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民法是市民社會的法

Ⅰ 如何理解民法的性質

民法是市民社會的法，就必然是調整私人間關系的法，即私法。私法除民法外，還有商法。民法為一般私法，商法為特別私法。我國以往的民法理論，由於不承認市民社會，因此，不承認民法是私法，關於民法的定義，被說成是調整平等社會關系法律規范的總稱。這樣的定義無非是指出了調整對象和一堆法律規范，與調整對象同語反復，沒有太大區別，學理上也未與商法相對區別，是從法規范的外觀解釋法，沒有揭示出民法的社會基礎，沒有揭示出民法的本質。從本質上給民法下定義，應解釋為「民法是市民社會的一般私法」。

Ⅱ 為什麼說民法是市民社會的基本法

民法是處理平等主體之間法律關系的法律
刑法則是國家暴力機器，是統治者維持正常統治秩序的重要工具，如殺人、放火等重者必死無疑

Ⅲ 請教民法的性質

「民法」一詞源於羅馬法的市民法（Jus civile）。1868年，日本學者津田真道將荷蘭語「Burgerlykregt」譯為「民法」。 在明治之初，學者箕田麟祥翻譯法國民法典（Code civil）時採用「民法」一詞。德國民法典叫「Bürgerliches Gesetzbuch」，羅馬法「Juscivile」 、法國「code civil」直譯都是「市民法」，荷蘭語「burgerlyk 」與德語bürgerlich」都是「市民的」的意思，相關法律都可譯為 「市民法」（註：參見〔日〕星野英一《民法的勸解》，第70—71頁。岩波書店，1998年。）。日本雖譯為「民法」，但民法理論均承認民法是市民社會的法，即市民法。「民法」一詞清末傳入我國。新中國民法理論因不承認社會主義存在商品經濟，更不承認市場經濟，在計劃經濟體制下民法公法化，因此不講民法是「市民法」，也不使用「市民」一詞。從語源分析，我國民法也是市民法。

市民社會，在古代西方是指市民的共同體——國家，是指政治社會。中國古代和歐洲中世紀，不存在建立在商品經濟基礎上的市民社會。中世紀末期，出現了從事商品經濟的市民階層，即第三等級。從19世紀開始，「市民社會」被用來專指從中世紀封建社會的種種政治性支配下獲得解放的近代市民階層之間的關系，被認為是一個「脫國家脫政治的領域」。市民是平等自由的、具有獨立人格的財產所有者。調整市民間關系的法被稱作市民法，是由私的所有、合同、法的主體性三個基本要素構成的（註：參見〔日〕吉田克己《現代市民社會的構造與民法學的課題》，《法律時報》69卷6號。）。

資本主義是以市民社會為基礎的社會，被稱為是「天賦人權、人賦國權」的社會，其理論是盧梭的「社會契約論」。資本主義市民社會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為「近代的市民社會」，始自1790年的產業革命，到19世紀末進入壟斷資本主義。這一時期，資本主義民法在立法上雖然規定人人平等，但具體規定並不平等，家長制被保留下來，妻、未成年人的權利能力、行為能力均受封建的家長制的限制，經濟上也不享有獨立的平等的所有權，不能獨立訂合同，但較古代市民社會和中世紀專制等級社會進步。近代市民社會的基礎是家庭資本主義經濟，必然保留家長制。隨著家庭經營向現代化大生產的過渡，家長制逐漸削弱並最終崩潰。20世紀初，資本主義發展的「現代的市民社會」，現代化大生產的組織形式——公司制使家長制喪失了存在的經濟基礎，民法逐步得以修改，逐漸實現了法律上的平等。特別是二戰之後，美、英、法、德等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民法，基本消除了性別、種族歧視，市民在法律上的平等基本實現。日本是封建傳統比較頑固的國家，在民法實行100 年之際（1898年7月16日施行）， 社會各界關於修改民法及其他法律中對婦女的歧視條文的呼聲很高。學者認為日本雖進入現代市民社會，但尚未真正建立起現代的市民社會（註：參見〔日〕吉田克己《現代市民社會的構造與民法學的課題》，《法律時報》69卷6號。）。

