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法消費者虛假宣傳欺詐消費者論文

⑴ 中國農業大學網路遠程教育 《經濟法》課程論文

《反不正當競爭法》規定了下列11種不正當競爭行為：

(1)虛假宣傳行為，是指經營者利用廣告或其他方法對商品質量、製作成分、性能、用途、生產者、有效期限、產地等作引人誤解的虛假宣傳的行為。

(2)虛假標識行為。即經營者採用假冒他人注冊商標;擅自使用知名商品特有的名稱、包裝、裝潢，使用與其相近似的名稱、包裝、裝潢，造成和他人的知名商品相混淆的;擅自使用他人的企業名稱或者姓名、引人誤認的;在商品上偽造、冒用認證標志、名優標志等質量標志，偽造產地，對商品質量作引人誤解的虛假表示的行為。

(3)濫用優勢地位行為，是指公用企業或者其他依法具有獨佔地位的經營者，限定他人購買其指定的經營者的商品，以排擠其他經營者公平競爭的行為。

(4)商業賄賂行為，是指經營者採用財物或者在賬外暗中給對方單位、個人以回扣等其他人手段進行賄賂，以銷售或購買商品的行為。

(5)強行搭售行為，是指經營者違背購買者的意願搭售商品或者附加其他不合理的條件銷售商品的行為。

(6)不正當有獎銷售行為。不正當有獎銷售行為包括三類，即欺騙性有獎銷售、借機推銷質次價高商品的有獎銷售、最高獎金超過5000元的抽獎式有獎銷售。

(7)侵犯商業秘密行為。經營者侵犯商業秘密的行為主要表現為3種：以盜竊、利誘、脅迫或其他不正當手段獲取得權利人的商業秘密;披露、使用或者允許他人使用以前項手段獲取的權利人的商業秘密;權利人的職工或者權利人有業務關系的單位和個人違反合同約定或者違反權利人有關保守商業秘密的要求，披露、使用或允許他人使用其所掌握的權利人的商業秘密的行為。

(8)濫用行政權利行為，是指對市場經營活動有影響力的行政主體，出於地方利益或小集團利益，違反法律或公認的市場規則故意對市場進行干預，妨礙正當的市場競爭行為;也指來自經營主體外的直接或間接行政權利作用下的強買強賣的行為。

(9)虧本銷售行為，是指經營者以排擠競爭對手為目的，以低於成本價格銷售商品的行為。

(10)商業誹謗行為，是指經營者捏造、散布和虛偽事實，損害競爭對手的商業信譽、商品聲譽物的行為。

(11)串通招標投標行為。我國《招標投標法》規定，在招標投標活動中招標人不得有下列行為：以不合理的條件限制或者排斥潛在的投標人;對潛在投標人實行歧視待遇;向他人透露已獲取招標文件的潛在投標人名稱、數量以及可能影響公平競爭的有關招標投標的其他條件;泄露標底;強制投標人組成聯合體共同投標，限制投標人之間的競爭等。投標者不得有下列行為：投標人之間串通投標報價;與招標人串通投標，各投標人或者評價委員會成員行賄謀取中標;以低於成本的報價競標;以他人名義投標或者以其他方式弄虛作假騙取中標。

