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較cisg與中國合同法

『壹』 口頭合同為什麼要同時滿足cisg和中國的合同法

這樣口頭合同才有效，有法律的保護。
合同的形式包括書面形式、口頭形式或者其他形式，口頭形式的合同也是合法的合同形式。因此，只要口頭合同符合民法典規定的有效要件，那麼當事人所訂立的口頭合同也是有效的合同。
口頭合同要有效的話，需要同時滿足以下三個要件：
1、合同當事人具有相應的民事行為能力。只有當事人具有相應的民事行為能力，當事人才能作為當事人簽訂合同。如果當事人沒有相應的民事行為能力，就需要監護人或者其他代理人代理其簽訂合同，其本人不能簽訂合同。
2、意思表示真實。合同的內容必須是當事人真實的意願，是其自願簽訂的合同，而不是受到他人的欺詐、脅迫或者因為重大誤解而簽訂的合同。
3、合同的內容不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不違背公序良俗。只有合法的合同才是有效的，才能受到法律保護。所以，如果合同內容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那這樣的合同缺乏合法性基礎，自然是無效合同。公序良俗是社會倡導的公共秩序和善良風俗，如果合同違背公序良俗，其法律效力也要被否定。

『貳』 中國的法律是屬於大陸法系嗎

中國法律體系屬於大陸法系。這種法系以成文法為主要特徵，法律規范通過立法機關制定的法律文件來表達。中國法律體系的形成受到中華法系的歷史影響，但也吸收了社會主義法系的特點，尤其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
大陸法系與英美法系有顯著區別。大陸法系不承認判例法作為正式的法律來源，而英美法系則允許法官在判決中創製法律。中國雖然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吸收了一些英美法系的原則和概念，如合同法對國際貿易統一合同法（CISG）的採用，但這並不足以改變中國法律體系的基本屬性。
中國法律體系的特色在於其社會主義法系的特徵，這一點在官方的法律實踐中得到了明確的體現。盡管中國法律體系在某些方面借鑒了大陸法系和其他法系的做法，但其核心仍然是大陸法系的框架。
因此，盡管有觀點認為中國法律體系是混合法系，但從傳統和官方立場來看，中國法律體系仍然屬於大陸法系。這種法系的適用是中國歷史發展和法律傳統的結果，當前沒有跡象表明中國會轉換到其他類型的法律體系。

『叄』 關於《國際經濟法》的問題

內容摘要：《聯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公約》（以下簡稱公約）自1988年生效以來，已成為調整國際貨物銷售合同關系的最重要的一個統一法公約。與我國有貿易往來的發達國家，除日本和英國外，均是公約的成員國。可以預計，公約在未來將會得到更為廣泛的應用。因此，研究公約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由於公約的第一部分（適用范圍和總則）是理解和運用整個公約的前提和基礎，本文就此展開論述，以求教於學界同仁。

the analysis on sphere of application and general provisions of cisg
abstract: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contracts for the international sale of goods (hereinafter called cisg) has become the most important substantative convention governing international sale of goods relations since its effect in 1988. the developed countries which have a wide trade relations with china are states parties to cisg, excluding england and japan. therefore, the importance of researching cisg is very obvious. this article intends to discuss part one (sphere of application and general provisions) of cisg because this part is the premise and basis for understanding and applying the whole convention.
key words: cisg sphere of application general provisions

