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救助法建立過程

Ⅰ 社會救助法的草案

保障民生和化解社會矛盾的需要
1990年成為我國第一位民法學博士的王利明，如今已是我國民法領域的領軍人物，也是近幾年來人大會議上倍受關注的人物。因為每年人大會議期間，他總能帶來幾份讓公眾矚目的、十分有份量的議案。去年的人大會議上，他提出建議加快消費品安全保障法立法、建議制定證券無紙化法等三項議案。今年的人大會議上，王利明帶來建議制定社會救助法和制定民法總則兩份議案。
改革開放以後，人民群眾的生活水平有了極大的提高。但是，由於貧富差距仍然存在，自然災害頻發，某些群眾因病致貧、以及天災人禍等原因，遭受重大人身財產損害，僅依靠自身力量和現有的救助渠道難以擺脫困境，急需獲得社會救助。王利明認為，制定社會救助法是保障民生的需要。
目前社會群體中出現了自救性的乞討兒童、生活極為困難的殘障人士，缺乏生活來源的農村居民，無監護人的孤兒等，這些弱勢群體迫切需要給予社會救助。此外，由於父母患病無力撫養子女以及父母不盡監護義務等原因，也造成某些兒童成為社會的邊緣群體，亟需獲得社會救助。王利明說，制定社會救助法，可以更好地保護弱勢群體和未成年人的權利，也可以體現黨和國家對弱勢群體和未成年人權益保護的高度重視。
現在，實踐中仍然存在一些矛盾和影響社會和諧的因素，其中有的是由於受害人缺乏自我救濟的能力和穩定的生活來源造成的。例如有的低收入家庭成員患有重大疾病，如果社會不給予關愛和幫助，可能使其產生對社會的不滿情緒。尤其是有些家庭生活極度貧困的人士，因為工作、生活中產生一些糾紛未能夠得到解決，又長期得不到社會的關愛，可能鋌而走險甚至產生反社會的情緒。王利明介紹，我國近幾年來在維護社會穩定中極為注重對糾紛的事後處理，對於那些生活極度困難的人士，如果通過社會救助，能起到事先化解矛盾的作用，可以降低維穩成本。
通過社會救助辦法，關愛這些弱勢群體，讓他們始終感受到黨的關懷和社會的溫暖。這對於社會矛盾的預防和化解有著積極的作用。 王利明強調。
有限的救助資金用於最需要的人
王利明認為，所謂社會救助，是指國家和社會對公民在必要時無償提供的物質幫助。從我國的現實情況來看，雖然我國道路交通安全法、侵權責任法等法律中對社會救助制度作出了規定，但是這些規定仍然非常簡略，無法滿足實際需要。
假如發生車禍以後加害人逃逸、高樓拋擲物致害中無法查找加害人，受害人遭受重大人身傷害，卻得不到賠償，如果不能獲得社會救助，其就處於無助的地位。責任保險制度和侵權責任制度雖然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決損害填補的問題，但是，它無法完全解決受害人救濟的問題。更何況，在我國責任保險的覆蓋率較低、適用范圍有限，賠付率較低，大量的事故損害的受害人不能獲得保險的保障。這就有必要建立社會救助制度以彌補責任保險制度和侵權責任制度等的不足。王利明說，社會救助制度是完善我國多元損失救濟制度的需要，當然，在相當長的時間內，社會救助只能起到輔助性的作用。因為我國還處於經濟社會發展的初級階段，社會救助資金的籌措相對困難，所以，不可能通過大規模的基金來救濟受害人。通過明確社會救助的輔助性，可以使有限的救助資金運用於最需要的人。
王利明強調，社會救助法屬於社會法的范疇，在社會保障法的體系中應當居於基礎性的地位。
有利於基本人權的保障
我建議盡快制定社會救助法，明確救助機構的性質、救助的對象、救助的條件、救助機構的責任等問題，進一步加強社會救助制度的救濟功能。王利明認為，社會救助法的基本框架應該包括：總則、社會救助的主體、救助對象、社會救助的實施程序、救助機構的義務和責任、對社會救助機構的監督。
王利明認為，社會救助立法要強調資金來源由政府主導、來源多元化，堅持保護弱者、關注民生、關愛弱勢群體、保護未成年人，保障殘障人士的基本生活條件，實現個人的尊嚴。
社會救助具有及時性、應急性、法定性和強制性等特點。王利明認為，對於受害人的救助應主要針對人身權益遭受重大損害的情況。除非財產權益的侵害，影響到其基本生存，如房屋被毀損無處安身，危及到基本人權的保障，才有可能需要社會救助。
王利明指出，社會救助的主體是救助者，即救助機構的設置。救助機構應當是一個獨立的社會團體法人，其資金來源主要是政府投入，同時廣泛吸納社會各界的資金。目前已經成立的道路交通事故社會救助基金等，都應當納入社會救助基金之中。社會救助機構是獨立於政府公權力之外的，其具有社會公共服務職能，應當有嚴格的規章制度限制其行為與許可權。另外，由於政府在社會救助中權責的特殊性，必須通過立法界定政府的責任，使政府對社會救助的管理內容合法，權責明晰。
社會救助的對象主要包括弱勢群體、經濟生活極度困難人士、孤寡老人、失去監護人的未成年人、自救性的乞討兒童。 王利明說，救助對象應當有便捷的認定程序，同時應當及時進行公開公布，接受人們的監督。並且要對於認定程序設置異議程序。
王利明強調，救助機構對侵權人的追償權問題，也有必要規定。在受害人遭受他人侵害，暫時找不到侵害人時，由救助機構給予救助，找到以後，社會救助機構有權向侵權人行使追償權。這是因為：一方面，社會救助基金是有限的，如果可以追償而不追償，就會使社會救助基金枯竭。另一方面，追償權的行使也可以避免真正的加害人逃脫責任。
社會救助法還應當規定，社會救助機構應當接受主管機關的監督和社會各界的廣泛監督。 王利明最後說。
王利明：全國人大代表、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委員、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著名民法學家。

