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與英國合同法的區別與案例分析
『壹』 合同法中的允諾和自由意志（Will and Reliance Theory）：英國合同法中的基本法理
英國合同法的基本法理由允諾和自由意志兩部分組成。允諾理論強調如果一方基於另一方的承諾進行下一步行動，合同則有效。自由意志理論則主張合同法應尊重並保護合同雙方基於個人意志簽訂的合同。這些法理在解釋合同行為或案件判決時發揮重要作用。
以下通過具體案例深入探討這兩個理論：
自由意志理論：在拉斐爾v維歇尓豪斯案中，雙方對約定時間存在分歧，法院裁定合同無效，因雙方無法達成共識。而在雀巢案中，盡管被告在計算版權費時存在爭議，但上議院判決合同有效，認為顧客支付了三個巧克力包裝紙，雙方基於自由意志進行交易。
允諾理論：高樹案中，允諾後不得否認的原則，防止一方在承諾後反悔導致另一方受損。法官Denning J裁定，盡管原告希望提高租金，但考慮到被告依賴允諾並支付減半租金，法院判決原告只能提高租金，但不能要求被告補全差額。
盡管允諾和自由意志理論在解釋合同情況時存在爭議，但在保護合同公平性時，法院可能傾向於保護受傷害一方，尤其是當合同影響了非自願一方的公平性時，學術界會使用允諾理論來解釋法院的判斷。
主 題： 【法律】實質性變更要約未被接受則合同不成立
日 期： 2007-7-25 9:53:43
作 者：
來 源： 人民法院網
內 容： 裁判要旨
合同簽訂中，如果受要約人對要約內容予以擴張、限制或者變更，便不是承諾，而是對要約的反要約。有關貨物價格、付款、貨物質量和數量、交貨地點和時間、一方當事人對另一方當事人的賠償責任范圍或解決爭端等等的變更，均視為在實質上變更要約，如對方未明確接受，則合同不成立。
案情
2005年4月12日，中國外運山西公司將加蓋其單方「中國外運山西公司進出口貿易部」印章的SA5077號合同傳真發至中嘉（新加坡）有限公司在大連的辦事機構，向其發出要約。要約主要內容為：同意購買伊朗產鉻礦塊4000公噸，要求三氧化二鉻含量為40％以上，基數為42％。價格為203.70美元/干噸CIF CY中國新港。付款方式為根據裝運港結果即期付款95％，余額5％根據卸貨港結果在CIQ基礎上即期付款。裝運時間為2005年6月底以前裝運第一批2000噸，2005年7月底以前裝運第二批2000噸。裝運條款為允許分批裝運，最小量為1000噸，不允許轉運。信用證開證條款為被告於2005年6月初開立以原告為受益人的100％即期、不可撤銷信用證。
2005年4月13日，中嘉（新加坡）有限公司將合同條款進行兩處修改後復傳給被告中國外運山西公司。具體修改為：1.將合同條款第8條的裝運時間由「2005年6月底以前裝運第一批2000噸」修改為「收到信用證後35天裝運第一批2000噸」；2.將合同條款第12條的信用證開證條款由「該信用證開立時間為2005年6月初」修改為「該信用證開立時間為2005年6月3日前」。
中國外運山西公司收到對方修改的合同後，中國外運山西公司業務負責人宋燕平在合同上簽署了姓名，但未將該合同給對方傳回。
2005年4月14日，中嘉（新加坡）有限公司再次復傳給中國外運山西公司，並在前次改動的基礎上再次對SA5077號合同第11條的裝運條款進行修改，將「不允許轉船」修改為「允許轉船」。並在合同頁首寫明「宋經理收，電話確認，您已同意以下修改條款，請復傳！」
中國外運山西公司收到原告中嘉（新加坡）有限公司的上述4月13日、4月14日兩次復傳後，均未就改動後的合同進行復傳，對方多次催促其履行合同，其未以書面形式答復。
中嘉（新加坡）有限公司於2005年6月25日和2005年7月9日將鉻礦石4019.227干噸裝船，並出售給營口新型硅產品有限公司，價格為162.5美元/干噸CNF大連。該合同與原合同相比較，差價為165592美元。
後中嘉（新加坡）有限公司訴至太原市中級人民法院，要求被告中國外運山西公司賠償165592美元。
審判
太原市中級人民法院認為：
一、原告中嘉（新加坡）有限公司所在國新加坡及被告中國外運山西公司所在國中華人民共和國，均為《聯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公約》的締約國，本案所涉及的買賣關系不在該公約第二條、第三條排除之列，因此審理本案應優先適用《聯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公約》。
