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法企業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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❷ 急求 大學選修課 《宏觀經濟微觀企業與個人發展》的論文 要求2000字 謝謝各位了
國家是人類社會發展到一定歷史階段的必然產物一樣，經濟法不是自古就有的「神話」，而是法發展到一定歷史階段的必然產物。（注1）作為法律家族的一個新成員，經濟法誕生於現代社會，其產生有著深刻的經濟、政治、法律和思想文化發展的必然性，對此不少學者已做過各具特色的論證，本文不再贅述。（注2）而關於此一點我們的表述是：隨著資本主義社會從自由競爭時期進入壟斷階段，生產力不斷提高，令社會化大生產和生產資料私有制的深層矛盾進一步激化，使復雜多變的經濟生活產生了市場機制難以調和的矛盾，要求國家機器結合價值規律作出職能調整，對經濟生活進行直接干預、參與和協調。正是這種市場「無形之手」和國家「有形之手」的互動，推動了傳統法律體系必然發生相應的變化，出現內部的分化和重組；同時法哲學和經濟學理論等相關思想文化的發展，也為經濟法律觀念的形成提供了必要的准備，最終從客觀和主觀兩方面導致經濟法作為一個嶄新部門法的產生。（注3）
（一）西方經濟法（資本主義經濟法）的發展歷程
學界一般認為，經濟法產生於20世紀初的資本主義世界，正式肇始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德國。（注4）當時美國和德國的經濟實力在資本主義工業國家中名列前茅，一貫奉行自由放任經濟的美國雖然屬於英美法系，沒有劃分部門法的傳統，卻在之前制定了反壟斷性質的《謝爾曼法》，並在德國經濟法產生的同期對此類法律進行增補，促使它們得以真正施行，開創了從總體上由國家對經濟進行消極干預的先河；（注5）而屬於大陸法系的德國，一開始走的則是經濟統製法的路子，且在相關的法律中正式使用了「經濟法」這個詞，並由以思維嚴謹著稱的德國法學家對這種國家積極干預經濟的形式進行研究，提出了經濟法的概念，創立了經濟法學。（注6）雖然初期的經濟立法在不同國家形態內容各異，因各國經濟、政治、文化傳統的不同有著各自鮮明的特色，各國對經濟法的認知程度和范圍界定也有差別，但是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出現了一些共通的問題，亟需政府放棄「守夜人」的角色，通過更多強有力的手段（特別是社會化的法律調控手段）干預經濟活動，同時也引起了（大陸法系國家）職業法學家的關注和重視，則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成為了比較一致的現象。（注7）
經濟法真正轉入相對成熟期，成為現代法律體系的重要成員或者說是「後現代法」的起點，則應當是資本主義國家經過長期的市場經濟發展實踐，發現不但存在「市場失靈」，而且也存在「政府失靈」問題，遂開始放棄凱恩斯國家干預經濟理論的主流地位，有意識地以新經濟學理論為指導來協調市場自律和政府幹預的矛盾，並嘗試從法律上共同糾正來自市場和政府兩方面力量的缺陷。（注8）盡管西方國家在不同時期法律調整經濟的側重點都不盡相同，對經濟法本質的認識也並非完全一樣，但是經濟法社會本位法的屬性（或曰社會本位的價值取向）卻在現代社會政府幹預經濟生活和法律社會化運動的歷程中開始明晰起來，（注9）昭示了一種立足於現代社會之上的、與傳統截然不同的「時代精神」。（注10）
（二）東方經濟法（社會主義經濟法）的發展歷程
中國法制現代化的道路可謂一波三折，經歷了辛亥革命所引發的第一次法律革命，新中國成立所形成的第二次法律革命，和與改革開放相伴而生的第三次法律革命。（注11）在當代中國社會產生並迅速發展起來的經濟法，遂成為由「發展現代市場經濟」和「建設現代民主政治」匯合而成的改革與發展的時代主旋律的積極回響。（注12）
社會主義中國是東方經濟法的代表國家，中國經濟法的概念發端於黨和政府的理論家胡喬木同志根據其1978年7 月在國務院一次會議上的發言整理成的長篇論文《按照經濟規律辦事，加快實現四個現代化》，（注13）其後一系列政府文件及黨和國家領導人提出的要求制定經濟法律法規的言論中頻繁使用的「經濟法」字眼，使得相關的立法實踐和理論研究開始啟動。由於當時中國剛開始進行經濟體制改革，經歷了之前那個「無法無天」的時代，正處於摸著石頭過河的階段，未來發展方向還不大明朗，學術研究中姓「社」還是姓「資」的敏感問題也令學者們不敢放開手腳，所以在蓬勃發展的各種經濟法理論中，比較有影響力的學說多半跟政治、經濟制度基本相同的前蘇聯經濟法學說「原樣照搬，如出一轍」。（注14）當然，這也算是一種學術上「省時省力」的權宜之計。
隨著1986年我國《民法通則》的頒布及權力機關一紙《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草案）>的說明》的出現，（注15）日益壯大的民商法獲得了其應有的地位，而經濟法的地位雖然也得到了正式承認，但其界限卻被人為劃定了大致的圈子，使得經濟法基礎理論的各種學說觀點發生改變。學者們因之在一件事情上基本達成了共識：經濟法只調整一定范圍內的經濟關系，與民商法的調整范圍是有區別的。到了90年代初，隨著東歐劇變和前蘇聯解體，以及我國決定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很多經濟法的理論結合市場經濟的運行規律和調節機制再次隨勢而動，出現明顯的調整。但經濟法理論界對內於一些基本問題分歧仍然比較嚴重，對外則與行政法的研究領域發生了較大的摩擦。（注16）
在實踐中，我國到目前為止雖然在經濟法主體、市場規制、宏觀調控方面頒布了大量的經濟立法，初步形成了一個經濟法律群落，卻仍然缺乏統一的理論指導，立法層級不高並且體系不完善，而且直到現在還沒有出台單獨的《反壟斷法》、《國有資產法》，不能不說是一種遺憾。隨著1999年《合同法》的頒布施行，以及原來的《經濟合同法》、《涉外經濟合同法》、《技術合同法》同時廢止，宣告了合同制度對經濟法體系的排斥，也發出了一個初步的信號：經濟法的理論和實踐出現了脫節的跡象。（注17）而在法院進行機構改革的過程中，更是把原來的經濟審判庭撤銷改為民事審判庭，表明了司法機關在審判實踐中的一種極端不合理的狹隘的「小民事」傾向，（注18）一切似乎都在朝著不利於經濟法的方向行進，令經濟法的理論和實踐發展暫時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頓境地。
我們必須承認，自經濟體制改革開始後，與在中國相對平穩發展的民商法理論和實踐相比，經濟法的產生和發展歷程可以用「峰迴路轉」這個詞來形容。這也從某種角度上說明了其本身的不成熟和不穩定以及發展的迅速性和曲折性。這些年形形色色經濟法理論的層出不窮和大多數理論的「短命」狀態，已經說明學者們在中國研究經濟法現象這個新生事物是多麼復雜和不易的事情。
但是，作為經濟法理論的研究者，我們要對未來充滿信心，因為「對於一切事物，尤其是最艱難的事物，人們不應期望播種與收獲同時進行，為了使它們逐漸成熟，必須有一個培育的過程。」（注19）我們不奢望這篇文章可以建立起一種研究經濟法的新體例，但卻希望能夠藉以拋磚引玉，將經濟法的理論研究從陳舊的傳統思維和浮躁的學術風氣中喚醒，則幸莫大焉。
一、經濟法的缺位問題
這里所說的經濟法缺位，主要指自經濟法於現代社會產生後在各個方面上地位（位置）的缺失，使得經濟法應該具有的價值和功能在經濟生活中無法得到充分實現，有些為世界大多數國家普遍存在的現象，有些則在我國表現得更加突出。由此在社會主義中國造成的某些問題已經引起了經濟法學者的注意，（注20）但大多數問題我們還重視不夠或者沒有進行系統研究，這與經濟法作為獨立部門法的地位是不相符的。以下將主要從經濟法的歷史發展、社會本源、理論研究、法律實踐和價值體系五個方面來論述經濟法的缺位問題，但在展開論述之前，我們先來探討一個重要的關於如何認識經濟法本質的小問題：
（一）寫在缺位之前 - 一個邏輯前提的「缺位」
從馬克思主義法哲學的角度看，經濟法橫空出世的實質是經濟發展和法律發展互動的產物，即「經濟發展最終決定著法律發展，法律發展又對經濟發展起著重要的反作用，經濟與法律是互動發展的辯證統一體」。（注21）進一步從經濟與法律互動的角度看：經濟法的產生、興盛和發展，就是要回應經濟發展客觀規律的要求，抑制現實經濟生活中愈演愈烈的經濟個體權利自由有害擴張和政府權力意志無限膨脹，平衡和協調國民經濟的運行。經濟法的功能就是法律對經濟關系能動性反作用的突出表現，是經濟與法律和諧統一的需要，這可以成為我們理解時下頗有人氣的「市場失靈－政府失靈」（「市民社會－政治國家」）認知模式和「政府幹預－干預政府」調整模式局限性的一種重要途徑。
筆者認為，這些認知和調整模式都是建立在傳統的「市場（社會）－政府（國家）」二元理論框架下的，其基本特點是將政府和市場作為對等的非此即彼的兩個主體、兩方面的力量、兩種基本的資源配置方式。當市場出現缺陷時，需要政府權力適當介入和干預；而當政府對市場的調節失靈時，又需要對其行為加以限阻和規制。政府對市場的正確干預需要法律的確認和引導；政府對市場的不當干預又需要法律的禁止和糾正。唯因市場不能形成自己的獨立意志，只是一種經濟規律的體現，而致政府身兼「規律認識主體」和「意志執行主體」雙重角色，由此簡單邏輯可以或明或暗地推導出經濟法的本質就是「規范政府幹預之法」而不可能是其它。（注22）時下流行的國家（政府）xx論、經濟行政法論皆與該理論邏輯相聯系，只是在這個邏輯構造的基礎上又加上了不同的國外經濟學理論預設模式而已，敘述的角度和側重點自然就有較大差異了。（注23）
當然，此種理論分析框架本身並無大錯，它是經由總結西方各國經濟學和經濟法發展歷史得來的經驗產物，（注24）有其特殊的存在合理性（尤其是方便於對歷史上和當代的西方經濟法作定性定量分析）甚至具有局部真理性。但要在21世紀的社會主義中國繼續套用這個「萬能公式」研究經濟法，我們恐怕就該費一番思量了。
該理論框架或者說邏輯構造強調了一個重要前提：市場（社會）與政府（國家）必須永遠處於一種制衡狀態，它們是兩種獨立對抗之「力」；卻忽略了另一個重要前提：市場（社會）與政府（國家）良性互動的現實性及相互協調的可能性，因此這個理論框架是有潛在邏輯缺陷的，而它偏偏又是在總結西方經濟和經濟法的發展歷史基礎上得來的。進一步說，所保留的市場和政府「對抗制衡」前提是與西方講求分權與制衡的憲政制度及文化傳統相聯系的，所以該邏輯前提無形中在西方倍受重視，也符合西方的思維習慣；而所忽略的市場和政府「互動協調」前提，則由於資本主義私有制本質和經濟發展模式的局限，西方學者相對認識不足，直至傳統經濟發展模式的沉痾積重難返，可持續發展戰略在全世界的提出才得以好轉。再從世界兩大法系來看：大陸法系「公私分野」的傳統，突出了大陸法系經濟法律調整框架的這個邏輯前提缺陷，雖然「私法公法化」和「公法私法化」的進程淡化了「公」、「私」的界限；英美法系「民行不分」的做法，使得經濟法律調整框架中的這個邏輯前提缺陷轉為隱性，卻也同時緩和了解決這個問題的迫切性。這或許可以從一個獨特的視角幫助我們理解為什麼大陸法系國家富有經濟法的理論卻致經濟法實踐不彰，而英美法系國家盛行經濟法的實踐卻不給經濟法正名的「難解之謎」。（注25）
我們認為，市場和政府「互動協調」這個邏輯前提的「缺位」，恰恰正是歷史上西方資本主義經濟法制度構造缺位的集中表現，也可以成為我們理解為什麼在實行計劃經濟的社會主義國家中不存在真正經濟法的一條重要門徑。經濟法的五大缺位問題，從根源上講都是從這個邏輯前提「缺位」而來。
（二）經濟法的歷史發展缺位
隨著資本主義工業革命的開始，生產方式的改進和科學技術的進步，使得社會生產力得到了極大的提高，商品經濟獲得了充分的發展，同時也導致了生產社會化與以生產資料私人佔有為基石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矛盾，並拓展到經濟生活乃至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開始導致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對立。隨著資本主義進入帝國主義時期，壟斷加劇，社會財富分配不公，貧富差距擴大，廣大民眾的經濟環境和生活狀況惡化，階級矛盾進一步升級。
一方面，發達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開始通過法律對社會經濟進行調控和規范，在一定限度內改良經濟基礎，以期緩和經濟和社會矛盾，穩定政治統治，促進生產力的發展，集中表現就是國家主動通過法律對經濟生活進行干預。由於大陸法系嚴格「公私」分野的傳統，無法通過原有法律自身的修正突破私權至上的傳統民商法難以維護正常競爭秩序和對經濟宏觀調控不力的局限，在這樣的背景下資本主義經濟法便作為一個新的法律部門產生了。（注26）資本主義經濟法在二戰後逐漸走向理性和成熟，擺脫了為應付戰爭需要和經濟危機的「隨機、被動的實用主義性質」（注27），把立法的重點放在了宏觀調控、社會福利和促進科技進步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特別是20世紀70年代後，西方國家為了渡過難關，對市場和國家的關系認識更加趨於合理化，對運用法律等手段綜合調控經濟運行的技術和經驗也更加豐富，完全值得我們在發展市場經濟的過程中加以大膽吸收和借鑒。
