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法的國家強制的權力
『壹』 經濟法主體能夠享有的經濟權利有哪些
（一）調控主體與規制主體的職權
調控主體與規制主體的職權，可以總稱為「調制權」，分為宏觀調控權和市場規制權兩大類。
1.宏觀調控權。
宏觀調控權可以分為宏觀調控立法權、宏觀謫控執法權。還可根據具體調控領域、具體調控方式等標准，把宏觀調控權分為財政調控權、金融調控權、計劃調控權等。其中，財政調控權包括財政收入權和財政支出權，前者包括征稅權、發債權等；後者包括預算支出權、轉移支付權等。金融調控權包括貨幣發行權、利率調整權等；計劃調控權包括產業調控權和價格調控權等。
2.市場規制權。
市場規制權可以分為市場規制立法權、市場規制執法權。主要包括對壟斷行為、不正當競爭行為、侵害消費者權利行為的規制權，特別是對價格、質量、廣告、虛假信息、濫用優勢地位，以及其他違反公認的商業道德等行為的規制權。此外，隨著市場經濟發展等因素的出現，又產生了特殊市場規制權（或稱特別市場規制權），如金融市場規制權、房地產市場規制權、能源市場規制權，等等。
3.調制權的分配。
由於調制權的種類各異，各個調控主體和規制主體作為負有特定職能的部門，所享有的職權各不相同。同時，同一主體可能既享有調控權，又享有規制權。
（二）調控主體和規制主體的主要職責
調控主體和規制主體在享有宏觀調控權和市場規制權等職權的同時，也要履行相應的職責。這些職責主要包括貫徹法定原則，依法調控和規制，不得棄權等。
1.貫徹法定原則。
貫徹法定原則是調控主體和規制主體的基本職責。法定原則是經濟法的基本原則，也是各類主體必須貫徹和遵守的原則。
2.依法調控和規制。
依法調控和規制是調控主體和規制主體的重要職責。調控主體和規制主體必須依據法律的規定，來行使調制權，而不是濫用或超越自己的調制權。
3.不得棄權。
調控主體和規制主體不能放棄調制權，由於調制權直接關繫到國家的基本利益和國民的基本權利，因此，該調控的時候調控，該規制的時候必須規制，不能違法地不作為，或者任意放棄。
（三）接受調控和規制的主體的權利
接受調控和規制的主體主要是市場主體，其權利可以統稱為「市場對策權」。市場對策權是接受調控和規制的市場主體從事市場經濟活動的一種自由權，它可以是平等的市場主體之間的對策權，也可以是市場主體隊調制行為的對策權。東 奧中級職稱欄目精選稿件。
（四）接受調控和規制的主體的義務
1.接受調控和規制的義務。
市場主體應當接受相關國家機關依法作出的宏觀調控和市場規制。依法實施的調制行為，如國家立法機關依法調整稅率、利率，國家征稅機關依照法律的規定進行征稅，中央銀行調整存款准備金率等，只要是依法進行的，市場主體就不能拒絕或反抗，這是其基本義務。
2.依法競爭的義務。
在競爭的過程中，市場主體不能採取不公平的方式、不正當的手段，去損害其他競爭主體的利益，這是依法競爭的基本要求。一旦市場主體違反這些義務，就要承擔經濟法上的責任。
經濟法是對社會主義商品經濟關系進行整體、系統、全面、綜合調整的一個法律部門。在現階段，它主要調整社會生產和再生產過程中，以各類組織為基本主體所參加的經濟管理關系和一定范圍的經營協調關系。
經濟法、民法、商法作為規范市場經濟交易和運行的重要法律，以完善市場和協調發展為出發點，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持續發展的重要法律保障。
（一）經濟法與民法的聯系
經濟法和民法雖然是兩種不同的法律，在調整范圍、宗旨和調整方法等方面有不同之處，然而實際上二者聯系最為密切，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
從調整對象上看，兩者具有交叉性，都調整一定范圍的經濟關系。作為民法，重要調整對象是財產關系，本質上是經濟關系，在經濟關系調整中與經濟法相輔相成。一方面，經濟法維護宏觀、自由公正的社會經濟秩序，而另一方面，民法規范自由從事經濟活動的主體行為，超出民法調整的范疇由經濟法作具體調整。
在法律作用上，經濟法和民法都在保護公民合法經濟權益，維護良好的經濟秩序方面發揮重要功能。
最後，兩者互為補充。民法以人為本，其理念是自由主義，對抗國家力量的侵犯；經濟法以社會整體利益為宗旨，調整社會經濟關系，消除個體權利本位對整體經濟發展造成的消極影響，解決個體私利與社會公利的矛盾，促進經濟健康發展。
（二）經濟法與民法的區別
經濟法與民法既是不同的法律，自然也存在差異和個性，且兩者的區別是較大的，主要體現在：
1.兩者法律屬性不同。民法突出個體權利，以個體為本位，強調社會個體權利平等和自由；而經濟法強調社會利益和社會責任，以社會整體利益為本位，著眼於全局和長遠的利益。
2.兩者法律關系的主體不同。民法調整的主體只限於公民和法人；經濟法主體除公民和法人外，還包括企業法人的內部機構和其他經濟主體。
3.兩者的調整目的不同。民法側重對私人利益的保護，目的是保障經濟主體自由基礎下的交易成果；而經濟法保護社會公共利益，追求社會整體利益最大化，強調合理配置社會公共資源和公平分配社會財富。
