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isg我國合同法

『壹』 《聯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公約》與我國合同法的區別

一是：適用的當事人范圍不同．

《聯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專公約》,英文屬
簡稱CISG．它規定：訂立合同的當事人的
營業地（法人所在地）必須位於不同的國
家，即具有不同國籍，但當事人的國籍不
用慮；我國合同法無此諸多限制．
二是：CISG的交易范圍從某種意義上說，」較
小」．

CISG不適用於下列買賣交易：

A．購買供私人，家人或家庭使用的貨物買賣；

B．經由拍賣的買賣；

C．船舶或飛機的買賣；

D．電力的買賣；等等．

我國合同法無此諸多限制．
三是：CISG在實體法上不涉及以下問題：

A．合同的效力；

B．合同對所售貨物所有權可能產生的
影響；

C．賣方的產品責任．

我國合同法則涵蓋了以上各個問題．

以上僅是我個人根據所學＜＜國際經濟法＞＞加以總結的我個人認為的」答案」，希望能對你有所幫助！

『貳』 比較我國合同法與CISG的區別和聯系

一、合同的訂立
如果比較 CISG 第二部分「合同的訂立」( 第 14 條 － 第 24 條) 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二章「合同的訂立」( 第 9 條 － 第 43 條) ，從中可以看出中國合同法對於 CISG 規定作了相當充分的借鑒和吸收。比如，關於要約是否具有拘束力以及要約是否可以撤銷，這是合同締結法統一化過程中遇到的最為困難的問題之一，因為不同國家的做法並不一樣。CISG 第 16 條等規定反映出了調和不同見解的意圖，第 1 款以要約可撤銷為原則，不過，它對這一原則作了限制。中國原來的民法理論受德國民法理論的影響，承認要約的形式拘束力[4]290，目的在於保護受要約人的利益，維護正常交易的安全。不過，中國合同法並沒有明文規定要約的形式拘束力，而是參考了 CISG，規定了要約的撤回及撤銷，惟對此作了若乾的限制( 中國合同法第19 條) 。
如果我們注意到中國合同法「總則」與「分則」的結構，就會明白，該法規定的合同的訂立並不限於買賣合同，而是對於所有的合同都可以適用的。
二、合同解除
( 一) 根本違約
根本違約( fundamental breach) 的思想被中國合同法接受了，體現在第 94 條第 2 － 4 項。但是，與 CISG 第 25 條相比，二者有一些差異。其一，CISG 第 25 條對於根本違約的構成作了限制: 「除非違反合同一方並不預知而且一個同等資格、通情達理的人處於相同情況中也沒有理由預知會發生這種結果。」這在中國合同法中是沒有的。對於這一差異，有的學者指出: 「我國法律規定對根本違約的判定標准不如《公約》那麼嚴格，沒有使用可預見性理論來限定根本違約的構成，只是強調了違約結果的嚴重性可以成為認定根本違約的標准。這實際上是拋棄了主觀標准，減少了因主觀標準的介入造成的在確定根本違約方面的隨意性以及對債權人保護不利的因素。」（註：參見王利明: 《合同法新問題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544 頁; 王利明: 《合同法研究》第二卷，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287 － 288 頁。中國學者對於公約第 25 條「可預見性」要件的理解，在公約起草時便已有同類觀點存在。Schlechtriem 教授對此指出，這個概念更容易被錯誤地理解為主觀歸責因素。由於這里最決定性的問題是對合同以及約定的義務的解釋，所以最終涉及的就是對每一項義務違反所產生的影響的證明和舉證責任。參見[德]彼得·施萊希特里姆: 《〈聯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公約〉評釋》，李慧妮譯，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88 頁。）其二，對於所違反的合同義務，CISG 沒有進一步要求，只強調其結果（被違反的義務是( 用德國法術語) 主要義務( Hauptpflicht) 抑或是附隨義務( Nebenpflicht) ，是給付義務( Leistungspflicht) 抑或是保護義務( Schutzpflicht，參照德國民法第 241 條第 1 款和第 2 款) ，是無所謂的; 附隨義務( 或許宜稱為附加義務) 也可能對債權人如此重要，以至於它可能決定合同「應存續抑或解消」。Vgl． Peter Schlechtriem，Internationales UN － Kaufrecht，4． Aufl． ，2007，Rn 114．）;中國合同法第 94 條第 2 項和第 3 項強調了違反的是「主要債務」，同條第 4 項則未再要求「主要債務」，中國的學說解釋亦承認在個別場合，附隨義務違約亦得構成根本違約，發生解除權[5]462。
