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的發展是法產生的

A. 法作為一種社會現象,其產生和發展的根源是什麼

人的行為，思想道德

B. 民法是如何產生和發展的

民法法系的形成和發展：
1、日耳曼法和復興的羅馬法是民法版法系（大陸法系、羅馬日權耳曼法系）的主要歷史淵源，也是西歐封建國家法律的主要因素。隨著這些國家資本主義商品經濟、貿易交往的發展，政治統一的趨勢，彼此間的法律便發生許多聯系，同時，還產生某些共同的形式和特徵。這就使羅馬日耳曼法系處於初生階段和萌芽狀態。
2、在資產階級革命勝利，西歐許多國家如法、德、意等國資本主義制度確立並鞏固以後，適應資本主義經濟、政治、文化的發展，以及這些國家彼此交往，它們的法律制度相互間的聯系和共同特徵也獲得進一步的發展，於是產生了羅馬日耳曼法系。首先在法國，建立了羅馬日耳曼法系的第一個基地，隨後，在德國建立了第二個基地，這兩個西歐大國先後制定了一系列法典，形成了完整的法律體系，兩國的法典和法律體系相互間聯系密切，具有許多共同特徵。
3、伴隨著l8、l9世紀資本主義全球性的發展，不僅在歐洲各國而且在亞、美、非洲許多國家和地方，立法和法典化運動應運而生，並持續發達。他們深受法、德的影響，於是羅馬日耳曼法系（民法法系）成為世界最大的法系。

C. 論述 法的產生與發展的規律

法，屬於歷史范疇。法是人類社會發展到一定歷史階段的產物，是隨著原始社會的解體、階段和國家的產生而產生的。

1、原始社會的社會組織和社會規范

2、法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

奴隸主階段和奴隸階段在經濟上和政治上存在嚴重的對立，存在著不可調和的矛盾和激烈的對抗，正是這種矛盾和斗爭，導致了國家和法的產生。

法與原始習慣的區別；

1、兩者體現的意志不同

2、兩者產生方式不同

3、兩者實施的方式不同

4、兩者適用的范圍不同

5、兩者的根本目的不同

法是指由國家制定或認可的，通過國家強制力保證實施的，首先和主要體現統治階段意志並最終決定於社會物質生活條件的以權利和義務為主要內容的行為規范的總和。

法是意志與規律的結合，是階級統治和社會管理的手段，它應當是通過利益調整從而實現社會正義的工具。法是指國家法，包括國內法和國際法。而把非國家主體創造或發展的規范體系排除在法的范圍之外。

法的本質；

法是經濟階段意志的體現：法是「意志」的體現和反映。法是「統治」階段意志的反映。法是統治「階級」「公共」的意志的反映。法是「被奉為法律」的統治階段的意志。

法的內容是由物質生活條件決定的。社會物質生活條件培植了人們的法律需要，同時又決定著法的本質。

法的基本特徵：

1、法是國家制定或認可的社會規范。制定或認可法律，是國家創製法律的兩種主要方式。國家制定的法，既通常所說的「成文法」，是有權制定法律規范的國家機關制定，並通過規范性文件來表現。

2、法是規定權和義務的社會規范。

3、法是以國家強制力保證實施的社會規范

4、法是具有普遍約束力的社會規范

5、法的直接調整對象是人的行為

國家認可的法一般是指習慣法。習慣法：是指統治階段根據調整社會關系的需要，由有權的國家機賦予社會上業已存在的風俗習慣、倫理道德等行為規則以法律效力而形成的法律規范。

法的要素；構成法的整體的各個主要組成部分，稱為法的要素。法通常是由『法律規則』『法律原則』『法律概念』三種要素組成

法律規則的種類；

按法律規則所設定的行為模式的不同，法律規則可分為權利規則。義務規則、權義復合規則

按法律規則的效力強弱不同：強行性規則、任意性規則

按法律規則的內容的確定性程度不同：確定性原則、委任性原則、准用性規則

D. 法律是如何起源和發展起來的

馬克思主義關於法的起源的學說：

（1）法不是從來就有的，法是人類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而產生的，法的產生經歷了一個長期發展的過程。

