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君權神授」，神聖不可侵犯。（2分）
（2）「主權在民」的原則回，體現了三權分立的思答想。（5分）
（3）材料一本質上是維護君主專制，目的是維護清朝封建統治；材料二要求建立資產階級民主共和政體，目的是發展資本主義，建立資產階級共和國。（6分）
④ 填空：清朝( )制度的確立,標志著我國封建法制會審制度的完善。
秋審。
清朝是以滿族貴族為主體建立的中國歷史上最後一個封建王朝，也是君主專制、中央集權極端強化的時期，其法律制度可以說是中國封建社會集大成者。清朝法制史不僅是清史中的一個重要內容，更是全部中國古代法制史的一個總結性篇章。
清朝入關後，為維護其統治秩序，緩和階級矛盾、民族矛盾，在「詳譯明律、參以國制」的立法思想指導下，建立了獨具特色的法律制度。清朝的法律制度，在整體上繼承了明朝的法律制度，體現了儒家傳統法律文化的基本精神，保證了中國封建法律制度的延續發展；同時又結合自身特點及社會現狀加以修改完善，使之適合清朝統治需要，突出了其民族統治的特色。清朝歷二百六十八年之久，在法律制度方面遺留下大量豐富的文獻檔案資料，值得我們認真研究和梳理。
在審判制度方面，清朝在明朝會審制度的基礎上，進一步完善了重案會審制度，形成了秋審、朝審、熱審等比較規范的會審制度，其中尤以秋審最為重要，最具代表性。秋審就是每年一度對判處死刑監候的案件進行一次全國范圍的復核，以決定其生死的特別復核程序，即由中央三法司、九卿、詹事、科道、內閣大學士、軍機大臣等主要官員，於每年秋後八月上旬在天安門金水橋旁定期會審和復核各省督撫定擬的死刑監候案件。[1]有學者認為中國古代司法公正保障制度主要有五種：法官責任制、錄囚復審制、御史監察制、申訴與死刑奏報制、法司會審制。[2]秋審作為進行死刑復核的會審制度，具有對案件復審的功能，且有監察機關都察院參與，融合了以上所列的錄囚復審、御史監察、死刑奏報、法司會審四種制度於一身，是一項保障司法公正的重要制度。秋審制度使死刑案件的審理納入一套嚴格的法律程序中，在清朝被視為國家大典，為清朝歷任帝王所重視，在清朝司法制度中佔有重要地位。
一、秋審的基本情況
（一）清朝死刑案件的審理程序及秋審案件的來源
《大清律例•斷獄•有司決囚等第》規定：凡有司於獄囚始而鞫問明白，繼而追勘完備；軍流徒罪，各從府、州、縣決配；致死罪者，在內法司定議，在外聽督撫審錄無冤，依律議擬，斬絞，情罪法司復勘定議，奏聞候有回報，應立決者，委官處決，故延不決者，杖六十。《清史稿•刑法志三》記載：各省戶、婚、田土及笞、杖輕罪，由州縣完結，……徒以上解府、道、臬司審轉，徒罪由督撫匯案咨結。有關人命及流以上，專咨由部匯題。死罪……罪干凌遲、斬、梟者專折具奏，交部速議。殺一家二命之案，交部速題。其餘斬、絞，俱專本具題，分送揭帖於法司科道，內閣票擬，交三法司核議。
清朝對於審判許可權的劃分是有嚴格規定的，下級審判機關將經手案件或不屬於自己有權判決的案件主動詳報上級復審（不問當事人是否上訴），並層層轉報，直到有權做出判決的審級批准後才算終審。這種審判制度，有學者稱之為「逐級復核審轉制」。[3]
對於死刑案件，在地方各省由州縣初審後，逐級報送知府、按察使、督撫復核。地方各級審理死刑案件也只是提出定罪量刑意見，督撫如無異議，即向皇帝奏報，並將副本送於刑部分管司。皇帝在收到督撫的奏報後，經內閣票擬，交三法司核議。但在清三法司中，部權特重，三法司核議實際上以刑部為主。三法司核議後，奏請皇帝批示，皇帝批准後，死刑判決才生效。至此，死刑案件的審理程序才告結束。
