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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合同法

發布時間: 2020-12-31 09:11:47

❶ 我司在印度采購一筆原料,合同已簽,定金已付。對方拖延發貨時間,我們要求退定金可以嗎

印度人就這樣,非常墨跡,我建議你最好不要退錢,損失比較大,打官司你耗不起,印度人和印度之間借款也是互相拖欠,我印度客戶追債一般都得大半年才追到,最好的辦法是找個在印度的中國人去幫你催。

❷ 印度經濟迅猛崛起 中國有哪些方面應該學習

2003年中國的進出口總額達8000多億美元,大致與當年的60%相當。一國經濟與世界經濟有了如此之深的相互滲透和融合,但一國輿論對世界經濟的了解,卻似乎遠沒有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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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意那樣深入──如此,也許才可以理解最近以來媒體上的那些有關「印度超越中國」的驚詫喧嘩。
國際輿論為2003年的印度經濟喝彩,並將它與中國經濟相比較,反映了全球經濟界人士的敏感。然而,某些中國人還沒有把全面了解兩國經濟當作把握世界經濟趨勢的一個方面。
中央電視台經濟頻道不久前做了一個世界經濟年度報告,除了編導對所講內容像經濟愛好者那般似是而非跟往年一樣外,世界輿論都在驚呼的印度崛起竟不在它所列的2003年十件大事里。一些含糊其辭的老調重彈──比如對鄰居韓國那點對世界經濟起不了多大影響的經濟居高臨下的述評等等──竟然比世界又有了一個可容納10億人的市場正日趨活躍這件事來得重要。
最近才被國人關注的問題是:幾乎與我們同樣大塊頭的鄰居印度,無疑也是中國經濟最有分量的競爭對手,它會不會成為我們潛在的替代者?
近期《參考消息》將一篇美國報紙評論印度的文章放在頭版頭條,卻將原文標題《日益崛起的印度要成為世界強國》改為「印度口氣大得很」,很能印證國人時下復雜而微妙的心態。
2003年的印度,與中國有了差不多的經濟增長率。更有報道說,據印度計委一位副主任預測,印度的經濟增長在2004年將會達到9%。美國《芝加哥論壇報》則引用印度一位副總理的話說,20世紀屬於西方,21世紀將屬於印度。
花旗銀行最近的一個調查報告對這兩個國家作了直接比較。結果是:印度的機會大於中國。幾乎所有國際大銀行都持同樣的觀點,理由也是相似的:與中國相比,印度有著更大的追趕潛力。
印度與中國的舞蹈,究竟誰會更對世界的胃口呢?潛心而公允的討論還不太多──回縈於許多人腦海的,常常還是40年前中國從軍事上擊敗印度的一幕──彷彿印度只配向中國學習。
印度:笑傲高級市場
世人對印度經濟的關注,除了它與中國一樣有著當今世界不多見的漂亮增長外,還跟一篇文章有關──自去年底以來,它便在中國的媒體上被炒得沸沸揚揚。
哈佛大學商學院教授塔倫·凱納和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副教授黃亞聲發表在美國《外交政策》雜志的這篇文章,既有力地解釋了印度目前的增長,也有根據地預測了它將來的令人敬畏的增長潛力。
兩位教授的分析表明,初級市場遠不及中國繁榮的印度,在貨幣與資本的高級市場上卻比中國更有效率。
我以為他們判斷是有根據的。印度的銀行也許不是全球金融業的榜樣,但它們犯下的錯誤要遠遠小於中國的銀行。麥肯錫咨詢公司的一項研究報告顯示,直到2001年,印度的銀行資產中僅有大約10%屬於不良貸款。這個數字與印度願意承認的差不多。據2003年11月18日的印度《經濟時報》報道,到當年的3月底,印度銀行系統總的不良資產減少超過200億盧比,占凈資產的4.4%。而在我記憶里的同類數字,中國銀行業願意承認的不良資產率至少在25%。
中國的資本市場與印度比,更是有著差距。過去兩年,中國物物交易市場的繁榮為世界嘆為觀止,但股票市場卻表演著駭人聽聞的欺詐和全球獨一無二的跳水。據統計,至少有8000億元市值化為烏有。而2003年印度股票市場的表現與它的經濟增長相互輝映,讓國內外投資者喜笑顏開。匯豐投資管理的印度基金經理山吉夫·杜伽指出,印度股市持續上升,已吸引了大批外國投資者,2003年11月的資金流入創歷史最高紀錄,12月的情況同樣樂觀。作為印度股市指針的孟買BSE指數,12月19日收報5541.3點,較2002年底的3374.9點,累計上升了64.19%,令所有印度基金大豐收。在香港可以投資的6隻印度基金,2003年回報率在73.76%-106.38%不等,而且升勢未停。
中印兩國高級市場景象迥異,說明中國市場運行有著更高的成本和費用,說明印度比中國能更有效地降低市場費用。在這方面,印度堪為中國的老師。
●中國人的許多儲蓄都被浪費了。據國外專家分析,中國過去十多年的增長率平均每年為7%,而印度增長率為6%。但中國儲蓄率高達40%,加上外資都被投入經濟發展;印度儲蓄率只有24%,外資也比較少。因此,實際上就是中國投入40美元每年只掙7美元,而印度投入24美元掙6美元。
●作為中印兩國經濟增長基礎的企業,質量出現較大差異。印度已成功地培育出一大批能夠與歐美最好的公司展開國際競爭的私營公司。這些公司許多是屬於最尖端、以信息技術為基礎的行業。與此同時國外分析家又說,在過去20年裡,中國經濟已經騰飛,但中國的私營企業卻沒有隨之騰飛,中國迄今還沒有出現能夠與大型跨國公司一決高下的世界級私營公司。
富人是中國不能承受之重
評論有些苛刻,但下面幾項國際調查倒多少有些印證。
亞洲里昂證券公司2000年對全球25個新興市場經濟國家所作的調查表明,印度在規范化管理方面排名第6,而中國僅名列第19位。
2002年,《福布斯》雜志對世界上最好的200家小公司進行年度排名,印度就有13家上榜,而中國僅有4家,而且都在香港。
在《遠東經濟評論》2003年對亞洲主要公司進行的一項調查中,印度的綜合得分高於包括中國在內的東亞的任何一個國家和地區。
那麼,印度降低高級市場的成本靠的是什麼呢?塔倫·凱納和黃亞聲指出:「印度的法律制度盡管存在實質性的缺陷,但與中國的相比仍要先進得多……在印度的股票和債券市場,歪曲真相的情況仍然相當普遍,但印度資本市場運轉的效率和透明度都高於中國,股票和債券市場通常會讓有光明前途和可靠聲譽的公司獲得它們所需要的資金」。
