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社會保障法的不足
Ⅰ 美國的社會保障法是在什麼背景下產生的有什麼影響
當時由於1929-1933年的世界經濟危機爆發,美國受到嚴重沖擊,失業率居高不下,社會動盪內,羅斯福事實新政,力圖拯容救美國經濟,社會保險法的頒布,規定了政府實施養老金和失業保險制度,對弱勢群體提供救濟,緩和社會矛盾,實際上當時美國的主義制度受到嚴重威脅,社會保障法的頒布實際上是一種妥協,從此產生了國家壟斷資本主義
Ⅱ 社會保障制度是一項與人民生活息息相關的重要社會制度。材料一 1935年美國國會通過了《社會保障法》,其
小題1:背景:1929年—1933年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發生,使得、大量工人失業,回社會矛盾尖銳。答 影響:有助於下層民眾的基本利益,緩和社會矛盾,帶動美國經濟的復甦,鞏固資本主義制度,並開創國家干預經濟的新模式 小題2:特點:高度集中的經濟政治體制。 差異:前者來源於政府和企業;後者來源於政府、僱主和工人三者共同承擔。 小題3:背景:20世紀70年代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發生;美蘇爭霸中長期巨額軍費開支;日本和歐洲的崛起,使美國的經濟霸主地位衰落;美國經濟處於「滯脹」狀態。 理由:減少財政負擔,避免勞動者養成惰性。 小題4:認識:社會保障制度是有關民生的一項重要的社會制度;它的制訂往往受當時社會條件以及經濟管理模式的影響 Ⅲ 為什麼美國憲法缺乏社會和經濟權利保障 摘要為什麼美國憲法中缺乏當代絕大多數憲法所有的社會和經濟保障條款?本文考察了四個可能的答案:年代學(chronological)、文化、制度和現實主義的答案。年代學的解釋強調了這樣一個事實:在十八世紀晚期,社會和經濟權利並未出現在制憲者的視野(viewscreen)中。這個觀點當然正確,但是作為一個完整的表述,年代學的解釋忽略了一個簡單的事實:憲法的含義隨著時代而變化發展。制度的解釋強調了美國人民並不將憲法權利看作是單純的目標或是願望,而是視為司法執行的實用工具(pragmatic instruments for judicial enforcement)。制度解釋的困境在於:社會和經濟權利事實上是能夠通過司法實現的。文化的解釋將社會和經濟權利的缺失看作是美國社會主義運動(「美國例外論」)全面失敗的結果。這個解釋的問題是:實際上社會和經濟權利是可以和市場經濟共存的。現實主義的解釋將目光聚集到這樣一個未得到充分認識的事實:美國最高法院在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幾近於承認憲法上的社會和經濟權利。但是最高法院最終拒絕承認這些權利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1968年的總統大選,尤其是因為尼克松總統的四個關鍵性任命。這是社會和經濟社會權利領域內「美國例外主義」的重要淵源之一。和任何其它事物一樣,這可能也是多元平衡(multiple equilibrium)的結果,但稍微有所不同的是,美國有充分的理由能平衡包括社會和經濟權利在內的權利。 「對一個大街上衣不蔽體的人給與施捨並不是履行了國家的職責,國家的職責在於給每一個公民提供某種保障,讓他們豐衣足食,身心健康。」 ——孟德斯鳩 「我們的共和國從她誕生到成長為如今這般強大,是因為受到某些不可剝奪之權利的保護——其中有言論自由權,出版自由權,信仰自由權,由陪審團審判權,免於無理搜查權。它們是我們生活和自由的權利。 然而,在我們的工業經濟膨脹的同時,我們經濟的規模和地位也在不斷成長——而政治權利已經不足以確保每個人追求幸福的平等權……於是我們需要第二權利法案,為所有人的福祉奠定新的基礎——無關其地位,種族或信仰。 