一、 公約的適用范圍概述。
公約作為統一的國際實體法，可以被當事人直接採用和在一定條件下自動適用，克服了利用沖突法規
則選擇准據法的間接性和不確定性，但是公約不能解決所有與國際貨物銷售相關的法律問題，不僅它本身規定不適用於某些合同爭議，而且就銷售合同法應有的范圍看，公約也僅僅規定了一些主要問題，「本公約只適用於銷售合同的訂立以及買方和賣方因此種合同產生的權利義務」（公約第4條）。至於其他法律問題，如合同的效力、違約金定金條款的效力等，都不屬於公約的調整范圍，要由相應的國內法去解決。
二、 公約的適用范圍中容易引起爭議的地方。
1、 公約以營業地位為標准來決定銷售合同是否具有國際性，遺憾的是公約沒有給營業地下定義，盡
管「公約」起草過程表示永久性的企業是必須的，貨棧和賣方代理所都不算「營業所」。由於各國代表對「營業所」有不同的理解，最後的意見是由裁判機關考慮可以界定營業地的相關因素（如組織許可權、營業活動情況），在個案（case by case）的基礎上確定「營業所」。
當乙方或雙方都有一個以上的營業所時，這個「營業所」標准就會引起麻煩。公約第10條第1款規
定：「如果當事人有一個以上的營業地，則以與合同及合同的履行關系最密切的營業地位其營業地┈」以此表明哪一個營業所應被用來確定一項交易的國際性。但即使這樣也可能會含糊不清――「營業所指與合同和履行合同關系最密切的那個營業所」（下劃線處即筆者強調處）。這樣，在有一個營業所與合同的簽訂關系比較密切而另一個與履行合同義務關系比較密切的地方，關於那個營業所是相應的「營業所」還是個懸而未決的問題。秘書處評論①指出，「其中的短語『合同及合同的履行』是指交易的整體，包括與要約承諾及合同履行相關的所有因素。」但是秘書處的評論並非公約的正式評論，實際上，公約沒有任何正式評論，因此實踐中不同的法院、仲裁庭是否會採納秘書處評論中所說的從整體性的角度來確定營業所是個未知數。然而，第10條第1款的後一句「但書」又限定了在從多個營業所進行選擇時可用的事實，范圍定在「當事方」都了解的事實基礎上，才能簽訂有約束力的合同。這就要求謹慎的當事人在合同內明確說明他們認為各方的哪一個營業所與「合同有最密切的關系」，以解決可能的指代不明問題。
2、 根據公約第95條，締約國可以聲明對第1條第1款b項做出保留，以防止公約的擴大適用。中
國做出了保留，因此，中國的「公約」版本就是，當某個合同是由在不同國家有營業所的當事人簽訂並且只有一個國家是締約國時，「公約」就不適用了，雖然根據國際私法規則應該實施締約國的法律。例如：中國一方與在英國（非締約國）的另一方簽定的銷售合同不受公約的制約，即使根據國際私法規則可以適用中國的法律。如果中國法律適用，是由國內的《涉外經濟法》或《合同法》而非公約來調整雙方當事人的合同。即使訴訟是在法國，即一個沒有提出這種保留條款的締約國，為了說明第1條第1款b項，中國不是一個締約國。但是，如國締約國沒有對第1條第1款b項做出保留，則公約可以通過國際私法規則得以間接適用。例如：當事人甲的營業所在締約國a而當事人乙的營業所不在締約國內，a國沒有對第1條第1款b項做出保留，合同中也沒有法律適用條款，如果仲裁庭根據國際私法規則決定適用a國法律，則應適用公約而非a國的國內法。
3、 公約沒有給「銷售合同」下定義，因此，它在用於某些種類的交易時就會產生問題。已知的問題
包括「寄售」，即買方可以把任何賣不掉的貨物退還；易貨貿易或對銷貿易，用這種方式把貨物兌換成其他貨物而不是貨幣；租賃合同，規定一方將其財產使用權在一定時期內轉讓給另一方，而收取預定租費的合同。
寄售合同屬於委託銷售，由於買方沒有買斷貨物，因而貨物所有權不發生轉移，雙方當事人之間不存在買賣關系，公約不適用。
關於易貨貿易能否適用公約，則有很大爭議。當事人可以在合同中聲明是否將其納入公約的調整范圍，以避免爭議。
至於租賃合同，由於租賃期間出租方轉讓的是使用權而不是所有權，所以，公約不適用。即使是融資租賃合同，承租方在租賃期屆滿時有優先購買租賃物的權利，也不能掩蓋在這種交易中將貨物讓於他人使用的因數是最重要的這一事實。而且，不管是國內法還是國際法上都發展了一套區別於貨物買賣制度的租賃規則。例如，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便制定有「國際融資租賃公約」（1988年5月28日）。
此外，關於特許權合同。一般來說，此種合同本身不適用公約的規定，因為此種合同通常並不將貨物買賣義務規定為合同的中心，而其中心問題是權利的轉讓。但是，依據此種合同所進行的貨物買賣則屬於公約的適用范圍。
4、 公約沒有給「貨物」下定義，而是以排除法，從反面確定公約的貨物銷售范圍。公約第2條分別
按買方購買貨物的目的(a項)、貨物交易的方式（b、c、d項）、貨物自身的性質（e、f項）做出了排除。從公約制定的歷史可以看出，公約立法者希望對「貨物」作更廣泛、更有彈性的解釋，以適應國際貨物貿易的發展。
5、 公約第三條排除了兩種類型的貨物銷售合同，即第1款的「但書」和第2款的內容，但其用語過
於含糊。第1款中的「大部分」（substantial part）如何判斷？是以材料的數量還是以材料的價值來確定呢？有學者認為，確定供應材料的多少一般應以材料的價值來確定。筆者亦同意此種觀點。至於多少屬於大部分難以預計，應根據具體案件進行衡量，而不應僵硬的堅持以某一個百分比（如50%）為標准。
第2款排除的是供貨方的絕大部分義務在於提供勞務或其他服務（如技術知識產權）的混合合同（mixed contract）。「絕大部分義務」（preponderant part of obligations），指的是提供義務的經濟價值占整個合同的絕大部分，如果服務部分的價值超過合同總價的50%，公約不適用。例如：計算機軟體的賣方為滿足客戶特殊需要提供經過改制的軟體產品，則賣方的主要義務是提供服務，不應由公約調整。但想使公約調整混合合同，除滿足上述一個條件外，還須使得供應貨物、提供勞務的義務必須同規定在一個合同中，而且兩者之間要有緊密的聯系，不可分割。公約在這里並沒有涉及合同的可分割性的問題，一個合同是否可分割，應由合同適用的國內法解決。秘書處評論公約草案第3條亦表明了這種觀點。
6、關於第4條（a）項與第9條第1款規定的關系問題。
公約第4條規定公約不適用於任何慣例的效力，而第9條第1款確認了當事人同意的貿易慣例有約束
力，兩者看似矛盾，其實不然。第9條的規定實際上不受第4條規定的影響。第4條（a）項的含義是公約不負責解決貿易慣例的法律效力問題。慣例的法律效力留待合同適用的國內法去處理，如同合同的效力由國內法而非公約決定一樣。如果慣例不違反國內法的強制性法律規則以及該國的公共政策，它們就具有法律上的效力。否則當事人即使選擇了慣例也無法律上的效力，不得代替公約或相應的國內法的規定。而第9條體現的是當事人「意思自治」和「契約自由」的精神，一項慣例的有效性最重要的先決條件是當事人同意採用。由此可見，這兩條規定同時存在並不矛盾，調整的是不同方面的內容。我們也可以由此得出這樣的結論：一個慣例對合同是否有約束力，首先要看當事人是否將其引入自己的合同之中；其次，要看該慣例與合同所適用的某個國內法是否抵觸，是否被該國內法承認。實際上，使用慣例的最大障礙是它在法律上的性質以及各國法院依據本國法對同一慣例所形成的不同解釋。
7、 公約第5條規定：「本公約不適用於賣方對於貨物對任何人所造成的死亡或傷害責任。」這一條將
公約的調整范圍與產品責任法、侵權法區別開來。但公約並未排除缺陷產品給買方造成的財產損失問題，而很多國家的產品責任法也調整財產損失的賠償。那麼，在這種情況下，究竟應適用相應的國內產品責任法，還是應適用公約呢？公約第7條第1款，「在解釋本公約時，應考慮到本公約的國際性質和促進其適用的統一」，可見應該適用公約，否則會損害公約的統一法的功能。此外，如果買方根據國內的產品責任法或侵權法，可能負有沉重的舉證責任（如證明賣方有過錯），而適用公約則減少了買方的這種舉證責任（無須證明賣方有過錯）。
8、 公約第6條允許當事人通過協議使本來可以由公約調整的合同關系不適用公約，相反的問題是，
當事人能否通過協議使不符合公約條件的合同關系適用公約？這就是所謂的參加公約（opting in cisg）問題。筆者認為，應當區分不同情況。對於公約第2條（a）項、第4條(a、b)項以及第五條所規定的事項，因為會涉及到有關國家的強制性法律，所以當事人不能通過共同約定來擴大公約的適用范圍，否則會造成約定無效的後果。至於當事人明確排除第2條（d、e、f）項或第3條的規定，使上述條款中規定的銷售適用於合同的管轄，在不違反公共政策、強制性國內法的前提下，似乎應該准許。如果交易與締約國無關，並且不符合第1條第1款b項規定的情況，此時當事人之間約定適用公約，可能要遭到那些要求交易與當事人選擇的法律有「合理聯系」的國家的反對。再假如只有合同一方在締約國內，雙方約定適用公約，能否得到允許？筆者認為，由於當事人意思自治原則在不違反強行性國內法的前提下，已為多數國家所承認，因而這種情況下公約可被允許約定適用。在我國的實踐中，內地公司企業與香港、澳門的公司企業之間簽訂的合同也被視為涉外經濟合同，那公約是否可以適用呢？有仲裁裁決表明，這種情況下，公約不能自動予以適用。雖然香港、澳門屬於中國，但根據公約第93條，我國政府並未聲明公約可用於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因而，香港、澳門的公司企業與營業地位於公約其他締約國的公司企業之間的貨物買賣合同，不適用公約。但如果雙方在合同中明確約定適用公約，則會被允許。

