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法調整從

A. 論述經濟法的概念和調整對象

經濟法存在嗎？它能與民法、行政法相區分作為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嗎？要回答這些問題無疑要先對經濟法的調整對象有一個較為准確的界定。因為通常人們判斷一個法域是不是獨立的法律部門，關鍵是看它有沒有自己獨特的調整對象。事實上，我國許多經濟法學者也都將此作為整個經濟法理論的邏輯起點和認知入口，可見對於經濟法調整對象的認識確實非常重要。本文從分析國外兩大法系中所存在的經濟法現象的經濟社會根源和目前我國經濟轉型時期經濟法所擔負的特殊的歷史使命入手，試圖逐步揭示出經濟法的調整對象，找到一個較為令人信服的答案。

一、從各國經濟法學流派的主要觀點中分析經濟法的調整對象

（一） 簡述各國經濟法學界的主要觀點

通常我們都認為現代經濟法產生於德國。在經濟法學創立之初，德國的經濟法學家就對經濟法有兩派不同的看法，一派認為，經濟法不是獨立的法律部門，而只不過是企圖指出當時各種經濟關系有趨向於法制化的觀點而已；另一派則認為經濟法是獨立的法律部門，其中「企業法」說認為經濟法的調整對象是企業管理或完成經濟企業者的事業而產生的關系：「社會法」說認為經濟法是把「社會」作為調整對象的法，介於公私法之間：「組織經濟法」說則認為經濟法是同經濟政策相適應的一個獨特的法律部門。「統制經濟法」說則認為經濟法是統制經濟固有之法。

日本也是一個經濟法學較為繁榮的國家。其中較為著名的學者金澤良雄認為經濟法是「為了彌補民法調整所不及的法律空白狀況，即其中包含的與市民社會私人方面相對的公共社會方面」的內容而形成的法。 丹宗昭信則認為經濟法是「國家規制市場支配的法」，是國家為了維持競爭秩序而介入市場的一系列法規。

英美法系的國家因其傳統不強調公私法的劃分，所以也不關注與此劃分密切相關的經濟法。雖然在英美法學界絕大多數人迄今為止不主張使用「經濟法」這一獨立的概念，但並不代表這些國家就沒有經濟法現象，如今被稱為「經濟憲法」的反壟斷法，就首先誕生於美國。

（二） 分析各國經濟法現象和經濟法產生的社會背景

不管各國對經濟法承認與否或所持的觀點有多大差異，事實上在生產高度社會化，壟斷出現以後，以上各國都存在需要由公權力介入自由市場進行調整的特殊的經濟關系，這種實際上的由經濟法調整的經濟關系的存在已是不爭的事實。

既然客觀上有了調整的對象，那麼現代意義上的經濟法能否成為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就要從法律部門形成的條件上看，我們知道，任何法律部門的形成，都需要主客觀兩方面的條件。在客觀方面，需要由社會環境造就出具有某種特殊性的社會關系和法律領域，而當時的德國，由於一戰的戰時經濟政策，經濟領域出現了新的立法活動和法律現象。在戰後，又開始出現有關戰後經濟復興的法令，有了刺激新的法律部門產生的法律現象。在主觀方面，學者們對一系列的經濟法規進行匯總分類，使經濟法有了學術的土壤。所以，在筆者看來，經濟法在德國產生，並形成一個法律部門決非偶然，而有著其深刻的社會背景。而從其產生的背景中我們又不難看出，經濟法源於特別時期政府對於經濟的無奈的干涉，其調整對象最初就是在非常時期需要國家介入干預調整的一種經濟關系。

二、從經濟法的經濟根源中分析經濟法的調整對象

（一）凱恩斯主義的法律體現

在筆者看來，法律作為一個社會制度的上層建築，都有其相應的經濟制度為基礎。如果說民法的繁榮是基於經濟自由主義，那麼經濟法所體現的政府對經濟的干預無疑來自被稱為二十世紀最偉大的經濟學家的凱恩斯的經濟理論。

古典經濟學代表亞當。斯密認為，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每個人追求的僅僅是個人的利益，但「在這樣做時，一隻看不見的手引導他去促進一個目標，而這個目標決不是他所追求的東西，由於追逐他自己的利益，他經常促進了社會的利益，其效果要比他真正想促進社會利益時所得的效果大。」這就是著名的「看不見的手」原理。他主張政府在市場經濟中應是「無為」，崇尚經濟自由主義，反對政府幹預。但在1929-1933年經濟大蕭條沖擊後，凱恩斯行動主義逐漸興起，凱恩斯認為，亞當。斯密的理論是建立在完全市場機制的前提下的，但這在實踐中並不存在，並非所有的經濟當事人都有對稱的市場信息和完全的理性且生產社會化和壟斷的出現會使價值規律和市場調節機制失靈。所謂市場失靈，按照西方經濟學家的觀點，是指由於許多因素使市場在資源配置方面呈現出低效率運行的一種非理想狀態，用博弈論的觀點解釋市場失靈的原因就是「個人理性與團體理性」的沖突。 而凡是市場可能失靈的地方，都是政府監管幹預的地方，都可以攬入經濟法管轄的范圍內。

（二） 對市場經濟在不同狀況下的調整-分析經濟法與民法異同

筆者認為，民商法與經濟法的本質區別在於前者是在市場運作良好時以個體為本位的私法，而後者則是市場失靈時以社會為本位進行補救的公法。但最終殊途同歸，兩者在目標上是一致的，都是為了共同維護市場的穩定，促進經濟的繁榮和發展。