《清史稿•刑法志二》記載：斬、絞同是死刑。……乃於各條內分晰註明，凡律不注監候者，皆立決也；凡例不言立決者，皆監候也。清朝將死刑劃分為「立決」、「監候」兩種。「立決」就是立即執行，決不待時。《清史稿•刑法志三》記載：議上立決，命下，釘封飛遞各州縣正印官或佐貳，會同武職行刑。監候則入秋審。《大清律例•名例律•五刑》規定：死刑二，絞、斬。內外死罪人犯，除應決不待時者，余俱監固候秋審、朝審分別情實、緩決、矜、疑，奏請定奪。可見，秋審案件就是死刑監候等待秋審復核審錄以決定最終刑罰的案件。各省每年入秋審的案件，按距離京城遠近而截止日期不同。在截止日期以前審結的案件，納入當年秋審，在截止日期以後審結的案件則等下年秋審。但也有重大案件，雖在截止日期以後審結，仍在當年秋審。
（二）秋審的程序及審理情況
1、秋審前期准備工作
秋審是清朝司法審判中一項重要事務，工作量巨大，刑部設有秋審處，主辦秋審工作。刑部各司，在年初將本司應入秋審案件分類編冊，出具看語，初看時用藍筆勾改，復看時用紫筆勾改。然後送至秋審處坐辦，律例館提調，一一詳加勘酌，墨書粘簽，呈送刑部堂官核閱。同時地方各省督撫在應勘時期，將犯人提解到省城，率同在省司道官員共同會勘後，定擬具題，於五月上旬以前送至刑部。各省勘擬到齊後，刑部查閱外勘（各省的勘擬），與部擬不一致的，另列一冊。核議時，先由各司核議，提調、坐辦主之，而後呈堂，由尚書、侍郎主持堂議。
秋審案件根據案件性質、情節等具體情況不同分為情實、緩決、矜、疑、留養承祀五類。情實，指案情屬實，罪名恰當，適用法律正確，應予處決的案件，這類案件多為謀殺、枉法贓、強奸等嚴重案件；緩決，指案情屬實，但危害性較小，可留待下次秋審再審，一般可減等處罰，這類案件一般是誤殺、戲殺、擅殺等；矜，指案情屬實，但情節不嚴重，情有可原，可免於處死，一般可減為流刑或徒刑，只適用於統治者認為「情切天倫，一時義激，與尋常狠斗者不同」的案件；疑，指罪名已定，但情節有可疑之處，疑獄不常見，其處理辦法也未見記載；留養承祀，指情況屬實，情節較重，因父母、祖父母年老患病，無人奉養，且本人又是單丁的，可免於處死。
秋審的主要工作就是把案件分為以上幾類，在各省督撫擬定，刑部核擬後，刑部將原案及法司督撫勘語刊刷招冊，分送九卿、詹事、科道。這就是秋審的前期准備工作
2、會審
在秋審前期准備工作完成後，由刑部確定在八月內某天，在天安門金水橋西，會集三法司、九卿、詹事、科道、軍機、內閣等官員對各省已定擬區分的案件進行詳審，這就是秋審的會審，也即所謂的「秋讞大典」。屆時，數百名官員列坐參與會審，場面可想有何等壯觀。
會審時，由書吏按省逐一唱名，宣讀罪狀及定擬的節略，如參與會審官員沒有異議，即在原擬上陸續會簽；如有異議，意見相持不下時，持異議之人可自行向皇帝上奏，由刑部回奏聽裁。
會審大典後，由刑部領銜以參加會審全體官員的名義向皇帝奏報，分省逐次辦理，每省案件各分實、緩、矜、留，情實類還另造黃冊隨本進呈。皇帝根據會審情況分別作出批示，刑部在皇帝批示後，按旨處置。入緩決的，誤殺、戲殺、擅殺之犯杖一百流三千里，竊贓滿貫，三犯竊贓至五十兩以上之犯，雲貴、兩廣極邊、煙瘴充軍，其餘的仍監候等待下年秋審處理，多次緩決後可減等處理；入可矜的，減為流刑或徒刑；留養承祀的，枷號兩月，責四十板後釋放；如果案件是斗殺，罰銀二十兩給死者家屬養贍。至此，除情實以外案犯的秋審程序即告結束。
3、勾決
對於情實應決案犯，分為服制、官犯、常犯三大類，由皇帝朱筆勾決。勾決日期由內閣命欽天監選定。勾決之日，刑部進呈黃冊，皇帝著素服升殿，大學士、三法司侍奉左右，皇帝親自或由大學士按照皇帝的指示在名單上予勾或免勾。皇帝通過勾決直接掌握了最高審判權。在勾決之前，遵循古制，照例要向皇帝復奏，清朝復奏由刑科給事中辦理，在刑部將情實案件上奏後，刑科給事中也要向皇帝復奏，最初三復奏，後改為一復奏。屬服制類的，一般以情輕而改監候不予勾決，情實兩次的，大學士會同刑部奏請改緩；屬官犯類的，情節嚴重的，刑部從嚴聲敘，一般無所倖免，予以勾決，情節較輕的則可以免勾，免勾十次改緩；屬常犯類的，情節嚴重、罪無可赦的，不能免勾，但如有一線可原的，刑部粘簽聲敘，常可以免勾，免勾十次改緩。
