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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法中違背誠實守信的原則案例

發布時間: 2022-05-27 02:03:26

① 訂立合同過程中當事人違背誠信原則給對方造成損失的怎麼辦

法律分析:訂立合同過程中當事人違背誠信原則給對方造成損失的應當承擔締約過失責任。締約過失責任指因當事人在無意與對方訂立合同的情況下,惡意進行談判,使合同不能成立或者不能生效所應當承擔的責任。

法律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 第七條 民事主體從事民事活動,應當遵循誠信原則,秉持誠實,恪守承諾。

② 李先生半坡王先生為其提供擔保的行為違法

首先李先生違背了解合同法條款中的誠實守信原則,即沒有將實情如實的告之王先生,其次李先生也觸犯了民法中的欺詐罪.所以王先生應以合同法中的誠實守信原則並以他的醫生朋在為證,與李先生之間撤消合同關系.如王先生不允,則可將其訴訟至法庭受理!

③ 合同履行時,違背誠信原則承擔什麼責任

「暫借劉某人民幣10萬元,工廠開工後第二個月即如數奉還」
這是附條件的合同(民事行為),很顯然,借款目的應該是進行生產經營,即使借款目的未見諸借條,相信有其他證據亦不難證明,張某將錢拿去倒賣原材料賺錢,是故意促使合同所附條件無法實現,根據民法一般原理,應視為條件已經成就,自劉某第一次催要欠款起,該借款到期。其實違背借款使用目的已經夠成違約,當然承擔違約責任。
至於樓主所說的違反誠信原則所應承擔的責任,在合同領域,一般是作為違約責任補充的,如違反合同簽訂、履行及事後的通知、保密等附隨義務所應承擔的責任。

④ 一則合同法案例求解釋,可追加分數

違約責任和侵權責任不分析了。你想問的應該是選項B吧。
根據《合同法》第 42 條 規 定內 :「當事人在訂立合容同過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給對方造成損失的,應當承擔損害賠償責任:(一)假借訂立合同,惡意進行磋商;(二)故意隱瞞與訂立合同有關的重要事實或者提供虛假情況;(三)有其他違背誠實信用原則的行為。」
本案中甲公司不存在違背誠實信用原則的行為,不應承擔締約過失責任。就如你所說的,即便乙公司的樣品達到標准,但甲公司也只是考慮購買,並不是一旦達標就必須購買。如果達標了甲公司就必須購買的話,就構成了甲公司的承諾了,那就是違約責任。
所以綜上,甲公司不承擔任何責任。
D 項正確。

⑤ 《合同法》案例分析

案例一
1、甲公司和乙工廠之間的合同沒有成立。雙方採用合同書的形式訂立合同,按照合同法的規定,當事人採用合同書的形式訂立合同的,自雙方當事人簽字蓋章時合同成立。而甲公司並未在合同上蓋章,因此合同尚未成立。
2、甲公司承擔的是締約過失責任。由於甲公司的行為違反了誠實信用原則,導致合同未能訂立,造成了另一方當事人的損害,因此應當承擔締約過失責任。
3、乙工廠可以要求甲公司賠償1000萬元的損失。甲公司提出,乙工廠須先徵用土地培訓工人後甲公司方能在合同上蓋章,因此乙工廠出資1000萬徵用土地培訓工人所花費的費用就屬於訂立合同的費用,屬於因相信合同有效成立而遭受的損失,屬於締約過失責任的賠償范圍,有權要求甲公司賠償。
案例二
1、商店與張某的合同屬於可撤銷的合同。合同法規定,在訂立時顯失公平的合同,當事人一方有權請求撤銷。商店將相機以明顯低於市場價的價格賣給了張某,已經構成了顯失公平,屬於可撤銷的合同。
2、商店的訴訟請求可以成立。合同法規定,對於可撤銷的合同,當事人一方可以向法院請求變更或者撤銷。因此商店可以提出請求,如果是撤銷合同的話,雙方就應該返還原物和價款,也就是退貨;如果是變更的話,就是按照正常價格購買,要補足應付的價款。

⑥ 求合同法案例(含裁判要旨)

