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經濟法的現代性張守文
1. 朱蘇力是誰
蘇力（朱蘇力），祖籍江蘇東台，1955年愚人節（因此很不聰明）出生於安徽合肥（但一直很瘦）。1970年12月入伍搞炮兵測繪（最高軍職為班長），1976年6月退伍後當測繪工人，遊山玩水8年，喜好寫點新詩，一度想當詩人。1978年因高考成績不佳，不幸考入北京大學法律系（註：當時錄取分數最高的是文史哲），仍不好讀法律書，每每歪曲馬克思的話（大意是「我總是把法律放在哲學和歷史之後」）為自己的不務正業辯解。終於於1982年獲得法學學士，並考研成功；但似乎又別有所思，赴廣東海關分署「從政」。兩年後二度考研，再次「混入」北京大學研究生院，就讀於張國華教授門下學習中國法律思想史。一年後，赴美自費公派留學，先後就讀於加州McGeorge School of Law和Arizona State University，獲LL.M（1987，美國商法與稅法）、M.A（1992，美國法律制度）和Ph.D（1992，法律的交叉學科研究）學位。實驗生活多年，幾度見異思遷，專業換了不少，飄流各地（包括海外），似乎才覺悟自己別無所能，只能讀書、教書。1992年歸國，任教北京大學法律系，先後聘講師（1992）、副教授（1994）、教授（1996）和博士生導師（1997）。
主要著作：
《法治及其本土資源》，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6年。
《閱讀秩序》，山東教育出版社，1999年。
《學問中國》（與趙汀陽、汪丁丁、盛洪等合著），江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
《制度是如何形成的？》，中山大學出版社，1999年。
《20世紀的中國：學術與社會》法學卷（與賀衛方共同主編，與強世功、賀衛方、李貴連、方流芳、張志銘合著），山東人民出版社，1999年。
《規制與發展》（主編，與葛雲松、張守文、高丙中合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
《道路通向城市》，法律出版社，2004年5月。
《也許正在發生——轉型中國的法學》，法律出版社，2004年5月。
主要譯著：
《法律的運作行為》，布萊克著，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4年（與唐越合譯）。
《法理學問題》，波斯納著，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4年。
《憲政與分權》，維爾著，三聯書店，1996年。
《美國憲法在海外》，亨金斯編，三聯書店，1996年（鄭戈、趙曉力、強世功譯，朱蘇力校）。
《憲政與民主》，埃爾斯特等編，1996年（潘勤、謝鵬程譯，朱蘇力校）。
《司法過程的性質》，卡多佐著，商務印書館，1998年。
《國家篇•法律篇》，西塞羅著，商務印書館，1999年（沈叔平、蘇力譯，蘇力校）。
《道德和法律理論的疑問》，理查德.A..波斯納著，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年11月。
主要論文:
《福柯的刑罰史研究及其對法學的貢獻》，《比較法研究》，1993年第2期。
《關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法律文化的一點思考》，《北京大學學報》，1993年第4期。
《法律規避與法律多元》，《中外法學》，1993年第6期。
《讀勞倫斯•卻伯的〈美國憲法〉」》，《中國書評》（香港），1994年9月總第1期。
《跨文化研究中的社會控制》，《中國社會科學季刊》（香港），1994年冬季號，50，000字 。
《反托拉斯法與反不正當競爭法》，《市場經濟導刊》，1994年第3期。
《法律活動專門化的法律社會學思考》，《中國社會科學》1994年第6期。
《市場經濟形成中的犯罪違法現象--法律社會學的思考》，《中外法學》1994年第6期。
《關於對抗制的一些法理學和法律社會學思考》，《法學研究》，1995年第4期。
《法學研究規范化、法學傳統和本土化》，《中國書評》（香港），1995年3月總第4期。
《變法、法治及其本土資源》，《中外法學》，1995年第5期。
《什麼是法理學？》，《中國書評》，1995年總第5期。
《市場經濟與立法原則》，《中國法學》，1996年第2期。
《〈秋菊打官司〉案、邱氏鼠葯案和權利》，《法學研究》，1996年第3期。
《美國的法學教育和研究對我們的啟示》，南京大學《法學評論》1996年春季號。