民商法的性質和特點適合當時社會經濟自由競爭和市場調節機制的需要，它通過個體自由和權益的維護，不僅促進微觀領域的公平和效率，而且由於它維持了市場的公平自由的競爭秩序，使價值規律和市場機制能充分發揮作用因而使社會經濟在宏觀和總體上得到調節。所以有人說，民商法是市場調節的法律保障。

但19世紀末以後，生產社會化和壟斷的出現使價值規律和市場調節機制失靈，其所引發的生產過剩、社會投資結構失調和周期性的經濟危機，是民商法所無能為力的。 此時，經濟法作為市場失靈時的一種救濟措施和國家的調節機制就應運而生了。從這一角度來看經濟法的調整對象只能是在市場失靈時需要靠國家公權力介入干預才能恢復正常自由市場秩序的經濟關系。如果說民商法是保障市場自由、公平競爭的第一道防線，那麼經濟法就是進一步在需要的時候對市場秩序進行保護的第二道防線。

三、 從我國社會轉型期的現狀分析經濟法的調整對象

（一） 從我國行政法的現狀來看經濟法的調整對象

目前，我國行政法意義上的行政，僅指公共行政或國家管理，並沒有表示私營管理的意思，是相對於立法、司法的一個概念。行政法所調整的也主要是國家與公民之間的行政關系。 應該說，行政法對我國這樣一個有著傳統「官本位」思想的國家來說，其產生和發展都是十分艱難的，所以其當務之急也是限制行政權的濫用，規范行政行為。在今後很長的日子裡，恐怕還無暇顧及研究行政法在經濟領域的適用問題。畢竟，目前我國政府的主要職能依然是發揮其政治職能而非經濟干預職能。所以雖然經濟法的調整對象是需要國家干預的特殊的經濟關系，但它與目前我國的剛剛起步的行政法依然是涇渭分明，各有一片天地的。

當然，隨著國家職能的演進即經濟調節職能的逐漸發達，國家福利制度的逐步完善，筆者相信，總有一天，政府職能的重心將從政治職能逐步轉移到經濟調節和社會福利保障等更趨社會化的職能上來。但目前來看，還過於理想化。

（二） 從我國目前社會的焦點問題來看經濟法的調整對象

改革開放碩果累累，但在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過程中以及在市場經濟繁榮的今天，其所隱藏的社會問題卻嚴重困擾著經濟的進一步發展。比如在企業轉制過程中大量的下崗工人如何安置；如何解決經濟發展與人口、資源、環境惡化的矛盾；如何實現可持續發展的戰略，這些社會關注的焦點問題的解決，靠追求個人經濟利益最大化的自由競爭是不行的，還要靠經濟法對經濟的宏觀調控和政府直接干預社會分配，發展「預算、稅收、社會保障」。 保護市場自由競爭中淘汰下來的弱者的利益，使經濟法和民商法成為公共利益與私人利益的衡平點。從這一點看來，經濟法還是大有作為的。

四、結語

行文至此，應該可以下個結論，說經濟法的確存在，其調整對象就是一切需要由國家介入干預的特殊的經濟關系，且在我國目前的社會條件下經濟法存在的意義重大。為了明天的自由競爭的市場，為了更為公平合理的社會保障體系，為了人們在經濟上的公共利益，我們還是要好好發揮今天經濟法的作用。

參考文獻：

[1] 楊心明主編《當代經濟法學》（第二版） 同濟大學出版社 2000年10月 第10頁。

[2] [日]金澤良雄《經濟法概論》 甘肅人民出版社，1985年5月，第24-29頁。

[3] 楊心明主編《當代經濟法學》（第二版） 同濟大學出版社 2000年10月 第12-13頁。

[4] 周林彬《經濟法的經濟根源》 載楊紫烜主編《經濟法研究》第一卷 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3月。

[5] 漆多俊《論經濟法產生的社會根源》載楊紫烜主編《經濟法研究》第一卷 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3月，第65頁。

[6] 楊解君、肖澤晟《行政法學》法律出版社，2000年6月，第2頁。

[7] 李昌麒《論市場經濟、政府幹預和經濟法之間的內在聯系》，載楊紫烜主編《經濟法研究》第一卷 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3月，第66-69頁。

B. 淺談經濟法與民法的關系

經濟法和民法的關系抄
它們在調整對象方面的交叉，源於以下兩個重要因素：一是由於二法都處在市場關系之中，而某種市場關系的形成又往往呈現錯綜復雜的情況，這就必然導致二者在調整對象上的部分重疊與交叉，調整對象的交叉又需要民法和經濟法從不同角度，在不同層面上共同去維系社會關系的存在；二是由於某個具體的法律關系，單靠一個法律部門的作用是難以形成的。因此，民法和經濟法在調整對象上的交叉性，決定了二者存在的互補性。

民法是從市民社會中自然形成的，它以人本主義為出發點，其理念是自由主義，民法的價值理念之一是對抗國家力量的侵犯，而經濟法以追求社會整體利益為其立法宗旨，即站在社會整體的角度，通過法律對社會經濟關系的調整，消除極端個體權利本位對整體社會經濟發展造成的消極影響，以解決個體營利性與社會公益性的矛盾，促進經濟良性發展。

C. 會計初級職稱是經濟法基礎難還是會計實務難

有一定的差別。會計抄基礎是會計專業最基礎的課程，都是最基本的原理性內容。初級會計要比會計基礎難一些，會涉及更多的實務

會計基礎是會計的入門知識，都是會計方面最基本的介紹，考會計從業資格證要考的一門，會計基礎不僅僅會計專業的學習，經管類專業的一般都會學，初級會計學只有會計專業的學，比會計基礎更加細化，更有一個深度了，是初級會計職稱要考的一門。學了基礎會計只了解會計的一個基本框架，初級會計是更深入的學習做賬實務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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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經濟法學習心得體會