4、執行
情實案犯在皇帝勾決後，在霜降以後冬至以前執行。各省案犯，由刑部各司將勾單、榜示釘封送兵部發驛，文到之日行刑。各省發文的先後順序、到達期限依各省距離京城遠近而不同。行文在冬至以前到達者，照例行刑，如因故在冬至之後或冬至齊齋日期到達，仍牢固監禁，與次年秋審應決人犯一並題明處決，對於遲延的各級官員交部議處，追究責任。
（三）秋審的發展完善
《清史稿•刑法志三》記載：秋審原於明之奏決單，冬至前會審決之。《明史•刑法志二》記載：凡決囚，每歲朝審畢，法司以死罪請旨，刑科三復奏，得旨行刑。在外者，奏決單於冬至前，會審決之。……各省決囚，永樂元年定製，死囚百人以上者，差御史審決。弘治十三年定歲差審決重囚官，俱以霜降後至，限期復命。可見明朝審理外省死刑案件，是由中央派員在霜降後，到各地審決，在冬至前向皇帝奏明死刑犯人名單，應決者在得旨後處決。
秋審與明朝的奏決單制度有相似之處，是繼承完善奏決單制度而形成的。《清史稿•刑法志三》記載：順治元年，刑部左侍郎黨崇雅奏言：「舊制凡刑獄重犯，自大逆、大盜決不待時外，餘俱監候處決。在京有熱審、朝審之例，每至霜降後方請旨處決。在外直省，亦有三司秋審之例，未嘗一麗死刑輒棄於市。望照例區別，以昭欽恤。」此有清言秋、朝審之始。此後，秋審在實施過程中逐步發展完善，制度日趨完備，立法不斷嚴密。
秋審初制分為情實、緩決、矜、疑，但疑獄不常見，雍正年間，又加入留養承祀，成為五類。秋審情實人犯，沿用古制，勾決之前仍需三復奏，這樣可以避免草率殺人，但秋審是在短期內集中處理全國的死刑監候案件，時間緊、任務重，情實者皆三復奏，不僅程序繁瑣，而且加重了秋審官員的工作量，乾隆十四年，簡去二復奏，只在勾決前五日復奏一次，這就大大減輕了秋審的工作量。秋審最初並無統一的法律依據，《大清律例》中對於如何定擬分類沒有明確規定，全在於刑部和各省掌握，實行起來難免隨意定擬，出入很大。乾隆二十二年，制定了《比對條款》，刊分各司，頒諸各省，後經修改，刑部侍郎阮葵生匯輯成《秋讞志略》，「以為勘擬之准繩，中外言秋勘者依之」。這就為秋審定擬提供了法律依據，保障了法律適用的統一。乾隆四十七年，又制定了《緩決三次人犯減等條款》，為緩決三次以上舊案犯的減等處理提供了依據。秋審在清朝經過長期發展，形成了程序周密、制度嚴格、法律完備的制度
（四）朝審
《清史稿•刑法志三》記載：（京師）死罪既取供，大理寺委寺丞或評事，都察院委御史，赴本司會審，謂之會小法。獄成呈堂，都察院左都御史或左副都御史，大理寺卿或少卿，挈同屬員赴刑部會審，謂之會大法。如有翻異，發司復審，否則會稿分別題奏。罪干立決，旨下，本司派員監刑。監候則入朝審。朝審本是秋審的原稱，源與明朝，清朝則專指對京師的死刑監候案件的復核審錄。[4]
朝審與秋審在性質上並無不同，朝審中參與會審的機構、官員、審理結果都與秋審相同，只是在程序上略有不同：朝審案件是由刑部初審的，由刑部核議定擬，無須會讞；朝審慣例在秋審前一天舉行，將人犯提解到堂當場審錄，由書吏宣讀罪狀及定擬節略，審後仍押回監牢，不同於秋審中僅憑招冊進行書面審核；在乾隆十四年秋審改為一復奏後，朝審仍保持三復奏；執行時，由刑科給事中、刑部侍郎各一人監視執行。朝審的這些特別規定無非是表明對京師案件特別慎重。
二、秋審的歷史淵源
（一）中國古代死刑復核制度的發展
中國古代長期實行死刑復核制度，秋審作為一種特殊的會官審錄，是一種最高級別的死刑復核制度，其與中國歷史上的死刑復核制度是一脈相承的。