二、原告中嘉（新加坡）有限公司在收到被告中國外運山西公司2005年4月12日的發價（要約）後，在4月13日復傳給被告的傳真中進行了兩處修改，該兩處修改附加了開出信用證為裝運前提，同時使裝運時間由2005年6月底可能延後到2005年7月，是對裝運時間的變更。而裝運時間的變更可能影響到交貨時間。因此，依據《聯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公約》的規定，該兩處修改視為在實質上變更發價的條件，原告4月13日給被告的復傳構成新發價。2005年4月14日，原告中嘉（新加坡）有限公司在前次改動的基礎上對合同第11條的裝運條款進行修改，將「不允許轉船」修改為「允許轉船」。並在合同頁首寫明「宋經理收，電話確認，您已同意以下修改條款，請復傳！」原告的這次修改是對交貨方式的變更，同樣構成新發價。對於原告的兩次新發價，原告未能提供被告已作出承諾，並送達原告的證據。因此，原告關於合同已經成立的主張法院不予支持。本案所涉合同未成立，對雙方當事人沒有約束力。
原告中嘉（新加坡）有限公司出售給營口新型硅產品有限公司的鉻礦石中，三氧化二鉻的含量在SGS報告中顯示為37.4%，我國商檢局出具的報告顯示為38.82％和38.89％，均不足40％。而原、被告雙方的合同要求三氧化二鉻的含量以42％為基數，不低於40％。因此，原告提供的證據不足以證明其出售給營口新型硅產品有限公司的鉻礦石確實屬於為原告籌備的貨物。再者，鉻礦石中三氧化二鉻的含量低於40％也不符合原、被告雙方所發出要約的要求，即使履行也可能被拒絕付款。
太原中院依據《聯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公約》第十八條第（一）項、第十九條、第三十五條，《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六十四條之規定，判決：駁回原告中嘉（新加坡）有限公司的訴訟請求。本案訴訟費16716元由原告中嘉（新加坡）有限公司負擔。
一審判決送達後，雙方當事人均未提起上訴，本案一審判決發生法律效力。
評析
本案雙方當事人的爭議焦點在於被告對原告所發要約的兩處修改是否構成新發價，即是否構成對要約的實質性修改，合同是否最終成立的問題。
合同的成立是指雙方當事人依法就合同的主要條款經過協商一致，即雙方當事人意思表示一致的結果，是合同是否存在的重要標志。如果合同不成立，雙方當事人之間沒有合同關系，也就無須討論合同的履行、合同的終止、變更和解除的問題，更不存在違約責任的問題。
承諾的內容應當和要約的內容一致，是訂立合同的一項基本原則，只有意思表示一致合同才能成立。承諾是無條件地全部接受要約條件，因為承諾是受要約人同意按要約的全部內容與要約人訂立合同的意思表示。如果受要約人對要約內容予以擴張、限制或者變更，便不是承諾，而是對要約的反要約，是新發價。承諾的內容與要約內容相一致，並不意味著承諾的內容與要約的內容絕對完全一致，只要求實質內容一致即可，也就是說只有承諾對要約的內容作出實質性變更才構成反要約，而對於要約的非實質性變更並不影響承諾的成立。目前《聯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公約》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都採用了這種處理方法。《聯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公約》第十九條規定：（1）對發價表示接受但載有添加、限制或其他更改的答復，即為拒絕該項發價，並構成還價。（2）但是，對發價表示接受但載有添加或不同條件的答復，如所載的添加或不同條件在實質上並不變更該項發價的條件，除發價人在不過分遲延的期間內以口頭或書面通知反對其間的差異外，仍構成接受。如果發價人不做出這種反對，合同的條件就以該項發價的條件以及接受通知內所載的更改為准。（3）有關貨物價格、付款、貨物質量和數量、交貨地點和時間、一方當事人對另一方當事人的賠償責任范圍或解決爭端等等的添加或不同條件，均視為在實質上變更發價的條件。《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三十條規定：承諾的內容應當與要約的內容一致。受要約人對要約的內容作出實質性變更的，為新要約。有關合同標的、數量、質量、價款或者報酬、履行期限、履行地點和方式、違約責任和解決爭議方法等的變更，是對要約內容的實質性變更。從上述規定可以看出，關於何種變更為實質性變更，《聯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公約》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均認為有關貨物的價格、數量、質量、履行期限、履行地點、履行方式、違約責任和爭議解決方式的變更為實質性變更。二者不同之處在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要求更嚴格，採取了窮盡列舉方式，除上述列舉外未允許作其他擴張解釋，而《聯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公約》在上述列舉後使用了「等等」字樣，表明該公約允許裁判者在裁判時根據合同的具體情況作出何為實質性變更的判斷，賦予了裁判者一定的自由裁量權。