( 二) 協議變更或者終止合同
CISG 第 29 條第 1 款規定，合同只需雙方當事人協議，就可更改或終止。類似的規則在中國合同法中規定在第 77 條第 1 款和第 93 條第1 款。二者的差異是，CISG 第29 條第2 款規定，規定任何更改或根據協議終止必須以書面做出的書面合同，不得以任何其他方式更改或根據協議終止。但是，一方當事人的行為，如經另一方當事人寄以信賴，就不得堅持此項規定。中國合同法對於合同的協議變更或者解除，並沒有規定類似的規則。但是，如果當事人在合同中有特別的約定，要求變更合同或者解除合同的協議須採取書面形式，該約定仍有效力。另外，依中國合同法第 36 條，法律、行政法規規定或者當事人約定採用書面形式訂立合同，當事人未採用書面形式但一方已經履行主要義務，對方接受的，該合同成立。該規定也可以適用於當事人變更或解除合同的協議，最終的效果，與 CISG 相去不遠。
( 三) 解除通知的生效
依 CISG 第 26 條及第 27 條，解除合同的聲明須向相對人發出通知，方始有效。依通常解釋，該 通 知 不 以 送 達 為 生 效 要 件[6]48。依Schlechtriem 教授的觀點，從 CISG 第 26 條及第27 條本身的措辭和制訂者們的本意出發，應該確認意思表示是從發出時生效的。盡管他本人從法的應然性角度出發，贊同 Neumayer 的觀點，即形成權性質的意思表示不應當被視為在受領 人 完 全 沒 有 知 曉 的 情 況 下 就 可 以 生效[6]109。而依中國合同法第 96 條第 1 款，合同自通知到達對方時解除。在這一點上，中國合同法與 CISG 存在差異。
( 四) 解除的法律後果
中國合同法第 97 條和第 98 條的規定與CISG 第 81 條第 1 款和第 2 款的規定基本上是一致的。差異體現在，CISG 規定「如果雙方都須歸還，他們必須同時這樣做」。中國合同法沒有這樣明文的規定，學者解釋上主張，可以類推適用合同法關於同時履行抗辯權的規定( 第 66條)[5]263。
CISG 第 82 條規定了買方喪失宣告合同無效或者要求賣方交付替代貨物的權利。類似的規則在中國合同法上並不存在。在學者解釋上，學者指出，《德國債務法現代化法》廢止了原來民法典第 350 －354 條，於第 346 條第 2 款規定了以作價償還來代替返還，解除權並不消滅。德國法的這一轉向，殊值重視。我國《合同法》就上述問題，未設明文規定，可以視為法律漏洞，在填補漏洞時，宜取法德國新法做法，不以因解除權人的事由使受領的標的物嚴重毀損滅失或者其他事由不能返還，作為解除權消滅的原因，而應當肯定解除權人仍保有其解除權，但行使解除權後須對受領的標的物作價償還[5]484。
三、違約責任與免責
( 一) 關於先期違約
CISG 第 71 條和第 72 條是對先期違約( an-ticipatory breach) 的規定，同時，第 71 條也吸收了大陸法系的「不安抗辯」( Unsicherheitseinrede) 的內容[6]256。在中國合同法中，一方面規定了不安抗辯權，另一方面，也吸收了發端於普通法的先期違約制度。與 CISG 相比，一個形式差異在於，中國合同法並非規定在並排的兩個條文，而是在不同的地方，規定了這兩個制度，分別是第 68條、第69 條、第94 條、第108 條。
由於混合繼受了兩個法系的相似的制度，所以，中國合同法上述條文的解釋適用遇到了問題，有的學者認為這里存在一些沖突或者不和協，特別是對於默示的拒絕履行場合的解除，是否需要經過催告及合理期限，在第 94 條第 2 項的規定上沒有反映出來。在學說上，有見解主張宜采體系解釋方法，對於94 條 2 項中「以自己的行為表明不履行主要債務」的情形，在解釋上應參照第69 條，進一步要求解除權的發生以「催告」為前提[5]462。這一解釋結論，如果對照 CISG第72 條的規定，也可以進一步獲得印證。
( 四) 要求特定履行
關於特定履行( specific performance) ，CISG採取折衷方案( 第 28 條) ，以「法院沒有義務做出判決，要求具體履行此一義務」為原則，以「法院依照其本身的法律對不屬本公約范圍的類似銷售合同願意這樣做」為例外。CISG 第46條規定了買受人的履行請求權，第 62 條規定了出賣人的履行請求權。中國合同法第 107 條作為違約責任的一般條款，並列規定違約方「應當承擔繼續履行、採取補救措施或者賠償損失等違約責任」，肯定非違約方有履行請求權，在通常解釋上，非違約方原則上有選擇救濟方式的權利，法院對於非違約方的選擇有一定的裁量權。中國合同法第 109 條規定了金錢之債的債權人的履行請求權，第 110 條規定了非金錢之債債權人的履行請求權。這種區分，雖然可以從形式上能夠分別對應於 CISG 第46 條和第62條，從實際內容上看，似乎沒有鮮明的受 CISG影響的痕跡。
