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經濟法課程論文

⑴ 寫一篇不少於2000字的關於經濟法的論文

改革開放以來，個人獨資企業在我國得到了迅猛發展，現已成為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組成部分。繼公司法、合夥企業法出台之後，1999年8月30日，九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11 次會議又通過了個人獨資企業法，這標志著我國市場經濟三大基本企業形態均已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法律框架初具規模。一、個人獨資企業的法律定位獨資企業即一個人單獨投資設立的企業。在西方市場經濟國家，雖然獨資企業佔有相當大的比例，但美國、加拿大並無專門的獨資企業法，對獨資企業的法律范散見於憲法以及稅收、專賣、合同和破產等方面的法律中[1]，獨資企業這個術語甚至在德國是聞所未聞的[2]，他們對獨資企業是根據民法和商事法律來調整的。因為他們認為個體完全控制著企業，沒有企業內部的其它組成成分的利益可以考慮，這種類型的商事企業並不使個人免於任何責任，這樣，沒有必要單獨立法以調整獨資企業的組織和運營[3].我國是從企業形態的角度來構築市場主體法律框架的，有法可依的法制要求使與公司、合夥企業並存的獨資企業必須有相應的法律規范。有人認為，國有企業、合作制或集體所有制企業或者組織包括由國有和合作制主體控制的各種經濟組織，是根據經濟法的主體制度成立的，其他經濟活動主體則多是依民法和行政法設立的[4]. 這種將非公有制企業主體與公有制企業主體人為割裂開來的觀點是不足取的。因為市場經濟不分公、私，各種主體一律平等。我國關於市場主體的立法體制已經逐步摒棄了計劃經濟時代的立法模式，公司、合夥、獨資企業主體法律體制在我國的建立，已經做出了明確的結論。我國在立法過程中關於獨資企業的法律定位，因對「獨資」的理解不同而認識不一。主要有三種觀點：（1）「一個投資主體」說。 認為凡一人或一個投資主體開辦的企業，均納入獨資企業法調整，其中包括自然人和法人的獨資企業，換言之，可將中國現有的非公司形態的國有獨資企業、集體獨資企業、外商獨資企業、私營獨資企業及有門點的個體工商戶（俗稱座商）均納入獨資企業法調整[5].此觀點為廣義說。（2）「一個自然人投資」說。認為獨資企業是指由一個自然人投資，企業財產為投資人所有，投資人對企業債務負無限責任的企業，分為私營獨資企業和全部資本由一個外國人投資設立的外商獨資企業[6]. 這可稱為狹義說。（3）「限定的單個自然人投資」說。 僅把獨資企業限定在單個自然人投資設立的企業范圍內，而將無固定場所的臨時攤販或沿街叫賣者及無相應從業人員的家庭手工業者排除在外[7]. 此為在狹義基礎上的限定說。上述第一種觀點，以投資形式為界定標准，主張所有獨資設立的企業都納入獨資企業法調整，理論上正確，也比較理想。但我國的國有獨資企業、集體所有制獨資企業比較復雜，如此立法與現行的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法、城鎮集體所有制企業條例、鄉村集體所有制企業條例、鄉鎮企業法等難以協調，為此，有人認為應有一個過渡期，主張先對自然人單獨投資設立的企業進行規范，將私營獨資企業和具有一定規模的個體工商戶以及外國自然人單獨投資在中國設立的企業作為調整范圍[7 ]（p35）。而剛頒布的我國個人獨資企業法， 顯然採取了嚴格的「限定」說。該法較草案增加了「個人」的限制詞並在法律定義中將其明確為自然人，把法人排除在獨資企業之外；其附則規定「外商獨資企業不適用本法」，又將外國人予以排除。因此，個人獨資企業法對獨資企業是有相當限制的。根據該法第2條定義規定，「個人獨資企業， 是指依照本法在中國境內設立，由一個自然人投資，財產為投資人個人所有，投資人以其個人財產對企業債務承擔無限責任的經營實體。」筆者認為，我國法律對個人獨資企業的定位包含以下內容：第一，「獨資」指一個自然人投資設立的企業，投資的「自然人」僅指中國人，不包括外商。如果外國自然人單獨投資在我國設立企業，應當適用外資企業法，屬於外商獨資企業。那麼香港、澳門、台灣的單個自然人可否成為我國獨資企業的投資人呢？筆者認為不可。我國實行一國兩制，依據外資企業法實施細則第85條的規定，這些地區的個人以及在國外居住的中國公民在大陸設立全部資本為其所有的企業，要參照外資企業法實施細則辦理。在審判實踐中，涉港、澳、台案件也都是參照涉外案件的有關規定審理的。因此，港、澳、台同胞在我國境內設立個人獨資企業也不適用個人獨資企業法，而是參照有關外商獨資企業的規定辦理。第二，投資以及企業所得財產為投資人所有，投資人即企業的主人。個人獨資企業的顯著特徵是個人所有制企業，投資人的投資以及企業所得收益均歸個人所有，投資人享有企業財產所有權，其有關權利可以依法進行轉讓或繼承。同時，投資人也是企業的負責人和代表人，享有企業的經營權和管理權。當然，他可以自行管理企業事務，也可以委託或者聘用其他具有民事行為能力的人負責企業的事務管理。其委託或聘用他人管理企業事務形成委託合同關系，依法應與委託人或聘用人簽訂書面委託合同，明確委託的具體內容和授予的權利范圍，如果因授權不明造成善意第三人利益損害時，應承擔民事責任，受託人明知授權不明而實施所委託行為的，負連帶責任。投資人對受託人或聘用人職權的限制，不得對抗善意第三人。第三，個人獨資企業非法人組織，投資人以個人財產對企業債務承擔無限責任。個人獨資企業不是法人，它的民事權利與義務由投資人即企業的主人享有和承擔，並且投資人還要以自己的個人財產對企業債務承擔無限責任。雖然個人獨資企業與一人公司相似，但一人公司為企業法人，公司以企業財產獨立承擔民事責任，出資人僅以其出資額為限對公司承擔有限責任。我國法律沒有一人公司的規定（國有獨資公司為有限責任公司的一種特殊形式），因此，個人獨資企業資本再多、人員再眾、規模再大，也只能是個人獨資企業，不能成為公司。由於個人獨資企業投資人是以個人財產對企業債務承擔無限責任，避免了一人公司股東濫用公司人格損害債權人利益的可能，從而也省卻了法院在案件審理時運用「公司人格否認」制度的麻煩。第四，該企業是設立在中國境內的一個市場經營實體，不包括個體攤販和無必要從業人員的個體工商戶。所謂「在中國境內設立」，是指在我國的國境和邊境內設立，排除了國境線外的外國和與港、澳、台劃定邊界的港、澳、台一方。所謂「經營實體」，是指具有一定規模的生產經營組織，含固定的生產經營場所和必要的生產經營條件以及必要的從業人員。這些條件的要求，將個人獨資企業與公民經登記取得營業執照從事工商業經營的個體工商戶區別開來。對於那些資金雄厚，頗具規模，已經擺脫了擺攤設點、流動銷售經營方式的個體工商戶，如果符合個人獨資企業條件的，應當允許他們轉為個人獨資企業。至於私營企業暫行條例中「僱工8人以上的營利性經濟組織為私營企業」的規定， 沒有科學依據，個人獨資企業法沒有明確規定，因此僱工人數不能作為個人獨資企業的衡量標准，但「必要的從業人員」尚需有關機關作出解釋，以使司法實踐有可操作的圭臬。二、個人獨資企業法規定的民事責任（一）個人獨資企業的民事責任個人獨資企業因其投資主體的單一性和業主對企業控制的單獨性，決定了法律將業主人格與其獨資企業人格視為一體[6]（p283）， 但個人獨資企業與其業主畢竟不能等同。作為出資人，他投入獨資企業的財產是有定數的，按個人獨資企業法的規定，在他設立獨資企業時就申報和明確了出資額，並可作為獨資企業的注冊資金。其投資可以是他的全部財產，也可以是他個人全部財產的部分；其獨資企業的收益也不一定是他的全部收益。因此業主的人格與獨資企業的人格只能「視為」一體，而不能在二者之間劃等號。而對於個人獨資企業來講，其財產是相對固定的，與業主的個人財產有區別，即投資人的出資和獨資企業的收益為獨資企業的財產。因而，當個人獨資企業對企業債務承擔責任時，要以其企業的全部財產予以清償，不足清償時，由出資人以個人其他財產予以清償。實際上，個人獨資企業本身是非法人組織，它沒有自己的財產，個人獨資企業的財產就是投資人（業主）的財產，與其說獨資企業承擔民事責任，不如說投資人（業主）承擔民事責任確切，說獨資企業承擔責任只是一種習慣而已。對此觀點，筆者在以下的敘述中不再重復。個人獨資企業解散時，其財產用於清償企業債務，清償順序如下：（1）所欠職工工資和社會保險費用；（2）所欠稅款；（3 ）其他債務。前一順序沒有清償的，後一順序不得清償；同一順序的，按照比例清償；不足清償的，由投資人以其他個人財產清償。依據個人獨資企業法第14條的規定，個人獨資企業可以設立分支機構，其分支機構的民事責任由設立該分支機構的個人獨資企業承擔。（二）投資人的「無限責任」投資人對獨資企業債務承擔無限責任是獨資企業的顯著特點，也是各國立法的通例。其無限責任，是指當獨資企業財產不足清償企業債務時，投資人以個人其他財產予以清償，直至全部清償，若不能全部清償則個人亦破產。我國目前不實行個人破產制度，若個人財產仍不足清償，以後也無能力清償的，則成為無法執行的「死債」，往往被免除清償責任。但是在我國的司法實踐中，若是家庭經營的，要以其家庭共有財產承擔清償債務的責任。而個人獨資企業法第18條的規定不同，要「投資人在申請企業設立登記時明確以其家庭共有財產作為個人出資的」，才「應當依法以家庭共有財產對企業債務承擔無限責任」。這就有了時間上和形式上的限定。在時間上，限定於申請設立企業登記時，而不是其後實踐意義上的家庭經營。在形式上，限定於明確以家庭共有財產作為個人財產出資，明確的方式通常在獨資企業設立申請書中載明，或者在有關的證明文件中註明。如果不能提供以家庭共有財產作為個人出資的確切證明的，司法機關在處理糾紛時不能用其家庭共有財產清償個人獨資企業債務。就是說，以個人財產承擔無限責任要注意范圍，不能不加限制地把其家庭共有財產用來承擔個人的無限責任。投資人對企業債務的無限責任，還體現在企業的解散和清算中。個人獨資企業法第30條規定，清算期間，在未按法定順序清償債務前，「投資人不得轉移、隱匿財產。」第42條規定：「個人獨資企業及其投資人在清算前或清算期間隱匿或轉移財產，逃避債務的，依法追回其財產，並按有關規定予以處罰；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即使在企業解散後，投資人仍在一定條件下承擔無限清償責任。該法第28條規定：「個人獨資企業解散後，原投資人對個人獨資企業存續期間的債務仍應承擔償還責任，但債權人在5年內未向債務人提出償債請求的， 該責任消滅。」這里的「債權人在5年內未向債務人提出償債請求的， 該責任消滅」應為債權人行使權利的除斥期間，用「責任消滅」的措辭似有不妥。在投資人的財產性法律責任中，還有一個民事責任與行政責任、刑事責任的沖突協調問題。投資人的財產是有限的，如果既有民事賠償責任，又有罰款、罰金或沒收財產的行政責任和刑事責任，如何處理？個人獨資企業法第43條規定：「投資人違反本法規定，應當承擔民事賠償責任和繳納罰款、罰金，其財產不足以支付的，或者被判處沒收財產的，應當先承擔民事賠償責任。」這就確立了投資人財產性法律責任的民事賠償責任優先的原則。根據這個原則，投資人的財產足以承擔各項法律責任時，分別承擔；不足承擔各項法律責任時，民事賠償責任優先承擔。如果不同的司法機關分別對投資人作出財產性法律責任的裁決，也要按此原則處理，即使先作出行政、刑事裁決的，也不能置民事債權人利益於不顧，其民事經濟糾紛案件的處理機關可依據該條規定與其他司法機關協調，先行用投資人的個人財產承擔民事賠償責任。（三）受委託或被聘用管理企業事務人員的民事責任個人獨資企業一般比個體工商戶規模大，有些還在外地設立分支機構，為生產經營的需要，投資人往往委託或聘用他人管理企業事務。依據個人獨資企業法第19條第3款的規定， 「受委託或者被聘用的人員應當履行誠信、勤勉義務，按照與投資人簽訂的合同負責個人獨資企業的事務管理。」該法第20條規定：「投資人委託或者聘用的管理個人獨資企業事務的人員不得有下列行為：（一）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賄賂；（二）利用職務或者工作上的便利侵佔企業財產；（三）挪用企業的資金歸個人使用或者借貸給他人；（四）擅自將企業資金以個人名義或者以他人名義開立賬戶儲存；（五）擅自以企業財產提供擔保；（六）未經投資人同意，從事與本企業相競爭的業務；（七）未經投資人同意，同本企業訂立合同或者進行交易；（八）未經投資人同意，擅自將企業商標或者其他知識產權轉讓給他人使用；（九）泄露本企業的商業秘密；（十）法律、行政法規禁止的其他行為。」那麼，受委託或被聘用管理企業事務的人員如果違反合同義務，從事了法律禁止的行為，給投資人及個人獨資企業造成損害，如何承擔民事責任呢？個人獨資企業法在法律責任一章作了兩條規定。第一，受託人或被聘用人違反合同的損害賠償責任。該法第38條規定：「投資人委託或者聘用的人員管理個人獨資企業事務時違反雙方訂立的合同，給投資人造成損害的，承擔民事賠償責任。」該條規定的責任屬於違約責任，但該違約責任的承擔是有條件的：一是違反與投資人訂立的管理企業事務的合同；二是管理企業事務的行為；三是給投資人造成損害。三個條件須同時具備，否則，受託人或被聘用人不承擔違約損害賠償責任。第二，受託人或被聘用人侵犯企業財產權益的責任。在企業事務管理中，可能發生受託人及被聘用人利用職務或工作之便侵佔企業的財產或利益，為此，該法第46條規定：「投資人委託或者聘用的人員違反本法第20條規定，侵犯個人獨資企業財產權益的，責令退還侵佔的財產；給企業造成損失的，依法承擔賠償責任；有違法所得的，沒收違法所得；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該條規定的民事責任方式，一是退還，二是賠償。當該企業財產或利益仍存在的，用責令退還的責任方式；但該財產或利益不復存在的，用賠償損失的責任方式；如果退還了財產還有其他損失的，則可與賠償損失的責任方式並用。另外，該法第40條「有違法所得的，沒收違法所得；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的規定，沒有像第43條那樣規定民事責任與行政責任、刑事責任的沖突協調問題，筆者認為，不能套用第43條的規定。因為投資人的民事責任一般是對企業外部而言的，法律要充分保護債權人的利益。市場經濟條件下民事債權優先受償有利於市場經濟的發展，我國的立法價值取向也已適應世界潮流，由國家本位向個人本位轉變，該條是一個體現。而受託人或被聘用人與投資人是企業內部關系，受託人或被聘用人利用企業事務管理之便從事違法犯罪行為，投資人負有失察責任，由投資人承擔因此而引起的不利法律後果是應當的，有利於企業的科學管理和市場經濟秩序的完善，投資人無權因受託人或被聘用人而招致的財產性刑事責任向受託人或被聘用人追償損失，即使提起民事訴訟，法院也應不予支持。