本案中，原告中嘉（新加坡）有限公司對被告中國外運山西公司所發要約的三處修改中，第一處和第二處附加了開出信用證為裝運前提，改變了裝運時間，屬於對合同履行期限的變更。第三處將不允許轉船修改為允許轉船，屬於對合同履行方式的變更。上述幾處修改完全屬於《聯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公約》規定的對要約作出實質性變更的情形，構成新要約。原告中嘉（新加坡）有限公司主張合同成立的理由不能成立，其要求被告賠償損失的主張不應予以支持。
該案案號為：（2006）並民初字0036號
案例編寫人：山西省太原市中級人民法院 楊效熙
『叄』 貨代滯箱費糾紛案例分析
滯箱費根據合同約定的費率進行計算，不適用減損原則，不具有懲罰性，當承運人重新獲得集裝箱的使用或合同終止時停止計算，不能無限期計算。承運人在貨方拒絕履行合同構成毀約之時，有權選擇解除合同並索賠實際損失或在有合法利益的情況下確認合同有效從而繼續請求滯箱費。那麼，下面是由yjbys兇案編為大家整理的貨代滯箱費糾紛案例分析，歡迎大家閱讀瀏覽。
一、案情介紹
托運人Cottonnex Anstalt委託承運人地中海航運公司將35個40英尺高箱的原棉從中東港口經海路運輸到孟加拉國的吉大港。
貨物分3批裝運，共簽發了5套提單，分別於2011年5月13日、5月20日和6月27日在吉大港卸載。原棉的市場價格驟降，收貨人不提貨，也沒有任何人主張提貨。訴訟時貨物仍未拆箱滯留在吉大港。
2011年6月6日，收貨人在孟家拉國高等法院提起針對信用證開證行和保兌行的訴訟程序，試圖阻止信用證下付款。2011年6月15日，法院作出中間禁令，限制發證行對信用證承兌。
事實上，2011年5月23日，托運人已收到前2批貨物(前4套提單)信用證項下的貨款。2013年1月30日，保兌行向托運人支付了第3批貨物(第5套提單)貨款。2011年9月27日，托運人致函承運人，聲稱因貨款已支付，所以其對貨物不再有合法所有權。
2012年1月承運人提議將集裝箱賣給托運人。該提議在承運人於2012年2月2日發送給托運人的郵件中有提及，“我方已給出合適的解決方案，購買我們的集裝箱並且付清到目前為止的滯箱費。”托運人認為定價太高，拒絕了該提議。
孟加拉國海關當局明確表示，沒有法院命令，禁止任何人將集裝箱從現有的存放堆場移動。
提單約定卸貨港免費期為14天。運價表約定，免費期屆滿後前10天每天每箱10美元;接下來10天每天每箱18美元;隨後每天每箱24美元。雙方當事人達成一致意見，任何時間在吉大港立即購買到替代集裝箱的成本為每個3262美元或更少。
2013年6月10日，承運人在英國高等法院提起訴訟，請求托運人支付至起訴時的滯箱費577184美元，及繼續以每天840美元的標准累增滯箱費。
托運人抗辯：托運人不再享有貨物所有權，只有收貨人才有權提取貨物;承運人指定卸貨港還箱地點是貨方還箱義務開始的前提，因此滯箱費並未起算;承運人並未採取拆箱或購買替代箱等合理措施減損;2011年底或2012年初時，托運人無力或(實際上和/或預期上)不能提取集裝箱已構成毀約，因此支付滯箱費義務終止。
二、高等法院判決
高等法院指出，各方均沒有援引訴訟請求為滯箱費的判例，並認為在不構成懲罰金條款的情況下，提單第14.8條是類似航次租約下由於承租人未能在約定的期間內裝卸貨而就遲延給予船舶所有人“滯期費”的約定損失賠償條款(liquidateddamages clause)。無論是基於特定日期後承運人事實上並未遭受任何經濟損失，或基於若承運人採取合理措施減損則不會產生這些經濟損失，都不存在減少該賠償數額的爭議。
根據提單對“貨方”的定義及第2條關於貨方承擔連帶責任的約定，托運人應承擔提單證明的合同下“貨方”的全部責任。
承運人指定卸貨港還箱地點並不是貨方還箱義務開始的前提。滯箱費持續計算至貨方返還集裝箱或承運人拆箱或合同終止。
2011年9月27日，托運人明顯毀約，因其不可能提取貨物及遲延提取貨物的期間過長以致阻礙合同商業目的實現。這種情況下，承運人保持合同有效和請求滯箱費的權利取決於其這么做是否具有合法利益。鑒於滯箱費條款的正當的目的是計算貨方遲延歸還集裝箱所致的損失，若顯然未遭受損失，僅為了請求滯箱費而保持合同有效，則該行為不具有合法利益。在2011年9月27日，承運人因集裝箱在吉大港滯留而遭受經濟損失無任何根據，此時保持合同有效的唯一目的是請求滯箱費，該行為是完全不合理的。
如果我認為承運人保持合同有效的權利是無限制的，那麼我也應該判定該條款是懲罰金而不可實施，原因是，基於補償原理，甚至在任何理性的承運人都不會遭受損失的情況下，允許滯箱費無限制賠付的條款無疑是不合法的。