經適房買賣合同效力的成功案例及裁判要旨(2011-02-15 22:31:21)轉載▼標簽: 北京市合同法經濟適用住房合同無效規定雜談
一、案情概要:
2009年3月27日,原、被告通過北京某房地產經紀有限公司居間,訂立了《北京市存量房屋買賣合同》《北京市存量房屋居間合同》,合同約定被告將其位於某區西苑41號樓3單元01號(建築面積147)住宅房屋(已取得產權)以九十萬元價格轉賣給原告,付款方式為:訂合同時交定金兩萬元,2009年4月5日首付二十三萬,餘款通過貸款方式付清。合同約定被告(出賣人)在收到首期購房款的當日將該房屋交付給原告(買受人)。原告按約交付了首期購房款,被告將涉案房屋交付原告。雙方訂立的《北京市存量房屋買賣合同》第十條約定了權屬轉移登記事項:「自本合同簽訂之日起430日內,雙方共同向房屋權屬登記部門申請辦理房屋權屬轉移登記手續」,原、被告雙方在合同補充條款中約定,「買賣雙方在簽訂本合同後430日內(房產證發放日期滿五年後),賣方(被告)配合買方(原告)申請貸款」。但在合同約定的辦理產權過戶及銀行貸款時限屆滿後,被告拒絕提供辦理過戶及貸款的手續,依據《合同法》第八條、第六十條、《北京市存量房屋買賣合同》第十條、補充條款2規定,原告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要求判令被告履行合同義務,並依據《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條、雙方訂立的合同條款約定,被告承擔違約責任。
二、訴辯主張:被告針對原告的訴訟,提出反訴,請求確認經適房買賣合同無效,理由是經適房不得上市效易,主張的依據是國務院關於保障困難家庭住宅相關規定以及北京市人民政府關於經適房管理辦法。
原告對反訴的辯稱:反訴原告與答辯人雙方通過居間房屋買賣,未違反法律法規的禁止性規定,合法有效,反訴原告的三項主張不能成立,應予駁回,並請人民法院支持答辯人的訴訟請求。反訴狀依「經濟適用房未滿五年不允許上市交易」為由,要求確認無效,其理由不符合法律規定。
1、從住房面積和上市起算時間上看,反訴原告訴求缺乏事實及法律依據。
《經濟適用住房管理辦法》第十五條規定,經濟適用住房單套建築面積控制在六十平左右,本案中的房屋面積遠遠超出經濟適用住房管理辦法規定的限制性條件,不能依據經濟適用住房管理辦法做為確定合同無效的依據。《辦法》第三十條規定及《北京市經濟適用住房管理辦法》第21條規定,上市交易時間均從購買之日起計算,不是從取得產權證之日計算,北京市2008年4月份以後的相關規定也是按兩種條件計算起點,從取得契稅完稅憑證或者所有權證的時間計算,2008年4月8日以前建成的房屋,仍按購房合同訂立之日計算五年時間。本案中的房屋屬2001年建成,上市交易的時間自購房之日計算,超過五年時間,符合上市交易條件,如果按反訴原告所述的產權證取得時間,根據雙方訂立合同第十條約定「自本合同簽訂之日起430日內,雙方共同向房屋權屬登記部門申請辦理房屋權屬轉移登記手續」,應視為本條對合同效力作了附期限或條件附加,照此計算,雙方約定的交易時間是2010年5月27日,已超過五年時間,依據合同法第四十五條、第四十六條的規定,雙方訂立的合同合法有效。
2、依據《合同法》第八條、《合同法司法解釋(一)》第四條,《司法解釋(二)》第八條規定,認定合同無效只能依據全國人大的法律和國務院行政法規的禁止性強制性規定,目前關於經濟適用住房管理辦法的規定,並非合同法規定確認無效合同的法律依據。
3、實踐中根據老房老辦法新房新辦法的處理原則,北京市相關規定,自2008年4月8日以後新建的經濟適用住房,依照面積六十平米的標准和產權證取得之日計算上市交易,本案中的房屋建成時間在2002年,按照老房老辦法規定,符合交易條件。根據《合同法》第四十五條、《合同法司法解釋(二)》第八條規定,當事人為自己的利益不正當地阻止條件成就的,視為條件成就;反訴原告的起訴行為違背誠實信用原則,人民法院根據案件具體情況和相對人的請求作出判決;參照商品房買賣合同司法解釋第二條規定的法理精神,在起訴前已滿足了條件的,可認定房屋買賣合同有效,是對合同效力的補正。
三、法院裁判:
原被告雙方訂立的合同是當事人之間的真實意思表示,該合同雖然違反了北京市關於購買經適房的政策,但並不違反法律法規的強制性規定,依照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合同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一第四條規定,合同法實施後,人民法院確認合同無效,應當以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的法律和國務院的行政法規為依據,不得以地方性法規、行政規章為依據,故被告關於房屋買賣合同無效的辯解與反訴請求本院不予採信,原告履行了自己的付款義務,被告如約交付了房屋,現涉案房屋已經具備上市交易的條件,故原告要求辦理過戶登記及貸款手續,理由正當,本院予以支持,反訴原告要求返還房屋並給付房租的反訴請求,依據不足,本院無法支持,綜上所述,依據合同法第八條、第五十二條、第六十條,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合同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一第四條規定,判決如下,被告於本判決生效後六十日內協助原告辦理貸款及過戶手續;駁回反訴原告的反訴請求。
被告不服一審判決,以原有主張向中級人民法院提起上訴,並向原告發送了解除合同的通知,二審經審理後,依法維持原判,駁回上訴。
四、律師評案:
一、本案無爭議的事實:⑴、房屋建成時間為2001年;⑵、面積147平米;⑶、產權取得日期2005年;⑷、交易時間2009年;⑸、入住時間2009年;⑹、合同明確約定辦證過戶時間滿五年後的2010年5月27日;⑺、付款方式為首付加貸款。
二、被告主張「房屋買賣合同無效」,理由例舉了「有限產權、土地劃撥、無權處分、公共利益、未獲通知」等,這樣的訴求缺乏事實及法律依據。
二審程序中上訴方補充提交三份證據,並非新證據,不能成為改變案件事實的依據,依據最高院證據規定審核不符合證據三性;解約告知與上訴請求有矛盾,系一審庭審後才形成,被上訴人已經提起繼續履行合同之訴,其解約告知失去法律意義;銀行的貸款規程與本案沒有關聯,僅屬於實際貸款業務中的操作程序及銀行審核規則層面的問題,概與本案爭議的履行貸款義務及辦理過戶責任(前期義務)無關。
三、雙方之間的爭議集中在法律適用方面,經濟適用房屋買賣合同是否無效,上訴人主張無效,但不能提供無效的法律依據。
國務院若干意見不屬於效力性強制規范,該意見第(十)規定和《經濟適用住房管理辦法》第十五條規定,控制的是六十平米以下的經適房。北京市經濟適用住房管理辦法的效力層級低,不能成為確認合同無效的基礎性規范依據。上訴人在簽約時明確約定五年期滿後過戶,表明其明知「限售期滿後」的交易合法。涉案合同繫上訴人真實意思表示,未違反法律法規的強制性規定,應屬有效。
四、根據「老房老辦法、新房新辦法」的處理原則,北京市規定的新辦法規范的是2008年4月8日以後新建的經適房,新辦法限制面積是六十平米,新辦法限制交易起點自產權證取得之日起未滿五年。《經濟適用住房管理辦法》第三十條規定及《北京市經濟適用住房管理辦法》第二十一條規定(老辦法),上市交易五年時間的起算點從購房之日起計算,不是從取得產權證之日計算。涉案房屋建成時間是2001年,上訴人購房時間是2001年10月17日,交易時間為2009年3月27日,依照老辦法規定交易的行為遠遠超過五年限售期規定。依據《合同法》第四十五條、第四十六條規定,原被告之間的交易具備法定條件,上訴人關於未滿五年限售期不得交易的理由不能成立。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當前形式下進一步做好房地產糾紛案件審判工作的指導意見(法發【2009】42號)》規定,正確理解城市房地產管理法等法律、行政法規關於土地使用權轉讓條件的規定,准確把握物權效力與合同效力的區分原則,盡可能維持合同效力。《最高人民法院關於當前形勢下審理民商事合同糾紛案件若干問題的指導意見》第五規定,如果強制性規定規制的是當事人的市場准入資格而非某種類型的合同行為,或者規制的是某種合同的履行行為而非某類合同行為,人民法院對於此類合同效力的認定,應當慎重把握。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在民事審判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第(三)關於房地產案件審判工作,針對房地產案件審判實踐中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就如何認定合同效力和情勢變更原則適用問題:嚴格合同無效的法定條件,盡量維護合同關系的穩定,站在維護法律嚴肅性和社會經濟關系有序協調發展的高度,嚴格把握無效合同的認定標准。按照合同法第52條的規定,結合案件具體情況,分析和把握法律規定的性質和精神,正確界定當事人民事行為的目的,凡不屬於違反法律、行政法規強制性規定的,要堅決維護合同對雙方當事人的約束力,通過穩定的合同關系提高市場行為的可預見性和合同利益的確定性與可信賴性,促進經濟生活的協調發展,不要讓司法裁判成為當事人違反誠信避險趨利的途徑和手段。提出無效主張的一方,真實動機和目的在於房價上漲,合同無效為借口,以破壞誠信原則為代價,損害買受方的合法權益,其不當訴求不應得到法律支持。整理律師張生貴13240422999

⑦ 舉例說明合同法的某一制度或者原則!!!!急求!最好是案例分析!!!