『肆』 聯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同適用法律公約有什麼作用其與CISG是什麼關系（是民法通則與司法解釋的關系嗎）

我的理解是：

1、二者關系可以通過你的前者（法律公約）的首部看出來：本公約各締約國，期望統一國際貨物銷售合同法律選擇規則，銘記一九八○年四月十一日在維也納訂立的聯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公約，茲協議如下.......也就是法律公約是CISG締約國共同達成的一項專項法律選擇規則，是輔助CISG締約國在執行該合同時為避免可能產生的爭議，而一致達成的適用法律規則。

2、民法通則本身沒有司法解釋，說合同法與其司法解釋的關系又好像不是太像，因為合同法本身就是規則，其司法解釋是對規則中不明確或有爭議的地方進行明確；可能更像某條例及其配套的實施細則的關系。

『伍』 比較我國合同法與CISG的區別和聯系

一、合同的訂立
比較CISG第二部分「合同的訂立」(第14條-第24條)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二章「合同的訂立」(第9條-第43條)，可以看出中國合同法對CISG的規定作了相當程度的借鑒和吸收。例如，關於要約是否具有拘束力以及要約是否可以撤銷，這是合同締結法統一化過程中遇到的最為困難的問題之一，因為不同國家的做法並不一樣。CISG第16條等規定反映出了調和不同見解的意圖，第1款以要約可撤銷為原則，但對此原則作了限制。中國原來的民法理論受德國民法理論的影響，承認要約的形式拘束力，目的在於保護受要約人的利益，維護正常交易的安全。然而，中國合同法並沒有明文規定要約的形式拘束力，而是參考了CISG，規定了做蔽要約的撤回及撤銷，對此作了若干限制（中國合同法第19條）。中國合同法「總則」與「分則」的結構表明，該法規定的合同的訂立不僅限於買賣合同，而是適用於所有類型的合同。
二、合同解除
(一)根本違約
根本違約（fundamental breach）的思想被中國合同法接受，體現在第94條第2-4項。但是，與CISG第25條相比，兩者存在一些差異。其一，CISG第25條對根本違約的構成作了限制：「除非違反合同一方並不預知而且一個同等資格、通情達理的人處於相同情況中也沒有理由預知會發生這種結果。」這一點在中國合同法中是沒有的。其二，CISG沒有進一步要求所違反的合同義務，只強調其結果（被違反的義務是主要義務還是附隨義務，是無所謂的；附隨義務也可能對債權人如此重要，以至於它可能決定合同「應存續抑或解消」）。中國合同法第94條第2項和第3項強調了違反的是「主要債務」，第4項則未再要求「主要債務」，中國的學說解釋亦承認在個別場合，附隨義務違約亦得構成根本違約，發生解除權。
(二)協議變更或者終止合同
CISG第29條第1款規定，合同只需雙方當事人協議，就可更改或終止。類似規則在中國合同法中規定在第77條第1款和第93條第1款。二者的差異是，CISG第29條第2款規定，規定任何更改或根據協議終止必須以書面做出的書面合同，不得以任何其他方式更改或根據協議終止。但是，一方當事人的行為，如經另一方當事人寄以信賴，就不得堅持此項規定。中國合同法對於合同的協議變更或者解除，並沒有規定類似的規則。但是，如果當事人在合同中有特別的約定，要求變更合同或者解除合同的協議須採取書面形式，該約定仍有效力。
(三)解除通知的生效
依CISG第26條及第27條，解除合同的聲明須向相對人發出通知，方始有效。依通常解釋，該通知不以送達為生效要件。依Schlechtriem教授的觀點，從CISG第26條及第27條本身的措辭和制訂者們的本意出發，應該確認意思表示是從發出時生效的。而依中國合同法第96條第1款，合同自通知到達對方時解除。在這一點上，中國合同法與CISG存在差異。
(四)解除的法律後果
中國合同法第97條和第98條的規定與CISG第81條第1款和第2款的規定基本上是一致的。差異體現在，CISG規定「如果雙方都須歸還，他們必須同時這樣做」。中國合同法沒有這樣明文的規定，學者解釋上主張，可以類推適用合同法關於同時履行抗辯權的規定（第66條）。CISG第82條規定了買方喪失宣告合同無效或者要求賣方交付替代貨物的權利。類似的規則在中國合同法上並不存在。在學者解釋上，學者指出，《德國債務法現代化法》廢止了原來民法典第350-354條，於第346條第2款規定了以作價償還來代替返還，解除權並不消滅。德國法的這一轉向，殊值重視。我國《合同法》就上述問題，未設明文規定，可以視為法律漏洞，在填補漏洞時，宜取法德國新法做法，不以因解除權人的事由使受領的標的物嚴重毀損滅失或者其他事由不能返還，作為解除權消滅的原因，而應當肯定解除權人仍保有其解除權，但行使解除權後須對受領的標的物作價償還。
三、違約責任與免責
(一)關於先期違約
CISG第71條和第72條是對先期違約（anticipatory breach）的規定，同時，第71條也吸收了大陸法系的「不安抗辯」（Unsicherheitseinrede）的內容。在中國合同法中，一方面規定了不安抗辯權，另一方面，也吸收了發端於普通法的先期違約制度。與CISG相比，一個形式差異在於，中國合同法並非規定在並排的兩個條文，而是在不同的地方，規定了這兩個制度，分別是第68條、第69條、第94條、第108條。由於混合繼受了兩個法系的相似的制度，所以，中國合同法上述條文的解釋適用遇到了問題，有的學者認為這里存在一些沖突或者不和協，特別是對於默示的拒絕履行場合的解除，是否需要經過催告及合理期限，在第94條第2項的規定上沒有反映出來。在學說上，有見解主張宜采體系解釋方法，對於94條2項中「以自己的行為表明不履行主要債務」的情形，在解釋上應參照第69條，進一步要求解除權的發生以「催告」為前提。這一解釋結論，如果對照CISG第72條的規定，也可以進一步獲得印證。
(二)要求特定履行
關於特定履行（specific performance），CISG採取折衷方案（第28條），以「法院沒有義務做出判決，要求具體履行此一義務」為原則，以「法院依照其本身的法律對不屬本公約范圍的類似銷售合同願意這樣做」為例外。CISG第46條規定了買受人的履行請求權，第62條規定了出賣人的履行請求權。中國合同法第107條作為違約責任的一般條款，並列規定違約方「應當承擔繼續履行、採取補救措施或者賠償損失等違約責任」，肯定非違約方有履行請求權，在通常解釋上，非違約方原則上有選擇救濟方式的權利，法院對於非違約方的選擇有一定的裁量權。中國合同法第109條規定了金錢之債的債權人的履行請求權，第110條規定了非金錢之債債權人的履行請求權。這種區分，雖然可以從形式上能夠分別對應於CISG第46條和第62條，從實際內容上看，似乎沒有鮮明的受CISG影響的痕跡。中國合同法第110條針對非金錢債務規定了三種排除履行請求權的情形：(1)法律上或者事實上不能履行；(2)債務的標的不適於強制履行或者履行費用過高；(3)債權人在合同期限內未要求履行。與之相比，CISG雖未作相似的規定，但通過解釋，也可以獲得相似的效果。比如，學者指出，在CISG中在貨物交付原始不能場合並不妨礙合同成立，由此引發是否可能就不能的給付請求履行的問題，不過，參照CISG第46條第2款和第3款，有排斥對於出賣人過酷且不合理的要求交付代替貨物以及要求修理的意旨，故應解釋為，對於不能義務的履行請求不予承認。中國合同法第111條針對質量不符合約定，規定了修理、更換、重作、退貨、減少價款或者報酬等違約責任。其中的「修理、更換、重作」屬於強制履行的表現形態，被稱作「補救的履行請求」。CISG第46條第2款規定了更換，同條第3款規定了修理，並分別規定了相應的請求權要件，前者要求「此種不符合同情形構成根本違反合同」，且要求「必須與依照第39條發出的通知同時提出，或者在該項通知發出後一段合同時間內提出」；後者要求「必須與依照第39條發出的通知同時提出，或者在該項通知發出後一段合同時間內提出」。與之相比，中國合同法第111條的規定比較富有彈性，「受損害方根據標的的性質以及損失的大小，可以合理選擇」救濟方式，這里的「合理」一詞，其實也是在賦予裁判者以裁量權。另外，修理、更換、重作，作為強制履行的表現形態，也要適用《合同法》第110條對履行請求權所做的限制，包括「債權人在合理期限內未要求履行」場合（第110條第3項），排除債權人的履行請求權。值得探討的是，《合同法》第110條第3項與《合同法》第15