《從契約理論到社會契約理論，一種知識考古學的研究》，《中國社會科學》，1996年第3期。
《法學本科教育的一些思考》，《比較法研究》，1996年第2期。
《讀〈走向權利的時代〉》，《中國書評》，1996年11月。
《關於中國法治建設的幾點感想》，《湘江法律評論》，第1卷（1996）。
《把道德放在社會生活的合適位置》，《東方》，1996年第5期。
《什麼是你的貢獻？》，《中國書評》（香港），1996年5月總第10期。
《再論法律規避》，《中外法學》，1996年第4期。
《現代法治的合理性和局限性——秋菊的迷惑和山杠爺的悲劇》，《東方》，1996年第4期。
《The Function of Legal Evasion in China's Economic Reform，From a Socio-legal Perspective》，Legal Development in China，Sweet & Maxwell，1996。
《罪犯、犯罪嫌疑人和政治正確》，《讀書》，1997年第2期。
《閱讀中國市場經濟的秩序》，《公共論叢》，1996年總第2期。
《我和你都深深嵌在這個世界之中》，《天涯》，1997年第6期。
《解釋的難題，對幾種法律文本解釋方法的追究》，《中國社會科學》，1997年第3期。
《後現代思潮與中國的法制與法學》，《法學》，1997年第3期。
《法律文化類型學研究的一個評析》，《學術思想論叢》，1997年，第2卷。
《社群主義的挑戰？》，《公共論叢》，1997年，總第4期。
《20世紀中國的現代化與法治》，《法學研究》，1998年第1期。
《反思法學的特點》，《讀書》，1998年第1期。
《制度是如何形成的？》，《比較法研究》，1998年第1期。
《法學的分類》，《讀書》，1998年第3期。
《為什麼『送法下鄉』？》，《社會學研究》，1998年第2期。
《'法'的故事》，《讀書》，1998年第7期。
《The Paradoxes in 20th Century China's Modernization and Legal Development》, Law Journal of Hong Kong University vol．28，part 3，pp．429-439。
《哈耶克自由論證的得與失 》，《中國社會科學季刊》(香港)，1998年夏季卷。
《More on Avoidance of the Law》，Social Sciences in China，vol．XIX no．4，1998 winter.
《法律社會學調查中的權力資源》，《社會學研究》，1998年第6期。
《認真對待人治》，《華東政法學院學報》，創刊號，1998年12月。
《發現中國的知識形態》，《學術思想評論》，第4卷（1998）。
《'酷'一點》，《讀書》，1999年第1期全文以「冷眼看婚姻」為題收入，李銀河、馬憶南編：《婚姻法論爭集》，光明日報出版社，1999年。
《基層法院審判委員會制度的考察與思考？》，《北大法學評論》，第1卷，第2輯。
《經濟學帝國主義》，《讀書》，1999年6期。
《學術批評的學術標准》，《中國社會科學》，1999年第4期。
《法律與科技問題的法理學重構》，《中國社會科學》，1999年第5期。
《法院的審判職能與行政管理》，《中外法學》，1999年第5期。
主要譯文：
《尼采•譜系學•歷史學》，福柯，《社會理論論壇》，1998年第5期；《學術思想評論》，1999年總第4期 。
《「危險個人」概念的產生》，福柯，《社會理論論壇》，1998年5期；《學術思想評論》，1999年8月總第5期。
《歷史、傳統和社會學的方法》，卡多佐，《外國法譯評》，1998年。
《司法中的社會學方法》，卡多佐，《中外法學》，1998年。
《作為符號性分類的公民與敵人》，亞里山大著，集於《國家與市民社會》（鄧正來、亞里山大編），中央編譯出版社，1999年。
《美國市民社會的語式》，亞里山大和史密斯著，集於《國家與市民社會》（鄧正來、亞里山大編），中央編譯出版社，1999年（與方朝暉合譯）。
網上文選：
走不出的背景（2004年6月16日在北大法學院畢業典禮上的致詞）
需要中國的法律學術批評(代發刊詞)
你看到了什麼？
面向中國的法學
不會忘記的承諾——在北京大學法學院100周年慶祝大會上的致辭
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法制問題
解釋的難題——對幾種法律文本解釋方法的追問
可別等成了「戈多」——關於中國「後現代主義法學研究」的一點感想或提醒
當代中國法理學的普性及不足（西南政法大學五十周年學術講座）
公共知識分子的社會建構
認真對待人治——韋伯《經濟與社會》的一個讀書筆記
《秋菊打官司》的官司、邱氏鼠葯案和言論自由
語境論——一種法律制度研究的進路和方法
