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修經濟法個人體會

1. 對經管類專業經濟法課程的幾點反思

對經管類專業經濟法課程的幾點反思

20世紀70年代末，我國內地就有高校開始面向經管類專業學生開設經濟法課程;2000年教育部將其確定為全國普通高等學校工商管理類專業的核心課程(同時作為全國高等學校經濟學類專業必修或選修課程)。目前各高校經管類專業大多開設了這一課程，然而在該課程的設置及相關教學改革的討論中，存在著一些我們已習以為常或看似時 髦 的提法、觀點值得仔細推敲、反思和澄清。本文僅就經管類專業經濟法課程的名稱、設置目的、教學方法等方面做一粗淺探討。

一、課程名稱：經濟法還是商法

市場經濟是法治經濟，對畢業後主要在企業就業的經管類專業學生來說，學習一些相關法律知識對於他們以後依法從事經營、管理工作是必需的，也是必要的，因此在經管類專業開設法律課程的合理性毋庸置疑。但值得探討的是，將經管類專業的法律課程定名為經濟法是否妥當?經濟法這一學科名稱是否能夠涵蓋經管類專業學生所需了解法律的基本內容經管類專業應開設何種法律課程，是經濟法還是商法抑或其他，應由經管類專業學生所需了解的法律知識來決定，即教學內容決定課程名稱。那麼，哪些法律知識應為經管類專業學生所了解呢?該課程的教學內容應當是有助於學生的職業素質和做人的素質的法律知識，主要有三個方面：與本專業緊密關聯的法律知識、與日常生活關系密切的法律知識、與人的道德教育有關的法律知識? 。按此標准並考慮經管類專業的特點，則下列法律知識應為經管類專業學生所掌握：法人制度、法律行為制度、代理制度、訴訟時效制度、合同法、擔保法、企業法、票據法、證券法、破產法、反壟斷法、反不正當競爭法、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等“’。

對於上述內容，經濟法這一學科是無法全部涵蓋的。

在法學領域，經濟法是一門非常年輕的學科，我國法學界對經濟法的關注始於改革開放之後。上世紀80年代，我國學者對是否存在經濟法、經濟法的調整對象是什麼等問題產生了激烈的討論和爭論，出現了多種學說。1986年的<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草案)>的說明》指出，民法主要調整平等主體之間的財產關系，即橫向的經濟關系;經濟法主要調整縱向的經濟關系。至此，民法學界與經濟法學界之間關於經濟法是否存在的爭論得以平息，學者們對經濟法調整對象的認識也大體趨同，即經濟法並不調整所有的經濟關系，只調整縱向經濟關系這一特定的經濟關系。

由此觀之，調整平等主體之間財產關系的合同法及擔保法就無法納入經濟法課程的教學內容，更 遑 論屬於民法總論部分的法人制度、法律行為制度、代理制度、訴訟時效制度等內容。此外，票據法、證券法、破產法等屬於商法范疇，也無法為經濟法所容納。

面對經管類專業經濟法課程的名稱與教學內容不一致的矛盾，有學者在課程名稱上堅持“經濟法”，但在教學中則講解大量民商法的內容;另有學者則乾脆自創一個非法學學科名詞作為課程名稱，如“經濟法律通論”、“工商管理法學”等。這些做法或者名實不符，或者有失嚴謹，因為“經濟法課從其歸屬上無疑屬於法學學科體系，因此無論是作為專業課教學，還是作為非專業課開設，都應遵循目前法學學科體系的變化規律，尊重法學各門課程的內容範疇” 。筆者認為，應將商法作為經管類專業的法律課程，商法可以涵蓋上述經管類專業學生所需了解的法律知識的基本內容。票據法、證券法、破產法等法律屬於商法自不待言，下面僅就其他法律或法律制度與商法課程的關系做一簡要分析。

.法人制度、法律行為制度、代理制度、訴訟時效制度等屬於民法總論的內容，在法學專業自然應納入民法課程。

但是，我國是民商合一的國家，商法是作為民法的特別法而存在的，民法總論中的上述制度都適用於商法。法學專業的商法課程不需對上述內容再做解釋，但在經管類專業，學生此前沒有學過相關內容，因而將其納入商法課程也就順理成章。