『陸』 比較我國合同法與CISG的區別和聯系

一、合同的訂立
如果比較 CISG 第二部分「合同的訂立」( 第 14 條 － 第 24 條) 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二章「合同的訂立」( 第 9 條 － 第 43 條) ，從中可以看出中國合同法對於 CISG 規定作了相當充分的借鑒和吸收。比如，關於要約是否具有拘束力以及要約是否可以撤銷，這是合同締結法統一化過程中遇到的最為困難的問題之一，因為不同國家的做法並不一樣。CISG 第 16 條等規定反映出了調和不同見解的意圖，第 1 款以要約可撤銷為原則，不過，它對這一原則作了限制。中國原來的民法理論受德國民法理論的影響，承認要約的形式拘束力[4]290，目的在於保護受要約人的利益，維護正常交易的安全。不過，中國合同法並沒有明文規定要約的形式拘束力，而是參考了 CISG，規定了要約的撤回及撤銷，惟對此作了若乾的限制( 中國合同法第19 條) 。
如果我們注意到中國合同法「總則」與「分則」的結構，就會明白，該法規定的合同的訂立並不限於買賣合同，而是對於所有的合同都可以適用的。
二、合同解除
( 一) 根本違約
根本違約( fundamental breach) 的思想被中國合同法接受了，體現在第 94 條第 2 － 4 項。但是，與 CISG 第 25 條相比，二者有一些差異。其一，CISG 第 25 條對於根本違約的構成作了限制: 「除非違反合同一方並不預知而且一個同等資格、通情達理的人處於相同情況中也沒有理由預知會發生這種結果。」這在中國合同法中是沒有的。對於這一差異，有的學者指出: 「我國法律規定對根本違約的判定標准不如《公約》那麼嚴格，沒有使用可預見性理論來限定根本違約的構成，只是強調了違約結果的嚴重性可以成為認定根本違約的標准。這實際上是拋棄了主觀標准，減少了因主觀標準的介入造成的在確定根本違約方面的隨意性以及對債權人保護不利的因素。」（註：參見王利明: 《合同法新問題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544 頁; 王利明: 《合同法研究》第二卷，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287 － 288 頁。中國學者對於公約第 25 條「可預見性」要件的理解，在公約起草時便已有同類觀點存在。Schlechtriem 教授對此指出，這個概念更容易被錯誤地理解為主觀歸責因素。由於這里最決定性的問題是對合同以及約定的義務的解釋，所以最終涉及的就是對每一項義務違反所產生的影響的證明和舉證責任。參見[德]彼得·施萊希特里姆: 《〈聯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公約〉評釋》，李慧妮譯，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88 頁。）其二，對於所違反的合同義務，CISG 沒有進一步要求，只強調其結果（被違反的義務是( 用德國法術語) 主要義務( Hauptpflicht) 抑或是附隨義務( Nebenpflicht) ，是給付義務( Leistungspflicht) 抑或是保護義務( Schutzpflicht，參照德國民法第 241 條第 1 款和第 2 款) ，是無所謂的; 附隨義務( 或許宜稱為附加義務) 也可能對債權人如此重要，以至於它可能決定合同「應存續抑或解消」。Vgl． Peter Schlechtriem，Internationales UN － Kaufrecht，4． Aufl． ，2007，Rn 114．）;中國合同法第 94 條第 2 項和第 3 項強調了違反的是「主要債務」，同條第 4 項則未再要求「主要債務」，中國的學說解釋亦承認在個別場合，附隨義務違約亦得構成根本違約，發生解除權[5]462。
( 二) 協議變更或者終止合同
CISG 第 29 條第 1 款規定，合同只需雙方當事人協議，就可更改或終止。類似的規則在中國合同法中規定在第 77 條第 1 款和第 93 條第1 款。二者的差異是，CISG 第29 條第2 款規定，規定任何更改或根據協議終止必須以書面做出的書面合同，不得以任何其他方式更改或根據協議終止。但是，一方當事人的行為，如經另一方當事人寄以信賴，就不得堅持此項規定。中國合同法對於合同的協議變更或者解除，並沒有規定類似的規則。但是，如果當事人在合同中有特別的約定，要求變更合同或者解除合同的協議須採取書面形式，該約定仍有效力。另外，依中國合同法第 36 條，法律、行政法規規定或者當事人約定採用書面形式訂立合同，當事人未採用書面形式但一方已經履行主要義務，對方接受的，該合同成立。該規定也可以適用於當事人變更或解除合同的協議，最終的效果，與 CISG 相去不遠。
( 三) 解除通知的生效
依 CISG 第 26 條及第 27 條，解除合同的聲明須向相對人發出通知，方始有效。依通常解釋，該 通 知 不 以 送 達 為 生 效 要 件[6]48。依Schlechtriem 教授的觀點，從 CISG 第 26 條及第27 條本身的措辭和制訂者們的本意出發，應該確認意思表示是從發出時生效的。盡管他本人從法的應然性角度出發，贊同 Neumayer 的觀點，即形成權性質的意思表示不應當被視為在受領 人 完 全 沒 有 知 曉 的 情 況 下 就 可 以 生效[6]109。而依中國合同法第 96 條第 1 款，合同自通知到達對方時解除。在這一點上，中國合同法與 CISG 存在差異。
( 四) 解除的法律後果
中國合同法第 97 條和第 98 條的規定與CISG 第 81 條第 1 款和第 2 款的規定基本上是一致的。差異體現在，CISG 規定「如果雙方都須歸還，他們必須同時這樣做」。中國合同法沒有這樣明文的規定，學者解釋上主張，可以類推適用合同法關於同時履行抗辯權的規定( 第 66條)[5]263。