這是我在網上找的關於誠實信用原則的案例,希望對你有幫助。 「案例簡介」1999 年10月2日,原告郭某與被告某村委會簽訂了一份房屋租賃合同,合同約定:房屋租賃期限5年,形勢變化隨時變更;年租金1500元,村裡將13千瓦用電權借給郭某使用。2000年7月初,郭某因租賃的房屋年久失修,加之遭受水災,屋頂漏雨,間牆倒塌,村裡又無力維修,故提議出賣。村委會經研究同意將租賃房屋賣給郭某,雙方協商價格為3萬元,但郭某表示徵求家中意見後再定。郭某徵求家中意見後,口頭表示價錢太貴不買。此後,張某提出購買此房,村長託人詢問郭某是否購買,否則就要賣與他人,郭某仍表示不買。村委會便與張某達成協議,將此房以3.2萬元的價格(包括17.2千瓦用電權)賣給張某,張某預付了定金 l萬元。但因郭某租賃房屋未到期,郭某提出繼續使用房屋,並不同意歸還13千瓦的用電權。村委會經研究決定,以2.8萬元的價格將此房賣給張某,用電權由原定17.2千瓦變為4.2千瓦,張某必須允許郭某租用房屋到合同期滿,房屋的所有權歸張某。 2000年9月2日,村委會和張某辦理產權轉移手續時,郭某也未提出異議。房屋產權轉移後,張某維修了房屋。2000年9月21日,張某與郭某達成協議,郭某遷出承租的房屋,張某向其支付損失費2000元。村委會也退給郭某預交的承租費3000元。事後,郭某以村委會將爭議房屋租給他,卻於2000年8月未經其同意而維修了房屋,並將爭議房屋出賣給張某,其是承租人,應享有優先購買權為理由,向某市人民法院起訴,請求將爭議優先賣給他。村委會答辯稱:郭某提出購買爭議房屋以後,雙方議定價格為3.2萬元,但事後郭某表示不買,才以3.2萬元之價賣給張某。後因與郭某的合同未到期,郭某不同意遷出,村委會才以2.8萬元之價將房屋賣給張某,並允許郭某使用房屋到合同期滿。在買賣成交及產權轉移過程中,郭某均表示不買,且村委會多次徵求過意見,郭某均表示不買。故郭某現提出房屋優先購買權沒有道理,不應支持。法院經審理查明,認定上述事實屬實。「問題提出」對於本案可從不同角度進行法律分析,在此結合此案說明合同法上的誠實信用原則。在合同法上,誠實信用原則是合同法最為重要的基本原則之一,它是合同法基本精神的體現,是合同法的指導原則。「法律依據」《合同法》第6條規定:「當事人行使權利、履行義務應當遵循誠實信用原則。」《合同法》第60條規定:「當事人應當遵循誠實信用原則,根據合同的性質、目的和交易習慣履行通知、協助、保密等義務。」(相關法條)《合同法》第92條規定:「合同的權利義務終止後,當事人應當遵循誠實信用原則,根據交易習慣履行通知、協助、保密等義務。」(相關法條)最高人民法院《關於貫徹執行若干問題的意見(試行)》第118條規定:「出租人出賣出租房屋,應提前三個月通知承租人,承租人在同等條件下,享有優先購買權;出租人未按此規定出賣房屋的,承租人可以請求人民法院宣告該房屋買賣無效。」「案情分析及處理結果」對於本案,雖然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於貫徹執行若干問題的意見(試行)》第118條規定:「出租人出賣出租房屋,應提前三個月通知承租人,承租人在同等條件下,享有優先購買權;出租人未按此規定出賣房屋的,承租人可以請求人民法院宣告該房屋買賣無效。」原告對被告出賣的出租房屋享有優先購買權。但是,從案情看,在被告向原告兩次作出賣房提議時,原告均作出了否定的意思表示。至於價格低於原先與原告商議的3萬元,是因為張某的得到的用電權較少。在被告與張某辦理產權轉移手續時,原告也未提出異議。而且原告還從張某處得到了補償,從被告處取回了預付租費,因此原告得行為表明其已放棄了作為承租人而享有的優先購買權。在張某已經取得房屋所有權並對房屋進行了維修以後,原告又對其所有權提出異議,要求被告將房屋賣給他,明顯違背了誠實信用原則,原告的請求不應予以支持。「存在的問題」在本案的處理過程中,對於是否支持原告的訴訟請求存在爭議:第一種意見認為,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於貫徹執行若干問題的意見(試行)》第一百一十八條規定:「出租人出賣出租房屋,應提前三個月通知承租人,承租人在同等條件下,享有優先購買權;出租人未按此規定出賣房屋的,承租人可以請求人民法院宣告該房屋買賣無效。」原告對被告出賣的出租房屋享有優先購買權。從本案情況來看,被告在以低於與原告事先商定的價格將房屋賣給第三人,未在同等條件下讓原告行使優先購買權,違反了誠實信用原則,因此,法院應判決被告與第三人簽訂的房屋買賣合同無效,原告的訴訟請求應予以支持。第二種意見認為,違反誠實信用原則的不是被告而是原告。根據有關法律規定,在同等條件下,原告的確享有優先購買房屋的權利。但是,原告在本案中實際上通過作出拒絕購買的意思表示,並且與第三人達成補償協議,從被告處取得預付租費等行為表明其已放棄優先購買權。可以說,原告的權利得到了保障,因此,原告的訴訟請求不予支持。我們認為,第二種意見是正確的,被告的行為並無不當之處,原告在以自己的行為放棄自己的權利之後又要求對其權利進行保護,明顯違反了誠實信用原則。對於誠實信用原則的含義,學者們眾說紛紜。一般認為,誠實信用原則的基本含義是,當事人在市場活動中應講信用,恪守諾言,誠實不欺,在追求自己利益的同時不損害他人和社會利益,因此其要求民事主體在民事活動中維持雙方的利益平衡,以及當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的平衡。但是,應當認識到,誠實信用原則基於作為合同法甚至民法基本原則的屬性,其外延將隨著社會變遷而相應發生變化。我國《合同法》對於誠實信用原則及其要求作出了明確規定,《合同法》第 6條規定:「當事人行使權利、履行義務應當遵循誠實信用原則」。《合同法》第60條規定:「當事人應當遵循誠實信用原則,根據合同的性質、目的和交易習慣履行通知、協助、保密等義務」。《合同法》第92條規定:「合同的權利義務終止後,當事人應當遵循誠實信用原則,根據交易習慣履行通知、協助、保密等義務」。按照合同法的要求,要求合同當事人在訂立、履行以及合同終止後的全過程中,都要本著誠實信用的態度。法官在處理合同糾紛時,也要以誠實信用為最高指導原則對合同進行解釋以及裁判違約責任。具體說來:(1)在訂立合同時,應當遵循誠實信用原則,公平地確定合同雙方當事人的權利義務;一方當事人對另一方當事人不得進行欺詐、脅迫;雙方當事人不假借訂立合同進行惡意磋商,企圖通過損害第三方或集體、國家的利益而獲利;雙方當事人不得借訂立合同企圖規避或違反國家法律和其他違背誠實信用的行為。(2)在履行合同義務時,當事人應當遵循誠實信用的原則,根據合同的性質、目的和交易習慣履行;及時通告、協助、提供必要的條件;防止損失擴大;對在履行合同過程中獲悉的對方當事人的有關商業秘密、技術資料等負有保密義務等等。(3)在合同終止後,當事人也應當遵循誠實信用的原則,根據交易習慣履行通知、協助、保密等義務,這些被稱為後契約義務。(4)在合同的解釋方面,一般而言,法律條文均極為抽象,適用於具體案件時,必須加以解釋。進行法律解釋,必須受到誠實信用原則的支配,使其能維持公平正義。此系誠實信用原則在法律解釋上的功能。(5)在法官裁判違約責任時,須根據誠實信用原則,從公平的角度確認合同雙方當事人的均衡之利益,從而使破壞這一均衡狀態的一方承擔應有的責任。但是應當認識到,雖然誠實信用原則已成為包括合同法在內民法領域的最高准則,但遍觀各國民商法,均無直接規定違反誠實信用原則所應承擔的法律後果。這是因為誠實信用原則是一內涵廣泛的彈性條款,法官擁有足夠的自由裁量權去決定當事人是否違反了這一原則以及應承擔的相應責任。那麼這是否意味著在合同法中違反誠實信用原則的行為不構成違約行為呢?答案當然是否定的。違約的概念應當區分為兩種:—種是狹義的違約概念,只有在違反合同所明確規定的義務的情況下才構成違約;另一種是廣義的違約概念,它是指合同當事人違反各種合同義務的行為。這種義務既包括合同規定的義務,也包括依法令規定和誠實信用原則所產生的義務(主要是附隨義務)。誠實信用原則的性質實質上是從補充當事人意思的任意性規定,轉變為當事人不得約定排除其適用,甚至當事人不得援引可由法庭依職權適用的強制性規定。合同約定條款違背誠實信用原則,應為無效。當事人履行合同違背誠實信用原則,使對方遭受損害的,應承擔損害賠償責任。在仲裁和訴訟中,縱然當事人未主動援引誠實信用原則的,仲裁庭或法庭也應依職權主動予以適用。究其本質,誠實信用原則由於將道德規則與法律規定合為一體,兼有法律調解和道德調解的雙重功能,使法律條文具有極大的彈性,法官因而享有較大的公平裁量權,能夠排除當事人意思自治而直接調整合同當事人的權利和義務。