⑵ 經濟法案例分析一個，不少於600字

它不具備專利權的新穎性。 【評析意見】 首先，按照專利法，授予專利權的發明和實用新型應當具備新穎性、創造性和實用性，即專利三性。其中，新穎性是指在申請日以前沒有同樣的發明或者實用新型在國內外出版物上公開發表過、在國內公開使用過或者以其他方式為公眾所知，也沒有同樣的發明或者實用新型由他人向專利局提出過申請並且記載在申請日以後公布的專利申請文件中。創造性是指同申請日以前有的技術相比，該發明有突出的實質性特點和顯著進步，該實用新型有實質性特點和進步。實用性是指該發明或者實用新型能夠製造或者使用，並且能夠產生積極效果。以上「三性」必須同時符合，申請人才能獲得專利權。 其次，本案的關鍵在於該節能電磁鐵技術的新穎性是否具備。判斷一項發明創造是否具有新穎性的標準是公開與否。我國採用的是世界新穎性和本國新穎性相結合的原則。對於書面（出版物）公開，我國採用世界新穎性，即在申請日前在國內外沒有公開發表過；對於使用公開或者以其他方式公開（如口頭）公開，則採用國內新穎性標准。採用不同的標准，主要在於申請日以前該發明或者實用新型是否在國外已有人公開使用過或者以其他方式公開過，是很難查明的。從公開的日期上來看，我國以申請日作為分界線。發明創造只要在申請日前沒有同樣的發明創造公開過，就具有新穎性。本案中，某研究所有充分的證據證明該廠的實用新型專利已在申請日之前已被公開，既在國內公開發表過，又在國內公開使用過，且不屬於專利法允許的不認為喪失新穎性的情形，所以該廠的技術不具備新穎性，不能被授予專利權。 再次，專利局已經授予的專利權並不是不能改變。專利局人員有限，不可能熟悉所有的技術領域，閱讀過所有的公開雜志。正因為此，所以專利法特別設立了兩項制度來糾正可能發生的差錯。一項是專利權的撤銷制度。自專利局公告授予專利權之日起六個月內，任何單位或者個人認為該專利權的授予不符合規定的，都可以請求專利局撤銷該專利權。專利局對撤銷專利權的請求進行審查，作出撤銷或者維持專利權的決定，並通知請求人和專利權人。另一項是專利權宣告無效制度。自專利局公告授予專利權之日起滿六個月後，任何單位或者個人認為該專利權的授予不符合規定的，都可以請求專利復審委員會宣告該專利權無效。專利復審委員會對宣告專利權無效的請求進行審查，作出決定，並通知請求人和專利權人。本案中，某研究所在某廠的專利權被授予後的六個月後提出請求，要求宣告該專利權無效，且證據確鑿，符合宣告專利權無效的情形。 最後，專利復審委員會應當將專利權無效宣告請求書的副本和有關文件的副本送交專利權人，要求其在指定的期限內陳述意見，專利權人可以修改專利文件，但是不得擴大原專利保護的范圍；期滿未答復的，不影響專利復審委員會審理。 七、反不正當競爭法 1、 案例介紹 甲食品廠生產的「幸福」牌營養液深受廣大消費者的歡迎，1999 年甲食品廠將「幸福」商標進行了注冊。2000年甲食品廠與乙食品廠簽訂商標使用許可合同，允許乙食品廠使用「幸福」牌注冊商標。在「幸福」商標使用許可期滿後，乙廠將自己的營養液配方略加修改，並注冊了「福康」商標。為了使自己的產品能很快打入市場，乙廠利用廣告宣傳，稱「福康」營養液是「幸福」營養液的換代產品，是對「幸福」 營養液的改進。該廣告打出後，致使消費者認為「福康」營養液是新一代產品，一定比「幸福」營養液更高級，故轉而購買「福康」營養液，使甲廠的產品滯銷，經濟損失巨大。甲廠得知此情況後，向工商管理機關反映要求制止乙廠的行為，並要求乙廠賠償。 問題： 1、工商行政管理機關應如何處理此案？ 2、甲食品廠的要求正確嗎？ 案例分析 1、 商行政管理機關應責令乙廠停止播放或刊登廣告，並消除影響，同時根據情節處以罰款。乙廠為打開市場，利用廣告宣傳，使消費者誤以為乙廠的產品是新一代產品，致使甲廠的產品滯銷。《反不正當競爭法》規定，「經營者不得利用廣告或其他方法，對商品的質量、製作成分、性能、用途、生產者、有效期限、產地等作引人誤解的虛假宣傳」。依據上述事實和法律規定，乙廠的行為構成不正當競爭，工商行政管理機關可根據《反不正當競爭法》的規定，責令乙廠停止播放或刊登廣告，通過各種途徑說明事實真相，消除虛假廣告的影響，並根據其情節處以1萬元以上20萬元以下的罰款。 2、甲廠的要求是正確的，可要求乙廠賠償損失。《反不正當競爭法》規定：「經營者違反本法規定，給被侵害的經營者造成損害的，應當承擔損害賠償責任，被侵害的經營者損失難以計算的，賠償額為侵權人在侵權期間因侵權所獲得的利潤；並應承擔被侵害經營者因調查該經營者侵害其合法權益的不正當競爭行為所支付的合理費用。」根據上述的法律規定，甲廠有權要求乙廠賠償損失。如甲廠的損失額難以計算，可以乙廠在侵權期間因侵權所獲利潤為賠償額。如果甲廠 因調查乙廠的侵權行為而支付了合理的費用，此費用應由乙廠承擔。 2、廣告侵權行為 案例介紹：1994年1月22日，西安市韓森寨供應站委託某廣告公司策劃廣告，推銷自己經銷的洗衣粉，之後又聯系了某報刊登。廣告上寫著：「韓森寨供應站向全省用戶推薦使用活力28洗衣粉、一枝花洗衣粉、威科88洗衣粉等國貨洗滌精品，使用後為你省錢、節水、節電。韓森寨供應站提醒您，不要再使用有色洗衣粉，我們的國貨精品在世界同類產品中一直名列前茅。」西安日化公司生產的山丹丹牌洗衣粉為粉紅色，多年被評為國優、部優產品，1991年至1993年山丹丹牌洗衣粉銷售量一直保持在2萬噸以上。1994年下降到1.5萬噸。 問題：韓森寨供應站的廣告是否構成侵害？若不是，為什麼？若是，誰應承擔法律責任？ 案例分析 1、韓森寨供應站的廣告已構成侵權。因韓森寨供應站的廣告貶低了西安日化公司生產的山丹丹牌洗衣粉的品質使人誤解為有色洗衣粉的質量不好。韓森寨供應站違反了廣告法和反不正當競爭法損害了西安日化公司的經濟利益，應責令韓森寨供應站和廣告公司停止發布、公開更正，沒收廣告費，並處廣告費用1倍以上5倍以下的罰款。 並賠償韓森公司的經濟損失。 八、產品質量法 1、未投入流通的產品的責任 案例介紹：某企業為了表示慰問，過年前將自產經檢驗合格但未投入流通的一批洗衣機作為福利分給職工。職工甲拿到廠里分的洗衣機後非常高興，將洗衣機拉回家。恰逢妻子乙在，便讓其幫忙用該洗衣機把家裡的沙發罩等洗一下。結果，因洗衣機漏電，乙被當場電死，於是，甲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 問題： 1、甲若起訴該企業，能否勝訴？為什麼？ 案例分析 我國《產品質量法》第29條規定：「因產品存在缺陷造成人身、缺陷產品以外的其他財產（以下簡稱他人財產）損害的，生產者應承擔賠償責任。生產者能證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承擔賠償責任： （1）未將產品投入流通的 （2）產品投入流通時，引起損害的缺陷尚不存在的 （3）將產品投入流通時的科學技術水平尚不能發現缺陷存在的 本案中，產品尚未投入流通，因此生產者不承擔賠償責任，但甲、乙均沒有過錯，因而人民法院可以根據民法中的公平原則，判決 該企業適當補償甲 九、《消費者權益保護法》案例 1、經營者免責聲明的效力 案例介紹：1994年11月張某參加由繁晨紡織品有限公司主辦的服裝展銷會，在展銷會的第12號博佳皮衣廠的櫃台前，看到一件價格為2100元的皮大衣，款式新穎，張某決定購買。張某選衣時，看到櫃台顯眼處寫有「當面查驗，概不退換」的告示。張某買衣後即穿用，但沒想到10天後，張某給皮衣上油時，發現皮認外皮有脫落現象，皮衣上斑斑點點十分難看，張某即拿衣服到展覽會要求退換，但展覽會已經結束，博佳皮衣廠的人員已經撤走。張某十分氣憤，遂打電話到電視台反映博佳皮衣廠產品質量有問題，新聞媒介將此事曝光，博佳皮衣廠皮衣銷量大減。博佳皮衣廠訴至法院，稱在出售皮衣時，本廠已聲明「當面查驗，概不退換」，張某也知道仍購買，說明其同意對皮衣質量風險由自己負責。現在張某的行為侵犯了本廠的名譽，要求張某消除影響、賠禮道歉，並賠償經濟損失。張某在答辯時向法院提交了商檢部門出具的張某購買的皮衣質量不合格的證明。 問題：1、博佳皮衣廠的「當面查驗，概不退換」的告示是否有效？為什麼？ 2、博佳皮衣廠認為張某侵犯了該廠的名譽權是否成立？為什麼？ 3、張某就皮衣質量問題是否有權向繁晨紡織品有限公司索賠？ 案例分析 （1） 博佳皮衣廠的「當面查驗，概不退換」的告示無效。「當面查驗， 概不退換」既是霸王條款又是免責條款。皮衣廠免除了自己的責任而加重了消費者的責任，這樣的免責條款無效。 （2） 張某的行為不構成侵權，因為張某購買的皮衣質量不合格是既 成的事實，而非虛假的，皮衣廠以不合格的產品冒充合格產品進行銷售違反了產品質量法，媒體就此事曝光不屬於侵權行為。 （3） 張某有權向繁晨紡織公司索賠，根據《消費者權益保護法》規 定消費者在展銷會購買的商品存在質量問題，展銷會結束的，消費者有權向櫃台出租方或展銷會舉辦方要求賠償。 2、超市搜查顧客是否侵權 案例介紹：張某在某超市購物時，看了幾瓶化妝品，覺得不太滿意，又放到貨架上。在離開超市時，超市的保安人員懷疑張某拿了化妝品而沒有結帳，攔住張某並強行對張某進行搜身，並打開張某的包進行檢查，因沒有發現化妝品，保安人員當即對張某道歉，並解釋說：「我們商店有規定，因超市採取開架售貨方式，免不了要丟東西，因此要求保安人員加強管理，對有偷竊嫌疑的人保安人員有權進行搜 查，這個規定在商場門口貼了告示。」張某認為商場侵犯了她的人身權利和名譽，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要求超市賠禮道歉，賠償損失。 問題： 1、超市是否侵犯了張某的權益？ 2、超市的保安人員當即對張某道歉，超市是否對張某負賠償責任？ 案例分析 1、根據《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的規定，消費者在購買、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務時享有人身、財產安全不受損害的權利，享有其人格尊嚴、民族風俗習慣得到尊重的權利。對經營者來說，經營者不得以格式合同、通知、聲明、店堂告示等方式作出對消費者不公平、不合理的規定，或者減輕、免除其損害消費者合法權益應當承擔的民事責任。根據以上規定，該商場沒有權利搜查張某的物品，盡管該超市有告示在先，該告示沒有法律依據，並不受法律保護。因此該超市侵犯了張某的人身權利和名譽權、維護安全權和保障安全權。 2、 雖然超市的保安人員當即對張某道歉，但這不能改變超市對張某權利侵犯的事實。根據《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的規定，該超市應停止侵害、恢復名譽、消除影響、賠禮道歉，並賠償損失。根據《消費者權益保護法》

