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訴法對其他社會組織的定義

❶ 民事訴訟法對於公益訴訟是如何規定的

為了保護廣大社會人民的利益，法律規定了公益訴訟制度。根據公益訴訟的標的不同，公益訴訟分為派侍行政公益訴訟和民事公益訴訟，那麼，民事訴訟法對於公益訴訟是如何規定的?今天，我整理了以下內容為您答疑解惑，希望對您有所幫助。
民事訴訟法對於公益訴訟是如何規定的
《民事訴訟法》第五十五條:對污染環境、侵害眾多消費者合法權益等損害社會公共利益的行為，法律規定的機關和有關組織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
民事公益訴訟的起訴主體問題
山羨族民事公益訴訟有別於普通民事訴訟。公益訴訟的起訴主體(即原告)突破了民訴法關於原告主體的一般規定。民訴法第一百一十九條規定的原告是「與本案有直接利害關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而公益訴訟的起訴逗弊主體是法定的，只有法律規定的有關機關和法律規定的有關組織才有資格提起公益訴訟。民訴法作為基本法僅對公益訴訟的起訴主體作了原則性規定，具體到某類案件則是法律授權的機關和有權組織方能作為原告起訴。現行法律規定的有關「污染環境、侵害眾多消費者合法權益」的公益訴訟規定的原告主體主要是法定的「行使海洋環境監督管理權的部門」、法定的有關「專門從事環境保護公益活動」的組織、中國消費者協會以及在省、自治區、直轄市設立的消費者協會等。但一些地區、一些法院在司法探索中，在案件范圍和起訴主體上都有突破。一些機關和社會組織作為原告提起公益訴訟，也得到了民眾的認可，並獲得了很好的社會效果。

❷ 如何認定民辦非企業單位的民事訴訟主體地位

根據《民辦非企業單位登記管理暫行條例》第二條規定，民辦非企業單位（以下簡稱民非組織），是指企業事業單位、社會團體和其他社會力量以及公民個人利用非國有資產舉辦的，從事非營利性社會服務活動的社會組織。

民事訴訟法第四十九條第一款規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可以作為民事訴訟的當事人。根據《條例》規定的設立要求，法人型民非組織應當是具有獨立財產，能夠獨立承擔民事責任的社會組織，擁有民事權利能力和民事行為能力，上述要求符合民法理論上法人的特徵。因此，法人型民非組織具有完全的民事訴訟主體地位，可將登記的民非組織直接作為民事訴訟的當事人。

對於合夥型民非組織，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第四十條規定：「民事訴訟法第四十九條規定的其他組織是指合法成立、有一定的組織機構和財產，但又不具備法人資格的組織。」該條同時規定了9類具體的其他組織類型，合夥組織即包括其中。筆者認為，基於合夥形成的民非組織符合上述規定的法律特徵，應屬於民訴法規定的其他組織范疇，可以作為訴訟當事人。
對於個體型民非組織，個體型民非組織與個體工商戶相比，更符合民訴法規定的其他組織的特徵，應參照《意見》規定的其他組織，由登記設立的個人型民非組織名稱作為民事訴訟主體，而非由開辦的個人或個體工商戶作為訴訟當事人。

❸ 誰說「業主大會，業委會的法律地位不明確」

關鍵詞：業主委員會；業主大會；法律地位（業主大會，業委會的法律地位是明確的，詳解如下：）
隨著房屋產權私有化程度的不斷擴大和新型住宅小區的出現，業主自治組織孕育而生。業主自治組織可以說是業主為方便管理物業事務，維護共同生活秩序，協調彼此間之共同利益，通過協商訂立管理規約，設置相應管理機構而聯合組成的一種新型的社會組織。我國的業主自治組織主要涉及到業主大會和業主委員會。近些年來，雖然在全國各個城市，成立業主自治組織的小區沒有占很大比重，但是業主自治組織確實實際存在著，並且數量不斷上升。作為一種新型的組織體，業主自治組織究竟是指業主大會還是業主委員會，其法律性質是什麼？業主大會與業主委員會之間究竟是一種什麼樣的關系？業主自治組織是否為民事主體，是哪一類的民事主體？其是否具有當事人能力？等一系列問題一直是近年來法律理論界和司法實務界廣泛爭議的焦點。筆者就從這些問題出發用三個部分來分析我國業主自治組織的法律地位。