我是學財會的，第一門學科就是經濟發！
沒什麼心得！就是死記硬背！知道了政策條例法規你就懂了；否則，你啥都不會！
希望採納

E. 什麼是經濟法調整對象是什麼

1，經濟法：是對社會主義商品經濟關系進行整體、系統、全面、綜合調整的一個法律部門。
2，調整對象：
（1）國家規范經濟組織過程中發生的經濟關系；
（2）國家干預市場經濟運行過程中發生的經濟關系；
（3）國家管理、規范經濟秩序過程中發生的經濟關系；
（4）國家在經濟調控中發生的經濟關系。
3，經濟法的特點：
（1）經濟法是國家干預經濟的法；
（2）經濟法是社會責任本位法；
（3）經濟法是商品經濟發達的法；
（4）經濟法是以經濟為目的的法；
（5）經濟法是綜合調整的法。

F. 經濟法的特徵

（一）綜合性

經濟法的綜合性表明其不限於單一的范圍，主要表現在：

1．在調整手段上，經濟法將各種法律調整手段有機地結合起來對經濟關系進行綜合調整，這主要表現在經濟法往往運用民事的、行政的、刑事的、程序的、專業及技術的等手段作用於某一經濟領域，以達到維護社會經濟秩序的目的。

2．在規范構成上，經濟法既包括若幹部門經濟法，又包括有法律、法令、條例、細則和辦法等許多規范形式的經濟法律規范；既包括實體法規范，又包括程序法規范；既包括強制性規范和任意性規范，又包括指導性規范和誘導性規范等。

3．在調整范圍上，經濟法調整的內容既包括宏觀經濟領域的管理和調控關系，也包括微觀經濟領域的管理和協作關系，具體包括工業、農業、商貿、財政、稅收、金融、統計、審計、會計、海關、物價、環保、土地等范疇。

（二）經濟性

經濟法直接作用經濟領域，並具有經濟目的性，故經濟法的經濟性是不言而喻的。

（三）行政主導性

經濟法是國家管理、干預、從事經濟活動，參與經濟關系的產物，因此，經濟法在調整經濟關系的過程中直接體現了國家的特殊意志。

（四）政策性

經濟法是國家自覺參與和調控經濟的重要手段。因此，其重要任務是實現一定經濟體制和經濟政策的要求，這就使得經濟法具有顯著的政策性特徵。

這主要表現在經濟法隨時根據國家意志的需要賦予政策以法的效力，並根據政策的變化而變化，在經濟法的執法和司法力度方面，也無不受政策的影響。

(6)經濟法調整從擴展閱讀：

其主要特點有：

一、經濟法是國家干預經濟的法

經濟法的產生是國家干預經濟的必然結果，它把調整的重點始終放在引導各類經濟主體依法進行經濟活動，保證經濟關系的正確確立和有序的進行上，以形成本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經濟環境和經濟秩序。

二、經濟法是社會責任本位法

經濟法與民法、行政法相比較，在調整社會整體與社會個體的關繫上，各有自己的主導思想。經濟法是「社會責任本位法」，它以社會利益為基點，無論是國家機關，還是社會組織或個人，都必須對社會負責，在此基礎上處理和協調相互之間的關系。

三、經濟法是商品經濟發達的法

只有當商品經濟成為社會的主導，經濟法才會伴隨著生產力的發展而產生和發展，因而經濟法是商品經濟高度發展的產物。

四、經濟法是以經濟為目的的法

經濟法始終調整經濟關系，調整的目的就是使社會的整體經濟能持續、穩定的發展，提高社會生產力水平，而且在這個調整過程中甚至會有意使局部利益或個體利益有所損失。

五、經濟法是綜合調整的法

經濟法所調整的經濟關系是縱向經濟關系，但對橫向經濟關系會產生明顯的影響；採取的手段既有懲罰性的，也有補償性的，既有鼓勵類的，也有禁止、限制類的，體現了明顯的綜合調整的特徵。