4.兩者調整主要內容不同。民法主要調整平等主體公民、法人之間的財產關系和人身關系，具有平等性。具體來說，民法法律規定是為了保護市場經濟主體的合法權益，體現對個人權利的關照。經濟法主要管理和協調經濟運行過程中發生的經濟關系，具有顯著的服從性、經濟法每一條具體原則都以保護社會利益為目標，體現社會整體權益本位，追求社會公共利益內部的和諧。
5.兩者調整方法不同。民法對違法行為則更多地採用民事制裁形式，具有補償性。在民法保護范圍內，個人的行為一般不會受限制，不過多對法律行為後果予以保護，尊重市場自由交易規則，由市場主控。而經濟法則以行政性手段為主，民事、刑事的調整方法為輔，多帶有懲罰性。另外，還有經濟法獨有的獎勵手段等。在經濟法領域，若市場交易破壞公共利益的協調，即使交易是經濟主體在平等、意願基礎上進行，也可能會受到法律的制裁。這種強制手段即宏觀調控，彌補自由交易狀態下的民法的缺陷。
6.兩者的責任形式不同。民法的責任形式多位民事責任，注重事後補償性；而經濟法的法律責任則是兼有行政、民事、刑事責任。
經濟法和民法有著很多的不同點，互不隸屬，互為補充。我們更應關注的是他們之間的差異性鑄就了他們之間的聯系。只有這樣，才會發揮兩者在社會資源配置和社會財富分配中相得益彰的作用。
三、經濟法與商法的區別和聯系
商法起源於中世紀的歐洲。10世紀，歐洲的一些庄園主利用手上聚集的資本進行生產，促使了社會分工和工廠手工業的發展，為商法誕生創造前提條件；11世紀，商人為保護自己利益，採用通行的商事慣例解決商業糾紛，最終發展為商法，以保護商品交易者的利益為主。
商法是商品經濟發展的必然產物，具有調整商業行為和活動的作用，並對調整社會經濟關系發展的作用不可忽視。
（一）經濟法與商法的聯系
經濟法和商法的外延爭議較大。在國外，經濟法和其他法的關系主要是商法關系，他們是典型的商業社會，具有較完備的商業法律制度，在我國商法與經濟法的矛盾不是很突出。
法律屬性上看，兩者都與經濟生活聯系甚為密切。從法律主體上來說，有些主體，如企業，可以是經濟法律關系和商事法律關系的主體。在調整的方法上也有相同的地方，都可以採取行政手段或刑罰手段。作為調整商品經濟關系的法律部門，商法和經濟法都是為滿足市場經濟的發展需要而產生的，具有親緣性，兩者總體上具有一致性、和諧性和互補性，而不是對立的、沖突的和互耗的二元互補體系。 （二）經濟法與商法的區別
兩者的區別主要從以下幾個角度來理解：
1.兩者的產生原因不同。商法的產生是對民法的一般性調整而不能適應具有風險性、規模性、集團性商事活動的揚棄和發展，是政府不幹預式的產物。而經濟法的產生是由於西方資本主義經濟進入壟斷階段，國家對宏觀經濟關系進行調控，以糾正整體的不平衡。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國家不僅對經濟生活進行管理、監督、組織、協調，使個體經濟與社會經濟協調發展，干預經濟生活的視角也在不斷調整。經濟法是政府對經濟干預的產物，
2.兩者法律性質不同。商法屬於私法，以個別經濟主體利益為基礎，維護主體的私權，調整利益關系；經濟法以社會為本，保護社會整體利益，調整經濟管理和維護公平競爭，屬於公法；經濟法還調整體現一定國家意志的組織管理性的流轉與協作關系，兼有私法的特點。
3.兩者調整對象不同。商法以營利性主體權益為主，是商人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從事交易活動中產生的社會關系，調整的是商法主體間的利益關系；經濟法著眼於整個國民經濟全局，強調公共利益，其調整對象是國家為了履行經濟職能，進行宏觀調控、微觀規制等過程中產生的社會關系。換句話說，商法調整的基本上是橫向的經濟關系，而經濟法則是縱向的。
4.兩者調整范疇不同。商法以企業為核心，但僅調整企業的經營關系和企業個體的權利；經濟法側重於調整國家經濟生活中國家與企業的責、權、利、效的關系。國有企業、大中型企業等往往屬於經濟法范疇調整的企業，而一些完全由市場調節活動，與國家協調無關的企業不屬於經濟法范疇。
5.兩者調整目標不同。商法一般為具體的商主體或是從商行為提供規則，規束行為，保證商主體實現利益的最大化，立足個別，兼顧一般；經濟法從宏觀國民經濟運行問題出發，旨在保證經濟健康、穩定發展，實現社會整體利益，立足一般，兼顧個別。
6.兩者調整方法不同。商法多採取自律性和非權力性方法；經濟法多採取他律性強制方法，即權力性方法。
商法不能代替經濟法，經濟法也不能代替商法。簡單地說，商法是調整組織與商行為的法，經濟法則是國家管理經濟的法。它們亦絕非相互排斥的關系，作為調整市場經濟關系的兩個重要法律部門，經濟法和商法的關系是密不可分的，共同協調經濟關系，促進國民經濟持續、穩定的發展。
民法、商法從橫向調整社會經濟關系，是一般和特殊的關系；經濟法從橫、縱向調整社會經濟關系。雖然民法、商法、經濟法是各自獨立的法律部門，彼此存在明顯的區別，但並非純然無涉，任何一個法律都是法律體系的一部分，它們之間的相互聯系不容忽視。民、商法是調整市場經濟關系的基本法律，起基礎性作用；而經濟法克服市場經濟內在缺陷，補充、彌補了民、商法調整的不足。只有充分發揮它們相互補充、相互配合、相輔相成的作用，從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來保障社會經濟發展，而不是單純以某一個部門法為主體，則必將推動我國法制體制建設的完善，有利於我國改革開放順利進行。
『叄』 國家對經濟法律關系保護的方式是什麼