但是，資本主義國家自經濟法產生之初就側重於把經濟法當作一種執行經濟政策的工具，（注28）由於資本主義意識形態本身的局限性，因此從理論上缺乏對經濟的法律調整本質的深入研究。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性質，也決定了資本主義國家法律體系的天平始終是向私有制傾斜的，（注29）不論法的社會化浪潮如何來勢兇猛，也不論混合經濟如何興盛發展，這些表面現象背後的語言是：一旦國家為了私人資本的利益需要調整經濟政策，以代表社會全體成員面目出現的公權力觸角就會迅速轉向，堅決讓位於私權領域甚至幫助個別私權的擴張，與此種並非完全理性的經濟政策聯系緊密的經濟法自然要受到沖擊。（注30）例如日本是公認的經濟法比較發達的國家，其經濟法師承於有著濃厚學術傳統的德國而又根據本國經濟的特色有所創新，對於二戰後日本經濟奇跡的創造居功至偉，但處於核心地位的競爭政策法的發展意向卻是不穩定的，經歷了支持壟斷到反對壟斷數次反復，最終才在廣大民眾的強烈聲討下找到一個合適的位置，對其本國經濟法理念的形成造成了一定的影響。（注31）而許多西方國家在「滯脹」後根據不斷興起又迅速衰落的各種新經濟學說，經濟政策的重心已經圍繞著市場和政府做了多次調整，並且步伐不甚統一，這種面對時好時壞的經濟狀況「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和「各人自掃門前雪」的作風，在客觀上也加劇了經濟法統一理念形成的難度，使得經濟法在制定和實施過程中缺乏協調度和穩定性，很難同傳統法律有一個清晰的界限。（注32）
經濟法這種定位飄忽的問題，是資本主義國家本身難以完全解決的，經濟法雖然為社會本位法，卻在私人所有權至上的資本主義社會受到「私權警戒線」的困擾和局限，難以真正客觀穩定地居於維護社會公共利益這一基本點。（注33）或者說，雖然資本主義經濟法仍然在發展，其中的非經濟因素也在逐步減少，但它的「社會本位」中所摻入的異質並不能徹底清除，令其在法律體系中應有的地位未能完全顯現出來。
另一方面，不同於西方國家的「改良主義思潮」，在資本主義統治基礎比較薄弱的國家，無產階級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理論為指導，通過暴力革命推翻了原來的政治制度，建立了嶄新的社會主義制度，基本上實行的是社會主義公有制基礎上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注34）但是在初期經歷了一段時間的經濟高速增長後，這種「以單一公有制和權力高度集中的行政經濟體制為本質特徵的」（注35）經濟基礎開始顯露出「後勁不足」的毛病，成了相對低下的社會生產力發展的障礙，這也是前蘇聯各界領導人不停地搞經濟體制改革以求振興國民經濟的根本原因（包括其他社會主義國家也處於不斷的改革和嘗試中）。前蘇聯雖然曾於70年代擬定過《蘇聯經濟法典》要點草案，但是由於國家根本不承認任何「私」的東西，（注36）理論界出現的也不過是對經濟關系幾乎無處不包無所不容的「大民法」和「大經濟法」之爭，連社會主義民法都成了公法，反而沒有了經濟法的合適位置。只有原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於1964年頒布了世界上惟一一部經濟法典《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經濟法典》，調整國民經濟領導和社會經濟組織活動所發生的經濟關系，可以說是前蘇聯拉普捷夫縱橫統一的經濟法觀點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實踐。（注37）
「有一種觀點只承認西方國家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因干預而產生了經濟法，而社會主義國家是在沒有市場經濟的情況下，因為創設經濟制度而產生了經濟法。其實不然，創設經濟制度的不一定是經濟法（往往是憲法），社會主義國家在計劃經濟體制下，更多地採用行政命令和政策規范經濟活動，即使有個別經濟法律規范，也只是經濟法的萌芽，尚不能是真正意義上（作為部門法）的經濟法。」（注38）這個說法是有一定道理的，進一步說，由於沒有客觀地分析當時的生產力水平，僵化地理解馬克思主義關於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的關系，過分強調國家對經濟的直接管理職能，政府運用行政手段深入到經濟的微觀領域甚至企業內部，成了企業的「管家婆」，同時對市場調節機制的性質認識不清，排斥市場經濟的資源配置作用，反而造成效率低下，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注39）而隨後國家進行的改革又沒有真正建立起有效的市場調節機制與國家調節相配合，呈現出「一統就死，一放就亂」的極端狀況，最終導致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發展不甚成功。隨著前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陣營的解體，各國的經濟改革也向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制度徹底轉向，並讓社會和人民為此付出了沉重代價。僅從非嚴格意義上看，雖然原捷克斯洛伐克和民主德國兩國官方認可了經濟法，（注40）但總體來看這個時期的社會主義經濟法是缺位的，性質更類似於經濟行政法，因為它所體現的這種國家對社會經濟的全面組織管理絕非通常意義所講的市場經濟基礎上的國家干預，經濟法沒有真正獨立的空間。（注41）
我國歷經了文化大革命的浩劫後，黨和國家痛定思痛，決定將工作重心從階級斗爭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逐步將原來僵化的計劃經濟體制變革為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隨著對經濟規律認識的深入，最終於黨的十四大確立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經濟改革目標，提出了完善市場經濟法制環境的要求。（注42）而1993年的憲法修正案中又明確提出：「加強經濟立法、完善宏觀調控。」我國在經濟體制改革邁出了成功的第一步後，正式開始了與世矚目而又任重道遠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市場經濟建設。
到目前為止，我們已經初步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接下來擺在我們面前的任務，就是如何理解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指出的改革要「注重製度建設和體制創新」，進而確立經濟法在有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法律體系中的位置。是完全照搬西方的模式，還是原來社會主義國家所遺留「經濟法」思維的一種延續？或者乾脆為這種歷史上從未出現過的市場經濟與社會主義公有制的結合另闢蹊徑？經過我們剛才的分析可以看出，其實前兩種經濟法模式都存在缺位問題，這是造成我國經濟法缺位的歷史根源。（注43）由於真正的經濟法在我國的產生和發展時間不長，我們要明確它的定位和發展方向，所面臨的就是這樣一種「騎虎難下」的困境。相比較而言，資本主義經濟法的功能在80年代後更具有完整性，從經驗和技術上值得我們借鑒，但又不能盲目迷信、排斥創新，忽視我國市場經濟不同於西方的制度傳統和發展過程，以及政府在其中無以替代的導向作用。（注44）以後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這兩種性質的市場經濟以及分別在各自基礎上建立起來的經濟法將長期存在，互相取長補短，從形式上存在一種趨同的方向。（注45）但完整意義上的更能發揮其應有功能的經濟法，應當出現在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基本經濟制度的社會主義中國，這絕對不是口號，而是一種必勝的信念和理性的預期。
（三）經濟法的社會本源缺位
學者們一般認為，經濟法為社會本位法，以維護社會（公共）利益為己任，（注46）對此少有異議。但一個新的問題也產生了，那就是任何利益都應該有明確的承載主體，社會（公共）利益來自於全體社會成員，那麼其承載主體或者說代表主體是誰呢？（注47）隨著國家和社會向現代化的演進，人們已經逐步認識到在實現個體利益的過程中應當注意維護社會（公共）利益，國家利益的實現也應當與社會（公共）利益相得益彰。但由於個體利益的偏狹性和經濟個體的逐利性，它們不可能成為社會（公共）利益的真正維護者，（注48）於是國家藉著其超越社會的形象代為維護社會（公共）利益，干預人們的生活。可惜國家畢竟是一個抽象的主體，它也應當具體化為一些現實的政府部門或行政人員，這就為資本主義國家的集團利益、政黨利益對政府機構的滲透與干擾及我國的地方利益、部門利益獨霸一隅提供了條件，反而令國家能夠切實公正地維護社會（公共）利益的立場值得懷疑。（注49）事實上國家對社會（公共）利益的維護必不可少，要不然就不會有馬克思主義關於政治統治「到處都是以執行某種社會職能為基礎，而且政治統治只有在它執行了它的這種社會職能時才能持續下去」的經典論述。（注50）但政府畢竟不是萬能的，也有幹得不太出色的地方，甚至在某些方面政府可能表現得完全不能讓人滿意，同時還需要法律限定其職權的過度擴張。（注51）所以僅憑政府這柄「雙刃劍」的一己之力，其代表社會（公共）利益行使各種管理職能的效率和可信度必將大打折扣。（注52）
我們先把目光投向西方社會，西方在「社會國家化」和「國家社會化」的相向運動中，沖破了市民社會和政治國家的藩籬，雖然產生了一個既不是純粹私人的也不是真正公共的領域，（注53）但在社會層面上並未出現權力真空或者權利真空。其主要原因是在西方還有一個與政府和市場這兩種力量相平衡的「包括各種社會團體、民間非營利組織、宗教團體等不以營利為目的的民間組織」之第三部門存在。這些組織具有組織性、志願性、非營利性、民間性、自治性和公益性的特點，（注54）它們是協調個人利益和個人利益、個人利益和國家利益，維護和實現社會（公共）利益的社會中堅力量。尤其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非政府組織在從事經濟社會發展事業中異軍突起，發揮了政府和市場難以替代的巨大作用，填補了社會經濟發展領域上的一些空白，諸如環境保護，消除貧困和落後地區的教育等。雖然很多工作政府也在做，但事實證明，非政府組織往往比政府做得更好，更有效率。」（注55）
而且「市場經濟發展的實踐日益證明，政府和市場的力量固然重要且不可或缺，但政府與市場之外的領域越來越凸顯，它是與社會的多元化相伴而生的並生發出政府與市場都無法有效解決的新需求。這一空白點迫切需要一種新的社會力量去填補。」（注56）特別在我國由計劃經濟體制逐步轉為市場經濟體制後，政府的經濟管理職能正處於轉變和調試之中，新興市場主體的經濟權利尚待進一步確認和伸張，政府和市場兩方面的力量都存在「缺位」和「越位」並存的現象，發展新興社會力量以填補需求空缺，抑制各方「非法越界」的問題便顯得更加突出和迫切。
「 在我國改革開放的20年中，國家通過縮小控制范圍、改革控制方式、規范控制手段，逐步擴大了社會的自由活動的空間，促成了國家與社會間的結構分化，尤其是以產權的多元化和經濟運作市場化為基本內容的經濟體制改革則直接促進了一個相對自主性的社會形成。它表現在社會成為一個相對獨立的提供發展和機會的源泉，個人對國家的依附性明顯降低，相對獨立的社會力量逐步形成；民營企業以及較為獨立的企業家階層、個體戶階層以及知識階層，都有明顯的發展；民間社會組織化程度增強，工會、商會、保護消費者協會等一些中間組織已開始在經濟活動中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注57）
但是，我們並不能就此樂觀地認為，中國已經形成了獨立的第三部門，經濟法等以社會為本位的法的制定和實施就此具有了廣泛的社會基礎。（注58）因為「與西方第三部門的生存與發展空間相比，中國第三部門生存發展空間具有很大的不同。」（注59）
首先，從中國的傳統觀念來看，占統治地位的是家族本位和倫理本位觀，缺乏西方社會自基督教興起以來所具有的教會集團生活特質和公益思想。家族本位和倫理本位都與血緣關系密切，造就了中國人重人情，講關系的「熟人社會」傳統，一切養老恤幼等公共福利主要來自於家族內部，國家提供的公共物品很少。而本來具有較強公益性質，可以影響人們思想觀念的宗教則一直處於政權的重壓之下難以翻身，也沒有西方宗教曾經有過的與王權平起平坐的輝煌經歷，無法促成人們公益思想的形成。至於曾存在於中國古代和近代的民間團體同樣活動范圍狹小、比較封閉，公益性不足，而且由於當權者視它們為異己力量，經常將這些團體置於非法狀態，它們也難以蓬勃發展。
❸ 經濟法的論文範文
經濟法的產生與發展體現了現代市場經濟運行模式的客觀趨勢和法律要求，昭示著法律文明的進步。下文是我為大家搜集整理的經濟法的論文範文的內容，歡迎大家閱讀參考!