⑧ 哪些違反誠實信用原則的行為構成締約的過失

(一)假借訂立合同,惡意進行磋商。
(二)在訂立合同中隱瞞重要事實或者提供虛假情況。
(三)其他違背誠實信用原則的行為。
【法律依據】
《合同法》第四十二條規定,當事人在訂立合同過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給對方造成損失的,應當承擔損害賠償責任:
(一)假借訂立合同,惡意進行磋商;
(二)故意隱瞞與訂立合同有關的重要事實或者提供虛假情況;
(三)有其他違背誠實信用原則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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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 員工違反誠實信用原則,可否解除勞動合同

一、誠實信用原則在勞動法中的體現——從一個案例入手
司法實踐中,與誠信相關的解僱理由主要集中在勞動合同的簽訂與履行過程中。因此,司法機關在判斷解僱是否合法時通常需結合義務人在勞動合同簽訂及履行過程中的誠信義務來審查。本文著重探討勞動合同訂立過程中勞動者的誠信義務問題。關於勞動合同簽訂過程中的誠信義務,在《勞動合同法》中具體體現為第二十六條及第三十九條第五款。《勞動合同法》第二十六條第一款主要規定了違背誠信原則導致合同無效的幾種情形;第三十九條第五款則進一步明確了符合第二十六條第一款規定的違背誠信原則行為的,用人單位可以行使即時解除權。那麼在勞動合同訂立時,勞動者到底負有怎樣的誠信義務,怎樣違反誠信的行為才會導致解僱呢?下面筆者想從一個簡單的案例1深入對相關問題進行分析。
勞動者唐某於2008年1月應聘進入某機械公司蘇州辦事處從事專業設備銷售服務工作,並根據招聘要求提交了畢業於某大學材料工程系的學歷證明復印件。公司與其簽訂了至2010年12月31日的勞動合同。入職後,唐某簽署《任職承諾書》一份,內容為:「本人作為公司員工,特作如下承諾:……本人以往提供給公司的個人材料均是真實有效的,如有做假,願意無條件被解除合同……」 該公司《員工手冊》亦規定:「員工有下列任一嚴重違反公司規章制度情況的,公司將予以解僱,且不給予任何經濟補償:……(2)、以欺騙手段虛報專業資格或其他各項履歷……。」唐某在入職後數次填寫的員工登記表中履歷部分均填寫為某大學材料工程系的學歷。2009年2月唐某所在辦事處負責人調離。因有人舉報,公司人事部門在審查該負責人移交的材料時發現唐某學歷資料存疑,經與該院校核實,並無唐某學歷信息,其提供的學歷證書復印件系偽造。公司遂以唐某求職時學歷造假存在欺詐行為及虛報履歷違反公司規章為由,與唐某解除勞動關系。唐某不服,認為辦事處負責人早已知道其學歷不真實,其不存在欺詐,且學歷要求並非崗位必須,其能力是勝任該工作的。故認為公司與解除勞動關系違法,要求支付其違法解除勞動合同賠償金。仲裁委員會裁決認為唐某欺詐行為成立,對其要求公司支付唐某違法解除勞動合同賠償金請求未予支持。唐某不服裁決,提起訴訟。一審法院認為對唐某入職時的學歷用人單位未盡審查義務,辦事處負責人在事先已知唐某學歷造假應視為公司已經知道,唐某欺詐之說不成立,故判決支持唐某訴請。公司不服提起上訴,認為員工聘用系公司人事部門負責,唐某原所在辦事處負責人從未向公司匯報過已知唐某學歷造假之事,且在事發前不久填寫的履歷表中唐某仍填寫了虛假學歷,其欺騙公司的行為存在主觀故意。而公司未盡審查義務不是免除唐某欺詐行為後果的理由,故要求判令不支付唐某違法解除勞動合同的雙倍賠償金。二審法院審理後,撤銷了原審判決,改判公司無須支付唐某違法解除勞動合同的雙倍賠償金。
這個案件,三次裁判得出了兩個不同結果。處理結果的一波三折說明對簽訂合同過程中不誠信引發的解僱糾紛在司法審查有在很大的分歧,涉及對如實說明義務范圍的界定、違反如實告知義務行為的性質認定及對僱主行使解僱權的影響。後文中,筆者就這些問題深入地進行剖析。
二、如實告知義務的立法比較
(一)國外立法對雇員如實告知義務之規定
勞動關系是需要勞動合同雙方在合同履行過程中互相協作,在遇到問題時相互理解、幫助解決才能在既定期限內存續和順利實現的社會關系。這種社會關系的順利實現依賴於雙方一定程度的了解、信任。在建立勞動關系前盡必要的告知與注意義務,促使合同得以善意地成立,並得以全面履行,從而最終實現雙方當事人對合同預期的目的。因此,履行如實告知義務是確保雙方知情權,保障勞動合同切實履行的一項重要措施,也是誠信原則在勞動合同領域的延伸和體現。我國勞動立法實踐短,經驗不足,比較分析國外相關立法經驗,對於我們正確理解《勞動合同法》相關條款的內涵和界定悖信行為的性質及其法律後果,使誠信原則在勞動法律關系的調整中發揮真正的作用,是非常有益的。
對於雇員的告知義務各國亦有相應規定。法國勞動法確立了職業自由原則。職業自由包括營業自由和勞動自由。招聘自由是營業自由的具體體現,而為了保障社會公共利益的實現,法國勞動法對招聘自由設置最大的限制就是平等原則,即禁止招聘中的歧視行為。同時出於對個人私生活的保護,企業招聘中收集信息也要遵守兩項原則(法律卷第1221-6條),一是「目的性原則」,即收集的信息資料等不論形式如何,只能用來評價應聘人員此時應聘崗位的工作能力;二是「適當原則」,即這些信息必須和應聘工作崗位有著直接的、必然的聯系。2
同時,還它規定了禁止收集民族、社會出身、政治觀點、宗教信仰、工會入會情況、應聘人員的身體健康狀況、婦女是否懷孕等具體個人信息。德國勞動法認為,在僱傭初期,僱主與雇員之間的准備關系就像一個先合同信任關系,在雙方之間產生帶有勞動法特點的特定義務。雇員必須在沒有要求的情況下,在勞動合同中,對未來勞動關系中與勞動給付義務的履行相關聯的有實質意義的所有情況進行真實的陳述公開。對與勞動關系雖然沒有實質意義的一些事實,但獲知這些事實對僱主存在合法利益的,求職者也應當主動告知。至於宗教信仰、黨派屬性,僱主原則上不允許提問,除非其應聘的是教會的職位或是在政治黨派中擔任領導職位。如在招收出納員崗位時對財務犯罪前科的提問,由於客觀上存在著正當的實質性理由和必要性,這種提問便認為是合法的3 。而《日本勞動標准法》則規定,在簽訂勞動合同時,僱主必須把工資、工作時間、其他勞動條件當面向勞動者說明。對於工資事項必須根據命令所規定的方法予以說明。根據前項規定所當面說明的勞動條件如與事實不符,工人可立即解除勞動合同。而雇員對個人經歷的虛假陳述則屬於「歸因於雇員的原因」,亦屬於解僱合法的合理原因。