國家既規定了監督和保護機構，又規定了各種保護方法。
（一）經濟法律關系主體的監督保護機構。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國家經濟領導機關及其他經濟職能部門。根據我國憲法規定，我國人大常委有監督國務院工作的職權，這是最高的監督權，當然應該包括對國家經濟領導機關的國民經濟管理進行監督在內。至於國務院主管經濟工作的各部委，如國家計劃委員會等，均有權對全國的或者所屬經濟單位進行經濟監督，對違法者有權進行處理。其他經濟職能部門的經濟監督，主要包括會計、統計、財稅、銀行、物價等部門對各自范圍內的經濟活動進行的監督。經濟法給予這種監督以法律強制性的保證。
此外，還有法律監督。各級人大常委會可對與憲法、法律相抵觸以及不適應改革開放要求的經濟法規，依法予以撤銷或修改。
審計機構。我國憲法規定，國務院建立審計機關，對國務院各部門和地方各級政府的財政收支，對國家的財政金融機構和企業事業組織等經濟主體的財務收支，進行審計監督。國家保證審計活動的獨立性，不受其他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的干涉。審計監督的目的，是要使財政、財務收支正確合法，以促進改善經營管理，提高經濟效益。
仲裁機構。當經濟法主體發生經濟糾紛，產生爭議時，首先應協商解決，不能達成協議，可由有關機構進行仲裁。有的經濟糾紛可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門仲裁委員會仲裁；有的勞動糾紛可由勞動仲裁機構仲裁。
經濟審判機構。包括：各級人民法院的經濟審判庭、森林法院、海事法院等專門法院。這些法院通過行使審判權，來保護經濟主體的合法權益。
『肆』 什麼是經濟權利,經濟義務
經濟權利是由經濟法律、法規所確認的一種資格或許可。經濟權利可分為原生權力和取得權力。
1、原生權力亦稱固有權利，是由經濟法主體根據經濟法律、法規直接取得的權利，是經濟法律主體可以依法直接行使的，不必依賴特定義務主體的存在和行為，即能取得和實現的權利。
2、取得權力則是必須由經濟義務主體實施一定行為（作為或不作為），經濟權利主體才可獲得和實現的權利。
經濟義務是由法律、法規所確認的一種責任。經濟義務可分為法定義務和約定義務，即法律、法規規定的義務和合同、協議約定的義務。
(4)經濟法的國家強制的權力擴展閱讀：
經濟義務為法律設定或當事人約定。法律設定，是法律明文規定義務。當事人約定，是參加經濟法律關系時雙方當事人協商議定的義務，這里應當明確，當事人約定的義務，也必須以法律為依據，經濟義務是滿足權利主體或權力主體要求的行為；不履行經濟義務則應承擔責任。
經濟法調整的社會關系是經濟關系；這種經濟關系是在經濟運行過程中發生的；這種經濟運行是本國經濟運行；這種本國經濟運行的過程體現了國家協調。
同時，這種經濟關系由經濟法調整，能夠體現經濟法是國家協調本國經濟運行的法，實現經濟法的基本功能，促進資源的優化配置，有助於深化改革、擴大開放，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促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推動國民經濟的持續、穩定、健康發展。
『伍』 經濟法是公法，私法，還是社會法
對於公法與私法的化分，主要是依據調整對象、調整方式、法的本位、價值目標等方面的不同為標准，來將法律劃分為公法與私法。從經濟法的調整對象具有私法的因素（調整人與人之間私權利、公民與法人及社會組織的法律），但從法律特徵與法律地位看，經濟法體系（利用國家權力，宏觀調整社會財富分配，調整國家與公民的關系的法律）更具有公法的特徵。
經濟法是對社會主義商品經濟關系進行整體、系統、全面、綜合調整的一個法律部門。在現階段，它主要調整社會生產和再生產過程中，以各類組織為基本主體所參加的經濟管理關系和一定范圍的經營協調關系。要從以下三點把握這個概念：（一）經濟法是經濟法律規范的總稱 （二）經濟法是調整經濟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三）經濟法調整的是一定范圍的經濟關系。
經濟調整的基本原則：包括社會本位原則、實質公平原則、經濟效率原則和可持續發展原則。
經濟法的特徵：經濟法作為一個獨立的、新興的法律部門，與傳統的相鄰法律部門相比，其主要特徵有：
一、經濟法是國家干預經濟的法
經濟法的產生是國家干預經濟的必然結果，它把調整的重點始終放在引導各類經濟主體依法進行經濟活動，保證經濟關系的正確確立和有序的進行上，以形成本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經濟環境和經濟秩序。
二、經濟法是社會責任本位法
經濟法與民法、行政法相比較，在調整社會整體與社會個體的關繫上，各有自己的主導思想。經濟法是「社會責任本位法」，它以社會利益為基點，無論是國家機關，還是社會組織或個人，都必須對社會負責，在此基礎上處理和協調相互之間的關系。
三、經濟法是商品經濟發達的法
只有當商品經濟成為社會的主導，經濟法才會伴隨著生產力的發展而產生和發展，因而經濟法是商品經濟高度發展的產物。
四、經濟法是以經濟為目的的法