⑶ 急需一篇關於 消費者權益保護法 的學習心得。

中國消費者保護法上的欺詐行為與懲罰性賠償
王衛國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

一、前言

自中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以下簡稱「消費者保護法」）於1993年10月頒布以來，有關消費者保護的訴訟和非訴案件急劇增加。據報道，1996年，全國各級工商行政管理部門受理的消費者投訴案件總計達425，008件，是10年前的75倍。[1] 這些投訴涉及到質量、價格、虛假廣告、假冒商品、計量和欺詐騙銷等問題。其中，欺詐騙銷案件上升幅度最大，為上一年的137.9%。[2] 在這類案件中經常適用的就是消費者保護法中最引人注目的條款——第49條，其條文如下：

經營者提供商品或服務有欺詐行為的，應當按照消費者的要求增加賠償其受到的損失，增加賠償的金額為消費者購買商品的價款或者接受服務的費用的一倍。

正是這一規定在近幾年裡大大地激勵了被稱作「打假運動」的反欺詐斗爭。適用這一規定的案件大量出現。在街頭巷尾、新聞媒體、法院、大學課堂和政府機關，這些案件成了人們議論紛紛甚至爭論不休的對象。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已經成為中國消費者保護領域的一個熱點。

當然，這僅僅是開始。要使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得到更有效地運用並促進消費者保護立法進一步發展，有一些法律問題需要加以澄清。為此，與澳大利益的經驗尤其是與澳大利亞《商業法》（Trade Practices Act）第52條進行比較，是值得嘗試的。[3] 澳大利亞《商業法》第52條的條文如下：