經濟法的論文範文篇1
論信用卡被盜冒用的民事法律責任
一、國外相關規定與我國信用卡冒用民事責任的立法及實踐
(一)國外相關立法
1.美國的相關規定
在西方一些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注重保護持卡人也就是消費者的利益已經成為銀行卡方面的國際規則。在美國，有關信用卡冒用風險責任承擔的規定主要體現在《消費者信用保護法》、《誠實信貸法》這兩部法案中。《消費者信用保護法》規定：發卡人應該採取措施識別信用卡的使用人是經過授權的，信用卡的發卡人對信用卡是否經授權使用負舉證責任;隨後的《誠實信貸法》進一步規定消費者或持卡人對未經授權的信用卡消費最多承擔五十美元的責任(包括信用卡被偷、被盜、被偽造)。總的看來，這兩部法案的相關規定將冒用風險主要轉移給發卡機構來承擔，而嚴格限制了持卡人或消費者承擔風險的情形，體現了對弱勢一方利益的保護。
(1)“未經授權劃撥的責任歸屬”的規定。
“未經授權劃撥”(把所有英文符號改成中文)的定義是：美國《誠實信貸法》第一百三十三條將偷竊或撿拾信用卡後使用的行為稱作“未經授權劃撥”.所謂未經授權的劃撥是指由信用卡持卡人(消費者)以外的未獲發動實際授權的人所發動的，從該消費者賬戶劃出資金而該消費者並未從該劃撥受益的電子資金劃撥。
美國法律規定，消費者對用丟失的或被竊的信用卡發動的交易，包括消費者自己被迫進行的劃撥，是未經授權的劃撥，適用對未經授權劃撥的責任限制。
未經授權劃撥的責任限制：《電子資金劃撥法》與E條例及其官方人員注釋規定，只要持卡人以合理的方式向機構發出了通知，其責任將受到限制。並將持卡人對未經授權的劃撥的承擔的責任分為三個等級：五十美元，五百美元和無限責任。
未經授權劃撥責任限制原則的起源：該法所確立的持卡人責任限制之原則，起源於1976年第一國民城市銀行訴莫拉克案。在此案中，法院根據聯邦法、州法律和判例，判決被告對這五百美元未經授權的支出只承擔五十美元的責任。
未經劃撥責任原則的適用：美國的《電子資金劃撥法》和E條例還規定：“無論持卡人存在多麼明顯的疏忽都不影響對其適用責任限制”.在 Russenvs First American Bank-Michigan一案中，法院就持這一觀點。該案中，消費者疏忽地將他的ATM卡個人密碼寫在與卡放在一起的紙上，並將卡與密碼交給他女兒，後來他女兒丟失了兩者，並因此造成了未經授權劃撥的損失。美國法院判決認為：這種疏忽對消費者是否應對卡與密碼的發現者啟動的而未經授權的劃撥承擔責任，是無關緊要的，消費者不承擔因此疏忽造成的損失。
盡管這種規定容易引發持卡人的道德風險，持卡人可能會謊稱某項交易未經其授權而從中牟取不當利益。但是美國的法律作出這種規定的基礎是相信絕大多數的持卡人是誠實的，當然這種信任有著龐大的徵信體製作為基礎。法律同時認為發卡銀行在發行信用卡之前就應該意識到信用卡的風險，並且有義務在發卡之前對申請人的信用情況進行調查，信用卡應該發給講信用的人。況且，刑法上關於信用卡欺詐的罪名也能有效的克服這種道德風險的發生。
(2)“舉證責任”的規定
美國國會通過的《消費者信用保護法》規定，信用卡的發卡人對信用卡是否經授權使用負舉證責任。《誠實信貸法》則規定發卡機構若要求持卡人承擔至多五十美元的責任，還存在進一步的證明義務，即必須證明未經授權使用信用卡的行為必須符合法律規定的其它要件，具體有：持卡人已經接受了信用卡;發卡人就潛在責任向持卡人發出過說明通知;發卡人向持卡人提供了在信用卡丟失或者被盜時向發卡人發通知方法的說明;未經授權使用發生在持卡人己經將丟失、被竊或其它事件通知信用卡發行者以前;信用卡發行者已經提供一種方法，用這種方法可以識別一張信用卡的使用者是未經授權的。
這種舉證責任的倒置使得處於弱勢的持卡人避免了因為舉證不能而承擔冒用風險的情形，而對於擁有強大技術支持和先進設備的發卡機構來說，這也沒有加重其負擔反倒有助於其積極採取措施維護持卡人用卡的安全。
(3)“消費者承擔全部責任”的規定
美國的發卡機構一般與持卡人約定，在下述情況下，持卡人即使在掛失後仍應承擔風險責任：第三人冒用為持卡人允許或故意將信用卡交其使用者;持卡人故意將使用自動化設備預借現金辦法或進行其它交易之交易密碼或其他辨識持卡人同一性之方式告知第三人者;持卡人與第三人或特約商店偽造虛構不實交易行為或共謀欺詐者等。上述例外條款的規定，不可謂不周全，而且具有相當的合理性和可操作性，強調了持卡人在保管和使用信用卡時的審慎義務。
2.其他國家和地區的相關規定
(1)英國的有關規定。英國同行業公會制定的，要求銀行會員共同遵守的《銀行營運規則》規定，除非發卡銀行證明持卡人存在欺詐或者沒有合理謹慎使用各種銀行卡，則信用卡丟失或者被盜後，對於持卡人掛失之前的損失，持卡人承擔責任最多為五十英磅。
(2)韓國的有關規定。韓國《與信專門金融業法》第二條第三款規定：發卡機構應當自接到持卡人掛失請時起給持卡人帶來的所有損失負責。
(3)澳大利亞的有關規定。澳大利亞《電子資金劃撥指導法》對未經授權劃撥消費者的責任也作了規定：在賬戶持有人不存在欺詐和重大過失的情況下，對未授權劃撥只承擔一百五十元或賬戶中的余額或賬戶機構被通知接入方法發生濫用、遺失或被竊，或是作為接入方法組成部分的密碼的安全性受到破壞時己發生的實際損失。
(二)我國信用卡被盜冒用的現行立法
我國現行法律體系中調整信用卡的法律、法規和司法解釋有：民商法部門中的《民法通則》、《最高人民法院關於貫徹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若干問題的意見(試行)》、《合同法》、《擔保法》中的少數條款;經濟法部門中的《中國人民銀行法》、《商業銀行法》、《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等法律中的一些相關規定。而專業調整信用卡法律關系及實踐操作的只有部門規章，主要包括：1999年03月01日起施行的由中國人民銀行(“央行”)發布的《銀行卡業務管理辦法》、2005年10月26日由央行發布實施的《電子支付指引(第一號)》、以及央行於2001年07月09日發布實施的《網上銀行業務管理暫行辦法》銀監會於2006年01月26日公布並於03月01日正式實施的《電子銀行業務管理辦法》，其中都僅有少數條文對於信用卡的冒用責任做出了規定。
目前我國沒有專門的法律，也沒有行政法規，只有人民銀行的部門規章—《銀行卡業務管理辦法》對信用卡冒用的法律責任作出了規定。該法第五十二條第五款規定：“發卡銀行應當向持卡人提供銀行卡掛失服務，應當設立二十四小時掛失服務電話，提供電話和書面兩種方式，書面掛失為正式掛失方式。並在章程或有關協議中明確發卡銀行和與持卡人之間的掛失責任”,按照這條規定，當持卡人丟失信用卡後，發卡銀行的“義務”是向持卡人提供掛失服務。但是，就在這個關於發卡銀行的“義務”的條款中，中國人民銀行授予了發卡銀行可以在章程或者協議中，自行制定信用卡冒用責任條款的權利。因此，目前關於信用卡冒用及掛失的法律責任，主要來源於我國各商業銀行的規定及實踐。
(三)我國商業銀行的規定及實踐
工商銀行於2009年6月1日起施行的新版《電子銀行章程》規定，信用卡正式掛失前的損失由客戶自理。其在銀行業首次提出，因客戶未盡到風險防範義務而導致的損失，銀行將不承擔責任。
中國銀行規定，信用卡必須通過電話掛失方能即時生效。中國銀行的中銀信用卡、中銀都市卡、中銀VISA奧運信用卡實行掛失零風險措施。信用卡遭遇丟失或被盜後，只需致電二十四小時客戶服務熱線，辦妥掛失後即無需承擔掛失後的風險。
廣發銀行去年率先推出了國內首創的掛失前四十八小時失卡保障計劃，這項掛失前四十八小時失卡保障功能可以有效地降低未能及時發現信用卡遺失而造成的損失，更全面地保護了信用卡持卡人的利益和用卡安全，但是這項保障措施不包括ATM機、網上支付等須使用密碼的交易。
招商銀行於2006年4月推出“失卡萬全保障”功能，比廣發行僅晚了一個月，即掛失前四十八小時內發生的盜用損失，將由銀行承擔。其中，普通卡每人每年最高賠償額為一萬元，金卡為一萬五千元，白金卡按照客戶的信用額度為全包。
《交通銀行太平洋個人貸記卡領用合約》規定，持卡人遺忘密碼或遺失太平洋卡的，特殊情況下，銀行不承擔任何責任，損失由持卡人承擔，如密碼重置前使用密碼進行的各項交易等。此外，由銀行承擔掛失之後的冒用風險責任。
《中國建設銀行龍卡信用卡領用協議》規定，遇信用卡遺失或被竊，持卡人應立即辦理掛失，掛失生效後，發生的非持卡人有意所為而造成的債務和損失不再由持卡人承擔。總結以上各個銀行關於信用卡掛失的規定與實踐，可以看出，我國各個銀行關於信用卡冒用責任的規定包括以下兩種情況：掛失之後，信用卡被冒用的風險由銀行承擔，除非出現免責的情形;掛失之前，絕大多數銀行規定信用卡被冒用的責任由持卡人承擔，目前只有極少數銀行，如廣發行和招商銀行承擔了掛失後四十八小時內，信用卡被冒用的部分甚至全部責任。在司法實踐中發生了持卡人與發卡銀行關於銀行卡丟失或被盜的責任糾紛，法院也基本上支持銀行方面的主張，判決消費者承擔掛失前所發生的全部損失。
二、我國現行立法中存在的不足
(二)我國現行立法規定
本文認為我國關於信用卡法律責任的現行立法存在嚴重不足，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一)界定冒用風險的標准過於簡單
我國法律對信用卡掛失的風險責任承擔的有關規定，以是否辦理掛失作為衡量持卡人是否承擔責任的決定因素，將信用卡遺失風險的分擔義務由法律義務變為合同義務，對持卡人限額沒有任何規定，擴大了銀行要求持卡人承擔責任的可能性。風險責任前提的簡單化使得立法無法對復雜的風險發生情況做出有意義的劃分，無法根據信用卡遺失情況及持卡人、發卡行過錯程度的不同，對各方當事人的責任進行細分。
(二)對持卡人規定的責任過重
發卡行根據持卡人的申請核發信用卡後，持卡人就擁有了對信用卡的絕對控制權，應當履行妥善保管信用卡的義務。在由於持卡人的過錯造成失卡並產生冒用損失的情況下，持卡人應當在一定范圍內承擔相應的責任。但是這並不等於說，信用卡一旦丟失就必然會發生損失，失卡並不是損失的充分條件，因為信用卡消費不同於現金消費，它在時間、空間上的不連續性要求信用卡交易中持卡人、發卡行、特約商戶三方主體的緊密配合。在持卡人失卡的情況下，只要發卡行和特約商戶能夠完全履行自己相應的義務，不法分子通常很難達到冒用的目的。因此，信用卡掛失前的冒用風險應當根據持卡人、發卡行和特約商戶在形成冒用風險中的過錯類型和程度在三者之間進行合理分配，而不是把這種冒用風險全部強加於持卡人來獨自承擔。然而，從目前我國各發卡行信用卡章程和領用信用卡協議中的規定看，大部分發卡行仍規定信用卡掛失前的損失由持卡人自己承擔，這種做法是非常不合理的。
(三)對銀行規定的責任過輕
從《銀行卡管理辦法》的體繫上看，信用卡冒用的相關責任被規定在第五十二條發卡銀行的義務當中，而如前所述，該條規定其實是在授予發卡銀行極大的權利，將權利規定在義務中，這顯然是種立法上的矛盾，從而也導致也各大銀行紛紛在各自的章程或者協議中，擴大持卡人的責任范圍，減輕銀行在其中的責任。