⑵ 認識經濟法論文2000字(2)

認識經濟法論文2000字篇2
論經濟法中社會中間層的地位和作用

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市場經濟中涌現出了一批不同於政府與企業的組織，這些組織獨立於政府與市場之間，為政府幹預市場、市場影響政府以及市場之間相互聯系起到中介作用，它就是社會中間層，其產生得益於物質生產關系的變動，已經逐漸受到了尊重與理解。

一、社會中間層是作為經濟法主體的適格性

經濟法主體區別於民法主體以及行政法主體。根據角色理論，同一主體，由於受不同的法律規制，因而其角色可能會不同。中間層根據其角色的不同可以分為民法上的主體也可以分為行政法上的主體，也可以分為經濟法上的主體。但根據社會中間層的雙重屬性可以得知其劃分為民法主體或者行政法主體是有理論上的缺陷的，因此我們把社會中間層定義為經濟法上的主體。

1、社會中間層的產生與經濟法的興起具有相似性

經濟法是在政府失靈以及市場失靈“雙重失靈”的背景下產生的，這種“失靈”主要表現為：宏觀經濟不穩定、微觀經濟低效率、社會分配不公。而社會中間層也產生於市場失靈以及政府失靈導致對於一些問題無法及時處理的情況下，其產生主要用於解決“雙重失靈”所帶來的社會經濟問題，這種產生的背景也完全符合經濟法所追求的平衡個體利益與社會公共利益、促進經濟增長、保障效率與公平、協調經濟發展的目標，因此二者具有相似性。

2、兩者都注重追尋社會公共利益

經濟法是社會本位法，以追求社會公共利益為主要價值觀念，以社會本位作為其基本立場和歸宿。社會中間層作為從政治國家與市民社會中分離出來的群體，具有很強的公正公平性。兩者都注重追求社會公共利益為主要目標，均具有很強的社會正義性。

3、經濟法與社會中間層都具有緩沖作用，都發揮著媒介作用

經濟法是介於公法與私法之間的第三法域，伴隨著政府與市民社會的聯系加強，政府與市場的關系的不斷完善，傳統的私法以及公法對眾多的主體已經無法進行調整，因此作為第三種法域的經濟法即應運而生，經濟法的出現更適應時代的發展趨勢，更能在政府與市場、政府與市民社會、市場與市場之間起到良好的“潤滑劑”的功能，促進社會的和諧穩定，對不可避免的社會矛盾也起到了緩沖作用。

二、社會中間層的類型化分析

1、經濟管理主體

經濟管理主體，主要是指依據憲法和行政法設立，由憲法和行政法明確其性質、職能、任務、隸屬關系等，承擔決策、協調、執行、監督等國民經濟管理職能的組織或機構。該類主體是管理性與經濟性的結合，不僅其管理對象具有強烈的經濟性，而且其管理手段也具有強烈的經濟性。當然，經濟管理中不應當排除權力機關與司法機關。

2、社會中間層

社會中間層是指獨立於政府與市場主體，為政府幹預市場、市場影響政府和市場主體之間相互聯系起中介作用的主要團體。主要包括：行業中介性組織、特殊資格的企業以及其他中介組織，這些組織根據法律的規定以及特定機關的授權，享有一定的經濟許可權，並在許可權范圍內進行協調與管理。

3、市場主體

市場主體是指經營者、勞動者以及消費者等社會經濟活動的基本參加者。市場主體是國民經濟活動的基本單元，國家的經濟管理活動最終通過他們的行為最終得以實現。

三、社會中間層的功能分析

1、分離於政府的功能

(1)公共服務功能。社會中間層主體種類繁多，提供的服務也是多種多樣。就其存在的活動空間而言，他們的公共服務主要分布在經濟鑒證、環境保護、權益保護、社區服務、經濟中介等領域。其基本職能主要是：資產評估、消費者權益保護、社區服務、經濟中介等方面。以美國加工商協會為例，其功能主要表現為：它承擔著教育培訓、科研、食品檢驗、產業規劃、法律咨詢、國際合作、商業保險、市場開拓等方面的大量工作，為企業提供各種服務，使其受到很好地發展。

社會中間層的這些職能與政府提供的社會保障職能還是有所不同的，最大的不同主要體現在其自發性，社會中間層會自發組織社會活動項目以保障相關人員的合法權益，是一種民間的自發性組織或者社會團體。但是其保護的利益卻沒有政府社會保障的范圍廣。

(2)社會保障功能。社會保障是指國家通過立法，積極動員社會各方面資源，保證無收入、低收入以及遭受各種意外災害的公民能夠維持生存，保障勞動者在年老、失業、患病、工傷、生育時的基本生活不受影響，同時根據經濟和社會發展狀況，逐步增進公共福利水平，提高國民生活質量。社會中間層提供社會保障的對象主要是：紅十字會、慈善組織等。

2、獨立於市場的功能

(1)對市場的監督功能。社會中間層可以在交易的過程中對交易相對人的資格、交易標的合理性、合法性，以及對交易的價格、真實性進行審查。

(2)自律功能。社會中間層是相對於政府與市場主體而言的，具有獨立的法律地位，具有自我管理、自我約束的能力。它可以通過頒布內部章程來約束內部成員，此種自律性的行為不受其他任何成員的干涉。但是這種自律性必須是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違背法律的行為是不受法律所承認的。

3、調節政府與市場之間關系的特有功能

(1)溝通協調功能。社會中間層的最突出的額特性就在於其協調性。政府與市場是完全不同的兩個社會主體，一方的急劇膨脹會導致另一方的權益受損，因此需要社會中間層進行介入，以平衡兩者之間的利益。具體表現為：社會中間層主體將政府制定或出台的政策、法律傳達給社會主體，使其更好地貫徹國家的政策或法律意圖，規范自己的行為、促進經濟的發展;同時，社會中間層主體也應當將其掌握的大量的市場信息反映給政府，使其制定出更符合市場規律與需求的經濟政策。此外，社會中間層的作用還體現在調節市場主體之間的矛盾與沖突。