CISG 第 82 條規定了買方喪失宣告合同無效或者要求賣方交付替代貨物的權利。類似的規則在中國合同法上並不存在。在學者解釋上，學者指出，《德國債務法現代化法》廢止了原來民法典第 350 －354 條，於第 346 條第 2 款規定了以作價償還來代替返還，解除權並不消滅。德國法的這一轉向，殊值重視。我國《合同法》就上述問題，未設明文規定，可以視為法律漏洞，在填補漏洞時，宜取法德國新法做法，不以因解除權人的事由使受領的標的物嚴重毀損滅失或者其他事由不能返還，作為解除權消滅的原因，而應當肯定解除權人仍保有其解除權，但行使解除權後須對受領的標的物作價償還[5]484。
三、違約責任與免責
( 一) 關於先期違約
CISG 第 71 條和第 72 條是對先期違約( an-ticipatory breach) 的規定，同時，第 71 條也吸收了大陸法系的「不安抗辯」( Unsicherheitseinrede) 的內容[6]256。在中國合同法中，一方面規定了不安抗辯權，另一方面，也吸收了發端於普通法的先期違約制度。與 CISG 相比，一個形式差異在於，中國合同法並非規定在並排的兩個條文，而是在不同的地方，規定了這兩個制度，分別是第 68條、第69 條、第94 條、第108 條。
由於混合繼受了兩個法系的相似的制度，所以，中國合同法上述條文的解釋適用遇到了問題，有的學者認為這里存在一些沖突或者不和協，特別是對於默示的拒絕履行場合的解除，是否需要經過催告及合理期限，在第 94 條第 2 項的規定上沒有反映出來。在學說上，有見解主張宜采體系解釋方法，對於94 條 2 項中「以自己的行為表明不履行主要債務」的情形，在解釋上應參照第69 條，進一步要求解除權的發生以「催告」為前提[5]462。這一解釋結論，如果對照 CISG第72 條的規定，也可以進一步獲得印證。
( 四) 要求特定履行
關於特定履行( specific performance) ，CISG採取折衷方案( 第 28 條) ，以「法院沒有義務做出判決，要求具體履行此一義務」為原則，以「法院依照其本身的法律對不屬本公約范圍的類似銷售合同願意這樣做」為例外。CISG 第46條規定了買受人的履行請求權，第 62 條規定了出賣人的履行請求權。中國合同法第 107 條作為違約責任的一般條款，並列規定違約方「應當承擔繼續履行、採取補救措施或者賠償損失等違約責任」，肯定非違約方有履行請求權，在通常解釋上，非違約方原則上有選擇救濟方式的權利，法院對於非違約方的選擇有一定的裁量權。中國合同法第 109 條規定了金錢之債的債權人的履行請求權，第 110 條規定了非金錢之債債權人的履行請求權。這種區分，雖然可以從形式上能夠分別對應於 CISG 第46 條和第62條，從實際內容上看，似乎沒有鮮明的受 CISG影響的痕跡。
中國合同法第 110 條針對非金錢債務規定了三種排除履行請求權的情形: ( 1) 法律上或者事實上不能履行; ( 2) 債務的標的不適於強制履行或者履行費用過高; ( 3) 債權人在合同期限內未要求履行。與之相比，CISG 雖未作相似的規定，但通過解釋，也可以獲得相似的效果。比如，學者指出，在 CISG 中在貨物交付原始不能場合並不妨礙合同成立，由此引發是否可能就不能的給付請求履行的問題，不過，參照CISG 第 46 條第 2 款和第 3 款，有排斥對於出賣人過酷且不合理的要求交付代替貨物以及要求修理的意旨，故應解釋為，對於不能義務的履行請求不予承認[7]22。
中國合同法第 111 條針對質量不符合約定，規定了修理、更換、重作、退貨、減少價款或者報酬等違約責任。其中的「修理、更換、重作」屬於強制履行的表現形態[8]314，被稱作「補救的履行請求」[5]543。CISG 第 46 條第 2 款規定了更換，同條第 3 款規定了修理，並分別規定了相應的請求權要件，前者要求「此種不符合同情形構成根本違反合同」，且要求「必須與依照第 39 條發出的通知同時提出，或者在該項通知發出後一段合同時間內提出」; 後者要求「必須與依照第 39 條發出的通知同時提出，或者在該項通知發出後一段合同時間內提出」。與之相比，中國合同法第 111 條的規定比較富有彈性，「受損害方根據標的的性質以及損失的大小，可以合理選擇」救濟方式，這里的「合理」一詞，其實也是在賦予裁判者以裁量權。另外，修理、更換、重作，作為強制履行的表現形態，也要適用《合同法》第 110 條對履行請求權所做的限制[5]546，包括「債權人在合理期限內未要求履行」場合( 第110 條第3 項) ，排除債權人的履行請求權。值得探討的是，《合同法》第 110 條第3 項與《合同法》第 158 條所規定的檢驗期間( 瑕疵發現期間) 的關系。我個人初步的意見是，二者所規定的屬於同一類性質的問題，可將前者理解為一般規定( 在總則部分) ，將後者理解為特別規定( 在分則部分) ，並依特別法優先於一般法解決( 三) 減少價款
CISG 第 50 條規定了減價 ( price rec-tion) ，就此規定，是理解為對於大陸法繼受自羅馬法的減價之訴( actio quanti minoris) ，抑或理解為合同改訂的一種情形，抑或理解為普通法( common law) 中的一種損害賠償，看法並不統一。大陸法圈的文獻傾向於持「合同的一部解除」或者合同改訂的觀點加以說明; 而在普通法圈中，一方面引用大陸法圈的見解，又以之可以通過本來的損害賠償加以處理，對於減價規定的設置表示懷疑，這樣的文獻也是存在的。不過，也有學者提示，從 CISG 對於條文的安排來看，減價( 第 50 條) 被放在合同解除( 第 49 條) 與出賣人的一部不履行( 第51 條) 之間，故將減價放在合同的一部解除( partial avoidance) 的位置上，也是可能的[7]24。