因此，判決承運人有權利獲得自其請求的日期開始至2011年9月27日止以請求的費率計算的滯箱費。
三、英國上訴法院判決
英國上訴法院認為，至2011年9月27日，集裝箱遲延歸還時間相對較短時間，不足以使得合同商業目的落空。到2012年2月初，遲延又持續了四個月。2012年2月2日承運人為解決僵局向托運人發出出賣集裝箱的要約，但要約被拒。此時，合同商業目的顯然落空。該買賣本可以解除托運人歸還集裝箱的義務及仍待履行的運輸合同下的最終義務。因此，托運人毀約應從2012年2月2日開始。
承運人是否必須接受毀約從而使得合同終止?上訴法院認同毀約並不使合同下的原義務自動終止，而是給予守約方選擇接受毀約並終止合同索賠損失，或確認合同有效繼續索賠滯箱費的權利。但，一旦合同商業目的落空，合同不可能進一步履行，就好像托運人或其他責任承擔主體已損壞了集裝箱，守約方就不再有確認合同的選擇權。
因此，判決承運人有權利獲得自其請求的日期開始至2012年2月1日止以請求的費率計算的滯箱費。在此之後，托運人賠償承運人每個集裝箱3262美元損失。
四、英國兩級法院判決評析
英國高等法院和上訴法院的判決結論都認為滯箱費在合同終止的情況下停止計算。但在兩個主要問題上，上訴法院的意見與高等法院的觀點不一樣。
首先是一個事實問題，托運人何時的哪些行為構成毀約。高等法院認為2011年9月27日，托運人致函給承運人的信件表明其明顯毀約，因其不可能提取貨物及遲延提取貨物的期間過長以致阻礙合同商業目的實現。上訴法院並不認可該信件表明托運人不願提取貨物，且遲延的期間相對較短不足以使得合同商業目的落空。
其次是一個法律問題，當判斷托運人的行為構成毀約後，承運人在本案中是否享有選擇確認合同繼續有效的權利。高等法院認為，承運人享有此權利，但因為沒有遭受實際損失因此確認合同有效沒有合法利益，因而是完全不合理的，所以滯箱費只能計算至毀約之日。上訴法院認為，當毀約導致合同商業目的落空時，當事人進一步履行合同已為不可能，守約方就不再有確認合同有效的權利，因此只能接受毀約和索賠損失。
五、對比中國法下裁判理念
滯箱費糾紛在中國海事審判實踐中屬於運輸合同糾紛下高頻常發的一類糾紛，但長期以來，各海事法院及上訴審高院對滯箱費的法律性質、承運人是否有減損義務、滯箱費如何計算、是否調整額度等都存在不一樣的認識。英國高等法院和上訴法院的判決展示了英國法下解決這些問題的思路，值得我們關注。
(一)關於滯箱費的法律性質
英國兩級法院的判決書認為承運人在運價表中約定的每日支付一定數額的'滯箱費條款為約定損失賠償條款。約定損失賠償條款的目的是，當貨方未在約定的免費期內歸還集裝箱給承運人時，確定合同違約的損失數額。
我國司法界對於滯箱費性質的認識不一，歸納起來主要是三種：違約損失、違約金和租金。筆者所在的廣州海事法院在審判實踐中傾向於認為：承運人將其集裝箱提供給貨主裝貨，只是出於順利完成其在海上貨物運輸合同下義務的考慮，這時托運人或者收貨人使用承運人的集裝箱也是為了保證運輸合同的順利履行。因此，在承運人完成運輸協議項下的運輸義務後，托運人或收貨人再佔用集裝箱顯然是不合理的，應當歸還集裝箱，這也是托運人或收貨人依據運輸合同應承擔的附隨義務。[1]若是托運人或者收貨人沒有及時歸還集裝箱，就違反了運輸合同的這一附隨義務，應當承擔《合同法》第107條規定的賠償損失的違約責任。因此，滯箱費屬於一種違約損失。值得一提的是，最高人民法院在再審申請人上海蟬聯攜運物流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上海蟬聯攜運物流有限公司與被申請人A.P.穆勒-馬士基有限公司海上貨物運輸合同糾紛案[③]中認可了滯箱費屬於違約損失的觀點。
(二)關於承運人是否有減損或防止損失擴大的義務
英國高等法院認為，滯箱費條款是約定損失賠償條款，一旦滯箱費開始起算，無論承運人事實上是否遭受任何經濟損失，或若承運人採取合理措施減損(拆箱或購買替代箱)則不會產生這些經濟損失，都不存在減少該賠償數額的爭議。換言之，滯箱費不能因為適用減損原則而停止計算。
英國上訴法院認為，在上訴案件中無需對減損原則是否適用給出最終結論，但暫時的觀點是高等法院的判斷是對的。提單第14.8條款，超出免費期歸還集裝箱的遲延都將剝奪承運人對可贏利動產的使用，進而導致損失。滯箱費率的共識是建立在其可就上述損失進行充分補償的設想上。這些集裝箱並不僅僅因為承運人為滿足其他特定需求而獲取了更多集裝箱就變得不再有可贏利性。托運人認為承運人應購買替代箱減損的抗辯是假設承運人獲取的任何集裝箱，無論是否為了立即需要額外空間，都應視為托運人繼續滯留集裝箱的替代箱，這是不對的。承運人可能僅是單純地增加了其庫存。僅在合同終止且原集裝箱未歸還的情況下，新買箱才可能是真正的替代箱。