(2)保護恢復功能。社會中間層的另一個重要作用是保護單獨個體的利益，尤其是保護弱勢社會群體的利益，恢復其被侵害的權益，社會中間層可以利用其相對有利的地位以及專業化的知識水平來組合優勢資源，去幫助更多的弱勢人體。

(3)預防功能。為預防市場失靈，國家需要有效的介入到市場經濟運行的方方面面，但是過多的政府幹預，會阻礙市場發展的積極性和有效性，因此社會中間層必須要保障國家干預的適度性與有效性，預防過度干預帶來的惡果。

(4)補充完善功能。對於國家以及市場難以進行調節的領域，社會中間層應該積極明確自身任務，對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與社會主義經濟體系的健全做出最大的貢獻。

四、結語

社會中間層作為經濟法主體是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社會中間層作為新生力量，卻蘊含著巨大的能量，我們在研究其具體內容以及運行機制的同時，也要注意在法理、學科等角度突出其重要地位，以此來獲得更多的重視。我們要通過更多的途徑來發揮其積極作用，減少消極作用，為社會的經濟發展做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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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會保險法與勞動法的關系

（一）黃越欽教授關於勞動法與社會法關系的分析

已故黃越欽教授系我國台灣地區著名法學家，他對推動台灣地區勞工法、社會法進步發揮了繼上世紀史尚寬教授之後承上啟下的作用。黃程貫教授、郭明政教授等皆是其學生，先行教育，之後任大法官。黃教授留學於奧地利，對於奧地利、德國法制有著精深研究，他所處的時代已是社會法大有發展的年代。在他的鼓動之下，黃程貫教授、郭明政教授赴德學習、研究勞動法和社會法，後兩位在我國台灣地區勞動法與社會法研究及立法中所發揮的作用為學界公認。黃越欽教授專門研究勞動法，對於社會法亦有相當研究。其在大陸地區發行的《勞動法新論》對於推動大陸地區勞動法進步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黃越欽教授對於勞動法與社會法的關系進行了深入探討，其中對社會法的關注幾乎全部集中於社會保險法。其中觀點如下：

1．勞動法與社會法的並存關系。所列事例為勞工保險中職業災害保險醫療給付與全民健康保險給付。失業保險給付與資遣費的給付都呈現並存狀態。

2．社會法取代勞動法的關系。他認為：「所謂取代關系指，原屬勞動法范圍之內容，由社會法取代，其中最重要的關鍵在1952年國際勞工組織的社會安全最低基準公約，將勞資沖突中的重要內容改以保險之方式替代……」，[1]尤其是人民年金取代退休金制度。[2]

3．社會法優先於勞動法的關系。職業災害保險責任優先於僱主責任。

4．勞動法與社會法的互補關系。他認為：「不論失業或退休，均對勞動者之經濟生活造成重大影響，為維持勞動者之基本生活水準，遂有令僱主支付資遣費及退休金之制度。惟或因要件不符或因雇無資力，並非所有勞動者均能受惠，而開辦失業保險以補其不足。」[3]

5．勞動法與社會法的競合關系。勞保職災醫療給付與健保醫療給付，可選擇適用。

6.勞動法向社會法的過渡關系。退休金、勞保老年給付、人民年金將逐步過渡。[4]

黃越欽教授所指社會法系德國法中的社會法，一般包含社會保險、社會救助、社會福利與社會補償制度，台灣地區襲用德國法概念，與中國大陸地區社會保障法概念略同。事實上，社會法與勞動法的關系集中體現在勞動法與社會保險法的關繫上。

（二）中國大陸的實踐

1．實在法體現。中國大陸地區自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後，勞動法失去了存在的社會土壤。即便是改革開放初期，勞動法亦僅僅是名詞而已。但是，企業勞動關系的變遷，使消失多年的勞動法概念逐漸成為實在法。自上世紀80年代後眾多勞動法規的頒布到1994年勞動法的出台，中國勞動法逐漸增多和成熟。1986年頒布實施的《國營企業實行勞動合同制暫行規定》第四章「在職和待業期間的待遇」和第五章「退休養老期間的待遇」已經涉及到了社會保險概念和制度建構思路。該行政法規中已經使用了「社會保險專門機構」概念。《國營企業實行勞動合同制暫行規定》的實施應當是勞動力市場化的里程碑，亦是中國勞動法制恢復的起點。勞動合同是僱傭勞動的法律形式，勞動合同制度的建立與社會保險制度的建立幾乎同時起步，中國特色非常鮮明。可以說，勞動法律規范和社會保險法律規范雜揉在一體中，更准確地說，當時的社會保險實質上是針對勞工保險。1994年7月5日，《勞動法》頒布，該法第十章「社會保險」就社會保險的種類、基本內容作出了原則性規定，在《勞動法》中規定社會保險專章。筆者推測，當初人們對勞動法與社會保險法之間到底關系如何並不清晰，但有一點是共同的：都以保護勞動者利益為出發點。

本世紀以來，「社會保障」概念逐漸成型，之前的「勞動法」漸成「勞動和社會保障法」，勞動法與社會保障法在越來越多的實在法頒布後已經開始逐步分離，尤其是2007年《勞動合同法》的頒布和2010年《社會保險法》的頒布，使得過去將「社會保險」規范認定為勞動法律規范的認識逐漸得到矯正，更多的人感知勞動法與社會保險法的差異與區別。

2．學界狀態。在我國，社會保障概念至1998年勞動和社會保障部成立後偶有提及，但大學課堂上尚無「社會保障法」課程。而講授勞動法的教師大部分也將「社會保險」作為勞動法課程的內容。勞動法學領域研究，不僅落後於僱傭勞動實踐，亦落後於立法展開，當初講授勞動法課程時將社會保險作為內容幾乎沒有異議。

2006年之後，中國法學會社會法學研究會成立，該研究會主要以高校勞動法和社會保障師資為班底，已經出現了側重，即有的老師相對專注於勞動法，有的老師則專注於社會保障法。但是，勞動法和社會保障法學者隊伍並未分野。不像有些發達國家和地區的學界，該領域的學者隊伍已經在分列而立，彼此有聯系但相對獨立。目前，大部分學者已經意識到勞動法與社會保險法的差異。不過，系統性地闡釋兩類不同法律規范異同的研究成果幾乎未見。

（三）勞動法與社會保險法異同點與未來趨勢

1.一般來講，先有勞動法，後有社會保險法。從時間節點上看，勞動法應當是歷史兩百年以上的法律制度，而社會保險法歷史不過百餘年。勞動法的產生是調整勞資關系的需要和結果，或者說，勞動法的功能和作用就是在勞資之間進行平衡，因勞資關系之強弱變更而由不同力度之勞動法調整。社會保險法的產生是在勞資關系調整遇到僵局之後的結果，勞資關系的調整在勞資關系不能維系或勞資關系中斷後陷入了僵局。例如勞動者年老、疾病、職業傷害、生育等情況下勞資關系終止後，勞動法已經難以「再」發揮作用。換言之，當勞動者不再是勞動者的時候，當事人已經不成其為勞動法上的當事人。這些退出工作崗位的勞動者需要有另外法律制度的庇護。

2．勞動法的給付為私法上的給付，而社會保險法為公法上的給付。在不少學者的認知中，勞動法屬於私法，或者說是私法的特別法，這種認知是從給付的當事人角度的判斷，即僱主對於雇員的工資給付，屬於私法上的給付。不過，我們認為勞動法並非完整意義上的私法，它僅從給付角度具備上述性質，大量的勞動基準，尤其是職業安全衛生制度大部分屬於公法規范。社會保險法的給付全部為公法上的給付，保險人為公法上的主體，保險給付對象—被保險人為自然人。自然人一般先覆蓋勞工階層，之後覆蓋其他社會群體。

3.皆屬於社會政策導向的產物，皆針對勞工問題，皆屬於社會立法的范疇。「勞動法與社會法為20世紀以來所成長的兩大法域，其發達與整個人類歷史進程有密不可分的關系，也刻畫出意識形態對法制的深遠影響。」[5]勞動法調整的社會關系常常被稱作是勞動關系，而勞動關系的形成集中體現在工業革命後形成的產業僱傭勞動，形成於勞資對立統一的展開，並成為社會問題中心點的勞動問題。「勞動問題是工業革命後所形成的新課題，也是近兩百年來世界上最大的一個社會問題。英國人瓦特發明蒸汽機作為生產動力之後，勞動者原來是生產工具的主人，現在變成了工具的附庸，有錢的資本家可以買工具建工廠大量生產坐在家裡發財，無錢的勞動者只好受雇於開工廠的資本家每日賺取微薄的工資以維持生活，從此勞動者與生產工具的所有權分離，資本家與勞動者的階級對立，利益難以協調，問題日益嚴重。此一問題，隨著工業化的擴展，由英國擴及歐洲、美洲、澳洲，乃至於亞非拉丁美洲，成為世界性的社會問題。」[6]勞動法的產生與發展體現在所調整的社會關系—勞資關系永恆不變的話題，任何工業化國家和地區都無一例外地演繹著社會存在與法律建構的整體，即勞動關系的生成與調整勞動關系的勞動法的產生與發展。而這一進程深刻反映了公共政策或社會政策導向，如同其他法律門類必然存在相應的政策一樣，勞工政策是重要的社會政策。勞動立法亦是重要的社會立法之一。社會保險法產生之初即以保勞工之險為使命，至今，社會保險中相當部分仍以職業人群為保險對象，體現著一個國家和地區勞工政策的動向，體現著一個國家和地區社會政策動向。可以這樣講，社會保險法制較為完備的國家和地區，其社會主義特徵突出、整體或團體主義色彩鮮明；而社會保險法制建構不夠齊整的國家和地區，其資本主義特徵突出，自由主義或個體主義色彩鮮明。該法同樣深刻地反映了當地勞工政策和社會政策動向。