Ⅱ 社會救助的救助體系

形成合理健全的社會救助立法機制，尋求公法私法外的社會救助法的存在空間和價值張揚，從法律思想和法律規范上建立具有相對獨立價值的社會救助法子系統。 「一項法律的制定過程，往往是對某一制度理性思考的結果，一部良好的法律應當能夠蘊涵社會所公認的准則與價值」。社會救助是在一定經濟基礎之上的救助，需要有效的政策和法律調控。社會救助政策隨經濟發展和社會變化而相應調整，同樣，社會救助法也在一定程度上體現政策的調整和變化。社會救助法制建設受經濟活動、政策等的影響是直接而巨大的。在此，涉及到法律與政策、法律與經濟的關系等法學范疇基本理論問題，而且還涉及對法律的形成機制，特別是相關影響因素的作用機理等問題。因此，社會救助法治，除考慮立法自身的機制外，還要考慮經濟發展水平，考慮政策變化，把三者有機結合起來，不能為立法而立法，假借法律規范的形式大行權宜的應急的社會救助政策，以之培植社會救助管理的制度主幹；更不能以社會救助的特殊性而強化政策的作用，漠視或弱化法律對於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救助體系的思想價值和制度意義。
社會救助法的立法機制，還必須考慮法律規范的構成問題。我們認為，社會救助法的規范構成，包括穩定的「核心規范」，主要為社會救助的一些基本的實體和程序方面的制度。這些制度構成社會救助法律的基本框架，相對穩定。又包括易變的「變易性規范」，主要用以應急性、強制性的調節。這兩個方面涉及到法律的原則性與靈活性、穩定性與變易性等問題。考量我國社會救助工作的實際情況和發展需要，社會救助法律框架設計時，在確立核心規范，保持法律基本穩定的前提下，同時預留出適度調整空間，兼顧穩定性與開放性、變動性，實現法律自動調整。另外，社會救助任務的加重催生了現代意義的社會救助法律制度，而經過歸納和抽象的法律制度也在社會救助發展過程中不斷地調適修補，變成一種「經常性」的制度，具有普適性，不僅適用於轉型時期，而且今後發達的社會救助體系中，還將經常地、持久地起到廣泛的規製作用。因此，要推動社會救助立法上的標准化、指數化和模型化。 提供社會救助是政府的職責之一，這也符合當代各國福利行政、給付行政的發展趨勢。「公民權利才是政府權力之源，政府是為人民而存在的」 .政府（不論中央政府還是地方政府，或者政府的職能部門）在我國當前的社會救助中掌控著話語權，是社會救助名副其實的決策者、管理者、執行者和監督者，其公權對社會救助的干預是全方位、全過程的。從權力劃分來看，政府在社會救助中享有立法權、行政權和監督權；從責任劃分來看，政府是社會救助的責任主體，承擔制度設計並履行給付義務。公權干預是公民基本權利實現的決定性因素。對政府權力的法律控制是貫穿於社會救助法治全過程的中心主題。「由於缺少對權力的有效制約，使得我國公民的人權也面臨權力的巨大威脅，應該說這是我國人權立法亟待完善和加強的地方」 .加強對行政權力的制約和監督是依法行政的核心，也是我國依法行政制度中的薄弱環節。建立有中國特色的社會救助體系，必須首先規范政府公權，切實依法行政，以權利、監督、責任等制約政府公權。