一、業主大會才是我國的真正的業主自治組織
在我國很少有人明確提出業主自治組織的概念。在2003年6月8日國務院頒布《物業管理條例》中首次對業主自治組織作了定位和定性的規定。最新的《物業管理條例》（以下簡稱《條例》）第8條規定了物業管理區域內全體業主組成業主大會，業主大會應當代表和維護其區域內全體業主在物業管理活動中的合法權益；第10條規定了業主大會的成立方式；並在第11條賦予業主大會包括選聘、解聘物業管理企業，選舉、更換業主委員會委員等重要職責。《條例》第15條又進一步規定：業主委員會是業主大會的執行機構。從上述規定中我們可以明顯得出：業主委員會的法律地位和相關權利來源於業主和業主大會。沒有業主和業主大會的授權業主委員會不能開展工作。這是定位業主委員會法律地位的一個基本前提。但是《條例》中卻又規定要在房地產管理機關進行登記備案的是作為執行機構的業主委員會，並被賦予了諸多的許可權，甚至可以與物業服務企業簽訂物業服務合同。介於《條例》看似存在矛盾的相關規定，於是有很多人產生了認識上的錯誤，開始強調業主委員會應是一個獨立的組織體，進而論述到業主委員會是有獨立意志的非法人社團，屬於我國民事訴訟法第49條規定的「其他組織」一類可以取得獨立的當事人地位。在現實生活中，也出現了雖然業主大會規定了民主議事的程式但有些業主委員會實際僭越了業主大會，以少數人意志強加於全體業主的現象。

仔細研讀《物業管理條例》我們很容易發現（1）規定業主委員會只是業主大會的常設的執行機構，而不是決策機構，業主委員會無權對涉及業主共同利益的事項作出決定；（2）能享有選聘、解聘物業公司和制定、修改業主公約的權利的是業主大會，而不是業主委員會；（3）業主委員會只能按照業主大會的決定去負責具體事項的實施和代表全體業主出面聘請、選聘恰當的物業管理企業；（4）在涉及到公共管理部分的使用及維修基金的使用等重要決策問題上業主委員會必須召開業主大會，形成多數業主意志後方能行使，而不是代替業主大會行使決定權。然而筆者認為：業主大會才真正可以稱得上是我國的業主自治組織。

二、業主大會作為非法人團體 應為民事主體

從我國業主自治組織的結構來看，業主大會不是結構鬆散的自治組織，而是很類似於合夥組織一個非法人團體，與合夥組織相比兩者之間有下列共同點：(1)合夥協議與業主公約性質相同。業主公約是業主之間的共同民事行為，體現所有權人的意思自治，自我管理的原則。 (2)財產的歸屬均為全體合夥人或業主共有。合夥組織與業主大會自身並沒有獨的財產。業主大會對業主交付的專項維修資金、業主共有的設施設備小區物業管理用房等公共財產沒有所有權。 (3)合夥組織與業主大會均不能獨立承擔責任。(4)事務的執行方式相同。在業主大中,業主既有共同的利益又有不同的要求,由業主共同來管理小區物業事務顯然是不現實的,需選舉出業主委員會來具體執行共同事務,業主委員會遂成為業主大會的執行機構。那麼作為類似與合夥組織的業主大會，在傳統民法民事主體二元構造下同樣也會遇到是否是民事主體的質疑。筆者認為，這時需要在一個更高的層面上來考慮業主大會的是否具有民事主體資格的問題，那就是擺脫傳統的民事主體標準的認識誤區，提出新的判斷民事主體的具體條件。這些問題論證清楚了，業主大會的民事主體地位問題也會迎刃而解。

1、對民事主體標準的認識誤區及新的民事主體標准之確立

在民法上，以具有主體資格為前提，惟具有主體資格者，才可以成為權利主體或法律關系的主體。自從1890年頒布的《德國民法典》確立了以自然人和法人為民事主體的二元結構，並且抽象出權利能力制度作為判斷一個社會主體是否擁有民事主體資格的標准。此後，多數大陸法系國家皆效仿德國的這一立法模式，並逐漸形成了權利能力等同於民事主體或人格的觀念。我國的民法理論關於民事主體問題長期以來基本沿襲了《德國民法典》的二元結構論，並多年來一直堅持認為一個社會主體（特別是由自然人所組成的社團）要成為民事主體就必須具備民事全力能力和民事行為能力（包括民事責任能力）這兩個要件。這一理論就成了與團體法人具有同一實質但無法人資格的團體即非法人團體的民事主體地位得不到承認的主要障礙。