看過這篇文章的中國人都認識到了,在一套相對較好的法律制度約束下的印度高級市場,顯然形成了比中國強大得多的支持和保護真正市場化企業的基礎設施。這樣的基礎設施和基本制度,不僅讓具備潛在企業家才能的人易於獲得資源,還醞釀社會共識;既使像穆爾蒂(信息系統公司的創始人,被比作印度的比爾·蓋茨)這樣一些企業巨頭得以產生,社會還把他們當作民間英雄。
中國人不可理喻的卻是自身:我們為何仍然缺乏足夠的法治制度和意識,來恰當地對待私人財富和特定條件下發達起來的、似乎「臟兮兮」的富人和企業家?富人犯法與窮人同罪,但絕不意味著富人重罪;富人有罪無罪與窮人同一裁決標准,但絕不因為他是富人就應從嚴獲罪。但富人目前恐怕還是中國不能承受之重,你很可能還遠沒有發達到比爾·蓋茨的程度就精神崩潰了。
何況,印度還有一塊迄今尚未利用的增長儲備。如果印度不再把海外約2000萬的同胞稱為「並非必需的印度人」(Not Required Indians),而且從自己海外僑民那裡吸引的外國直接投資也與中國一樣達到50%,而不是現在的10%,那麼,印度就有可能成為全球性科技強國──就像中國在海外華人的幫助下,已經成功地成為「世界工廠」。
中國的領先之處
增長率:近10年來,中國國內生產總值的年均增長率約為8%,而印度只有6%。
基礎設施:中國擁有高水平的公路、港口、電力部門和工業園區。
外國投資:中國一年大約能吸引500多億美元外資,而印度引資數僅為40億美元。
出口:2002年中國的出口總額為2660億美元,大約是印度的4倍。
印度的優勢所在
語言:英語的普及使印度在信息技術服務和後台工作方面具有領先優勢。
資本市場:私營公司的融資渠道比較通暢,而中國則較鍾愛國有企業。
司法體系:與中國相比,印度的合同法和版權保護體系要更加完善。
人口:印度總人口中25歲以下的人大約佔35%,在中國這個比例為45%。
(資料來源:《商業周刊》)
問題在於人口──尤其是億萬農民
然而,要是說印度高效率的經濟增長更加充分地利用了資源,並已選擇了一條有可能比中國更具可持續性的發展道路,因此可能超越中國,我認為塔倫·凱納和黃亞聲的研究忽略了一個重要的約束條件。
事情正如二人宣稱的那樣:「真正具有重要意義的問題不是中國和印度當前處於何種位置。問題在於它們未來將處於何種位置?印度追求的經濟發展道路優於中國嗎?」
的確,僅憑中國現在遠遠大於印度的多個經濟總量,不能說中國的未來比印度更有潛力;同樣,也不能僅僅根據印度高級市場和技術密集市場比中國更有效率,就預言印度的增長更有持續性。效率高而費用低的高級市場,肯定是有助於經濟增長的;但對經濟增長的作用究竟有多大,在於這個市場與該國最緊要的問題有多大相關性。
與中國一樣,同是發展中國家和人口大國的印度,經濟增長不可能不受農村剩餘勞動的約束。發達國家的學者和政治家對此往往缺乏切膚感受,難得將它作為一種價格或成本約束來認真對待。
印度和中國一樣,都有著龐大的剩餘勞動和處在市場邊緣的數億農民。印度的高級市場,以及初級市場里的軟體信息產業、制葯和生物技術產業,其實容納不了多少勞動,尤其是密集勞動。過剩勞動力如何就業是印度的大問題,但印度的資本和技術密集市場與此的相關程度並不高。事實上,印度迄今為止並沒有創造出一個能大規模匹配和容納密集勞動的產業。
中國在初級市場方面,卻較成功地讓製造業與密集勞動融合在了一起,顯然容納了比印度多得多的密集勞動。同樣顯而易見的是,中國初級市場的發達與自己面臨的最大問題高度相關。有一個可容納越來越多密集勞動的市場,使億萬人民在其中獲得收入並增加購買,是中印這類擁有眾多人口的發展中國家欲要持續穩定增長的基本平台。這個平台的獲得並不容易,它是風雲際會的結果。
還好,中國不拒絕可口可樂
但仍有一些中國經濟學家是鄙薄初級市場的,而且直言苦勞於斯對外資是有害的。顯然,他們對人類生活有著更神聖的期許。他們向中國推薦印度對外商直接投資的反抗。前不久,學者李少君就有文章說,他前不久與知名學者王紹光去過印度,就認為中國知識分子遠不如印度的知識分子,中國應向印度學習。
李少君說,他和王紹光都深深「敬佩」印度的民族主義。他說,陪同他們的印度教授從來只用國產貨。他們餓了,買餅干吃,印度教授不吃,他只吃印度人自己做的薄餅;見他們逛街渴了要喝可口可樂或礦泉水,便委婉地建議他們喝椰子水。印度的教授們不僅以身作則,而且還努力影響更多的人。教授正和他的學生們發起一個「不喝可口可樂」全國性運動。他們的口號是:「不喝可口可樂,喝椰子水;不吃和路雪,吃井水;如果買車,只買國產車。」據李少君說,印度基本上沒有外國車。
李少君為中國汗顏了:「麥當勞與肯德基進入印度多年,絞盡腦汁,卻毫無進展。肯德基甚至被迫於去年徹底退出印度市場,麥當勞到目前為止也才開了20多家分店。而在中國,麥當勞與肯德基長驅直入,毫無阻攔,短短幾年就席捲了中國幾乎所有的大中城市。同行的王紹光教授感嘆說:『與印度教授比起來,中國可以說沒有一個真正的民族主義者。』」
我認為,如果把印度知識分子道德上的優點看成是他們在經濟增長方面的一個優勢,可能就要害人害國。
印度的勞動力中有70%是農民,與中國一樣,有著浩大的剩餘勞動隊伍需要國際國內更大的市場來容納和消化。國內企業一時開拓不出這么大容積的市場,利用外資又有什麼錯呢?2003年,中國出口的4000億美元中有近60%是外商投資企業創造的,也就是說僅在國際市場就做了近兩萬億元人民幣的出口生意──這意味著有多少人就業、多少人因就業而有了收入、多少人因收入而有了購買,有多少經濟增長因購買而產生?
不久前,一個世界性的反全球化大會在印度召開。我想,中國是不太會同意這種大會在自己國土上召開,而向國外投資者發出一種含混信號的。我看見電視上那些在印度街頭遊行的各國人士,就覺得印度這個國家很麻煩。
李少君還向中國推薦了印度知識分子的宗教情懷,稱贊印度知識分子如何紮根農村,用各種方法幫助農民,組織農民反抗全球化。曾看過一位印度高官的預測,說印度的外國直接投資趕上中國需要10年。我查了資料:中國的外商直接投資2003年是570億美元,印度尚不及中國的零頭。
看到上述消息我深感慶幸,中國那些崇尚民族主義的專家學者沒有主宰政策。否則,印度肯定超越中國。作為反面教材,中國不妨向印度「學習」。
快馬加鞭,一騎絕塵
如果說,對外商直接投資的開放,尤其是對三來一補等看似卑賤的加工製造業的開放,使中國獲得了能容納越來越多密集勞動的國際國內市場,是中國的獨門絕技的話,印度這個市場則還面臨著民族主義和宗教的巨大交易費用和成本無人買單。而且在內需方面,印度顯然還像若干年前的中國,外商直接投資並不指望在你這里賣多少東西,更多是利用你有競爭力的勞動所生產的東西往外賣;而中國已在超越這個階段。大致的情形是,與中國在勞動密集型市場競爭,印度有著它難以克服的成本,自然也難吸引世界相應的資源。