中國合同法在總則第 111 條規定了「減少價款或者報酬」，在立法體系安排上，將減價規定在合同法總則，而不是像德國民法第 441 條規定在「買賣」部分（註：對於德國新債務法的規定，Zimmermann 教授不無遺憾地指出，鑒於新債務法起草人的總體目標是盡可能地將對於隱蔽瑕疵的責任統合進規范違約的一般制度，看到在新的德國民法典中保留著分裂著的減價規定，真是讓人吃驚。See Reinhard Zimmermann，TheNew German Law of Obligations，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pp． 115 － 116．）。中國的學說對於減價的探討尚不多見，既有的探討將減價權理解成為一種形成權，同時認為與其將減價權建構在「一部解除」思想之上，不如建構在「合同變更」思想之上[9]21。
( 四) 損害賠償
如果賣方不履行他在合同和本公約中的任何義務，受方可以按照公約第 74 條至第 77 條的規定，要求損害賠償( CISG 第 45 條第 1 款 b項) 。如果買方不履行他在合同和本公約中的任何義務，賣方可以按照第 74 條至第 77 條的規定，要求損害賠償( CISG 第 61 條第 1 款 b項) 。CISG 第 45 條第 1 款 b 項所規定的損害賠償請求權所基於的原理是，賣方擔保其對於合同義務的履行。該責任並非基於過錯、在賣方控制下的特定情事的存在或者關於履行的特別合同擔保，而只是由於不履行合同義務而產生責任。如果不履行是由於第 79 條所謂的無法預見的客觀障礙，則不產生損害賠償義務（註：See Huber in: Peter Schlechtriem ed． ，Commentary on the UN Convention on the International Sale of Goods ( CISG) ，2nd Edition ( intranslation) ，translated by Geoffrey Thomas，Clarendon Press Oxford 1998，Art． 45 Rn 37 － 38． Vgl． auch Müller － Chen in: Schlechtri-em / Schwenzer ( hrsg． ) Kommentar zum Einheitlichen UN － Kaufrecht，5． Aufl． ，2008，Art． 45 Rn 8．）。在 CISG 第 61 條第 1 款，違約亦無須是由於買方的過錯，盡管人們須意識到存在著依第 79 條和第 80 條免責的可能（註：See Hager in: Peter Schlechtriem ed． ，Commentary on the UN Convention on the International Sale of Goods ( CISG) ，2nd Edition ( intranslation) ，translated by Geoffrey Thomas，Clarendon Press Oxford 1998，Art． 61 Rn 2．）。CISG 就違約方損害賠償責任的發生，不以過錯為要件，但有免責的可能，這種規定在中國被稱為「嚴格責任」，並被認為是合同法的發展趨勢，進而影響到了中國《合同法》的起草[10]45。對此，雖有中國學者從立法政策立場提出反對意見，（註：參見崔建遠: 《嚴格責任? 過錯責任?》，載《民商法論叢》第 11 卷，法律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90 頁以下; 韓世遠: 《違約損害賠償研究》，法律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88 頁以下。）《合同法》第107 條最終並未將「過錯」作為違約責任或者損害賠償責任的構成要件，在這點上，應該承認中國合同法確實受到了 CISG 的影響。
CISG 第 74 條規定確定損害賠償范圍的可預見性規則( foreseeability) ，這一規定被中國合同法第 113 條第 1 款完全吸收。CISG 第 75 條規定的替代交易場合的損害賠償計算方式、第76 條規定的未從事替代交易場合依時價計算損害賠償的方法，在中國合同法中雖未明確規定，在中國實務中的做法，也是大致相當。CISG第 77 條規定的減輕損害規則，中國合同法第119 條的規定與之大致相當。
( 五) 免責
CISG 第 79 條規定的免責事由是「不能控制的障礙」( an impediment beyond his control) ，中國合同法規定的免責事由則是「不可抗力」( force majeure) 。後者被定義為「不能預見、不能避免並不能克服的客觀情況」( 第 117 條第 2款) ，而 CISG 所用的不是 and，而是 or。因而，中國合同法上的免責事由被限定得嚴格。CISG 第 79 條第 5 款規定，「本條規定不妨礙任一方行使本 CISG 規定的要求損害賠償以外的任何權利」。這包括宣告合同無效的權利。中國合同法第 94 條第 1 項規定，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實現合同目的的，當事人可以解除合同。因而，二者在這點上是共同的。
四、買賣合同
( 一) 買賣的標的物
CISG 所規定的買賣的標的物，正如其名稱所反映出來的，是貨物( goods) ，同時 CISG 又明確排除供私人、家人或家庭使用的貨物、經由拍賣的銷售、根據法律執行令狀或其他令狀的銷售、公債、股票、投資證券、流通票據或貨幣的銷售、船舶、船隻、氣墊船或飛機的銷售、電力的銷售( CISG 第 2 條) 。