經濟法始終調整經濟關系，調整的目的就是使社會的整體經濟能持續、穩定的發展，提高社會生產力水平，而且在這個調整過程中甚至會有意使局部利益或個體利益有所損失。
五、經濟法是綜合調整的法
經濟法所調整的經濟關系是縱向經濟關系，但對橫向經濟關系會產生明顯的影響；採取的手段既有懲罰性的，也有補償性的，既有鼓勵類的，也有禁止、限制類的，體現了明顯的綜合調整的特徵。
『陸』 經濟法的調整手段
1，國家公權力強行介入的調整方法，即國家以公共權力者的身份介入經濟活動並對經濟活動進行強制性的整頓和控制，其包括經濟手段和非經濟手酸兩種。
2，國家公權力非強制性介入的調整方法，即國家以公共權力者的身份介入經濟活動並對經濟活動進行非強制性的整頓和控制，主要指國家對經濟活動的行政指導。例如，引導，建議，提倡，經濟政策的制定，官法信息發布等。
3，國家私權介入的調整方法，即國家以非公權力的手段直接參與經濟活動並以此達到對整個經濟運行進行整頓和調控的目的。例如，創辦國有企業，投資基礎設施和公益設施，政府采購，政府出售與收購，發行國債，買賣外匯，政府補貼等。
『柒』 經濟法制度體系
【內容提要】本文依據我國經濟體制改革與市場經濟法制建設的實踐，運用制度經濟學的理論和方法，指出中國經濟法是中國特色之經濟法律的典型，重點研究了中國經濟法產生和發展的進程及其「強制性制度變遷」和「路徑依賴」的低效率特徵，在此基礎上提出了中國經濟法創新的思路和途徑。
【關鍵詞】經濟法/制度變遷/制度創新
制度變遷是指制度的替代、轉換與交易過程。在經濟落後國家的制度變遷中，國家承擔著制度設計、規劃與組織的重要職能。（註：參見（美）諾斯著《經濟史中的結構變遷》一書中有關國家的制度變遷與經濟增長關系的論述。）現階段我國的經濟體制改革和市場經濟法制建設，是經濟落後國家制度變遷的典型。因此，以代表國家和政府協調經濟活動中發生的經濟關系為調整對象的中國經濟法，在現代中國的市場化改革中正式制度變遷中的地位，舉足輕重。因為制度變遷重要的是實現制度事實的轉變，無論是法律制度還是經濟制度，都是以制度事實為根本的。制度事實是現實的社會存在，制度事實決定了制度規則，這和馬克思的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是一致的。是社會創造了法律，而不是法律創造了社會，通過大規模的引進外國法律並不能實現法治和經濟的現代化。由此決定了提出我國市場經濟制度和法律制度的變遷思路，必然包括我國現實和傳統相結合的制度分析思路。制度變遷的首要目標應當是促使社會實際經濟生活的轉變。
「強制性制度變遷」：中國經濟法建立的特點
依據制度變遷的理論，制度變遷包括自下而上的誘致性制度變遷（也稱需求主導型制度變遷）和自上而下的強制性制度變遷（也稱供給主導型制度變遷）兩個基本類型。（註：參見林毅夫著《關於制度變遷的經濟學理論：誘致性變遷與強制性變遷》一文的觀點。轉引自《財產權利與制度變遷》一書，中譯本，上海三聯書店1994年版。）其中誘致性制度變遷的主體以市民為主，且以自發性為基本特徵；強制性制度變遷的主體以國家且以強制性為基本特徵。據此推論，我們認為，在中國市場經濟法制建設的制度變遷中，民商法的主體以市民（自然人和法人）為主及其「約定大於法定」的規范特徵，使民商法制建設類似於誘致性制度變遷。經濟法的主體以政府為主及「法定大於約定」的規范特徵，使經濟法制建設類似於強制性制度變遷，從而中國經濟法的制度發展模式要借鑒強制性制度變遷的模式及其理論，注意發揮該模式在加速市場經濟法制建設的步伐的規模經濟優勢，克服該模式中政府的有限理性、官僚主義等消極因素對中國市場經濟法制度建設阻礙的問題。
我們注意到，受公有制和共產黨執政的經濟和政治基礎條件的制約，以及在長期形成的封建儒家文化和計劃經濟體制的傳統制度慣性力量的作用下，中國市場經濟法制建設這一制度變遷，應該以體現強制性制度變遷模式特點的經濟法制度建設為近期模式，而以體現誘致性制度變遷模式特點的民商法為目標模式。從而中國經濟法較之中國民商法，前者對於當前中國市場經濟法制建設的作用更大；加之，中國民商法制度理論資源，主要來源於建立在私有制的經濟基礎和市民社會的政治基礎上的羅馬法和德國法理論體系；而中國經濟法制度理論資源，主要來源於建立在公有制的經濟基礎和共產黨執政的政治基礎上的社會主義法理論體系。因此，從中國國情出發，中國推進市場經濟法治的最大的本土資源，就是中國的本土政治資源。所謂本土政治資源，大意是指一國領土范圍的可資利用的政治組織、政權效能及其社會基礎和影響。比如，中國擁有一個龐大且強有力的政治權力組織，6100多萬共產黨員集中了中國優秀人才的相當一部分，下至鄉鎮街道上至中央部門的黨政組織仍然比較有效地治理著國家和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各級黨政部門具有仍然很強的社會組織能力、動員能力和推動能力。這是中外人士都普遍承認的事實。對於中國本土政治資源的優秀，我們自己往往習以為常，甚至對這種優秀的實際存在究竟是好事還是壞事也存疑慮。其實，放眼整個世界現代化進程，尤其是第三世界國家的現代化進程，我們可以發現，一個具有現代化意識的、強大而穩定的政府的存在，對於第三世界國家現代化的順利進行，對於減少現代化進程中的社會代價與成本，是一個極為重要的條件，可能也是最關鍵的因素。正如亨廷頓先生早在20世紀60年代就指出的那樣，第三世界的現代化是一個充滿動盪和激烈矛盾沖突的過程，有現代化意識的強大政治組織，是推進現代化進程又保持其過程穩定的關鍵性力量。為了維護政府在制度變遷中的權威地位和政府對經濟生活的主動參與和調控，強制性制度變遷首要的前提就是保持政府對經濟生活的權威。因為只有保持穩定的制度環境，才能實現經濟制度的良性轉變，而任何一個社會要保持繁榮和經濟發展，都應當保持穩定的社會制度。其中，以調整政府調控和管理市場經濟關系為己任的中國經濟法，在維護中國政府在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變，這一制度變遷中的權威地位的制度創新中的作用，舉足輕重。