(二)我國勞動法對勞動者如實告知義務之規定
在實施勞動合同制度前,我國勞動力的流動遠沒有如今那麼頻繁,員工入職和調動有著繁復的手續和審查過程,企業對員工的學習背景、工作經歷、工作能力都比較熟悉,內部勞動用工關系相對穩定,員工相關信息是否需主動告知並不那麼重要。同時,由於固定用工制度的存在,員工往往是屬於被選擇的一方,對於將從事何種工作,有何種職業風險並無發言權,用一句話概括就是「服從組織分配」。因此,在勞動合同制度實施前,用人單位與勞動者的知情權是被完全排除的。但隨著勞動合同制度逐步建立和完善,企業方和勞動者都有了更多的選擇權。同時,伴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農村人口流動也愈加頻繁,人與人、人與企業之間因地域而產生的自然的熟悉感不復存在。2008年頒布實施的《勞動合同法》首次將如實告知義務寫入了法律。該法第八條明確規定,用人單位招用勞動者時,應當如實告知勞動者工作內容、工作條件、工作地點、職業危害、安全生產狀況、勞動報酬,以及勞動者要求了解的其他情況;用人單位有權了解勞動者與勞動合同直接相關的基本情況,勞動者應當如實說明。上述條款包括了用人單位及勞動者各自負有的如實告知義務。用人單位的如實告知義務重在平衡雙方信息掌握程度的不對等,而勞動者的如實告知義務則主要出於保障用人單位對勞動力的合理使用及合同目的順利實現的考慮。
三、勞動者如實告知義務之范圍界定
從國外立法不難看出,對於雇員在應聘時應盡如實告知義務,各國基本持肯定態度,但對於勞動者告知義務的范圍,即哪些情況應當如實告知,規定各有不同。我國《勞動合同法》對勞動者在簽訂勞動合同時的告知義務簡單表述為「與勞動合同直接相關的基本情況」。該表述非常原則。現實生活中對勞動者在簽訂勞動合同時應當誠實告知的事項范圍產生了不同理解,由此引發的悖誠行為是否必然導致勞動合同無效及被解僱的法律後果的不同判斷。比如學歷、婚育狀況是否屬於告知義務,未如實告知將產生怎樣的法律後果,在司法實務界就存在不同觀點,不同法院、不同法官對類似問題的處理結果亦迥然不同。對此,筆者以為,對於在勞動合同簽訂過程中勞動者告知義務的范圍界定,《勞動合同法》的表述雖然原則,但其理解和把握還是有跡可循的。勞動合同關系是一種特殊的合同關系,誠信原則作為這種調整特殊法律關系時的一項指導原則,應當考慮勞動法的特點。對於「與勞動合同直接相關的基本情況」的把握,筆者以為採用德國勞動法的觀點更為科學。將勞動者如實告知的事項分為與勞動給付義務的履行相關聯的有實質意義的所有情況以及對僱主存在合法利益的其他情況。與勞動合同履行有實質意義的情況,通常可以包括勞動者個人身份信息資料、能一定程度反映勞動者工作能力、技術熟練程度的工作履歷、原單位的推薦信函、特殊崗位必須具備的資格證書或身體健康資料等,如工廠招用電工就需要其持有電工上崗資格證,飯店招用廚師需要應聘者持有個人衛生許可證、一些有毒有害的特殊崗位的招工,需要告知是否存在該崗位禁忌的疾病等。
前述案例中涉及的是應聘時提供虛假學歷證書的問題。這類情況在日常生活中也時常發生。學歷是否是與勞動給付義務的履行相關聯的有實質意義的而必須如實告知的事項呢?持否定態度的人認為「學歷不能代表能力,文憑不能代表水平」,對學歷虛假陳述對勞動合同的履行不產生影響。這也是本案當事人唐某主張的主要理由之一。而持肯定觀點的則認為學歷雖然不能完全代替能力,在沒有實際聘用的情況下,學歷一定程度上能反映出應聘者的教育背景,是對其是否能勝任崗位需要的判斷依據之一,其屬於勞動合同履行有實質意義的情況。筆者贊同後者的觀點。學歷與履歷通常是用人單位甄別和選擇勞動者,判斷合同目的能否達成的重要指標,是雙方合意的基礎條件之一,無疑屬於勞動者如實告知義務的重要告知事項。用人單位明示要求,勞動者應當主動告知。在勞動用工領域,對勞動者締約過程中違背誠信的行為多停留在道德批判的角度,而用法律手段對其進行懲戒的寥寥。而對用人單位行使解僱權合法性的嚴格審查,也使得一些企業不得不採取背景調查,簽署承諾書等手段來應對,不僅大大增加了用工成本,亦導致用人單位與勞動者在合同履行過程中互信、合作的基礎盪然無存,對勞動用工秩序的穩定產生了極大的負面影響。以偽造學歷的方式獲得就業機會,對於篤守誠信的其他應聘者而言也是一種嚴重的不公。因此,筆者以為,從體現社會公平、促進社會誠信機制建設的角度出發,在司法裁判中對學歷、履歷是否與勞動合同履行有實質意義應做肯定的理解。
四、違反如實告知義務行為的性質認定及對解僱權之影響
司法實務中,用人單位以勞動者簽訂合同過程中存在違背誠信的行為而行使勞動合同解除權的,通常依據《勞動合同法》、《勞動合同法》第二十六條第一款、第三十九條第五款提出解除勞動合同,即簽訂合同中存在欺詐行為導致合同無效的,用人單位可以行使合同解除權。而何種有悖誠信的行為將導致合同無效是此類解僱糾紛合法性審查的關鍵。對此,理論與司法實務界尚未形成統一的意見。筆者以為,此類解僱糾紛的合法性審查中對誠信原則的把握應當結合勞動合同的特殊性來綜合評判。