第52條 （1）企業不得在貿易或經營中實施誤導或欺騙性的或者可能使人誤解或受騙的行為。

（2）本節以下條文中的任何語句，均不得被推斷地視作對前款之一般性規定的限制。

本文以下將首先介紹幾個與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有關的案例，然後提出若干法律問題，採用比較的方法加以分析，最後在結語中提出一些評論意見。

二、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的有關案例

1．王海打假案

1995年春天，山東某廠的年輕業務員王海來北京出差，他偶然買到一本介紹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的書。他為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所吸引。為了驗證這一規定的可行性，他來到隆福大廈，見到一種標明「日本製造」，單價85元的「索尼」耳機。他懷疑這是假貨，便買了一副，找到索尼公司駐京辦事處。經證實為假貨後，他返回隆福大廈，又買了10副相同的耳機，然後要求商場依照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的規定予以加倍賠償。商場同意退回第一副耳機並賠償200元，但拒絕對後10副給與任何賠償，理由是，他是「知假買假」，「鑽法律的空子」。王還感到憤怒。他相信自己的目的不是賺錢而是維護消費者的利益，因而決心繼續戰斗。

同年秋天，王海再度來到北京。他光顧了多家商店，購買了他認為是假貨的商品，經證實後便向商家要求加倍賠償。多數商店滿足了他的要求，但也有少數加以拒絕。

王海的舉動被新聞媒介披露後，在全國范圍內引起反響。他被多數普通百姓甚至被許多經營者當作英雄加以贊譽，同時也使制假售假者感到震驚。1996年12月，中國消費者基金會向他頒發了獎金。

與此同時，王海的做法成了法學界爭論的話題。有些官員和學者對此持批評意見。例如，國內貿易部的一位官員認為，以獲利為目的購買假貨再要求加倍賠償的人不是現行立法范圍內的真正「消費者」，因此「知假買假」的不能得到賠償。在他的心目中買了東西並加以使用才是消費者，買了東西不用則不是消費者。[4] 也有一些學者認為，「知假買假」的行為是不道德的，由此獲得的利益屬於不當得利。[5]

相反地，有許多法律工作者和學者支持王海的舉動。他們指出，「消費者」一詞是相對於「經營者」而言，任何與經營者進行交易的人，除了本身也是經營者的外，都應當被看作是消費者。他們認為，「知假買假」然後索取加倍賠償的做法是符合道德的，因為它有助於打擊假冒產品，因而有利於民眾和社會。還有人認為，不能把索賠者的所得說成是不當得利，因為這種索賠是以法律的規定為根據的，況且，索取賠償還要耗費大量時間、勞務和費用。[6]

1996年初，王海轉戰中國南方，在許多大商場買假索賠。但是，商家白眼相向，地方政府漠然處之，使他不得不無功而返。其中的教訓，正如一些法律工作者總結的，在於沒有運用法律訴訟的武器；僅僅藉助於新聞媒體和輿論的壓力是不夠的。

1996年11月，王海在天津的一家法院成了勝利者。他緊隨何山訴樂萬達商行案（詳見下文）之後，狀告伊勢丹有限公司銷售電話有欺詐行為。結果，他依據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49條獲得了加倍賠償。[7]

2．耿某訴南京中央商場案

1996年春天，當王海在南京屢屢受挫的時候，一位姓耿的消費者在南京的某一法院也經歷了相同的命運。1月4日，耿某在南京中央商場買了三套被標明為「羊絨衫」的「聖柏」牌保暖襯衫。在商場出具的發票上，寫明了貨品為「羊絨襯衫」，而事實上該貨品的羊絨含量不到2%。第二天，耿某以襯衫不是羊絨，商場有欺詐行為為由，要求商場依照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支付雙倍賠償。遭到拒絕後，他向法院提起訴訟。法院駁回了他的訴訟請求。法院認為，原告於1月4日在被告處購買之前，曾在另一家商場購買了同樣的襯衫並獲得了賠償，故具有一定的商品知識。法院這樣判決的另一個理由是，把含有2%羊絨的襯衫標作「羊絨襯衫」並無不當，被告並未構成欺詐行為。

一位青年學者，南京大學法學院講師李友根，寫了一篇論文對耿某訴南京中央商場案進行了評析。[8] 他提出了據認為在本案中十分重要的三個問題：第一，知假買假者是否屬於消費者，是否有權獲得消費者保護法的補救？第二，被告推銷該商品的這種方式是否能夠被認定為欺詐行為？第三，在原告得知實情的情況下，被告的這種方式是否仍然能夠被認定為欺詐行為，因而能夠適用消費者保護法關於加倍賠償的規定？

李友根指出，在「知假買假者不為消費者」的判斷中存在著一個悖論。如果知假買假者不是消費者，他就沒有資格依據消費者保護法請求退貨，那麼他就只能使用它。而這樣一來，他又成了一個不折不扣的消費者。

李友根認為，認定欺詐行為的標准之一就是法律的規定。消費者保護法第19條規定：「經營者應當向消費者提供有關商品或者服務的真實信息，不得作引人誤解的虛假宣傳。」根據紡織部的有關規定，羊絨含量低於5%的不可稱為羊絨製品。而另一個標準是普通消費者（而不是專家）的認知水平。據此他得出結論，由於在一般消費者看來羊絨含量僅2%的襯衫不能被稱作「羊絨襯衫」，該商場構成了欺詐行為。

3．何山訴樂萬達商行案 何山是全國人大法工委的官員，參加過消費者保護法的起草工作。1996年4月，他在經營名人字畫的樂萬達商行購買了兩幅畫。這兩幅畫，一為獨馬，一為群馬，是作為已去世的國畫大師徐悲鴻先生的真跡出售的。一個月以後，何山以「懷疑有假，特訴請保護」為由在北京西城區法院提起訴訟。1996年8月，法院作出判決，認定這兩幅畫為臨摹仿製品，被告有欺詐行為，故責令被告按照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的規定向原告支付雙倍賠償。[9]