從法理上看，將兩個在經濟實力上極為懸殊的主體其中弱小一方的責任交給強大一方來規定，結果肯定是不公平和不公正的，必然對持卡人的權益造成很大的損害。雖然發卡銀行和持卡人之間的關系是平等的合同關系，通常由合同法來調整。但發卡銀行與消費者(即持卡人)的關系實質上是不平等的，這種不平等不僅表現在兩者之間經濟實力的巨大差距上，而且還表現在以銀行為主的金融機構擁有法律賦予的特權即行業壟斷權。這顯然違反了民法上的公平原則，使得持卡人承擔過多的風險，持卡人可能要承擔不是因為其過失所導致的損失，這一點亦違反了過失責任原則。
另外，從信用卡被冒用的表現形式和原因來分析，不難發現信用卡被冒用的原因主要在於兩方面。首先是技術層面，發卡機構、特約商戶的防偽防盜設備和技術相比現今高科技高智能的犯罪仍然存在不少漏洞;再者是人為層面，主要表現在發卡機構和特約商戶的工作人員業務素質不高，程序操作不規范，持卡人沒有謹慎的保管信用卡。而《銀行卡業務管理辦法》第五十二條第五款明顯把冒用的情形簡單化，甚至將銀行自身由於技術問題產生的冒用風險完全轉嫁給無任何過錯的持卡人，是十分不合理的。
三、完善我國信用卡冒用民事責任的立法建議
由於中國目前支持信用卡掛失風險運作的基礎—信用機制尚未健全。因此中國要想在信用卡領域取得成功，既不能照搬歐美的模式，也不能照抄台灣的經驗，而是要根據中國的民族傳統習慣，借鑒國際上好的立法技術，制定出相應的法律、法規，形成自己的模式，才能使信用卡消費者的權益得到很好的保護。
(一)盡早出台《信用卡條例》
2005年04月24日，中國人民銀行、發改委、公安部、財政部、信息產業部、商務部、稅務總局、銀監會、外匯局共同發布的《關於促進銀行卡產業發展的若干意見》中提出起草《銀行卡條例》的構想。雖然這意味著在將來的立法規劃中，銀行信用卡業務還是將和借記卡等其他銀行卡業務作為一個整體來進行立法調整，但這畢竟是信用卡專立法中的一大進步。《銀行卡條例》構想的提出，把規制信用卡業務的主要法律依據從中國人民銀行制定的部門規章—《銀行卡業務管理辦法》上升到了國務院制定並公布的行政規范，使之在法律效力上高於其他有關信用卡的規章和政策，在調整信用卡業務的專門法律法規體系中初步形成一個核心，立法層次的提升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證該行政法規在內容上超越金融機構狹隘的部門利益，對信用卡當事人的合法權益給予公平的法律保護。同時也應完善信用卡配套法律法規，頒布信用卡格式合同範本，加強對信用卡消費者權益的保護。
(二)明確掛失後冒用的損失由銀行承擔
掛失後信用卡仍出現被冒用，主要原因是在掛失人掛失與發卡銀行向各特約商家發放止付名單之間往往存在一個時間差。而時間差的存在則是技術手段不夠先進、存在缺陷所致。銀行發行信用卡、開辦信用卡業務，應當考慮到可能發生的風險，理應採取相應的管理措施，提供相應的健全的技術支持，將風險降低以至消除，這是銀行的義務。同時，解決掛失後冒用風險的可能性在於銀行技術與業務水平的提高，惟有銀行才能有效防止風險發生。而作為信用卡持卡人，對此是無能為力的。因此，掛失後冒用的損失應當由銀行來承擔。
(三)明確掛失前二十四小時冒用的損失承擔
在信用卡脫離持卡人控制和掛失止付之間，往往存在一個時間差，而冒用人往往利用這個時間差，侵犯持卡人的財產所有權。因此，對這個時間段的冒用責任做出具體的規定就顯得尤為重要。而且筆者認為，二十四小時是一個比較適合的時間段，如果規定的時間過長，比如廣東發展銀行的四十八小時甚至更長，會容易導致持卡人怠於掛失，可能導致損失的進一步擴大。規定二十四小時內的責任歸屬，一方面可以督促持卡人及時履行掛失的義務，另一方面也能夠很好地保護持卡人的利益。筆者認為在這二十四小時中，持卡人應當承擔限額的責任，特約商戶承擔與其過錯相應的責任，其餘的責任由銀行承擔。
1.持卡人承擔責任的條件與責任限額
持卡人對於信用卡件具有妥善保管的義務，當由於持卡人自身疏忽導致信用卡落入他人之手而任意取現或透支時，對此後果持卡人具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因此從原則上講，持卡人應對掛失前的損失承擔一定的責任。對於合法持卡人失卡後、掛失前的責任承擔問題，由其承擔部分的責任是合情合理的，因為其未能履行保管義務，且若掛失前的責任由發卡行或特約商戶全數承擔的話，無疑會誘發消費者的道德風險，增加金融消費領域中的不穩定因素。
2.明確舉證責任由銀行承擔
筆者認為對信用卡冒用責任的承擔最公平的解決方式是：採納過失責任原則，實行舉證責任倒置，由金融機構承擔舉證責任;持卡人僅對其重大過失承擔責任限額內的責任，其他損失的責任由金融機構承擔，金融機構可就此向保險機構投保轉移風險，且成本比持卡人低很多。
由此造成銀行的損失可以向保險機構轉移。這是指發卡機構通過向保險公司投保，在發生風險損失時，由保險公司補償，從而避免或減少實際損失的一種形式。保險作為一種風險管理策略，在金融風險管理中已有很久的歷史，早在上個世紀三十年代經濟大蕭條過後，美國就開始了存款保險制度。現在信用卡風險管理中運用也越來越多，是分散風險、補償損失的一種重要手段。發卡機構可以把開展信用卡業務的一些難以預料的意外損失，通過少量的保險費的支出而獲得及時、滿意的補償，從而降低或減少風險，這對發卡行來說是非常經濟的。
另外，在電子資金劃撥中記錄銀行與客戶之間交易的憑借是交易數據，與傳統銀行業務交易記錄的紙質單據相比其具有兩個特點：其一，交易數據都儲存在銀行的伺服器中，交易過程的記錄完全由銀行製作和掌握，銀行在交易中處於絕對優勢地位，客戶手中不掌握任何交易數據的備份;其二，電子數據易於篡改，被投機者利用的可能性極大。這種交易行為的特殊性，使得“誰主張誰舉證”這一民事訴訟舉證原則不能適用於銀行與客戶之間產生的電子銀行業務糾紛。為了避免這種由於發卡銀行掌握所有原始證據材料，而持卡人不掌握，卻還要求持卡人進行舉證的不合理做法，我國立法應當在損失分擔規則中明確銀行的舉證責任義務。
(四)明確銀行應當承擔的責任
立法應當明確銀行的責任：對信用卡承擔實質審查義務，否則承擔相應的過錯責任。對身份證件承擔形式審查義務，否則承擔相應的過錯責任。
發卡機構在信用卡被冒用時，無論在何種情況下都須承擔該責任，甚至主要責任。這一點對發卡機構來說的並不是不公正的。從發卡行與持卡人的信用卡合約來看，發卡機構不僅是發行信用卡的機構，而且在發卡後更有保障持卡人安全用卡的義務。從技術層面來看，發卡機構擁有先進的設備和專業的技術人才，能夠較好防禦的信用卡被冒用的風險。反過來看，將冒用風險主要轉移給發卡機構，也有利於其加強安全技術，加快設備的更新，不斷提高服務水平。再從規避風險的便捷性看，經濟實力雄厚發卡機構可以通過引入保險機制，將冒用風險轉移給保險公司，以有效減低銀行和客戶雙方的損失。
1.銀行應對信用卡承擔實質審查義務，否則承擔相應的過錯責任。銀行對於信用卡真實性的審查應是一種實質審查，而不是形式審查，銀行對自己簽發的信用卡應盡到絕對的審查義務。如果允許銀行對信用卡的審查僅盡形式審查義務，讓銀行以已盡形式審查義務而免除其在真實信用卡下付款付息的義務，對存款人來說殊為不公。因此，從銀行與存款人利益平衡的角度有必要讓銀行承擔起對銀行卡的實質審查義務。
《中國工商銀行異地通存通兌業務管理辦法》規定，“櫃員審查所受理卡是否為已開通異地通存通兌業務行的牡丹靈通卡，卡片是否打測、剪角、損壞、塗改，是否有樣卡字樣”.從此表述看，工商銀行規定其僅對牡丹靈通卡進行形式審查。銀行的這種觀點得到法院判決的支持，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認為，“櫃台人員只能憑肉眼和工作經驗對卡片和身份證件的材質、樣式、顏色等進行一般的形式上的審查，對於其他只能由精密儀器才能鑒別出來的細微差別，銀行則無法承擔鑒別責任”.該種觀點也成為銀行方面一貫主張的觀點。
但是，從信用卡合同關系當事人的權利與義務出發，我們有必要對此種認定的合理性表示懷疑。信用卡由銀行簽發，證明信用卡合同關系的存在，其真實性為合同法一般原則所要求。對信用卡真實性的鑒別是確定信用卡合同關系真實性的前提之一，也為下一步銀行鑒別持卡人身份奠定了基礎。假的信用卡並不能代表真實的信用卡合同關系。銀行對信用卡真實性的鑒別是其履行付款義務的第一個前提條件，也是最基本的一個前提條件。以假信用卡對外付款的行為不應該消滅銀行依據真實的信用卡合同關系所應負的付款付息義務。在這個意義上，筆者認為，銀行對於信用卡真實性的審查應是一種實質審查，而不是形式審查，銀行對自己簽發的信用卡應盡到絕對的審查義務。
2.銀行應對身份證件承擔形式審查義務，否則承擔相應的過錯責任。要求銀行對身份證件承擔實質的審查責任是沒有法律依據的，也是不現實的，其原因在於：向金融機構提供真實有效的證件，是法律對開立賬戶當事人提出的要求，《個人存款賬戶實名制規定》第六條對此有明確規定;另外，從銀行實際操作的可行性角度來看，金融機構對當事人提供證件的真實性、有效性也僅能作形式上的審查而無可能進行實質性審查，因為金融機構本身就不是證件真實性與否的鑒定機關，也無權作出鑒定結論。
身份的確認是一個重要的環節，銀行履行付款及付息義務以此為前提。一些學者認為，銀行對身份證件應承擔實質審查之責。他們認為，“在銀行與持卡人之間，銀行作為商法領域的商人，有專業上相對強大的鑒定識別能力、業務風險防範與承擔能力，而持卡人在這些方面則要相對弱些。更何況在被冒領過程中，持卡人處於完全被動的地位，銀行作為參與者，應當有更多的積極作為義務”,“銀行不能以自己不能辯明身份證的真偽而將錯誤支付的後果轉嫁到持卡人身上。銀行只有針對出現的問題不斷改進工作方法，加強工作人員的責任心，確保對持卡人款項的正確支付，保證持卡人的合法權益得以實現。只有這樣才能維護銀行信譽，促進自身發展。”
但是筆者認為，銀行既不是身份證的發證機關，也不是具有專業鑒定職能的鑒定部門，客觀上並不具備判斷身份證件真偽的專門技能和人員。銀行若對掛失當事人的身份證等進行實質性審查，驗明正身，也於法無據，掛失人與發證機關均無配合協助的法定義務，同時也缺乏必備的設施、專業的技能和有效的途徑，而最終無法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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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法小論文參考
【摘要】隨著社會的進步，現如今，可持續發展的概念已經滲透到社會經濟生活的各個領域，可持續發展的經濟法指的是以社會為本位的經濟法，它不僅僅考慮的是經濟的增長而且還同時兼顧到社會、文化、環境等各個方面的協調、綜合的發展和進步。它追求的是社會正義，維護的是社會的整體利益。
【關鍵詞】可持續發展;經濟法中圖分類號可持續發展的經濟法概念可持續發展理論的形成經歷了相當長的歷史過程，最終在1987年正式提出。可持續發展是指既滿足當代人的需求又不危害後代人滿足其自身需要的發展，既考慮當前發展的需求又考慮未來發展的需求。這種發展模式的提出是基於對18、19世紀那種掠奪式的發展的反思後做出的。當今可持續發展的觀念已經滲透到了社會經濟生活的各個領域。「既滿足當代人發展的需求，同時又不損害後代人滿足需求的能力」這是關於可持續發展的經典表述。經濟法小論文根據這個表述，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就不能夠只追求經濟的自我增長，而是既要考慮到經濟的主要的產值方面的實現，又要保持能夠在未來能夠擁有永不衰竭的發展的動力。