合同法、擔保法是民事單行法，屬於民法的法源。而在企業經營過程中經常涉及合同行為、擔保行為，即民商分立國家所謂的商事行為(相對於民事行為而言)。而在民商合一的我國大陸，並無商事行為與民事行為的分類，商事行為不是立法上使用的概念，現行合同法、擔保法也均為民商合一之法。也就是說，民商分立國家所謂的商事合同行為與民事合同行為、商事擔保行為與民事擔保行為都受我國合同法、擔保法的調整。如此，將合同法、擔保法納入經管類專業商法課程就無理論上的障礙。

企業法歷來是商法和經濟法的“必爭之地”，商法學者認為公司等企業屬於主要的商事主體而將企業法納入商法教材;而經濟法學者則認為企業屬於重要的市場經濟主體而將企業法納入經濟法教材。但如將企業法歸人經濟法有著嚴重弊端：導致政企不分、不符合企業的本質、沖淡了經濟法的中心、破壞了經濟法內在體系的和諧，損害商法體系的和諧 ，因而企業法應歸屬於商法。

.反壟斷法與反不正當競爭法向來被我國經濟法學者視為經濟法的當然內容，甚至有學者認為競爭法是經濟法的核心。但若換一個角度思考，競爭法也可視為商法的.一部分。如果說合同法、擔保法、票據法、證券法等法律是對商事行為的積極規定，告訴商事主體可以做什麼，那麼競爭法則是對商事行為的的消極規定，告訴商事主體不能做什麼。考查其他國家或地區，也不乏將競爭法納入商法的立法例或學說。如在大陸法系國家或地區，德國學者認為，廣義的商法有很多領域都是由單行法規調整的，如關於禁止不正當競爭的法律(1909年)和禁止限制競爭的法律年) ，我國澳門地區將反不正當競爭法放在《澳門商法典》中加以規定;英美商法包括競爭法;從世界貿易組織的法律制度看，它將反壟斷、反補貼、反傾銷等包括在商法中.消費者權益保護法雖然在大多數情況下被歸入經濟法教材，但對其歸屬在理論上仍存在一定的爭議。消費者權益保護法是體現國家對單方商行為進行干預的商事法律制度，該法律制度的設置是以傾向於保護單方商行為中非商事主體一方的利益為目的的，體現了國家對商事活動的間接干預。這與國家以行政管理者的身份對社會經濟活動進行的直接干預明顯不同，故其不應屬於經濟法的范疇，而應屬商事法律制度的組成部分 ]。

由此可見，商法可以統率經管類專業學生所需掌握的基本法律法規，將經管類專業開設的法律課程定名為商法，既照顧了教學內容，又遵循了法學學科體系的變化規律，使課程名稱與教學內容一致，因而較之於經濟法無疑是一種更好的選擇。其實，在其他國家或地區也有類似的做法，如美國商學院商科核心課通常設置商法或企業法律環境 ]。

2. 華東政法最好的專業是

在華東政法大學，國際經濟法專業被普遍認為是本科階段最優的選擇，而研究生階段的最優專業則是經濟法。國際法學院不僅在歷年招生分數上表現優異，連大一下學期申請轉專業時的要求也最為嚴格。盡管很多人認為華政的幾個法學專業課程內容大同小異，但國際法學院的學生素質普遍較高，學院在各方面獲得的撥款也較多，財力雄厚。國際法學院開設的一些其他學院未開的選修課程也相當難得。

然而，其他學院如經濟法、法律學院同樣不遜色，師資配備也大體相當。因此，建議考生在填報志願時，將國際經濟法放在第一位，經濟法放在第二位，民商法作為第三位選擇，而將刑法方向作為第四位考慮。

總的來說，華政的國際經濟法專業在本科階段具有明顯優勢，而研究生階段的經濟法專業則更為突出。不過，各個學院在師資和課程設置上各有特色，考生應根據個人興趣和未來規劃進行選擇。

國際法學院的生源質量和學院投入的資源使得它在多個方面都表現出色，這不僅僅體現在招生分數上，也體現在學生申請轉專業的嚴格要求上。雖然經濟法和其他學院的專業在課程設置上可能相似，但國際法學院在某些選修課程上的獨特優勢是其他學院難以比擬的。

建議考生在選擇志願時，優先考慮國際經濟法，其次考慮經濟法，再考慮民商法，最後考慮刑法方向。這樣的志願填報策略，不僅能充分利用華政的優勢資源，還能為未來的學習和發展打下堅實的基礎。