中國合同法第 110 條針對非金錢債務規定了三種排除履行請求權的情形: ( 1) 法律上或者事實上不能履行; ( 2) 債務的標的不適於強制履行或者履行費用過高; ( 3) 債權人在合同期限內未要求履行。與之相比，CISG 雖未作相似的規定，但通過解釋，也可以獲得相似的效果。比如，學者指出，在 CISG 中在貨物交付原始不能場合並不妨礙合同成立，由此引發是否可能就不能的給付請求履行的問題，不過，參照CISG 第 46 條第 2 款和第 3 款，有排斥對於出賣人過酷且不合理的要求交付代替貨物以及要求修理的意旨，故應解釋為，對於不能義務的履行請求不予承認[7]22。
中國合同法第 111 條針對質量不符合約定，規定了修理、更換、重作、退貨、減少價款或者報酬等違約責任。其中的「修理、更換、重作」屬於強制履行的表現形態[8]314，被稱作「補救的履行請求」[5]543。CISG 第 46 條第 2 款規定了更換，同條第 3 款規定了修理，並分別規定了相應的請求權要件，前者要求「此種不符合同情形構成根本違反合同」，且要求「必須與依照第 39 條發出的通知同時提出，或者在該項通知發出後一段合同時間內提出」; 後者要求「必須與依照第 39 條發出的通知同時提出，或者在該項通知發出後一段合同時間內提出」。與之相比，中國合同法第 111 條的規定比較富有彈性，「受損害方根據標的的性質以及損失的大小，可以合理選擇」救濟方式，這里的「合理」一詞，其實也是在賦予裁判者以裁量權。另外，修理、更換、重作，作為強制履行的表現形態，也要適用《合同法》第 110 條對履行請求權所做的限制[5]546，包括「債權人在合理期限內未要求履行」場合( 第110 條第3 項) ，排除債權人的履行請求權。值得探討的是，《合同法》第 110 條第3 項與《合同法》第 158 條所規定的檢驗期間( 瑕疵發現期間) 的關系。我個人初步的意見是，二者所規定的屬於同一類性質的問題，可將前者理解為一般規定( 在總則部分) ，將後者理解為特別規定( 在分則部分) ，並依特別法優先於一般法解決( 三) 減少價款
CISG 第 50 條規定了減價 ( price rec-tion) ，就此規定，是理解為對於大陸法繼受自羅馬法的減價之訴( actio quanti minoris) ，抑或理解為合同改訂的一種情形，抑或理解為普通法( common law) 中的一種損害賠償，看法並不統一。大陸法圈的文獻傾向於持「合同的一部解除」或者合同改訂的觀點加以說明; 而在普通法圈中，一方面引用大陸法圈的見解，又以之可以通過本來的損害賠償加以處理，對於減價規定的設置表示懷疑，這樣的文獻也是存在的。不過，也有學者提示，從 CISG 對於條文的安排來看，減價( 第 50 條) 被放在合同解除( 第 49 條) 與出賣人的一部不履行( 第51 條) 之間，故將減價放在合同的一部解除( partial avoidance) 的位置上，也是可能的[7]24。
中國合同法在總則第 111 條規定了「減少價款或者報酬」，在立法體系安排上，將減價規定在合同法總則，而不是像德國民法第 441 條規定在「買賣」部分（註：對於德國新債務法的規定，Zimmermann 教授不無遺憾地指出，鑒於新債務法起草人的總體目標是盡可能地將對於隱蔽瑕疵的責任統合進規范違約的一般制度，看到在新的德國民法典中保留著分裂著的減價規定，真是讓人吃驚。See Reinhard Zimmermann，TheNew German Law of Obligations，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pp． 115 － 116．）。中國的學說對於減價的探討尚不多見，既有的探討將減價權理解成為一種形成權，同時認為與其將減價權建構在「一部解除」思想之上，不如建構在「合同變更」思想之上[9]21。
( 四) 損害賠償
如果賣方不履行他在合同和本公約中的任何義務，受方可以按照公約第 74 條至第 77 條的規定，要求損害賠償( CISG 第 45 條第 1 款 b項) 。如果買方不履行他在合同和本公約中的任何義務，賣方可以按照第 74 條至第 77 條的規定，要求損害賠償( CISG 第 61 條第 1 款 b項) 。CISG 第 45 條第 1 款 b 項所規定的損害賠償請求權所基於的原理是，賣方擔保其對於合同義務的履行。該責任並非基於過錯、在賣方控制下的特定情事的存在或者關於履行的特別合同擔保，而只是由於不履行合同義務而產生責任。如果不履行是由於第 79 條所謂的無法預見的客觀障礙，則不產生損害賠償義務（註：See Huber in: Peter Schlechtriem ed． ，Commentary on the UN Convention on the International Sale of Goods ( CISG) ，2nd Edition ( intranslation) ，translated by Geoffrey Thomas，Clarendon Press Oxford 1998，Art． 