實際上,印度還有著一個幾乎無法克服的成本。它地處南亞,近幾年的夏季常有50攝氏度的高溫。英國大學者湯因比在其煌煌巨著《歷史研究》中就描述過遠古時氣候成本對人的行為的影響。我前些年看過國外的一份研究,解釋為什麼發達國家大都分布在北緯多少度以上,大抵談的就是氣候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從成本的角度看,幾乎是無法消除的。
我個人的推測是,只要中國堅定這樣的共識,即在相當長時間內堅持所謂市場經濟建設就是擴展容納密集勞動的市場,同時繼快融入全球化進程,中國經濟就依然一騎絕塵。
香港的張五常在一篇論及人民幣如何下錨的隨筆里曾說,中國不要眼睛光盯著發達國家,還要經常看看身後或身邊的競爭者,比如印度就很厲害。但印度究竟會有多厲害呢?
印度公眾眼中的中國
■文/唐璐
印度是一個特別善於表達自我的民族,對於中國,有多少印度人就會有多少種觀點
如同中國對印度林林總總的看法一樣,印度人對中國的感情也呈現出多姿多彩:懷疑、同情、震驚、敵對、友好、好奇、害怕、憤怒、敬畏、尊敬、不知所措……
「中國人並不冷酷」
施瑞德哈來自泰米爾納德邦,他在邦立大學教授國際政治和中印關系課程。在尼泊爾的一個研討班上,我與他成為了合作夥伴。值得指出的是,我是他有生以來第一個接觸的中國人。
當研討班即將結束時,施瑞德哈悄悄告訴我,回國後他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告訴他的學生「中國人並不冷酷」──因為以前他在給學生上課談到中印關系時,總是給他們講「中國人非常冷酷」。但他現在覺得,中國人其實非常熱情、友好和坦誠。
說實話,第一次聽施瑞德哈說「中國人冷酷」時我感到特別不可思議。漸漸地我明白了可能是中印之間的文化差異產生了這種認知隔閡。所以我不斷地向施瑞德哈講述一個觀念,即中國人的感情總體來說比較含蓄,對於任何他所喜歡的人或者事物都不會像印度人或者西方人那樣情緒激動。這或許是中國人被認為冷酷的直接原因。
其實,在與印度人接觸中,我也發現了他們身上有許多與中國人不同的行為方式。例如,印度人喜歡某種東西會表現出很強的傾向性,甚至會直接向對方索要,而這在中國人看來卻是不可思議的,因此印度人被許多中國人指責為貪婪。
其實,無論是「中國人冷酷」還是「印度人貪婪」,恐怕都是不同民族依據自身的文化取向作出的判斷,這其中並不一定帶有多大的合理成分,然而日積月累,卻可能會對人民的溝通產生負面影響。
「昆明簡直就是東京」
拉納是來自印度阿薩姆邦的一位電視工作者。1999年我曾經陪他到通往緬甸的史迪威公路實地考察。我還清楚地記得我們返回昆明的那天正好是晚上。那年,昆明剛好成功舉辦了世界園藝博覽會,夜幕籠罩下的昆明被一些五光十色的霓虹燈裝扮得異常漂亮。當我們的車隊緩緩駛入城區後,拉納向我驚叫著:「啊,昆明真漂亮,簡直就像是到了東京!」
我笑了,「昆明僅僅是中國的一個中等城市,如果昆明是東京,那麼假如你到了北京或者上海,你又能說什麼呢?」
其實,我在印度網站上也經常看到那些到中國公幹後的印度人撰寫的中國見聞,他們一方面驚訝中國現代化程度之高,另一方面則抱怨印度媒體對中國成就的報道太少。也難怪,盡管我的朋友約瑟夫每天都特別勤懇地埋頭寫稿,可是全印度目前只有他一人作為印度報業托拉斯派出的記者在華工作。
正因為如此,2003年,當隨同瓦傑帕伊訪華的六七十名記者(許多是首次來華)把他們對當代中國的風土人情認識介紹給印度人時,在印度掀起了一股強烈的中國沖擊波:高速公路、摩天大樓、購物中心、霓虹燈光……印度人明白了:在通往富裕的道路上,中國已經把印度甩在後面了!
「印度窮人更多」
庫馬爾在尼赫魯大學社會學系讀研究生,他的父親因為做生意經常在新德里和上海之間往返,庫馬爾的中國知識幾乎都是父親灌輸的。他向我傾訴了一段心聲:
「印度很強大,但是我們的生活水平遠比中國低。我們仍有很多的窮人。現在西方國家都承認中國正在成為發達國家,可惜印度還不是,最可怕的是印度對中國的先進的漠視,中國的現實同我們想像的完全不同。中國老百姓生活水平比我們要高。雖然印度的富人生活更好,但是印度窮人更多。」
印度一直夢想著要成為一個大國。1998年,印度核試驗震驚了世界,現在,印度也正在逐漸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心。但中國經濟的崛起使印度領導人深刻地認識到,要想成為一個受國際社會尊敬的大國,僅有核彈遠遠不夠,必須要有強大的經濟力量支撐。
所以,我們看到,印度領導人最近幾年總是在各種場合叨念著「印度的根本國策是追求人民的高質量生活」,「印度發誓在2020年將成為發達國家」。
「中印聯合,未來將屬於亞洲」
賈婭納絲是居住在印度南部城市普那的一位相當活躍的自由撰稿人,主要撰寫涉及中國和印度經濟問題的稿件,曾跟隨在美國公司工作的丈夫多次訪華。
她認真而坦率地向我談了她對中國及中國前景的看法:「對於印度來說,中國是一個令人尊敬的對手和潛在的朋友。從政治層面看,中國是印度不放棄民主原則和不犧牲國家安全就可以效仿的榜樣;從商業角度看,繁榮的經濟將使中國成為進入製造業並與印度產品交易的一個機遇之窗。」
她說,許多印度人都夢想著中國和印度能夠結盟。只有這樣,兩個世界上人口最多國家的聯合才能夠抗衡發達的西方世界。當然,目前惟一的問題是如何解決歷史遺留下的中印邊界爭端。
同其他印度人相比,賈婭納斯的觀點可能屬於比較務實的一類。在印度,持這種務實觀點的人越來越多。由此,記者想起另一位朋友,印度地緣政治學家、被譽為「亞洲版北約之父」的納拉帕特。用納拉帕特的話說,中印如果聯合,未來將屬於亞洲;如果中印分開,美國將會得逞,亞洲的未來就將屬於美國。
值得慶幸的是,印度的年輕一代對中印關系的態度也在日趨冷靜。越來越多的年輕印度人主張,印度應該同中國改善關系,因為美國人希望印度同中國對抗,而印度就是印度,對於印度來說,中國可以成為印度的朋友,只有這樣印度對美國才能有較大的選擇權利。印度目前不應該在軍事上震懾中國,而應該在經濟領域同中國競爭和學習。
根據我對印度的認識,印度是一個民族性非常強的國家,它不會輕易與任何國家結盟,因此我不贊成那種印度人會與美國結盟反對中國的看法,同時我也並不認為中印有一天會走到結盟的地步,兩國之間的利益格局,決定了中印之間將只能是競爭與合作關系。
在現階段,印度更希望成為一個經濟大國。而要做到這點必須有一個良好的國際環境,保持與中國的良好關系對於印度是非常必要的。關於這一點,印度外長辛哈說得很明白:「目前中印都把未來20年看成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一個戰略機遇期,如果中印在雙邊關繫上取得質的飛躍,克服無端的不信任,兩國將能成為一對具有建設性視野的合作夥伴。」