3. 華東政法大學的經濟法專業怎麼樣

華東政法大學是一所以法學為主要特色的高等學府，其經濟法專業更是實力雄厚。在這里，學生們可以很好地掌握經濟與法律的結合點，成為既懂經濟又懂法律的實用型人才。那麼，華東政法大學的經濟法教學又是如何的呢？接下來，我們就一起來了解一下。

一、師資力量強大

首先，華東政法大學的經濟法專業師資力量非常強大。該學科擁有一支高素質的教師團隊，其中包括多名碩士、博士研究生導師，他們都是經濟法領域的專家和資深專業人士。在這里，學生們可以接受到師資結構理性、學術水平高超、經驗豐富的教育教學，進行系統、全面的學習和訓練。

二、課程設置廣泛

其次，華東政法大學的經濟法專業設置了豐富、廣泛的課程體系。在學習中，學生可以了解到市場經濟、經濟法律、企業法、金融法、國際商法、知識產權法等內容。除此以外，還有大量基礎課和學科前沿課程供選修，讓學生們在理論和實踐方面都得到更為深入和廣泛的掌握與理解。

三、實踐教學接地氣

再次，華東政法大學的經濟法專業注重實踐教學。近年來，學校積極與社會各界單位合作，為學生提供了豐富的實踐機會和經驗。例如，學校為學生提供了許多實踐性很強的社會實踐基地，如上海勞動局、上海市法學研究中心、上海第一中級人民法院等，通過這些平台使學生真正踏實了解和感受經濟法的實際運用，深化對經濟法學的理解。

四、就業實力堪稱一流

最後，華東政法大學的經濟法專業的畢業生就業實力也無可挑剔。經過多年發展，華東政法大學的經濟法專業畢業生在各類就業中均取得了成績斐然。包括在各大律師事務所、會計事務所、企業法律部門和金融機構等就業，而且職場人才的平均收入也非常高。同時，學校還積極引導和扶助畢業生創業就業，形成豐富的職業選擇空間。

綜上所述，華東政法大學的經濟法專業可以說是一項實力強大、實現充分的學科領域。如果你想要選擇這樣一門學科、這樣一所高校，就不妨來華東政法大學感受一下吧！

4. 急求 大學選修課 《宏觀經濟微觀企業與個人發展》的論文 要求2000字 謝謝各位了

國家是人類社會發展到一定歷史階段的必然產物一樣，經濟法不是自古就有的「神話」，而是法發展到一定歷史階段的必然產物。（注1）作為法律家族的一個新成員，經濟法誕生於現代社會，其產生有著深刻的經濟、政治、法律和思想文化發展的必然性，對此不少學者已做過各具特色的論證，本文不再贅述。（注2）而關於此一點我們的表述是：隨著資本主義社會從自由競爭時期進入壟斷階段，生產力不斷提高，令社會化大生產和生產資料私有制的深層矛盾進一步激化，使復雜多變的經濟生活產生了市場機制難以調和的矛盾，要求國家機器結合價值規律作出職能調整，對經濟生活進行直接干預、參與和協調。正是這種市場「無形之手」和國家「有形之手」的互動，推動了傳統法律體系必然發生相應的變化，出現內部的分化和重組；同時法哲學和經濟學理論等相關思想文化的發展，也為經濟法律觀念的形成提供了必要的准備，最終從客觀和主觀兩方面導致經濟法作為一個嶄新部門法的產生。（注3）

（一）西方經濟法（資本主義經濟法）的發展歷程

學界一般認為，經濟法產生於20世紀初的資本主義世界，正式肇始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德國。（注4）當時美國和德國的經濟實力在資本主義工業國家中名列前茅，一貫奉行自由放任經濟的美國雖然屬於英美法系，沒有劃分部門法的傳統，卻在之前制定了反壟斷性質的《謝爾曼法》，並在德國經濟法產生的同期對此類法律進行增補，促使它們得以真正施行，開創了從總體上由國家對經濟進行消極干預的先河；（注5）而屬於大陸法系的德國，一開始走的則是經濟統製法的路子，且在相關的法律中正式使用了「經濟法」這個詞，並由以思維嚴謹著稱的德國法學家對這種國家積極干預經濟的形式進行研究，提出了經濟法的概念，創立了經濟法學。（注6）雖然初期的經濟立法在不同國家形態內容各異，因各國經濟、政治、文化傳統的不同有著各自鮮明的特色，各國對經濟法的認知程度和范圍界定也有差別，但是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出現了一些共通的問題，亟需政府放棄「守夜人」的角色，通過更多強有力的手段（特別是社會化的法律調控手段）干預經濟活動，同時也引起了（大陸法系國家）職業法學家的關注和重視，則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成為了比較一致的現象。（注7）