在工廠、商店、農場或國家礦山獲得有酬工作之權利。 勞動報酬足以支付充分的衣食及娛樂活動之權利。 每一個農民種植並銷售農產品的所得能讓他和他的家人過有尊嚴的生活之權利。 每一個商人(無論大小)都有在一個沒有壟斷,公平競爭的市場中自由貿易之權利。 每一個家庭都擁有合適住所之權利。 獲得充分醫療和享受健康之權利。 免於因年老、疾病、意外和失業帶來的經濟擔憂之社會保障權利。 接受良好教育之權利。 我請求國會盡力完善此經濟權利法案——因為毫無疑問,這是國會的責任。 ——富蘭克林 羅斯福 一、 引言 《世界人權宣言》為相當廣泛的社會和經濟權利提供了保障。比如說,它宣稱「人人有權工作、自由選擇職業、享受公正和合適的工作條件並享受免於失業的保障。」它還宣稱「人人有同工同酬的權利」,「人人有為維護其利益而組織和參加工會的權利」,「每一個工作的人,有權享受公正和合適的報酬,保證使他本人和家屬有一個符合人的尊嚴的生活條件,必要時並輔以其他方式的社會保障」的權利。更廣的意義上,該宣言還賦予「每個人」一項「享受為維持他本人和家屬的健康和福利所需的生活水準,包括食物、衣著、住房、醫療和必要的社會服務;在遭到失業、疾病、殘廢、守寡、衰老或在其他不能控制的情況下喪失謀生能力時,有權享受保障」的權利。該宣言還規定了「受教育權」和「社會保障權」。 現代許多憲法都採納了人權宣言所創設的社會和經濟權利。它們保障公民享有廣泛的社會權利。當然,蘇聯憲法也是這么規定的。但是許多非共產主義和後共產主義(post-communist)憲法也包含了這些權利。比如羅馬尼亞憲法中規定了休息權、工作權、同工同酬權,以及勞工保護和勞工安全的措施。敘利亞憲法宣布:「國家承諾給所有的公民提供工作」。挪威憲法還規定國家有責任「創造條件使得每個有勞動能力人都能通過工作維持其生活。」保加利亞憲法規定了休假權、工作權、勞動安全權、社會保障權和免費醫療權。匈牙利憲法宣稱:「任何生活在匈牙利共和國領土內的人民都有獲得最高水準的身體健康的權利。」它還規定:「任何勞動者都有權獲得與其工作的數量和質量相當的報酬。」秘魯憲法宣告:「勞動者有權獲得公平和充足的報酬,該報酬能夠維持他和他的家庭過良好的物質和精神生活。」 並不是每一部現代憲法都確認了此種權利;諸多當代的憲法根本沒有規定這些權利。確實,許多國家承認了這些權利,但在某種程度上只是將它們看作是一個目標而非權利。比如說瑞士憲法認為「聯邦和州努力確保」這些權利,包括社會保障權、必要醫療保護權等。印度憲法確認了一系列的民事和政治權利,同時還提出了「政府政策的指導原則」,認為政府應該「指引其政策以確保」那些特定權利,包括充分的生活條件、男女同工同酬等。愛爾蘭、奈及利亞和巴布亞紐幾內亞也採取了這樣的策略。南非憲法認可了廣泛的社會和經濟權利,但是同時承認了資源限制,特別責成國家負有「利用現有資源,採取合理的立法和其他措施來逐步實現」相關權利的責任。此類條款模稜兩可,但已被賦予了司法強制性,以責成政府履行其基本義務。 行文至此我感到特別的困惑。大部分國家的憲法創設了這些社會和經濟權利,而不管它們能否被實施。唯獨美國憲法沒有這樣做。這是為什麼?是什麼導致美國憲法在這一點上如此獨樹一幟? 本文考察了四個可能的答案。在此過程中我希望能夠關注到憲法的作用、文化差異以及社會經濟保障。第一個解釋是年代學的,它明確地指出美國憲法是當今世界上最為古老且仍然有效的憲法。第二則是制度的本性使然,它強調了社會和經濟權利不能夠和司法審查簡單共存,而這是美國法律文化所耿耿於懷的。第三點的「美國例外主義」的標准解讀是:美國缺乏特別有影響的社會主義運動。第四種解釋植根於法律現實主義,它強調了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最高法院內部的發展。