社會主義是否是市民社會？社會主義民法是否是市民法？這些有待取得共識。一些人持懷疑態度，說到底是懷疑發展市民社會是發展資本主義，將市民社會與資本主義等同起來。市民社會，是商品經濟、特別是市場經濟的產物。既然市場經濟不存在姓「資」姓「社」的問題，市民社會也不存在姓「資」姓「社」的問題，疑慮是沒有必要的。不僅如此，社會主義要發展民主、依法治國，均應以成熟的市民社會為基礎。就此而言，社會主義更應發展市民社會。社會主義要發展市民社會，也符合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馬克思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一文中，繼承了黑格爾市民社會概念中的合理因素，批判了其錯誤方面。繼承黑格爾的合理因素，主要是馬克思與黑格爾一樣，均將市民社會看作是私人利益的體系，認為個人是市民活動的基礎，也重視在生產和交往中發展起來的社會組織的作用。但對國家與市民社會的關系，馬克思作出了與黑格爾截然不同的結論，黑格爾認為市民社會依附於國家，而馬克思認為國家以市民社會為基礎。馬克思指出：「政治國家沒有家庭的天然基礎和市民社會的人為基礎就不可能存在。 它們是國家的 condito sinequa non（必要條件）。但是在黑格爾那裡條件變成了被制約的東西，規定其他東西的東西變成了被規定的東西，產生其他東西的東西變成了它的產品的產品。」（註：馬克思《黑格爾法哲學批判》，《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52頁。人民出版社，1956年。）馬克思又認為市民社會與政治國家是相對分離的，法國革命已將市民社會從政治國家中解放出來，但他又認為僅有政治解放還不夠，還必須廢除私有制，實現社會解放才能達到人類的真正解放。市民社會是國家的基礎，當然也是社會主義國家的基礎；馬克思認為只有政治解放，即市民社會從封建的政治國家中解放出來還不夠，還必須廢除私有制，實現社會解放，而社會主義恰恰是廢除了私有，實現了市民的社會解放。因此，社會主義國家更是以市民社會為基礎的國家。

社會主義市民社會，是以公有制為基礎的，因此，財產權不完全是私的財產權，就是在資本主義社會，也有國有企業，社會主義主要是國有企業加農村的土地集體所有，但這不妨礙社會主義的個人與法人成為市民，因為他們都可以享有獨立的財產權。從私的所有發展到獨立的財產權，是資本主義市民社會與社會主義市民社會的一個區別，也是資本主義民法與社會主義民法的一個區別。就市民的平等地位而言，社會主義從一開始就根除了家長制，男女平等，這是社會主義的優越性，是社會主義市民社會與資本主義市民社會的另一個不同，也是社會主義民法的特點。但無論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市民社會與政治社會即國家均有矛盾。資本主義市民社會，存在廣大市民與壟斷財團的矛盾，實質是工人階級與壟斷資產階級的矛盾，這個矛盾是對立的，難以從根本上解決，另一矛盾是由前一矛盾決定的，即受壟斷財團控制的國家官僚機構與市民社會的矛盾，現代資本主義的發展方向就是廣大市民與壟斷財團、與國家及其官僚機構進行斗爭，使國家經濟、政治活動的中心由壟斷財團控制、國家中心主義和官僚中心主義發展為以市民活動為中心，這一發展趨勢具有積極意義，甚至可以說有走向社會主義的意義。社會主義市民社會與政治社會即國家的矛盾，是實行嚴格的計劃經濟體制所致，是該體制的遺留問題。計劃經濟否定市民社會，企業受制於國家計劃，依附於政府，沒有獨立的法人格。改革開放之後，實行法人制度、實行公司制，但計劃經濟體制不可能即刻根除，只能逐步加以消解，現在，行政部門對企業財產的控制、對企業幹部的控制，尚未使企業真正獨立，這就決定我國民法的任務及其他相關法律的任務，就是要進一步確立企業享有獨立的財產權，就是要建立有效的現代企業法律制度，保證按民主的程序選任企業幹部。盡管矛盾不同，但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市民社會的發展，共同趨勢都是從國家中心或官僚中心發展到以市民活動為中心。民法是市民社會的法，不同市民社會的矛盾決定著民法的任務。

民法是市民社會的法，就必然是調整私人間關系的法，即私法。私法除民法外，還有商法。民法為一般私法，商法為特別私法。我國以往的民法理論，由於不承認市民社會，因此，不承認民法是私法，關於民法的定義，被說成是調整平等社會關系法律規范的總稱。這樣的定義無非是指出了調整對象和一堆法律規范，與調整對象同語反復，沒有太大區別，學理上也未與商法相對區別，是從法規范的外觀解釋法，沒有揭示出民法的社會基礎，沒有揭示出民法的本質。從本質上給民法下定義，應解釋為「民法是市民社會的一般私法」。