4．兩類法律的未來。勞動法產生兩百多年來，人類在該領域的耕耘與拓展已取得了輝煌成就，在勞動契約制度，勞動基準，例如工作時間、職業安全衛生、團體協議與團體交涉，乃至勞動爭議處理制度等領域已經有了相當多的積累。一些人類爭取的目標早已實現，例如縮短工作時間與降低勞動強度皆已成為事實，在歐美國家，勞動法已經轉戰於「體面勞動」。所以，學界對於勞動法與社會法一直存在此消彼長的判斷。可以這樣講，勞動法領域的問題越來越「傳統」，新出現的問題或非常態性問題則成為學界的熱點，成為法制的關切。例如，近年來以勞動派遣為代表的非典型僱傭成為勞動法研究的新寵。未來，隨著科技進步和信息技術、智能科技的推展，人類勞動方式將發生天翻地覆的變化，勞動法的式微是不可抗拒的潮流。當然，勞動法所扮演的角色將逐步走向「高端」，更多的「白領」成為工廠法時代的勞工，不待時日，教科文衛體人員將逐漸成為「勞工」。毫無疑問，未來的法律屬於社會法，社會保險法制是其中典型，換言之，未來社會，勞動人群的縮減，社會閑雜的增長；生產性人員的縮減，服務與娛樂性人員的增長將是發展趨勢，可能他（她）不創造財富，但是，他（她）創造社會。在這樣的社會變遷中，「吃閑飯」者的增長將是長期趨勢，而創造「吃閑飯」的法律制度中，社會保險法制即是其一。曾經，老年年金保險法制專為職業人群而設，沒有工作便沒有年金，沒有工作便沒有退休金；如今，一些國家和地區在職業人群社會保險逐步完善的基礎上，拓展了國民年金制度，即沒有工作的人同樣可以參加老年年金保險，這些人當達到相應的法定要件之後一樣可以申領類似「退休金」性的養老金。

社會保險法制產生僅百餘年時間，加上各國國家和地區因經濟社會發展階段的差異，該領域的起點和狀態亦相差懸殊。我國尚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社會保險法制當然處於初級階段，更准確地說，該領域法制尚處於萌芽階段。我國社會保險法的未來肯定是發展的未來。

二、社會保險法與其他門類法律制度之間的關系

（一）社會保險法與憲法的關系

憲法是國家的根本法，一般規定人民的基本權利和國家組織架構和國家安全事務。人民基本權利的內涵與外延因不同的歷史階段有所差異有所側重，在封建壓迫的年代，追求自由與解放乃是資產階級革命的目標和動力，自由權、平等權自然而然成為憲法所確定的公民的基本權利。而社會發展至自由得到保障，機會平等大致實現，亦即平等權、自由權得到保障的情形後，結果的不平等導致社會扭曲而產生出弱勢族群時，因其國民身份而產生的生存權利成為憲法關注的熱點。我國學界已經開始探討社會權利，開始使用「社會保險權」概念。[7]但是，這樣的抽象權利究竟是否是定型的基本權利並未有共同的認知。德國社會法的法制建構堪為楷模，其憲法確立了「社會法治國」原則，旨在保障人民的基本生存權利。但是，「德國基本法、聯邦憲法法院以及學說文獻向來否定人民依據憲法享有向國家請求給付的社會基本權，基本法即明確放棄魏瑪憲法具體羅列社會權的規范方式，而以『社會法治國』（sozialer rechtsstaat）的概念作抽象規范，學者均認為其所表彰的社會國原則屬於『國家目標設定』（ Staatszielbestimmung ），其具體落實完全交由立法者因應社會條件的變遷以及新興社會問題的興起隨時採取適當措施，以確保社會政策的彈性調整空間」[8]。上述分析表明，即便是德國這樣社會法治國原則得以確立的國家，社會保險權亦不可直接成為向國家和社會申請給付的積極權利，社會保險所生的各類給付請求權須以社會經濟條件為基礎所創制的具體法律制度為依據而展開。盡管不承認社會基本權的存在，但德國憲法所確立社會法治國原則的推行，對於德國社會法的完善，尤其是社會法的實施形成了強力支撐。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45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喪失勞動能力的情況下，有從國家和社會獲得物質幫助的權利。國家發展為公民享受這些權利所需要的社會保險、社會救濟和醫療衛生事業。國家和社會保障殘廢軍人的生活，撫恤烈士家屬，優待軍人家屬。國家和社會幫助安排盲、聾、啞和其他有殘疾的公民的勞動、生活和教育。」從上述我國《憲法》規定來分析，「有從國家和社會獲得物質幫助的權利」亦如德國「社會法治國」原則或理念一樣，該權利不可能成為具體、積極的請求權利，《憲法》所規定的上述權利須結合《憲法》第45條後款規定的具體內容和制度，即社會保險、社會救濟、醫療衛生、軍人撫恤殘疾人勞動與生活、教育保障等制度建構，推演而成具體法律制度中的具體權利和積極權利。「社會保險」制度是我國憲法所確立的社會制度、經濟制度和法律制度，我國社會保險法的開啟與構建須依據《憲法》的規定循序漸進。憲法與社會保險法之間的關系，如同憲法與其他法律制度一樣，沒有憲法便沒有社會保險法，沒有憲法的規定便無從展開社會保險制度創制。隨著我國憲法的實施呼聲日高，憲法漸人人心，尤其是我國改革開放30多年來所累積的社會發展紅利，人們不可能忘卻《憲法》第45條。當然，從近10年來我國城鄉養老、醫療、社會救助（低保）制度的生動實踐，我國《憲法》所確立的「原則性」規定一樣會豐富我國憲法的基本權利內涵，人民生存生活的基本保障終將成為積極權利。社會保險法上的權利至為復雜，因其所處的不同保險種類而產生不同的權利，例如在老年年金保險制度中，凡是達到法定要件的當事人即可請領老年年金，換言之，在中國，養老保險制度逐漸生成法律制度之後，尤其是憲法保障此等制度運行之後，當事人即可主張退休金請求權（退休人員）。利益的存在在於權利的維護，而權利的存在必依法律創制權利為前提。盡管現階段我國《憲法》第45條所規定的權利存在一定程度上的「虛幻」，並且，我國憲法解釋在憲法的實施環節上存在相當短板，但是，必須相信，沒有憲法所確立的權利，社會保險法將無從展開。況且，我國本就是缺乏法治傳統和法治基因的國度，如果不依賴憲法對社會保險制度固本，那麼，我國社會保險制度法治化則有可能反復；不依賴憲法所確立制度的源流，社會保險制度永遠屬於「改革」中的制度，永遠停留在政策的層面。因此，憲法關於社會保險制度等社會基本權利的創制，「就是企圖將既有憲法自由權的『給付權』功能擴大，或是將與社會安全相關的條款納人基本權利規范之中，而使其能夠具有『受益權』的功能。如此一來，人民不僅在社會基本權遭受侵害時得以提起救濟，甚至在政府怠於立法或行政作為時，也可據以要求公權力採取一定的積極作為」[9]。隨著中國經濟建設和社會建設事業的逐步推進，隨著人民生活期待值和獲得感逐漸成為政府的工作重點，社會基本權利的創制，以及憲法權利將更加明晰。

（二）社會保險法與行政法的關系

社會保險法具有社會行政法屬性，屬於公法范疇。但是，社會保險法亦有自身的理論體系和制度實施體系，近年來，學界存在「統一公法」的探討，[10]但這種「統一」的方法、路徑尚不清晰。筆者認為，醫學分科越分越細說明醫療事業在進步，如停留在中醫或西醫的簡單分類，醫生為萬能醫生時，其能力肯定有所限制。法學如同醫學，分門別類越細，立法才能越科學，法律實施才能更加人性而非任性。社會保險法盡管屬於社會行政法，其所反映的乃是法律屬性，而法律制度則與行政法有相當不同。從我國法律制度的分門，以及參照其他國家法律制度分門的經驗，社會保險法歸入社會法序列。社會保險法的行政法屬性旨在與私法分開。「德國聯邦社會法院前任院長Georg Wannagat將社會保險定義為：『由國家依據自治行政原則所組織的公法上的強制保險，保護勞動大眾在遭遇因工作能力喪失、失業及死亡時所可能帶來的危害』，這一定義明確地描述社會保險的特性，並且劃分其與一般私法保險的異同。」[11]一個國家社會保險法律制度的建構須依據自身條件而展開，換言之，社會保險存在不同險種與項目，哪些能夠展開，哪些應該展開，須依據法律規定。「德國聯邦社會法典第一篇第四條賦予社會法確立健康保險、看護保險、失業保險、意外災害保險及退休金保險的責任，並藉由必要的措施來保護、維持、改善及重建人民的健康及工作能力，並提供在疾病、懷孕、喪失工作能力及老年的經濟保障。」[12]德國社會法不僅編纂了社會法典，而且創制了社會法院體系，以保障人民相關權利的實現。當然，在德國，亦有學者對於社會法院、稅法法院等專業行政法院的負面學說，但是，社會法院的存在便是社會法不同於一般行政法的最有力佐證，而德國法院體制中，行政法院則是完整體系的司法體制，亦說明了社會法與行政法的差異。

依據我國《社會保險法》的規定，我國目前開辦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失業保險、工傷保險及生育保險等五個種類的社會保險項目，這些保險項目的開辦是社會保險經辦機構依法經辦社會保險業務的范圍。社會保險法之所以為行政給付法，關鍵在於其保險人的特殊性上，「國家於社會保險中與依據社會法而產生的作為義務，率皆由公法上的行政組織予以實現，例如：社會保險人根據德國社會法典第四篇（社會保險通則）第二十九條第一項為具有公法上義務的公法人」[13]。我國的社會保險經辦機構在法律制度上尚未「正名」，尚屬於歸類性、定義性的名稱，並非人格性名稱，未來社會保險法制完善之後，社會保險經辦機構將直接稱呼為「某省某市社會保險局」或「某省某市醫療保險局」，並且，該機構將獨立起草完整的組織法，負有相應的法律職責，承擔相應的權能。而且，現今所有社會保險經辦機構皆定性為「事業單位」，並非政府授權組織或法律授權的專業行政組織。以筆者觀點，該機構應當為專業性、獨立性、服務性行政組織，而不應是什麼事業單位。從現實法律實踐看，目前唯一展開的社會保險司法實踐，就是工傷認定行政訴訟，工傷認定工作在地方實踐中，就是行政機關（認定機構）和工傷保險經辦機構一體兩面，兩者往往是一套人馬，兩塊牌子，於此，人民法院受理、審理工傷認定訴訟案件亦列入行政訴訟案件。

從工傷保險司法展開的實踐看，「統一公法學」思維並非有效，甚至出現了「業余」現象。畢竟行政事務包羅萬象，而行政行為當然亦分一般行政行為與專業行政行為。對部分專業行政行為必然有其程序上的特殊要求。最近，我國成立了知識產權法院。其實早年在北京等地就存在獨立的知識產權審判庭，就是因應知識產權的專業性。從德國社會法院建構經驗看，我國龐雜的社會事務，幾乎大部分業務將其託付於各級信訪部門，這不是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的體現。我國現實生活中，社會保險、社會救助、社會補償、社會福利等各類請求尚未形成法律上的請求權，單單一項社會保險法制，列定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失業保險、工傷保險、生育保險，如果皆能暢通訴訟渠道，目前的行政訴訟即將癱瘓。[14]於此，專業性的社會行政法庭建構和專業性的法官將因應此等社會難題，亦是我國法院和法官在社會保險法領域不再「業余」，社會治理不再脫離法治的核心所在。因此，社會保險法屬於社會行政法，但是社會保險法絕非一般行政法，以一般的行政行為的當與不當來判解此等社會難題，只能說中國法制尚且幼稚。