經濟法真正轉入相對成熟期，成為現代法律體系的重要成員或者說是「後現代法」的起點，則應當是資本主義國家經過長期的市場經濟發展實踐，發現不但存在「市場失靈」，而且也存在「政府失靈」問題，遂開始放棄凱恩斯國家干預經濟理論的主流地位，有意識地以新經濟學理論為指導來協調市場自律和政府幹預的矛盾，並嘗試從法律上共同糾正來自市場和政府兩方面力量的缺陷。（注8）盡管西方國家在不同時期法律調整經濟的側重點都不盡相同，對經濟法本質的認識也並非完全一樣，但是經濟法社會本位法的屬性（或曰社會本位的價值取向）卻在現代社會政府幹預經濟生活和法律社會化運動的歷程中開始明晰起來，（注9）昭示了一種立足於現代社會之上的、與傳統截然不同的「時代精神」。（注10）

（二）東方經濟法（社會主義經濟法）的發展歷程

中國法制現代化的道路可謂一波三折，經歷了辛亥革命所引發的第一次法律革命，新中國成立所形成的第二次法律革命，和與改革開放相伴而生的第三次法律革命。（注11）在當代中國社會產生並迅速發展起來的經濟法，遂成為由「發展現代市場經濟」和「建設現代民主政治」匯合而成的改革與發展的時代主旋律的積極回響。（注12）

社會主義中國是東方經濟法的代表國家，中國經濟法的概念發端於黨和政府的理論家胡喬木同志根據其1978年7 月在國務院一次會議上的發言整理成的長篇論文《按照經濟規律辦事，加快實現四個現代化》，（注13）其後一系列政府文件及黨和國家領導人提出的要求制定經濟法律法規的言論中頻繁使用的「經濟法」字眼，使得相關的立法實踐和理論研究開始啟動。由於當時中國剛開始進行經濟體制改革，經歷了之前那個「無法無天」的時代，正處於摸著石頭過河的階段，未來發展方向還不大明朗，學術研究中姓「社」還是姓「資」的敏感問題也令學者們不敢放開手腳，所以在蓬勃發展的各種經濟法理論中，比較有影響力的學說多半跟政治、經濟制度基本相同的前蘇聯經濟法學說「原樣照搬，如出一轍」。（注14）當然，這也算是一種學術上「省時省力」的權宜之計。

隨著1986年我國《民法通則》的頒布及權力機關一紙《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草案）>的說明》的出現，（注15）日益壯大的民商法獲得了其應有的地位，而經濟法的地位雖然也得到了正式承認，但其界限卻被人為劃定了大致的圈子，使得經濟法基礎理論的各種學說觀點發生改變。學者們因之在一件事情上基本達成了共識：經濟法只調整一定范圍內的經濟關系，與民商法的調整范圍是有區別的。到了90年代初，隨著東歐劇變和前蘇聯解體，以及我國決定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很多經濟法的理論結合市場經濟的運行規律和調節機制再次隨勢而動，出現明顯的調整。但經濟法理論界對內於一些基本問題分歧仍然比較嚴重，對外則與行政法的研究領域發生了較大的摩擦。（注16）

在實踐中，我國到目前為止雖然在經濟法主體、市場規制、宏觀調控方面頒布了大量的經濟立法，初步形成了一個經濟法律群落，卻仍然缺乏統一的理論指導，立法層級不高並且體系不完善，而且直到現在還沒有出台單獨的《反壟斷法》、《國有資產法》，不能不說是一種遺憾。隨著1999年《合同法》的頒布施行，以及原來的《經濟合同法》、《涉外經濟合同法》、《技術合同法》同時廢止，宣告了合同制度對經濟法體系的排斥，也發出了一個初步的信號：經濟法的理論和實踐出現了脫節的跡象。（注17）而在法院進行機構改革的過程中，更是把原來的經濟審判庭撤銷改為民事審判庭，表明了司法機關在審判實踐中的一種極端不合理的狹隘的「小民事」傾向，（注18）一切似乎都在朝著不利於經濟法的方向行進，令經濟法的理論和實踐發展暫時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頓境地。

