德生於刑」，「刑者，義之本也。」[1]尼采雖沒有直接論述法律和道德的控制功能關系，但他強調「權力意志」。在他看來，弱肉強食是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發展的「規律」，在弱肉強食麵前，道德是無能為力的，至多不過是弱者反對強者的借口而已。[2]社會控制論創立者，美國法學家龐德認為，在近代世界法律、道德、宗教三種主要社會控制方式中，法律成了社會控制的主要手段。在當前社會，我們主要靠國家強力，所有其它控制手段只能從屬於法律並在法律確定的范圍內行使紀律性權力。[3]
第二種觀點認為，社會控制中，道德的功能是主要的，道德是控制社會的第一道防線，法律是對道德的補充，即孔子之謂「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4]只是因為道德的理想秩序受到了多種因素的抑制，在道德不能維護公共秩序的場合，才必須訴諸於法。在一般事物的性質中，法處於一種令人感到遺憾卻合理的地位，是一種必要而又須加以限制的東西。中國歷史上「德主刑輔」的正統法思想和歷代社會實踐均可為之典型。倫理思想史中的「道德決定論」者也對此持同一態度。
第三點觀點認為，法律和道德的社會控制功能應從動態上把握。在多事之秋，法律占上峰，而安定之時，道德居主導。如三國時著名軍事家曹操便提出了具有辯證法思想的德刑觀「治定之化，以禮為首；撥亂之政，以刑為先。」[5]根據不同形勢，道德和法相以為用。
上述第一、第二種觀點各從理想和現實的一端出發，在理論上很難自圓其說，實踐中也遭到了歷史的否定。第三種觀點辯證地、動態地認識二者關系，無疑是正確的，但卻缺乏微觀和靜態把握。我認為，須從應然的、靜態的角度，通過常態社會中二者秩序價值的微觀認知來評價法律和道德在社會控制中的關系。
二
在認識活動中，某一時刻，一個觀察者只有在一定的參照系中，從特定的研究視角，才能揭示出事物的潛在屬性。社會控制即是通過一定手段，運用一定方式使社會處於有序狀態中。法律和道德是社會控制的重要方式，只有從二者秩序價值比較中，才能真正把握它們的社會控制功能屬性。對法律和道德秩序價值的比較分析，就是要從法律和道德與人們秩序需要滿足的對應關系中，揭示出二者各自對人們的積極意義（正價值）和消極意義（負價值），並通過二者正負價值的比較，從而評價它們在社會控制中的關系。
秩序是社會控制的目的指向。法律和道德都內蘊著秩序價值，是導向秩序的手段。在以秩序為價值准則進行評價時，二者從各自質的規定性中都體現了以人為主體的積極意義和消極意義。
自文明社會以來，社會即擺脫了單一利益取向而向多元利益格局變化。隨著社會發展，利益沖突日益增多。沖突和秩序是一對矛盾，法律的價值在於在沖突中建立秩序。由於它以國家強力為後盾，對最難控制的矛盾也能通過以暴抗暴的方式，把社會控制於統治階級要求的秩序中，這是法律的秩序價值之一。其二，法律具有明確的規則性和指引性，它以設定權利、義務的方式，為人們提供明確的行為准則，通過法律客觀的、權威的評價，使人們按其指向行為，減少越軌，實現秩序。其三，同道德相較，法律更具可操作性

❽ 法與道德作為社會控制的工具，哪一個影響更大

法與道德作為社會控制的工具，不能絕對的說法的影響大還是道德的影響大。因為法治和德治是相互促進，相互補充的；在加強法治建設的同時，要堅持不懈地加強道德建設，這是發展社會主義的過程中的必然要求。但必須說明的是：在現代社會，法治是主要的，德治是補充。

法和道德的相同點：

一、法律與社會主流道德在本質上是一致的。法律與社會主流道德都是掌握國家政權的社會集團意志的體現，都是同一經濟基礎之上的上層建築，二者為相同的經濟基礎所決定並共同為其服務。因此，二者的內容是一致的，相互滲透，互為表裡。

二、法律和社會主流道德的歷史使命相同。法律和社會主流道德都是實現社會控制的手段，它們都通過調整和規范人們行為為什會秩序提供保障，服務於一定的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