G. 談談城市產生的經濟基礎和歷史條件

經濟法是調整特定經濟關系的法律，其產生與發展有其自身的規律。本文從經濟法產生的不同觀點分析入手，對古今中外經濟法產生與發展的歷史軌跡進行闡述，對經濟法產生與發展的經濟、政治、思想等歷史條件進行必要的分析，再而指出經濟法發展的新趨勢。 關鍵詞：經濟法 產生與發展 歷史條件 新趨勢 任何部門法的產生和發展，都需要一定的政治、經濟、文化和法律等主客觀方面的條件。這些條件，特別是反映一定經濟關系的經濟基礎，對部門法的形成和發展產生著重要的作用。經濟法作為一個法律部門也不例外。因此，學習和研究經濟法，必須從學習和研究經濟關系入手，從經濟法所產生的政治、經濟、法律等基礎去導源經濟法的產生，去釐定經濟法領域的諸多基本理論與實踐問題，從而科學地揭示出經濟法發展的規律，促進經濟法的不斷完善和經濟法學的不斷發展。 一、關於經濟法產生的不同觀點 經濟法是在什麼時候產生的？對於這個問題的回答，國內外法學界主要有兩種不同的觀點： （一）經濟法是隨著階級、國家的產生而產生，此曰「同時論」 持此觀點的人認為：經濟法是國家運用法律的強制手段來管理社會經濟的一種方式，它是階級社會中最古老的法律中的一個組成部分。當人類進入階級社會時，隨著國家與法律的產生，經濟法也隨之產生了。在奴隸社會與封建社會，它包含在「諸法合體」的法律之中。[1]在自由資本主義時期，經濟法與其他法同時並存，只是到壟斷資本主義階段，經濟法的作用越來越大，其地位更加突出出來，才形成更加豐富、全面的經濟法部門。 有些學者還認為，不論在奴隸制國家、封建制國家、資本主義國家，還是社會主義國家，都有各自的經濟法，作為一個**的法的部門的經濟法產生於古代社會。[2] 事實上，這些認識都或多或少有其合理的地方，至少它可以提醒人們：古代社會的法律中也有關於國家管理經濟的法律現象，但決不會產生我們所說的作為**法律部門的經濟法。正如一些學者所說的：在法律形成的早期階段，並不存在部門法的劃分，而是「諸法合體，刑民不分」的狀態，更不可能有今天所稱的經濟法。古巴比倫奴隸制國家頒布的《漢謨拉比法典》以及我國夏、商、周、秦時代的法律中有關土地、水利、貿易、稅收等方面的規定，並不構成**的經濟法法律部門。[3] （二）經濟法是社會發展到一定歷史時期，在資本主義進入壟斷階段以後的產物，此曰「階段論」 持此觀點的人認為：經濟法不等於經濟立法、經濟法規、經濟法律。經濟的法律調整即經濟立法。經濟法規由來已久，它是史前社會結束以來任何社會和國家所不可或缺的一種控制及運行機制。而經濟法是20世紀新興的法律部門，它是經濟和社會的社會化達到相當高度以後，國家政權普遍直接參與生產流通等諸環節的產物。盡管經濟的法律調整是與國家相伴而生，但有了經濟的法律調整，不一定就有經濟法。經濟法產生和存續的一個重要前提條件是在一個國家和社會中對法律有了部門劃分，並且將其中的某個部門稱為「經濟法」。 [4]由此看來，經濟法產生的一般基礎和條件是：市場經濟發展到社會化大生產階段，國家被動或自覺地承擔起對經濟加以組織協調的職能，國家對經濟的調整建立在法治的基礎之上，並形成了相應的經濟法學說。經濟法是社會發展到一定歷史階段的產物，當這些基礎和條件尚未出現時，經濟法是不可能產生的。[5]所謂一定歷史階段，就是資本主義從自由競爭進入壟斷階段的時代。[6]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於19世紀末20世紀初走向壟斷和社會化發展階段，生產手段和經濟實力不斷集中，產生了壟斷集團，限制並惡化了競爭環境，資本主義國家不得不通過法律手段對此進行干預，由此形成了國家干預經濟的法律現象，產生了新的部門法——經濟法。從實證的角度來看，無論是形式上的經濟法（稱為「經濟法」法律現象），或實質上的經濟法（體現國家權力對經濟活動干預協調的法律現象），都比較集中地出現在19世紀末之後，也就是說經濟法作為部門法劃分應肇始於19世紀。因此，認為經濟法是社會發展到一定歷史階段的產物的觀點具有歷史合理性。我們可以這么說：作為國家管理經濟的法律現象，可以上溯到奴隸制社會和封建制社會的「諸法合體」法律狀態時期，而作為**法律部門的經濟法，則是人類社會進入到資本主義社會，特別是進入到壟斷資本主義社會時期的事情。[7] 有些學者還認為：法律部門的形成，需要具備的一個條件是形成相應的理論或學說，並在相應程度上被學界和社會所接受。在分析經濟法生產的主觀條件時，他們闡述了「經濟法」一詞的提出和使用；在分析經濟法產生的客觀條件時，他們強調了經濟集中和壟斷是經濟法產生的內在原因。[8] 二、對經濟法產生的兩種不同觀點的評價 在進行評析之前，我們有必要指出經濟法律、經濟的法律規范、經濟法是具有不同內涵的概念；我們有必要明確：經濟法律規范的產生、經濟法律的制定、經濟法部門的形成是有一定的聯系和區別的范疇。經濟法部門是由經濟法律規范組成的，經濟法律規范的相當一大部分是以經濟法律為表現形式。 但嚴格地說，我們不能把經濟法的產生理解為經濟法律規范的產生或經濟法律的制定，我們不能把一個或一些經濟法律規范等同於經濟法，不能把經濟法律或經濟法律的總稱視為經濟法，只有相當多的經濟法律規范的總稱才是經濟法。從這種意義上來說，「經濟法「就是從部門法意義上講的，是指作為**的法律部門的經濟法。因此，把經濟法產生理解為經濟法這個**的法律部門的形成是正確的。[9] 我們還應明確：經濟法律規范產生於古代社會，經濟法作為部門法的產生晚於經濟法律規范的產生，經濟法的產生早於經濟法學的產生。基於上述的認識，我們認為「同時論」是錯誤的，它抹殺了經濟法律規范與經濟法之間的界限，將經濟法的產生等同於經濟法律規范的產生。經濟法是社會發展到一定歷史階段的產物。 三、經濟法產生與發展的歷史軌跡 （一）古代經濟法律規范的產生和發展 我們所說的古代經濟法律規范，一般是指包括奴隸制社會經濟法律規范和封建制社會經濟法律規范，也可稱為前資本主義經濟法律規范。奴隸制社會經濟法律規范，最早出現於奴隸制度古巴比倫國家。早在公元前18世紀，巴比倫奴隸制國家頒布的《漢謨拉比法典》就對土地的國家所有權和土地的法律保護作出了規定。《漢漠拉比法典》還有對農業、商業、質量、財政稅收等經濟關系進行法律調整的規定。我國「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反映了西周奴隸制國家土地國有的規定。西周中後期，還出現了土地流通的活動。我國從夏朝開始就有了徵收貢賦的制度，商朝的貢賦實行公田收入交國家，西周則按井田計畝徵收賦稅，西周的財政開支還實行了量入為出、專款專用等等內容，均體現了我國奴隸制調整經濟關系的法律規范的存在。《楔形文字法》、《漢漠拉比法典》是奴隸制經濟法律規范的典型代表。 封建制社會經濟法律規范存在的時期較長。在產生過程中，《羅馬法》及其復興起過一定的作用。西歐封建社會從公元5世紀羅馬帝國滅亡至18世紀，持續了1300多年。中國封建社會一般從春秋戰國之後算起，延續了2000多年。此時，中國的唐律、大明律是其典型代表，都有詳細地調整經濟關系的法律規定。秦簡《金布律》中出售商品須標明價格的規定，秦簡《田律》中「春二月林木生長，不得砍伐；春天土地乾旱需要水，不得堵塞水道；不得採摘剛發芽的植物；不得捕捉幼獸、幼鳥；不得設置陷阱和網罟捕捉鳥獸；不得毒殺魚鱉」的規定，漢朝的發展對外貿易的規定，明朝的禁止私人開採金、銀、銅、鉛、錫和水銀礦的規定，唐朝的以戶稅、地稅為基礎的「兩稅法」及「量出以制人」的根據各種開支總額確定兩稅的總額規定，明朝的中央、地方分級管理，征解制度、財政監察制度和預算制度等財政管理制度，等等，均體現了我國古代封建社會經濟法律規范的相對全面和完善。前資本主義經濟法律規范的特點是：反映奴隸主和封建主階級的意志，公開地維護等級特權，在協調本國經濟運行時主要運用直接手段，經濟法律規范以「諸法合體」的法典為主要表現形式。[10] （二）空想共產主義者的經濟法思想及其意義 18世紀法國空想共產主義的著名代表之一摩萊里（Morelly）在1755年出版了一部學術名著——《自然法典》，該書反映了他對未來公有制社會的理想。作者在書第四篇「合乎自然意圖的法制藍本」，被作者稱為「法律草案」，共12類法律、117條。其中，第二類法律是：「分配法或經濟法」，有12條規則。從目前的資料反映，這是「經濟法」一詞最早出現的地方。摩萊里看來，未來社會中的產品不發生買賣和交換，而是通過分配給予公民，「一切產品都要核算，其數量要與每個城市的公民人數相適應，或與使用它們的人數相適應，這些產品當中可保存的物品，均按相同的規則公開分配，如有剩餘則保管起來」[11]。摩萊里是在產品（財產）分配規則的意義上使用「經濟法」，並以此來表達他富有理想色彩的未來社會的法律規范。[12]19世紀30—40年代法國空想共產主義的著名代表之一德薩米（Dezamy）在1842—1843年分冊出版的《公有法典》一書中，也使用了「經濟法」這個概念，並發展了摩萊里的經濟法思想。 由摩萊里在18世紀提出的「經濟法」概念，是建立在空想共產主義的社會公有制基礎之上的，至今「經濟法」的涵義已發生了重大變化，但它對現代意義上的經濟法概念的形成仍產生著影響。這種影響除了表現為援引「經濟法」這個概念的外殼之外，更重要的是人們把空想共產主義者那種具有萌芽狀態的國家干預經濟生活的思想加以擴大，利用來作為建立現實經濟基礎之上的現代經濟法概念的一個合理內核