目前，我國社會保險法的調整方法與一般行政法調整方法無異，皆為行政復議程序和行政訴訟程序。是否證實了社會保險法就是行政法門類中一個分支？我們認為，法律的調整方法肯定有趨同或競合可能，但由此判斷社會保險法就是行政法的構成顯然過於簡單。如果說德國社會法院法所形成的社會法領域的獨特司法體制乃是因應事物規律的模板，其他國家和地區在處理社會保障爭議的程序設計中，多有特殊的、反映該領域專業的專門程序前置。我國台灣地區就勞工保險爭議專門頒布「勞工保險爭議事項審議辦法」，並設置爭議審議委員會。日本處理社會保險爭議時，專門設置社會保險審查官和社會保險審查會制度，[15]專業性地處理社會保險爭議。從我國社會保險爭議處理的實踐看，法院目前展開的社會保險爭議訴訟，以工傷保險爭議為例，幾乎全部集中於工傷認定訴訟上，保險繳費爭議、保險給付爭議尚未達至訴訟。因此，社會保險法系行政給付法，具有行政法屬性，但其法律門類劃分上屬於社會法或社會保障法。

（三）社會保險法與民法、商法的關系

不同的法律門類扮演著不同的角色，發揮著不同的功能。民法，亦稱私法，側重於保護「私人」利益或「個體」利益，相對而言，法律價值偏斜於自由與個體權利的維護。「私法」的理解大概是從個體權利保護視角的一種法律價值觀。不過，法律制度從來不是屬於私人的，法律制度的構建總體上都是出於公共利益和社會秩序的維護，即使是民法，一樣也是「大家」的法律，其社會公平公正一樣需要考量，畢竟公平是兩端的，沒有絕對的「私法」存在。「民法傳統上以個人權利為本位，對於組織團體、社會等任何集體及其利益均持懷疑和警惕的態度，強調人人生來平等，享有平等的能力和自由……它在微觀經濟領域內有很大的激勵、動員作用，能夠調動個人暨個體的積極、主動性和創造精神，保護社會個體利益，促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但是對於國民經濟整體和運行的全過程而言，個人權利本位卻有著相當的局限性。」[16]社會保險法系通過引進保險技術、保障社會成員，尤其是弱勢成員生存權利的法律制度，屬於二次分配的法律再造，一定程度上存在「劫富濟貧」的因素，客觀上存在不生病的人為生病的人「埋單」的事實，自然存在著所謂的社會本位傾向，存在著以整體利益偏斜的法律價值。因此，社會保險法律制度自然考量整體利益和整體秩序的要素大於私法。曾經一度存在著私法向社會法過渡的提法，亦曾有誇大社會法功能，認定民法屬於「傳統」法律的觀念，但是都存在著一定的偏差。應當說，民法所確立的是物權、債權、人身權、親屬權、人格權等一系列權利保障的法律制度，該法律制度過去是主幹法律制度，今後亦是主幹法律制度。而社會法所確立的社會保險、社會救濟、社會補償、社會福利等法律制度系人類發明的新型法律制度，該類法律制度19世紀中期前不曾存在，20世紀逐漸發展，未來肯定屬於大有作為的法律制度，隨著科技進步、社會生產越來越發達，社會中越來越多的「閑人」將參與到社會財富的分配進程中，社會法所發揮的作用越來越大。社會保險法與民法之間不存在法律制度的新舊與替代之說，他們都是法律體系中的重要成分。

社會保險法與民法上的相關制度具有密切的聯系，法律制度之間不可能出現完全隔絕的法律門類，止痛葯不僅能夠止胃痛，而且可以止牙痛。民法上的主體制度對於社會保障制度有著天然的聯系，比如，其他國家和地區已經將身份證號碼與社會保障號碼達成一致，我國即將實施這一浩大工程。民法上的親屬制度、婚姻制度（配偶制度）、繼承製度對於社會保險法律制度實施乃是基礎性保障，比如，工傷保險工亡職工的「供養親屬」、遺屬津貼中的遺屬范圍、養老金分割中配偶的相關請求權，[17]民法上的相關制度對於社會保險法的實施具有基礎性的支撐作用，另，社會保險權利的實現離不開相關義務的履行，其中，當事人個人身份信息的採集乃是社會保險法律制度運行的保障，然而，如何在個人信息採集過程中保護當事人個人信息不被泄露，如何保護隱私權，這些問題都是一體中的問題。當然，社會保險法制完善的國家和地區，私權保護才能切實到位，社會才會安定，人們才能追求「恆產」，如果貧富過於懸殊，社會弱勢族群整日衣不蔽體、食不果腹，民法上的權利，尤其是基礎性的物權是無法得到有效保護的。

社會保險法與屬於商法門類的商業保險法除去法律技術上的趨同之外，亦有功能上的互補，都屬於「補救」類型的法律。社會保險法與商法上的商事登記制度密切聯系，一個沒有良好商事登記的國度不可能有完善的社會保險制度運作。近年來，我國社會保險法上出現了「非法用工單位」，該類僱主是無法參保，而且是逃避參保的，從商法視角，所謂的「非法用工單位」亦是非法經營單位，也是不經商事登記的單位。換言之，沒有商事登記，便沒有社會保險登記。此外，公司是現代型經營主體，它的許多制度，例如財務制度、工資制度都與社會保險制度密不可分，沒有公司財務便沒有社會保險財務。任何法律門類不可能獨立存在，它都與其他法律制度密不可分。

⑷ 國際經濟法的論文參考範文

國際經濟法是調整國家、國際組織以及不同國家的法人與個人之間在國際經濟活動中所產生的國際經濟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下文是我為大家搜集整理的國際經濟法的論文參考論文的內容，歡迎大家閱讀參考!

國際經濟法的論文參考論文篇1
論國際法中的經濟制裁

在中文中，“制裁”的基本釋義是“用強力管束並懲處，使不得胡作非為”。而在英文中，sanction由法令、庄嚴的協定等含義發展出多種釋義：一是從法律角度指為保證法律得到遵守而採取的手段，包括對於違反法律實行的各種懲罰和為了預防違法而採取的獎賞的形式;是從道德的角度指維護道德的約束力;三是從國際法或國際政治的角度指幾個國家通常一致採用的一種強制性手段，迫使違反國際法的國家停止違法活動或服從裁決，尤指採取不給貸款、限制雙邊貿易，或者採取武裝干涉或封鎖等 措施 。國際經濟制裁一般是指一國或多國對另一國或多國所實行的一種經濟懲罰，其實質是以制裁為手段達到一定的政治目標及 其它 目標。西方國家直言不諱地宣稱，制裁是其推行外交政策的“一種強有力的工具”。聯合國有時也以通過某些決議的形式迫使會員國參與集體制裁。20世紀以來，隨著經濟全球化的加速發展，其使用頻率越來越高。據K·A·伊利沃特(K·A·Elliott)和G.C.哈夫波爾(G·C·Hufbauer)對1914年到1998年170件案例的分析，150多件發生在戰後50多年的時間里，而在90年代不到10年的時間里就發生了50多件。

通觀戰後國際經濟制裁實例，可以得出所採取的形式主要有三種：

第一種也是應用最普遍的即戰略禁運。禁止向被制裁國提供核武器、常規武器和軍民兩用技術產品，阻止高科技及其產品進入被制裁國;而在通常沒有必要進行戰略禁運時，一般綜合貿易禁運。對被制裁國實行進出口禁運以及資金與人員往來限制。此外還有專項貿易禁運。重點選擇關於被制裁國國計民生的若干貿易項目進行禁運。被選擇的項目通常是糧食和石油等。

國際經濟制裁的特點

首先是強制性。在強度上經濟制裁是介於外交手段和軍事手段之間的一種手段。制裁方為達到目的，不會顧及被制裁方的感受。

其次是對抗性。制裁者在實施制裁的時候從不掩飾自己所要制裁的對象以及所要達到的目標，這就使得制裁者與被制裁者之間處於一種公開的對抗狀態。

此外還有相關性。經濟制裁是使雙方利益均受損失的雙刃劍，而且制裁還會影響到第三國的利益。經濟關系越密切，所受的損失就越大。經濟制裁的這一特點決定了大多數的制裁難以成功，因為在利益的驅動下，不僅制裁國的公司有可能違背政府意旨而行事，而且制裁聯盟的成員國也會各行其事，從而使制裁效果大打折扣。

國際制裁的核心問題是效率問題，即如何以最小的代價，最少的時間達到是對方屈服的目的。伊利沃特等對大量案例的實證分析後發現，經濟制裁的成功率在不斷下降，1938-1972年間，迫使對方做出讓步、達到制裁預定目標的為67%，1973-1990年則下降到22%，即使在90年代，經濟制裁的成功率也只有大約1/4。在影響經濟制裁效率的因素中，首要的是目標國所承受的經濟成本。伊利沃特的統計發現，大多數成功的案例中，制裁所造成的成本超過目標國GDP的2%，而失敗的案例中這一比例不到一半。

經濟制裁的所造成的損失是要由民眾來承擔的。一般來說，經濟制裁會造成民眾的損失，導致民眾對政府不滿，進而影響政府的決策。這個假設是建立在受制裁政府是民選政府的前提上的。假若被制裁的國家政權不是民選政權，那麼制裁的效果值得推敲的。例如像朝鮮這樣的國家，政府控制了全部的媒體，民眾得到外部消息的唯一來源就是官方消息，在這種情況下，只要稍作煽動，民眾對所遭受苦難的痛苦情緒很容易就轉化為對制裁方的仇恨。這樣不僅達不到發動制裁的目的，反而使受制裁國的政權更加穩固。海灣戰爭後，聯軍對伊拉克的制裁一直延續到2003年，大大地削弱了伊拉克的實力，從而為後來的軍事行動鋪平了道路。但是制裁的最初目的——希望伊拉克人自己反抗來推翻薩達姆政權—無疑是失敗的。

經濟制裁往往對制裁國自身也會造成很嚴重的損失。例如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美國為了迫使蘇聯撤離阿富汗，對蘇聯發動了糧食禁運，隨後又發動了油氣管道禁運。對蘇聯的糧食和油氣管道禁運嚴重損害了美國農場主和工業企業以及相關產業的利益，最後在利益集團的壓力下，美國後來不得不主動取消了這一制裁。當然這也和阿富汗戰爭的進程和國際形勢的轉變有關。美國七八十年代對伊朗和利比亞的資產凍結，既包括保存在美國本土的兩國資產，還涉及到美國銀行海外分公司及其附屬機構中的資產。其實施不僅引起與離岸金融市場所在地的法律沖突，損害到該地的主權和金融界的利益，也損害了美國金融界的利益。 "從更廣闊視野看，更重要和攸關美國國家利益的是，客戶對美國銀行服務能力的信心的喪失，將不可避免地導致這類顧客離開紐約或美國其他市場，到諸於倫敦這類被認為能夠提供比較公平環境的外國市場"。據國際經濟研究機構在1995年的 報告 稱，制裁給美國公司造成的損失在150億到190億美元之間，並且影響到約20萬工人的就業問題，其結果必然引起相關行業的不滿。