非法人團體作為一種社會存在，特別是隨著我國社會經濟的發展和人民生活的需要，其法律地位問題很快引起了我國學者的注意。上世紀90年代後期，很多學者也紛紛認識到以前的民事主體的認定標准存在偏差，理論界的波動也在立法方面有所反映，眾多的民事的特別法開始在一定的程度上肯定了非法人團體的某些資格。我們開始認識到（1）權利能力並不等同於民事主體。權利能力 只是對民事主體共同特徵的一種抽象，只是一種立法技巧，而不是民事主體的本質。所謂的無權利能力社團並不是因為沒有權利能力而不能成為民事主體，而恰恰是因為不能成為民事主體。（2）行為能力（包括責任能力）並非民事主體的資格要件。行為能力只是實現主體資格的途徑和方式，民事主體並非都需要具有行為能力，並且團體的責任承擔方式（即是否能對立承擔責任）也與其民事主體資格的享有沒有必然聯系。（3）權利能力不能指代人格。民事能力概念的意義在於揭示法律主體的差異性，具體刻畫法律主體存在與活動的狀態與特性。人格是現實主體參與法律關系的前提；民事能力是法律主體從事民事活動的可能性和范圍。人格是民事能力的理論抽象；民事能力是人格的相對具體化和法律存在。學者們提出了關於民事主體的新的認定標准，具有代表性的有一下幾種：
其一，民事主體應當：能有財產自主權，可以不是財產的所有者，但能以自己的名義接受和處分財產；具有一定的團體性；其成員承擔連帶責任不足以否定其民事主體地位。其二，民事主體的標准應當是：得到法律認可，能以自己名義實施法律行為；可以擁有法律上的利益；能夠與其它主體相區別。其三，不論個人還是組織，只要能成為財產載體，完成交易的使命就可以為民事主體。其四，民事主體應：在當時社會經濟生活中能以獨立的名義存在或進行民事活動，具有獨立意志；被當時法律所承認。綜上述觀點，筆者認為一個組織體要成為民事主體應具有三個條件：一是具有自己獨立的名義和意志；二是能具有自己可支配的財產（可不享有財產所有權，但能在一定限度內以自己名義進行支配和處分）；三是必須有當時法律的承認。

2、業主大會應為民事主體

由此問題再回到業主大會的法律地位的問題的探討上，來具體分析業主大會是否能具備以上的三個要件成為民事主體。
（1）業主大會具有獨立的意志，能以自己的名義存在和進行民事活動。我們知道如果一個團體僅僅是某些人的簡單組合,這樣是不足以形成獨立於各個成員之外的實體的。「只有當每個成員的意志形成共同意志,而共同意志又有機地形成團體意志時」,當「團體獨立的性質,雖然由於它的成員組成全部改換,也不影響其獨立存在」(羅馬法學家烏爾比安語)時,才算是形成了實體意義上的團體。從這一點上看，全體業主按照業主公約的約定方式召開業主大會會議對小區內的重要事項進行協商表決，進而形成共同意志，這個意志並不是全體業主成員的 意志的簡單相加，也沒有取代每個業主的意志，而是一個獨立於業主成員之外的獨立的團體意志。並且在《業主大會規程》中還規定了業主大會可以按照規定刻制、使用印章。然而比較業主委員會，顯而易見業主委員會只能在業主大會的授權范圍內進行活動。業主委員會的人事安排由業主大會決定，小區內的資金使用、流轉、權屬變動和共有設施的處分也必須經過業主大會的特別授權，就連其對外簽訂物業服務合同，也無法自由選擇合同相對人。所以說業主委員會只是業主大會的執行機構，並不是具有獨立意志。筆者認為業主委員會對外只能以業主大會名義進行民事活動。

（2）業主大會具有自己一定范圍內的可支配的財產，具有對外獨立的民事利益。業主大會雖然對業主交付的專項維修資金，業主共有的設施、設備、小區物業管理用房等公共財物不享有所有權，但是卻有一定的監督管理權和在受權范圍內一定的支配權和處分權。業主大會所支配的這些財產與每個業主的個人財產行分離存在，一般與業主個人財產不發生關系。新《物權法》中也規定了業主大會在其職權范圍內可以對不法侵害行為人，要求其停止侵害、消除危險、排除妨害、賠償損失。這也證明了業主大會可以把自己的民事利益與他人的民事利益相區分開來，能夠獨立自主的利用和處分。