正是在上述制度變遷的積極作用意義上，我們認為，中國經濟法是中國本土政治資源的典型法律例證，也是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制度的核心內容，從而中國經濟法制度和理論的建立與完善，就是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體系是否完備的一個決定性因素。這是因為：
首先，公有制和政府運用經濟和行政權力對經濟的強有力干預，是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中國特色」的核心內容，由此產生了建立在公有制基礎上的中國共產黨及其政府在我國市場經濟體制建設中的核心作用，從而以政府為主導的自上而下的強制性制度變遷，是當前中國市場制度變遷的主導模式。與此相適應，中國也走上了政府推進法治的發展軌道，因為中國法治本土資源的貧乏，決定我們只能更多地藉助學習手段、藉助強制性制度變遷的手段，而無法更多地藉助於傳統。這也是一種近期內無法改變的現實。其中，以政府依法調控和管理市場經濟為核心內容的中國經濟法，是中國市場經濟法律體系的基本內容之一，也是我國社會主義法律體系中的一個重要的、獨立的法律部門。按照中國立法機關的最新觀點，「我國的法律體系劃分為7個法律部門比較合適，這7個部分是：憲法及憲法相關法、民法商法、行政法、經濟法、社會法、刑法、訴訟與非訴訟程序法。每類法律部門中又包括若乾子部門，有些子部門下面還可進一步劃分。這種劃分，能夠比較清楚地反映各類法律規范所調整的對象和方法，既易於把各個法律部門區分開，又使各個法律部門之間的關系合乎邏輯，並且符合我國現有法律和將要制定的法律的狀況」。（註：引自王維澄（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主任）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講座第八講講稿《關於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幾個問題》（參加本講稿討論定稿的作者為「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專題研究小組」成員，包括：顧昂然、甘子玉、於友民、王利明、王叔文、王家福、厲以寧、喬曉陽、劉政、劉海年、吳志攀、應松年、張晉藩、楊景宇、姜雲寶、胡康生、高銘暄、程湘清）。）其中，「經濟法是調整因國家從社會整體利益出發對經濟活動實行干預、管理或調控所產生的社會經濟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和。經濟法大體包含兩個部分，一是創造平等競爭環境、維護市場秩序方面的法律，主要是有關反壟斷、反不正當競爭、反傾銷和反補貼等方面的法律；二是國家宏觀調控和經濟管理方面的法律，主要是有關計劃、財政、稅務、金融、審計、統計、物價、技術監督、工商管理、對外貿易和經濟合作等方面的法律」。（註：引自王維澄（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主任）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講座第八講講稿《關於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幾個問題》（參加本講稿討論定稿的作者為「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專題研究小組」成員，包括：顧昂然、甘子玉、於友民、王利明、王叔文、王家福、厲以寧、喬曉陽、劉政、劉海年、吳志攀、應松年、張晉藩、楊景宇、姜雲寶、胡康生、高銘暄、程湘清）。）可見，經濟法是中國社會主義法律體系中的一個與民法、刑法等法律部門並列的獨立法律部門，已成定論。