45 Rn 37 － 38． Vgl． auch Müller － Chen in: Schlechtri-em / Schwenzer ( hrsg． ) Kommentar zum Einheitlichen UN － Kaufrecht，5． Aufl． ，2008，Art． 45 Rn 8．）。在 CISG 第 61 條第 1 款，違約亦無須是由於買方的過錯，盡管人們須意識到存在著依第 79 條和第 80 條免責的可能（註：See Hager in: Peter Schlechtriem ed． ，Commentary on the UN Convention on the International Sale of Goods ( CISG) ，2nd Edition ( intranslation) ，translated by Geoffrey Thomas，Clarendon Press Oxford 1998，Art． 61 Rn 2．）。CISG 就違約方損害賠償責任的發生，不以過錯為要件，但有免責的可能，這種規定在中國被稱為「嚴格責任」，並被認為是合同法的發展趨勢，進而影響到了中國《合同法》的起草[10]45。對此，雖有中國學者從立法政策立場提出反對意見，（註：參見崔建遠: 《嚴格責任? 過錯責任?》，載《民商法論叢》第 11 卷，法律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90 頁以下; 韓世遠: 《違約損害賠償研究》，法律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88 頁以下。）《合同法》第107 條最終並未將「過錯」作為違約責任或者損害賠償責任的構成要件，在這點上，應該承認中國合同法確實受到了 CISG 的影響。
CISG 第 74 條規定確定損害賠償范圍的可預見性規則( foreseeability) ，這一規定被中國合同法第 113 條第 1 款完全吸收。CISG 第 75 條規定的替代交易場合的損害賠償計算方式、第76 條規定的未從事替代交易場合依時價計算損害賠償的方法，在中國合同法中雖未明確規定，在中國實務中的做法，也是大致相當。CISG第 77 條規定的減輕損害規則，中國合同法第119 條的規定與之大致相當。
( 五) 免責
CISG 第 79 條規定的免責事由是「不能控制的障礙」( an impediment beyond his control) ，中國合同法規定的免責事由則是「不可抗力」( force majeure) 。後者被定義為「不能預見、不能避免並不能克服的客觀情況」( 第 117 條第 2款) ，而 CISG 所用的不是 and，而是 or。因而，中國合同法上的免責事由被限定得嚴格。CISG 第 79 條第 5 款規定，「本條規定不妨礙任一方行使本 CISG 規定的要求損害賠償以外的任何權利」。這包括宣告合同無效的權利。中國合同法第 94 條第 1 項規定，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實現合同目的的，當事人可以解除合同。因而，二者在這點上是共同的。
四、買賣合同
( 一) 買賣的標的物
CISG 所規定的買賣的標的物，正如其名稱所反映出來的，是貨物( goods) ，同時 CISG 又明確排除供私人、家人或家庭使用的貨物、經由拍賣的銷售、根據法律執行令狀或其他令狀的銷售、公債、股票、投資證券、流通票據或貨幣的銷售、船舶、船隻、氣墊船或飛機的銷售、電力的銷售( CISG 第 2 條) 。
中國《合同法》所規定的買賣的標的物是有體物，並不包括權利。這里的有體物，並不以動產為限，尚包括不動產。當然，土地不能成為買賣的標的物( 只是土地使用權可以流轉) ，故這里的不動產主要指房屋之類建築物。這里的買賣，既可以是商事買賣，也可以是民事的買賣，包括消費者為買受人的買賣。拍賣只是一種特殊類型的買賣。
( 二) 賣方的義務
賣方的義務( CISG 第 30 條、中國合同法第135 條、第 136 條) 、出賣人交付標的物的地點( CISG 第31 條、中國合同法第 141 條) 、出賣人交付標的物的時間( CISG 第 33 條、中國合同法第138 條、第 139 條) 等，中國合同法學習了 CISG。
( 三) 出賣人的物的瑕疵擔保統合入違約責任