Ⅳ 市民社會的法權要求和與民法的關系

市民社會的法權要求，要求有立法上的參與權，司法上的程序公正待遇，憲法所規版定的選舉權、言權論自由權等一系列政治權利等。與民法的關系在於，民法只是保障其與其他平等民事主體法律交往之間所具有的法律權利，而更多的法權要求要通過憲法和行政、刑事法律來保障。

Ⅳ 論民法的性質

論民法的性質
【內容提要】民法的性質集中表現為民法是市民社會的法。市民社會是純粹由個人作為主體參與的社會，是法律主體的生存之本。民法是私法，公法與私法的劃分仍然是法律的一種基本分類。民法體現了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的一般條件。
【關 鍵 詞】民法/性質
【 正 文 】 民法乃一國法律體系中之基本法，與刑法、行政法、訴訟法等共同構成一國之部門法體系，為最重要的法律部門之一。
一、民法的性質：市民社會的法 民法的性質表現在四個方面：民法是市民社會的法；民法是私法；民法是實體法；民法體現了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的一般條件。其中，市民社會的法是民法性質的集中體現。
（一）民法是市民社會的法 通過對民法一詞的語意與淵源考察我們已經得知，民法者，實乃市民法之簡稱也，而市民法者，當為市民社會之法也。何謂市民社會？社會的本質是人與人之間關系的存在方式，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則依兩種方式發生，一種是直接面對其他社會成員而發生，包括家庭成員，另一種是通過國家這一中介而發生。由此形成兩種社會關系，前一種社會關系因直接發生於社會成員之間，故其有關內容取決於社會成員個人的意志，而後一種社會關系通過了國家的中介，國家必將其意志體現在其中。體現社會成員個人意志的社會關系當以個人或私人利益為出發點和歸宿，而體現國家意志的社會關系當以國家或公共利益為出發點和歸宿。由此，人所參與的全部社會關系不外乎此兩種類型，而社會也就因此可以不僅從理論上而且從實證上劃分為兩種，一種為純粹由個人作為主體參與的社會，即所謂市民社會，而另一種為有國家參與的社會，即所謂政治社會或政治國家。而規范政治社會關系的法律就是公法，它以保障國家權力的行使為目的。所以說，民法（市民法）是關於市民社會的法。
（二）民法是私法 「民法是私法」這一判斷在今天已是學界之共識，然而這一共識的取得在我國卻經歷了艱難的過程。當然，在認識上有一個發展過程， 這是完全正常的。 公法與私法的劃分盡管向無統一的標准，有利益說、效力說、主體說、統治關系說、意思說等，但自羅馬法以來人們都承認將法作這樣的劃分，查士丁尼在《法學總論》中即指出：「法律學習分為兩部分，即公法和私法。公法設計羅馬帝國的政體，私法則設計個人利益。」從最根本的意義上說，公法就是關於政治權力的結構、 行使、效力等的法，而私法就是關於市民權利的取得、行使、效力、保護等的法。一般認為，私法即指民法或民商法，公法則包括憲法、刑法、行政法、各種訴訟法等。究其實，私法乃關於私權利與私人利益之法，正如日本學者美濃部達吉指出的：「私法是關於個人相互間的關系的法，所以觀察個人相互間享有某種特定權利和負有之司法是否適合法律的秩序，就是私法規定的立法著眼點。私法所保護之法律的秩序，主要是該關系當事人之個人利益。
（三）民法是實體法 實體法與程序法也是法律的基本分類方法之一。其劃分標准在於法律的內容是規定法律主體在社會關系中的本體性權利義務還是規定法律主體在以司法機關為主導的訴訟關系中的程序性權利義務，如屬前者則為實體法，如屬後者則為程序法。是故，實體法乃決定了法律主體在發生常態交往時的具體權利義務，程序法則決定了法律主體在發生異態交往時即糾紛狀態時的訴訟權利義務。民法之內容在於規定私法主體在市民社會交往中具體的財產與人身方面的權利義務，所以民法屬於實體法。
與民法這一實體法對應的程序法是民事訴訟法（包括仲裁法）。學者多將實體法與程序法的關系看作形式與內容的關系，或主法與助法的關系，自不無道理，然須注意，程序法自有其價值與生命，而程序公平與程序正義本身即為法律公平與正義之應有之義，切不可以主助關系而犧牲程序價值以求實體價值。
（四）民法體現了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的一般條件 按照經典經濟學家的分析，可以綜合出商品生產與商品交換的一般條件，即：社會分工；身份獨立；交換自由。而民法既是直接在這種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的基礎上產生的，又反過來最直接地促進了這種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所以說民法體現了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的一般條件。
社會分工是商品生產的首要條件，正如經典經濟學家所指出：「分工和私有制是兩個同義語，講的是同一件事情，一個是就活動而言，另一個是就活動的產品而言」。民法的所有權制度就是私有制的法律反映，所有權是市民社會主體獨立人格的物質前提和保障。而由所有權演變而成的他物權制度又進一步豐富了所有權的實現途徑，促進了社會分工。
交換不僅須有身份平等的主體，而且須有貫徹這種平等身份的形式或媒體，使人們能將自己的自由意志充分體現在交換的形式與內容中，從而使產品和社會財產的流轉能最大限度地符合人們的利益追求，使人們的經濟活動最大可能地接近價值規律的要求。這便是民法的契約自由制度。
由此觀之，民法的確是體現了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的一般條件，是商品經濟和市場經濟的基本法。