其次，公有制和政府幹預，是以政府協調經濟關系為基本宗旨的中國經濟法產生和發展的強有力的經濟基礎和政治基礎。一方面，這一基礎強大於以私有制（非公有制）和市民自治為其基本經濟和政治基礎的私法即民商法，從而中國經濟法強大於中國民商法的現實力量，決定了要建立適應市場經濟發展的非公有制經濟和市民社會所需要的民商法（私法）制度，必須以中國經濟法為其發展的基本「制度環境」。那種限制和排斥經濟法的民商法發展策略，將走上中國民商法失去自己生存制度環境的艱難之路。另一方面，如果我們假定中國的市場經濟不是建立在私有制經濟基礎和多黨執政的政治基礎上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而是建立在公有制經濟基礎和共產黨執政的政治基礎上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那麼與公有制和共產黨執政與更多親合力的經濟法，必然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的核心內容。從而那種用傳統民法和行政法取代經濟法的自由主義法學主張，將導致中國市場經濟失去社會主義的法律基礎，因而絕不會得到中國立法部門的採信。
最後，雖然中國經濟法是具有中國特色的經濟法律制度，但對其中國特色之意要一分為二。一方面，中國經濟法制度創新是一種從公有制和共產黨執政並決定經濟發展道路這一實際出發的現實法律選擇，所以中國經濟法要立足中國實際並切忌照搬建立在私有制和多黨執政背景條件下的外國經濟法模式（如中國企業法中的反攤派制度，中國反壟斷法中的反行政壟斷制度的設計，不能局限於外國立法模式），從而中國經濟法制度及其理論，較之中國民商法制度及其理論，前者具有更大的挑戰和創新壓力，並在此壓力基礎上形成更偉大的且對世界法學有特殊貢獻的市場法律制度創新成果。
另一方面，中國經濟法中濃厚的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特色，較之具有濃厚西方政治、經濟、文化特色的西方國家民商法以及模仿而成的中國民商法，雖然前者具有實事求是方面的巨大優勢，但是中國經濟法中具有的中國特色中的一些帶有有悖市場經濟規律的舊體制、舊文化、舊傳統，如果不倍加註意克服，則中國經濟法就可能成為落入實用主義俗套，進而成為承認並保護舊體制和傳統的落後之法。為此中國經濟法的制度及理論創新，較之中國民商法的制度及理論建設，前者的革命意義遠遠超過後者。
「路徑依賴」：中國經濟法發展的障礙
應該強調指出的是，上述中國經濟法的中國特色及其意義（尤其是消極意義），還根源於中國經濟法於中國經濟體制改革之初（1979年為時間標志）開始的制度創新中的「路徑依賴」。依諾斯教授的觀點，路徑依賴的核心內容是，當人們選擇的制度變遷路徑是正確的，那麼沿著既定的路徑，經濟和政治制度的變遷可能進入良性循環的軌道，並迅速優化之；反之，則可能順著最初選擇的錯誤路徑走下去，並造成制度被鎖定在某種無效率狀態之中，而制度一旦被鎖定在無效率狀態，除非藉助強有力的外力推進，否則人們要想選擇新的制度就會變得十分困難。（註：參見諾斯著《制度變遷的理論：概念和原因》一文，轉引自《財產權利與制度變遷》一書，中譯本，上海三聯書店1994年版。）據此，應該正視，經濟法（這里特指中國經濟法）產生和發展過程中因下述典型的路徑依賴導致的一些低效率的「鎖定狀態」：
其一，在中國經濟法產生之初，受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體制的制約，中國經濟法不可避免對民法產生了「路徑依賴」，如經濟法理論將屬於民法調整對象范疇的橫向經濟關系，也納入經濟法的調整對象范圍，並用民法范疇構造經濟法范疇，許多民法制度（如合同制度）成為經濟法制度，由此產生了「縱橫統一說」大經濟法理論支配下的經濟法體系混亂和經濟法調整民事關系的失敗現象。改革之初開始而至今在政府依法管理經濟活動中因過分強調市場主體自律管理（如合同管理）而屢屢出現的「一放就亂」，就是市場管理法的無效率的典型。
其二，在中國經濟法產生之初，受自上而下的經濟體制改革制度變遷模式的制約，經濟法也不可避免對行政法產生「路徑依賴」，如經濟法將行政法所反映的行政手段作為調整經濟關系的主要手段，由此產生了「經濟行政法說」或曰「學科經濟法說」經濟法理論支配下的經濟法體系混亂和經濟法調整經濟關系（如企業經濟關系）的失敗現象，改革之初開始至今的政府依法管理經濟活動中過分強調政府規制而屢屢出現的「一統就死」也是市場管理法無效率的典型。
其三，在中國經濟法產生之初，受黨政難分和政企難分的經濟管理體制的制約，經濟法也不可避免產生對經濟政策的「路徑依賴」，如把經濟法成為黨和政府經濟政策的同義語即典型的政策法，由此產生了在「經濟管理法說」或「政府幹預說」經濟法理論支配下的經濟法體系混亂和經濟法調整經濟關系的政策混同於法律的失敗現象，而政府依法調控經濟活動中屢屢出現的令行不禁止的失控現象，即為宏觀調控法無效率之典型。
上述中國經濟法的「路徑依賴」之所以謂之有悖經濟和法律規律的失敗現象，主要是從經濟法的調整對象范疇與民法、行政法、經濟政策調整對象的混淆所產生的體系混亂，以及經濟法的調整方法與民法、行政法、經濟政策的調整方法混淆所產生的方法混亂的角度觀察，從而使經濟法因在法律體系和規范構建上過分依賴民法、行政法、經濟政策而失去其獨立法律部門的特色。任其發展，不僅政府在協調市場經濟關系過程中難以走出「一統就死，一放就亂」和「令行不禁止」的惡性循環，而且經濟法將鎖定在非部門法的法制低效率的學科經濟法狀態之中，而這一低效率的狀態至今是困擾中國經濟法發展的最大障礙。