Ⅲ 社會救助法內容

為了保障公民的基本生活，促進社會公平與和諧，制定本法。

國家建立社會救助制度，承擔為公民提供社會救助的基本責任。社會救助以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為基本內容，並根據實際情況實施專項救助、自然災害救助、臨時救助以及國家確定的其他救助。

社會救助應當遵循的原則包括與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相適應、與其他社會保障制度相銜接、保障基本生活、鼓勵勞動自救、公開、公平、公正、及時。

公民依照本法享有申請和獲得社會救助的權利。申請和獲得社會救助的公民應當如實申報家庭收入和財產狀況，接受相關部門的核查。

社會救助所需資金由地方各級人民政府列入財政預算，專項管理，專款專用。發生重大自然災害時，各級人民政府民政部門可以開展救災募捐並接受國內外的社會捐贈。

國家提倡和鼓勵社會組織和個人支持、發展社會救助事業，為社會救助事業捐贈資金、物資和提供服務，支持以社會救助為目的的公益性社會組織的發展。國家鼓勵社會工作者、志願者等參與社會救助工作。國家對在社會救助工作中做出顯著成績的單位和個人，給予表彰和獎勵。

對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員人均收入低於當地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標准且家庭財產狀況符合規定的家庭，由縣級人民政府民政部門給予最低生活保障。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標准應當根據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定期調整。

申請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由戶主向戶籍所在地的鄉、鎮人民政府或者城市街道辦事處提出，經審核後報縣級人民政府民政部門批准。享受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家庭，由鄉、鎮人民政府或者城市街道辦事處每月按標准發給最低生活保障金或者實物券，也可以給付實物。

享受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家庭收入和財產狀況發生變化的，戶主應當及時告知當地民政部門。民政部門應當對取得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家庭的收入和財產狀況進行核查，及時辦理增發、減發或者停發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手續。

對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員人均收入低於當地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標准2倍且家庭財產狀況符合規定的家庭，由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有關主管部門根據需要給予教育、醫療、住房等專項救助。

符合專項救助標準的家庭子女，在義務教育階段，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應當免費提供教科書，補助寄宿生生活費；在中等、高等教育階段，按照國家有關規定提供助學金等救助，有關教育機構可以酌情減免學費。

符合專項救助標準的家庭成員參加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或者新型農村合作醫療支付參保費用有困難的，統籌地區人民政府應當給予幫助。對經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報銷後個人負擔醫療費用數額較大的，可以給予適當補助。

符合專項救助標準的家庭住房困難的，縣級人民政府應當按照規定通過提供廉租住房、住房租賃補貼、經濟適用住房等方式予以保障，在寒冷地區還應當給予冬季取暖補助。

對符合專項救助標準的家庭的法律援助和司法救助，按照國家有關規定執行。

各級人民政府對基本生活因自然災害受到影響的人員提供資金、物資、服務等方面的救助，保障其吃、穿、住、醫等基本需求。其他突發公共事件需要採取救助措施的，適用本章的有關規定。

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應當在自然災害預警和自然災害發生後，緊急疏散、轉移、搶救和安置受災人員，並為其提供食品、飲水、醫療、衣被、臨時住所、日常生活用具、心理撫慰等應急救助。

自然災害的危害消除後，受災地區的各級人民政府應當幫助受災人員恢復重建因自然災害倒損的居民住房。恢復重建應當做到因地制宜，科學規劃設計，保證建設質量，達到防災要求。