（2）在原始社會，社會組織的形態經歷了原始群、母系氏族、父系氏族的發展，調整社會關系的規范是道德規范、宗教規范和習慣，它們與階級社會的法是根本不同的。

（3）在原始社會後期，隨著生產力的發展、私有制的產生、階級的分化和國家的產生而產生的。

馬克思主義認為，法產生的根源有以下三個：

（1）經濟根源：私有制的產生和商品經濟的發展。

（2）階級根源：階級的產生。

（3）社會根源：社會的發展。社會的不斷發展和進步，導致原始社會既有的社會規范無法適應社會沖突，為了維護新的社會秩序，國家產生了，法也產生了。

(4)社會的發展是法產生的擴展閱讀：

法律的歷史和文明的發展之間有著很密切的關連。古埃及的法律——可回溯至西元前3000年，有一部約可被分成十二篇的民法典。這部民法典是基於瑪特的概念，傳統、修辭語法、社會公平為其特色。

西元前約1760年時，在漢謨拉比的統治下，古巴比倫法成文法了，並將寫上法典的石碑放在市場上供眾人觀看；此一法典現被稱為漢謨拉比法典。但和埃及法律是由歷史學家從爭訟紀錄中拼揍出來一樣，漢謨拉比法典也只有少許的文獻殘留下來，且大部份都已經隨著時間而流逝掉了。

舊約聖經大概是仍然和現今法律系統有關的最古老的法律體系，可追溯至公元前1280年。它採取道德責任的模式，作為對良好社會的建議。古雅典（古希臘的小城）是第一個由除了婦人和奴隸之外的廣大公民所組成的社會，時間約在公元前8世紀時。

當時的雅典並沒有法律科學，且古希臘也沒有和「法律」有關的字眼以做成指涉的抽象概念。但古希臘法包含了對雅典式民主發展政制上的革新。

羅馬法很大程度受到了希臘學說的影響。它形成了當代法律世界的橋梁，在羅馬帝國的盛衰之間的時代里。羅馬法在查士丁尼一世時進行了主要的成文法工程，編成了《民法大全》。這部法典在黑暗時代時遺失了，直到11世紀才被重新地發現。

中世紀的法律學者自此開始研究羅馬法規，並使用其中的概念。中世紀時的英國，國王權威的判決開始發展成了先例的體系，這成為了英美法系。同一時間，在全歐洲，《商人法》形成了，使得商人可以用相似的規范，而非零碎的地方法來交易。

作為當代商業法先趨的《商人法》強調著合同的自由和財產的可讓與性。當18世紀、19世紀，國家主義興起之後，《商人法》即並入了國家新的民法典之中。法國的法國民法典和德國的德國民法典是其中最具影響力的民法典。

相對於英國的一般法之中充滿了大量的判例法，可以寫在小本書籍中的法典較易於輸出以及供法官使用。然而，歐陸法系和英美法系有會同的趨向。歐盟法即以條約作為其成文法典，但又由歐洲法院發展其判例。

古印度和古中國有不同的法律傳統，且在歷史上也有不同的法理學派和實務。《政事論》（約編於公元100年左右，雖然也包含一些較早的資料）和《摩奴法典》（公元100年至公元300年）是印度的基本條約，被認為是可信賴的法律指引。

摩奴的中心哲學為容忍和多元，並流傳在整個南亞之中。印度教傳統和伊斯蘭法在印度變為大英帝國的一部份時被一般法取代掉。馬來西亞、汶萊、新加坡和香港也在那時接受了一般法。東亞的法律傳統則反應了對世俗與宗教影響的一種獨特的混血。

日本是這之間第一個開始將其法律系統依西方世界現代化的國家，引進了少許的法國及大量德國民法典的概念。這也部份反映了德國民法典在19世紀末期逐漸興起的實力。相似地，傳統中國法律也在清朝末數年開始轉向西化，在民法典的制定上，參考日本民法典，引進了德國民法典的立法模式，制定了中國當代第一部民法典。