秦漢時期，死刑奏報尚無明確規定，只有疑難案件才須逐級上報復審，直至皇帝。非疑難案件，地方守令即有專殺之權。[5]《漢書•元後傳》記載：漢武帝時，御史暴勝之等奏殺二千石，誅千石以下（師古曰：二千石者，奏而殺之，其千石以下，則得專誅）。說明漢代曾對一些二千石以上官吏的死刑案件進行復核，二千石以下官吏的死刑案件則不經皇帝復核即可執行。
魏晉南北朝時期，縣令對死刑案件仍有審結權，只要經郡守所派督郵案驗後即可執行。[5]地方官吏審判權過大，不利於恤刑原則的貫徹和法律的統一適用。《三國志•魏書•明帝紀》記載：（青龍四年，明帝）下詔曰：「其令廷尉及天下獄官，諸有死罪具獄以定，非謀反及手殺人，亟語其親治，有乞恩者，使與奏當文書俱上，朕將思所以全之。」 《魏書•刑罰志》記載：（世祖詔司徒崔浩定律令）當死者，部案奏聞，以死不可復生，俱監官不能平，獄成皆呈，帝親臨問，無異辭怨言乃決之。諸州國大辟，皆先讞報乃施行。這樣就將死刑的最後決定權收歸中央，死刑奏報復核制度在此時期逐漸形成。這一制度的出現，一方面可以把生殺予奪大權控制在以皇帝為首的中央；另一方面也可以保證准確地實行鎮壓，避免錯殺濫殺，以緩和階級矛盾，是慎刑思想的體現。這一時期，國家分裂、地方割據、戰亂頻繁，地方守令兼領兵權，中央無法控制，死刑復核制度實際上難以執行，卻為隋唐時期死刑復核制度的完善奠定了基礎。
隋唐時期，國家統一，經過唐初統治者的勵精圖治，封建經濟繁榮發展，封建法制也日趨完備。死刑復核制度也進一步完善，還確立了死刑復奏制度，這是一種死刑案件在中央有關部門審查已被核准後，在執行前仍需奏報皇帝核准勾決的制度。[7]《隋書•刑法志》記載：（隋文帝開皇）十二年詔諸州死罪不得便決，悉移大理案復，事盡然後上省奏裁；十五年制，死罪三奏而後決。唐朝進一步完善了死刑復奏制度，並對復奏次數、時間做出規定。《舊唐書•刑法志》記載：（唐太宗大怒之下，錯殺大理丞張蘊古，既而悔之）下制，凡決死刑，雖令即殺，仍三復奏。尋謂侍臣曰：「人命至重，一死不可再生。……比來決囚，雖三復奏，須臾之間，三奏便訖，都未得思，三奏何益？自今已後，宜二日中五復奏，下諸州三復奏。」其五復奏，以決前一日、二日復奏，決日又三復奏。惟犯惡逆者，一復奏而已。這樣死刑案件便有了兩次復核，一次由皇帝核准，一次由皇帝勾決。同時，唐太宗還主張由高官集議死刑案件，以免怨濫，對死刑案犯不能一概而論，有特殊情況可上奏另作處理。《貞觀政要•刑法》記載：古者斷獄，必訊於三槐、九棘之官，今三公九卿即其職也，自今以後，大辟罪，皆令中書、門下四品（《舊唐書•刑法志》《新唐書•刑法志》均為五品）已上及尚書九卿議，如此，庶免怨濫。……比來有司斷獄，多據律文，雖情在可矜者而不敢違法，守文定罪，或恐有急，自今門下省復有據法合死，而情在可矜者，宜錄狀奏聞。這些制度及思想基礎都對後世產生了深遠影響。
（二）中國古代行刑制度的發展
死刑復核制度自確立以後，一直為後世歷代封建王朝所沿用，並不斷發展完善，到清朝則發展成為秋審、朝審專門對死刑監候案件進行復核的會審制度。而秋審為何稱秋審且固定在秋天進行，也是有其歷史淵源的，這是由歷史上傳統的行刑時間決定的。
我國是個古老的農業國家，生產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天時，重視季節時令，人們一切生產活動和社會活動都受其制約和影響。具體到司法活動中，行賞施罰也必須順應天時，合乎時令。春夏是萬物滋育生長的季節，秋冬則是肅殺蜇藏的季節，人間的司法活動也應與天道相配，順於四時，利用秋天的肅殺之氣強化行刑的嚴肅與震懾力。早在《左傳•襄公二十六年》中即有「賞以春夏，刑以秋冬」的記載。