我們必須承認，自經濟體制改革開始後，與在中國相對平穩發展的民商法理論和實踐相比，經濟法的產生和發展歷程可以用「峰迴路轉」這個詞來形容。這也從某種角度上說明了其本身的不成熟和不穩定以及發展的迅速性和曲折性。這些年形形色色經濟法理論的層出不窮和大多數理論的「短命」狀態，已經說明學者們在中國研究經濟法現象這個新生事物是多麼復雜和不易的事情。

但是，作為經濟法理論的研究者，我們要對未來充滿信心，因為「對於一切事物，尤其是最艱難的事物，人們不應期望播種與收獲同時進行，為了使它們逐漸成熟，必須有一個培育的過程。」（注19）我們不奢望這篇文章可以建立起一種研究經濟法的新體例，但卻希望能夠藉以拋磚引玉，將經濟法的理論研究從陳舊的傳統思維和浮躁的學術風氣中喚醒，則幸莫大焉。

一、經濟法的缺位問題

這里所說的經濟法缺位，主要指自經濟法於現代社會產生後在各個方面上地位（位置）的缺失，使得經濟法應該具有的價值和功能在經濟生活中無法得到充分實現，有些為世界大多數國家普遍存在的現象，有些則在我國表現得更加突出。由此在社會主義中國造成的某些問題已經引起了經濟法學者的注意，（注20）但大多數問題我們還重視不夠或者沒有進行系統研究，這與經濟法作為獨立部門法的地位是不相符的。以下將主要從經濟法的歷史發展、社會本源、理論研究、法律實踐和價值體系五個方面來論述經濟法的缺位問題，但在展開論述之前，我們先來探討一個重要的關於如何認識經濟法本質的小問題：

（一）寫在缺位之前 - 一個邏輯前提的「缺位」

從馬克思主義法哲學的角度看，經濟法橫空出世的實質是經濟發展和法律發展互動的產物，即「經濟發展最終決定著法律發展，法律發展又對經濟發展起著重要的反作用，經濟與法律是互動發展的辯證統一體」。（注21）進一步從經濟與法律互動的角度看：經濟法的產生、興盛和發展，就是要回應經濟發展客觀規律的要求，抑制現實經濟生活中愈演愈烈的經濟個體權利自由有害擴張和政府權力意志無限膨脹，平衡和協調國民經濟的運行。經濟法的功能就是法律對經濟關系能動性反作用的突出表現，是經濟與法律和諧統一的需要，這可以成為我們理解時下頗有人氣的「市場失靈－政府失靈」（「市民社會－政治國家」）認知模式和「政府幹預－干預政府」調整模式局限性的一種重要途徑。

筆者認為，這些認知和調整模式都是建立在傳統的「市場（社會）－政府（國家）」二元理論框架下的，其基本特點是將政府和市場作為對等的非此即彼的兩個主體、兩方面的力量、兩種基本的資源配置方式。當市場出現缺陷時，需要政府權力適當介入和干預；而當政府對市場的調節失靈時，又需要對其行為加以限阻和規制。政府對市場的正確干預需要法律的確認和引導；政府對市場的不當干預又需要法律的禁止和糾正。唯因市場不能形成自己的獨立意志，只是一種經濟規律的體現，而致政府身兼「規律認識主體」和「意志執行主體」雙重角色，由此簡單邏輯可以或明或暗地推導出經濟法的本質就是「規范政府幹預之法」而不可能是其它。（注22）時下流行的國家（政府）xx論、經濟行政法論皆與該理論邏輯相聯系，只是在這個邏輯構造的基礎上又加上了不同的國外經濟學理論預設模式而已，敘述的角度和側重點自然就有較大差異了。（注23）

當然，此種理論分析框架本身並無大錯，它是經由總結西方各國經濟學和經濟法發展歷史得來的經驗產物，（注24）有其特殊的存在合理性（尤其是方便於對歷史上和當代的西方經濟法作定性定量分析）甚至具有局部真理性。但要在21世紀的社會主義中國繼續套用這個「萬能公式」研究經濟法，我們恐怕就該費一番思量了。