該法典仍然適用於中國台灣地區。不過，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廢除了中華民國時期所制定的六法全書，現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法律架構很大程度地受到蘇聯的社會主義法律所影響，其型式主要在於犧牲私法而擴大了行政法的領域。

不過隨著工業化的加速進行，中國的法律架構已經開始出現變革，至少在經濟上（若非在社會和政治上的話）的權利上面。1999年的新合同法顯示出其對行政優先的立場轉向。更甚者，在歷經了十五年的協商，中國於2001年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而隨著合同法、物權法等法律的制定完成，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的制定將指日可待。

E. 法律是人類社會發展到什麼時候才有的

發律的定義：法律是統治階級維護自己統治地位的工具。有階級就有發律，不是只有人有法律。比如群居動物中服從首領的領導，這就是法律，只是沒有人類的完善，我就是學法律的

F. 法的起源是什麼

法的起源指的是法的起始和法源。關於法的起源世界各國有各種學說：

1．神創說 （西塞羅版：作為最高理性的權自然法來源於上帝的一貫的意志，中世紀神學政治的鼻祖奧

古斯丁提出：秩序和安排來源於上帝的永遠的正義和永恆的法律，即神法；人法服從神法，是從

神法派生出來的。）

2．暴力說中國的法家代表任務韓非子：人民眾而財貨寡，事力勞而供養薄，故民爭。）

3．契約說17、18世紀的古典自然法學者大部分都持此說。）

4．發展說:

（1）人的能力發展說。

（2）精神發展說：黑格爾就認為絕對精神在自然界產生之前就已存在，絕對精神發展到自然界

階段，才有了人類、人類精神的發展產生法。

5．合理管理說 （美國當代法的社會學家塞爾茨尼克認為，一個群體的法律秩序，是基於合理性管

理的需要而發展起來的。）

G. 論社會發展與法律的進化

法律局限性問題是自法律產生以來就一直困擾著人類且至今尚難有定論的社會課題。秦國榮在《法學》二○○五年法律局限性矯正：基本思路與對策

由於法律及其運作存在著自身難以克服的諸多局限性，因而我們在肯定和強調法律乃是現代社會最具權威和效率的社會調控手段的同時，需要注意理順法律運作過程中的各種社會關系，注意運用社會綜合控制手段矯正法律的局限性。具體而言：

第一，在建設法治社會過程中，應特別重視道德、教育以及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等社會控制手段功能的充分發揮。

法律及其調整手段所固有的局限性，決定了僅靠法律運行是難以對整個社會系統進行有效調控的。所以，對於過去那種摒棄法治、否定法治功能的法律虛無主義思想，我們固然要從根本上予以批判，但那種認為有了法律就可以萬事大吉，只要實行了法治就可以解決一切社會問題的思想同樣是非常幼稚和有害的。事實上，過分依賴法治所帶來的負面影響和社會病態已引起了西方社會深刻的反思。比如海外學者余英時就曾指出，西方法治觀念已經給西方社會帶來了「過度發展的個人主義、漫無限止的利得精神、日益繁復的訴訟制度、輕老溺幼的社會風氣、緊張沖突的心理狀態」等不良影響，他理智而深刻地指出，上述現象均屬社會病態而決非現代社會所要追求的目標。（註：參見余英時：《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江蘇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頁。）