H. 當代商法的發展趨勢是什麼

國際商法作為一門大學課程，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已在國外的一些大學中開設多年。[1]在我國，隨著近年來對外經濟工作的不斷擴大，不僅一些大學開設了國際商法課程，而且尤為引人注目的是，國際商法已成為許多行業和部門人士學習法律的重要內容而受到普遍重視。與此同時，「國際商法」一詞在各種場合被頻繁使用，冠以國際商法名稱的書籍也屢見不鮮。[2]於是，不斷有對國際商法感興趣的大學學生、研究生和社會各界人士提出如下一些問題：什麼是國際商法？怎樣理解國際商法概念的內涵和外延？國際商法是否同國際法、國際經濟法或民法、經濟法一樣是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筆者認為，這些問題的出現反映了我國對外開放事業的深入發展，對法學研究不斷提出新的課題和新的要求。而正確地認識和把握這些新課題，推動和繁榮我國的法學研究事業，正是我們法學理論研究工作者的職責所在。鑒於此，筆者擬對國際商法的概念從理論上進行初步的探討，不妥之處，請讀者批評指正。
關於國際商法概念的研究，綜合考察國內外學者散論於各種著作中對國際商法概念的說明，筆者認為國際商法的概念可有廣義和狹義兩種，下文分別予以闡述。

一、從廣義上看，國際商法是調整國際商事關系的各種法律規范的總和，是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

第一，按照法學的一般理論，劃分法律部門的主要標準是法律規范所調整的社會關系，凡調整同一種類社會關系的法律規范就構成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3]國際商法就是作為調整國際商事關系這一特定的社會關系而獨立存在的法律部門。所謂國際商事關系，是指某種商事關系，其主體不論是個人、法人、國家政府或國際組織，只要這種商事關系的當事人分屬於兩個以上不同的國家或國際組織，或其所涉及的商事問題超越一國國界的范圍，這種關系就可稱之為國際商事關系。用以調整所有這些國際商事關系的法律規范，就屬於國際商法的范疇。具體將，舉凡涉及商事關系的國際公法規范，國際經濟法規范，當事人自願接受的國際商事慣例或沖突法規范，國際商事公約或條約，國內商法中的國際性規范，都應包含在內。