中國法是大陸法系大家庭中的一員，因而，起源於羅馬法的出賣人的物的瑕疵擔保責任，便很容易被想當然地以為存在於中國法中。這一問題，在中國統一的合同法之前，學說上存在分歧。中國合同法第 153 條規定了出賣人應當按照約定的質量要求交付標的物。出賣人提供有關標的物質量說明的，交付的標的物應當符合該說明的質量要求。第 155 條規定，出賣人交付的標的物不符合質量要求的，買受人可以依照本法第 111 條的規定要求承擔違約責任。第111 條是合同法總則「違約責任」章中的一個條文，它規定: 「質量不符合約定的，應當按照當事人的約定承擔違約責任。對違約責任沒有約定或者約定不明確，依照本法第 61 條的規定仍不能確定的，受損害方根據標的的性質以及損失的大小，可以合理選擇要求對方承擔修理、更換、重作、退貨、減少價款或者報酬等違約責任。」對於中國合同法的上述規定，盡管有個別學者認為瑕疵擔保責任在中國合同法上相對獨立，它與一般的違約責任競合，買受人可以根據個案擇一而主張[11]，主流的學說則主張出賣人的物的瑕疵擔保責任在中國合同法上已被統合進了違約責任，中國法奉行的是違約責任「單軌制」，而不是違約責任與瑕疵擔保責任並存的「雙軌制」[12]。中國合同法的這一立場，實際上是學習了 CISG。違反 CISG 第 35 條第 1 款而質量不符的情形，既可以包括有瑕疵的履行( peius) ，也可以包括給付他種物( aliud) ，且均可因瑕疵通知期間的徒過( 錯過責問 Rügeversaeumung) 而「治癒( geheilt) 」[6]123。同樣，依中國合同法第 158條，買受人怠於將標的物數量或者質量不符合約定的情形通知出賣人的，「視為標的物的數量或者質量符合約定」，不存在另外追究出賣人一般違約責任的餘地。在中國合同法之後，同為大陸法系一員的德國民法，自 2002 年 1 月 1 日起也已實現了這種統合[13]79 －121。
CISG 第 35 條對於標的物在數量、質量、規格、包裝方面的符合性作了專門規定，對此，中國合同法並沒有完全照搬，而是分散地作了規定。換言之，在中國合同法上，買賣標的物的合同符合性並非集中地規定的，而是分散的。其中，對於質量的符合性，規定在第153 條、第154條( 指引向第 62 條第 1 項) 、第 155 條( 指引向第 111 條) 、第 168 條、第 169 條等。對於數量的符合性，雖然沒有像質量那樣明確規定了出賣人的相關義務，但從其他條文可以看出，合同法還是作了相關的要求的，體現在第 158 條、第162 條以及第 72 條等。對於所謂「規格」，合同法沒有專門的規定，而是體現在合同約定的質量要求( 比如第 153 條) 或者憑樣品買賣( 第169 條) 。合同法沒有像 CISG 那樣使用「通常使用的目的」和「特定目的」，但在第 169 條規定了憑樣品買賣出賣人的買受人不知道樣品有隱蔽瑕疵的，即使交付的標的物與樣品相同，出賣人交付的標的物的質量仍然應當符合同種物的通常標准。這里的「通常標准」概念，在功能上與 CISG 所謂的「通常使用目的」相當。對於包裝，中國合同法第 156 條照搬了 CISG 第 35條第 2 款第 4 項。
CISG 第 38 條規定了買方檢驗貨物的時間。中國合同法第 157 條的規定並不完全一樣，買受人收到標的物時應當在約定的檢驗期間內檢驗。沒有約定檢驗期間的，應當及時檢驗。在沒有約定場合的及時檢驗這一點上，二者是相同的。中國合同法沒有進一步區分情形詳細規定，而是作了簡化處理。這一做法並不意味著中國合同法的起草人認為 CISG 的規定不合理，而是考慮到了中國的現實，特別是從便於使立法通過的考慮，在一些規定上刪繁就簡。
( 四) 風險負擔
中國合同法第 142 － 149 條是關於買賣標的物風險負擔的規定，這些規定顯而易見是受到了 CISG 的影響，但又有所變化。
中國合同法吸收 CISG 的地方體現在: 規定了風險移轉的交付主義( 第 142 條，CISG 第 69條第 1 款) 。規定了一些特別的規則，包括: 債權人遲延場合的風險移轉( 第 143 條) 、在途標的物買賣中的風險負擔( 第 144 條，中國法缺少但書) 、第一承運人規則( 第 145 條) 、特定地點規則( 第146 條) 。中國合同法規定了出賣人按照約定未交付有關標的物的單證和資料的，不影響標的物毀損、滅失風險的轉移( 第 147 條、CISG 第 67 條第 1 款後段) 。並規定標的物毀損、滅失的風險由買受人承擔的，不影響因出賣人履行債務不符合約定，買受人要求其承擔違約責任的權利( 第 149 條，CISG 第 70 條) 。
中國合同法第 148 條規定: 因標的物質量不符合質量要求，致使不能實現合同目的的，買受人可以拒絕接受標的物或者解除合同。買受人拒絕接受標的物或者解除合同的，標的物毀損、滅失的風險由出賣人承擔。這一規則以CISG 中是沒有的。這一條是參考美國統一商法典作出的規定[14]229，但是，該條與統一商法典第 2 －510 條相比，也不是完全一樣的，而是作了若干改動。
由於 CISG 中不存在標的物交付原始不能場合合同不成立的規定，該合同仍得有效成立，出賣人不交付標的物只是構成違約[6]36，故CISG 中的風險負擔制度，被認為是與以雙務合同概念為媒介的履行牽連關系機制無關[7]21。