至於民主國家之間，政治體制越發成熟，國家間的聯系日趨緊密，牽一發而動全身，在這種情況下，很難做出會受到制裁的行為，更不用說去制裁別人了。

所以，有時候，往往制裁不一定給力，直接採用軍事手段，才是最有效的 方法 。隨著地球上敢於公然進行獨裁的國家越來越少，可以預見的是，制裁這種手段，離消失已經不遠了。

國際經濟制裁的法律地位

一般說起來，國際經濟制裁的法律地位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制裁國在什麼樣的情況下有權採用經濟制裁。二是制裁國在什麼樣的程度上有權使用經濟制裁。前者系指國際經濟制裁的程序性規定，後者即國際經濟制裁的實質性規定。

國際上第一個涉及國際經濟制裁的公約，是1919年巴黎和會結束時簽訂的《國際聯盟盟約》。該盟約第十六條第一款規定：對於聯盟會員國不顧以仲裁解決爭端的規定而從事戰爭者，“應即視為對於所有聯盟其它會員國有戰爭行為。其它各會員國擔任立即與之斷絕各種商業上或財政Α之關系，禁止其人民與破壞盟約國人民財政上、商業上或個人往來”。這就是說，第一，經濟制裁是針對特定的戰爭行為，該行為一旦發生，其它會員國實行制裁的義務即自動產生;第二制裁是全面、徹底的，是“全面的經濟制裁”;第三，不僅會員國，非會員國也得參加經濟制裁，因而是“全球性的經濟制裁”。

然而，如此嚴厲的經濟制裁的法律規定不久便為國聯大會一項關於“經濟武器”的決議所取代。這項決議提出：破壞盟約的戰爭行為是否存在，由各會員國自己決定;國聯行政院可對此提出咨詢意見，但不能作出約束性的決定。這一修改，限制了國聯行政院的權力，加強了各會員國的任意性，削弱了1935年對義大利經濟制裁的力量，同時，也為此後單邊國際經濟制裁的根據留下了伏筆。

同多邊制裁和全球性制裁的法律地位相比，單邊經濟制裁的法律地位則至今尚未明確。一方面，根據國際法的基本原則，一個國家決定同另一個國家建立或斷絕經濟、貿易往來，純屬該國內政，系該國主權的體現，外界不得干預。西方有些國際法學者還找出前面提到過的國聯決議來論證單邊經濟制裁的合法性。他們提出，由於聯合國的無能為力，促進和維持國際和平的任務已經落在各個成員國之上，而各國的主要工具就是經濟制裁。

另一方面，國際上也有個趨勢，主張對國際經濟制裁加以限制。如聯大1970年《關於各國依聯合國憲章建立友好關系及合作之國際法原則之宣言》和1974年《各國經濟權利和義務憲章》(第32條)就曾規定：任何國家均不得使用或鼓勵使用經濟、政治或任何它種措施強迫另一個國家，以取得該國主權權利行使上之屈從，並自該國獲取任何種類之利益。但是，什麼是“外國不得干預的主權行為”，什麼是“迫使一主權權利行使之屈從”，則各國都有自己的標准，很難達成一致的定論。

目前的習慣國際法是，一國對另一國的經濟制裁只要不牽涉軍事行動或武裝封鎖，只要不牽涉它國的司法管轄權(1984年1月美國總統里根宣布擴大對蘇聯出口石油和天然氣設備的禁運范圍後，美國就曾同英、法、西德等西歐國家就管轄權問題發生過爭執)，一般並不會引起別國的非議，當然也不會引起國際法上的國家責任。

參考文獻

[1]現代漢語詞典，北京，商務印書館，2002年版第1492頁

[2]牛津當代大辭典，廣州，世界圖書出版公司，1997年版第164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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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HAASS，R. N. Sanctioning Madness [J]. ForEign Affairs，1997，76.
國際經濟法的論文參考論文篇2
淺析國際經濟法視野中的主權基金

[摘要]主權基金是一種全新的專業化、市場化的積極投資模式。從國際經濟法視野來看。主權基金對於現代國際經濟新秩序的建立發揮著重要作用。主權基金是國際經濟法中國家經濟主權原則與國際合作發展原則的充分體現，使得全球資本市場更為安全、穩定。從所有權的角度來看，主權基金的興起也將使世界經濟重心從私營部門轉向國有部門。因此，主權基金的良性運作與健康發展需要在全世界范圍內營造公平互利的法治環境。

[關鍵詞]主權基金國際經濟法法治環境

在2009年4月的倫敦G20峰會中。西方各國一再強調中國應在主權基金領域擔負起大國的責任。2009年4月18日，中國投資公司董事長樓繼偉在博鰲論壇“國際金融體制改革：新興經濟體的作用”分論壇演講時稱，主權財富基金是現存的不合理的貨幣體系的必然產物。從50年來的歷史上看，主權財富基金在市場上沒有不良記錄，是現代市場經濟的穩定性力量。

主權基金(Sovereign Fund)又稱主權財富基金，是指掌握在一國政府手中用於對外進行市場化投資的資金，主要來源於國家財政盈餘、外匯儲備盈餘、自然資源出口盈餘等，由政府設立專門的投資機構管理。主權基金是一種全新的專業化、市場化的積極投資模式，其投資方向不僅包括股票和其他風險性資產在內的全球性多元化資產組合，也拓展到外國房地產、私人股權投資、商品期貨、對沖基金等非傳統類投資類別。

主權基金的崛起與經濟全球化密切相關。進入21世紀以來，以中國、新加坡、印度等為代表的新興工業化國家已經實現了經常項目巨額順差常態化，而這些國家又不希望匯率上升過快，於是外匯儲備急速膨脹;此外，以俄羅斯和海灣國家為代表的另一批新興國家則直接受惠於全球化帶來的能源需求激增，在石油價格、礦產品價格居高不下的背景下，憑借國家對資源開發權力的擁有。也積聚了大量國家財富。這些國傢具有政府主導的傳統，市場運作下的理財工具又不完善，於是財富大量集中在主權基金手中。目前，主權基金已經成為國際金融市場一個日益活躍的參與者，其資金規模已經超過對沖基金和私募基金，市場影響力正不斷增強。據統計，1990年全球主權基金的規模僅有約5億美元;而2007年全球已有36個國家和地區設立了主權基金，資金規模約2.8萬億美元。其中，最大的阿聯酋阿布扎比基金規模高達9000億美元;中國和俄羅斯擁有的主權基金規模也分別達到2000億和1280億美元。從發達國家與新興市場國家雙贏的角度考慮，主權財富基金的存在不應被視為一種威脅，只要各國努力規范其行為並改善其透明度和信譽，主權財富基金理應為世界金融市場的穩定作出積極的貢獻。

從國際經濟法視野來看，主權基金對於現代國際經濟新秩序的建立發揮著重要作用。

首先，主權基金是國際經濟法中國家經濟主權原則的直接體現。該原則規定每個國家對其全部財富、自然資源和經濟活動享有永久主權，不受任何外來干涉。而主權基金本身就是一國對經濟活動的自主決定權和對自然資源所有權的延伸，屬於國家利益的范疇，一國政府對其主權基金享有完全的佔有、管理和支配權。主權基金主要來源於屬於國有資產的財政盈餘、外匯儲備和自然資源出口盈餘，是國家主權財富在現代國際經濟法律關系中的重要表現形式。特別是對於廣大發展中國家而言。主權基金不僅是國家經濟主權的象徵。更是保障其在國際經濟活動中獲得平等的參與和決策權，進而實現國際經濟格局多元化的有力武器。根據美國主權財富基金研究所(Sovereign Wealth Fund Insti-tute)2009年4月發布的數據，截至2008年，中國外匯儲備管理局旗下的華安投資管理公司管理資產約為3471億美元，位居世界第三;中國的另一隻主權財富基金――中國投資有限公司以1900億美元資產排名第八。2004年，具有主權基金背景的聯想集團以17.5億美元成功收購IBM全球Pc業務，在一定程度上扭轉了中國在中美高科技貿易中相對弱勢的地位，使中國在國際經濟活動中獲得了更多的話語權。2008年6月，在第四次“中美戰略經濟對話”宣布正式啟動中美雙邊投資保護協定(BIT)談判中，美方也明確表態：歡迎來自中國的主權基金，並將在修改投資法時認真考慮中方的立場。

其次，主權基金的積極發展是國際經濟法中國際合作與發展原則的充分體現，使得全球資本市場更為安全、穩定。由於主權基金具有相對的穩定性和低風險，當資本市場面臨崩潰危機時，投資者不必擔心主權基金會陷入恐慌性拋售中，而且大部分主權基金並不像養老基金一樣需要定期支付紅利，從而避免頻繁地在證券市場上套現。因此。主權基金能夠成為一個長期戰略投資者參與世界各國的區域經濟合作，這將有助於穩定國際股票和債券市場。此外，主權基金的興起使得新興市場國家從發達國家的債權人轉變成資產所有者，使國際金融市場的權力重心發生根本性轉移，全球金融市場格局將從美國一元支配格局向歐亞國家和能源輸 出國 共同參與的多元體系轉變，發展中國家正逐漸成為國際金融投資的強勢力量，這些都充分體現出國際經濟法中的國際合作與發展原則。據美國財政部統計，僅2006年以主權基金為主體的跨國投資就使得美國資產凈增加1.9兆美元，為社會提供了1000萬個就業機會，並對研發支出有13%的貢獻。

最後，從所有權的角度來看，主權基金的興起也將使世界經濟重心從私營部門轉向國有部門。據美國財政部估計，當前由各國政府控制的金融資本(外匯加上主權基金)約有7.6萬億美元，相當於全球總產出的15%。長期居於主導地位的跨國公司將面臨實力更強的、由政府投資的主權基金的競爭，各國的國有資產通過優化整合以後將以更加靈活的姿態投入到國際資本市場中，這將使傳統的以跨國公司為主體的國際投資法律體系面臨重大挑戰。推動了國際經濟法理論研究和制度創新，美國近期醞釀修改投資法就是一個明顯的例證。