最後,如將主要表明第四種解釋最值得玩味甚至是正確的。所謂憲法的意義就是最高法院所賦予的意義,因而假如當初最高法院在人事上的變動不是那麼劇烈,那麼聯邦憲法就會創設被當今許多憲法所承認的社會和經濟權利。事實上,美國一些州的憲法也承認了這種權利。 在繼續我們的分析之前必須指出的是:為了評價這四種解釋,應當區分承認社會和經濟權利是充分條件還是必要條件,這很重要。對涵義不清的憲法條款進行司法解釋是一項必要條件,而非充分條件。修改語義明確的條款是一項充分條件,而非必要條件。在此我將對那些有可能導致承認社會和經濟權利的努力做出考察,包括修憲的失敗和司法解釋的缺乏。 本文將由以下幾個部分組成。第二部分作了一些概念上的准備。在這個部分我的目標是挑戰這樣一個主張,它認為傳統的憲法權利和社會經濟權利之間是水火不相容的,我將指出這兩種權利都取決於政府的作為,特別是財政收入的支出。第三部分考察了年代學的解釋。第四部分簡要的涉及了憲法的修正程序,同時指出在新政時期,社會和經濟保障獲得了顯著的公眾注意力。第五部分考察制度性因素。第六部分對文化解釋作了研究。第七部分考察了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的發展,指出最高法院幾乎就要在憲法中創設社會和經濟權利,要不是由於細微的人事變動,最高法院就這樣做了。第八部分是一個簡短的結論。 二、概念的預設 社會和經濟權利有特別?什麼使得它們非同小可?傳統的解釋是:一般權利對政府施以「消極」限制,它保護私人免受侵害,而社會和經濟權利則要求政府承擔「積極」義務,賦予個人獲得政府幫助的權利。依此看來,消極的保障具有悠久的歷史,且與(古典)自由主義傳統一脈相傳。積極權利則是新穎的,是新政、社會民主、或許是社會主義的產物,它們被吸收進提請公眾幫助的「權利」范疇。就規范意義而言,如上所述的羅斯福提出的第二權利法案(Second Bill of Rights)確實標新立異,「它將舊權利法案中免受政府侵害的消極自由與新權利法案中通過政府實現的積極自由聯系起來。」 這確實是看待問題的傳統方式,這也是有歷史依據的。社會和經濟保障,通常被描述為「第二代」權利,它確實是在傳統自由權利誕生很久之後才獲得承認的。但是以傳統的思維理解該項權利並不可行。絕大多數所謂的消極權利都需要政府的幫助,而不是節制。如果沒有公共支持,這些權利將無以為繼。試想以私有財產權為例。正如邊沁所言「財產權和法律是共存的。法律產生之前世上並無財產權,如果取消法律, 那麼所有財產權都將消滅。」自然狀態下,私人財產權並不存在,至少不會像在自由社會那樣存在。自然狀態下,任何財產「權利」要麼通過個人自助保護——這對強者有利,而對弱者不利——要麼通過社會規范保護。這種形式的保護由於過於脆弱而不足以支持市場經濟,或公民的基本獨立權。眾所周知,私有財產權由法律創立和保護;它需要廣泛的政府支持。 同樣的觀點支持著市場經濟的其他基石,也是私有財產權的近親:契約自由。為了此種自由的存續,民事法院要有可靠的執行機制,這一點極其重要。這些機制的創立需要的是有所作為,而不是節制。我們並不能由此得出——它們依賴於公共支持——這就限制了市場經濟的基石。比如說,免受酷刑和虐待的權利也許就是所謂的「消極」自由。當然,我們可以說這些權利是「消極」的保護私人領域以免受公共權力的侵犯。但作為一個實際問題,此權利要求政府機構願意查處那些相關權利的侵犯者。假如該權利包含保護個人免遭侵害,那麼它在政府節制的情況下將很難存在。如果此權利被限定為防止公權力的濫用,那麼它就可因政府節製得以實現。但是在實踐中,對於酷刑和虐待的節制必須得到公共機構的保障,以阻止和懲罰不當行為。很多權利都要求政府避免自身對這些權利的侵犯。假如我們綜觀所有這些傳統個人權利,我們在每一處都會得到相同的結論。 還有一個直接關涉到社會和經濟權利問題的更大問題。