對於法律局限性以及單純依靠法治所帶來的種種社會問題，中國傳統法律文化對此有著自己的獨到理解。強秦因法制完備而致興盛，也因法律過於殘苛而致敗亡的教訓，給了後世歷代統治集團以深刻的思想啟迪。漢代以後，經過儒法之爭，主張「禮法」並舉的儒家文化逐漸占據主導地位而成為古代中國社會的「正統」思想，應當說並不是偶然現象。中國傳統法律文化在重視「法治」的同時特別注重「德治」，強調「德法並舉」、「出禮入刑」，諸種社會控制手段綜合運用的做法早為實踐證明為高明理智之舉，它對於維系社會共同體的內部穩定起到了巨大作用。歷史與現實均已證明，這是在東方國傢具有普適性的治國之道，它反映了中國古代思想家和政治家們對人性與法治本質的深刻領悟，反映了中國古代政治家們經過世代傳承所積累的治理多民族大國的成熟經驗和高超技巧。我們說，古代中國之所以能夠長期領先世界，保持其文化上的先進性，甚至在近現代仍然能對包括日本、韓國、新加坡等在內的東方國家的法制文明發展產生巨大而深遠的影響，應當說與此不無關系。

事實上，法律與道德以及與其他社會控制手段之間存在著相互依賴與相互促進的關系，法律只有與包括道德在內的各種社會調整手段有機結合，形成彼此協調互動的運行機制，才能真正有效地發揮其內在功能。因為人類社會畢竟是由每個活生生的個體所組成的有機集合體，人類在需要物質生活維系生存的同時，更需要精神生活維系社會有機體的存在。那種離開了道德、文化等精神生活內涵的社會則決不是人類社會，只能是「動物世界」。而盡管法律與道德在內容上是相互包容涵蓋的，但再完善的法律都並不能自動提升社會的精神風尚與人們的道德水平。所以，要保證法律得以良性運作，我們就要在提高公眾法律意識的同時，著力提高公眾的道德素質。因為一個民族、一個社會的公眾整體素質與文明狀況往往並不僅僅取決於該民族、該社會的法律意識情況，而恰恰在於整個社會的道德素養水平。從行為心理學的角度說，道德素養較好的人，雖然法律知識欠缺，但因其恪守內心的價值信念和道德底線，往往能夠做到嚴守自己的做人准則，其違法的概率一般相對較低。而那些法律意識較強但道德素質很差的人，由於沒有起碼的道德防線和規則意識，不能用道德信念來克制與約束自己的行為，往往難以抵制誘惑，容易滋生犯意和邪念，其違法犯罪的概率一般相對較高。比如那些窮凶極惡的刑事犯罪分子，其實施故意犯罪時應當說完全知道自己的行為後果，其不僅有很強「法律意識」，而且懂得如何鑽法律的漏洞以逃避法律的制裁。所以，要建設現代法治文明社會，我們就應當要將社會公眾法律意識和道德素質的同步提高作為基本標尺，在重視法治的同時，大力弘揚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和反映社會進步的價值觀念，提升社會公眾的道德水準，形成積極健康向上的社會道德環境和良好社會風氣氛圍；必須將法治與道德等社會控制手段緊密結合在一起，將法律和道德所內蘊的價值理念轉化為社會公眾內心牢固的思想信念，使之自覺以此來反省、判斷和約束自己的行為，從而縮小乃至消除法治理想與法律運作效果之間的落差，實現法律效益的最大化。

第二，既要重視法律的形式理性，更要重視法律的價值理性，在保證法律形式正義實現的同時，實現法律的實質正義。

中國傳統法律文化在強調「德主刑輔」的同時，雖然建構起了龐大的行政司法體制，但其法律的內在精神和功能在於維護皇權專制統治，而不是維護普通民眾的基本權益，因而中國傳統法制充滿了殘暴、腐敗和黑暗。新中國建立後，由於我們長期忽視法制建設，使得法律虛無主義盛行。「文革」期間，法制更是遭到嚴重破壞，使得包括國家主席和開國元勛在內的公民基本人權都不能得到保障。所以，中國法制現代化建設所面臨的任務特別繁重艱巨。這就要求我們在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進程中，首先應當要按照法治運作的要求架構體系完備的現代法制模式，實現法律的形式合理性：在立法上建構概念科學、邏輯嚴密、內部結構相互和諧統一的法律體系；在司法上建立程序嚴格、運作規范、各司法機構相互制約與配合的司法機制；在執法上建構嚴格執法、依法辦事，既保證國家公權力的有效運作，又使這種權利能得到有效監督的執法體制；等等。只有建立起形式合理完備的法律機制，才能為現代法治社會提供可靠的制度保障。