盡管主權基金的出現對國際經濟法產生了十分積極的影響，在現階段實現主權基金的法制化仍然面臨著種種困境。首先，由於上千億美元的主權基金規模十分龐大，遠遠超過普通的國際投資，在債券之外的市場往往會因流動性和交易量不足而難以對其充分吸納，使得各國現行的投資法律體系無法進行有效監管。其次，由於目前大多數國家立法缺乏對主權基金信息披露的規定，使得主權基金的運作缺乏透明度，既沒有準確披露是由誰控制著這些龐大的資本。也沒有定期公布投資策略和資產報表等可靠信息，而相關的國際組織也沒有制定嚴格的信息披露標准，使得對主權基金進行信息披露 的法律規制處於事實上的缺位狀態。最後，基於政治與國家安全等非商業因素的考慮，部分發達國家對主權基金背後的國家背景十分謹慎，導致主權基金缺少足夠的商業性與運作獨立性，容易引發投資保護主義，形成投資壁壘。近年來，美國國會腰斬迪拜港口公司收購美國港口。中海油收購優尼科未果以及華為收購3Com遭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CHIUS)否決，都帶有明顯的投資保護主義色彩。

主權基金的良性運作與健康發展需要在全世界范圍內營造公平互利的法治環境。目前，各國已經開始重視運用法律手段來管理和規范主權基金，通過立法明確主權基金的管理體制、具體運作和投資審查，提升主權基金運作的透明度。2007年美國《外國投資與國家安全法案》規定：在涉及主權基金投資時，授權CFlUS進行為期90天的調查。直至認定該投資不會危及美國國家安全;2008年2月，在中鋁收購力拓的背景下，澳大利亞政府也公布了6項法律原則，宣布將對政府控制的外國投資者加大審查力度。上述立法試圖通過對主權基金加大審查力度來規范主權基金的運作，這既是一種公司治理模式，也是其保護戰略資產意願的結果。相比之下，歐盟對主權基金採取了更為積極的開放態度。為實現投資自由化的目標，2008年2月，歐盟宣布將出台主權基金行為准則，試圖通過制定全球性的自律性規范來消除法律對主權基金在世界范圍內自由流動的限制。歐盟貿易委員曼德爾森建議，為保護具有戰略意義的歐盟公司不被主權基金收購，歐盟應考慮實施“黃金股份”制度(即政府持有帶有特定權利的股份。這種股份份額很小，通常為一股，但對公司重大戰略決策擁有發言權和否決權)，使政府對一些涉及重要敏感行業的外來投資擁有否決權。歐盟准備出台主權基金自律准則的同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也在制定旨在規范主權基金的行為指南。該組織已經明確要求新加坡、挪威和阿聯酋等國為其主權基金制定詳盡的披露標准，並開始推廣挪威立法對主權基金信息披露的強制性規定，認為通過信息披露立法能夠促使主權基金的規范運作，避免投資保護主義。

主權基金本質上是專業化的商業機構，而非政府的行政機關。套用行政模式勢必壓抑專業精神與商業 文化 ，導致類似於官僚組織的死板僵化，顯然不利於其高效率運作。因此，應盡量避免對主權基金的行政干預，確保主權基金市場運營的自由度。例如，為了最大程度保證實現良好投資回報率的核心目標，阿聯酋與新加坡的主權財富基金員工隊伍中極少有公務員，而是竭力在國際金融市場網羅吸引招聘一流金融人才，絕大部數基金經理包括首席投資官都是外聘的專業人員。

另外，主權基金要想成為國際金融市場的一員，還必須通過立法明確主權基金的商業性、專業性和獨立性，打消被投資國的政治疑慮和阻撓。在投資法中，應明確主體投資應該交由外部基金，進行第三者管理，從而淡化政治色彩，建立多策略、多通道的投資組合，加強基金間的競爭。彌補主權基金自身在資源、人才、內部監控上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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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論經濟法的獨立地位 經濟法的地位問題其實就是經濟法是不是一個法律部門的問題,解決這一問題必須明確經濟法的概念,證明其獨立性,並在理論和現實的基礎上對相關部門法加以區分. 一、經濟法的概念 經濟法從其萌芽至今已走過了100多年風風雨雨的歷程，它的產生以至發展都伴隨著爭吵，目前學界還沒有統一的定義。作為理論思維的第一步就是給經濟法下定義，這也是經濟法研究學者的首要任務。前人在此已做了相當的工作，總的說來，對經濟法的定義可以分為兩類觀點：一是承認經濟法是一個法部門，進而在此基礎上進行定義；二是不承認經濟法的獨立地位，認為經濟法是一個學科或是一種規范的綜合等等。 否定經濟法的普遍觀點認為「經濟法沒有統一的調整對象和方法，所以無論是單個的經濟法規或是這些法規的總合，都不能構成獨立的法律部門」（1） 。而肯定派則認為經濟法有獨立的調整對象和方法，堅持經濟法的獨立法律部門地位（2）。綜觀兩方的觀點其最大的分歧就在於經濟法是否有有別於其他部門法的調整對象和方法，這也是傳統部門法的劃分標准。還有部分學者為求證經濟法的獨立地位對傳統的部門法劃分標准提出了質疑，認為法部門的劃分並非如此，現在不得不對這一傳統理論加以徹底的改造了（3）。當然還有提「法域說」和「法體制說」的。筆者以為我們沒有必要一廂情願的為建立一套理論而去任意否定已有的且被大家所公認的東西，否定這一點就不是一種實事求是的研究態度。唐詩有言：「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這句詩用來說明經濟法的發展極恰。經濟法的獨立地位應該得到肯定，如何去詮釋經濟法呢？首先還得從法談起，法律就是調整一定社會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那麼經濟法也是為調整一定的社會關系而存在，了解這一點給經濟法下定義就不是一件難事。從蘇聯改造過來的「縱橫統一說」在學界曾佔有相當的地位，此說認為經濟法調整的是縱向的經濟管理關系和橫向的經濟協作關系（4）。這一觀點試圖使經濟法的調整對象更加明顯，但無意間卻犯下了一個致命的錯誤，那就是經濟協作關系更多的是平等的民事主體之間的關系，這不應屬於經濟法調整的范疇，而是民法調整的范疇。經濟法主要是從公權力入手來調整公私融合的部分，也就是公私之間的交叉關系。現在特別是象中國這樣的日益發展的經濟民主社會，公權力應該在一定的地方適可而止，不應過多的涉入私權利。因此，經濟法應定義為是調整國民經濟的管理和協調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這一概念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分析和理解：首先，經濟法調整的是縱向的經濟管理和協調關系，這區別於平等民事主體之間的關系。其次，調整的主體其中重要一方是國家相關的經濟機關，這是為擺脫行政機關對經濟的盲目干預，確定一定的機關進行經濟的管理和協調工作。雖然，經濟法是以一定的強力為基礎的，但強力並不是直接調整手段而是作為經濟管理協調的堅實後盾。 二、經濟法的獨立性 經濟法的地位問題歸結到一點就是經濟法是不是一個法律部門的問題，而進一步研究其實重要的就是經濟法的獨立性問題，這個問題是上個世紀以來法學界爭論的焦點，可以肯定的說經濟法是一個部門法。前面已對經濟法的概念進行了分析，下面具體就經濟法的獨立性進行研究。 判斷經濟法是否為部門法須確立一個明確的部門法劃分的標准，而不是不顧現實自封為部門法。部門法的劃分有對象說，對象加方法說，還有方法說，還有目的說等。按照多數的觀點認為特有調整的對象和方法是劃分的標准。但方法相對於對象來說是次後的，特有的調整對象才是關鍵，任何法律部門都有其調整的對象，這是劃分部門的根本標志，它是指法律部門調整的特定社會關系（5）。雖然有人對這一傳統的劃分方法提出了質疑，但他還是不得不承認，對經濟法的基本界定說還是應當立足於經濟法的調整對象及其根本特徵，否則經濟法就成了無本之木，無異於空中樓閣，經濟法的科學性也就值得懷疑（6）。在前面的定義中已經闡述了經濟法的調整對象是國家對經濟的管理協調關系。這種關系的一方主體是國家經濟機關，另一方則是市場經營的主體，大到公司企業集團，小到「戶」（7） 這種經營的單位。從客觀上說，經濟法調整的的對象是一種社會關系，具體說有宏觀調控法（或者宏觀經濟法）、市場規製法、經濟組織法等方面。宏觀調控法主要包括金融財稅等，市場規製法包括不正當競爭法和反壟斷法以及產品質量法等方面的內容，經濟組織法主要包括了公司企業法等方面的內容。 調整的對象基本上就決定了經濟法的獨立性和特殊性，在經濟的管理協調過程中會使用包括民事、行政等方面的調整手段，這並不會影響經濟法的獨立地位，現實的情況非常復雜，使得國家必須用多方面的手段進行調整。另外經濟法也不是沒有自己的調整手段和方法，如「經濟不名譽」處罰等。 所以從理論上來說經濟法有明確的調整對象並輔以一定的調整方法，它就具有作為一個法部門的獨立性，應該成為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 四、經濟法與相關部門法的關系 若要進一步明確其部門法的地位，須與相鄰的部門法加以比較，不能區別就難說經濟法是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經濟法涉及公私權利的問題，一方面它與民法有千絲萬縷的聯系，一方面它的主體是行政機關，與行政聯系緊密，所以准確的區分經濟法與民法和行政法的關系才能說明經濟法的是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相較而言，其他部門法就沒有什麼可比較的必要，本文由於篇幅的限制，也不打算與民法和行政法之外的部門法相比較。 與民法相比較，雙方調整關系的主體明顯是不一樣的，民法調整的是平等主體之間的財產關系和人身關系，而經濟法則是調整的不平等主體之間的經濟管理協調關系，與人身關系無關。明確的區分經濟法和民法是為了讓公權利不幹預私權，讓市場經濟按價值規律發揮最大的作用。經濟法與民法並不是對立的，經濟法是民法的重要補充，可以說民法是經濟法的基礎，經濟法是民法的保障。 眾所周知狹義的民法不包括商法，商法是後來才出現的特別民法。盡管有民商分離和民商合一的不同，但商法屬於廣義的民法是沒有異議的，其基本的價值理念與民法是相同的，調整的對象仍然是平等的民事主體之間的關系，脫離這點商法就不成其為民法。一般認為商法包括公司法、保險法、海商法等，但這些同時又被納入經濟法的范疇，如何具體的區分商法和經濟法呢？有的學者為了解決這一問題，考證了商法的來源，認為商法本來就是一個不十分規范的叫法，也就是說沒有商法，建議把調整平等主體的部分劃入民法中，而餘下的劃歸經濟法（8）。筆者以為這完全沒有必要，保持民商法的現有提法已是共識，所以屬於商法的相關法中可以有經濟法規范，只是雙方的研究角度不同，商法可以從主體資格、權力自治等方面就以規定和研究，而經濟法則從經濟組織、競爭規范等方面進行規定和研究。商法與經濟法並不矛盾，它們是相輔相成的，其區分關鍵在調整的主體不同。 與行政法相比較，二者主體方面存在相似之處，行政機關有行政職能和經濟職能，也就是說國家一方面是統治者的身份，另一方面又是管理者、組織者，在某些時候還是經營活動的參與者。其行使行政職能的由行政法調整，行使經濟職能的由經濟法加以調整。傳統的行政法內容龐雜，不利於提高行政機關的效率並規范行政行為，一些原來行政領域的東西應分離出來納入新的法律部門如經濟法來調整，而一些未成熟又沒有形成一套法律系統的法規繼續留在行政法中，最終行政法調整餘下的部分。所以行政法應該是規定行政機關的組織和職權，並規定公民在受到行政機關侵害時的行政救濟（9）。因此區分經濟法和行政法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入手：首先從調整對象上看，行政法只調整發生在行政活動中的行政關系，如公安管理關系，人事行政關系等，經濟法調整的是經濟活動中的管理協調關系，包括產業政策管理關系，工商管理關系等。再是從調整的方法上看，經濟法更廣，不僅涉及有民法和行政法的方法，還有自己特有的方法，而且經濟法在宏觀調控上更多的是採用間接調控方式。最後，經濟法規范專業性更強，更復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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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法小論文參考