該理論框架或者說邏輯構造強調了一個重要前提：市場（社會）與政府（國家）必須永遠處於一種制衡狀態，它們是兩種獨立對抗之「力」；卻忽略了另一個重要前提：市場（社會）與政府（國家）良性互動的現實性及相互協調的可能性，因此這個理論框架是有潛在邏輯缺陷的，而它偏偏又是在總結西方經濟和經濟法的發展歷史基礎上得來的。進一步說，所保留的市場和政府「對抗制衡」前提是與西方講求分權與制衡的憲政制度及文化傳統相聯系的，所以該邏輯前提無形中在西方倍受重視，也符合西方的思維習慣；而所忽略的市場和政府「互動協調」前提，則由於資本主義私有制本質和經濟發展模式的局限，西方學者相對認識不足，直至傳統經濟發展模式的沉痾積重難返，可持續發展戰略在全世界的提出才得以好轉。再從世界兩大法系來看：大陸法系「公私分野」的傳統，突出了大陸法系經濟法律調整框架的這個邏輯前提缺陷，雖然「私法公法化」和「公法私法化」的進程淡化了「公」、「私」的界限；英美法系「民行不分」的做法，使得經濟法律調整框架中的這個邏輯前提缺陷轉為隱性，卻也同時緩和了解決這個問題的迫切性。這或許可以從一個獨特的視角幫助我們理解為什麼大陸法系國家富有經濟法的理論卻致經濟法實踐不彰，而英美法系國家盛行經濟法的實踐卻不給經濟法正名的「難解之謎」。（注25）

我們認為，市場和政府「互動協調」這個邏輯前提的「缺位」，恰恰正是歷史上西方資本主義經濟法制度構造缺位的集中表現，也可以成為我們理解為什麼在實行計劃經濟的社會主義國家中不存在真正經濟法的一條重要門徑。經濟法的五大缺位問題，從根源上講都是從這個邏輯前提「缺位」而來。

（二）經濟法的歷史發展缺位

隨著資本主義工業革命的開始，生產方式的改進和科學技術的進步，使得社會生產力得到了極大的提高，商品經濟獲得了充分的發展，同時也導致了生產社會化與以生產資料私人佔有為基石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矛盾，並拓展到經濟生活乃至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開始導致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對立。隨著資本主義進入帝國主義時期，壟斷加劇，社會財富分配不公，貧富差距擴大，廣大民眾的經濟環境和生活狀況惡化，階級矛盾進一步升級。

一方面，發達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開始通過法律對社會經濟進行調控和規范，在一定限度內改良經濟基礎，以期緩和經濟和社會矛盾，穩定政治統治，促進生產力的發展，集中表現就是國家主動通過法律對經濟生活進行干預。由於大陸法系嚴格「公私」分野的傳統，無法通過原有法律自身的修正突破私權至上的傳統民商法難以維護正常競爭秩序和對經濟宏觀調控不力的局限，在這樣的背景下資本主義經濟法便作為一個新的法律部門產生了。（注26）資本主義經濟法在二戰後逐漸走向理性和成熟，擺脫了為應付戰爭需要和經濟危機的「隨機、被動的實用主義性質」（注27），把立法的重點放在了宏觀調控、社會福利和促進科技進步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特別是20世紀70年代後，西方國家為了渡過難關，對市場和國家的關系認識更加趨於合理化，對運用法律等手段綜合調控經濟運行的技術和經驗也更加豐富，完全值得我們在發展市場經濟的過程中加以大膽吸收和借鑒。