在自然災害發生後的當年冬季、第二年春季以及其他困難時期，受災地區的各級人民政府應當保障受災人員的基本生活，提供食品、飲水、取暖、衣被、住所和醫療等臨時生活困難救助。

對因交通事故等意外事件或者其他特殊原因，導致基本生活暫時出現較大困難的家庭，由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民政部門給予資金、物資、服務等臨時救助。臨時救助的標准和內容由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確定。

申請臨時救助，應當向鄉、鎮人民政府或者城市街道辦事處提交相關證明材料，經審核後上報縣級人民政府民政部門批准。對生活無著的流浪乞討人員實行臨時救助，依照《城市生活無著的流浪乞討人員救助管理辦法》的有關規定辦理。

負責社會救助工作的相關部門和機構及其工作人員有下列行為之一的，由上級機關、主管機關或者所在單位責令改正，依法給予處分；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申請人和救助對象有下列行為之一的，由社會救助管理部門給予批評教育，直至停止救助，必要時責令退回救助款物；情節嚴重的，處以冒領款項金額或者冒領物資價值1倍以上3倍以下的罰款。

國家機關、企業、事業單位、社會團體、村（居）民委員會以及其他社會組織，應當向民政部門或者相關部門如實提供申請人和救助對象的相關情況。出具虛假證明的，由民政部門或者相關部門提請其上級主管機關或者有關部門給予行政處罰。

申請人或者救助對象對於社會救助管理部門或者相關機構做出的不予救助或者調整、停止救助的決定或者行政處罰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請行政復議；對復議結果不服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訴訟。

對無勞動能力、無生活來源又無法定贍養、扶養、撫養義務人或者其法定贍養、撫養、扶養義務人無贍養、撫養、扶養能力的公民實施的供養救助，由國務院規定。

本法自年月日起施行。

社會救助法是一部涉及民生的大法，因此引起了社會各界人士的注意。據悉，第八屆、第十屆人大常委會均將《中華人民共和國社會救濟法》（當時的名字）列入五年立法規劃。

Ⅳ 社會救助法社會救助法時間表

在2005年，相關政府部門開始制定社會救助法，專家認為中國已具備制定社會救助法的條件。最初，中國已實施了多項法律法規，如城鄉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自然災害救助、農村五保供養、農村特困戶生活救助、城市生活無著的流浪乞討人員救助以及醫療救助、教育救助等。這些法律法規的實施為社會救助法的出台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2008年8月，中國政府發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社會救助法（徵求意見稿）》的公開徵求意見通知，廣泛徵求社會各界的意見。這表明政府對社會救助法的制定非常重視，希望社會各界能參與進來，共同完善該法。

2010年3月，十一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上，多位代表提出議案，要求制定社會救助法。其中包括著名民法家王利明等96名代表，他們關注弱勢群體，認為社會應以更系統的法律形式來幫助他們，確保他們得到應有的救助與關懷。

在當今社會，我們經常能看到街頭乞討的兒童和地鐵車廂里的乞討殘疾人。這些場景讓我們思考，社會應該以何種方式給予幫助。正如全國人大代錶王利明所關注的，社會救助法的制定對於確保弱勢群體得到公平、公正的救助至關重要。社會救助法的出台，將為社會提供一個更加系統、全面的救助體系，確保那些需要幫助的人能夠得到及時、有效的援助。這不僅能夠提升社會的文明程度，還能夠促進社會的和諧穩定，讓每一個人都能在社會中得到應有的尊重與關懷。

社會救助法是一部涉及民生的大法，因此引起了社會各界人士的注意。據悉，第八屆、第十屆人大常委會均將《中華人民共和國社會救濟法》（當時的名字）列入五年立法規劃。

Ⅳ 社會救助法的時間表

社會救助法時間表
●2005年
相關部委開始著手社會救助法的起草工作。當初，專家認回為，中國答已經制定了城鄉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自然災害救助、農村五保供養、農村特困戶生活救助、城市生活無著的流浪乞討人員救助以及醫療救助、教育救助等法律法規，因此，社會救助法的出台條件已日趨成熟。
●2008年8月
中國政府網發布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社會救助法(徵求意見稿)》公開徵求意見通知，公開徵集意見。
●2010年3月
十一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上，汪夏、王保存等96名代表提出3件議案，要求制定社會救助法。
繁華的都市街頭，人們會看到乞討的兒童；在擁擠的地鐵車廂，人們會看到乞討的殘疾人。善良的人們這時總會思考，社會應以怎樣的方式幫助他們？ 全國人大代表、著名民法家王利明同樣對弱勢群體十分關注。在今年的全國人大會議上，他帶來了一份議案：建議制定社會救助法。