對法律部門的劃分，除以法律所調整的社會關系作為依據和主要的標准外，由法律規范的性質所決定的法律調整方法的異同也是一個重要的補充標准。舉一個明顯的例證，刑法作為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這從未引起過爭議，但刑法顯然不是調整同一種類的社會關系的，而是調整由於犯罪所破壞的多種社會關系的，幾乎涉及一切法律部門的調整對象。但其調整方法卻是單一的刑罰手段。這是其它法律部門所不具有的調整方法。同樣，基於國際商事法律規范的性質所決定的國際商法的調整方法是多樣性的，有不同於其它法律部門調整方法的顯著特徵。國際商法的調整方法，既包括協商與調解等調整方法，也包括仲裁與訴訟等調整方法，既包括國內法的調整方法，也包括國際法的調整方法。因此，從法律調整方法的角度考察，也可說明國際商法是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

在討論國際商事法律問題時，有必要對國際商事法律中的「商事」一詞進行說明。「商事」一詞是國際貿易交往中的一個重要的慣常用語。一般來說，國際組織或國家都對「商事」一詞盡可能做廣義的解釋。如根據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在起草《國際商事仲裁示範法》時，就「商事」一詞所作的注釋[4]，具有商事性質的關系包括但不限於下列交易：任何提供或交換商品或勞務的貿易交易；銷售協議，商事代表或代理；保付代理；租賃；咨詢；設計；許可；投資；融資；銀行業；保險；開采協議或特許權；合營企業或其它形成的工業或商業合作；客貨的航空、海洋、鐵路或公路運輸。美國加利福尼亞的《國際商事仲裁和調解法典》則仿照《國際商事仲裁示範法》羅列了18種屬商事關系的事項：（1）提供或交換商品或勞務的交易；（2）銷售協議；（3）商事代表或代理；（4）開采協議或特許權；（5）合資或其他形式的工業或商業合作；（6）客貨的航空、海洋、鐵路或公路運輸；（7）建築；（8）保險；（9）許可；（10）保付代理；（11）租賃；（12）咨詢；（13）工程；（14）金融；（15）銀行；（16）資料或技術的轉讓；（17）知識或工業產權、包括商標權、專利權、版權和軟體程序權；（18）專業服務。[5]另根據我國加入1958年訂於紐約的《關於承認和執行外國仲裁裁決的公約》時作出的商事保留聲明中提到的「商事」的概念，包括貨物買賣、財產租賃、工程承包、加工承攬、技術轉讓、合資經營、合作經營、勘探開發自然資源、保險、信貸、勞務、代理、咨詢服務和海上、民用航空、鐵路、公路的客貨運輸以及產品責任、環境污染、海上事故等。[6]因此，我國關於「商事」一詞的解釋也是一種比較廣義的解釋。國際商法就是規范各種商事主體在上述國際「商事」領域活動的法律。

第二，從國際商法的產生看，國際商法從一開始就是作為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出現的。它最初所調整的商事關系就不是一國國內商人之間的商事關系，而是跨國界的、不同國家商人之間的國際商事關系。

國際商法是隨著商品經濟的產生和發展而產生和發展起來的。國際商法的形成來源於實踐，它的系統化過程不是由於國家的立法或學者的傳播，而是由於其適用者兼推行者的努力。國際商法最初的形式是商人習慣法，它在十一世紀出現於威尼斯，後來隨著航海貿易的發展逐步擴大到西班牙、法國、德國及英國，甚至北歐各國和非洲北部。這種以商人（主要是從事兩國或多國間貿易，並須經船舶運送的商人）間為規范對象的國際商法，屬於商人習慣法，是以當事人自治原則為最高原則，經由交易常例、習尚、習慣而形成的法律規范。其內容主要包括：貨物買賣合同的標准條款、兩合公司、海上運輸與保險、匯票、破產程序等方面的規范。這種商人習慣法是商人在歐洲各地港口或集市用以調整他們之間的商事交易的法律和商業慣例，它與當時封建王朝的地方性法律相比較具有以下幾個特點：（1）它具有國際性，是國際商法，普遍適用於各國從事商品交易的商人；（2）它的解釋和運用不是由一般法院的專職法官來執掌，而是由商人自己組織的法院來執掌，其性質類似於現代的國際商事仲裁或調解；（3）其程序較簡單迅速，不拘泥於形成；（4）它強調按公平合理的原則來處理案件。[7]

第三，由於當代國際商事關系的多樣性和復雜性，國際商法發展到今天，已經由單一層次的國際商事慣例演變為多層次的國際商法，是一個以國際商事慣例為主體內容的，既包括國際法規范，也包括國內法規范的綜合的法律部門。

由於國際商法是用來調整從事跨越國境商事交往的各種公、私主體之間商事關系的法律規范，所以，它的內涵和外延，早已大大地突破了國際商事慣例體系，而擴展到國際法、國內法、甚至還包括難以歸屬上述法律分類的其它各種法律規范。國際商法是一個多門類、跨學科的綜合的法律部門。

而且，上述國際商法體系中的國際商事慣例規范、國際法規范、國內法規范，並不是互不發生關系的三種並行的法律規范。原本的國際法規范可能被自然人、法人所直接適用；國內法規范也可能上升為國際法規范而被國家或國際組織所適用。在當代調整國際商事關系的法律實踐中，不僅單靠任何一種傳統法律規范都已不能完全客觀反應國際商事關系對法律調整的需要，而且各種法律規范和體系之間往往互相依賴、互相交叉、互相轉化、互相作用。[8]國際公法規范調整和制約純粹以國際或國際組織作為主體雙方的商事法律關系，諸如國家政府之間或國家政府與國際組織之間有關投資、貿易、信貸、結算、保險等方面的商事法律關系，這是不言而喻的。但同時應引起我們注意的是，這些商事領域的國際公法規范對我國公民、法人是有直接約束力的。例如我國簽署並核准了《聯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公約》，該公約於1988年1月1日起生效。從這一天起，我國公民或法人與任何其他締約國公民或法人之間的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其訂立以及賣方、買方因此種合同而產生的權利義務，都必須適用該公約的規定（除非雙方當事人決定不適用該公約）。對我國公民、法人適用國際民商事公約和慣例，我國法律有明文規定，我國《民法通則》第142條2款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締結或者參加的國際條約同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法律有不同規定的，適用國際條約的規定。」我國《票據法》第96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締結或者參加的國際條約同本法有不同規定的，適用國際條約的規定。但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聲明保留的條款除外。本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締結或者參加的國際條約沒有規定的，可以適用國際慣例。」[9]