中國司法實踐中有法院在案件[④]中認為無人提取貨物，滯箱費持續計算，不存在承運人減損的義務問題。但大多數法院基於滯箱費屬於違約損失的認定，認為根據《合同法》第119條的規定，承運人具有防止損失擴大的義務。滯箱費糾紛中，通常理解承運人防止損失擴大的義務包括：及時拆箱、租箱或購置替代箱等，與英國判決中提到的“減損義務”內容基本是一致的。
至於承運人防止損失擴大的義務何時開始及內容，各法院的理解不一，呈現多樣化。司法實踐中，有法院以滯箱費達到1.5個[⑤]或2個[2][⑥]同類型新箱的市場價值為限來界定承運人應開始採取措施防止損失擴大的時間。也有法院[⑦]認為承運人有理由確信貨方不可能再行使對貨物的權利時開始有義務進行減損或再給予合理的貨物處理時間。廣州海事法院的既往判決[⑧]多認為，自滯箱費達到1個同類型新箱市場價時承運人防止損失擴大的義務開始，且此觀點在航運實踐中也逐漸得到各航運公司的重視。在此司法理念下，承運人防止損失擴大義務的內容為購置同類型新箱。原因在於：滯箱費的主要作用體現在督促用箱人及時返回集裝箱，避免影響承運人對箱源的分配及運轉安排，造成承運人經營成本增加。那麼，承運人通過重新購置新箱的方式，可以有效避免集裝箱被長期佔用造成的營業損失(如果有的話)，是承運人作為非違約方的有效防止損失擴大的方式，而且購置替代箱與階梯式遞增計算的滯箱費相比，相對公平，亦在貨方可預見的損失范圍之內。有必要說明的是，承運人防止損失擴大的方式有很多種，包括內部調劑、向外租賃或購買集裝箱，為什麼是購買集裝箱?因為承運人實際損失(如果有的話)難以計算的前提下，承運人需根據自身實際情況，比如報廢箱的數目、市場行情等進行綜合判斷租或買。這是審判機構無法也不宜事先設定的純粹而靈活的商業決定，但從平衡承運人和貨方的角度考慮，貨方所能預見到的頂格賠償就是購買同類型的箱。為什麼是新箱?因為運輸流轉時，重視的是集裝箱能否滿足貨運要求而不是新舊程度，對貨方而言，其預期是最多賠償一個新箱。
(三)關於承擔滯箱費的責任主體
英國法下，看合同約定。在卸貨港無人提貨時應由誰承擔滯箱費這個問題出現在英國高等法院一審程序中。從判決來看，英國法下更重視當事人之間的合同自由約定。高等法院的里蓋特法官從提單第2條約定的貨方對承運人的連帶責任推出，托運人應承擔提單證明的合同下“托運人、收貨人、提單持有人、貨物接收人以及擁有、享有或聲稱佔有貨物或本提單的任何人，或代表該人行事的任何人”(貨方)的全部責任，包括第14.8條下支付滯箱費的義務。這充分尊重了合同約定，但如果承運人起訴擁有貨物所有權的買賣合同下買方(即使不是提單上記載的收貨人，或者如本案的情況也是提單上記載的收貨人但並沒有主張提貨)，依照本案判決邏輯，法院很有可能判決應由其承擔全部責任。
中國法下，重視法律規定。中國司法實踐似乎並沒有特別重視合同是否有約定所有“貨方”向承運人承擔連帶責任，相反，我國《海商法》第4章分散性地規定了托運人、收貨人、提單持有人等的責任，而根據《海商法》第44條的規定，這些規定是強制適用的，違反這些規定的條款是無效的。
遺憾的是，無人提貨時滯箱費由托運人或收貨人承擔在法律適用上遇到一個難點：我國《海商法》第86條和第88條關於責任主體的規定僅明確托運人應該承擔責任，但收貨人是否也應承擔責任並不明確。司法實踐中對此問題理解不一。
從廣州海事法院的司法實踐來看，其傾向於認為，在無人提貨時，僅應由托運人承擔責任。托運人和承運人是海上貨物運輸合同的當事人，收貨人是托運人在貿易合同中選擇的，貨到卸貨港後，無人提取貨物，運輸關系尚未終止，承運人有權向托運人主張卸貨港發生的費用，包括滯箱費。更何況，中國法下關於“收貨人”身份的確認是以收貨人向承運人主張提貨權為前提的。[3]收貨人承擔義務的前提是其主動表明收貨人身份，並向承運人主張提貨，只有其主張了提貨的權利，法律才要求其提貨及承擔還箱義務。而且，在某一具體的合同關系中，特別是集裝箱運輸，除非托運人同時也是收貨人，否則托運人就應當對其所指定的收貨人的真實存在和在卸貨港提取貨物向承運人承擔默示擔保義務[⑨]。因此，在無人提貨情況下，承運人不知道收貨人是誰或聯系不到收貨人，或不是合法的收貨人或聯繫到收貨人但其並不主張提貨，托運人理應承擔其選擇收貨人不當而給承運人造成的損失，這也符合審判實踐。當然，在收貨人主動表明身份並請求承運人交付貨物後，無論隨後其是否按時提貨抑或未能在約定或合理的時間內提取貨物，抑或拒絕提貨，滯箱費的承擔均與托運人無關，因為收貨人主張運輸合同項下的權利，理應履行與之相關的運輸合同下的義務。
由此可見，在卸貨港無人提貨的情況下，承運人僅向托運人提起訴訟主張滯箱費時，英國法院和我國法院可能都會認定托運人為適格的責任主體，但在判定是否為唯一責任主體時可能存在不同的意見。
(四)滯箱費條款是否具有懲罰性