Ⅵ 論民法。

「民法」一詞源於羅馬法的市民法（Jus civile）。1868年，日本學者津田真道將荷蘭語「Burgerlykregt」譯為「民法」。 在明治之初，學者箕田麟祥翻譯法國民法典（Code civil）時採用「民法」一詞。德國民法典叫「Bürgerliches Gesetzbuch」，羅馬法「Juscivile」 、法國「code civil」直譯都是「市民法」，荷蘭語「burgerlyk 」與德語bürgerlich」都是「市民的」的意思，相關法律都可譯為 「市民法」（註：參見〔日〕星野英一《民法的勸解》，第70—71頁。岩波書店，1998年。）。日本雖譯為「民法」，但民法理論均承認民法是市民社會的法，即市民法。「民法」一詞清末傳入我國。新中國民法理論因不承認社會主義存在商品經濟，更不承認市場經濟，在計劃經濟體制下民法公法化，因此不講民法是「市民法」，也不使用「市民」一詞。從語源分析，我國民法也是市民法。

市民社會，在古代西方是指市民的共同體——國家，是指政治社會。中國古代和歐洲中世紀，不存在建立在商品經濟基礎上的市民社會。中世紀末期，出現了從事商品經濟的市民階層，即第三等級。從19世紀開始，「市民社會」被用來專指從中世紀封建社會的種種政治性支配下獲得解放的近代市民階層之間的關系，被認為是一個「脫國家脫政治的領域」。市民是平等自由的、具有獨立人格的財產所有者。調整市民間關系的法被稱作市民法，是由私的所有、合同、法的主體性三個基本要素構成的（註：參見〔日〕吉田克己《現代市民社會的構造與民法學的課題》，《法律時報》69卷6號。）。

資本主義是以市民社會為基礎的社會，被稱為是「天賦人權、人賦國權」的社會，其理論是盧梭的「社會契約論」。資本主義市民社會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為「近代的市民社會」，始自1790年的產業革命，到19世紀末進入壟斷資本主義。這一時期，資本主義民法在立法上雖然規定人人平等，但具體規定並不平等，家長制被保留下來，妻、未成年人的權利能力、行為能力均受封建的家長制的限制，經濟上也不享有獨立的平等的所有權，不能獨立訂合同，但較古代市民社會和中世紀專制等級社會進步。近代市民社會的基礎是家庭資本主義經濟，必然保留家長制。隨著家庭經營向現代化大生產的過渡，家長制逐漸削弱並最終崩潰。20世紀初，資本主義發展的「現代的市民社會」，現代化大生產的組織形式——公司制使家長制喪失了存在的經濟基礎，民法逐步得以修改，逐漸實現了法律上的平等。特別是二戰之後，美、英、法、德等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民法，基本消除了性別、種族歧視，市民在法律上的平等基本實現。日本是封建傳統比較頑固的國家，在民法實行100 年之際（1898年7月16日施行）， 社會各界關於修改民法及其他法律中對婦女的歧視條文的呼聲很高。學者認為日本雖進入現代市民社會，但尚未真正建立起現代的市民社會（註：參見〔日〕吉田克己《現代市民社會的構造與民法學的課題》，《法律時報》69卷6號。）。