但是，資本主義國家自經濟法產生之初就側重於把經濟法當作一種執行經濟政策的工具，（注28）由於資本主義意識形態本身的局限性，因此從理論上缺乏對經濟的法律調整本質的深入研究。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性質，也決定了資本主義國家法律體系的天平始終是向私有制傾斜的，（注29）不論法的社會化浪潮如何來勢兇猛，也不論混合經濟如何興盛發展，這些表面現象背後的語言是：一旦國家為了私人資本的利益需要調整經濟政策，以代表社會全體成員面目出現的公權力觸角就會迅速轉向，堅決讓位於私權領域甚至幫助個別私權的擴張，與此種並非完全理性的經濟政策聯系緊密的經濟法自然要受到沖擊。（注30）例如日本是公認的經濟法比較發達的國家，其經濟法師承於有著濃厚學術傳統的德國而又根據本國經濟的特色有所創新，對於二戰後日本經濟奇跡的創造居功至偉，但處於核心地位的競爭政策法的發展意向卻是不穩定的，經歷了支持壟斷到反對壟斷數次反復，最終才在廣大民眾的強烈聲討下找到一個合適的位置，對其本國經濟法理念的形成造成了一定的影響。（注31）而許多西方國家在「滯脹」後根據不斷興起又迅速衰落的各種新經濟學說，經濟政策的重心已經圍繞著市場和政府做了多次調整，並且步伐不甚統一，這種面對時好時壞的經濟狀況「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和「各人自掃門前雪」的作風，在客觀上也加劇了經濟法統一理念形成的難度，使得經濟法在制定和實施過程中缺乏協調度和穩定性，很難同傳統法律有一個清晰的界限。（注32）

經濟法這種定位飄忽的問題，是資本主義國家本身難以完全解決的，經濟法雖然為社會本位法，卻在私人所有權至上的資本主義社會受到「私權警戒線」的困擾和局限，難以真正客觀穩定地居於維護社會公共利益這一基本點。（注33）或者說，雖然資本主義經濟法仍然在發展，其中的非經濟因素也在逐步減少，但它的「社會本位」中所摻入的異質並不能徹底清除，令其在法律體系中應有的地位未能完全顯現出來。

另一方面，不同於西方國家的「改良主義思潮」，在資本主義統治基礎比較薄弱的國家，無產階級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理論為指導，通過暴力革命推翻了原來的政治制度，建立了嶄新的社會主義制度，基本上實行的是社會主義公有制基礎上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注34）但是在初期經歷了一段時間的經濟高速增長後，這種「以單一公有制和權力高度集中的行政經濟體制為本質特徵的」（注35）經濟基礎開始顯露出「後勁不足」的毛病，成了相對低下的社會生產力發展的障礙，這也是前蘇聯各界領導人不停地搞經濟體制改革以求振興國民經濟的根本原因（包括其他社會主義國家也處於不斷的改革和嘗試中）。前蘇聯雖然曾於70年代擬定過《蘇聯經濟法典》要點草案，但是由於國家根本不承認任何「私」的東西，（注36）理論界出現的也不過是對經濟關系幾乎無處不包無所不容的「大民法」和「大經濟法」之爭，連社會主義民法都成了公法，反而沒有了經濟法的合適位置。只有原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於1964年頒布了世界上惟一一部經濟法典《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經濟法典》，調整國民經濟領導和社會經濟組織活動所發生的經濟關系，可以說是前蘇聯拉普捷夫縱橫統一的經濟法觀點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實踐。（注37）

「有一種觀點只承認西方國家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因干預而產生了經濟法，而社會主義國家是在沒有市場經濟的情況下，因為創設經濟制度而產生了經濟法。其實不然，創設經濟制度的不一定是經濟法（往往是憲法），社會主義國家在計劃經濟體制下，更多地採用行政命令和政策規范經濟活動，即使有個別經濟法律規范，也只是經濟法的萌芽，尚不能是真正意義上（作為部門法）的經濟法。」（注38）這個說法是有一定道理的，進一步說，由於沒有客觀地分析當時的生產力水平，僵化地理解馬克思主義關於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的關系，過分強調國家對經濟的直接管理職能，政府運用行政手段深入到經濟的微觀領域甚至企業內部，成了企業的「管家婆」，同時對市場調節機制的性質認識不清，排斥市場經濟的資源配置作用，反而造成效率低下，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注39）而隨後國家進行的改革又沒有真正建立起有效的市場調節機制與國家調節相配合，呈現出「一統就死，一放就亂」的極端狀況，最終導致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發展不甚成功。隨著前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陣營的解體，各國的經濟改革也向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制度徹底轉向，並讓社會和人民為此付出了沉重代價。僅從非嚴格意義上看，雖然原捷克斯洛伐克和民主德國兩國官方認可了經濟法，（注40）但總體來看這個時期的社會主義經濟法是缺位的，性質更類似於經濟行政法，因為它所體現的這種國家對社會經濟的全面組織管理絕非通常意義所講的市場經濟基礎上的國家干預，經濟法沒有真正獨立的空間。（注41）