中國《合同法》所規定的買賣的標的物是有體物，並不包括權利。這里的有體物，並不以動產為限，尚包括不動產。當然，土地不能成為買賣的標的物( 只是土地使用權可以流轉) ，故這里的不動產主要指房屋之類建築物。這里的買賣，既可以是商事買賣，也可以是民事的買賣，包括消費者為買受人的買賣。拍賣只是一種特殊類型的買賣。
( 二) 賣方的義務
賣方的義務( CISG 第 30 條、中國合同法第135 條、第 136 條) 、出賣人交付標的物的地點( CISG 第31 條、中國合同法第 141 條) 、出賣人交付標的物的時間( CISG 第 33 條、中國合同法第138 條、第 139 條) 等，中國合同法學習了 CISG。
( 三) 出賣人的物的瑕疵擔保統合入違約責任
中國法是大陸法系大家庭中的一員，因而，起源於羅馬法的出賣人的物的瑕疵擔保責任，便很容易被想當然地以為存在於中國法中。這一問題，在中國統一的合同法之前，學說上存在分歧。中國合同法第 153 條規定了出賣人應當按照約定的質量要求交付標的物。出賣人提供有關標的物質量說明的，交付的標的物應當符合該說明的質量要求。第 155 條規定，出賣人交付的標的物不符合質量要求的，買受人可以依照本法第 111 條的規定要求承擔違約責任。第111 條是合同法總則「違約責任」章中的一個條文，它規定: 「質量不符合約定的，應當按照當事人的約定承擔違約責任。對違約責任沒有約定或者約定不明確，依照本法第 61 條的規定仍不能確定的，受損害方根據標的的性質以及損失的大小，可以合理選擇要求對方承擔修理、更換、重作、退貨、減少價款或者報酬等違約責任。」對於中國合同法的上述規定，盡管有個別學者認為瑕疵擔保責任在中國合同法上相對獨立，它與一般的違約責任競合，買受人可以根據個案擇一而主張[11]，主流的學說則主張出賣人的物的瑕疵擔保責任在中國合同法上已被統合進了違約責任，中國法奉行的是違約責任「單軌制」，而不是違約責任與瑕疵擔保責任並存的「雙軌制」[12]。中國合同法的這一立場，實際上是學習了 CISG。違反 CISG 第 35 條第 1 款而質量不符的情形，既可以包括有瑕疵的履行( peius) ，也可以包括給付他種物( aliud) ，且均可因瑕疵通知期間的徒過( 錯過責問 Rügeversaeumung) 而「治癒( geheilt) 」[6]123。同樣，依中國合同法第 158條，買受人怠於將標的物數量或者質量不符合約定的情形通知出賣人的，「視為標的物的數量或者質量符合約定」，不存在另外追究出賣人一般違約責任的餘地。在中國合同法之後，同為大陸法系一員的德國民法，自 2002 年 1 月 1 日起也已實現了這種統合[13]79 －121。
CISG 第 35 條對於標的物在數量、質量、規格、包裝方面的符合性作了專門規定，對此，中國合同法並沒有完全照搬，而是分散地作了規定。換言之，在中國合同法上，買賣標的物的合同符合性並非集中地規定的，而是分散的。其中，對於質量的符合性，規定在第153 條、第154條( 指引向第 62 條第 1 項) 、第 155 條( 指引向第 111 條) 、第 168 條、第 169 條等。對於數量的符合性，雖然沒有像質量那樣明確規定了出賣人的相關義務，但從其他條文可以看出，合同法還是作了相關的要求的，體現在第 158 條、第162 條以及第 72 條等。對於所謂「規格」，合同法沒有專門的規定，而是體現在合同約定的質量要求( 比如第 153 條) 或者憑樣品買賣( 第169 條) 。合同法沒有像 CISG 那樣使用「通常使用的目的」和「特定目的」，但在第 169 條規定了憑樣品買賣出賣人的買受人不知道樣品有隱蔽瑕疵的，即使交付的標的物與樣品相同，出賣人交付的標的物的質量仍然應當符合同種物的通常標准。這里的「通常標准」概念，在功能上與 CISG 所謂的「通常使用目的」相當。對於包裝，中國合同法第 156 條照搬了 CISG 第 35條第 2 款第 4 項。
CISG 第 38 條規定了買方檢驗貨物的時間。中國合同法第 157 條的規定並不完全一樣，買受人收到標的物時應當在約定的檢驗期間內檢驗。沒有約定檢驗期間的，應當及時檢驗。在沒有約定場合的及時檢驗這一點上，二者是相同的。中國合同法沒有進一步區分情形詳細規定，而是作了簡化處理。這一做法並不意味著中國合同法的起草人認為 CISG 的規定不合理，而是考慮到了中國的現實，特別是從便於使立法通過的考慮，在一些規定上刪繁就簡。
( 四) 風險負擔
中國合同法第 142 － 149 條是關於買賣標的物風險負擔的規定，這些規定顯而易見是受到了 CISG 的影響，但又有所變化。
中國合同法吸收 CISG 的地方體現在: 規定了風險移轉的交付主義( 第 142 條，CISG 第 69條第 1 款) 。規定了一些特別的規則，包括: 債權人遲延場合的風險移轉( 第 143 條) 、在途標的物買賣中的風險負擔( 第 144 條，中國法缺少但書) 、第一承運人規則( 第 145 條) 、特定地點規則( 第146 條) 。中國合同法規定了出賣人按照約定未交付有關標的物的單證和資料的，不影響標的物毀損、滅失風險的轉移( 第 147 條、CISG 第 67 條第 1 款後段) 。並規定標的物毀損、滅失的風險由買受人承擔的，不影響因出賣人履行債務不符合約定，買受人要求其承擔違約責任的權利( 第 149 條，CISG 第 70 條) 。
中國合同法第 148 條規定: 因標的物質量不符合質量要求，致使不能實現合同目的的，買受人可以拒絕接受標的物或者解除合同。買受人拒絕接受標的物或者解除合同的，標的物毀損、滅失的風險由出賣人承擔。這一規則以CISG 中是沒有的。這一條是參考美國統一商法典作出的規定[14]229，但是，該條與統一商法典第 2 －510 條相比，也不是完全一樣的，而是作了若干改動。
由於 CISG 中不存在標的物交付原始不能場合合同不成立的規定，該合同仍得有效成立，出賣人不交付標的物只是構成違約[6]36，故CISG 中的風險負擔制度，被認為是與以雙務合同概念為媒介的履行牽連關系機制無關[7]21。