建構形式理性的法律制度是確保法律能夠實現平等與規則正義的前提，而要使法律能夠實現良性運作，我們還必須對立法進行價值選擇與定位，實現法律的價值合理性。歷史反復證明，法治既可以正向價值為依歸，成為維護民主、自由、平等、人權、正義，保障社會公眾福祉及其正當合法權益不受非法侵害的有效手段；也可以負向價值為取向，成為推行專制和壓制、維護特權和私利、實行暴政和法西斯專政的工具。只有實現了法律的價值合理性，法律才能真正成為社會安定的保障器，公民合法權益的保護器，社會文明的推進器。

法律價值理性和形式理性的有機統一是克服法律局限性的有效途徑。法律形式理性指向的是法律自身的結構或程序意義，它著眼於法律的操作功能，注重法律的邏輯嚴謹性，從技術層面說明了法治是一種「真法之治」。法律價值理性指向的是法律所內蘊的價值目標，它著眼於法律的精神理想，注重法律本身的「合法性」和普遍性。它從客觀的角度，從社會的層次上，說明了法治是一種「良法之治」。現代社會中的法律只有實現了形式理性與價值理性的和諧統一，才能真正贏得全體民眾從內心深處對法律心悅誠服的信任和信仰，真正使法律成為令人信服的社會理想信念和社會民眾自覺遵行的行為規則。

法律形式理性與價值理性的統一是法律具有權威性的保證，要做到這一點，就需要我們在進行法律制度設計時，應當要注意從古今中外吸取既適合於我國現實國情，又適應社會發展需要的法制運作的成功經驗，精心架構結構精巧、程序完善細備、運作精良的法律機器；應當能夠敏銳洞察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與要求，准確把握社會前進的脈搏和主線，將那些反映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和民族心理氣質，反映中華民族特有的世界觀和生活方式，反映人類文明發展的共通要求和一般道德觀念，反映世界各國所共同接受的通行規則和一般價值理念的內容納入到立法之中，真正使立法能夠代表中國「先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與時俱進」地注意防止法律出現「時滯」現象，及時改良法制運作中存在的弊端，剔除與社會發展要求不相適應的內容，始終保持法律的先進性與科學性。

第三，既要重視法律的制度建設，更要重視司法執法人員素質的提高，做到法治的「硬體」與「軟體」相配套。

建國以來，由於我們長期忽視法制建設，使得執政黨以及黨的領導人失去了有效的法律監督與制約，給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帶來了巨大損害並直接導致了「文革」浩劫的發生，小平同志對此透闢地分析道，「我們過去發生的各種錯誤，固然與某些領導人的思想、作風有關，但是組織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問題更重要。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繼續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趨向反面。」（註：《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333頁。）他認為，「領導制度、組織制度問題更帶有根本性、穩定性和長期性。這種制度問題，關繫到黨和國家是否改變顏色，必須引起全黨的高度重視。」（註：《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333頁。）這就告訴我們，我們能否真正有效地防止權力濫用，能否真正做到保障公民合法權益，能否最終建立井然規范的社會秩序，關鍵在於能否建立完善、系統、嚴密的法律制度體系及其運作機制。

更應看到的是，再完美無缺的法律制度畢竟都是人所設計出來並靠具體的人去推動和實施的。法律地位越重要，它對立法、司法和執法者的素質要求就越高。從某個角度說，「法不能獨立，類不能自行。得其人則存，失其人則亡。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故有君子，則法雖省，足以遍矣；無君子，則法雖具，失先後之施，不能應事之變，足以亂矣。」（註：《荀子·君道》。）實踐證明，法律的實際運行狀況與法律操作者素質之間有著密切的內在聯系。制定得良好的法律制度如果有了高素質法律人的操作，必然能充分發揮其強大的「善法」功能。而如果沒有素質良好的法律操作者，則再好的法律制度都可能會或形同虛設，或變形走樣。