這個案件引起了廣泛的注意，也引發了許多討論。1996年10月，第二次「制止欺詐行為、落實加倍賠償座談會」在北京召開。在會上，如何正確理解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的立法原意再次成為中心話題。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副院長宿遲在會上發表了自己的意見。他指出，對於消費者保護法第2條所說的「為生活消費需要」的含義不應作狹義的限制性解釋，「消費者」一語按其原意不過是指生產者、經營者以外的人。[10] 他主張，凡是到商店購物的顧客，都應被視作是消費者；至於購買的動機和目的，可能涉及道德問題，但不屬於法律問題。[11] 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民事審判庭庭長張家廣根據他所在法院的審判實踐得出了同樣的結論。他認為，只要商品經營者有欺詐行為，就應當適用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而消費者的購物動機則在所不論。[12]

宿遲先生對「欺詐行為必須是故意行為」的觀點作出了回應。他指出，商家對其所經營的商品，在進貨時有認真審查的義務，未盡此義務者在主觀上至少屬於放任態度，應被認定為故意。[13]

在何山訴樂萬達商行案以後，許多以此為樣板的案件訴至法院。但是並非所有的原告都得到了滿意的結果。下一個案件便是一例。

4．薛萍訴北京燕莎友誼商城案

1997年3月，薛萍在燕莎友誼商城購買了3尊秦始皇兵馬俑。幾天之後，她得知該兵馬俑為仿製品，遂與商城進行交涉，要求按售價的一倍賠償。遭到拒絕後，她以該商品沒有任何足以表明其為仿製品的標示為由，向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法院提起了訴訟。商城提出反訴，稱原告在購買這些秦俑時已明知其為仿製品，其購買的目的是要獲取雙倍賠償，因而構成欺詐行為。法院認為，原告本應知道她購買的這批貨物不可能是真品，因為秦始皇兵馬俑是國家禁止市場交易的珍貴文物。也就是說，正常的消費者在賣主既沒有說明真相但也沒有稱其為真品的情況下，都應該意識到該貨物是仿製品。另一方面，法院也認為，被告本應通過明示該秦俑為仿製品而對商品性質作出嚴謹、明確地表述，從而使任何人都不致發生誤解。最後，法院判決被告給予退貨，駁回原告的其他訴訟請求，訴訟費用雙方各負擔一半。[14]

三、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的法律分析

由以上案例可以看出，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的規定在一些主要方面至今尚無定論。人們已經發表的許多各不相同的見解當然很有價值，但大多數局限於對法律條文的解釋。況且，我們應當意識到，我們所要作的並不僅僅是解釋法律，而且是改革和發展法律。

就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而言，我要指出的是，在圍繞以上案件所進行的討論中，有一個重要的東西被忽略了，這就是該條文的性質，這本應成為論證推理的出發點。

1．性質和目的

在中國，人們已經公認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在性質上屬於懲罰性賠償規定，而且，它是中國第一個適用懲罰性賠償的立法例。[15] 眾所周知，在大陸法系，懲罰性賠償從未被承認為民事責任的一種形式。我國的《民法通則》追隨了這一傳統，因而在該法中見不到懲罰性賠償的規定。據認為，原則上，「民事責任以恢復被侵害的民事權利為目的」，因此，「民事責任的形式大多不具有懲罰性」。[16] 但是，有些民法學者堅持認為民事責任具有雙重功能：一方面，通過制裁，遏制不法行為；另一方面，通過補償，對受損害的權利加以補救。[17] 這一觀點為承認懲罰性賠償留下了餘地。 這里要提到另一個因素是當今中國在「借鑒外國經驗」中對各大法系的兼收並蓄態度。我們毫不猶豫地採用懲罰性賠償制度，因為它符合我們社會的需要，而不管它是否與大陸法系的概念體系相一致。而且，我們是按照我國的社會條件來採用這一制度的，因此，我國現行法上的懲罰性賠償與普通法系的懲罰性賠償也有一定程度的差異。

在普通法體系中，「懲罰性」賠償指的是為懲罰他方當事人而判給一方當事人的賠償金。這通常是法院在某些情況下（例如欺詐）於補償性賠償金之外適用的。「它不僅宣示了法院對被告行為的不認許，而且意在制止他重犯這種行為，並且有可能進一步地制止其他人效法這種行為。」[18] 科處懲罰性賠償金的主要目的就在於「懲罰和制止」不法行為人。[19]