英國法下，滯箱費條款沒有懲罰性。在英國高等法院的判決中，里蓋特法官從the Makdessi案判決書及其引用的判例中抽取幾個關於懲罰金條款的關鍵原則：(1)懲罰金是合同條款約定的一方違約時應支付的一筆款項，其目的是阻止違約，保障合同履行。(2)款項是否是懲罰金這個問題取決於根據合同訂立時的情形對合同條款作出解釋。(3)主張款項是懲罰金的一方負有舉證證明責任，法院在判定商業合同的某條款屬於懲罰金條款前應非常謹慎。(4)款項如果是“真正的預先估計的損失”，即，其目的是對違約引起的損失提供賠償，則不屬於懲罰金。(5)一筆款項並不僅僅因為在多種情況下都應支付，且在其中某些情況下支付數額超過或可能超過違約造成的損失就屬於懲罰金。但是，若在所有或多數或某一重要類別的情況下，該筆費用過大且與可能造成的損失(或可能造成的最大程度的損失)完全不成比例，這可能表明其屬於懲罰金。(6)近來判例表明，即使支付款項並不是普通法下可作為違約賠償得到救濟的“真正的預先估計的損失”，若存在商業合理性就不會被認定為懲罰金。這個合理性可能在於有利於提前明確知曉違約的經濟後果和避免爭議。(7)最後，核心問題是，支付條款是否因約定的數額與違約造成的損失賠償相比過高，且沒有足夠的商業正當性而不合理。
英國高等法院認為，如果滯箱費條款給予承運人無限制的權利來忽視托運人毀約的事實及請求無限期的滯箱費，該條款是懲罰金。如果是懲罰金，則該條款不可實施。但本案中承運人並不具有無限制的權利。
英國上訴法院認同高等法院關於承運人並沒有無限制的權利確認合同有效及請求無限期的滯箱費的觀點，但認為本案根本就不會產生滯箱費是否具有懲罰性的疑問。從未有人認為，航次租船合同下以每日費率支付滯期費的條款僅因為沒有明確限制承租人責任期間就具有懲罰性。正如里蓋特法官的觀點，在個案中，法律基本原則已限制了承租人責任范圍。
中國司法審判實踐普遍認為滯箱費的收取具有懲罰性，並不符合我國民事責任的補償性原則，如果滯箱費的收取完全不考慮承運人遭受的實際損失大小，對於貨方而言也是不公平的。因此，司法實踐通常以此作為調整滯箱費金額的理由之一。
(五)關於滯箱費何時停止計算
英國法院和我國法院都認為，只要違反了合同約定的在免費期內歸還集裝箱的義務，滯箱費自免費期屆滿開始起算。但除了集裝箱重新置於承運人使用外，在滯箱費何時停止計算的問題上觀點存在極大的不同。
英國法下，滯箱費在合同終止時停止計算。英國高等法院認為，除了集裝箱歸還或拆箱以外，滯箱費在合同終止時停止計算。當托運人毀約時，若承運人選擇終止合同時滯箱費停止計算，但托運人有義務賠償因合同終止而給守約方造成的任何損失(這類損失的計算並無限制，因此適用減損原則);若承運人選擇繼續保持合同有效則滯箱費繼續計算。英國上訴法院同樣認為滯箱費在守約方選擇接受毀約時停止計算，不過毀約導致合同商業目的落空時，承運人只能選擇接受毀約。
中國法院認為，滯箱費從防止損失擴大義務開始時停止計算。滯箱費的計算受限於違約方“可預見規則”和“防止損失擴大規則”，因此，法院對過高的滯箱費進行調整，如上文提到，司法實踐中對於防止損失擴大義務何時開始及內容並沒有統一的標准，廣州海事法院傾向於認為當滯箱費金額達到1個同類型新箱市場價時，承運人防止損失擴大義務開始，隨後產生的滯箱費不予支持。
由此可見，主張“即使集裝箱未歸還，支付滯箱費的義務在特定期間後停止”的觀點，在英國法下基於可推出合同義務終止的法律原則，在中國法下是基於“可預見規則”和“防止損失擴大規則”。
六、結論
英國上訴法院和我國法院對滯箱費糾紛的審判邏輯都是依據各國法律淵源做出的，共性之處在於都認為滯箱費不可以無限期計算下去，不同的是，英美法的思路是判斷合同義務終止的時間，中國法下則依據合同法關於違約損失受限於“可預見規則”和“防止損失擴大規則”的規定，從承運人具有防止損失擴大義務的角度來阻止滯箱費無限期計算下去。相較之下，英美法下更加重視合同自由約定，無論是責任主體還是賠償額度，都更有利於承運人滯箱費的訴求。
參考文獻：
[①]MSC Mediterranean Shipping Company S.A. V Cottonex Anstalt [2016] EWCACiv 789，該案由Lord JusticeMoore-Bick, Lord Justice Tomlinson 和Mr. Justice Keehan於2016年5月25日開庭審理，2016年7月27日作出判決。本案一審索引號為[2015] EWHC 283(Comm.)，由高等法院商事法庭王座分庭的里蓋特法官(Mr. Justice Leggatt)於2014年12月1日和2日審理，判決書出具日期為2015年2月12日。
[②]英文原文為“container demurrage”，在中國司法審判實踐中，多稱之為“集裝箱超期使用費”，為行文方便，本文統一為“滯箱費”。
[③]最高人民法院(2015)民提字第119號民事判決書，判決作出日2015年11月26日。