但秋冬行刑制度化是在封建正統思想占據統治地位的西漢中期以後，[8]在東漢時又加以明確。《後漢書•章帝紀》記載：（元和二年）秋七月庚子，（章帝）詔曰：「《春秋》於春每月書『王』者，重三正，慎三微也。律十二月立春，不以報囚。《月令》冬至之後，有順陽助生之文，而無鞠獄斷刑之政。朕咨訪儒雅，稽之典籍，以為王者生殺，宜順時氣。其定律，無以十一月、十二月報囚。」 《後漢書•陳寵傳》記載：漢舊事斷獄報重，常盡三冬之月，是時（章）帝始改用冬初十月而已。元和二年，旱，長水校尉賈宗等上言，以為斷獄不盡三冬，故陰氣微弱，陽氣發泄，招致災旱，事在於此。帝以其言下公卿議，寵奏曰：「夫冬至之節，陽氣始萌，……十二月陽氣上通，……十三月陽氣已至，……若以此時行刑，……不合人心，不稽天意。《月令》曰：『孟冬之月，趣獄刑，無留罪。』明大刑畢在立冬也。又：『仲冬之月，身欲寧，事欲靜。』若以降威怒，不可謂寧；若以行大刑，不可謂靜。……自元和以前，皆用三冬，而水旱之異，往往為患。由此言之，災異自為它應，不以改律。」 書奏，帝納之，遂不復改。可見歷代帝王在確定大刑之日，要考慮陰陽節氣，唯恐違反時令會給國家帶來不利災害。
此後，歷代王朝都以秋冬作為行刑決獄的傳統時間。《舊唐書•刑法志》記載：從立春至秋分，不得奏決死刑。《金史•刑法志》記載：（世宗大定）十三年，詔立春後、立秋前，及大祭祀，月朔，望，上、下弦，二十四氣，雨未晴，夜未明，休暇並禁屠宰日，皆不聽決死刑，惟強盜不待秋後。這里除與前代規定基本相同外，值得注意的是把「秋後」與「決死刑」聯系在一起，這在歷代可能是第一次。[9]由此可見，清朝以前雖沒有正式形成秋審制度，但「決死囚」一般以秋季為主兼有冬季行刑的，清朝秋審制度的「秋」正是在這樣一個數千年的歷史基礎上形成的。
綜上所述，可以看出，秋審是在中國封建社會法律制度的不斷發展演變中，借鑒前朝的司法制度，總結中華法系歷代精華，並依照傳統的行刑時間而建立起來的一種死刑復核制度。
有學者認為，秋審與源於漢朝的錄囚制度的性質、任務大體相同，是錄囚制度發展演變的結果。[10]錄囚，是皇帝或上級司法機關或有關官員通過對在押囚犯的復核審錄，監督、檢查下級司法機關或執法人員審理的案件是否合法或有無差錯，以便及時發現冤獄平反改正的一項制度。[11]
《漢書•雋不疑傳》記載：（雋不疑拜為青州刺史）每行縣錄囚徒還，其母輒問不疑：「有所平反，活幾何人？」《後漢書•百官志》記載：諸州常以八月巡行所部郡國，錄囚徒（胡廣曰：縣邑囚徒皆閱錄，視參考辭狀，實其真偽，有侵冤者即時平理也）。可見錄囚始於西漢，尚限於州郡刺史、太守定期巡視所部獄囚，以平理冤獄為主。皇帝親自錄囚則始於東漢，有時平冤之後，還追究原審官員的責任。《後漢書•和帝紀》記載：（永元六年，和帝）幸洛陽寺，錄囚徒，舉冤獄。收洛陽令下獄抵罪，司隸校尉、河南尹左降。錄囚對於及早發現冤案，改善司法狀況，穩定社會秩序都有積極作用，故而被後世各朝所沿用，在歷朝均有關於錄囚的記載。
錄囚只是直接詳審囚犯，藉以平反冤語，督辦久系未決的案件，其初衷也是為了保障司法公正，受理案件的范圍廣泛，不僅僅是針對死刑案件，其性質、任務與現代司法制度中的審判監督程序有相似之處。而秋審作為一種規范化的訴訟程序，主要是針對死刑監候案件進行復核，以決定最終的刑罰。雖不乏理冤的功能，但只是針對個案而言，並不普遍，其最主要任務不在於平凡冤獄，其本質上仍是一種死刑復核制度。僅因為秋審融合了錄囚制度中的復審功能，有一定的理冤功能而認為其淵源於錄囚，未免有失片面。
三、秋審的社會基礎
（一）秋審的思想基礎