但是，在中國，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還有一個目的，那就是（除懲罰和制止外）鼓勵消費者同欺詐行為和假貨作斗爭。[20] 根據中外消費者保護運動的經驗，這種鼓勵對於懲罰和制止的目的來說是十分重要的。我們知道，在現代市場中，銷售假貨和實施欺詐行為的事件眾多而分散。首先，由於這種行為發生的高頻率，銷售假貨或者欺詐的提供服務的行為不僅是對個別消費者的私人利益的侵犯，而且是對全體消費者的共同利益的侵犯。在中國，消費者權利實質上是一種社會權利，而不是單純的私人權利。所以，消費者保護法上的欺詐行為是一種特殊侵權行為；對這種行為，法律應採取特殊手段來加以治理。 其次，由於這種行為的分散性，便存在一個「責任機率」問題。也就是說，在實踐中，有大量的消費者基於種種原因而放棄了他們的請求權，這樣，行為人因其不法行為而支付的成本便大大低於他們由此獲得的利潤，實施這種侵權行為便成為一種有利可圖的勾當。懲罰性賠償的規定可以提高行使請求權的案件數量和單個案件的賠償數額，使「責任機率」上升，從而使不法行為人感到無利可圖甚至反受其害。這樣，就可以減少這種行為的發生。 立法上採用懲罰性賠償所考慮的另一個因素就是請求人的成本。在法律實踐中，受害的消費者所獲得的補償性賠償金往往低於他們的實際損失。有一些成本，如為進行追索所付出的費用和時間、耗費的精力以及蒙受的焦慮等等，也很難通過司法程序獲得補償。這就是許多消費者不願認真對待其權利的一個原因。懲罰性賠償可望為請求人提供較充分的補償。即使有人獲得高於其實際損失的賠償，這也不能說是不公平。這種收入可以被視作對他的打假行動的獎勵，因為這種行動不僅對他自己有利而且對公眾有利。這可以看作是「令售假者資助打假」的政策。 從表面上看，澳大利亞商業法第52條有很大的不同。正如福克斯（Fox）法官所指出的：「它並非旨在創建責任；更確切地說，它是要建立一種行為規范，凡不遵守此規范者將承擔本法的其他條文或者一般法律所規定的後果。」[21] 但是，同中國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一樣，該條文在司法實踐中也成為了一個引人注目的焦點，與之有關的的案件逐年上升。[22] 在筆者看來，該條文在實踐中之所以行之有效是由於它的兩個特點：第一，根據有關的解釋，第52條是受侵權行為法的一般規則支持的。正如福克斯法官所說：「公認的概念，例如關於欺詐和出售假貨的侵權行為的概念以及人們多年以來對它們作出的分析，可被證明是有助於依據第52條的案件的判決。」根據普通法，「在被告的行為是他為自己獲取利益而故意為之，而這種利益可能大大超過他可能付給原告的賠償的情況下」，法院有判令支付懲罰性賠償的自由裁量權。[23] 第二，第52條中的行為規則具有廣泛的適用范圍。按照澳大利亞高等法院（High Court）的意見，「第52條沒有一定的界限。」[24] 「鑒於消費者保護構成第52條的核心，高等法院拒絕對該條文的適用范圍劃出明確的邊界。」在這樣的體制下，人們可以充分運用這一法律武器，因而對欺詐行為的有效的懲罰和制止是能夠實現的。

2．適用范圍

由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的適用范圍顯然不應當被限定為「購買並使用者」。購買者的動機並不是適用該條文時必須考慮的因素。無獨有偶，澳大利亞商業法第52條也採取了類似的立場。據說，該條所關心的是企業對人們實施的行為，而他對這種的行為的唯一要求就是該交易必須具有貿易或商業的性質。[25] 至於與企業交易的人，探究他們是否為消費者是毫無意義的；事實上，在該條文中根本沒有出現「消費者」的字樣。

的確，正如在上述案例中一些法官和學者所指出的，我國消費者保護法第2條不可被解釋為對第49條適用范圍的限制。澳大利亞商業法第52條第2款似乎也包含了同樣的意思。該款表明，商業法對於援引其他條文的語句對該條第1款進行隨意解釋的做法保持著戒備狀態。

在耿某訴南京中央商場一案中，法院以原告「具有一定商品知識」為由駁回其訴訟請求。這是非常奇怪的。如果法律的目的是鼓勵人們同假貨作斗爭，它當然不會排斥那些具有進行這種斗爭所必要的商品知識的人。難道法律預期那些對商品一無所知的人有能力與售假者對簿公堂嗎？這使筆者想起了英國法官在侵權行為法歷史上有名的「蛋殼腦袋」案件中創立的一項規則：「加害人對受害人的認識，以其所見者為限（The tortfeasor must take his victim as he finds him）。」[26] 這意味著，不法行為人沒有資格對他的受害人吹毛求疵。顯然，一個欺詐行為不會因為它被識破而變成正當行為。

3．對行為的定義

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的關鍵詞是「欺詐行為」。與此相類似，澳大利亞商業法第52條以「誤導或欺騙性的或者可能使人誤解或受騙的行為」為核心，這一用語似乎經過了更為仔細和精確地推敲。現在讓我們來討論一下與「欺詐行為」的含義及其應用有關的一些問題，同時與澳大利亞商業法第52條的經驗作一些比較。在中國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1996年3月發布的《欺詐消費者行為處罰辦法》（以下簡稱「處罰辦法」）第2條中，「欺詐消費者行為」被定義為「經營者在提供商品（以下所稱商品包括服務）或者服務中，採取了虛假或者其他不正當手段欺騙、誤導消費者，使消費者的合法權益受到損害的行為」。這一定義在司法實踐中常常被參照引用。這里有若干要點需要加以澄清。

（1）行為的檢驗方法

根據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和處罰辦法的規定，對「欺詐行為」應當以客觀的方法檢驗和認定，即根據商家在出售商品和提供服務時所採用的手段來加以判斷。處罰辦法第3條列舉了一些典型的欺詐行為，其中包括：（1）銷售摻雜、摻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的商品的；（2）以虛假的「清倉價」、「甩賣價」、「最低價」、「優惠價」或者其他欺騙性價格表示銷售商品的；（3）以虛假的商品說明、商品標准、實物樣品等方式銷售商品的；（4）不以自己的真實名稱和標記銷售商品的；（5）採取僱傭他人等方式進行欺騙性的銷售誘導的；（6）利用廣播、電視、電影、報刊等大眾傳播媒介對商品作虛假宣傳的，等等。當然，還有銷售假冒商品和失效、變質商品的行為，這些規定在該辦法的第4條中。在實踐中，所有這些行為都可以根據客觀的事實（或者說，經營行為的外觀）加以確定。