三、法律和社會主流道德都是社會價值的具體表現形式。法律和道德是統一價值的不同表現形式，因此二者的總體精神和內容大體相同。在特定社會中，國家法律必須符合一定的道德標准，具有一定的道德基礎。

法律和道德的區別

法律和道德雖然具有一致性，但兩者始終是兩種不同的治理國家和社會的方式，二者不能混淆。其區別可以從法律和道德的區別中看出，即二者產生的條件不同，表現形式不同實施方式不同，調整范圍不同。然而，反過來人們可以說在制裁方面，法律比道德更有強制性。違反一項道德規范可以招致指責，這是不可忽視的，因為指責，或者哪怕是嘲笑，都可能導致嚴重的後果，如造成精神失常，毀了前程，甚至引起自殺。但是，它畢竟不如公眾權力的行為，如刑事判決那樣在有關人員的身上打上烙印。」德治要求人們多盡義務、多奉獻；法治則要求人權保障，公民在享有權利的同時，要履行法律規定的義務，權利和義務是一致的。德治要求發揚傳統美德和老一輩革命傳統，而法治要求遵循現行法律和法治與國際接軌。德治從治心的角度來規范人們的內心世界和行為，執行的標准有點空洞，不便於操作；而法治從治行為的角度來規范人們的行為，執行的標准就是法律，明確具體，便於操作。

在現代社會，法治是主要的，德治是補充。強調以德治國和以德育人，法治與德治相結合，是對我們黨治國理淪與實踐經驗的科學總結和深化發展。是個人健康成長和國家繁榮穩定的客觀需要。但法律側重於調整人們的外部活動，由國家強制力保證實施，是他律；道德側重於調整人們的內心活動，一般體現為社會輿論的譴責，是自律。法律是外部強制性的管束，道德是發自內心的自我約束和社會輿論的外力作用於內心活動。內外結合，方可實現國家的長治久安。

總之：

道德是法律的基礎,法律是道德規范的制度化實踐。法律並不是萬能的,高度的法律化一定離不開道德的支撐。法律與道德雖然有密切的聯系，但二者畢竟屬於不同的上層建築，不能將法律與道德相等同，正確處理二者之間的關系將對社會的發展起到舉足輕重的作用，使之更好地為人民利益和社會事業服務。

❾ 如何建立我國社會政策與法規的監督機制

我國政策法規監控機制在經過了幾十年的建設與運行之後，已初步形成了一個較為完善的體系，對社會政策與法規的整個過程進行了有力的監督與控制。但是，目前我國的政策法規監控機制正處在發展與完善之中。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上都仍然存在著諸多的不足之處。為了解決我國政策法規監控機制的功能弱化現象，可採取如下的對策措施：
(1)建立健全法律體系，用法律規范社會政策與法規的制定、實施、評估及終結等各個環節。一方面要加強立法工作，使社會政策與法規的運行有法可依；另一方面要加大執法力度，使社會政策與法規依法運行。同時還要對社會政策與法規的評估確立明確的標准，從而使得政策法規的監控具有權威性。
(2)制定可行的制度程序與具體的實施細則。這是使法定的權力進入可操作層面的關鍵性步驟。主要任務是以法律、法規的形式明確政策法規監控的主體、地位、性質、作用、職權、基本原則、監控對象、監控范圍等。只有這樣，才能使各監控主體的權力不再僅僅是象徵性的。
(3)提高監控者的素質。這包括對具體進行政策法規監控的工作人員的素質提出一定的要求。對他們進行培訓，或者組成由有關專家組成的、針對某個特定問題的、臨時性的委員會等。
(4)完善政策法規監控的輔助手段。這包括建立財產申報制度、建立法定的信息中心、擴充工作人員等。
(5)增加輿論的透明度。我國是勞動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主義國家，勞動人民是國家的主人，廣大人民群眾有權監督社會政策與法規的制定、實施及評價其效果。而社會輿論正是廣大勞動人民的利益、願望和要求的體現。因此，社會輿論可以及時地反映廣大人民群眾對社會政策與法規的態度，這對政策法規監控有重要作用。這樣既可以增強人民群眾當家作主的社會地位，又可以增強人民群眾參與社會管理的積極性和廣泛性，使國家對政策法規的監控真正收到實效。