『叄』 我國 在CISG中的保留這兩個保留在具體實踐中的運用

不同意擴大《公約》的適用范圍，只同意《公約》適用於締約國的當事人之間簽訂的合同等；運用為處理國際貨物買賣關系和發展國際貿易關系的准繩。

1986年12月11日中國交存核准書，在提交核准書時，提出了兩項保留意見：不同意擴大《公約》的適用范圍，只同意《公約》適用於締約國的當事人之間簽訂的合同；不同意用書面以外的其他形式訂立、修改和終止合同。

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的原則、平等互利原則與兼顧不同社會、經濟和法律制度的原則。這些基本原則是執行、解釋和修訂公約的依據，也是處理國際貨物買賣關系和發展國際貿易關系的准繩。公約只適用於國際貨物買賣合同，即營業地在不同國家的雙方當事人之間所訂立的貨物買賣合同，但對某些貨物的國際買賣不能適用該公約作了明確規定。

(3)cisg我國合同法擴展閱讀：

CISG的相關內容：

1、為本公約的目的，一方當事人所作的聲明和其它行為，應依照他的意旨解釋，如果另一方當事人已知道或者不可能不知道此一意旨。

2、如果上一款的規定不適用，當事人所作的聲明和其它行為，應按照一個與另一方當事人同等資格、通情達理的人處於相同情況中，應有的理解來解釋。

3、在確定一方當事人的意旨或一個通情達理的人應有的理解時，應適當地考慮到與事實有關的一切情況，包括談判情形、當事人之間確立的任何習慣作法、慣例和當事人其後的任何行為。

『肆』 中國主要引用了CISG哪些內容

背景：1930年，羅馬國際私法統一所擬定的國際貨物買賣的統一法，以便協調和統一各國關於國際貨物買賣的實體法。

真正讓它發揮實體法效用的是聯合國國際貿易委員會，1969年成立了一個專業小組，在1964年的兩個海牙公約的基礎上制定一部統一的國際貨物買賣法。1980年1月1日生效。
中國：1986年加入，並無其他，聯合國安理會理事國，此時恰逢中國改革開放不長時間，制定《合同法》的時間。結果：大部分原則借鑒了公約。中國在加入公約時作出了兩項保留，但是隨後撤銷保留的聲明。
內容：
涉及到基本的精神，從大方向：那就是合同法的基本原則，法律借鑒同構性，共時性法律移植，法相對獨立性。
從國際法角度：現代國際法形成的基石是聯合國憲章原則等國際法基本原則，因為在國際法里存在效力等級，基本原則居於最高地位。強行法不一定都是國際法基本原則，但是此公約屬於強行法。
從國內法角度：
1 從要約成立角度，借鑒公約，向一個或者特定人發出，內容確定，要約有約束性，生效時間（到達主義）要約撤回與撤銷。
注釋：裡面有很多細節問題，比如要約變更，逾期承諾，要約的撤回。
2 貫穿在公約的理念：寬限期（period of grace）制度，如賣方未發貨，給出一段合理期限來履行，跟大陸法系「催告制度」如出一轍。詳見第四十七條。最終不履行將導致對方獲得宣告合同無效的權利。
3 預期違約以及不安抗辯問題，都看看王利明教授的文。中國基本借鑒到。
補一個我早些時候做的筆記，供閱讀：
預期違約
這是英美法上的傳統制度。
中國 ：66 《合同法》
全面採納了兩大法系關於雙務合同履行中抗辯權的各項制度。該法第66條「當事人互負債務，沒有先後履行順序的，應當同時履行。一方在對方履約不符合約定時，有權拒絕履行要求」
第67條規定，有先後履行順序，先未履行，後一方有權拒絕履行。或先履行一方履行不符合約定，有權拒絕。
第68條，不安抗辯。
第69條，中止履行通知對方。對方提供擔保，繼續履行。未能提供擔保，有權解除合同。
三 實際履行和損害賠償
損害賠償作為代替實際履行的方式。
中國 《合同法》第110條，受損害方有權要求違約方實際履行合同義務，除非實際履行「法律上或事實上不能履行」或「債務標的不適於強制履行或履行費用過高」或「債權人在合理期限內未要求履行」
四違約金 liquidated damages
中國 《合同法》第114條規定違約金問題。
例子：美國《統一商法典》 合同中違約金條款被認為有效，按照約定賠償。
若無效，依照實際損失賠償。

4 改天再更吧，本來公約來自於判例以及制定法，但是合同不是花果山的猴子是奔出來的，判例十分生動，兩大法系思維方式不同。。

『伍』 口頭合同為什麼要同時滿足cisg和中國的合同法

這樣口頭合同才有效，有法律的保護。
合同的形式包括書面形式、口頭形式或者其他形式，口頭形式的合同也是合法的合同形式。因此，只要口頭合同符合民法典規定的有效要件，那麼當事人所訂立的口頭合同也是有效的合同。
口頭合同要有效的話，需要同時滿足以下三個要件：
1、合同當事人具有相應的民事行為能力。只有當事人具有相應的民事行為能力，當事人才能作為當事人簽訂合同。如果當事人沒有相應的民事行為能力，就需要監護人或者其他代理人代理其簽訂合同，其本人不能簽訂合同。
2、意思表示真實。合同的內容必須是當事人真實的意願，是其自願簽訂的合同，而不是受到他人的欺詐、脅迫或者因為重大誤解而簽訂的合同。
3、合同的內容不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不違背公序良俗。只有合法的合同才是有效的，才能受到法律保護。所以，如果合同內容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那這樣的合同缺乏合法性基礎，自然是無效合同。公序良俗是社會倡導的公共秩序和善良風俗，如果合同違背公序良俗，其法律效力也要被否定。