❸ 合同法中專利申請轉讓合同的效力

關於專利權和專利申請權轉讓合同

(一)登記生效的含義

在我國,專利權轉讓合同、專利申請權轉讓合同、專利實施許可合同等統稱技術轉讓合同,屬於技術合同的范疇①。

對於技術合同的登記,我國政府科技行政主管部門在《技術合同法》於1987年11月1日施行起就開始進行,但這種登記僅「是為了保證扶植技術市場政策的正確貫徹實施」 ,登記與否並不影響合同的效力②,所以並不涉及登記的法律效力問題。

但我國1984年通過的《專利法》又規定專利申請權和專利權轉讓合同須經專利局登記和公告後生效,這樣,《技術合同法》的規定顯然與此沖突:一個要求在專利局登記公告後生效,一個則是成立後即具有法律約束力③。不過,如果把《專利法》的有關規定當作特別法,依「特別法優於普通法」的原則,關於專利申請權和專利權轉讓合同生效問題的法律沖突也就解決了。1995年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釋也採用了同樣的解決辦法④。隨著1999年《合同法》兼並《技術合同法》,並明確對於法律、行政法規規定應當辦理批准、登記等手續生效的合同,依照其規定⑤,原先的法律沖突就徹底解決了。而2000年第二次修訂的《專利法》規定專利申請權和專利權的轉讓自專利局登記之日起生效⑥,使得問題更明確了。

但是,如何理解專利申請權和專利權轉讓合同自登記之日起生效?理論和實踐中似都有爭議。一種意見認為,對於缺少法定的批准、登記等形式要件的技術合同,應認定為合同無效⑦;另一種意見認為,凡是法律規定應當完備形式要件而未完備的,應認定為合同不生效而非無效。無效是指合同自始沒有法律約束力;不生效則是合同雖然已成立,但因欠缺某些法定或約定的條件而暫時不能生效,待條件成就時合同即生效⑧。還有一種意見認為,專利申請權和專利權轉讓合同一經簽訂,或者合同一經成立,就在合同當事人之間產生了債的法律關系。以專利權轉讓合同來講,合同一經成立,專利權的出讓人就有義務「交付」專利權,即將合同進行登記。所謂「登記後生效」,應當是指合同「標的物」——申請權或者專利權在登記後發生所有權的轉移,而不是指合同登記後才對雙方產生約束力。也就是說,合同的簽訂成立產生債權法律關系,合同的登記生效則產生物權變動關系,這就是專利權轉讓合同登記所產生的法律效力⑨。

筆者贊成第三種意見。依第一種意見,合同雖經雙方合意而成立,但未經登記就無效,合同自始就無任何法律約束力。但是,依法成立的合同對當事人是具有法律約束力的。當事人應當按照約定履行自己的義務,不得擅自變更或者解除合同⑩。顯然,這種解釋不能成立。依第二種意見,合同經雙方合意而成立,但未經登記不生效。那麼,不生效的法律後果是什麼?合同對當事人是否具有約束力?無論答案如何,似都難以自圓其說。只有第三種解釋才符合區別「成立」與「生效」的立法原意,即「成立」產生債的關系,「登記」發生物的轉移。

但《合同法》第44條及《專利法》第10條在立法語言上確實還有值得推敲的地方。其實作為合同之債,合同成立即告生效,成立與生效之間並無二致。在合同需要批準的情形,合同成立除了雙方的意思表示外還須有批准人的意思表示,未經批准實際意味著合同沒有成立,也談不上生效⑾。在合同需要登記的情形,雙方的意思表示一致合同即告成立,也就在當事人中產生法律效力(生效)。所以,嚴格地說,是「專利申請權和專利權在轉讓合同登記後發生轉移」,而不是「專利申請權和專利權轉讓合同在登記後生效」。2000年對《專利法》第10條的修改已經說明了這個問題。

(二)登記的法律效力

對於專利權轉讓,一般國家法律都要求當事人在專利機構進行登記。但是,對於合同未登記,有兩種不同的法律效力:一種是不發生權利轉移的效力⑿,另一種是不影響權利轉移但不得對抗第三人⒀。我國是屬於前一種。但不管是哪一種規定,其目的都在於促使當事人進行登記,否則會對當事人特別是受讓人帶來不利的後果。其原因在於專利權不同於一般動產,它是無形的,其「交付」與否無法從表面看出來,這與不動產的「交付」相類似。所以,在出讓人心存欺詐的情況下,就會出現「一女二嫁」的可能。為了保護受讓人和善意第三人的利益,有必要對專利權的轉移進行類似物權轉移的「公示」,以便使公眾知曉專利權的法律狀態,避免上當受騙。但如果真的發生出讓人把他的專利轉讓給了兩個不同的人時,已登記的受讓人(或他的已登記的受讓人和被許可實施人)也可以阻止未登記的受讓人(或他的受讓人和被許可實施人)使用該專利,即使未登記的受讓人的轉讓合同比已登記的受讓人的轉讓合同在先。