所有的憲法權利都有財政預算問題,所有的憲法權利都要花錢。如果政府計劃保護個人私有財產,它必須消耗資源以反對來自個人和公共的侵害。如果政府欲使人民免受無理的搜查和逮捕,那麼它不得不消耗資源來監控和整肅警察力量。如果政府想保護言論自由,那麼它至少需要採取措施來約束其工作人員,而這些措施的代價昂貴。由此可見,就代價昂貴這一點來說,社會和經濟權利並非獨一無二。 不過,這些權利有可能異常昂貴——(比如說)為確保人人都有自己的住宅,這樣的花費自然多於確保人人免受無理搜查和逮捕所需的費用。但是任何此種比對都是經驗主義的,偶然性的,它們並不能作為論證的基礎。我們可以設想一個社會,它支付巨額費用以保護私有財產,但是卻未能同樣確保人們的基本生存。當然絕大多數的社會並不是如此這般,在大多數的社會中,社會福利系統的管理遠比財產權保護體系的管理更為昂貴。而這種區別——在本質上是屬於量上的而不是質上的——這可能是最主要的區別。 三、年代學 (一)第一代設計者和第一代權利 在解釋美國憲法為什麼會缺乏社會和經濟保障時,最為自然的觀點是來自年代的考慮。最簡單的主張就是美國憲法是世界上現存最為古老的憲法,在她被批準的十八世紀——當時並不認為憲法需要包括社會和經濟保障。美國的國父們是按照英國傳統來建構權利的。沒有人建議過,甚至沒有人想過建議《權利法案》的內容應當包含此類的保障。權利法案起草完畢之後,這種美國式的進路就成為一種標准,因此社會和經濟權利的缺乏就僅僅是一個時代問題。依此看來,也就不存在美國例外主義,那麼就沒有困惑需要解決了。現代憲法誕生之後,國際上(對憲法)的理解就變得不同了,因此人們自然期待在(比如說)保加利亞、南非、挪威和俄羅斯的憲法中找到那些社會和經濟權利。憲法是否包含第二代權利只要看看它被批準的年份。在憲法層面上談到這些權利時,美國例外主義就成了一個神話和錯覺。 (二)第二代權利的第一步:原則 對年代學的強調並不是想說明國父們並不關心貧困者。相反,他們的許多著作中表明他們熱切於社會和經濟權利,盡管並不是憲法意義上的。詹姆斯·麥迪遜,制憲時期最具影響力的人物,他為遏制「政黨之惡」提出以下措施:「1、確立所有人政治上的平等;2、必須限制小部分人的多餘機會,以防他們利用這種機會,通過非同一般的手段,尤其是不當的手段積累財富,從而加劇財富上的不公平;3、進行不侵犯財產權的悄悄的法律運作,以削弱暴富,使之回歸常態,提攜赤貧,使之生活舒適。」傑弗遜,雖非立憲者,但在立憲時期有著非同一般的影響力,寫道,「我認識到財產的公平分配是難以實現。但是這種巨大的不平等給人類帶來如此多的災難,立法機關不應在財產的再分配上設置太多,只應小心使再分配與人類的自然情感相一致……另外一種減少財產不平等的做法是對一定標准以下的財產免稅,對超出部分徵收累進稅。無論何時,在任何一個國家,只要有未開墾的土地和失業的窮人,那麼很顯然:財產法涉及的范圍過廣以至於侵犯了自然權利。地球是供人們共同勞動和生活的共同財富。」 有許多古典自由主義思想家對此作了相關論述,他們不但沒有反對社會和經濟權利,而是明確的認可它們。讓我們回憶一下孟德斯鳩的主張,如前所引:「對一個大街上衣不蔽體的人給與施捨並不是履行了國家的職責,國家的職責在於給每一個公民提供某種保障,讓他們豐衣足食,身心健康。」。約翰·洛克顯然對美國的政治思想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他也表達了類似的主張:「正如正義給了每個人享受其誠實勞動所得果實及合法繼承財產的權利,仁慈也給了每個人在他們無法生存時,有權獲得他人的幫助。」 簡而言之,年代學的陳述強調了一些憲法制定者贊成某種社會和經濟權利,但是他們並不贊成將這些權利載入憲法之中,原因很簡單,這些權利的憲法化在那個時代是一個極其異類的概念。當然,仍有必要解釋第二代權利興起的原因——為什麼它們會在有些時候缺位,又會在有些時候博興——但這對美國例外主義而言並不是一個問題。