可以發現，澳大利亞法院在適用商業法第52條是也採用了客觀檢驗法。法官們認為，「某一行為是否為誤導或欺騙性是一個需要根據關於該行為及其關聯事實與情況的證據來加以確定的事實問題。不論行為是否可能產生誤解，只要所有的這些情況表明它包含或傳達了錯誤的陳述，它就可以被歸入第52條所稱的誤導。」[27]

（2）行為的結果

按照中國民法，從理論上講，「欺詐行為」的概念有別於「因受欺詐而為的民事行為」。後者是指受害人的行為，而前者指不法行為人的行為；後者是由前者引起的。所以，在確定欺詐行為時，實際結果並不是必要條件。

雖然處罰辦法第2條含有「使消費者合法權益受到損害」的字樣，這並不意味著要求有實際的損失或損害發生。只要商家的行為按其性質足以使消費者產生誤解並且足以給他們帶來某種不利益，它就可以被認定為欺詐行為。

在澳大利亞，商業法第52條的規定更為直接地表達了這種觀點。「可能使人誤解或受騙」這一提法本身就表明，「沒有必要證明爭議中的行為實際地使人上當受騙或者發生誤解」。[28]

(3)主觀要素

按照中國民法的概念，欺詐行為包括兩個要素，一個是客觀要素，另一個是主觀要素。客觀要素是指某種作為或不作為，如虛假陳述，或者隱瞞實情。主觀要素是指實施這種作為或不作為時的故意。如果一個人知道他的陳述或隱瞞將會損及他人而立意為之，就構成故意。

就消費者保護法上的「欺詐行為」而論，主觀要素是否為必要的問題是值得研究的。法學界有些人士認為，商家進貨的疏忽大意應當被認定為故意。這種說法既不確切也無必要。根據消費者保護法的立法政策，第49條規定的欺詐行為的民事責任應當被理解為一種無過錯責任（或者說嚴格責任）。這種責任可以由特別法規定，而消費者保護法就具有特別法的性質。[29] 所以被控售假者的主觀狀態是無需考慮的。

澳大利亞法學家在解釋商業法第52條時持有同樣的觀點。正如R·米勒（Miller）教授指出的：「依照第52條，被告的內在意志是無關緊要的。需要關注的僅僅在於該行為是否有誤導性或欺騙性或者可能使人誤解或受騙。」「如果一家企業被控在陳述過去或現在的事實中違反了第52條，該企業的意志狀態是沒有意義的，除非該陳述包含了該企業的意志狀態。是否違反第52條取決於該陳述是否在事實上包含或傳達了虛假的含意，而不取決於該企業的意圖或信念。」[30] 福克斯法官指出：「故意不是必要的要素。……這種侵權行為更為客觀，但是，在這里適用假設的理智之人的概念並非十分正確。一個人看著觀眾，或者他們中的一部分，……問他們該行為是否具有誤導或欺騙性，但要提出的問題並不單單是他們（或者他）已被誤導。該行為是否為誤導或欺騙性是一個由法院決定的問題。」[31]

4．請求人的主觀狀態

從某種意義上說，消費者保護案件可以被看作是個別經營者與全體消費者之間的案件。可以恰當地說，特定請求人的主觀狀態並不影響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的適用。影響其適用的不過是經營者行為的客觀狀態。也就是這樣一個問題：該行為是否已使一般消費者產生誤解？這一點是在經營者能夠控制的范圍之內。如果經營者的行為足以誤導一般消費者，它就構成欺詐；即使特定請求人為「知假買假」仍是如此。反之，如果它不足以誤導一般消費者，它就不構成欺詐，即使該請求人確實發生了誤解也是如此。

這一觀點已經為我國司法實踐所採用，前面所述的薛萍訴北京燕莎友誼商城一案就是一例。從這一案件中可以歸納出來的處理方案是，如果經營者的行為不足以誤導一般消費者，但是可能使個別人發生誤解，就不能適用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這時，可以適用《民法通則》第59條的規定。[32] 在這種情況下，根據《民法通則》第61條的規定，其法律後果之一就是各方當事人應當將其由該行為所取得的財產返還給對方。至於因該行為所致損失的承擔，則取決於當事人的過錯和因果關系的狀況。如果經營者有過錯並且他的行為是損失發生的必要條件，即使它不是請求人發生誤解的充分條件，他也應當支付補償性賠償；反之，則應由請求人承擔自己的損失。如果雙方都有過錯，他們就應按照其責任比例分擔損失。 澳大利亞的經驗可以為上述觀點提供支持。米勒教授在一些判例的基礎上總結說：「一個陳述，如果被任何正常的人在聽了之後都不會當真，而某個愚蠢之人竟受其誤導，對此應如何處理？一方面，對違反第52條的檢驗方法是客觀的，普通法上的『理智之人』檢驗法顯然並不適合。另一方面，雖然請求人事實上受誤導，但一般的理智之人在聽到同樣的陳述時卻不會受誤導，這樣的情況也有發生。在這種情況下，不存在對第52條的違反。」[33]

5．因果關系

一個經營者，如果他的行為足以誤導那些具備正常注意的一般消費者，則他不得以請求人的故意或者疏忽作為抗辯。另一方面，如果經營者盡管有言辭不實或者據實未報的情節，但其行為還不足以誤導具備正常的注意的消費者，那麼，他就不能被認定為構成欺詐。在這種情況下，因過分疏忽大意而陷於誤解的人不應受到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的保護。這里所包含的法律政策是，經營者的風險應當被限定在他們應該和能夠預見並防止一般消費者發生誤解的范圍之內。