專利權轉讓合同經登記可以產生權利轉移效力,並自然產生對抗第三人的效力,這在我國法律里已經是明確的。但除此以外,還有其他的法律效力嗎?一般地說,唯有在轉讓合同登記以後,已登記的新專利權人才能用他自己的名義控告侵權,或用他自己的名義轉讓或許可他人實施⒁,這也是不言而喻的。

不過,對於專利權轉讓以前已經發生的侵權行為,已登記的受讓人是否也有起訴權?一般來說,受讓人只能對登記以後的侵權行為提起訴訟。但由於登記以前已經發生的侵權行為也可以對受讓人造成損害,為此有的國家規定,如果轉讓合同規定了受讓人對轉讓前的侵權行為也享有起訴權的條款,並且該條款已在全國專利登記簿登記註明的話,已登記的受讓人也可以起訴⒂。

還有,已登記的新專利權人可轉讓或許可他人實施專利,但對於相信此登記而進行交易的受讓人或被許可人,如果專利權人的權利不真實或有瑕疵,該登記僅是專利權人製造的表面假象時,該轉讓或許可實施是否仍然有效?這實際是登記是否具有「公信力」的問題。依日本民法,不動產的登記沒有公信力,相應地,專利登記也沒有公信力,所以雖然已進行轉移登記,但若沒有有效的轉讓合同時,如果相信此登記而與之進行交易,並不能得到保護⒃。法國專利法也規定:由第三者追還專利權利的訴訟,若第三者在訴訟中取勝,則許可證合同可能會因為是由非物主的人訂立而無效;但是,如果受讓人是善意的話,那麼因相信專利權人製造的表面假象而與之交易的行為可被視為有效⒄。應該說,法國的規定更有利於保護善意的受讓人或被許可人,因而可能更合理些。

二、關於獨占實施許可合同

獨占實施許可的被許可人有獨占性的實施專利的權利,專利權人自己也不能實施。這是明確的。但是獨占實施權是在合同約定的范圍內有效還是在專利權的有效地域范圍和期限內有效,尚有爭議⒅。不管怎樣,許多國家都規定獨占實施許可合同應進行登記。這是因為獨占實施並非普通的債的關系,不僅在合同當事人間產生效力,而且對第三人也有約束力。如果把專利權看作一種「無形物」,那麼獨占實施就是對該「物」的獨占使用,帶有強烈的「物權」意味。又由於專利權的無形,如果不對這種獨占進行「公示」,既不利於保護獨占實施被許可人的權利,也會給善意第三人帶來損害。

但各國對獨占實施許可合同登記的法律效力規定不同,有的規定:只有經過登記,獨占實施許可才生效⒆;有的規定:不登記,獨占實施許可合同也在雙方當事人間生效,但只有經過登記,才有權對抗第三人⒇。我國法律對專利實施許可合同只要求在合同生效後三個月內向專利局備案(21),但備案的法律效力如何卻不明確,這是立法上的漏洞。有學者主張我國獨占許可實施合同採用登記生效的制度(22)。筆者以為採用「登記對抗」的制度更合理些,特別是在第三人被告知或者明知存在獨占實施許可合同,而該合同又未登記的情形。如果依「登記生效」,因為許可未生效,被許可人顯然無法對抗該第三人依法取得權利;而依「登記對抗」,即使未登記,被許可人仍有可能對抗該第三人(23),因為這時第三人取得權利可能會被認為具有惡意,而惡意第三人是不屬於「不得對抗」之列的。當然,這也有賴於法律明確。

如果採用登記對抗制度,獨占實施許可合同對第三人的對抗效力會有哪些情形呢?參見下表(筆者個人意見):

獨占許可登記狀況

第三人

第三人登記狀況

對抗效力

獨占許可登記前

專利權的受讓人

已登記

獨占許可合同不能生效,不能對抗受讓人

未登記

獨占許可合同可以生效

專利獨占許可實施人

已登記

不能對抗後一獨占被許可人

未登記

互相不能對抗

專利普通許可實施人

已登記

不能對抗後一普通被許可人

未登記

互相不能對抗

獨占許可登記後

專利權的受讓人

也登記

被許可人可以對抗受讓人★

未登記

被許可人可以對抗受讓人

專利獨占許可實施人

也登記

不應出現(但惡意第三人,也可對抗)

未登記

可以對抗後一獨占被許可人

專利普通許可實施人

也登記

不應出現(但惡意第三人,也可對抗)

未登記

可以對抗後一普通被許可人

★實際是民法中「買賣不破租賃」原則的應用。但尚需法律確認。

登記後的獨占實施權人除了能夠對抗第三人外,對專利權人放棄該專利權的行為也可擁有否決權(24),以保障自己的權益。當然還可以產生對侵權行為的起訴權(後面詳述)。

三、關於普通實施許可合同

普通實施許可的被許可人人有權在合同規定的范圍內實施專利,但他無法阻止專利權人與第三人另外訂立實施許可合同,他也無法對抗其他的被許可人。這是普通實施許可的應有之義。所以,普通實施許可合同與獨占實施許可合同不同,前者僅在當事人之間產生約束力,僅是一種債的關系,因此登記似乎並無必要。

但由於專利權可以轉讓或獨占許可他人實施,又由於專利權的無形,如果普通實施許可不登記,而在後的受讓人或獨占許可實施權人在未被告知的情況下與專利權人訂立了合同並經登記,這時在後的受讓人或獨占許可實施權人與在先的普通許可實施權人必然形成權利的沖突。按前面的規定,在後的經登記的受讓人或獨占許可實施權人顯然可以對抗在先的未經登記的普通許可實施權人。

普通實施許可本身無意對抗他人,但卻會面臨其他權利人對他的對抗。這對普通許可實施權人顯然不利,也不太公平。為了避免對普通許可實施權人造成如此不利情況,有的國家規定,普通實施許可合同經過登記,可以對抗上述在後的專利權受讓人或獨占許可實施權人(25)。也就是說普通實施許可合同經過登記,使本來不具備對抗性的普通實施許可也具備了一定的對抗性。這實際也是民法中「買賣不破租賃」原則的在專利法上的應用。法國專利法第43條規定專利權利的轉讓並不損害在此轉讓之前所獲得的權利,即許可證合同得以維持(26),也是同樣的意思。