憲法權利的概念隨著時間而變化,這是一個問題。 (三)一個問題 毫無疑問,年代學的陳述具有相當的道理。但是作為一個完整的解釋,它面臨一個嚴重的問題:憲法的涵義隨著時間的流逝以無數的形式發生著變化,美國憲法已經遠非其作者和批准者的最初理解了。憲法的變遷部分是由明確的憲法修正案所導致的,下面講講這個。自內戰之後,憲法當然發生了顯著的變化,我們同樣沒有真正關注社會和經濟權利。為什麼沒有呢?在此也許同樣可以用年代學來解釋:在十九世紀晚期,社會和經濟權利並不為大眾所知。但是在新政時期(這是更近的時代),憲法根本沒有得到修改;此時根本沒有任何興趣在憲法中增加這些權利。為什麼沒有興趣?在約翰遜總統的大社會(Great Society)中期,以及二十世紀後期,人們對財產、居住權利和其他類似的權利產生了廣泛的興趣,美國對於憲法的修改並沒有多少認真的爭議。也找不到在憲法中增加社會和經濟權利的稍有影響力的討論。而年代學的陳述並不能解釋這個事實。 還有另外一個問題。憲法的變遷往往不是憲法修正案的產物,而是通過解釋賦予舊條款新的理解。即使十八世紀的憲法沒有包含社會和經濟權利,也可以通過憲法解釋來包含這些權利。只要想想,在美國憲法中缺乏禁止性別歧視上,是否存在「美國例外主義」這個問題。幾乎當今所有的憲法都明確禁止性別歧視,為什麼美國憲法如此與眾不同?年代學的解釋只回答了一部分,但此解釋顯得可笑地不完整。平權法案本應該被批准。但沒有;為什麼沒有?部分的原因並非是性別平等中的美國例外主義,而是關於平等保護條款的司法解釋隨著時間發生變化。現在的美國憲法已經被理解為相當於禁止了性別歧視,這並非是對文本的原初理解之故,而是新的司法解釋使然。如果在性別平等的內容上發生了這種變化,為什麼在社會和經濟權利上沒有發生同樣的變化?年代學的陳述沒有給出任何回答。 四、繞道而行:修正案和新政 (一)程序難題 年代學的陳述可通過強調這樣一個簡單的事實而得到鞏固:對憲法進行修改並非易事,即使修正案有廣泛的支持。憲法幾乎拒絕變化——不是通過使改變變得不可能,而是使改變極其困難。美國公眾普遍支持平權法案(ERA)的修正案,但是即使如此它還是未被通過。因為憲法對修正案設置了實際障礙,只有民眾的支持並不足以確保平權法案的批准。即使社會和經濟權利得到公眾足夠多的支持,但是它們還是難以在憲法中找到自己的容身之地。 此論點本身很難解釋創設社會和經濟權利的失敗,因為並沒有做過任何認真的修憲努力。在這種情況下,就很難用修憲的困難性來解釋這種狀況了。但是缺乏認真的修憲努力並不應該被誤讀。修憲困難性有一種強大的威懾力,也許這種努力會以不同憲法組織表現出來。因為很難推測與事實相悖的歷史,所以此種可能性不能被排除。但是仍然有足夠的理由認為,即使是有一個更為簡便的修憲程序,現在憲法中也不會有社會和經濟保障。 (二)新政中的第二代權利 介紹一下新政時期的情況,就能夠將這種觀點闡釋清楚。這是美國歷史上最為看重社會和經濟保障的一段時期——並不僅僅是將目光投向憲法修改,而是以一種嚴肅和自覺的方式。確實,新政對憲法框架作了大范圍的革新,在某種程度上是第二次獨立革命。此次革新涉及到憲政結構的三大基石:聯邦主義、權力制衡和個人權利。眾所周知,在此期間聯邦政府的權力獲得了空前的加強,大量職權被集中。不為眾人所知的是,新政更新法律權利之原初觀念的本質。在新政以前,美國法律文化很大程度上是根據十八世紀普通法的范疇來界定「權利」,因此契約自由和私有財產權是權利不受政府侵犯的突出例證。 新政執政者認為普通法的內容有失偏頗。他們論證的很大篇幅在於普通法的去自然化(denaturalize)。在他們看來,契約自由權和私有財產權都必須依賴於法律設置(legal apparatus)而存在,它們並非自然,而是政府幹涉私人事務的結果。