在建構現代法制過程中，一方面要加強「硬體」法律制度建設，形成完整配套的對公權力行使進行有效監督與制約的權力制衡機制、對權力行使者進行問責落實的責任追究機制、對非法公權力行使對社會主體侵權造成損害時予以賠償的司法救濟機制、對法律操作者進行遴選、考評、提拔、監督、獎懲、淘汰的組織用人機制，將公權力行使嚴格限制在法定范圍內，確保法律操作者能夠按照法律規定的內容和程序嚴格依法辦事；另一方面，我們更應注重法律人才的「軟體」建設。必須在思想意識上加強對法律操作者的道德素質教育，使其養成忠於法律，信仰法律，願為神聖的法律獻出一切的意志品質；在業務素質上加強對使其進行業務素質教育，使其能夠做到精通法律、熟諳法律的正當程序和操作技巧，成為法律實務上的行家裡手，等等。只有使法製做到制度「硬體」精良精巧，人才「軟體」優品高質，法制才能得到良好的實施與運作。

第四，既要加強法制建設，更要重視法制運作的社會環境和基礎條件建設。

近現代以來的歷史告訴我們，脫離社會現實基礎和客觀條件的法制變革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對於法律與現實社會生活條件的內在關系，馬克思指出：「社會不是以法律為基礎的。那是法學家們的幻想。法律應該以社會為基礎。法律應該是社會共同的、由一定物質生產方式所產生的利益和需要的表現，而不是單個的個人恣意橫行。」（註：《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339頁。）所以，盡管法制變革對社會發展和文明進步具有推動作用，但從根本上說，法律的內容和性質是由社會政治、經濟、文化條件所決定的，法制變革能否成功也往往取決於後者。中國戊戌變法的失敗與日本明治維新的成功，其關鍵之處並不在於變法者的態度是否堅決，也不在於變法的內容是否先進，而在於這種變法具不具備必要的政治、經濟、文化和民眾支持等現實社會條件。

在中國以現代法治社會為建構目標的法制現代化進程，有著極為特殊而復雜的國情背景和阻礙因素。中國古代社會長達兩千多年的皇權專制統治和落後封閉的小農經濟，嚴重窒息了民主政治和市場經濟的生長發育，「官本位」、「義務本位」等傳統觀念則時時侵蝕著現代法治文明理念的形成。這就決定了在中國建設現代法治模式將是一個極為漫長艱難的過程，我們決不能企望僅靠法制變革就能一蹴而就地實現現代法治社會，而必須要在加強法制建設的同時，加強法制的外在運作環境建設，使已經建構起來現代法制模式能夠獲得良性運行和實施的社會基礎條件。

我們所說加強法律制度建設，是指要加強對立法、司法及執法的內在規律研究，在立法上應當要革除現有立法體制中的弊端，促進立法活動本身的法治化、民主化和公開化，推動高度透明、高效運作的現代立法體制模式的建立，從而迅速提高我國立法的科學性、先進性和實施的有效性，並使我國的相關立法實現與國際先進立法和通行規則相接軌；在司法上應當要在法律上和體制上真正賦予司法機關以司法獨立權，堅持司法運作的公開性和透明度，同時要完善對司法機關的法律監督機制，從而有效地遏制和防止司法腐敗，切實維護法律的權威性和公正性；在執法上要使各級政府部門養成嚴格按照法律和法律的正當程序辦事的習慣，遵循政府行為「法無授權即非法」的理念，堅決擯棄過去那種不按法律法規和程序規定，而只按上級「紅頭文件」、「會議紀要」甚至是「領導批示」來辦事的做法，做到行政行為的適法、公開和透明。

加強法制的外在運作環境建設是指要按照建設現代法治社會的要求，改革和完善現有的政治體制、經濟體制和文化體制，形成良好的民主政治、市場經濟和現代文化氛圍，從而為現代法制運行提供強大的社會力量支持。具體而言，要做到：