值得一提的是,普通實施許可即便經過登記也無法對抗未經登記的其他普通實施許可(27),這是普通實施許可的特性決定的。所以,普通實施許可的對抗性與獨占實施許可的對抗性是完全不同的,籠統地規定「專利實施許可合同未經登記的,無權對抗就該專利取得權利的第三人」是有漏洞的,會引起兩種不同性質許可合同的對抗效力的混淆。筆者以為,對於普通實施許可,還是採用明確規定「經過登記,可以對抗在後的專利權受讓人或獨占許可實施權人」為妥。

另外,同登記後的獨占實施許可一樣,登記後的普通實施許可除了能夠對抗特定的第三人外,對專利權人放棄該專利權的行為也可擁有否決權,還可以產生對侵權行為的參與權(後面詳述)。

四、登記與被許可人的訴訟權利

按一般法理,對侵權行為的訴訟應由權利人提起。因此,對侵犯專利權的訴訟,也應由專利權人提起。但所謂侵犯專利權,也就是侵犯專利的實施權;當被許可人取得專利權人的同意實施專利時,第三人侵犯專利權也必然會損害被許可人的權益。

特別在獨占實施的情形,與其說侵犯專利權是侵犯專利權人的權利,不如說是侵犯獨占實施權人的權利。所以,許多國家都賦予獨占實施的被許可人對侵犯專利權行為的起訴權,但具體條件有所不同。有的國家對獨占實施被許可人的起訴權與專利權人一樣,並無任何限制,而是作為其固有的權利(28);但由於登記是獨占實施許可的生效要件,因此登記也是獨占實施被許可人起訴的必要前提。對於那些登記僅是對抗要件的國家來說,登記是否也是獨占實施被許可人起訴的必要前提呢?答案一般也是肯定的,就是只有登記後被許可人才能起訴,且只能對登記以後的侵權事實提出訴訟(29)。有的國家甚至明文規定:一個人變成了一件專利的獨占許可證領取人,而該專利隨後發生的侵害,在契約行為登記之前,法院或專利局局長將不判予損害賠償(30)。但是,如果雖未登記,侵權人卻明知該許可合同的存在,被許可人是否也可以訴訟呢?理論上是有爭議的。一般說,既然侵權人知道其侵權行為可能造成損害的范圍,也應給予未登記的被許可人參與訴訟的權利(31)。

在普通實施許可的情形,似乎不會發生第三人侵犯被許可人的權利。因為從理論上講,多一個未經許可而實施專利的第三人(侵權人),對普通實施許可的被許可人並不造成什麼損害。但實際上,多一個實施者就意味著多一個競爭者,這就必然對合法被許可人的利益造成影響,而這種影響是由於非法行為帶來的。所以,有必要給予普通實施許可的被許可人對這種非法行為一定的訴訟權利,以維護其權益。

一般國家法律規定:已經登記的普通實施許可的被許可人可以參加到由專利權人提出的主侵權訴訟中去,以便獲得對他個人的損害賠償。相反,未經登記,則不能參與訴訟(32)。《發展中國家保護發明模範法》甚至直接賦予被許可人起訴權(33)。有的國家法律並未規定普通實施許可的被許可人的訴訟權利,但學理上也是認可的,不過也是要求登記為前提(34)。

我國法律沒有明確規定實施專利的被許可人可以對第三者侵犯專利權的行為提起或參與訴訟的權利。但有學者認為,我國《專利法》(原第60條,現第57條)規定對於侵犯專利權的行為,專利權人或者利害關系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訴,其中「利害關系人」就包括獨占實施許可合同的受讓方、排它實施許可合同的受讓方以及有特別約定的普通實施許可合同的受讓方(35)。這當然不失為一個解決問題的辦法,但畢竟這只是學理解釋,沒有法律效力。2001年6月5日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第1179次會議通過的《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對訴前停止侵犯專利權行為適用法律問題的若干規定》(法釋[2001]20號)第一條規定:「根據專利法第六十一條的規定,專利權人或者利害關系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訴前責令被申請人停止侵犯專利權行為的申請。提出申請的利害關系人,包括專利實施許可合同的被許可人、專利財產權利的合法繼承人等。」雖然這是對《專利法》第61條的解釋,但既然享有訴前申請權的利害關系人包括專利實施許可合同的被許可人,該被許可人也自然享有提起訴訟的權利。從該司法解釋起碼可以推定,獨占實施許可合同的被許可人可以單獨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排他實施許可的被許可人在專利權人不起訴的情況下,可以提起訴訟(36)。至於普通實施許可合同的被許可人,該司法解釋似乎未將其列入「利害關系人」中。

由於我國法律對許可合同只要求備案(其實也是登記的意思),而對備案的法律效力卻無任何規定,被許可人提起侵權訴訟似乎也不必以合同登記為前提。《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對訴前停止侵犯專利權行為適用法律問題的若干規定》第四條規定利害關系人應提供許可合同與備案證明材料,但備案並非前提要件,只要有證據證明其享有專利權利就可以提出申請了。這與許多國家關於登記是被許可人參與侵權訴訟前提的規定有明顯的不同,有待於以後立法完善。

① 參見《中華人民共和國技術合同法》(已廢止)第34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342條。

② 參見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負責人就實施技術合同法若干問題答記者問(1987年10月31日)。國家科委政策法規司編:《技術合同法及有關文件匯編》,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1989年7月北京第一版,第28頁。

③ 參見《中華人民共和國技術合同法》(已廢止)第10條、第16條;1984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專利法》第10條第4款。

④ 參見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科技糾紛案件的若干問題的規定(1995年4月2日,法發?1995?6號)「四、關於技術合同效力確認」24.審查確認技術合同的效力,應當依照技術合同法第二十一條及技術合同法實施條例第二十五條的規定進行,不得以下列理由確認技術合同無效:……(4)技術合同未經登記或未向有關部門備案,但轉讓專利權和專利申請權的合同須經專利局登記和公告的情形除外;

⑤ 參見《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44條。

⑥ 參見《中華人民共和國專利法》第10條第3款,2000年8月25日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七次會議第二次修正。

⑦ 轉引自頜中林:合同法下技術合同的有關法律問題,http://www.chinaiprlaw.com

⑧ 參見頜中林:合同法下技術合同的有關法律問題,http://www.chinaiprlaw.com

⑨ 參見韓曉春:涉及專利的合同登記的法律效力,《專利法研究2000》,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2000年12月第一版,第120-121頁。

⑩ 參見《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8條。

⑾ 參見《中華人民共和國技術合同法》第10條:「……按照國家規定需要經過有關機關批準的,自批准時起成立。」

⑿ 參見印度專利法第68條(1970年9月19日),中國科學技術情報所專利館編:《國外專利法介紹4》,知識出版社1986年12月北京第一版,第132頁。 另參見日本特許法(專利法)第九十八條第一款(一),中國科學技術情報所專利館編:《國外專利法介紹2》,知識出版社1986年12月北京第一版,第218頁。