合同是當事人雙方合意的結果。合同只有在不與立法目的相抵觸時才受法律保護,即合同依法有效,對雙方當事人產生法律約束力。當合同存在違反法律規定的要素時,法律會視情做否定性的評判,即不讓合同有效。按照信賴責任的理論,法律行為(特別是合同行為)的效力根源在於行為人的意思表示使相對人或其他利害關系人產生某種信賴並據此作出准備或安排,進入所謂的「法律狀態」;行為人違反法律行為設定義務並給相對人造成損失或「信賴損失」時,應當按照誠信原則、公平原則或保護交易安全原則承擔責任,而法律行為的效力正是指違反自己意思表示造成他人損失時應承擔責任的必要性。4 勞動合同是一種特殊的合同,合同雙方地位的不平等性影響了他們的自由選擇。勞動者必須在僱主「招聘」的前提下才能有締約的機會,勞動力資源的豐富、層出不窮的勞動替代工具,勞動者自身素質的局限,這些都使得勞動者對於交換的需求遠比僱主急迫,所以僱主才真正享有話語權。 而正是由於在勞動力供求關系中的不平等性,使得雙方在勞動合同磋商過程中的談判地位也出現了差異。作為弱勢地位的勞動者而言,出賣勞動力獲得報酬是其維持生計的主要方式,勞動合同效力的評價對其會產生重大影響。因此,在運用誠信原則對合同效力進行評判時必須考慮到勞動合同的特殊性,即從屬性。
(一)與勞動合同履行存在實質性意義事項的不誠信行為是法律規制的對象
在當前市場經濟體制下,社會經濟的發展需要良性競爭加以推動,而企業保持其競爭力的手段之一就是確保勞動力的合理使用並最大限度地創造價值。而《勞動合同法》在勞動合同簽訂過程中設定勞動者如實告知的義務,目的亦是為了確保勞動合同目的的實現。對勞動合同簽訂過程中不誠信行為進行規制也應出於此目的。用人單位在招聘員工時基於應聘者的陳述,對其工作能力、創造能力產生了一定的預期,並在此基礎上與對方就崗位、薪酬甚至合同期限進行協商達成合意。雙方勞動合同的建立是基於用人單位崗位的需要以及勞動者符合崗位條件的陳述具有一致性。而勞動者在簽訂勞動合同時就工作經歷、學歷、特殊崗位的職業資格等與勞動合同履行直接相關的事項所作的虛假陳述,會誤導用人單位做出錯誤判斷,影響合同目的的實現。基於此種虛假意思表示而產生的合意當然不發生法律效力。因此,此類與勞動合同履行有實質性意義的事項,勞動者必須如實陳述,一旦發現勞動者違反誠信做出了虛假陳述,用人單位就有權以違反真實意思表示為由主張合同無效。
司法實踐中爭議最大的莫過於對婚育狀況做不實陳述的性質認定及其對解僱合法性的影響。在現實生活中,許多企業在錄用女職工時均要求填寫婚育狀況,其中不乏借如實告知為名,行就業歧視之實。對此類問題的處理,司法實務界出現過迥然不同的裁判。筆者以為,權利的行使必須在合理的范圍內,否則就構成了濫用權利。在處理此類糾紛時應該考慮在勞動合同簽訂過程中設立誠信原則的目的,而不能僅僅強調用人單位的知情權。婦女是推動社會進步的重要力量,進入勞動力市場謀得職業,通過勞動獲取報酬,並參與社會工作是憲法賦予婦女的一項基本權利。在招用勞動者的過程中禁止性別歧視,這是各國勞動立法通行的慣例。我國的勞動法亦明確規定,在錄用職工時,除國家規定的不適合婦女的工種或者崗位外,不得以性別為由拒絕錄用婦女或者提高對婦女的錄用標准。婚姻、生育狀況通常與勞動合同的履行沒有必然的關系,屬於個人隱私探究。對用人單位以勞動者在簽訂勞動合同時對婚育狀況做不實為由主張合同無效並據此解除勞動合同的,一旦認定解僱合法,則無疑助長了用人單位規避法律、借誠信為名,行就業歧視之實的行為。因此,在雙方當事人合同談判地位嚴重不對等的狀況下,將弱勢一方因就業壓力被迫對與勞動合同履行無直接關聯的事項所作的不實陳述作為認定合同無效的依據,與勞動立法目的相悖,顯然不可取。
在勞動合同簽訂過程中貫徹誠信原則,目的還在於實現勞資雙方談判能力的平衡,保障勞動者平等的就業權和集體談判權。從《勞動合同法》規定來看,勞動者告知義務的范圍,不僅僅涉及與勞動合同履行相關聯的實質意義事項,還包括與用人單位存在合法利益的個人信息。如:勞動者的聯系地址,系企業在履行相關通知義務時需要知曉的事項,信息錯誤,可能給企業帶來一定損失;勞動者主張的未及時退工損失、未提前通知解除的待通金等;家庭信息、連續工齡信息,這些信息涉及到企業應給予勞動者享受的法定待遇,包括探親假、年休假等的享受,信息錯誤可能導致用人單位帶來不必要損失,如應休未休年休假的二倍補償等。此類信息與勞動合同目的的達成並不具有必然聯系,不是與勞動合同履行相關聯的實質意義的事項。因上述事項的虛假陳述而認定合同無效,對勞動者亦過於苛刻,與《勞動合同法》立法目的相悖,亦不利於勞動用工秩序的穩定。但是,這並不意味著對此類不誠信行為的放任。其雖對合同目的達成無實質影響,但確實影響到企業合法利益的。由此導致企業利益受損的,勞動者應承擔相應的過錯責任。
(二)勞動合同簽訂中的虛假陳述構成欺詐是僱主行使解僱權的依據
《勞動合同法》第二十六條規定,在勞動合同簽訂、變更過程中存在欺詐行為的,勞動合同無效。從上述規定不難看出,勞動者的如實說明義務與合同法上的欺詐制度緊密相連,是誠實信用原則在勞動合同領域的延伸和體現。英美法系國家在合同法的闡述中將虛假陳述分為四類,即非惡意虛假陳述、欺詐性虛假陳述、疏忽性虛假陳述以及隱瞞事實。其中,欺詐性的虛假陳述是必將導致合同被最終認定為無效的行為,而構成欺詐性虛假陳述需滿足以下條件:第一,造成根本性錯誤;第二,當事人因為相信了欺詐性的虛假陳述而訂立合同;第三,受了欺詐性虛假陳述的一方主體有能力恢復原狀並接受返還。5 對於欺詐行為的定義,我國最高人民法院在《關於貫徹執行〈民法通則〉若干問題的意見(試行)》第68條)中則做了明確。所謂欺詐,是一方當事人故意告知對方虛假情況,或者故意隱瞞真實情況,誘使對方當事人作出錯誤意思表示的行為。據此可知,欺詐的重要認定標准之一是當事人故意告知對方虛假情況,或者故意隱瞞真實情況,即當事人存在主觀故意;二是相對人基於行為人的行為陷入認識錯誤,從而做出了錯誤的意思表示,即虛假陳述的故意與合同的訂立有內在的聯系。勞動者的如實告知義務系法律為增進勞動者與用人單位之間的相互了解,以便雙方順利履行勞動合同,減少勞資糾紛而設立的法定義務。勞動者在簽訂勞動合同時應遵守和履行。但只有當其履行上述法定義務存在欺詐之時,才可能導致勞動合同無效的法律後果。
回到前面的案例,我們不難發現,唐某對自己的學歷情況是明知的,持有偽造的學歷證書前去應聘亦為故意,目的是為獲得具有相應職位要求的崗位。而正因其上述不誠信行為,使用人單位產生了錯誤的認識而與其建立了勞動關系。唐某的上述行為完全構成了法律意義上的欺詐。