❿ 一）孟德斯鳩：社會與法的精神

（一）和諧社會與法治精神的關系

最早提出「和諧」一詞的是公元前6世紀古希臘哲學家畢達哥拉斯，他認為「整個天是一個和諧」；而「和諧社會」 這一用語則是由19世紀空想社會主義者傅立葉首次提出的，他主張在未來的和諧社會中，通過由富人捐資組織的「試驗性」股份公司制協作社，把對抗性的資本主義社會改造成和諧社會。

而最早給法治界定內容的是古希臘的亞里士多德，他「把一個以法律為基礎的國家假設為達到『善生活』的唯一可行的手段」，並認為「法治應該包含兩重含義：已成立的法律獲得普遍的服從，而大家服從的法律又應該本身是制定良好的法律」。當我們將法治不僅作為一種信仰、意識、觀念，而且成為一種思想方式、行為方式，甚至是生存方式和生活方式時，法治的「軟體系統」——信任和尊崇就建立起來了，這也是法治精神的內涵。

可見，和諧社會一直是人類所希望的理想社會，但我們必須認識到「和諧社會」不是絕對平均主義實現的社會，不是法律虛無主義橫行的社會，不是人格尊嚴和基本自由的個體消失的社會，它與法治精神有密切的關系：法治精神是和諧社會的基石、內在要求、努力方向和目標，是和諧社會特徵的有力保障，並服務於和諧社會的主要方面。「構建和諧社會就是構建法治社會」——這種一體化的聯系根源於他們具有共同的價值追求。

（二）和諧社會與法治精神的價值追求

1、公正

社會和諧的根本、法治精神的精髓都在於社會的公平正義，即公正。維護和實現社會的公平正義是構建和諧社會、建設法治國家最基本的原則。柏拉圖在《共和國》一書中指出，正義存在於社會有機體各個部分間的和諧關系之中。畢達哥拉斯也認為，不公正，就破壞了秩序，破壞了和諧，這就是最大的惡。盡管正義有一張普洛透斯似的臉，但歷代法學家仍保持著探索的狂熱；盡管法學家對正義有不同的表述和標准，但他們總是將正義觀念與作為規范大廈組成部分的規則、原則和標準的公正性與合理性聯系起來。就筆者而言，本人贊同約翰·羅爾斯的正義標准：（1）每個人對與其他人所享有的類似自由相一致的最廣泛的基本自由都應有一種平等的權利；（2）社會的和經濟的不平等將被安排得使人們能夠合理地期望它們對每個人都有利，並使它們所依系的地位與職務向所有的人都開放。所以，公正是和諧社會、法治精神追求的價值目標，是構建和諧社會和弘揚法治精神過程中進行制度安排和創新的重要依據，是任何文明社會的核心價值取向。

2、秩序

秩序與和諧有著緊密的關聯——秩序往往意味著起碼的和諧，而法律構建的初始動因起源於人們對秩序（安全）的強烈欲求。佛洛伊德指出，人類神經系統在節省能量與減少精神緊張方面的需求，解釋了人對於有序生活方式的先見取向。馬斯洛也指出，我們社會中的大多數成年者一般都傾向於安全、有序的、可預見的、合法的和組織的世界，這種世界是他所能依賴的，而且在他所傾向的這種世界裡，出乎意料的、難以控制的、混亂的以及其他諸如此類的危險事情都不會發生。西方中世紀神學主義奧古斯丁承認：「無論天國還是地上之國，也無論社會還是個人，一個共同的目標是追求和平與秩序，以便獲得社會和個人的心靈安寧，法律正是維護和平與秩序的必要工具」。因此，秩序是社會和諧的基本要求，是法律產生的直接價值追求，就如同英國憲法學家韋德所認為的「法治理論的出發點就是秩序優於無政府主義」。

3、自由

無論從社會的變革歷史，還是從科技發展的進程，無不能看到人類追求解放和自由的需要。我們要建立的和諧社會必然包含著自由的價值目標，否則社會不可能有序，也就不會有和諧局面的產生，因為「要求自由的慾望乃是人類根深蒂固的一種慾望」。同時，整個法律和正義的哲學是以自由觀念為核心而建立起來的。約翰·洛克宣稱，「法律的目的並不是廢除或限制自由，而是保護和擴大自由」。所以，一個追求和諧與法治的社會必然要充分彰顯公民的自由權利，限制政府的強權干預，保證人的能力不為壓制性的桎梏束縛，從而建立一種有益於盡量多的人的高度文明。