社會主義是否是市民社會？社會主義民法是否是市民法？這些有待取得共識。一些人持懷疑態度，說到底是懷疑發展市民社會是發展資本主義，將市民社會與資本主義等同起來。市民社會，是商品經濟、特別是市場經濟的產物。既然市場經濟不存在姓「資」姓「社」的問題，市民社會也不存在姓「資」姓「社」的問題，疑慮是沒有必要的。不僅如此，社會主義要發展民主、依法治國，均應以成熟的市民社會為基礎。就此而言，社會主義更應發展市民社會。社會主義要發展市民社會，也符合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馬克思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一文中，繼承了黑格爾市民社會概念中的合理因素，批判了其錯誤方面。繼承黑格爾的合理因素，主要是馬克思與黑格爾一樣，均將市民社會看作是私人利益的體系，認為個人是市民活動的基礎，也重視在生產和交往中發展起來的社會組織的作用。但對國家與市民社會的關系，馬克思作出了與黑格爾截然不同的結論，黑格爾認為市民社會依附於國家，而馬克思認為國家以市民社會為基礎。馬克思指出：「政治國家沒有家庭的天然基礎和市民社會的人為基礎就不可能存在。 它們是國家的 condito sinequa non（必要條件）。但是在黑格爾那裡條件變成了被制約的東西，規定其他東西的東西變成了被規定的東西，產生其他東西的東西變成了它的產品的產品。」（註：馬克思《黑格爾法哲學批判》，《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52頁。人民出版社，1956年。）馬克思又認為市民社會與政治國家是相對分離的，法國革命已將市民社會從政治國家中解放出來，但他又認為僅有政治解放還不夠，還必須廢除私有制，實現社會解放才能達到人類的真正解放。市民社會是國家的基礎，當然也是社會主義國家的基礎；馬克思認為只有政治解放，即市民社會從封建的政治國家中解放出來還不夠，還必須廢除私有制，實現社會解放，而社會主義恰恰是廢除了私有，實現了市民的社會解放。因此，社會主義國家更是以市民社會為基礎的國家。

社會主義市民社會，是以公有制為基礎的，因此，財產權不完全是私的財產權，就是在資本主義社會，也有國有企業，社會主義主要是國有企業加農村的土地集體所有，但這不妨礙社會主義的個人與法人成為市民，因為他們都可以享有獨立的財產權。從私的所有發展到獨立的財產權，是資本主義市民社會與社會主義市民社會的一個區別，也是資本主義民法與社會主義民法的一個區別。就市民的平等地位而言，社會主義從一開始就根除了家長制，男女平等，這是社會主義的優越性，是社會主義市民社會與資本主義市民社會的另一個不同，也是社會主義民法的特點。但無論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市民社會與政治社會即國家均有矛盾。資本主義市民社會，存在廣大市民與壟斷財團的矛盾，實質是工人階級與壟斷資產階級的矛盾，這個矛盾是對立的，難以從根本上解決，另一矛盾是由前一矛盾決定的，即受壟斷財團控制的國家官僚機構與市民社會的矛盾，現代資本主義的發展方向就是廣大市民與壟斷財團、與國家及其官僚機構進行斗爭，使國家經濟、政治活動的中心由壟斷財團控制、國家中心主義和官僚中心主義發展為以市民活動為中心，這一發展趨勢具有積極意義，甚至可以說有走向社會主義的意義。社會主義市民社會與政治社會即國家的矛盾，是實行嚴格的計劃經濟體制所致，是該體制的遺留問題。計劃經濟否定市民社會，企業受制於國家計劃，依附於政府，沒有獨立的法人格。改革開放之後，實行法人制度、實行公司制，但計劃經濟體制不可能即刻根除，只能逐步加以消解，現在，行政部門對企業財產的控制、對企業幹部的控制，尚未使企業真正獨立，這就決定我國民法的任務及其他相關法律的任務，就是要進一步確立企業享有獨立的財產權，就是要建立有效的現代企業法律制度，保證按民主的程序選任企業幹部。盡管矛盾不同，但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市民社會的發展，共同趨勢都是從國家中心或官僚中心發展到以市民活動為中心。民法是市民社會的法，不同市民社會的矛盾決定著民法的任務。

民法是市民社會的法，就必然是調整私人間關系的法，即私法。私法除民法外，還有商法。民法為一般私法，商法為特別私法。我國以往的民法理論，由於不承認市民社會，因此，不承認民法是私法，關於民法的定義，被說成是調整平等社會關系法律規范的總稱。這樣的定義無非是指出了調整對象和一堆法律規范，與調整對象同語反復，沒有太大區別，學理上也未與商法相對區別，是從法規范的外觀解釋法，沒有揭示出民法的社會基礎，沒有揭示出民法的本質。從本質上給民法下定義，應解釋為「民法是市民社會的一般私法」。