死刑是剝奪犯罪人生命的刑罰，在正常的統治秩序下，國家以死刑懲治對現行制度危害最嚴重的破壞者，向社會顯示國家強大的強制性權力。在歷史上，專制集權國家曾經用極其野蠻的方法，廣泛的實行死刑，這就是中國封建法制嚴刑峻法的傳統。與此同時，中國封建法制還有另外一種傳統，就是所謂的「明德慎罰」和「恤刑」。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使儒家思想成為了整個社會的思想意識和最高准則，同時也成為封建社會法的靈魂。儒家推崇的反對濫殺、主張仁政的慎刑思想，對封建司法制度產生了重要影響。歷史的發展使統治者選擇了「德主刑輔」的方針，將封建法制的兩種傳統融合在一起，包括秋審在內的歷代死刑復核制度就是在這種思想基礎上產生的。而秋審又是其中最完備、最成熟的形式。一方面，清律中從絞斬到凌遲各種死刑仍然時刻保持著國家專制權力的絕對威懾力量；一方面，年復一年舉行的「秋讞大典」又在向人民宣示皇帝的好生之德。
《清史稿•刑法志三》記載：順治帝曾諭刑部：「朝審秋決，系刑獄重典。朕必詳閱招案始末，情形允協，令死者無冤。」自是列朝於秋讞俱勤慎校閱。康熙二十二年，聖袓取罪案逐一親閱，再三詳審，其斷無可恕者，始定情實。因諭曰：「人命事關重大，故召爾等共相商酌。情有可原，即開生路。」雍正十一年，世宗閱秋審情實招冊，諭刑部曰：「諸臣所進招冊，俱經細加斟酌，擬定情實。但此內有一線可生之機，爾等亦當陳奏。在前日定擬情實，自是執法，在此刻勾到商酌，又當原情，斷不可因前奏難更，遂爾隱默也。」清朝皇帝受慎刑思想影響，以寬仁之心行嚴格之法，在這種思想指導下，做到凡情有一線可原者即入緩決，至於停勾、減等、免死、留養承祀等也都是「昭朕矜恤至意」。
經過秋讞會審，將一些危害較小的死刑案件免於處死，既不會放縱重大犯罪，又使統治者博得仁政的好名，使清朝皇帝以一種博大、寬宏、仁愛的形象展現在世人面前，使天下臣民在他的專制權力下得到庇護。這樣才有了規模隆重的「秋讞大典」，才有皇帝再三批閱招冊，素服勾到的場面。
此外，清朝是滿族貴族建立的封建王朝，滿族貴族集團是清王朝政權的支柱，滿族和八旗軍是清朝統治者的主要社會基礎和軍事力量，是以一族之力而治中國億萬之眾。這種性質必然在法律制度中有所體現，故清朝法律制度在繼承明朝，沿襲封建等級制度的同時，為維護滿族居於統治民族的核心地位，在入關後極力堅持「首崇滿洲」的原則，以法律形式確認、保護滿族貴族和旗人的優越地位，規定了滿族不同於其它民族所享有的特權。
北京地區為京師重地，也是旗人及宗室貴族聚集之地，《清史稿•刑法志三》記載：若宗室有犯，宗人府會刑部審理。覺羅，刑部會宗人府審理。死刑，宗人府進黃冊。八旗刑事統歸刑部。這些案件中被判處死刑監候的要在朝審中經復核審錄以決定最終刑罰。
⑤ 清朝有名的大臣有哪些啊
1、愛新覺羅·多爾袞
清太祖努爾哈赤第十四子，阿巴亥第二子。明萬曆四十年（1612年）出生於赫圖阿拉（今遼寧省新賓縣老城）。清初傑出的政治家和軍事家。順治七年（1650年）冬死於塞北狩獵途中，追封為「清成宗」，謚懋德修遠廣業定功安民立政誠敬義皇帝。評價其「定國開基，成一統之業，厥功最著」。
⑥ 搜索一段音樂，是CCTV12頻道一個白酒廣告的背景音樂，好像是清代的那種音調
可能是；故宮之神思。聽的時間稍微長一點兒。你聽聽看吧。
⑦ cctv12法律講堂清朝什麼連環殺人案
http://cctv.cntv.cn/lm/falvjiangtang/video/index.shtml這是中國復紀實制台中cctv12每期法律講堂，全在這里
⑧ 明朝和清朝都有法律,所以它們也是法治社會
明朝和清朝屬於封建社會，由皇帝主宰，不是法治是人治，皇帝擁有在法律至上的特權。
⑨ 清朝八國聯軍是被誰打退的，
八國聯軍不是被打退的，而是因為清政府簽署了一系列不平等條約利益得到了滿足，隨後退兵。
1900年春，義和團運動成為了八國聯軍侵華戰爭的導火索，以此為借口，八國聯軍以鎮壓義和團之名行瓜分和掠奪中國之實。