⒀ 參見中國科學技術情報所專利館編:《國外專利法介紹2》,知識出版社1986年12月北京第一版,第35頁,《美國法典》第三十五編 專利 第261條;第76-77頁,英國專利法(1977年)第一部分 新國內法第33條。另參見沈達明:《知識產權法》之法國專利法,對外經濟貿易出版社1998年5月第一版,第173頁。

⒁ 參見發展中國家保護發明模範法(保護知識產權聯合國際局1965年5月於日內瓦)第一部分 專利,中國科學技術情報所專利館編:《國外專利法介紹3》,知識出版社1986年12月北京第一版,第51-52頁。

⒂ 參見王維藩、黃紅英編譯:《法國發明專利法》,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1986年2月第一版,第117頁。

⒃ 參見(日)紋谷暢男:《專利法50講》,魏啟學譯,法律出版社1984年12月第一版,第182頁。

⒄ 參見王維藩、黃紅英編譯:《法國發明專利法》,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1986年2月第一版,第167頁。

⒅ 參見(日)紋谷暢男:《專利法50講》,魏啟學譯,法律出版社1984年12月第一版,第187頁。以及韓曉春:涉及專利的合同登記的法律效力,《專利法研究2000》,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2000年12月第一版,第122頁。日本的獨占實施許可僅在合同規定的范圍內有效。

⒆ 參見日本特許法(專利法)第九十八條第一款(二),中國科學技術情報所專利館編:《國外專利法介紹2》,知識出版社1986年12月北京第一版,第218頁。

⒇ 參見中國科學技術情報所專利館編:《國外專利法介紹2》,知識出版社1986年12月北京第一版,第35頁,《美國法典》第三十五編 專利 第261條;第76-77頁,英國專利法(1977年)第一部分 新國內法第33條(1)款(a)項。又參見王維藩、黃紅英編譯:《法國發明專利法》1978年修改法第46條,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1986年2月第一版,第153頁。另外,發展中國家保護發明模範法(保護知識產權聯合國際局1965年5月於日內瓦)第一部分 專利,第二十八節 許可證合同第(3)款也作了同樣的規定,中國科學技術情報所專利館編:《國外專利法介紹3》,知識出版社1986年12月北京第一版,第54-55頁。

[21]參見2001年6月15日公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專利法實施細則》第十五條第二款「合同備案」(原第十三條),以及第88條「合同備案的登記」

[22]參見韓曉春:涉及專利的合同登記的法律效力,《專利法研究2000》,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2000年12月第一版,第127頁。

[23]參見王維藩、黃紅英編譯:《法國發明專利法》,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1986年2月第1版,第154頁。另參見中國科學技術情報所專利館編:《國外專利法介紹2》,知識出版社1986年12月北京第一版,第35頁,《美國法典》第三十五編 專利 第261條;第76-77頁,英國專利法(1977年)第一部分 新國內法第33條(1)款(c)項

[24]參見日本特許法(專利法)第九十七條第一款,中國科學技術情報所專利館編:《國外專利法介紹2》,知識出版社1986年12月北京第一版,第217-218頁。另外,發展中國家保護發明模範法(保護知識產權聯合國際局1965年5月於日內瓦)第一部分 專利,第四十六節「專利的放棄」之4也作了同樣的規定,中國科學技術情報所專利館編:《國外專利法介紹3》,知識出版社1986年12月北京第一版,第74頁

[25] 參見(日)紋谷暢男:《專利法50講》,魏啟學譯,法律出版社1984年12月第一版,第189頁。

[26] 參見王維藩、黃紅英編譯:《法國發明專利法》,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1986年2月第1版,第166頁。

[27]參見(日)紋谷暢男:《專利法50講》,魏啟學譯,法律出版社1984年12月第一版,第192-193頁。

[28]參見日本特許法(專利法)第一百條 (阻止請求權),中國科學技術情報所專利館編:《國外專利法介紹2》,知識出版社1986年12月北京第一版,第219頁。另參見(日)紋谷暢男:《專利法50講》,魏啟學譯,法律出版社1984年12月第一版,第190-191頁。

[29]參見王維藩、黃紅英編譯:《法國發明專利法》1978年修改法第53條之(2),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1986年2月第1版,第117-118、153頁。

[30]參見英國專利法(1977年)第一部分 新國內法 獨占許可證領取人對侵害的起訴 第68條,中國科學技術情報所專利館編:《國外專利法介紹2》,知識出版社1986年12月北京第一版,第113-114頁。

[31]參見王維藩、黃紅英編譯:《法國發明專利法》,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1986年2月第1版,第172-173頁。

[32]參見王維藩、黃紅英編譯:《法國發明專利法》,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1986年2月第1版,第153-154頁。

[33]參見發展中國家保護發明模範法(保護知識產權聯合國際局1965年5月於日內瓦)第五十二節「許可證領取人的法律訴訟」之2。中國科學技術情報所專利館編:《國外專利法介紹3》,知識出版社1986年12月北京第一版,第80頁。

[34]參見(日)紋谷暢男:《專利法50講》,魏啟學譯,法律出版社1984年12月第一版,第191-192頁。

[35] 參見程永順:專利侵權訴訟,《知識產權保護實務全書》(鄭成思主編)第三編,言實出版社1995年11月第一版,第309頁。

[36] 參見《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對訴前停止侵犯專利權行為適用法律問題的若干規定》(法釋[2001]20號)第一條第二款。

❹ 印度是否是《聯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公約》和《聯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同適用法律公約〉的締約國

中國和印度都是這2個公約的締約國。

若雙方發生買賣合同糾紛,則根據CISG和《適用公約》的規定,還要看爭議的事項是否是兩個公約管轄的范圍,若是,則當然適用兩公約,否則則不適用。

附:
我國是在1988年加入CIGS公約的,當時聲明保留的條款,一是關於適用范圍的,一是關於合同形式的。

我國在加入CISG公約時就聲明對公約第一章「適用范圍」的第一條第一款的(b)項「如果國際私法規則導致適用某一締約國的法律。」做出保留。這表明我國公司與非締約國當事人訂立的合同將不適用CISG公約。此舉的目的是限制該公約的適用范圍,從而擴大中國國內法適用的機會。根據這一保留,中國當事人與來自非公約締約國當事人之間訂立的國際貨物銷售合同爭議,沒有就法律適用問題達成協議的,法院將根據沖突法的指引決定適用中國的法律時,只能適用中國國內法,而不是公約。這一聲明屬於法律上的強制規范。