Ⅶ 民法中為什麼說市民社會是一種獨立於國家的私人自治領域

市民社會，是國家給予公民一定自由權的體現。

私人自治領域，體現的是公民自主、自由、實現自我管理的有效體現。

Ⅷ 為什麼說民法是民事權利法

民法以權利為其本位抄，充分體現了權利本位的思想。它的一切制度都是為了人們能更好地、充分地獲享權利，使人們更安寧、美滿地生活。著名法學家梁慧星先生認為，所謂民法之本位，也就是民法的基本目的，基本作用或基本任務，概言之，即民法之所以存在，其追求的效果是什麼，達到什麼樣的效果，則民法就實現其存在的價值。本位就是一種制度的出發點和歸宿，民法則以權利為其出發點和歸宿。權利本位也可以理解為權利至上或私權至上，民法以充分創設和保障私權為己
任，任何私權均受法律之平等保護，即私權神聖。

Ⅸ 民法與社會法的區別

民法包含社會法，社會法是民法的一個分類。社會法是與民生有關的法律部門，是國家保障公民的社會權利的法律制度，屬於國家積極干預，保護弱勢群體。比如反壟斷法、反不正當競爭法、環境保護法、消費者權益保護法、金融法、計劃和產業政策法、國有企業法，等。民法是調整平等民事主體之間的財產關系和人身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和，是處理民與民之間的關系。這個問題真專業，我很出汗1、調整對象不同經濟法調整對象是在國家協調本國經濟運行過程中發生的社會公共性經濟關系，不調整人身關系。民商法調整平等主體之間的財產關系和人身關系。2、主體及主體之間關系不同經濟法的主體包括國家機關、企事業單位、社會團體、企業的內部組織及有關人員、農戶、個體工商戶和公民。民商法主體是自然人和法人及其他組織。民商法的主體是平等的，沒有管理關系；經濟法的主體地位卻不要求平等。3、調整方式不同民法是私法，以自由平等為核心，其調整方式相應地採取意思自治原則，即由當事人自己意志設定其權利和義務，國家並不予以過多干涉。商法的主體是商事慣例，但在現代社會中，為保護交易安全，其中也滲入了一些公法性因素。國家的強制性規定也在逐漸增加。經濟法是公私兼顧的法，既強調市場之手，也強調國家之手。因而，其調整方式既有意志自治的因素，也有強制性因素。
4、內容不同經濟法主要設計國民經濟運行中關於公平競爭、防止壟斷、市場規劃、秩序維護、社會平衡、宏觀調控、可持續發展等的規定，法律表現為：反不正當競爭法、反壟斷法、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產品質量法、價格法、產業法、預演算法、財稅法、金融法、證券法、社會保障法。民商法的內容主要是關於民商事主體、行為、權利、義務、責任等的規定，法律表現為：民法通則、物權法、債權法、人身權法、親屬法、公司法、合同法、票據法、海商法、保險法。5、價值取向不同經濟法以社會整體利益為本位，著重於社會整體利益為導向，協調個體利益的矛盾與沖突，實現利益均衡，促進社會共同加之目標的實現。民商法以個人權利為本位，以保護個人利益為導向，著重調動個人的積極性和創造性，使個性得到充分發展，個人利益最大化。
6、本質功能不同保護利益的不同，必然導致法律本質功能的差異。民法維護商品交換，而商品交換要求平等和自由，要求交換者以自己意志設定權利和義務。因此，民法的本質是市民社會的法，是私法，是「天生的平等派」，也是權利法。它站在當事人平等這一平面上對商品關系加以保護，其功能主要是維護民事主體的人身權利和財產權利。商法的本質功能基本與此相同。

Ⅹ 論民法與市民社會的關系

為經濟基礎的市民社會和作為上層建築的民法總是相伴而生的，沒有無市民社會的民法專，也屬沒有無民法約束的市民社會。市民社會為民法的產生、發展提供了土壤，民法的發達又促進了市民社會的發展，二者是互動關系。因此，在我國民法典的制定進程中，學界很有必要對市民社會進行考察和探索。只有在對市民社會演進及其與政治國家關系變遷的歷史理順之後，才能明確民法在市民社會的基礎地位，從而准確定位中國民法發展的目標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