【摘要】隨著社會的進步，現如今，可持續發展的概念已經滲透到社會經濟生活的各個領域，可持續發展的經濟法指的是以社會為本位的經濟法，它不僅僅考慮的是經濟的增長而且還同時兼顧到社會、文化、環境等各個方面的協調、綜合的發展和進步。它追求的是社會正義，維護的是社會的整體利益。

【關鍵詞】可持續發展;經濟法中圖分類號可持續發展的經濟法概念可持續發展理論的形成經歷了相當長的歷史過程，最終在1987年正式提出。可持續發展是指既滿足當代人的需求又不危害後代人滿足其自身需要的發展，既考慮當前發展的需求又考慮未來發展的需求。這種發展模式的提出是基於對18、19世紀那種掠奪式的發展的反思後做出的。當今可持續發展的觀念已經滲透到了社會經濟生活的各個領域。「既滿足當代人發展的需求，同時又不損害後代人滿足需求的能力」這是關於可持續發展的經典表述。經濟法小論文根據這個表述，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就不能夠只追求經濟的自我增長，而是既要考慮到經濟的主要的產值方面的實現，又要保持能夠在未來能夠擁有永不衰竭的發展的動力。

可持續發展已經成為社會發展的一個全面戰略，它主要包括在經濟方面的可持續發展，在生態方面的可持續發展，在社會方面的可持續發展。經濟方面的可持續發展指的是鼓勵經濟增長而不是以環境保護為名取消經濟增長，但可持續發展不僅重視經濟增長的數量，更追求經濟發展的質量。生態可持續發展指的是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要與自然承載能力相協調。發展的同時必須保護和改善地球生態環境，保證以可持續的方式使用自然資源和，使人類的發展控制在地球承載能力之內。社會方面的可持續發展是指改善人類生活質量，提高人類健康水平，創造一個保障人們平等、自由、的社會環境。在人類可持續發展系統中，經濟可持續是基礎，生態可持續是條件，社會可持續才是目的。可持續發展的經濟法是一種與各個要素之間建立廣泛而又友好的關系，並實現其良好的互動局面的法則。著中法則的最終實現會對社會的發展起到積極的作用，而其本身的實現又是需要各個方面相互配合的。因此，可持續發展是在人與自然，經濟與環境，文化，社會等各個方面建立良好關系基礎之上，而後實現的一種多邊的相互作用的共贏局面。

經濟法價值觀念與可持續發展理念的統一談論這個話題，主要是從可持續發展理念的三個原則入手，公平性原則，持續性原則，共同性原則。2.1可持續性原則可持續性原則指的是在能夠承載范圍內的自然、經濟、社會各個系統的協調發展。其主旨是，人類的經濟建設，社會發展等都在生態環境的承載范圍內。在追求經濟發展的同時，要對自然資源有限度的利用。社會的發展，生活質量的提高如果只是重視眼前的利益，用浪費資源的方式來獲得經濟的增長是不可取的。所以這一點在經濟法中必須體現。它的存在可以保證經濟發展的同時，也不至於是以犧牲其他的資源，環境等作為條件的交換。這樣是督促經濟的發展走集約型路線的一種行之有效的方法。2.2公平性原則可持續發展強調發展應該追求兩方面的公平:一是本代人的公平即代內平等。二是代際間的公平即世代平等。可持續發展就是要滿足全體社會人民的願望，兩極分化是不能夠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它是可持續發展最大的敵人。滿足這一代人的願望，也必須以不犧牲後代人的發展需要作為前提。經濟法所追求的最終目的，引入公平性原則是必不可少的。它能夠保證經濟的持續的，有效的發展。

共同性原則可持續發展作為發展的總目標，所體現的公平性原則和持續性原則，則是應該共同遵從的。一方面，共同性原則其實是和公平性原則相互聯系在一起的。作為社會的一員，我們必須共同的去遵守經濟發展過程中應該遵守的法律，而不是為了個人的利益去損害集體的或者他人甚至是下一代的利益。另一方面，是指它要實現的是經濟、社會、教育、資源等各個方面的共同發展，而並不是某一方面的提高。所以，這一點也是經濟法立法必須引入的規則。3經濟法的必由之路———可持續發展社會的發展是以各個方面的協調發展作為成功的衡量的標准，如果僅僅是經濟利益上取得了收益，那將是不能夠被定義為社會的發展。從經濟法的角度來看，社會的發展遵循可持續發展的原則，究其實質是體現了經濟法的公平價值。經濟法強調的並不是絕對的公平，但是他要求在成人社會成員差異的條件下來保證大多數社會成員的公平。

從這個層面上來看，可持續發展理念與經濟法的理念具有一致性。首先，無論是可持續發展的理念還是經濟法的觀念，都始終是從社會出發的，是對於社會整體作為思考對象的。從經濟法的角度來說，強調的是社會整體利益，但同時也不放棄個人的利益。就是將集體的利益和個人的利益都納入考慮的范圍。而作為可持續發展而言，也是從社會整體成員考慮為出發點，經濟法小論文並且根據社會的不斷變化的情況做及時的調整，對於會破壞經濟平穩發展的不利因素採取相印的措施，及時的進行調整。由此可見，可持續發展的觀念和經濟法的觀念都是站在社會全體利益的視角進行思考的。其次，從市場和經濟法的角度來看，市場的調節具有相對的滯後性，不公平性，而是常規製法就彌補了由於各種因為壟斷或者不正當的競爭而導致的一些阻礙市場正常運行的因素。

我們從可持續發展的內容可知，可持續發展是既要滿足當代人發展的需求，又不損害後代發展的需求。這也就是說既要實現同代的公平又要實現代際間的公平。從此看到，可持續發展的觀念和經濟法的觀念不謀而合，都是要實現公平，共同發展。把阻礙當代人和同代人不平衡發展的因素消除，從而實現可持續發展。第三，從國家的宏觀調控和經濟法之間來看。宏觀調控的主要任務是保持經濟總量的基本平衡，促進經濟結構的優化，推動社會的進步。經濟法的制定最終也是要實現這樣的目標為目的的。以保證國家的戰略目標能夠實現。總之，經濟法和可持續發展是一脈相承的，是存在著不盡暗合的。用經濟法來保證可持續發展的實現是一種最自然的結合。在可持續發展的觀念指導下，經濟法會在理念和價值觀上得到新的突破。

⑺ 中國農業大學網路遠程教育 《經濟法》課程論文

《反不正當競爭法》規定了下列11種不正當競爭行為：

(1)虛假宣傳行為，是指經營者利用廣告或其他方法對商品質量、製作成分、性能、用途、生產者、有效期限、產地等作引人誤解的虛假宣傳的行為。

(2)虛假標識行為。即經營者採用假冒他人注冊商標;擅自使用知名商品特有的名稱、包裝、裝潢，使用與其相近似的名稱、包裝、裝潢，造成和他人的知名商品相混淆的;擅自使用他人的企業名稱或者姓名、引人誤認的;在商品上偽造、冒用認證標志、名優標志等質量標志，偽造產地，對商品質量作引人誤解的虛假表示的行為。

(3)濫用優勢地位行為，是指公用企業或者其他依法具有獨佔地位的經營者，限定他人購買其指定的經營者的商品，以排擠其他經營者公平競爭的行為。

(4)商業賄賂行為，是指經營者採用財物或者在賬外暗中給對方單位、個人以回扣等其他人手段進行賄賂，以銷售或購買商品的行為。

(5)強行搭售行為，是指經營者違背購買者的意願搭售商品或者附加其他不合理的條件銷售商品的行為。

(6)不正當有獎銷售行為。不正當有獎銷售行為包括三類，即欺騙性有獎銷售、借機推銷質次價高商品的有獎銷售、最高獎金超過5000元的抽獎式有獎銷售。

(7)侵犯商業秘密行為。經營者侵犯商業秘密的行為主要表現為3種：以盜竊、利誘、脅迫或其他不正當手段獲取得權利人的商業秘密;披露、使用或者允許他人使用以前項手段獲取的權利人的商業秘密;權利人的職工或者權利人有業務關系的單位和個人違反合同約定或者違反權利人有關保守商業秘密的要求，披露、使用或允許他人使用其所掌握的權利人的商業秘密的行為。

(8)濫用行政權利行為，是指對市場經營活動有影響力的行政主體，出於地方利益或小集團利益，違反法律或公認的市場規則故意對市場進行干預，妨礙正當的市場競爭行為;也指來自經營主體外的直接或間接行政權利作用下的強買強賣的行為。

(9)虧本銷售行為，是指經營者以排擠競爭對手為目的，以低於成本價格銷售商品的行為。

(10)商業誹謗行為，是指經營者捏造、散布和虛偽事實，損害競爭對手的商業信譽、商品聲譽物的行為。

(11)串通招標投標行為。我國《招標投標法》規定，在招標投標活動中招標人不得有下列行為：以不合理的條件限制或者排斥潛在的投標人;對潛在投標人實行歧視待遇;向他人透露已獲取招標文件的潛在投標人名稱、數量以及可能影響公平競爭的有關招標投標的其他條件;泄露標底;強制投標人組成聯合體共同投標，限制投標人之間的競爭等。投標者不得有下列行為：投標人之間串通投標報價;與招標人串通投標，各投標人或者評價委員會成員行賄謀取中標;以低於成本的報價競標;以他人名義投標或者以其他方式弄虛作假騙取中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