⑩ 找一個有關合同法的案例,並寫出自己的感受

2003年,房地產開發商平果縣房地產開發公司向中行平果支行申請「平果鋁含笑小區」公寓樓按揭貸款支持。經協商一致,2004年1月16日雙方簽訂了《樓宇按揭項目合作協議》,協議約定:中行平果支行向符合貸款條件的「平果鋁含笑小區」公寓樓購房人提供按揭貸款支持;雙方同時簽訂了《最高額保證合同》,確定平果縣房地產開發公司為該樓盤的購房人向中行平果支行借款提供連帶責任擔保。2004年3月31日,平果縣房地產開發公司與黃某簽訂了虛假的《商品房買賣合同》、並持虛假的首期付款收據及收入證明等相關證件,與黃某到中行平果支行辦理按揭貸款手續。當日,中行平果支行與黃某簽訂了《樓宇抵押借款合同》,約定:借款金額為85000元,借款期限為15年,月利率為4.2‰,還款方式為:按月均等額還貸款本息。同日,中行平果支行依合同約定將85000元轉入「平果鋁含笑小區」的開發商戶頭上。此後,中行平果支行從黃某在該行的活期普通存摺中逐月扣劃應歸還和支付的貸款本息。抵押物已在平果縣房地產管理所辦理了在建工程貸款抵押登記手續,明確了抵押權人為中行平果支行。截至2006年4月30日止,黃某尚欠中行平果支行借款本金76808.30元及利息643.19元。2005年7月4日平果縣人民法院以(2005)平民保字第252-1號民事裁定書查封了上述抵押物(平果鋁含笑區8-603號房)。中行平果支行由此得知平果縣房地產開發公司與黃某之間簽訂的是虛假的商品房買賣合同,遂引發糾紛,中行平果支行訴至平果縣人民法院,請求判令:1、黃某償還借款本金76808.30元及利息;2、平果縣房地產開發公司負連帶清償責任;3、中行平果支行對「平果鋁含笑小區」8棟603號房享有優先受償權。