『陸』 請問聯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公約和我國合同法有哪些異同

1、從效力上來說：
該公約作為國際法的淵源，並不是對所有國家強制實施的，而是要加入才有效，且加入也可以選擇部分條文有效，部分不遵守。自1988年1月1日起，公約對包括我國在內的11個成員國生效。截至2005年 6月，加入該公約的國家已有65個。
而合同法是我國國內法的一部分，在我國全國范圍內具有強制性，所有合同行為均受其調整。
2、從主體來說：
該公約適用於營業地在不同國家的當事人之間所訂立的貨物買賣合同，但必須具備下列兩個條件之一：或者雙方當事人營業地所在國都是締約國；或者雖然當事人營業地所在國不是締約國，但根據國際私法規則導致應適用某一締約國法律。2.公約適用的客體范圍。公約適用的客體范圍是「貨物買賣」。
合同法的主體是國內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組織。
3、從調整范圍來說：
該公約排除了以下幾種買賣：（1）以直接私人消費為目的的買賣；（2）拍賣；（3）依執法令狀或法律授權的買賣；（4）公債、股票、投資證券、流通票據和貨幣的買賣；（5）船舶、氣墊船和飛行器的買賣；（6）電力的買賣；（7）賣方絕大部分義務是提供勞務和服務的買賣。
而合同法對國內的的各種買賣基本都進行了規定，並規定了十五種中有名合同，包括「供用電、水、氣、熱力合同」等。
4、
該公約沒有涉及：合同的效力，或其任何條款的效力或慣例的效力；合同對所有權的影響；貨物對人身造成傷亡或損害的產品責任問題。
而合同法對這些都有規定。
5、合同法與該公約也有很多共同點，如：合同經過要約、承諾兩個階段，及違約的救濟方法等。