4、效率

和諧社會和法治精神對效率的需求根本上出於經濟的考慮。按照社會學的思維路徑，人們對某種價值追求的偏向總會打上時代的烙印，在「發展」成為時代主題的今天，效率決定社會內部的穩定，社會的可持續發展以及人與自然的長久和平共處，有限政府應當鼓勵市場主體通過提高效率減少外部不經濟效應，獲得資源的最優配置和利用。法治從來都存在著對效率的嚮往：法治將社會主體之間重復博弈的行為固定，給人以穩定的預期，理性的經濟人基於這種預期進行選擇，就當然地節約社會成本、提高效率；法治要求及時的正義，尤其體現在司法上要及時保障公民的人身自由，盡快確定財產歸屬並盡快使其進入流通領域。

總之，和諧社會與法治精神的基本價值內涵相同：直接宣揚公平正義，確立核心價值定位；要求誠信友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確立對秩序的基本價值追求；強調民主法治，滿足與生俱來的對自由的嚮往；要求充滿活力，更大程度上則是對效率的追求，以保證和諧社會與法治精神所需要的物質條件。

（三）和諧社會與法治精神的價值平衡需求

社會科學從來都沒有停止思考「善社會」的問題，所以，絕大部分社會學家和法理學者關注社會控制所應追求的最高價值目標，應然的社會和實然的社會辯論從來未停止過。正義、公平、自由、效率、秩序（安全）、公共利益甚至服從自然或上帝的意志——所有這些和其他一些價值被不同時代的不同思想家宣稱為社會的最高價值。

實際上，在我們一直追求「善社會」的過程就是肯定公正所具有的基礎性價值。然而，我們必須認識到：每個時代都面臨著有一些社會控制的重大問題，而這些問題則需要最有才智的人運用智慧加以解決；思想家們試圖激勵他們同時代的人去關注他們各自時代所存在的某些尖銳且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在社會制度不平等極為凸顯並引發威脅社會基礎的強烈不滿的時代，有洞見的思想家所提出的價值目標會著重強調較多的平等；在遭到混亂和無政府主義危及的社會制度，必會期望秩序（安全）；在一個政治上專制主義的時代，人們則可能傾向於在政治控制所確定的限制范圍內或在無視這種限制的情形下強調社會價值中反專制主義因素——自由。

因此，在和諧社會與法治精神的基本價值平衡過程中，我們需要確立公平正義作為貫穿始終的價值目標；而對於秩序、自由、效率的價值平衡問題無法給予一個「一刀切」的等次排列，如前所述，必須針對具體時代、具體職能部門及具體事件來確定他們的次序。那麼，司法部門作為社會和諧的重要保證、法治精神的關鍵體現，公正處於當然的核心地位，依法有效保障公民自由的第二位價值追求當然對效率提出了要求。而當我們的司法體制能夠依法公正高效地保障公民自由時，秩序就水到渠成了。

二、我國司法體制的弊端

我國司法體制是根據我國現行憲法和人民法院組織法、人民檢察院組織法的規定設置的，其司法體系由人民法院和人民檢察院系統構成。在此所探討涉及的司法及司法體制，主要指我國專司審判的審判機關——人民法院和以法院為中心的司法體制。

1、司法權設置的地方化

我國憲法規定，地方人民法院由同級人民代表大會產生，並對其負責。這樣一種憲政安排，決定了地方司法系統隸屬於地方的客觀屬性。雖然我國憲法又同時規定司法權的國家專有性和專屬性，但地方司法系統的人、財、物大權、生存和發展都掌握在地方手中，法院對行政機關實際上存在機構、人員和經費等依附關系。利益張力的存在使審判權非常可能成為地方政府博弈的對象，設在地方的國家審判機關成為地方的審判機關。在每個地方都有其特殊利益的情況下，佔主導性的行政機關必然要求行政、立法、司法等權力機構為維護地方利益而竭盡全力，這就為司法上的地方保護主義和司法活動的功利化提供溫床。