可持續發展已經成為社會發展的一個全面戰略，它主要包括在經濟方面的可持續發展，在生態方面的可持續發展，在社會方面的可持續發展。經濟方面的可持續發展指的是鼓勵經濟增長而不是以環境保護為名取消經濟增長，但可持續發展不僅重視經濟增長的數量，更追求經濟發展的質量。生態可持續發展指的是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要與自然承載能力相協調。發展的同時必須保護和改善地球生態環境，保證以可持續的方式使用自然資源和，使人類的發展控制在地球承載能力之內。社會方面的可持續發展是指改善人類生活質量，提高人類健康水平，創造一個保障人們平等、自由、的社會環境。在人類可持續發展系統中，經濟可持續是基礎，生態可持續是條件，社會可持續才是目的。可持續發展的經濟法是一種與各個要素之間建立廣泛而又友好的關系，並實現其良好的互動局面的法則。著中法則的最終實現會對社會的發展起到積極的作用，而其本身的實現又是需要各個方面相互配合的。因此，可持續發展是在人與自然，經濟與環境，文化，社會等各個方面建立良好關系基礎之上，而後實現的一種多邊的相互作用的共贏局面。
經濟法價值觀念與可持續發展理念的統一談論這個話題，主要是從可持續發展理念的三個原則入手，公平性原則，持續性原則，共同性原則。2.1可持續性原則可持續性原則指的是在能夠承載范圍內的自然、經濟、社會各個系統的協調發展。其主旨是，人類的經濟建設，社會發展等都在生態環境的承載范圍內。在追求經濟發展的同時，要對自然資源有限度的利用。社會的發展，生活質量的提高如果只是重視眼前的利益，用浪費資源的方式來獲得經濟的增長是不可取的。所以這一點在經濟法中必須體現。它的存在可以保證經濟發展的同時，也不至於是以犧牲其他的資源，環境等作為條件的交換。這樣是督促經濟的發展走集約型路線的一種行之有效的方法。2.2公平性原則可持續發展強調發展應該追求兩方面的公平:一是本代人的公平即代內平等。二是代際間的公平即世代平等。可持續發展就是要滿足全體社會人民的願望，兩極分化是不能夠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它是可持續發展最大的敵人。滿足這一代人的願望，也必須以不犧牲後代人的發展需要作為前提。經濟法所追求的最終目的，引入公平性原則是必不可少的。它能夠保證經濟的持續的，有效的發展。
共同性原則可持續發展作為發展的總目標，所體現的公平性原則和持續性原則，則是應該共同遵從的。一方面，共同性原則其實是和公平性原則相互聯系在一起的。作為社會的一員，我們必須共同的去遵守經濟發展過程中應該遵守的法律，而不是為了個人的利益去損害集體的或者他人甚至是下一代的利益。另一方面，是指它要實現的是經濟、社會、教育、資源等各個方面的共同發展，而並不是某一方面的提高。所以，這一點也是經濟法立法必須引入的規則。3經濟法的必由之路———可持續發展社會的發展是以各個方面的協調發展作為成功的衡量的標准，如果僅僅是經濟利益上取得了收益，那將是不能夠被定義為社會的發展。從經濟法的角度來看，社會的發展遵循可持續發展的原則，究其實質是體現了經濟法的公平價值。經濟法強調的並不是絕對的公平，但是他要求在成人社會成員差異的條件下來保證大多數社會成員的公平。
從這個層面上來看，可持續發展理念與經濟法的理念具有一致性。首先，無論是可持續發展的理念還是經濟法的觀念，都始終是從社會出發的，是對於社會整體作為思考對象的。從經濟法的角度來說，強調的是社會整體利益，但同時也不放棄個人的利益。就是將集體的利益和個人的利益都納入考慮的范圍。而作為可持續發展而言，也是從社會整體成員考慮為出發點，經濟法小論文並且根據社會的不斷變化的情況做及時的調整，對於會破壞經濟平穩發展的不利因素採取相印的措施，及時的進行調整。由此可見，可持續發展的觀念和經濟法的觀念都是站在社會全體利益的視角進行思考的。其次，從市場和經濟法的角度來看，市場的調節具有相對的滯後性，不公平性，而是常規製法就彌補了由於各種因為壟斷或者不正當的競爭而導致的一些阻礙市場正常運行的因素。
我們從可持續發展的內容可知，可持續發展是既要滿足當代人發展的需求，又不損害後代發展的需求。這也就是說既要實現同代的公平又要實現代際間的公平。從此看到，可持續發展的觀念和經濟法的觀念不謀而合，都是要實現公平，共同發展。把阻礙當代人和同代人不平衡發展的因素消除，從而實現可持續發展。第三，從國家的宏觀調控和經濟法之間來看。宏觀調控的主要任務是保持經濟總量的基本平衡，促進經濟結構的優化，推動社會的進步。經濟法的制定最終也是要實現這樣的目標為目的的。以保證國家的戰略目標能夠實現。總之，經濟法和可持續發展是一脈相承的，是存在著不盡暗合的。用經濟法來保證可持續發展的實現是一種最自然的結合。在可持續發展的觀念指導下，經濟法會在理念和價值觀上得到新的突破。
❺ 國際經濟法的論文參考範文
國際經濟法是調整國家、國際組織以及不同國家的法人與個人之間在國際經濟活動中所產生的國際經濟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下文是我為大家搜集整理的國際經濟法的論文參考論文的內容，歡迎大家閱讀參考!
國際經濟法的論文參考論文篇1
論國際法中的經濟制裁
在中文中，“制裁”的基本釋義是“用強力管束並懲處，使不得胡作非為”。而在英文中，sanction由法令、庄嚴的協定等含義發展出多種釋義：一是從法律角度指為保證法律得到遵守而採取的手段，包括對於違反法律實行的各種懲罰和為了預防違法而採取的獎賞的形式;是從道德的角度指維護道德的約束力;三是從國際法或國際政治的角度指幾個國家通常一致採用的一種強制性手段，迫使違反國際法的國家停止違法活動或服從裁決，尤指採取不給貸款、限制雙邊貿易，或者採取武裝干涉或封鎖等 措施 。國際經濟制裁一般是指一國或多國對另一國或多國所實行的一種經濟懲罰，其實質是以制裁為手段達到一定的政治目標及 其它 目標。西方國家直言不諱地宣稱，制裁是其推行外交政策的“一種強有力的工具”。聯合國有時也以通過某些決議的形式迫使會員國參與集體制裁。20世紀以來，隨著經濟全球化的加速發展，其使用頻率越來越高。據K·A·伊利沃特(K·A·Elliott)和G.C.哈夫波爾(G·C·Hufbauer)對1914年到1998年170件案例的分析，150多件發生在戰後50多年的時間里，而在90年代不到10年的時間里就發生了50多件。
通觀戰後國際經濟制裁實例，可以得出所採取的形式主要有三種：
第一種也是應用最普遍的即戰略禁運。禁止向被制裁國提供核武器、常規武器和軍民兩用技術產品，阻止高科技及其產品進入被制裁國;而在通常沒有必要進行戰略禁運時，一般綜合貿易禁運。對被制裁國實行進出口禁運以及資金與人員往來限制。此外還有專項貿易禁運。重點選擇關於被制裁國國計民生的若干貿易項目進行禁運。被選擇的項目通常是糧食和石油等。
國際經濟制裁的特點
首先是強制性。在強度上經濟制裁是介於外交手段和軍事手段之間的一種手段。制裁方為達到目的，不會顧及被制裁方的感受。
其次是對抗性。制裁者在實施制裁的時候從不掩飾自己所要制裁的對象以及所要達到的目標，這就使得制裁者與被制裁者之間處於一種公開的對抗狀態。
此外還有相關性。經濟制裁是使雙方利益均受損失的雙刃劍，而且制裁還會影響到第三國的利益。經濟關系越密切，所受的損失就越大。經濟制裁的這一特點決定了大多數的制裁難以成功，因為在利益的驅動下，不僅制裁國的公司有可能違背政府意旨而行事，而且制裁聯盟的成員國也會各行其事，從而使制裁效果大打折扣。
國際制裁的核心問題是效率問題，即如何以最小的代價，最少的時間達到是對方屈服的目的。伊利沃特等對大量案例的實證分析後發現，經濟制裁的成功率在不斷下降，1938-1972年間，迫使對方做出讓步、達到制裁預定目標的為67%，1973-1990年則下降到22%，即使在90年代，經濟制裁的成功率也只有大約1/4。在影響經濟制裁效率的因素中，首要的是目標國所承受的經濟成本。伊利沃特的統計發現，大多數成功的案例中，制裁所造成的成本超過目標國GDP的2%，而失敗的案例中這一比例不到一半。
經濟制裁的所造成的損失是要由民眾來承擔的。一般來說，經濟制裁會造成民眾的損失，導致民眾對政府不滿，進而影響政府的決策。這個假設是建立在受制裁政府是民選政府的前提上的。假若被制裁的國家政權不是民選政權，那麼制裁的效果值得推敲的。例如像朝鮮這樣的國家，政府控制了全部的媒體，民眾得到外部消息的唯一來源就是官方消息，在這種情況下，只要稍作煽動，民眾對所遭受苦難的痛苦情緒很容易就轉化為對制裁方的仇恨。這樣不僅達不到發動制裁的目的，反而使受制裁國的政權更加穩固。海灣戰爭後，聯軍對伊拉克的制裁一直延續到2003年，大大地削弱了伊拉克的實力，從而為後來的軍事行動鋪平了道路。但是制裁的最初目的——希望伊拉克人自己反抗來推翻薩達姆政權—無疑是失敗的。
經濟制裁往往對制裁國自身也會造成很嚴重的損失。例如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美國為了迫使蘇聯撤離阿富汗，對蘇聯發動了糧食禁運，隨後又發動了油氣管道禁運。對蘇聯的糧食和油氣管道禁運嚴重損害了美國農場主和工業企業以及相關產業的利益，最後在利益集團的壓力下，美國後來不得不主動取消了這一制裁。當然這也和阿富汗戰爭的進程和國際形勢的轉變有關。美國七八十年代對伊朗和利比亞的資產凍結，既包括保存在美國本土的兩國資產，還涉及到美國銀行海外分公司及其附屬機構中的資產。其實施不僅引起與離岸金融市場所在地的法律沖突，損害到該地的主權和金融界的利益，也損害了美國金融界的利益。 "從更廣闊視野看，更重要和攸關美國國家利益的是，客戶對美國銀行服務能力的信心的喪失，將不可避免地導致這類顧客離開紐約或美國其他市場，到諸於倫敦這類被認為能夠提供比較公平環境的外國市場"。據國際經濟研究機構在1995年的 報告 稱，制裁給美國公司造成的損失在150億到190億美元之間，並且影響到約20萬工人的就業問題，其結果必然引起相關行業的不滿。
至於民主國家之間，政治體制越發成熟，國家間的聯系日趨緊密，牽一發而動全身，在這種情況下，很難做出會受到制裁的行為，更不用說去制裁別人了。
所以，有時候，往往制裁不一定給力，直接採用軍事手段，才是最有效的 方法 。隨著地球上敢於公然進行獨裁的國家越來越少，可以預見的是，制裁這種手段，離消失已經不遠了。
國際經濟制裁的法律地位
一般說起來，國際經濟制裁的法律地位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制裁國在什麼樣的情況下有權採用經濟制裁。二是制裁國在什麼樣的程度上有權使用經濟制裁。前者系指國際經濟制裁的程序性規定，後者即國際經濟制裁的實質性規定。
國際上第一個涉及國際經濟制裁的公約，是1919年巴黎和會結束時簽訂的《國際聯盟盟約》。該盟約第十六條第一款規定：對於聯盟會員國不顧以仲裁解決爭端的規定而從事戰爭者，“應即視為對於所有聯盟其它會員國有戰爭行為。其它各會員國擔任立即與之斷絕各種商業上或財政Α之關系，禁止其人民與破壞盟約國人民財政上、商業上或個人往來”。這就是說，第一，經濟制裁是針對特定的戰爭行為，該行為一旦發生，其它會員國實行制裁的義務即自動產生;第二制裁是全面、徹底的，是“全面的經濟制裁”;第三，不僅會員國，非會員國也得參加經濟制裁，因而是“全球性的經濟制裁”。