（3）業主大會是根據法律明文要求的條件所設立、運作，為我國法律所承認。法律的確認體現了國家既統治階級對現實經濟生活的干預，是個人或組織成為民事主體的必備條件。首先是作為行政法規《物業管理條例》對業主大會進行了規定，用明確的條文規定業主大會的成立方式、業主大會的職責、業主大會會議的召開方式及會議的類型。最新出台的《物權法》也規定業主可以成立業主大會（第75條），規定了業主大會的決定對業主具有拘束力（第78條），規定了業主大會有權要求侵權行為人承擔民事責任（第83條）。雖然這些法律中沒有明確要求業主大會在主管部門登記，以確定其地位，但是法律的這些規定實際上已經承認了業主大會的民事主體地位，況且我們也不能以某個組織沒有相應的行政上的登記就盲目否認其在私法上的主體資格和行為效力。

三、業主大會應具民事訴訟主體資格

我國《民事訴訟法》第49條明確規定公民和法人以外的其他組織也可以作為民事訴訟的當事人。按照《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意見》（以下稱為《民訴意見》）第40條的規定，《民事訴法法》第49條中的其他組織是指合法成立、有一定的組織機構和財產的不具備法人資格的組織。有些學者認為業主大會除了不一定具備獨立的財產外都符合《民訴意見》的「其他組織」條件，但法律主體的權利能力、行為能力、責任能力可以分離，且業主組織在物業管理中的訴訟結果經常不以財產為基礎，所以，應賦予業主大會具有訴訟主體資格。這種觀點純粹是從為了方便訴訟的角度出發，要求在一定的限度內放寬訴訟主體的要求和訴訟范圍。筆者認為《民訴意見》第40條規定的「一定的財產」並沒有明確要求一定要享有獨立的所有權，只要其他組織能夠對具有對一定范圍的財產和經費的相對獨立的支配即可。我們不能過於狹隘的來理解關涉財產權的問題，現今階段，所有權與佔有、使用、處分等權能有限分離實際上早已成為社會經濟發展的趨勢。業主大會能對業主交付的專項維修資金，業主共有的設施、設備、小區物業管理用房等公共財物享有監督管理權和在受權范圍內支配和處分。業主大會完全可以歸入法律規定的「其他組織」的范疇，具有當事人能力。大會具有訴訟主體資格。同時作為執行機構的業主委員會，可以作為業主大會的訴訟代表人，以業主大會的名義進行訴訟，這樣可以使業主、業主大會、業主委員會之間的法律關系更加清晰。

四、業主自治組織的法人模式構想

通過以上論述，筆者得出以下結論：（1）業主大會作為真正的業主自治組織，具有民事主體資格和當事人能力；（2）業主委員會只是其常設的執行機構，對外代表業主大會且只能以業主大會名義進行相應的民事活動和參加民事訴訟。

然而在現今這種模式下，我們卻無法迴避是業主大會存在這雙重身份的混亂：業主大會這一稱謂既指是一個能以自己名義行事的民事主體，又被規定為一個通過議事程序進行決策的權力機構。這樣作為一個團體，難免使人陷入業主大會是其本身的權力機構，其權力機構也就是這一團體本身的認識誤區之中，並會引起現實生活的不便和混亂。因此筆者認為應該用另一稱謂比如業主協會等來代替業主大會，以用來區別於其內部職能機構。
縱觀其他國家和地區關於業主自治組織的規定，一般都賦予了其以法人地位，並規定了類似於公司的法人治理結構。有學者就業主團體的法人化趨勢及必要性進行了探討,認為其適應了現代管理的高效和現代生活的便利：(1)管理團體可以自己名義對外為法律行為,使取得權利及訂定契約均極為便利。(2)使管理團體自身成為權利義務的歸屬點,從而增加交易相對人之便利性和安定感。(3)在區分所有權建築物發生改建乃至進行重大修繕時,在融資上更為便利。(4)對建築物、土地稅負的課繳、交納更為便利。(5)使基於對區分所有權建築物的使用、管理所發生的對外訴訟更加便利。筆者認為未來我國立法可以這樣重構業主自治組織：確立業主自治組織的法人地位，其團體法人可稱為業主法人（或業主協會）等，業主法人（或業主協會）具有獨立的民事主體和訴訟主體資格；業主大會類似於公司中的股東大會，只是業主法人的權力機構，全體業主通過業主大會會議進行議事和決策行使其成員權；業主委員會類似於公司中的董事會作為業主法人的常設的執行機構處理日常事務，以業主法人的名義進行民事行為，作為其代表人參加訴訟。當然這樣的法人模式僅僅是一種構想，是否適合我國的具體情況，還需要實踐的進一步檢驗和完善。