司法權作為一種運用法律這一機制來配置資源的專屬權力，其地方化設置會阻礙資源在全社會的自由流通、影響資源的最優配置和利用，不利於統一有序市場的形成；會干預平常主體交易的自由，甚至為政府侵害公民的基本自由權利提供司法保護；會影響法制的統一實施，破壞司法權存在的最高價值——公正。而司法主動的功利化是對司法中立的嚴重挑戰，因為「假如司法者採取主動的行為，試圖積極的發現和解決社會中出現的或潛在的糾紛，必將自己捲入當事人之間利益沖突之中，難以保持公正的面目」。

2、法院管理的行政化

法律文化作為全世界共有的文明成果，具有一些共同的特點和規律，從國際通行的做法來看，為確保司法公正和司法獨立，不同法系的國家在架構以審判權為中心的司法體制時，共同遵循將司法權的行使與司法行政事物相分離的原則，從體制上保證司法權在行使過程中處於一種超脫、公允和中立的地位，有效避免行政權或其他權力對司法權的干擾。但我國的法院管理實際上是一種行政化管理模式。

第一、從法院與其他行政機關關繫上看，法院的人、財、物是由行政機關按照行政模式進行管理的。法院的管理人員和法官是依照統一的《公務員法》進行錄用、確定工資福利待遇和職級；法院的資金由地方行政機關撥付；法院的物資裝備必須由地方政府支持。這種與行政人員採取相同的管理模式無異於鼓勵司法者採取主動的行為——或介入糾紛之中，或與政府保持密切的關系，以追求「政績」、獲得晉升，確保「飯碗」甚至得到更豐厚的利益回報——不中立的法院和法官如何公正？

第二、從法院內部管理體制上看，法官職務的行政化、非程序的內部請示和批復制度、審判委員會對案件的決議職能、案件指標管理制度都嚴重違背審判權的「親歷性」規律。這種缺乏親歷性的審判必然會提高錯判率，造成案件不斷地請示、發回重審，嚴重影響「高效司法」的實現，浪費本就緊張的司法資源，限制財產流轉速度。而對於涉及到人身自由、生命權利的刑事案件，錯判對司法公正的打擊無疑是摧毀性的。即使他們最終被昭雪，但「遲來的正義即非正義」。

內外一致的行政化管理使法院不能獨立行使司法權，使法官不能根據自己的知識經驗對案件形成內心確信斷案，這就增加了干預司法的機會，而這種干預必然導致各種利益的較量——增加社會成本，降低辦案效率，阻礙公正的實現。

3、法官職業的大眾化

我國法官隊伍的成分非常復雜，不僅有專家學者型的精英法官，還有姚曉紅式的「三盲法官」。若干年前的法官選拔制度，無論什麼人，只要有一定關系都可以輕而易舉地調進法院，並名正言順地當法官。這種先天不足並沒有通過後天的培訓機製得到很大改觀，司法權的地方化和行政化又將法官的精力和注意力引向功利化的東西上。無法想像，一個根本不懂法律這架精密儀器的人，怎麼會知道法治精神是何物，怎麼會生產出大眾迫切需求的公正、秩序、自由和效率？

這些司法體制弊端的存在與和諧社會要求的內容格格不入，與法治精神及和諧社會共同追求的價值目標南轅北轍。因此，重構我國司法體制勢在必行。

三、重構我國司法體制

面對背離法治精神的不和諧現象和行為，重構我國司法體制是構建和諧社會的必要選擇；同時，我們在構建司法體制的過程中，必須貫徹法治精神，符合其與和諧社會的價值追求。本文僅就司法體制中主要的具體制度構建提出一些個人的看法。

（一）司法獨立，改變法院行政化管理模式。

司法獨立包括兩個層面的涵義：一是法院獨立審判，不受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的干涉；二是法官獨立審判，不受其他法官的干涉。法官獨立居於核心和根本地位，對審判獨立或司法獨立起著決定性和支撐性的作用。

1、通過立法確立兩級產生體制，即全國人大產生最高法院和高級法院及其法官，經費由中央財政保障；省級人大產生中級和基層法院及其法官，經費由省級財政保障，同時規定中級以下法院經費保障標准，必要時中央可採取轉移支付的財政政策，避免各省法院和法官經費和待遇不均。