『柒』 聯合國貨物銷售合同第二十八條是什麼意思

意思是一方有權利要求另一方在合同公約范圍內，做出合理的事情。
第二十八條：如果按照本公約的規定，一方當事人有權要求另一方當事人履行某一義務，法院沒有義務做出判決，要求具體履行此一義務，除非法院依照其本身的法律對不屬本公約范圍的類似銷售合同願意這樣做。
《聯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公約》是由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主持制定的，1980年在維也納舉行的外交會議上獲得通過。公約於1988年1月1日正式生效。
聯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公約（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Contracts for the International Sale of Goods，CISG)。根據聯合國大會的授權，聯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同會議於1980年3月10日至4月11日在奧地利維也納舉行（維也納會議），共62個國家的代表出席。在這次會議上通過了該公約。1988年公約在達到法定批准國家數額後正式生效。
1986年12月11日中國交存核准書，在提交核准書時，提出了兩項保留意見：1.不同意擴大《公約》的適用范圍，只同意《公約》適用於締約國的當事人之間簽訂的合同。2.不同意用書面以外的其他形式訂立、修改和終止合同。2013年1月中國政府正式通知聯合國秘書長，撤回對《聯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公約》所作「不受公約第十一條及與第十一條內容有關的規定的約束」的聲明，該撤回已正式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