然而，如此嚴厲的經濟制裁的法律規定不久便為國聯大會一項關於“經濟武器”的決議所取代。這項決議提出：破壞盟約的戰爭行為是否存在，由各會員國自己決定;國聯行政院可對此提出咨詢意見，但不能作出約束性的決定。這一修改，限制了國聯行政院的權力，加強了各會員國的任意性，削弱了1935年對義大利經濟制裁的力量，同時，也為此後單邊國際經濟制裁的根據留下了伏筆。
同多邊制裁和全球性制裁的法律地位相比，單邊經濟制裁的法律地位則至今尚未明確。一方面，根據國際法的基本原則，一個國家決定同另一個國家建立或斷絕經濟、貿易往來，純屬該國內政，系該國主權的體現，外界不得干預。西方有些國際法學者還找出前面提到過的國聯決議來論證單邊經濟制裁的合法性。他們提出，由於聯合國的無能為力，促進和維持國際和平的任務已經落在各個成員國之上，而各國的主要工具就是經濟制裁。
另一方面，國際上也有個趨勢，主張對國際經濟制裁加以限制。如聯大1970年《關於各國依聯合國憲章建立友好關系及合作之國際法原則之宣言》和1974年《各國經濟權利和義務憲章》(第32條)就曾規定：任何國家均不得使用或鼓勵使用經濟、政治或任何它種措施強迫另一個國家，以取得該國主權權利行使上之屈從，並自該國獲取任何種類之利益。但是，什麼是“外國不得干預的主權行為”，什麼是“迫使一主權權利行使之屈從”，則各國都有自己的標准，很難達成一致的定論。
目前的習慣國際法是，一國對另一國的經濟制裁只要不牽涉軍事行動或武裝封鎖，只要不牽涉它國的司法管轄權(1984年1月美國總統里根宣布擴大對蘇聯出口石油和天然氣設備的禁運范圍後，美國就曾同英、法、西德等西歐國家就管轄權問題發生過爭執)，一般並不會引起別國的非議，當然也不會引起國際法上的國家責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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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經濟法的論文參考論文篇2
淺析國際經濟法視野中的主權基金
[摘要]主權基金是一種全新的專業化、市場化的積極投資模式。從國際經濟法視野來看。主權基金對於現代國際經濟新秩序的建立發揮著重要作用。主權基金是國際經濟法中國家經濟主權原則與國際合作發展原則的充分體現，使得全球資本市場更為安全、穩定。從所有權的角度來看，主權基金的興起也將使世界經濟重心從私營部門轉向國有部門。因此，主權基金的良性運作與健康發展需要在全世界范圍內營造公平互利的法治環境。
[關鍵詞]主權基金國際經濟法法治環境
在2009年4月的倫敦G20峰會中。西方各國一再強調中國應在主權基金領域擔負起大國的責任。2009年4月18日，中國投資公司董事長樓繼偉在博鰲論壇“國際金融體制改革：新興經濟體的作用”分論壇演講時稱，主權財富基金是現存的不合理的貨幣體系的必然產物。從50年來的歷史上看，主權財富基金在市場上沒有不良記錄，是現代市場經濟的穩定性力量。
主權基金(Sovereign Fund)又稱主權財富基金，是指掌握在一國政府手中用於對外進行市場化投資的資金，主要來源於國家財政盈餘、外匯儲備盈餘、自然資源出口盈餘等，由政府設立專門的投資機構管理。主權基金是一種全新的專業化、市場化的積極投資模式，其投資方向不僅包括股票和其他風險性資產在內的全球性多元化資產組合，也拓展到外國房地產、私人股權投資、商品期貨、對沖基金等非傳統類投資類別。
主權基金的崛起與經濟全球化密切相關。進入21世紀以來，以中國、新加坡、印度等為代表的新興工業化國家已經實現了經常項目巨額順差常態化，而這些國家又不希望匯率上升過快，於是外匯儲備急速膨脹;此外，以俄羅斯和海灣國家為代表的另一批新興國家則直接受惠於全球化帶來的能源需求激增，在石油價格、礦產品價格居高不下的背景下，憑借國家對資源開發權力的擁有。也積聚了大量國家財富。這些國傢具有政府主導的傳統，市場運作下的理財工具又不完善，於是財富大量集中在主權基金手中。目前，主權基金已經成為國際金融市場一個日益活躍的參與者，其資金規模已經超過對沖基金和私募基金，市場影響力正不斷增強。據統計，1990年全球主權基金的規模僅有約5億美元;而2007年全球已有36個國家和地區設立了主權基金，資金規模約2.8萬億美元。其中，最大的阿聯酋阿布扎比基金規模高達9000億美元;中國和俄羅斯擁有的主權基金規模也分別達到2000億和1280億美元。從發達國家與新興市場國家雙贏的角度考慮，主權財富基金的存在不應被視為一種威脅，只要各國努力規范其行為並改善其透明度和信譽，主權財富基金理應為世界金融市場的穩定作出積極的貢獻。
從國際經濟法視野來看，主權基金對於現代國際經濟新秩序的建立發揮著重要作用。
首先，主權基金是國際經濟法中國家經濟主權原則的直接體現。該原則規定每個國家對其全部財富、自然資源和經濟活動享有永久主權，不受任何外來干涉。而主權基金本身就是一國對經濟活動的自主決定權和對自然資源所有權的延伸，屬於國家利益的范疇，一國政府對其主權基金享有完全的佔有、管理和支配權。主權基金主要來源於屬於國有資產的財政盈餘、外匯儲備和自然資源出口盈餘，是國家主權財富在現代國際經濟法律關系中的重要表現形式。特別是對於廣大發展中國家而言。主權基金不僅是國家經濟主權的象徵。更是保障其在國際經濟活動中獲得平等的參與和決策權，進而實現國際經濟格局多元化的有力武器。根據美國主權財富基金研究所(Sovereign Wealth Fund Insti-tute)2009年4月發布的數據，截至2008年，中國外匯儲備管理局旗下的華安投資管理公司管理資產約為3471億美元，位居世界第三;中國的另一隻主權財富基金――中國投資有限公司以1900億美元資產排名第八。2004年，具有主權基金背景的聯想集團以17.5億美元成功收購IBM全球Pc業務，在一定程度上扭轉了中國在中美高科技貿易中相對弱勢的地位，使中國在國際經濟活動中獲得了更多的話語權。2008年6月，在第四次“中美戰略經濟對話”宣布正式啟動中美雙邊投資保護協定(BIT)談判中，美方也明確表態：歡迎來自中國的主權基金，並將在修改投資法時認真考慮中方的立場。
其次，主權基金的積極發展是國際經濟法中國際合作與發展原則的充分體現，使得全球資本市場更為安全、穩定。由於主權基金具有相對的穩定性和低風險，當資本市場面臨崩潰危機時，投資者不必擔心主權基金會陷入恐慌性拋售中，而且大部分主權基金並不像養老基金一樣需要定期支付紅利，從而避免頻繁地在證券市場上套現。因此。主權基金能夠成為一個長期戰略投資者參與世界各國的區域經濟合作，這將有助於穩定國際股票和債券市場。此外，主權基金的興起使得新興市場國家從發達國家的債權人轉變成資產所有者，使國際金融市場的權力重心發生根本性轉移，全球金融市場格局將從美國一元支配格局向歐亞國家和能源輸 出國 共同參與的多元體系轉變，發展中國家正逐漸成為國際金融投資的強勢力量，這些都充分體現出國際經濟法中的國際合作與發展原則。據美國財政部統計，僅2006年以主權基金為主體的跨國投資就使得美國資產凈增加1.9兆美元，為社會提供了1000萬個就業機會，並對研發支出有13%的貢獻。
最後，從所有權的角度來看，主權基金的興起也將使世界經濟重心從私營部門轉向國有部門。據美國財政部估計，當前由各國政府控制的金融資本(外匯加上主權基金)約有7.6萬億美元，相當於全球總產出的15%。長期居於主導地位的跨國公司將面臨實力更強的、由政府投資的主權基金的競爭，各國的國有資產通過優化整合以後將以更加靈活的姿態投入到國際資本市場中，這將使傳統的以跨國公司為主體的國際投資法律體系面臨重大挑戰。推動了國際經濟法理論研究和制度創新，美國近期醞釀修改投資法就是一個明顯的例證。
盡管主權基金的出現對國際經濟法產生了十分積極的影響，在現階段實現主權基金的法制化仍然面臨著種種困境。首先，由於上千億美元的主權基金規模十分龐大，遠遠超過普通的國際投資，在債券之外的市場往往會因流動性和交易量不足而難以對其充分吸納，使得各國現行的投資法律體系無法進行有效監管。其次，由於目前大多數國家立法缺乏對主權基金信息披露的規定，使得主權基金的運作缺乏透明度，既沒有準確披露是由誰控制著這些龐大的資本。也沒有定期公布投資策略和資產報表等可靠信息，而相關的國際組織也沒有制定嚴格的信息披露標准，使得對主權基金進行信息披露 的法律規制處於事實上的缺位狀態。最後，基於政治與國家安全等非商業因素的考慮，部分發達國家對主權基金背後的國家背景十分謹慎，導致主權基金缺少足夠的商業性與運作獨立性，容易引發投資保護主義，形成投資壁壘。近年來，美國國會腰斬迪拜港口公司收購美國港口。中海油收購優尼科未果以及華為收購3Com遭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CHIUS)否決，都帶有明顯的投資保護主義色彩。
主權基金的良性運作與健康發展需要在全世界范圍內營造公平互利的法治環境。目前，各國已經開始重視運用法律手段來管理和規范主權基金，通過立法明確主權基金的管理體制、具體運作和投資審查，提升主權基金運作的透明度。2007年美國《外國投資與國家安全法案》規定：在涉及主權基金投資時，授權CFlUS進行為期90天的調查。直至認定該投資不會危及美國國家安全;2008年2月，在中鋁收購力拓的背景下，澳大利亞政府也公布了6項法律原則，宣布將對政府控制的外國投資者加大審查力度。上述立法試圖通過對主權基金加大審查力度來規范主權基金的運作，這既是一種公司治理模式，也是其保護戰略資產意願的結果。相比之下，歐盟對主權基金採取了更為積極的開放態度。為實現投資自由化的目標，2008年2月，歐盟宣布將出台主權基金行為准則，試圖通過制定全球性的自律性規范來消除法律對主權基金在世界范圍內自由流動的限制。歐盟貿易委員曼德爾森建議，為保護具有戰略意義的歐盟公司不被主權基金收購，歐盟應考慮實施“黃金股份”制度(即政府持有帶有特定權利的股份。這種股份份額很小，通常為一股，但對公司重大戰略決策擁有發言權和否決權)，使政府對一些涉及重要敏感行業的外來投資擁有否決權。歐盟准備出台主權基金自律准則的同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也在制定旨在規范主權基金的行為指南。該組織已經明確要求新加坡、挪威和阿聯酋等國為其主權基金制定詳盡的披露標准，並開始推廣挪威立法對主權基金信息披露的強制性規定，認為通過信息披露立法能夠促使主權基金的規范運作，避免投資保護主義。
主權基金本質上是專業化的商業機構，而非政府的行政機關。套用行政模式勢必壓抑專業精神與商業 文化 ，導致類似於官僚組織的死板僵化，顯然不利於其高效率運作。因此，應盡量避免對主權基金的行政干預，確保主權基金市場運營的自由度。例如，為了最大程度保證實現良好投資回報率的核心目標，阿聯酋與新加坡的主權財富基金員工隊伍中極少有公務員，而是竭力在國際金融市場網羅吸引招聘一流金融人才，絕大部數基金經理包括首席投資官都是外聘的專業人員。