2、將其他機關、組織監督司法的程序明確化、法定化。首先，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司法必須堅持的，但黨的領導有一個科學領導的問題。實際上我們的法官堅持體現黨的意志、人民利益的法律，就是堅持黨的領導的過程。其次，雖然司法體制改革後，省級以下的人大將不產生法院和法官，但地方人大仍有監督的權力。該監督權不是個案監督，而是人大在行使監督權時必須有充分的證據請求產生該法官的人大通過訴訟程序行使彈劾權。

3、取消案件的審批簽發制度，確立主審法官或合議庭負責制。院長不需要為自己不辦理的案件負責。當責任具體明晰到個人時，迫使審理案件的法官不得不盡全力甚至利用他人的智慧謹慎細致地處理案件。

4、將審判委員會的決議職能轉變為法律咨詢職能。不僅可以避免審判委員會間接判案，避免權責不明、無法找到真正責任人，而且可以調動法官自覺提高自身素質的積極性。

5、取消請示和批復制度，確保二審終審和上訴制度的存在意義。司法裁判依據的是法律的規定以及法官的知識、經驗和良知，沒有理由認為同樣是法官，下級法院的法官就不如上級法院的法官。

6、單立《法官保障法》，對法官的人身、工資福利待遇、權利救濟等方面作明確的規定。司法無權威的極端表現是法官被毆打、法庭被沖擊，此類現象務必杜絕。

（二）法官職業精英化

構建精英化的法官職業是一個龐大繁雜的體系，除了制度設計避免精英法官庸俗化、功利化外，更重要的是司法主體的法律意識、現代社會的執法與司法意識、操守和品質等全面素質的提升，這又涉及到充分的物質、精神和人才准備。

1、建立完備的法律教育體系和豐富的法律教學內容。「教授法律知識的院校，除了對學生進行實體法規和法律程序方面的基礎訓練以外，還必須教導他們像法律工作者一樣去思考問題和掌握法律論證與推理的復雜藝術。」我們的法律教育必須培養學生的法治精神，將法律作為自己堅定的信仰，並堅持擔任法治有益的傳播者。同時健全法官職業培訓體系，完善法官繼續教育制度。例如，每名法官必須每年參加為期一個月的培訓，並有嚴格的考核制度，培訓的內容不應僅限於成文的法律制度、法學理論，還應包括政治學、經濟學、歷史學、論理學甚至現代的一些尖端技術的介紹。因為「法學並不是社會科學中一個自足的獨立領域」

2、提高法官的待遇。在法官獨立審判後，對承受壓力的能力、法官素質、教育和再教育的要求必然會提升一定高度，這樣，從事法官職業意味著首先必須付出更多的勞動和支出更多的費用，依據成本和產出的關系，提高法官待遇是必然的選擇，也是吸引更多法律精英從事法官職業的必要物質保障。至於法官待遇的水平可以根據國家發展狀況，高於一般公務員的5—6倍。

3、精簡分流現有的法官，嚴格法官職業准入，規范法官選任程序，統一法官選任標准。針對法官隊伍大眾化的現實，按照「學歷+經驗」的標准，將一部分不符合任職標準的法官分流出去，按照合理的規模配置法官。然後通過考核，安排從事法官助理工作、司法輔助人員或司法行政人員。在法官職業准入方面，要進一步提高門檻——在法律精英競相進入法官職業時——是必然的。

4、確定準入和退出法官職業的年齡標准要科學。就像其他的法律不能為每個人量身定製，我們確定法官准入和退出的年齡標准也只能根據一般情況。這個標准同時應考慮到法官職業對經驗——「法律的生命不在於邏輯而在於經驗」的特殊要求。因此法官職業的准入年齡應為28-30歲，退出年齡一般應在70歲。

綜上，筆者就重構司法體制的具體制度提出以上看法，僅僅是司法體制大廈中某個房間甚至窗戶的建構，而要將我國的司法體制重構成一座弘揚法治精神、促進社會和諧、實現公正、秩序、自由、效率的理想城堡，不僅需要法律人不懈的努力，還需要具有改革的勇氣和決心，克服制度的溯及力量與惰性力量，為那些可能成為變革的無辜犧牲者帶來最低程度的損害。

作者：admin
出處：中國法院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