我國在參加公約時所做的保留之一便是關於合同形式的保留。依據CISG公約第11 條之規定,「銷售合同無須以書面訂立或書面證明,在形式方面也不受任何其他條件的限制。銷售合同可以用包括人證在內的任何方法證明」。當時中國之所以對此條聲明保留,蓋因當時有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涉外經濟合同法》規定涉外合同必須以書面形式訂立。雖然1999 年10 月1 日生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以下簡稱《合同法》) 規定合同可以採用書面形式和口頭形式,而且在《合同法》分則部分「買賣合同」一章並未規定國際貨物買賣合同必須採用書面形式,但是迄今為止中國對CISG公約第11 條的保留並未隨之聲明撤回。如果解決國際貨物買賣合同爭議應適用CISG公約,那麼仍應該考慮中國的這項保留,合同仍要以書面形式訂立。

❺ 印度勞動法、勞動合同法詳細內容、房地產市場概況

印度勞動僱傭法律源於印度憲法,中央和地方邦政府立法和司法判例。全國性的勞動法律超過40部

❻ 銀行保函的撤銷

這個問題細究起來應該是比較復雜的。
1、需要根據保函的適用規則和法律來判斷,還得看保函的措辭是否清晰,到期條件的約定是否清晰。例如如果是適用URDG得見索即付保函且適用中國法律,保函到期,即可注銷。一般來說,適用歐美、聯合國獨立擔保或備用信用證公約締約國,OHADA締約國或其他獨立保函制度相對成熟,對獨立擔保和從屬擔保區分明確的國家法律的獨立保函,到期日是有效的,過了保函到期日可以注銷。

2 、但也有些國家,獨立保函制度不甚完備,到期日有可能受到傳統擔保制度的影響,受益人可能在保函到期日之後仍可索賠,或者一些國家、地區的制式保函格式本身措辭不清,導致到期日的效力不確定,如敘利亞商業銀行反擔保制式格式的到期日效力不確定。印度保函一般除到期日外,還有索賠期,則以索賠期為准,當然市場上一直流傳開給印度國有機構的保函30年仍可索賠等,應該是混淆了印度合同法關於訴訟時效和獨立保函到期日的區別。對這些到期日存在爭議或因當地法律存在保函到期日效力不確定的國家和地區的保函應該謹慎,應取得受益人書面解除擔保人責任的聲明方可注銷。

3、國內保函,由於獨立保函的效力在司法實踐中沒有得到承認,還應結合擔保法及其司法解釋有關保證期間的規定來區別處理,如果保證到期日早於或等於主債務履行期限屆滿之日,按國內擔保法司法解釋的規定,保證期間為主債務履行期限屆滿之日後六個月。因此國內保函到期,能否注銷保函需要結合基礎合同有關主債務履行期限的約定來綜合判斷。

4、關於退回保函正本能否作為注銷保函的條件問題,過去很多銀行在實務中把退回保函正本作為注銷保函的條件,其實這是不保險的。除非保函明確約定退回保函作為擔保責任解除的條件或適用URDG458的保函方可如此處理。URDG758修訂的過程中對這個問題作了討論,已經發生多起案例,法院認為退回保函正本並不能表明受益人解除擔保人擔保責任的意思。URDG758沒有保留458把退回保函正本作為保函責任終止的條件的條款。除非保函明確規定,受益人索賠時並不需要出示保函正本,保函正本其實涉及的是一個證據的證明力問題。退回保函正本並不當然剝奪受益人索賠的權利,如果發生爭議,法院認定保函確實開立且受益人退回保函正本並不能表達受益人解除擔保人責任的意思表示,則受益人仍享有保函項下的權益。

5、比較保險的做法是通過受益人銀行要求受益人確認解除擔保人的責任。保函項下的權利是民事權利,當事人可以處置自己的權利,當事人意思自治是一般國家私法的一般原則,應該會得到尊重,所以受益人通過解除擔保人責任的聲明處置自己的權利一般是有效力的。實踐中的問題是如何認定受益人聲明的真實性,通過銀行轉遞報文是實務中較常用的方法

實務中,保函的注銷或撤銷是個令人頭疼的問題,一方面客戶施壓要求釋放保證金和授信額度,不再收取手續費,銀行也有風險資本考核的壓力,另一方面受益人可能對要求解除保函責任的函電置之不理。實務中也可以視情況靈活處理,例如,如果客戶是資信優良的授信客戶,如果客戶能提供主債務履行完畢的有效證明,而注銷條件不能完全滿足,則可以變通處理,要求客戶出具承諾函承擔保函項下的未了責任,先行注銷保函。但保證金客戶不能如此處理。

看到不錯的解釋,轉來希望能幫到你~

❼ 英文合同中,公司名前用M/S.是什麼意思

一般在合夥公司的名稱前面加上「M/S」,以表明該公司是由若干合夥人組成的公司,而不是獨資企業。

M/S是Mrs的復數形式,而Mrs是法語的復數形式。例如,M/S Batliwala & Co (Baltiwala & Co公司中除了Batliwala以外還有其他合夥人)。在印度,這一術語有時也被錯誤地用於股份公司的名稱中,例如M/S依賴工業有限公司。這是不正確的,因為根據法律,股份公司是法人。不過這種做法已經流行起來。

(7)印度合同法擴展閱讀:

合同或協議一般只是名稱,叫法的不同.只要不違反法律和道德風俗,當事人可以任意約定合同或協議的名稱,內容,形式,都是有效的。

合同曾有契約與合同之分。契約是雙方當事人基於相互對立的意思表示一致而成立的民事法律行為,如買賣契約。合同是雙方或者三方以上當事人基於方向並行的意思表示一致而成立的民事法律行為 ,如合夥合同。我國現行法律不再作這樣的區分,把二者統稱為合同。

合同制在中國古代也有悠久的歷史。《周禮》對早期合同的形式有較為詳細的規定。判書、質劑、傅別、書契等都是古代合同的書面形式。經過唐、宋、元、明、清各代,法律對合同的規定也越來越系統。

還有一種說法,現代的合同都寫有一式兩份,因為以前民間訂制合同時就是一張紙,寫好後從中間撕開,一人拿一半,有爭執的時候再合起來,所以就有了合同和一式兩份的說法。

合同形式,是指當事人合意的外在表現形式,是合同內容的載體。我國《合同法》第10條:當事人訂立合同,有書面形式,口頭形式和其他形式。法律,行政法規規定採用書面形式的,應該採用書面形式。當事人約定採用書面形式的,應當採用書面形式。

參考資料:網路-英文合同

❽ 印度法對當代印度現代化的影響

印度《合同法》,是普通法系部成文的合同法。這部法律對於當時的印度社會來說是超前的,成為在印度建立統一市場秩序的法律基礎,成為印度法律現代化的起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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