[裁判]

一審法院認為:平果縣房地產開發公司為套取中行平果支行的按揭貸款,與黃某惡意串通,持虛假的購房合同和相關資料與中行平果支行簽訂《樓宇抵押借款合同》,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五十二條第(一)、(二)項的規定,該借款合同為無效合同,黃某與平果縣房地產開發公司是共同侵權人,對返還貸款本金及賠償利息損失承擔連帶責任。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擔保法》第五條第一款規定,擔保合同是主合同的從合同,主合同無效,擔保合同無效。因此,對中行平果支行要求對抵押物享有優先受償權的訴訟請求不予支持。據此判決:一、由黃某、平果縣房地產開發公司返還中行平果支行借款本金76808.46元及賠償利息損失;二、黃某、平果縣房地產開發公司對上述債務互負連帶清償責任;三、駁回中行平果支行要求對「平果鋁含笑住宅小區」8棟603號房屋享有優先受償權的訴訟請求。

中行平果支行不服一審判決,上訴稱:其與黃某簽訂的《樓宇抵押借款合同》為有效合同,其對抵押物享有優先受償權。

黃某答辯稱:本案貸款是平果縣房地產開發公司使用,用以抵押的房屋也是屬於平果縣房地產開發公司所有,其不是借款人,不應由其償還貸款。

平果縣房產開發公司答辯稱:法院審理案件應當主動審查當事人行為的效力,如是合同糾紛就要審查合同是否有效,不受當事人訴訟請求的影響。根據民法通則、合同法、擔保法的有關規定,主合同無效,必然導致從合同無效。請二審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二審法院認為:平果縣房地產開發公司與黃某以欺詐手段與中行平果支行簽訂的《樓宇抵押借款合同》屬可撤銷合同,享有合同撤銷權的是受欺詐方中行平果支行,該行在知道撤銷事由後並未主張撤銷權,因此《樓宇抵押借款合同》為有效合同。擔保合同的設立亦是擔保人平果縣房地產開發公司的真實意思表示,雙方並辦理抵押登記,因此擔保合同亦屬有效合同。平果縣房地產開發公司應當根據《最高額保證合同》的約定承擔保證責任。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五十四條第二款、第二百零三條、第二百零八條,《中華人民共和國擔保法》第六條、第十八條、第三十三條,《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三條第一款第(二)項的規定,判決:一、撤銷原判;二、解除中行平果支行與黃某簽訂的《樓宇抵押借款合同》;三、由黃某向中行平果支行償還借款本金76808.46元及該款利息;平果縣房地產開發公司對上述債務承擔連帶清償責任;四、黃某屆期不履行上述第三項付款義務的,上訴人中行平果支行可以與抵押人平果縣房地產開發公司協議,以座落於平果鋁業公司外招賓館旁含笑住宅小區第八棟603號的抵押物折價,或者申請以拍賣、變賣該抵押物所得價款優先受償。抵押物折價或者拍賣、變賣後,其價款超過債權數額的部分歸抵押人平果縣房地產開發公司所有,不足部分由被上訴人黃某、平果縣房地產開發公司連帶清償。

[評析]

1、本案借款合同是否有效合同。

一、二審法院對本案的分歧在於本案主合同屬無效合同還是可撤銷合同,而認定主合同有效與否,對債權人擔保權利的實現具有重要意義,即認定主合同有效,除非擔保合同本身存在瑕疵,則擔保合同也應認定有效,擔保人應承擔擔保責任。而在主合同被認定無效的情形下,從合同也應認定無效,擔保方不承擔擔保責任。擔保方有過錯的,其只承擔締約過失責任,且其承擔責任的范圍不超過債務人不能清償部分的三分之一。

被上訴人平果縣房地產開發公司在開發「平果鋁含笑小區」公寓樓項目過程中,為套取上訴人中行平果支行的樓宇按揭貸款,與黃某協商簽訂了虛假的《商品房買賣合同》,並偽造黃某的個人資信證明等相關資料,以黃某的名義向上訴人申請按揭貸款,經上訴人審查同意後,上訴人與黃某簽訂了《樓宇抵押借款合同》,合同訂立當日,上訴人依約發放了貸款,但該貸款並沒有由黃某用於按揭購房,而是由被上訴人平果縣房地產開發公司使用。因此,黃某與平果縣房地產開發公司之間惡意串通,對上訴人中行平果支行構成欺詐,使上訴人在違背真實意思表示的情況下與黃某簽訂了《樓宇抵押借款合同》,因此,被上訴人平果縣房產開發公司和黃某在簽訂合同時,主觀上構成欺詐,違反了誠實信用原則,損害了上訴人中行平果支行的利益。對以欺詐手段訂立的合同的效力,《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五十八條第(三)項規定為無效合同,但《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規定以欺詐手段訂立合同,損害國家利益的,方為無效合同,否則為可撤銷合同。根據後法優於前法原則,本案應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的規定。因此,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五十四條第二款的規定:「一方以欺詐、脅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對方在違背真實意思的情況下訂立的合同,受損害方有權請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機構變更或者撤銷」,本案的《樓宇抵押借款合同》因存在欺詐行為而屬於可撤銷合同,享有合同撤銷權的主體是合同相對方中行平果支行,非經當事人申請,人民法院不主動認定合同無效。本案中,上訴人在知道撤銷事由後並沒有向人民法院提出撤銷合同的請求,而是主張合同有效,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五十五條的規定,上訴人的撤銷權消滅,因此,本案的《樓宇抵押借款合同》為有效合同。被上訴人主張本案《樓宇抵押借款合同》因損害國家利益,應屬無效合同。但《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五十二條規定的國家利益,特指當事人簽訂具體合同時所損害的具體的國家利益,而不是泛指包括統治秩序在內的國家整體利益。本案中被上訴人的行為侵害的是上訴人的財產權益,而非國家利益,被上訴人的辯解違反了公平和誠實信用原則,有悖立法精神,其主張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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