要加快現代民主政治建設，形成和完善權力相互制衡的政治體制，建立健全一整套完善先進的對公務員進行遴選、考核、評價、迴避、升降、淘汰等管理制度，以及形成相對完備的對公務員非法行政行為進行責任追究與處罰的法律制度；應當要通過法律明確規定各級政府機關的權力范圍、義務內容和角色定位，在賦予其行使公共行政權力的同時，要明確其應承擔的社會公共事務管理和服務的義務與責任，切實改變行政機關存在的「官僚主義」、「衙門作風」等惡習，使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牢固樹立服務公眾的「公僕」意識；應當要求形成高效順暢和法治化的政府運作機制，建立廉潔精乾的公務員隊伍，培養行政機關注重行政行為的公開合法性和依法行政的習慣，從而能夠做到對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的行政權力行使進行有效的監督與制約，以確保一切權力的行使都必須依據法律和法律的正當程序才能作出，任何社會主體的正當權益因行政權力的非法行使而致損害的都能依法得到救濟，一切違法違紀的官員都應受到法律追究。

要加快市場經濟建設，建立能夠對市場主體、市場行為、市場管理和市場秩序等進行有效調控的現代市場運行機制，完善宏觀調控體系、證券金融監管體系、市場管理體系、社會保障體系等法律制度，將一切市場主體的營利行為都納入法律所設定的規則范圍內，使其在享有法定范圍內最大限度的經營自主權和自由競爭權的同時，能夠做到公平競爭和守法經營。如果其行為擾亂了市場公平競爭秩序，侵害了其他市場主體和消費者的合法權益，就必須要受到法律的追究與制裁，並使受害當事人能夠依法得到補償，從而確保市場經濟的健康安全運行，使市場主體的正當合法權益能夠得到法律的平等保護。

此外，還要在社會民眾中培育和普及現代法律意識，大力建設與現代民主政治、市場經濟相適應的現代法律文化。從根本上說，法制改革與政治、經濟、文化體制的改革之間既互為內容與目標，也互為手段與途徑。因為現代文明社會乃是法治社會、民主政治和市場經濟的高度和諧統一，而現代民主政治與市場經濟建設乃是傳統法制實現向現代法治嬗變的最重要保證，是中國最終建成現代法治文明社會的最深刻或最根本的標志。惟有大力推動現代民主政治、市場經濟以及法治文化建設，現代法制才真正得以建構，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才能真正得以建成。

H. 社會法的產生和發展

現代大陸法系的國家首先提出了「社會法」的概念。社會法是什麼呢？比如反壟斷法、反不正當競爭法、環境保護法、消費者權益保護法、金融法、計劃和產業政策法、國有企業法，等。這些現代法律主要是解決經濟規劃、環境保護、就業、社會保障等社會性的問題。這些法律既不是公法也不是私法，因此歐洲大陸法系國家的法學家在公法和私法之外，就有了「社會法」的提法。
社會法是我國近年來在完善市場經濟法律體系，落實科學發展觀、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歷史大潮中應運而生的新興法律門類和法律學科。
社會法是與社會主義制度最為契合的法。社會法在緩和社會矛盾、維護社會穩定方面能夠發揮積極作用，和諧社會的建立尤其離不開社會法的發展。隨著社會建設和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被擺在同等重要的位置，社會法的重要性日益凸顯。在傳統的法律部門中，民商法和經濟法主要調整一國的經濟生活，側重於保護公民的民事權利；憲法和行政法主要規范國家的政治生活，保護公民的政治權利。傳統的法律部門對社會生活和文化生活的關注是遠遠不夠的。作為與經濟相並列的社會領域的事務需要法律的調整和保護，公民政治權利和民事權利之外的權利（可以稱之為「社會權利」）的保障也需要新的法律部門加以保護，社會法面臨難得的發展機遇。
社會法的主旨在於保護公民的社會權利，尤其是保護弱勢群體的利益。在社會關系中，有天生的強勢群體和弱勢群體之分，而且市場經濟會自發的導致強者越強、弱者越弱。此時如果沒有公權力的介入來保護弱者的利益，將使社會關系的失衡狀態加劇並最終導致嚴重的社會問題。通過法治途徑即制定和完善社會法是改變這種失衡局面的必然選擇，尤其在當前我國深化改革而社會法理論與實踐又比較薄弱的環境下，完善社會法，保障公民的社會權，使人們實現真正的解放——社會解放，對構建和諧社會具有重大而深遠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當然，社會法的概念、定位和體系、社會法不同內容之間的相關性、社會法的基本制度在短時間內，恐怕難以取得一致，社會法可謂任重而道遠。