就中國的經濟制度和經濟法的變遷而言，如前所述，從一開始就是由政府推動，從經濟政策到經濟法律手段，逐步實現經濟行為的規則化和制度化，這一過程，典型地說明了經濟政策、經濟法和經濟制度之間的密切不可分的聯系，以致於經濟理論和實踐中將經濟法誤解為「經濟政策法」。雖然這一誤解有悖法學和法律規律，但它卻是經濟法之「中國特色」的一個真實寫照，進而使富有法治傳統的國外法學家也感慨「要從中國共產黨的經濟改革的政策中認識中國經濟法的法律實質」，並產生了中共中央與國務院就經濟體制改革中重大事項共同作出的規定，也曾被視為法律淵源的中國法理論和實踐獨有現象。
如前所述，中國的經濟改革是政府主導型的強制性制度變遷。而政府推動制度變遷的目標是雙元的，即同時實現政治目標和經濟目標的最大化。因此，政府主導型制度變遷模式下，政治目標往往支配著經濟目標，政府主導的制度變遷往往導致財政收入的降低、通貨膨脹以及由此帶來的社會矛盾、政府權威的下降和擴散、原有經濟部分的增長困難等等，最終導致政府收縮權力或出現激進式改革，並由此在中國的市場化改革中，出現了許多問題。如在經濟領域，出現了國有企業虧損、屢改不善等問題，又如在法律領域中，則出現了通過各種手段逃避法律調整，「有法不依」、「執法不嚴」、「違法不糾」以及貪污腐敗現象。此點，也是導致中國經濟法低效率的一個主要制度原因。
我們認為，導致上述中國經濟法低效率狀態的一個法律方面的近因，是中國經濟法創建之初錯誤地選擇了民法、行政法、經濟政策的理論和實踐路徑，而且至今仍在不同程度上被鎖定在民法、行政法、經濟政策的低效率狀態之中。從而中國經濟法擺脫傳統民法、行政法、經濟政策模式的困擾並謀求自己獨立的新發展，變得十分困難。因此認真分析上述經濟法路徑依賴的產生根源，是擺脫中國經濟法發展道路上重大理論和實踐障礙的基本前提。
走出「鎖定」狀態：中國經濟法創新的途徑
初步分析的結論是，中國經濟法對民法、行政法、經濟政策的路徑依賴，主要根源於民法、行政法、經濟政策在制度規范和理論資源方面的先佔優勢，以及由此使中國經濟法採取了民法、行政法、經濟政策合而為一的綜合法律調整模式（「縱橫統一說」是其理論基礎），在有計劃商品經濟體制為主導模式的初始改革模式選擇作用下，而陷入被動的「鎖定」狀態。應該強調的是，經濟體制改革以來，特別是在市場經濟體制目標模式確立後，中國經濟法以政府經濟管理法作為經濟法制度模式初始選擇，加之在此模式下的經濟法成為強化政府權威和維護部門利益的工具這一「官方優勢」，使中國經濟法在政府依法管理的自身報酬遞增和利益集團作用下，雖然它可以在計劃體制轉型為市場經濟體制的制度變遷背景下，逐漸從民法中解放出來；但是經濟法至今仍被鎖定在行政法和經濟政策的雙重困擾狀態之中。據此，我們提出中國經濟法從傳統民法、行政法、經濟政策的鎖定狀態之擺脫出來的以下基本制度創新思路和途徑：
首先，國家作為經濟法制度的制定和實施者，其在經濟法促進經濟增長的制度創新中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加之經濟法作為一種以國家為主體的強制性制度變遷，決定了通過國家力量促使經濟法擺脫上述對民法、行政法、經濟政策路徑依賴的法制低效率狀態，是經濟法創新和發展的基本思路。因此，促使國家機關尤其是國家權力機關承認經濟法是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至關重要。
其次，上述經濟法產生之初形成對民法、行政法、經濟政策的路徑依賴的一個主觀原因，是政府在信息不完全（如經濟體制改革信息不完全，特別是有關市場經濟體制信息不完全）基礎上構造了經濟法制度，所以在加快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基礎上，加強對市場經濟法律體系中的經濟法的理論研究，特別是從部門法名義上明確經濟法這一獨立法律部門的調整對象、方法、體系的基本制度和規范，並運用新的研究方法（如法律經濟分析法）和傳統法學研究方法（特別是法理學研究方法）創立符合經濟學和法學規律的全新經濟法范疇，對於國家拋棄經濟法體系中低效率制度，保留和借鑒好的制度，並理性地進行經濟法的制度創新，至關重要。
再次，雖然上述加強中國經濟法理論研究和學習，是經濟法擺脫路徑依賴的一個有效途徑，但是由於中國經濟法因其強烈的政府性特徵，而在體制改革過程中，成為一些政府部門鞏固和擴張自身權力並謀取部門利益的工具。所以在政治體制特別是立法體制上，打破利益集團對經濟法制度創新的干擾，推動經濟法從傳統的經濟行政法模式下的「惡性循環」中徹底解放出來，又是擺脫經濟法對行政法和經濟政策路徑依賴的重要途徑。必須強調，如果我們假定現代市場經濟國家干預市場的基本途徑是宏觀調控和市場管理，而且干預市場的基本方法以體現經濟規律的法律手段為主，以體現行政規律的法律手段為輔；那麼將國家干預市場的法律等同於經濟行政法的主張，將導致中國經濟法「穿新鞋」、「走老路」。
最後，在中國市場經濟法律體系的建立和完善過程中，經濟法作為一種強制性制度變遷，它較之誘致性制度變遷為基本特徵的民商法，前者制度創新、設計和實施成本較之後者要高。為此將降低中國經濟法制度變遷成本，作為經濟法制度創新的一個關鍵環節。從經濟法的制度和實施方面堅持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原則，對現有的依政府經濟管理體制為依據構成的龐大中國經濟法體系進行消腫，以反映和遵循市場經濟規律和法律規律的新經濟法制度體系（市場管理法和宏觀調控法）的更高收益，來抵銷經濟法採取經濟行政法和經濟政策模式的舊經濟法制度體系被廢除而失去的利益，推進經濟法制度的創新。而且，要按照公法私法化的思路，改造傳統的以公法為基本特徵的經濟法，並用公法和私法兼容的法律技術將中國經濟法改造成具有公法和私法雙重性質的、兼顧市民社會利益和政治國家利益並集中體現社會利益的社會法。