[④]青島海事法院(2009)青海法海商初字第384號民事判決，該判決被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2013)魯民四終字第83號民事判決改判。
[⑤]如寧波海事法院(2013)甬海法商初字第215號民事判決。
[⑥]謝晨，季剛，方懿，王寰瑾，唐沁：《集裝箱超期使用費相關實踐問題研究》，載於上海海事法院《調研與參考》2015年第1期，第31頁，該文“建議以該兩個月合理期限產生的超期使用費加上承運人購置新箱的費用，即一個新箱市場價格的兩倍作為超期使用費的賠償限額。”
[⑦]如廈門海事法院(2004)廈海法商初字第20號民事判決、福建省高級人民法院(2013)閩民終字第1072號民事判決、青島海事法院(2013)青海法海商初字第111號民事判決。
[⑧]比如廣州海事法院(2011)廣海法初字第741號民事判決、廣州海事法院(2012)廣海法初字第297號民事判決。
[⑨]廈門海事法院(2004)廈海法商初字第20號民事判決。
[1]司玉琢編.《海商法學案例教程》.知識產權出版社，2003: 161。
[2]謝晨，季剛，方懿，王寰瑾，唐沁.《集裝箱超期使用費相關實踐問題研究》，上海海事法院《調研與參考》,2015年第1期，第31頁。
[3]司玉琢編.《海商法(第二版)》.法律出版社，2007年:124。
『肆』 中國法律與美國法律有什麼不同
美國和中國的法律區別很大，但是不能籠統地說美國是英美法系（也叫普通法系、判例法系等），中國屬於大陸法系（也叫成文法系等），因為說美國屬於英美法系可以說是公認的，但是說中國是大陸法系國家則有失公允，尤其是我國的法律制度是屬於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法律體系，是自成一家的，不能簡單地劃入某個法系。比如說我國的合同法在合同的訂立程序上就是採用英美法系的制度，但是在判斷合同的成立上卻又有些許不同，在要約和承諾的具體規定上也有自己的特色，而且沒有對價制度的構建等。具體的說，美國和中國在具體的法律體系、法律制度、法學教育和司法體制上都是有區別的。
舉證之類的東西，英文也叫burden
of
proof，就是舉證負擔，也就是舉證責任的承擔，就是列舉本方證據證明自己的觀點或主張是正確的，按照我們民訴法的規定，一般情況下是「誰主張，誰舉證」，就是你要主張什麼，就需要證明什麼，同時在某些案件中會有舉證責任倒置，就是讓被告舉證自己沒有過錯的情形，尤其是推定過錯責任制下更是如此。
三方舉證，按照字面理解不像是第三方舉證，請您再次核對一下，是否確實是三方舉證。
『伍』 國際商法合同法案例分析，求解答
因為賣方來裝運日期晚於合同規定日自期，由於賣方過錯導致合同違約，非違約方也就是買方有權通知賣方解除合同，並可以申請違約方給予違約損害賠償。根據CISG和英國法，買方可以解除合同，並不能宣布合同無效，因為合同並沒有造成無效的事由，合同是有效的，只是有違約行為。
若本案的標的物是專為感恩節供應的火雞，則該標的物具有時效性，必須趕在感恩節之前送達。如果賣方延遲交貨，則合同的目的不能達成，構成根本違約。買方可以解除合同並請求賣方進行違約損害賠償。
『陸』 英國商務法-合同法 一道案例分析題
答案是可以。理由如下：
本案中，b給a發email的行為屬於要約，a收到email合同後沒有直接承諾接受，而內是提出了容新的約定內容，這可以視為是反要約，即一個新的要約，由a向b發出，此時b同意了，這相當於對新要約的承諾，此時新的合同成立，並且一般合同自成立時即生效，對雙方都具有約束力。新的合同有b發給a的email合同的內容，也增加了雙方新的口頭約定，無論是書面形式（在本案中是電子版本）還是口頭形式，只要有證據證明約定過程的真實存在，這些都是對雙方具有拘束力的合同的內容。因此，新的那些被b遺忘增加的條款是具有約束力的。
『柒』 超市價簽是要約還是要約邀請
今天看了英美合同法的幾個關於要約與要約邀請的案例，與大陸法系之規定作了下比較，覺得挺有意思，隨便講講。
關於超市之陳列標價物到底是要約，還是要約邀請，爭議頗大。以前我一直認為是要約，這是根據中國大陸法律關於要約的定義得出的。我國《合同法》第十四條的規定：「要約是希望和他人訂立合同的意思表示，該意思表示應當符合下列規定：（一）內容具體確定；（二）表明經受要約人承諾，要約人即受該意思表示約束。」
我們稍作分析就會發現超市陳列標價物之行為的確符合該法條的這兩點規定：一、「內容具體確定」。首先，超市所列標價物下方都放置有價簽，此物慾售幾元幾角寫得明明白白，所以標的之價款確定；其次，標的本身即放置於貨架上之顧客欲購之貨物自然也是明白確定的，其性能、質量、規格、型號盡皆一目瞭然。所以要約的第一個要件符合。
二、「表明經受要約人承諾，要約人即受該意思表示約束」。超市既然將此物明價標出，並置於貨架，其欲以此價出售此物之意思也不言而喻，若顧客以此價購買此物，則超市當然不得拒絕，即一經顧客承諾，超市即受該意思表示之拘束。所以，要約的第二個要件亦符合。