Ⅵ 如何建立法律援助制度與有關社會救助，司法救助制度的銜接

我國的法律援助制度是指政府依據《法律援助條例》設立法律援助機構，為經濟困難或特殊案件的當事人指派律師，提供法律幫助的一項司法制度。而司法救助制度是指人民法院對於民事、行政案件中有充分理由證明自己合法權益受到侵害但經援助確有困難的當事人，實行訴訟費用的緩交、減交或免交。這兩種制度都是國家為了保障公民平等實現法律所賦予的權利而建立的司法保障制度。
一、法律援助制度與司法救助制度的主要區別：
1. 產生的社會背景不同：法律援助制度的建立是依法治國的方略的確立，社會主義法制的不斷健全完善，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化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健全完善，以及律師制度的不斷深化改革等因素的共同作用。而司法救助制度是隨著法律援助制度的推進而逐步建立和發展起來的。
2. 實施的主體不同：法律援助的實施主體是各級政府依據《法律援助條例》設立的法律援助機構；司法救助的實施主體則是人民法院。
3. 實施的具體內容不同：司法救助僅是訴訟立案許可的程序性行為，而法律援助則是對弱勢群體的全過程幫助和支持，包括訴前調查取證、訴訟過程中的舉證、質證等抗辯行為，旨在讓弱勢群體實現權益的最終兌現。
4. 援助對象范圍不同：司法救助的對象和范圍僅限於民事、行政案件中經濟確有困難的原告當事人。而法律援助的對象不僅包括上述案件的原告當事人，還包括經濟確有困難的民事被告當事人，以及刑事案件中因經濟困難無錢請律師的被告人或犯罪嫌疑人。
5. 執行的法律制度體系不同：司法救助的依據主要是《民事訴訟法》和《行政訴訟法》有關訴訟收費的規定，以及《人民法院訴訟收費辦法》等。而法律援助執行的依據包括《法律援助條例》、《刑事訴訟法》《律師法》及地方人大和各級政府的規章，以及司法部行業主管部門的規章。
6. 援助隊伍數量和機構網路不同：司法救助由於僅涉及立案收費的緩、減、免審查，無需專門的機構和隊伍，法院立案室（庭）按照相關規定執行即可。而法律援助則有從國家到省、市、縣，甚至鄉鎮的專門援助隊伍和機構，還有律師、公證員、基層法律工作者、社區組織以及各種社團組織的參與，形成了廣泛的社會網路。
二、法律援助與司法救助實施過程中的問題：
1. 法律援助與司法救助未能實現互免審查：盡管《法律援助條例》規定法律援助機構負責受理、審查法律援助申請，但司法救助的審批權仍在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和司法部聯合下發的規定雖然建立了互免審查機制，但在實際操作中，由於地方財政體制的限制，法院通常只是為援助對象緩交訴訟費用，而大部分當事人因交不起訴訟費而無法進入訴訟程序，使得法律援助陷入困境。
2. 法律援助與司法救助的范圍不能滿足當事人需求：法律援助的范圍包括民事、刑事、行政案件和非訴訟案件，如勞動報酬、工傷賠償引起的仲裁糾紛。但司法救助的范圍僅限於民事糾紛和部分行政案件，且在實踐中，法院對司法救助的申請僅限於受理費的緩交、減交、免交，對於其他訴訟費用如勘驗、鑒定、公告、翻譯費以及訴訟保全措施的申請費和申請執行費用等則無法實施司法救助。
三、解決法律援助和司法救助實施過程中存在問題的建議：
1. 建議將法律援助制度與司法救助制度合並為一項統一的制度，並制定全國統一的司法救助法。
2. 明確政府是實施司法救助的責任主體。
3. 建議重新科學規定司法救助的范圍。
4. 建立司法救助經費保障機制，以保障司法救助事業的持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