因此羅斯福主張,「我們必須承認這個事實,經濟法規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人為的。」此種主張並不意味著契約自由和私有財產權是惡的理念。但是它確實意味著:權利必須能被實證評估,評價標準是它們為人類貢獻了什麼。在此思路之下,新政支持對許多普通法權益做出重新調整。比如說,在勞務市場中受政府保護的權利,以及貧困者的利益,危險食品和葯品的消費者,老年人,證券市場的交易者以及不公平貿易的受害者一樣,都不足以根據普通法得到保護。 新政憲政中最基本也是最為核心的問題,在羅斯福的總統任期表現地一覽無遺。比如,1936年羅斯福在其就職演說中指出,盡管國父們只關注政治權利,但是新環境需要對經濟權利做出重新認識,因為「自由並不能被對半分。」對此權利修正最有影響的陳述乃是羅斯福總統1944年的國情咨文,在那次講演中他提出了本文序言所引用的「第二權利法案」。 在羅斯福的建議中,有必要強調三點。首先需要急切增加相關權利,包括《世界人權宣言》和當今憲法中能夠找到的絕大部分權利。其次,羅斯福堅決主張的相關權利已經被「接受了」,後新政時代——在1944年它們已經體現為政府的信條,因此並不代表著革新。第三,羅斯福並沒有要求修改憲法,也沒有司法的介入,但是要求國會「考察實現此經濟權利法案的意義」。有必要指出的是在各州的層面上,憲法修正案確實被批准了,將第二權利法案作為憲法性法律予以簽署。實際上,大約有十二個州已經有社會和經濟權利了。我們以紐約州憲法為例,「幫助、關心和支持窮困者是公共事務,州和州的各機構也應根據立法隨時決定的態度和方式對其予以關注。」大范圍的美國例外主義的主張作為一種文化問題已經變得復雜了,不僅因為羅斯福總統對第二權利法案的呼籲,還因為各州相當可觀的憲法革新的事實——順便說一下,這種行為並沒有在多大程度上改善貧困者的生活。 但最關鍵的一點是新政的推行者並沒有追求憲法改革。他們在此的路徑與他們的總體策略完全一致,即避免徹底的行政變革,而是通過政治手段和憲法解釋來達到他們所追求的目標。採取該策略的一個原因乃是通過憲法修正案是件極為困難之事,另一原因乃是他們對保守的司法持有極大的懷疑。對於有志於創設第二權利法案的人來說,憲法修改並不是一個誘人的選擇,因為事實是:任何一個憲法修正案的通過都會增強法官的權威。而這種觀點就和第二種解釋有直接聯系,現在讓我們開始下一個解釋。 五、作為實用工具的憲法 制度的解釋表明在美國文化中,憲法被視為實用工具——不僅適合於也少不了司法活動。事實上它確實很有用,在區分憲法觀念的實用性和理想性時顯得尤為關鍵。當我們展示一條被提議的憲法條款時,美國人通常會問:「這個條款究竟想干什麼?事實上法院將如何解釋它?」 在有關平權法案的爭論中,這些問題扮演很重要的角色——有助於提出對修正案的質疑,甚至包括對性別平等的承諾。但是另外一些人,並不僅僅是東歐人民,他們傾向於認為憲法是一種字面宣言——一種對國家最深沉希望和最高理想的表達。他們喜歡問:「這個條款原則上肯定了什麼價值?」他們將憲法看作是一種宣言,很有可能並不意味著司法活動,也並不意味著在現實世界中要依它行事。依此類推,《獨立宣言》甚至是《世界人權宣言》,在它們被爭論和簽署時,沒有對司法執行這一問題給予任何關注,司法執行當然也不是他們所預期的。在此必須強調的是許多憲法中的社會和經濟權利僅僅是從世界人權宣言「借」來的。還有必要指出:我們確實懷疑這么多包含社會和經濟權利的憲法是否真的造成了任何影響——換句話說,我們確實應該懷疑這些權利是否真的給貧困者提供了更多的金錢、食物和住所。 如果我們採取實用主義的進路,我們將會發出這樣的疑問:社會和經濟權利能否成為可執行憲法的合理組成部分,而且該憲法包含了重要的司法審查制度。憲法應當創設一種「公平和令人滿意的報酬權」嗎?應當使其家庭達到「足夠健康和休閑的水準」,「包括衣、食、住和醫療保健以及必要的社會保障」的權利嗎?