I. 法律是人類進去哪一個社會階段才出現的產物

法律是人類進去奴隸社會才出現的產物。

隨著社會生產力和社會分工的進一步發展，以及在此基礎上的商品貨幣關系的出現，產生了私有經濟，出現了階級，從而根本改變了原始社會的經濟結構和社會結構，人類社會開始步入了階級社會——奴隸制社會。社會成員分裂為兩個完全對立的階級，即奴隸主階級和奴隸階級。

由於這兩個階級的根本利益不同，原來體現全體氏族成員意志和利益的氏族習慣，已不適合階級社會的需要。這樣沖突就會發生，在階級矛盾和階級沖突面前，在社會關系發生根本變化的情況下，在經濟上占統治地位的奴隸主階級為維護其利益，鎮壓奴隸階級的反抗，不僅需要建立軍隊、警察、監獄等一系列暴力機構和專門管理機關而且需要制定一種能夠充分體現本階級意志的、維護本階級利益的、新的行為規范，來調整新的社會關系。這種新的社會規范就是法。

(9)社會的發展是法產生的擴展閱讀：

法的發展

法是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它隨著生產力的發展而產生，也必將隨著生產力的發展而發展。隨著社會基本矛盾的不斷運動和社會經濟基礎的變化，自從法產生以來到現在法已經經歷了四種歷史類型。即奴隸製法、封建製法、資本主義法和社會主義法。

從奴隸製法發展到封建製法，繼而發展到資本主義法和社會主義法，反映了法發展的一般社會基本矛盾運動的規律是法的歷史類型更替的根本原因，社會革命則是廢除舊法創制新法，實現法的歷史類型更替的直接原因。

私有制、階級、國家和法都是歷史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既不是從來就有的，也不會永遠存在下去。到共產主義社會，階級、國家消亡了，那麼，法律也將消亡。

J. 為什麼說經濟法是社會發展到一定歷史階段的產物

經濟法產生的一般基礎和條件是：市場經濟發展到社會化大生產階段，國家被動或自覺地承擔起對經濟加以組織協調的職能，國家對經濟的調整建立在法治的基礎之上，並形成了相應的經濟法學說。經濟法是社會發展到一定歷史階段的產物，當這些基礎和條件尚未出現時，經濟法是不可能產生的。
所謂一定歷史階段，就是資本主義從自由競爭進入壟斷階段的時代。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於19世紀末20世紀初走向壟斷和社會化發展階段，生產手段和經濟實力不斷集中，產生了壟斷集團，限制並惡化了競爭環境，資本主義國家不得不通過法律手段對此進行干預，由此形成了國家干預經濟的法律現象，產生了新的部門法——經濟法。
從實證的角度來看，無論是形式上的經濟法（稱為「經濟法」法律現象），或實質上的經濟法（體現國家權力對經濟活動干預協調的法律現象），都比較集中地出現在19世紀末之後，也就是說經濟法作為部門法劃分應肇始於19世紀。因此，認為經濟法是社會發展到一定歷史階段的產物的觀點具有歷史合理性。我們可以這么說：作為國家管理經濟的法律現象，可以上溯到奴隸制社會和封建制社會的「諸法合體」法律狀態時期，而作為**法律部門的經濟法，則是人類社會進入到資本主義社會，特別是進入到壟斷資本主義社會時期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