另外，主權基金要想成為國際金融市場的一員，還必須通過立法明確主權基金的商業性、專業性和獨立性，打消被投資國的政治疑慮和阻撓。在投資法中，應明確主體投資應該交由外部基金，進行第三者管理，從而淡化政治色彩，建立多策略、多通道的投資組合，加強基金間的競爭。彌補主權基金自身在資源、人才、內部監控上的不足。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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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經濟法中社會中間層的地位和作用
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市場經濟中涌現出了一批不同於政府與企業的組織，這些組織獨立於政府與市場之間，為政府幹預市場、市場影響政府以及市場之間相互聯系起到中介作用，它就是社會中間層，其產生得益於物質生產關系的變動，已經逐漸受到了尊重與理解。
一、社會中間層是作為經濟法主體的適格性
經濟法主體區別於民法主體以及行政法主體。根據角色理論，同一主體，由於受不同的法律規制，因而其角色可能會不同。中間層根據其角色的不同可以分為民法上的主體也可以分為行政法上的主體，也可以分為經濟法上的主體。但根據社會中間層的雙重屬性可以得知其劃分為民法主體或者行政法主體是有理論上的缺陷的，因此我們把社會中間層定義為經濟法上的主體。
1、社會中間層的產生與經濟法的興起具有相似性
經濟法是在政府失靈以及市場失靈“雙重失靈”的背景下產生的，這種“失靈”主要表現為：宏觀經濟不穩定、微觀經濟低效率、社會分配不公。而社會中間層也產生於市場失靈以及政府失靈導致對於一些問題無法及時處理的情況下，其產生主要用於解決“雙重失靈”所帶來的社會經濟問題，這種產生的背景也完全符合經濟法所追求的平衡個體利益與社會公共利益、促進經濟增長、保障效率與公平、協調經濟發展的目標，因此二者具有相似性。
2、兩者都注重追尋社會公共利益
經濟法是社會本位法，以追求社會公共利益為主要價值觀念，以社會本位作為其基本立場和歸宿。社會中間層作為從政治國家與市民社會中分離出來的群體，具有很強的公正公平性。兩者都注重追求社會公共利益為主要目標，均具有很強的社會正義性。
3、經濟法與社會中間層都具有緩沖作用，都發揮著媒介作用
經濟法是介於公法與私法之間的第三法域，伴隨著政府與市民社會的聯系加強，政府與市場的關系的不斷完善，傳統的私法以及公法對眾多的主體已經無法進行調整，因此作為第三種法域的經濟法即應運而生，經濟法的出現更適應時代的發展趨勢，更能在政府與市場、政府與市民社會、市場與市場之間起到良好的“潤滑劑”的功能，促進社會的和諧穩定，對不可避免的社會矛盾也起到了緩沖作用。
二、社會中間層的類型化分析
1、經濟管理主體
經濟管理主體，主要是指依據憲法和行政法設立，由憲法和行政法明確其性質、職能、任務、隸屬關系等，承擔決策、協調、執行、監督等國民經濟管理職能的組織或機構。該類主體是管理性與經濟性的結合，不僅其管理對象具有強烈的經濟性，而且其管理手段也具有強烈的經濟性。當然，經濟管理中不應當排除權力機關與司法機關。
2、社會中間層
社會中間層是指獨立於政府與市場主體，為政府幹預市場、市場影響政府和市場主體之間相互聯系起中介作用的主要團體。主要包括：行業中介性組織、特殊資格的企業以及其他中介組織，這些組織根據法律的規定以及特定機關的授權，享有一定的經濟許可權，並在許可權范圍內進行協調與管理。
3、市場主體
市場主體是指經營者、勞動者以及消費者等社會經濟活動的基本參加者。市場主體是國民經濟活動的基本單元，國家的經濟管理活動最終通過他們的行為最終得以實現。
三、社會中間層的功能分析
1、分離於政府的功能
(1)公共服務功能。社會中間層主體種類繁多，提供的服務也是多種多樣。就其存在的活動空間而言，他們的公共服務主要分布在經濟鑒證、環境保護、權益保護、社區服務、經濟中介等領域。其基本職能主要是：資產評估、消費者權益保護、社區服務、經濟中介等方面。以美國加工商協會為例，其功能主要表現為：它承擔著教育培訓、科研、食品檢驗、產業規劃、法律咨詢、國際合作、商業保險、市場開拓等方面的大量工作，為企業提供各種服務，使其受到很好地發展。
社會中間層的這些職能與政府提供的社會保障職能還是有所不同的，最大的不同主要體現在其自發性，社會中間層會自發組織社會活動項目以保障相關人員的合法權益，是一種民間的自發性組織或者社會團體。但是其保護的利益卻沒有政府社會保障的范圍廣。
(2)社會保障功能。社會保障是指國家通過立法，積極動員社會各方面資源，保證無收入、低收入以及遭受各種意外災害的公民能夠維持生存，保障勞動者在年老、失業、患病、工傷、生育時的基本生活不受影響，同時根據經濟和社會發展狀況，逐步增進公共福利水平，提高國民生活質量。社會中間層提供社會保障的對象主要是：紅十字會、慈善組織等。
2、獨立於市場的功能
(1)對市場的監督功能。社會中間層可以在交易的過程中對交易相對人的資格、交易標的合理性、合法性，以及對交易的價格、真實性進行審查。
(2)自律功能。社會中間層是相對於政府與市場主體而言的，具有獨立的法律地位，具有自我管理、自我約束的能力。它可以通過頒布內部章程來約束內部成員，此種自律性的行為不受其他任何成員的干涉。但是這種自律性必須是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違背法律的行為是不受法律所承認的。
3、調節政府與市場之間關系的特有功能
(1)溝通協調功能。社會中間層的最突出的額特性就在於其協調性。政府與市場是完全不同的兩個社會主體，一方的急劇膨脹會導致另一方的權益受損，因此需要社會中間層進行介入，以平衡兩者之間的利益。具體表現為：社會中間層主體將政府制定或出台的政策、法律傳達給社會主體，使其更好地貫徹國家的政策或法律意圖，規范自己的行為、促進經濟的發展;同時，社會中間層主體也應當將其掌握的大量的市場信息反映給政府，使其制定出更符合市場規律與需求的經濟政策。此外，社會中間層的作用還體現在調節市場主體之間的矛盾與沖突。
(2)保護恢復功能。社會中間層的另一個重要作用是保護單獨個體的利益，尤其是保護弱勢社會群體的利益，恢復其被侵害的權益，社會中間層可以利用其相對有利的地位以及專業化的知識水平來組合優勢資源，去幫助更多的弱勢人體。
(3)預防功能。為預防市場失靈，國家需要有效的介入到市場經濟運行的方方面面，但是過多的政府幹預，會阻礙市場發展的積極性和有效性，因此社會中間層必須要保障國家干預的適度性與有效性，預防過度干預帶來的惡果。
(4)補充完善功能。對於國家以及市場難以進行調節的領域，社會中間層應該積極明確自身任務，對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與社會主義經濟體系的健全做出最大的貢獻。
四、結語
社會中間層作為經濟法主體是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社會中間層作為新生力量，卻蘊含著巨大的能量，我們在研究其具體內容以及運行機制的同時，也要注意在法理、學科等角度突出其重要地位，以此來獲得更多的重視。我們要通過更多的途徑來發揮其積極作用，減少消極作用，為社會的經濟發展做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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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放以來，個人獨資企業在我國得到了迅猛發展，現已成為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組成部分。繼公司法、合夥企業法出台之後，1999年8月30日，九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11 次會議又通過了個人獨資企業法，這標志著我國市場經濟三大基本企業形態均已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法律框架初具規模。一、個人獨資企業的法律定位獨資企業即一個人單獨投資設立的企業。在西方市場經濟國家，雖然獨資企業佔有相當大的比例，但美國、加拿大並無專門的獨資企業法，對獨資企業的法律范散見於憲法以及稅收、專賣、合同和破產等方面的法律中[1]，獨資企業這個術語甚至在德國是聞所未聞的[2]，他們對獨資企業是根據民法和商事法律來調整的。因為他們認為個體完全控制著企業，沒有企業內部的其它組成成分的利益可以考慮，這種類型的商事企業並不使個人免於任何責任，這樣，沒有必要單獨立法以調整獨資企業的組織和運營[3].我國是從企業形態的角度來構築市場主體法律框架的，有法可依的法制要求使與公司、合夥企業並存的獨資企業必須有相應的法律規范。有人認為，國有企業、合作制或集體所有制企業或者組織包括由國有和合作制主體控制的各種經濟組織，是根據經濟法的主體制度成立的，其他經濟活動主體則多是依民法和行政法設立的[4]. 這種將非公有制企業主體與公有制企業主體人為割裂開來的觀點是不足取的。因為市場經濟不分公、私，各種主體一律平等。我國關於市場主體的立法體制已經逐步摒棄了計劃經濟時代的立法模式，公司、合夥、獨資企業主體法律體制在我國的建立，已經做出了明確的結論。我國在立法過程中關於獨資企業的法律定位，因對「獨資」的理解不同而認識不一。主要有三種觀點：（1）「一個投資主體」說。 認為凡一人或一個投資主體開辦的企業，均納入獨資企業法調整，其中包括自然人和法人的獨資企業，換言之，可將中國現有的非公司形態的國有獨資企業、集體獨資企業、外商獨資企業、私營獨資企業及有門點的個體工商戶（俗稱座商）均納入獨資企業法調整[5].此觀點為廣義說。（2）「一個自然人投資」說。認為獨資企業是指由一個自然人投資，企業財產為投資人所有，投資人對企業債務負無限責任的企業，分為私營獨資企業和全部資本由一個外國人投資設立的外商獨資企業[6]. 這可稱為狹義說。（3）「限定的單個自然人投資」說。 僅把獨資企業限定在單個自然人投資設立的企業范圍內，而將無固定場所的臨時攤販或沿街叫賣者及無相應從業人員的家庭手工業者排除在外[7]. 此為在狹義基礎上的限定說。上述第一種觀點，以投資形式為界定標准，主張所有獨資設立的企業都納入獨資企業法調整，理論上正確，也比較理想。但我國的國有獨資企業、集體所有制獨資企業比較復雜，如此立法與現行的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法、城鎮集體所有制企業條例、鄉村集體所有制企業條例、鄉鎮企業法等難以協調，為此，有人認為應有一個過渡期，主張先對自然人單獨投資設立的企業進行規范，將私營獨資企業和具有一定規模的個體工商戶以及外國自然人單獨投資在中國設立的企業作為調整范圍[7 ]（p35）。而剛頒布的我國個人獨資企業法， 顯然採取了嚴格的「限定」說。該法較草案增加了「個人」的限制詞並在法律定義中將其明確為自然人，把法人排除在獨資企業之外；其附則規定「外商獨資企業不適用本法」，又將外國人予以排除。因此，個人獨資企業法對獨資企業是有相當限制的。