換個角度來說，有關國家和私人、法人之間的合同是可以通過依從國際法而被國家化的。例如，海特認為，任何准國際法庭或跨國法庭無法否認因政府與外國人之間契約關系所引起的仲裁與國際法之間的關系，並且有必要衡量適用國際法的適當性。他指出：「在私人投資者同外國政府間訂立開發協議的情況下，……作為當事人一方的外國人的契約權利，是可以通過其本國政府提到國際法高度來要求的。」[10]

此外，國際法協會在其關於「國際組織與私人當事人之間訂立的合同」和「國家與外國人協議中的合同准據法」的兩個文件中，也接受適用國際法或適用一般法律原則。[11]

實踐中，適用於一方當事人為國家或國家實體的合同不乏其例。如1958年沙烏地阿拉伯美國石油公司一案的最終裁決，就是選擇國際法作為裁決的准據法的。中東國家的一些石油法也規定可選擇國際法作為仲裁的准據法。

因此，在國際商事活動中，既可適用國際商事慣例，也可適用國際法，還可適用國內法，它們之間沒有固定界線，當事人究竟採取何種法律手段，根據實際情況決定。

具體來講，用以調整國際商事關系的國際商法規范可以大體上分為三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為數眾多的，普遍適用於各種國際商事主體之間的國際商事慣例，如《國際貿易術語解釋通則》、《跟單信用證統一慣例》等；第二個層次是有關各國或國際組織之間簽訂的對國際社會具有普遍約束力的國際商事公約或條約，如日內瓦票據法公約、國際貨物買賣公約等（上述兩個層次的國際商法概念同大陸法系商法中廣義商法中的國際商法概念相同）；[12]第三個層次是有關國家用以調整本國境內商事往來關系規范中具有國際性的規范（或稱涉外商事法律規范）。這里所說的各國用以調整本國境內涉外商事關系的各種法律規范，既包括同時適用於國內某種商事關系和國內同類涉外商事關系的法律規范，如中國的《商標法》、《專利法》等，也包括只適用於國內某種涉外商事關系的法律，如《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等。

第四，從廣義上探討國際商法概念，並非只是純學理的說明，更是為了國際商法的綜合運用和實際效益。

如我國公司到外國從事商事投資活動要受到多種不同層次國際商事法律規范的調整。首先，根據國家主權原則，我國公司在外國的商事投資活動要直接適用外國私法中有關涉外商事法律規范的調整和規范，如要適用《外國人投資企業法》等；其次，我國公司要適用外國有關管理涉外商事活動的法律，如適用《海關法》、《外匯法》等；第三，要適用該外國認可或參加的國際商事慣例或國際商事條約、公約，如《托收統一規則》、《聯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公約》等；第四，要適用我國與該外國簽訂的有關雙方商事協定或條約，如《中美貿易關系協定》等。同樣的道理，外國公司到我國從事商事投資活動，在適用法律和選擇法律方面也會遇到各種實際問題。

如果在上述選擇法律過程中，仍然把視野局限在傳統的法律部門或學科，拘泥於某種固定的定義界說，[13]就很難對國際商事活動所面臨的各種現實問題，採取最適當和最必要的途徑加以妥善解決。如世界銀行對私人公司貸款的合同，屬於政府間機構與企業訂立的契約，當選擇契約的准據法時，盡管當事人中的一方不是私人，仍應適用國際私法；又如，發展中國家政府與發達國家私人之間訂立的契約，盡管當事人並非雙方同是國家或同是私人，卻非同時適用國際法和國內法（包括公法和私法）的各項原則不可。因此，對於國際商事交往中因范圍、國家、法人、個人相互交織形成的錯綜復雜的法律關系和法律問題，必須同時運用與國際商事有關的國際法及與國際商事有關的國內法，進行綜合的考察，才能進行全面的理解和正確的處斷。[14]

綜上所述，國際商法是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它是調整超越一國國境的商事交往的各種法律規范的總和。國際商法並不局限於某一特定的法律規范，它的內涵以傳統的國際商事慣例為主，其外延早已打破了國際法體系和國內法體系，而擴及到國際公法規范、國際經濟法規范、國際私法規范、各國民商法的國際性規范（即涉外部分）。雖然國際私法和各國商法的涉外部分本質上都是各國的國內法，但是，既然它們都在各個主權國家的領域內調整著和制約著跨越國境的商事交往活動，從宏觀上看，也就不能不承認它們是國際商法的重要組成部分，歸屬於國際商法的范圍。

國際商法不僅包括規定國際商法主體在國際商事活動中權利和義務的實體性規范，也包括解決國際商事糾紛的程序性規范，不僅包括國家對國際商事關系進行調整的強制性規范，也包括國家對國際商事關系進行調整的任意性規范。