在澳大利亞，「在許多案例中，法院曾考慮應如何處理引起未盡合理注意而陷於誤解者的地位。」[34] 例如，在一個涉及名稱相同的餐館的案件中，弗蘭克(franki)法官表達了「過分愚蠢之人」不應受保護的觀點。[35] 還有一個案件，其中有一位初級律師被認為是信賴了一份買賣合同所附的誤導性的規劃證書。在該案中，法院指出：「或許可以設想，在一個案件中，請求人是如此地疏於保護自己的權益，以致可以發現這樣的事實，即被控陳述在當時情況下並不是他訂立合同的真正誘因。在這樣的案件中，虛假陳述與損害之間的因果關系要素已經因請求人過失的介入而被切斷。」[36]

需要指出的是，由於在商業法第52條中沒有關於懲罰性賠償的規定，證明被控行為與損害之間的因果關系的舉證責任負擔是由原告承擔的。正如澳大利亞法院指出的：「若要索取賠償，請求人必須證明被主張已蒙受的損失或損害是『基於』違反該法的行為。」[37]

與此相比較，在中國，依照消費者保護法提出請求的人通常不承擔這種負擔；他只須證明自己在經營者實施欺詐行為的情況下已經為獲得商品或者服務支付了價金。關於實際損失或者損害的證據通常是不必要的，因為雙倍賠償可能已經足夠。當然，請求人可以獲得超過雙倍價金的賠償，只要他能夠證明自己確實蒙受了數額超過雙倍價金的損失或損害。根據民法的原則，受害人有權就實際損失或損害請求充分賠償。不過，在這種情況下應當適用關於民事責任的一般規定，盡管這種途徑不如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所提供的途徑來得便捷。

四、結語

毫無疑問，消費者保護法作為特別法，需要得到普通民法的支持，因此，對於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來說，民事責任制度中有關規則的協同是不可或缺的。這也許是困難的，因為特別法與普通法之間的歧異要通過法律解釋甚至通過法律改革來彌合。另一個問題是，許多法官習慣於將民法的一般概念適用於當下案件，而常常忽略待適用的特別法規的規定中所包含的特殊法律政策。所以，應當更加經常地運用案例研究，並改進案例研究的方法。例如，由於大陸法系傳統的思維方法一般是演繹法，在解釋甚至創造法律規則方面，中國的法官不象他們的澳大利亞同行那樣的活躍。由此不難理解，在澳大利亞，對商業法第52條的解釋總是來自司法實踐，而相反地，在中國，對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的解釋大多出自學術研究。

（原載《法學》1998年第3期，P. 22～28。中國人民大學報刊復印資料《民商法學》1998年第6期轉載）

⑷ 司法考試2017年經濟法考點:虛假宣傳行為

茄信 司法考試2017年經濟法考點:虛假宣傳行為

虛假宣傳行為是指經營者利用廣告或者其他方法，對產品的質量、性能、成分、用途、產地等所作的引人誤解的不實宣傳。以廣告或其他方式銷售商品，是現代社會最常見的促銷手段。但各類虛假廣告和其他虛假宣傳，或擾亂視聽，有害社會主義精神文明;或直接誤導用戶及消費者，使其作出錯誤的消費決策，引發了大量社會問題;或侵犯其他經營者，特別是同行業競爭對手的合法利益，造成公平競爭秩序的混亂。廣告法、反不正當競爭法均將此類行為作為必須派納罩禁止的違法行為予以規范。

反不正當競爭法第9條規定，經營者不得利用廣告和其他方法，對商品的質量、製作成分、性能、用途、生產者、有效期限、產地等作引人誤解的虛假宣傳。廣告的經營者不得在明知或者應知的情況下，代理、設計、製作、發布虛假廣告。

廣告法第3條規定，廣告應當真實合法，符合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要求。第4條規定，廣告不得含有虛假的內容，不得欺騙和誤導消費者。

1.行為要件。

(1)行為的主體是廣告主、廣告代理製作者和廣告發布者。在某些情況下，三者身塵鬧份可能重疊。(2)上述主體實施了虛假宣傳行為。(3)上述虛假廣告或虛假宣傳達到了引人誤解的程度，因而具有社會危害性。(4)主觀方面，廣告商在明知或應知情況下，方對虛假廣告負法律責任;對廣告主，則不論其主觀上處於何種狀態，均必須對虛假廣告承擔法律責任。

2.法律責任。

根據責任主體的不同，可分為以下幾種情形：

(1)經營者(廣告主)的法律責任。反不正當競爭法第24條第1款規定，經營者利用廣告或者其他方法，對商品作引入誤解的虛假宣傳的，監督檢查部門應責令停止違法行為，消除影響，並可根據情節處以1萬元以上20萬元以下的罰款。

(2)廣告商的法律責任。反不正當競爭法第24條第2款規定，廣告經營者在明知或應知情況下，代理、設計、製作、發布虛假廣告的，監督檢查部門應當責令停止違法行為，沒收違法所得，並依法處以罰款。這里的「依法」，指依廣告法。廣告法第37條規定的罰款，指廣告費用1倍以上5倍以下的罰款。情節嚴重的，可停止其廣告業務;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3)連帶責任。廣告法第38條規定：發布虛假廣告，欺騙和誤導消費者，使其合法權益受到損害的，廣告主應承擔民事責任。廣告經營者、廣告發布者明知或應知廣告虛假仍設計、製作、發布的，應依法承擔連帶責任。廣告經營者、廣告發布者不能提供廣告主的真實名稱、地址的應承擔全部民事責任。

社會團體和其他組織，在虛假廣告中向消費者推薦商品或者服務，使消費者的合法權益受到損害，應當依法承擔連帶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