應當創設「休息和娛樂」的權利嗎?這些條款具體意味著什麼?在一個貧窮和擁有高失業率,沒有足夠衛生和住房條件的國家,它們意味著什麼?在一個像美國或法國這樣的富裕國家,它們的具體涵義又是什麼?如果說一個國家不能夠保護這些權利,法院是否有權干涉——像其他權利受侵犯時法院經常做的那樣? 如果說這些問題很難回答,那麼我們可以從制度角度來解釋美國例外主義,以回應作為實用手段的憲法權利概念。我們會闡釋當今世界的普遍做法,即將這些權利歸結為一種觀念的產物,此觀念認為一旦涉及到實踐,這些權利並不需要有多大意義。無論是在國內還是在國際上,這些權利和符號並無兩樣,它們並不具有法律的可操作性。如此看來,不應該認為美國人從原則上質疑社會和經濟保障,即便是里根都承諾要建立一個社會安全網路。他們懷疑的真正根源是憲法到底是何種規范,哪一種類型的權利應該包含在憲法文件中。 該種解釋無疑具有很大的說服力。美國法院之所以不願意承認社會和經濟權利部分的是由於他們相信施行和保護這些權利將會束縛司法的手腳。即使是那些有志於幫助貧困者的政治活動家,他們都對這些在實踐中經常被忽視的憲法條款所可能產生的效力持懷疑態度。除了美國,還有印度和南非也對潛在的困難持警惕態度,它們通過削弱司法職權來嚴厲限制這些權利的憲法地位。正如我所指出的,在許多承認社會和經濟權利的國家中,這些權利也僅僅是作為願望而存在,顯然沒有任何現實作用。很難證明,當國家確實想幫助貧困者時,是因為憲法條文的敦促。 但是制度性的說明並不能回答全部。理由是那些希望將憲法作為實用工具的人也沒有必要拒絕社會和經濟權利的理念。那美國而言,州一級的憲法保護了這些權利,並且一些法院願意在某種程度上執行這些條款。(16]南非已經跨出了艱難的第一步,但並不是針對福利制度的司法審查,也不是針對確保每個人都有合適的住所和食物,而是針對確保政府至少應設立方案以使基本需求得到最低程度的關注。說社會和經濟權利可能束縛司法機關的手腳看來絲毫不為過。無論是在窮國還是富國,法院肯定沒有能力確保每個人享有體面的衣食、衛生和住房。但是那些承諾了這些權利的人,原則上會敦促法院採取措施來確保這些基本需求得到立法優先權,如此明顯的疏漏會得到糾正。於是,制度性的解釋就有了致命的缺陷。 六、文化的解釋 現在我們轉向那個可能是最具誘惑力的解釋,即美國例外主義。社會主義從未在美國成為過強勢力量。美國被稱為例外是因為「在此沒有發生過」:從未有一股強大的力量迫使美國轉向社會主義或者社會民主的方向。如此看來,通過美國政治甚至美國文化就可以解釋社會和經濟權利的缺位。從來沒有一個對這些權利感興趣的集團強大到足以獲得這些權利的地步。在關於《世界人權宣言》的爭論中,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國家最熱衷於社會和經濟保障,而這恰恰是資本主義國家所深深懷疑的。簡而言之,這可能是美國憲法沒有社會和經濟保障的最好解釋。憲法內容是政治的產物,而美國政治就是如此的別具一格。 確實有許多著作對美國例外主義做過大概的介紹,它們觀點不一。有些人指出,美國工人已經擁有或者 Ⅳ 美國1935年頒布的《社會保障法》特點是什麼
社會保障的概念 Ⅳ 美國頒布社會保險法的目的 他們頒布社會保險法肯定是為了保障公民的權利啊,當然也為了掙錢了。 Ⅵ 美國通過《社會保險法》是在哪一年 在20世紀30年代中期,美國總統羅斯福針對當時的經濟大危機帶來的劇烈社會動盪,制定和頒布了《社會保險法》,美國開始實行由政府主導的社會保障制度,到1939年,全國性社會保障體系基本形成。 Ⅶ 美國的《社會保障法》在哪一年施行
1935年,美國羅斯福政府頒布《社會保障法》 Ⅷ 美國1935年《社會保障法》主要是通過什麼方式建立的。包括哪些內容
什麼叫什麼方式? 熱點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