結束語
綜上所述，我們認為，如果我們假定經濟法視為一個傳統公法（如行政法）和私法（如民商法）兼容的新興法律部門，那麼公法與私法兼容這一現代法的發展趨勢，決定了中國經濟法在擺脫對傳統民商法和行政法的「路徑依賴」後，在建立和完善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制度這一偉大的制度變遷進程中，深深紮根於豐富的中國本土政治、經濟、法律及文化理論和實踐資源「營養土壤」之中的中國經濟法，比主要依賴於西方政治、經濟、法律及文化理論和實踐資源建立的中國民商法和行政法，前者具有更強大、更有效的制度創新動力。而且，更為現實的意義在於，中國作為社會主義國家，公有制占據著重要地位，堅持公有制、保護國家對經濟生活的監督調控、管理、參與是社會主義國家的必不可少的職能，而中國經濟法正是體現國家的經濟管理職能，實現公法與私法、國家調控與市場機制相結合的有效工具，所以在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制建設中，經濟法的建設應當成為重中之重的「基礎工程建設」，需要我們集中更多的法律理論和實踐資源進行「投資」，才能確保我國在2010年之前建立和健全社會主義法律體系這一偉大的跨世紀法制建設工程。
『捌』 什麼是經濟權利和經濟義務
經濟權利是指經濟法主體依法享有的自己為或不為一定行為和要求他方為或不為一定行為的資格。
經濟義務是指由經濟法律、法規所確認的一種責任。其含義包括：其一，經濟義務主體必須依據經濟法律、法規、合同、協議為或不為一定經濟行為，以實現經濟權利主體的利益和要求。其二，經濟義務主體應自覺履行經濟法律、法規、合同、協議所確定的各項要求，否則要受到國家強制力的制裁。
(8)經濟法的國家強制的權力擴展閱讀：
經濟義務特徵：
（1）是經濟法律、法規規定的一種約束；
（2）內容是經濟法律關系主體依照經濟法律、法規，作出一定行為或不作出一定行為。
分類：
1、經濟義務（一般經濟義務）
指一般組織或公民依照經濟法律、法規規定，必須作出一定行為或不作出一定行為的約束。
2、經濟職責（特殊經濟義務）
指經濟管理機關基於其地位與職能，依照經濟法律、法規規定，必須履行的職責。
『玖』 經濟法主體的權利和義務
調控主體與規制主體的職權
1.宏觀調控權
宏觀調控權可以分為宏觀調控立法權、宏觀調控執法權。還可根據具體調控領域、具體調控方式等標准，把宏觀調控權分為財政調控權、金融調控權、計劃調控權等。其中，財政調控權包括財政收入權和財政支出權，前者包括征稅權、發債權等；後者包括預算支出權、轉移支付權等。金融調控權，包括貨幣發行權、利率調整權等；計劃調控權，包括產業調控權和價格調控權等。
2.市場規制權
市場規制權可以分為市場規制立法權、市場規制執法權。主要包括對壟斷行為、不正當競爭行為、侵害消費者權利行為的規制權，特別是對價格、質量、廣告、虛假信息、濫用優勢地位，以及其他違反公認的商業道德等行為的規制權。此外，隨著市場經濟發展等因素的出現，又產生了特殊市場規制權（或稱特別市場規制權），如金融市場規制權、房地產市場規制權、能源市場規制權等等。
3.調制權的分配
目前在宏觀調控和市場規制領域，不僅全國人大享有立法權，而且國務院依法也可以制定行政法規，甚至國務院的某些職能部門都可能在事實上進行相關的立法。例如，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中國人民銀行、商務部、海關總署、工商總局、質檢總局等，都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享有調制立法權，這在相關的部門規章甚至相關部委局署的一些「通知」、「批復」中，都有一定的體現。
『拾』 如何理解經濟法責任的特殊性
經濟法責任主抄體有別於民法責任主體、行政法責任主體、刑法責任主體。
經濟法法律關系主體一方是社會強勢主體，一方為社會弱勢主體。經濟法充分考慮強勢主體和弱勢主體之間的差別，所以對兩者之間的權力、權利、義務、責任作出非均衡性、非對等性配置，以實現國家干預經濟的目的。
從責任主體角度看，經濟法責任可以界定為經濟法強勢主體因違反經濟法規定的強制性禁止性義務而承擔的責任。
(10)經濟法的國家強制的權力擴展閱讀：
經濟法既關心個體利益，也關心社會公共利益，它是在承認個體利益的基礎上試圖限制、禁止與社會公共利益相沖突的社會強勢主體濫用權力侵害弱勢主體權利的行為的法律制度。
經濟法責任是以國家政治權力控制社會強勢主體經濟權力的手段和結果，它在於實現社會強勢主體權力與社會弱勢主體權利的相對平衡。
無過錯責任原則在經濟法中應用得更為廣泛，無過錯責任和公平責任原則的確立，正好體現了國家運用其權力對經濟生活進行千預，對受害人進行保護。它也是人權平等原則在經濟法責任中的具體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