感受中國法律的現代性——《為什麼『送法上門』？》的一個注釋
鄉土社會中的法律人
制度變遷中的行動者——從梁祝的悲劇說起
當代中國法律中的習慣——一個制定法的透視
我和你都深深嵌在這個世界之中——從黛安娜之死說起
法律如何信仰？——《法律與宗教》讀後
道德理論、說教與法律――《道德與法律理論的疑問》譯序
從契約理論到社會契約理論——一種國家學說的知識考古學
現代法治的合理性與可行性——秋菊的困惑和山杠爺的悲劇
法律與科技問題的法理學重構
從禁忌到理性——《性與理性》
蘇力教授浙大對話實錄
知識在法律中的力量——波斯納《反托拉斯法》代譯序
也許正在發生——中國當代法學發展的一個概覽
「酷(cool)」一點
朱蘇力:中國傳統文化與法治現代化——朱蘇力教授北京農學院講座紀錄
朱蘇力:社會科學研究需要人文底蘊嗎——在北京大學的講演（節選）
朱蘇力：法律社會學調查中的權力資源――社會學調查過程的一個反思
朱蘇力:《趙氏孤兒大報仇》：復仇與法律
經濟法與社會法具有重要的區別，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經濟法與社會法最本質區別在於經濟法的經濟性和社會法的社會性。經濟法是國家干預經濟的基本法律形式，經濟法調整的范圍是需要國家干預的經濟關系,經濟性是經濟法的一個重要的特徵，包括調整對象的經濟性、法益目標的經濟性、運行機制的經濟性、效果評價的經濟。社會法的社會政策目標與社會法的社會效益指標決定了社會法具有鮮明的社會性。
（二）經濟法與社會法的調整對象不同。經濟法調整的對象是具有全局性和社會公共性的經濟關系。其調整對象是經濟性的社會關系，這表明經濟法在經濟生活中發揮作用,針對的是全局性和社會共同性的經濟關系。同時,並非所有全局性和社會共同性的經濟關系都由國家干預,國家僅在需要時對這些關系進行干預。而社會法的調整對象主要則是顯著社會意義事項,其涉及的領域相當廣泛,並不局限於經濟領域,例如教育權利保障關系就涉及文教領域等非經濟領域，即社會性的社會關系。
（三）經濟法與社會法的目標不同。由於經濟法與社會法的調整對象及根本屬性的不同，導致其目標的存在屬性也不同，經濟法起源於市場失靈以及原有法律解決能力的欠缺，其目標在於通過國家的適當干預而解決市場失靈以及政府失靈問題,促進經濟健康、快速發展。社會法的目標主要在於救助弱者、反對歧視。經濟法側重於在經濟領域實現社會公平、社會正義，社會法側重於在社會領域實現社會公平、社會正義。
（四）經濟法與社會法的公平觀不同。經濟法倡導積極公平觀，而社會法主張消極公平觀。
經濟法認為只有經濟發展了,增量利益增加了,弱勢群體才會得到更多的利益。而社會法的公平觀主要關注的是對已形成的弱勢群體的保護和扶助,因為它是一種弱者保護機制,是一種利益分配的平均正義立場。
（五）經濟法與社會法的調整方式不盡相同。經濟法的調整方式似乎更為復雜和多樣化,主要通過指令性調整方式、指導性調整方式和以私法主體身份介入經濟關系進行干預等。社
會法則主要通過傾斜待遇、團體契約、強制性最低標准等方式進行調整,例如對貧困人員提供廉租房等等。
經濟法與社會法存在以上的區別，這對於我們釐清兩法的界限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啟發價值，對於立法和司法實踐也具有重要指導意義。另外，科學的全面的認識經濟法和社會法的關系，還應關注兩者的共同點，主要有以下幾方面：社會性和現代性。
（一）經濟法與社會法都具有社會性。包括以「社會公共利益」位本位，經濟法與社會法在各自領域中, 通過不同方式協調各種利益關系, 以達到社會公共利益的最大化；法律責任的社會性，。隨著法律的「社會化」進程, 傳統的民事責任、刑事責任、行政責任三者相互融合, 出現了以實現社會安全、社會公平、社會公益和可持續發展為價值目標的社會責任；調節機制的社會性，在人類社會中, 不僅需要以市場調節機制為特徵的競爭機制, 更需要以社會調節機制為特徵的合作機制，以實現社會生活的健康、穩定和有序。所謂社會調節機制， 是指國家以社會管理者的身份或社團(非政府組織) 以社會公信力為媒介完成的一種社會生活交往模式。
（二）經濟法與社會法都具有現代性。經濟法與社會法， 同其他傳統部門法相比， 具有獨特的「現代性」。換言之,，伴隨著從物質到精神、從制度到觀念的現代化變遷,，整個社會中的現代性因素不斷增加；法作為一種調整社會關系的手段和符號系統，必然會對此做出相應的調整和反應。在此背景下產生的經濟法與社會法， 自然有著不同於傳統部門法的現代性特徵。主要包括形成背景的現代性、法域歸屬上的現代性、制度構成上的現代性。這三方面都源於現代社會的屬性特徵，體現反應現代社會的要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