既然超市陳列標價物之行為符合我國《合同法》所定要約之所有要件，則該行為在我國自該屬於要約。
可是反觀美國之各州判例，則大多將超市陳列標價物之行為判為要約邀請（invitation of offer），而非要約（offer），其道理何在？何優何劣？
在Pharmaceutical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v. Boots Cash Chemists Ltd.一案中，英國葯劑師公會控告Boots超級市場，違反英國葯品管製法之規定，將受管制之葯品未在有葯劑師監督下，出售給一般大眾而提出控訴。此案的具體事實是：該超市將本該由葯劑師監督出售之某類受管制葯品置於貨架上，顧客自行將該葯品自貨架上取下，到收銀處付款，收銀處有葯劑師站崗，發現不符規定者，則命令收銀員拒絕收款出售此葯。本案爭議的焦點是：超市陳列該葯物之行為是要約，還是要約邀請。因為，若為要約，則顧客之取貨行為為承諾，合同成立，而合同成立時，葯劑師並為在場監督，超市違法；若為要約邀請，則顧客之取貨行為為要約，收銀員收款行為為承諾，則當時有葯劑師在場監督，在本案中，只有顧客之承諾行為，超市未收下貨款，即沒有承諾，超市合法。最終，法院判決該超市陳列標價葯物於貨架之行為為要約邀請，超市勝訴。
純粹從法理的角度判斷，該超市的行為應該是要約，而非要約邀請，而法院自所以判為要約邀請的原因是：如果將超市陳列標價物之行為視為要約，則意味著，當顧客將貨物取下置於購物籃的一剎那，承諾發出，合同成立。則此時，籃中之貨物已是顧客之所有物，其享有所有權，則若顧客未付款而攜帶該物出超市，超市工作人員將無權阻攔，因為合同已訂，貨物之所有權已經屬於顧客，顧客不付款，只是對超市欠賬，明拿不是搶劫，暗帶亦不算盜竊。超市與顧客之間並不熟識，如果任憑顧客將未付款之貨物帶出超市，超市又該如何追償欠款？
此外，將超市陳列標價物之行為定為要約，還會產生另一個法律推理的困境。如果超市之此行為為要約，則顧客取貨置於購物籃之行為為承諾，合同成立。如果該顧客轉了一會，看到其他同類貨物更合自己的要求，那麼其將籃中之物取出，放回貨架之行為則屬於對已成立合同之撤銷，必須經過合同另一方即超市的同意。這顯然與事實不符，在實際生活中，只要顧客在付款前將貨物放回貨架，都視為未購買該物。如果要將該情況勉強在法理上說通，只能認為超市與顧客間關於合同之成立附有條件，該條件即付款。但付款一般應理解為對於生效合同之履行，將其視為合同成立或生效之所附條件頗為不當。
基於以上種種之考量，英美法系之判例大多將超市陳列標價物之行為認定為要約邀請。如此一來，顧客之取貨行為僅為要約，而收銀員之收款行為方為承諾，那麼剛才羅列的幾種法理與現實沖突之尷尬情況也就迎刃而解了。
那麼為什麼雖然從我國《合同法》之規定同樣可以得出前面羅列的尷尬結論，但在現實中卻沒有發生呢？沒有哪個顧客未付款而敢堂而皇之地將貨物帶出超市，更沒有顧客私攜貨物出超市被保安抓住時敢以以上理由作為抗辯。為什麼？
我覺得原因有二：
其一，國人老實而且善良，不善鑽營。不說民事領域，就算是刑事領域，如果你做的事有違道義，天怒人怨，即便法律沒有規定，一句「不殺不足以平民憤」，把你做了就做了，半句怨言沒有，也沒有誰覺得不妥。而英美國家的人由於法治多年，十分狡猾，法治理念深入人心，法未禁止之事皆可為，對於法律漏洞或矛盾之處異常關注以圖謀利。如果今天法官將超市陳列貨物之行為判為要約，難保明天不會被法律狡徒所利用，出現前面所述的尷尬局面。
其二，最重要也是最顯而易見的原因是國人中象俺這樣具有高度抽象理論思維能力而同時又具有豐厚合同法知識的人。嘿嘿。
『捌』 中國合同法和英美合同法對比
當事人訂立合同採取要約和承諾的方式。要約，是指一方當事人希望和他人訂立合同的意思表示。一個有效的要約包括：1、內容具體明確；2、表明經受要約人承諾，要約人即受該意思表示的約束；3、要約應具備合同的主要條款。
法律依據：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
第一百四十三條具備下列條件的民事法律行為有效：
（一）行為人具有相應的民事行為能力；
（二）意思表示真實；
（三）不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不違背公序良俗。
第四百六十九條當事人訂立合同，可以採用書面形式、口頭形式或者其他形式。
書面形式是合同書、信件、電報、電傳、傳真等可以有形地表現所載內容的形式。
以電子數據交換、電子郵件等方式能夠有形地表現所載內容，並可以隨時調取查用的數據電文，視為書面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