侵華軍隊總人數前後約為5萬人，裝備精良，聲勢浩盪，1900年，8月14日，北京城徹底淪陷，八國聯軍所到之處，殺人放火、姦淫搶掠！從紫禁城、中南海、頤和園中偷竊和搶掠的珍寶更是不計其數！其中著名的萬園之園「圓明園」繼英法聯軍之後再遭劫掠，終成廢墟。
八國聯軍總司令瓦德西在後來也承認，『』所有中國此次所受毀損及搶劫之損失,其詳數將永不能查出,但為數必極重大無疑。『』
1901年，9月7日，以《辛丑條約》的簽訂為結果，中國自此徹底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給當時的國家和人民帶來了空前沉痛的災難。
(9)社會與法清朝擴展閱讀：
八國聯軍侵華戰爭中的暴行:
晚清末年，我國封建統治階級正處於一個搖搖欲墜的動盪期間，也就是在這時，一支由英、法、德、俄、美、日本、義大利以及奧匈帝國構成的戎行踏入神州大地。
剛開端由英國水兵將領西摩爾帶領約三萬人，後來又持續添加人數，直到聯軍占據北京，滿清政府被逼逃亡西安，清政府才以4.5億白銀的價值談和，這其間不算聯軍竊取的珍寶價值。
八國聯軍中以日本差遣的人數最多，差遣戰士兩萬三千餘人，軍艦18艘，陸戰隊540人，切當人數為23540人，而奧匈帝國差遣的人數起碼為75人，日本也就變成此次八國聯軍侵略我國的主力。
八國聯軍進入北京後將其分為不一樣的占據區並建立設備，制止我國人抵擋，「遇到執槍械我國人，定該就地正法；若有某個房子放槍，即將該房子焚毀。」
八國聯軍進入北京後大肆殘殺，當然也遇到了一些民間組織的抵擋，其間以義和團為首，但是滿清我國的落後武器又怎樣能和洋人的洋槍火炮混為一談，抵擋也終究失利。侵略軍曾在遭受義和團抵擋時，但凡遇見國人即確定其為義和團成員，最多一次燒死1800人。
德軍承受的指令是：在「作戰」中，將碰見的我國人無論男女老少，一概格殺勿論。法國戎行曾把一群我國人逼進一條死胡同開槍接連掃射15分鍾，不留一人。日軍更是對抓捕的我國人施用嚴刑，他們還揚言為了實驗一顆槍彈發射的力量能穿透幾個人而拿我國人做實驗，讓無辜的國人在身中數顆槍彈後苦楚死去。
八國聯軍殘殺我國人時，會從各個視點照相，意在恫嚇手無寸鐵的我國大眾，變成八國聯軍在中華大地暴虐的鐵證。
1900年8月28日，八國聯軍的戎行身著盛裝集合到天安門廣場金水橋，一支支隊伍穿過天安門、端門、橫穿故宮、出神武門，順次有3170個侵華者從天安門前走過，各種洋人「樂曲」在天安門前響起來為他們所謂的「閱兵」伴奏。
「閱兵」以後，各國軍官瘋狗通常沖進皇宮，以「參觀」的名義開端張狂爭奪，參與八國聯軍侵華戰役的老兵曾回想道：一大群聯軍軍官見到這些東西伸手就拿，把他們想要的東西裝入口袋。
8月29日，其時的聯軍統帥，德軍元帥瓦德西特許戰士「揭露掠奪」三天，而後各國戎行又接連掠奪多日。我華夏的珍貴文物遭受到有史以來最大的浩劫。皇宮、頤和園、圓明園收藏多年的寶藏盡被搶掠，就連太和殿前存水銅缸外表的鍍金都被聯軍用到颳去。
「各國洋兵，俱以捕孥（nu）義和團，搜尋槍械為名，在各街巷挨戶踹門而入，卧房密室，無處不之，翻箱倒櫃，無處不搜。凡銀錢掛鍾細致柔軟值錢之物，劫擄一空，稍有阻攔，即被摧殘。」一位目擊聯軍暴行的人說道。
⑩ 中國大陸刑法典從清代到現在有哪些
1、清代《大清新刑律》
《大清新刑律》於1908年完成，但由於守舊派的反對，直到1911年1月25日才公布。不久清王朝即告覆亡，該律並未施行。它採用資產階級的刑法體例、刑罰制度和刑法原則。在刑法體例方面，分總則、分則兩篇。