因此，國際商法所研究的對象的范圍是非常廣泛的，往往要牽涉到現有的幾十個傳統法律部門的部分內容，要涉及到國際法、沖突法、民法、商法、稅法、民事訴訟法、產品責任法、反壟斷法、反傾銷法等諸多法律部門的法律規范。

筆者認為，當前的問題不在於不合時宜地強調傳統的法律分科，而在於尋找新的適應時代的制衡形式。[15]當代國際商事交易需要的不僅是某一特定的法律體系，還需要適應時代的新的調整方式。國際商法將滿足國際商事的需要，如同習慣商法滿足了生活在羅馬帝國的商人的需要，和習慣法的頒布滿足了14世紀中東的航海者和商人的需要一樣。

二、從狹義上看，國際商法是調整國家之外的，主體平等的商事組織及其商事交易的各種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和，是一個新的尚在形成中的法律部門。

如馮大同教授等認為，在國際上從事國際商事交易的主體基本上是公司、企業等商事組織而不是國家，它們之間的交易屬於不同國家的主體平等的商事組織之間和個人之間以及它們相互之間的交易，而不是國家與國家之間的交易。所以，在「國際商法」這一概念中，「國際」（International）一詞的含義並不是指「國家與國家之間」的意思，而是指「跨越國界」（Transnational）的意思。國際商法是調整國家之外的商事交易和商事組織的各種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和，是一個新的尚在形成中的法律部門。[16]

持上述觀點的學者還認為：隨著當代國際經濟貿易往來的擴大和頻繁，國際商事關系呈現得更加錯綜復雜，出現了許多新型的國際商事活動方式，如國際投資、國際融資、國際租賃、國際技術轉讓、國際合作生產、國際工程承包、工業產權與專有技術許可貿易，等等。這些活動方式或者說交易方式，已超出了傳統商法調整的范圍。國際商法調整的對象和范圍越來越廣泛。但與傳統商法相比，國際商法尚處於形成和發展階段，不僅上述這些新型的國際商事交易方式大都是從傳統商法的基礎上發展而來的，而且作為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傳統商法歷史悠久、無所不包，涉及買賣、合同、擔保、公司、代理、居間、票據、保險、破產、海商、仲裁、競爭、信託、證券、期貨等社會商事關系的各個方面，而這些內容，國際商法大多還未涉及到。因此，國際商法的體系和內容需要進一步的發展和完善，以最終形成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除上述國際商法的廣義和狹義概念之外，國際商法還可作為一種比較研究各國商法的研究方法的概念而存在。

三、國際商法的「並存法（Concurrent laws）」概念。[17]

在國際商事交易中，為了避開不同國內法體系之間的差異和難以預測的變化，將國際法、國際商事慣例及國內法三者結合起來，以一種統一的法律體系的形式，即創立一個可適用的三者並存的法律體系來調整國際商事交易的作法在各個國家呈發展趨勢。

《解決國家與他國國民之間投資爭端公約》是採用並存法律體系的一個較典型的例子。該公約明確規定：「仲裁庭應依據爭端當事人間協議的法律准則裁決爭端……」。如前所述，該條款是對當事人意思自治原則的承認，其中包含了兩層意思：其一，當事人可以選擇國內法，或選擇國際法，或選擇國際商事慣例；其二，當事人還可以既選擇國內法又選擇國際法和國際商事慣例，三者並用。該公約在同一條款中還規定，在當事人缺乏選擇時，仲裁庭「應適用爭端一方的締約國的法律（包括其關於沖突法的規則）以及可適用的國際法規則。」[18]可見，不僅當事人選擇法律是多軌制，仲裁庭在選擇適用法律上也是多軌制，既可適用國際法體系，也可適用國內法體系，還可適用不屬於這兩種體系的國際商事慣例。

並存法體系是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經過長期爭論的產物。這種體系的作用在於，一方面適用國家當事人的國內法，承認國家當事人主權地位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又參照國際法原則或國際商事慣例，為合同私人當事人一方提供一定的保護，保證國內法對外國投資者或其他人的待遇不低於最低國際標准。其實質就是在國內法與國際法之間摻入一種平衡力量。筆者認為，並存法實際上從另一角度說明了廣義的國際商法的獨立存在。

【注釋】
[1][7][16]參見馮大同主編：《國際商法》，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4年3月第1版，第2頁，第4頁。
[2]參見關安平主編：《國際商法實務操作》一書，海洋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
[3]徐顯明主編：《法理學教程》，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4年8月第1版，第205頁。
[4]A.Redfern M.Hurter，Law and Practice of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1986，PP.13-16.
[5]美國加利福尼亞《國際商事仲裁和調解法典》，第1條第1297節第16款。
[6]最高人民法院1987年4月10日《關於執行我國加入的承認和執行外國仲裁裁決公約的通知》。
[8][15]趙威著：《中外合作開發煤炭資源的法律問題》，法律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第11頁，第18頁。
[9]《中華人民共和國票據法》第5章第96條，1995年5月10日第8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13次會議通過。
[10]George W.Heght，The choice of Publie.Lnterational Lawas theApplicable law in Development Contract with Foreigr Government，in Intermational Financing and Development，J.F.Mcdaniels ed.1964，p.556.
[11]（美）漢斯？史密特主編：《國際合同》，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年版，第21頁。
[12]楊建華著：《新版商事法要論》，台灣三民書局，1983年版，第1頁。
[13]陳安主編：《國際經濟法總論》，法律出版社，1991年5月第1版，第84頁。
[14]櫻井雅夫：《國際經濟法研究——主論海外投資》，1977年日文版，第1章。
[17]韓健著：《現代國際商事仲裁法的理論與實踐》，法律出版社，1993年5月第1版，第244頁。
[18]《解決國家與他國國民之間投資爭端公約》第42條第1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