根據該法第2條定義規定，「個人獨資企業， 是指依照本法在中國境內設立，由一個自然人投資，財產為投資人個人所有，投資人以其個人財產對企業債務承擔無限責任的經營實體。」筆者認為，我國法律對個人獨資企業的定位包含以下內容：第一，「獨資」指一個自然人投資設立的企業，投資的「自然人」僅指中國人，不包括外商。如果外國自然人單獨投資在我國設立企業，應當適用外資企業法，屬於外商獨資企業。那麼香港、澳門、台灣的單個自然人可否成為我國獨資企業的投資人呢？筆者認為不可。我國實行一國兩制，依據外資企業法實施細則第85條的規定，這些地區的個人以及在國外居住的中國公民在大陸設立全部資本為其所有的企業，要參照外資企業法實施細則辦理。在審判實踐中，涉港、澳、台案件也都是參照涉外案件的有關規定審理的。因此，港、澳、台同胞在我國境內設立個人獨資企業也不適用個人獨資企業法，而是參照有關外商獨資企業的規定辦理。第二，投資以及企業所得財產為投資人所有，投資人即企業的主人。個人獨資企業的顯著特徵是個人所有制企業，投資人的投資以及企業所得收益均歸個人所有，投資人享有企業財產所有權，其有關權利可以依法進行轉讓或繼承。同時，投資人也是企業的負責人和代表人，享有企業的經營權和管理權。當然，他可以自行管理企業事務，也可以委託或者聘用其他具有民事行為能力的人負責企業的事務管理。其委託或聘用他人管理企業事務形成委託合同關系，依法應與委託人或聘用人簽訂書面委託合同，明確委託的具體內容和授予的權利范圍，如果因授權不明造成善意第三人利益損害時，應承擔民事責任，受託人明知授權不明而實施所委託行為的，負連帶責任。投資人對受託人或聘用人職權的限制，不得對抗善意第三人。第三，個人獨資企業非法人組織，投資人以個人財產對企業債務承擔無限責任。個人獨資企業不是法人，它的民事權利與義務由投資人即企業的主人享有和承擔，並且投資人還要以自己的個人財產對企業債務承擔無限責任。雖然個人獨資企業與一人公司相似，但一人公司為企業法人，公司以企業財產獨立承擔民事責任，出資人僅以其出資額為限對公司承擔有限責任。我國法律沒有一人公司的規定（國有獨資公司為有限責任公司的一種特殊形式），因此，個人獨資企業資本再多、人員再眾、規模再大，也只能是個人獨資企業，不能成為公司。由於個人獨資企業投資人是以個人財產對企業債務承擔無限責任，避免了一人公司股東濫用公司人格損害債權人利益的可能，從而也省卻了法院在案件審理時運用「公司人格否認」制度的麻煩。第四，該企業是設立在中國境內的一個市場經營實體，不包括個體攤販和無必要從業人員的個體工商戶。所謂「在中國境內設立」，是指在我國的國境和邊境內設立，排除了國境線外的外國和與港、澳、台劃定邊界的港、澳、台一方。所謂「經營實體」，是指具有一定規模的生產經營組織，含固定的生產經營場所和必要的生產經營條件以及必要的從業人員。這些條件的要求，將個人獨資企業與公民經登記取得營業執照從事工商業經營的個體工商戶區別開來。對於那些資金雄厚，頗具規模，已經擺脫了擺攤設點、流動銷售經營方式的個體工商戶，如果符合個人獨資企業條件的，應當允許他們轉為個人獨資企業。至於私營企業暫行條例中「僱工8人以上的營利性經濟組織為私營企業」的規定， 沒有科學依據，個人獨資企業法沒有明確規定，因此僱工人數不能作為個人獨資企業的衡量標准，但「必要的從業人員」尚需有關機關作出解釋，以使司法實踐有可操作的圭臬。二、個人獨資企業法規定的民事責任（一）個人獨資企業的民事責任個人獨資企業因其投資主體的單一性和業主對企業控制的單獨性，決定了法律將業主人格與其獨資企業人格視為一體[6]（p283）， 但個人獨資企業與其業主畢竟不能等同。作為出資人，他投入獨資企業的財產是有定數的，按個人獨資企業法的規定，在他設立獨資企業時就申報和明確了出資額，並可作為獨資企業的注冊資金。其投資可以是他的全部財產，也可以是他個人全部財產的部分；其獨資企業的收益也不一定是他的全部收益。因此業主的人格與獨資企業的人格只能「視為」一體，而不能在二者之間劃等號。而對於個人獨資企業來講，其財產是相對固定的，與業主的個人財產有區別，即投資人的出資和獨資企業的收益為獨資企業的財產。因而，當個人獨資企業對企業債務承擔責任時，要以其企業的全部財產予以清償，不足清償時，由出資人以個人其他財產予以清償。實際上，個人獨資企業本身是非法人組織，它沒有自己的財產，個人獨資企業的財產就是投資人（業主）的財產，與其說獨資企業承擔民事責任，不如說投資人（業主）承擔民事責任確切，說獨資企業承擔責任只是一種習慣而已。對此觀點，筆者在以下的敘述中不再重復。個人獨資企業解散時，其財產用於清償企業債務，清償順序如下：（1）所欠職工工資和社會保險費用；（2）所欠稅款；（3 ）其他債務。前一順序沒有清償的，後一順序不得清償；同一順序的，按照比例清償；不足清償的，由投資人以其他個人財產清償。依據個人獨資企業法第14條的規定，個人獨資企業可以設立分支機構，其分支機構的民事責任由設立該分支機構的個人獨資企業承擔。（二）投資人的「無限責任」投資人對獨資企業債務承擔無限責任是獨資企業的顯著特點，也是各國立法的通例。其無限責任，是指當獨資企業財產不足清償企業債務時，投資人以個人其他財產予以清償，直至全部清償，若不能全部清償則個人亦破產。我國目前不實行個人破產制度，若個人財產仍不足清償，以後也無能力清償的，則成為無法執行的「死債」，往往被免除清償責任。但是在我國的司法實踐中，若是家庭經營的，要以其家庭共有財產承擔清償債務的責任。而個人獨資企業法第18條的規定不同，要「投資人在申請企業設立登記時明確以其家庭共有財產作為個人出資的」，才「應當依法以家庭共有財產對企業債務承擔無限責任」。這就有了時間上和形式上的限定。在時間上，限定於申請設立企業登記時，而不是其後實踐意義上的家庭經營。在形式上，限定於明確以家庭共有財產作為個人財產出資，明確的方式通常在獨資企業設立申請書中載明，或者在有關的證明文件中註明。如果不能提供以家庭共有財產作為個人出資的確切證明的，司法機關在處理糾紛時不能用其家庭共有財產清償個人獨資企業債務。就是說，以個人財產承擔無限責任要注意范圍，不能不加限制地把其家庭共有財產用來承擔個人的無限責任。投資人對企業債務的無限責任，還體現在企業的解散和清算中。個人獨資企業法第30條規定，清算期間，在未按法定順序清償債務前，「投資人不得轉移、隱匿財產。」第42條規定：「個人獨資企業及其投資人在清算前或清算期間隱匿或轉移財產，逃避債務的，依法追回其財產，並按有關規定予以處罰；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即使在企業解散後，投資人仍在一定條件下承擔無限清償責任。該法第28條規定：「個人獨資企業解散後，原投資人對個人獨資企業存續期間的債務仍應承擔償還責任，但債權人在5年內未向債務人提出償債請求的， 該責任消滅。」這里的「債權人在5年內未向債務人提出償債請求的， 該責任消滅」應為債權人行使權利的除斥期間，用「責任消滅」的措辭似有不妥。在投資人的財產性法律責任中，還有一個民事責任與行政責任、刑事責任的沖突協調問題。投資人的財產是有限的，如果既有民事賠償責任，又有罰款、罰金或沒收財產的行政責任和刑事責任，如何處理？個人獨資企業法第43條規定：「投資人違反本法規定，應當承擔民事賠償責任和繳納罰款、罰金，其財產不足以支付的，或者被判處沒收財產的，應當先承擔民事賠償責任。」這就確立了投資人財產性法律責任的民事賠償責任優先的原則。根據這個原則，投資人的財產足以承擔各項法律責任時，分別承擔；不足承擔各項法律責任時，民事賠償責任優先承擔。如果不同的司法機關分別對投資人作出財產性法律責任的裁決，也要按此原則處理，即使先作出行政、刑事裁決的，也不能置民事債權人利益於不顧，其民事經濟糾紛案件的處理機關可依據該條規定與其他司法機關協調，先行用投資人的個人財產承擔民事賠償責任。（三）受委託或被聘用管理企業事務人員的民事責任個人獨資企業一般比個體工商戶規模大，有些還在外地設立分支機構，為生產經營的需要，投資人往往委託或聘用他人管理企業事務。依據個人獨資企業法第19條第3款的規定， 「受委託或者被聘用的人員應當履行誠信、勤勉義務，按照與投資人簽訂的合同負責個人獨資企業的事務管理。」該法第20條規定：「投資人委託或者聘用的管理個人獨資企業事務的人員不得有下列行為：（一）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賄賂；（二）利用職務或者工作上的便利侵佔企業財產；（三）挪用企業的資金歸個人使用或者借貸給他人；（四）擅自將企業資金以個人名義或者以他人名義開立賬戶儲存；（五）擅自以企業財產提供擔保；（六）未經投資人同意，從事與本企業相競爭的業務；（七）未經投資人同意，同本企業訂立合同或者進行交易；（八）未經投資人同意，擅自將企業商標或者其他知識產權轉讓給他人使用；（九）泄露本企業的商業秘密；（十）法律、行政法規禁止的其他行為。」那麼，受委託或被聘用管理企業事務的人員如果違反合同義務，從事了法律禁止的行為，給投資人及個人獨資企業造成損害，如何承擔民事責任呢？個人獨資企業法在法律責任一章作了兩條規定。第一，受託人或被聘用人違反合同的損害賠償責任。該法第38條規定：「投資人委託或者聘用的人員管理個人獨資企業事務時違反雙方訂立的合同，給投資人造成損害的，承擔民事賠償責任。」該條規定的責任屬於違約責任，但該違約責任的承擔是有條件的：一是違反與投資人訂立的管理企業事務的合同；二是管理企業事務的行為；三是給投資人造成損害。三個條件須同時具備，否則，受託人或被聘用人不承擔違約損害賠償責任。第二，受託人或被聘用人侵犯企業財產權益的責任。在企業事務管理中，可能發生受託人及被聘用人利用職務或工作之便侵佔企業的財產或利益，為此，該法第46條規定：「投資人委託或者聘用的人員違反本法第20條規定，侵犯個人獨資企業財產權益的，責令退還侵佔的財產；給企業造成損失的，依法承擔賠償責任；有違法所得的，沒收違法所得；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該條規定的民事責任方式，一是退還，二是賠償。當該企業財產或利益仍存在的，用責令退還的責任方式；但該財產或利益不復存在的，用賠償損失的責任方式；如果退還了財產還有其他損失的，則可與賠償損失的責任方式並用。另外，該法第40條「有違法所得的，沒收違法所得；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的規定，沒有像第43條那樣規定民事責任與行政責任、刑事責任的沖突協調問題，筆者認為，不能套用第43條的規定。因為投資人的民事責任一般是對企業外部而言的，法律要充分保護債權人的利益。市場經濟條件下民事債權優先受償有利於市場經濟的發展，我國的立法價值取向也已適應世界潮流，由國家本位向個人本位轉變，該條是一個體現。而受託人或被聘用人與投資人是企業內部關系，受託人或被聘用人利用企業事務管理之便從事違法犯罪行為，投資人負有失察責任，由投資人承擔因此而引起的不利法律後果是應當的，有利於企業的科學管理和市場經濟秩序的完善，投資人無權因受託人或被聘用人而招致的財產性刑事責任向受託人或被聘用人追償損失，即使提起民事訴訟，法院也應不予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