在刑罰制度方面分主刑、從刑兩種，主刑包括死刑、無期徒刑、有期徒刑、拘役、罰金；從刑包括褫奪公權和沒收。 在刑法原則方面，採用了資產階級的罪刑法定主義、「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則。此外，還根據鴉片戰爭後中國社會的新情況，規定了有關妨礙國交、妨礙選舉、妨礙通訊、交通以及妨害衛生等方面的犯罪。
2、北洋政府《暫行新刑律》
《暫行新刑律》是北洋政府成立之初對《大清新刑律》稍加刪改而制定的刑事法規，於1912年4月30日頒行，內容與《大清新刑律》基本相同。
1912年3月，袁世凱發布命令：「所有從前施行之法律及新刑律，除與民國國體抵觸各條應失效力外，余均暫行援用。」此處所指「新刑律」，即清末修律公布之《大清新刑律》。據此命令，北洋政府法部隨即擬定《刪修新刑律與國體抵觸各章條等並刪除暫行章程文》，並附列刪除各章條目，經呈袁世凱批准，並通令各司法衙門遵行，是為《暫行新刑律》。
後1914年袁世凱陰謀復辟帝制，以「重典」威懾人民，頒布《暫行新刑律補充條例》15條，增設了一些罪名，並加重了原來的許多刑罰。此外，北洋政府還在1915年和1918年先後擬定了兩次刑法修正草案；但均未頒行。
3、國民政府1928年《中華民國刑法》
該刑法分為總則和分則兩編，共48章，387條。1935年1月1日又公布了經過修改的刑法,即所謂新刑法。其中總則編12章99條,分則編35章258條。
列舉了諸如竊盜、殺人等罪名，並針對各罪內容特別規定。學說上一般把刑法分則按照侵害法益的不同分為國家法益、社會法益和個人法益數部分；在個人法益方面又常再細分為生命、身體法益、自由法益和財產法益等。
原則上本法總則部分的規定適用於所有法律的刑事規定（其他法律的刑事規定稱附屬刑法，即刑法以外之特別刑法），在分則的部分則列舉了基本的刑事處罰規定。
4、國民政府1935年《中華民國刑法》
新刑法標榜「從輕主義」,對一般輕罪的處罰比舊刑法規定的有所減輕,但對於所謂觸犯反動統治秩序的行為則從嚴、從重處罰。
同時吸取了德、意、日帝國主義國家刑事立法政策中所謂「社會防衛主義」和「主觀人格主義」精神，宣稱犯罪原因在於人的生理素質和心理因素，主張應以主觀的犯罪動機，而不是以客觀的犯罪事實作為定罪量刑的根據。
對所謂「內亂罪」以及「外患罪」、「殺人罪」、「強盜罪」等「危險極大」者，皆規定了懲罰「預備犯」、「未遂犯」和「陰謀犯」的條款。
特別增加了「保安處分」專章,對於所謂有犯罪行為或有「犯罪嫌疑」「犯罪危險」的人,可以借口預防「犯罪」或「再犯罪」,實行「社會防衛」手段,令其入感化教育處所。
5、新中國1950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大綱草案》
在 1950 年，我國就在原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員會的主持下進行了刑法典的起草准備工作。刑法大綱草案是對新中國各項法律的高度概括，是日後刑法修訂的基礎
6、新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是用刑罰同一切反革命和其他刑事犯罪行為作斗爭，以保衛無產階級專政制度，保護社會主義的全民所有的財產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的財產，保護公民私人所有的合法財產，保護公民的人身權利、民主權利和其他權利，維護社會秩序、生產秩序、工作秩序、教學科研秩序和人民群眾生活秩序，保障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順利進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