❹ 民事訴訟法。自力救濟的利弊

1、糾紛解決的自治性和自主性。私力救濟不屬於國家為社會公眾提供的公共資源，也不依靠國家權力，因此其存在和運行完全取決於當事人或社會共同體的需求和自主選擇。由於公共司法資源及其他糾紛解決機制不能滿足所有的救濟需要，因此私力救濟的存在就是不可避免的，並具有合理性。但亦存在著雙方當事人或者社區、共同體規避、違背法律的可能和風險。在此，可根據法律劃定的邊界來認定私力救濟的合法性。
2、糾紛解決主體的民間性或非官方性。私力救濟可以由當事人單方自行實現，即自助或自行"執法"，也包括雙方的協商和解和"壓服"。同時，私力救濟也可能通過第三方介入解決糾紛，在這種情況下，所謂第三方往往是不具備任何官方色彩和職業資格的民間機構或個人。其中既有臨時參與糾紛解決的，也可能是一種常設機構或組織。同時，這些機構本身既可能是違法的，也可能處在法律的邊緣處，有些則可能獲得國家的承認，轉化為社會組織，例如所謂討債公司。
3、糾紛解決依據的多元性和靈活性。當代的私力救濟不可能完全超越於法律之外。但私力救濟之所以受到當事人的青睞，就在於其在適用規范上的靈活性，在關照法律規定的同時，特別注重民間社會規范的作用。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私力救濟正是民間社會規范的主要實施機制。由此，私力救濟一方面可以使當事人獲得期待的解決結果，但另一方面，也可能成為規避法律的一種途徑。其正當性取決於所規避的法律是否屬於強制性規范，所依據的民間規范是否符合公序良俗。
4、糾紛解決結果效力的非強制性。私力救濟無疑必然依賴各種強制力，包括輿論、道德、宗教信仰、社群的壓力、第三方的權威、民間社會規范的約束力、以及實力威脅等，但私力救濟本身不具有任何法律意義上的強制力，其糾紛解決結果只能依靠當事人自願履行。一旦訴諸國家公權力及司法程序，就必須依據法律規范和程序重新處理，往往歸於無效。然而，這也就自然敦促規避法律的當事人自覺接受私力救濟的結果。另一方面，國家通過對正當的私力救濟及其和解協議效力的認可，也有利於鼓勵和維護社會自治和誠信。
5、程序、方式、手段的靈活性和非正式性。這也是私力救濟達到糾紛解決目的的有效途徑，由此也可將其劃歸為非正式解紛機制之列。由於某些私力救濟可能會通過違法手段，迫使一方接受解決方案或妥協，所以程序的合法性及合理限度就成為判斷私力救濟的正當性的基本標准。
6、救濟的直接性。這是私力救濟最大的優勢，由此可以最大限度地降低糾紛解決的成本;因此，在糾紛發生後，當事人首先嘗試協商或自主解決通常是最合理的選擇。然而，私力救濟的能力也是有限的，一旦沒有進行私力救濟的條件或無法達到預期結果，當事人往往就不得不求助於更為正式的社會救濟或公力救濟。
7、與社會救濟及公力救濟的互補與交錯。私力救濟與社會救濟的邊界往往很難准確區分。例如，物業管理公司可以在本社區參與或主持糾紛解決，但這既非其法定職能，亦未得到事先的委託，所以可視為一種私力救濟;但另一方面，物業公司本身是合法的法人機構，糾紛解決可視為其社會職能之一，由此亦可將其性質定位為社會救濟。同樣，私力救濟與公力救濟之間的界限也是交錯的，這正是社會控制復雜性和多元化的體現。正如麥考利教授指出的:很多通常被視為法律的功能實際上是由替代性機制承擔的，稱之為"公"和"私"的因素之間，很大程度上是相互貫通的。在正式與非正式機制、或公共與私人領域之間很難劃出一道截然分明的界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