『柒』 CISG創設根本違約制度的目的是什麼

CISG根本違約制度對我國《合同法》的啟示              一、《公約》中的根本違約制度評析     (一)《公約》根本違約制度現狀      《聯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公約》(下文簡稱《公約》)第25條規定:一方當事人違反合同的結果，如使另一方當事人蒙受損失，以至於實際上剝奪了他根據合同規定有權期待得到的東西，即為根本違反合同，除非違反合同一方並不預知而且一個同等資格、通情達理的人處於相同情況中也沒有理由預知會發生這種結果。此條規定是對根本違約進行定義性規定。從中可以得出公約從主觀、客觀人手分析構成根本違約的情形。以第25條中的但書將此條內容劃分為兩部分:客觀的違約事實和主觀的無法預知。      在客觀的違約事實方面，從《公約》的表述中此方面可以有兩個層次的理解:其一，必須存在一方當事人蒙受損失，以至於其本來依據合同可期待得到的利益受到了損害，也即存在違約的事實;其二，如欲達到根本違約的情形，受損方僅僅依據合同可期待得到的利益受到影響是不夠的，違約行為導致的結果應當是實際上剝奪了受損害方有權期待得到的利益。主觀上無法預知體現在第25條但書的內容，這部分內容同樣可以從兩個層次來理解:其一，若欲構成根本違約，違約一方必須預知到違約結果的發生;其二，這種預知必須符合一般人的預知能力，即一個通情達理、同等資格的人在相同的情況下也能預知到這種結果的發生。     二、我國《合同法》中根本違約制度不足     (一)概念上不夠清晰，不存在根本違約明確的定義      在《合同法》第94條關於闡述合同法律關系當中，當事人可以解除合同的五種情形中，第4項的規定實質上即承認了守約方在違約方根本違約時有權解除合同，這與公約根本違約制度的解除合同的救濟方式相同。雖然這條法律規定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我國承認根本違約的情形，但這種打擦邊球的方式難以體現我國對於根本違約制度的重視。在闡述某種救濟方式時順帶提及根本違約的情形，且沒有使用根本違約的法律用語，顯得概念不清晰，法律排篇布局紊亂，難以突出根本違約制度的重要性。      (二)不能實現合同目的缺乏統一判斷標准      目前，學界對不能實現合同目的存在以下兩種理解。其一，純粹的依據合同中守約方主觀意思，即依據守約方認為違約方的行為是否構成不能實現合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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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合同中守約方相對於違約方是受害者身份，筆者認為其對於違約行為具有一定的發言權。其二，除了考慮守約方的意見外，還要兼顧違約行為的客觀損害程度，只有客觀損害達到某種程度，才可認為不能實現合同目的。對於損害程度又具有兩種理解:一種是認為損害程度在於損害行為的程度，即造成了多大數額或價值的破壞，可稱為破壞說另一種理解在於損害結果的程度，即不單純考慮損害造成的破壞嚴重程度或金錢損失多少的情況，而結合損害行為所造成的結果對整個合同的影響有多大，可稱為結果說。在結果說的情況下，還要考慮是否存在可以補救的情形。綜上所述，對於如何理解不能實現合同目的至少存在二種理解，不同的理解會造成不同的判決結果，不利於實現同種類型案件的公平公正。     (三)根本違約構成要件單一，責任分配不合理      我國在判斷根本違約時只採用了客觀標准，對於當事人主觀上是否需要有可預知違約結果的要求，《合同法》並沒有將其列為根本違約的構成要件。單獨採用客觀標准來判斷根本違約的構成，在司法實踐中頗受法官的青睞，所以不涉及主觀心態的判斷，以客觀違約事實就能判斷是否構成根本違約，具有很強的可操作性。然而，這樣單一的客觀標准同樣存在著嚴重的弊端，即對於違約方的苛責過於嚴重，如果在違約方無法預知違約結果的情形下仍然賦予守約方解除合同的權利，勢必造成兩個不良後果:一是違約方承擔的責任過重，對其不夠公平;二是不符合國際上鼓勵交易的原則，擴大了合同當事人解除合同的機會，不利於國際經濟貿易的發展。      三、《公約》根本違約制度對我國立法的啟示     (一)明確定義，區分根本違約和非根本違約      《公約》第25條給出了對於根本違約的定義，然而在我國《合同法》中卻沒有像公約那樣明確給出對於根本違約的規定，只是在《合同法》第94條及第148條含沙射影般地涉及根本違約的內容。根本違約的定義對於區分違約行為是否根本違約十分重要，而根本違約及非根本違約對於當事人的影響又是極其不同的。首先，根本違約與非根本違約在救濟方式選擇上存在很大不同，如宣告合同無效及交付替代物是較為嚴格的救濟方式，只適用於根本違約的情況，而如損害賠償的救濟方式則既可適用於根本違約的情形，也可適用於非根本違約的情形。其次，區分根本違約和非根本違約對於合同的風險承擔有影響。很簡單，如果合同違約屬於根本違約，則守約方可以主張合同無效，雙方的權利義務恢復到合同締結之前，也即合同貨物風險還原到還沒有轉移到買方的情形，故貨物風險須由賣方承擔;反之，如果沒有構成根本違約，則貨物風險由買方承擔。     綜上所述，對於根本違約定義的明晰與否直接影響到根本違約與非根本違約的區別。鑒於我國《合同法》目前對於違約制度比較模糊的規定，應直接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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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違約的概念，在法律中為其正名。     (二)明晰對不能實現合同目的的理解      對於我國《合同法》中不能實現合同目的的表述，易造成多種理解和多種判斷標准。第一種理解，純粹以守約方的意思為判斷不夠合理，擴大了守約方的主觀意志，易造成其濫用權利，如其為了獲得合同違約金以變相盈利為目的，或者只是單純藉此機會反悔而解除合同等情況，對於違約方而言有失公平。第二種理解，關於客觀的損害程度採用結果說更加妥當。導致合同目的不能實現，不能僅從損害的大小判斷，從損害所造成的結果嚴重程度進行衡量更准確，有時小的損害也會造成嚴重的後果而使合同目的難以實現。此外，也不能將損害行為僅局限於破壞，如對於在時間上有嚴格要求的蔬菜水果等時令物品，賣方的延遲交付行為也會造成合同目的無法實現。因此，對於不能實現合同目的的理解和司法實踐中進行判斷也應採取主客觀相統一的標准，既考慮到守約方的主觀請求，也要兼顧損害行為所造成的損害結果的嚴重程度。如此理解還不夠全面，還應考慮所造成的損害結果是否存在可以補救的情形。不論國內還是國際社會，對於合同都採取鼓勵交易的原則，以促進經濟發展。如果違約方可以對合同進行補救，則在某種程度上可成為阻卻構成不能實現合同目的的事由，而使得買方不得輕易解除合同。      (三)採用主客觀相統一的標准，合理分配舉證責任      將實質性損害和實質性損害可否預知的舉證責任分開，分別由受損害方和違約方承擔，達到平衡負擔。《公約》採取主客觀相結合的判斷標准值的借鑒，盡管《公約》客觀要件上存在違約方的違約行為實際上剝奪了守約方依據合同的期待利益的實際上剝奪一詞有些過於抽象，但也並不是無跡可尋的。根據各國立法和法律規范，在判斷違約嚴重性時可以從合同目的、違約時間長短、違約損害價值在合同價值中的比重、是否存在補救等情況綜合加以判斷。因此，主客觀統一的判斷標准還是比較科學並較具有可操作性。同時，根據《公約》採取的主客觀相結合的標准，可以分析出雙方舉證責任承擔的情況，若守約方主張根本違約，則其必須承擔證明違約方的違約行為，使其實際上剝奪了他根據合同規定有權期待得到的東西，即證明違約帶來的損害程度的責任;而當違約方主張其主觀上難以預料到違約結果的出現而以此作為抗辯時，則其必須承擔此方面的舉證責任，即證明公約所採納的第三人在相同情況下也無法預知的事實。公約如是規定既使根本違約的構成要件完整，又要使舉證責任的分配恰到好處，值得借鑒。  

『捌』 cisg第19條與我國合同法規定的異同

您好，約束的內容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