我國歷經了文化大革命的浩劫後，黨和國家痛定思痛，決定將工作重心從階級斗爭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逐步將原來僵化的計劃經濟體制變革為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隨著對經濟規律認識的深入，最終於黨的十四大確立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經濟改革目標，提出了完善市場經濟法制環境的要求。（注42）而1993年的憲法修正案中又明確提出：「加強經濟立法、完善宏觀調控。」我國在經濟體制改革邁出了成功的第一步後，正式開始了與世矚目而又任重道遠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市場經濟建設。

到目前為止，我們已經初步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接下來擺在我們面前的任務，就是如何理解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指出的改革要「注重製度建設和體制創新」，進而確立經濟法在有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法律體系中的位置。是完全照搬西方的模式，還是原來社會主義國家所遺留「經濟法」思維的一種延續？或者乾脆為這種歷史上從未出現過的市場經濟與社會主義公有制的結合另闢蹊徑？經過我們剛才的分析可以看出，其實前兩種經濟法模式都存在缺位問題，這是造成我國經濟法缺位的歷史根源。（注43）由於真正的經濟法在我國的產生和發展時間不長，我們要明確它的定位和發展方向，所面臨的就是這樣一種「騎虎難下」的困境。相比較而言，資本主義經濟法的功能在80年代後更具有完整性，從經驗和技術上值得我們借鑒，但又不能盲目迷信、排斥創新，忽視我國市場經濟不同於西方的制度傳統和發展過程，以及政府在其中無以替代的導向作用。（注44）以後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這兩種性質的市場經濟以及分別在各自基礎上建立起來的經濟法將長期存在，互相取長補短，從形式上存在一種趨同的方向。（注45）但完整意義上的更能發揮其應有功能的經濟法，應當出現在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基本經濟制度的社會主義中國，這絕對不是口號，而是一種必勝的信念和理性的預期。

（三）經濟法的社會本源缺位

學者們一般認為，經濟法為社會本位法，以維護社會（公共）利益為己任，（注46）對此少有異議。但一個新的問題也產生了，那就是任何利益都應該有明確的承載主體，社會（公共）利益來自於全體社會成員，那麼其承載主體或者說代表主體是誰呢？（注47）隨著國家和社會向現代化的演進，人們已經逐步認識到在實現個體利益的過程中應當注意維護社會（公共）利益，國家利益的實現也應當與社會（公共）利益相得益彰。但由於個體利益的偏狹性和經濟個體的逐利性，它們不可能成為社會（公共）利益的真正維護者，（注48）於是國家藉著其超越社會的形象代為維護社會（公共）利益，干預人們的生活。可惜國家畢竟是一個抽象的主體，它也應當具體化為一些現實的政府部門或行政人員，這就為資本主義國家的集團利益、政黨利益對政府機構的滲透與干擾及我國的地方利益、部門利益獨霸一隅提供了條件，反而令國家能夠切實公正地維護社會（公共）利益的立場值得懷疑。（注49）事實上國家對社會（公共）利益的維護必不可少，要不然就不會有馬克思主義關於政治統治「到處都是以執行某種社會職能為基礎，而且政治統治只有在它執行了它的這種社會職能時才能持續下去」的經典論述。（注50）但政府畢竟不是萬能的，也有幹得不太出色的地方，甚至在某些方面政府可能表現得完全不能讓人滿意，同時還需要法律限定其職權的過度擴張。（注51）所以僅憑政府這柄「雙刃劍」的一己之力，其代表社會（公共）利益行使各種管理職能的效率和可信度必將大打折扣。（注52）

我們先把目光投向西方社會，西方在「社會國家化」和「國家社會化」的相向運動中，沖破了市民社會和政治國家的藩籬，雖然產生了一個既不是純粹私人的也不是真正公共的領域，（注53）但在社會層面上並未出現權力真空或者權利真空。其主要原因是在西方還有一個與政府和市場這兩種力量相平衡的「包括各種社會團體、民間非營利組織、宗教團體等不以營利為目的的民間組織」之第三部門存在。這些組織具有組織性、志願性、非營利性、民間性、自治性和公益性的特點，（注54）它們是協調個人利益和個人利益、個人利益和國家利益，維護和實現社會（公共）利益的社會中堅力量。尤其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非政府組織在從事經濟社會發展事業中異軍突起，發揮了政府和市場難以替代的巨大作用，填補了社會經濟發展領域上的一些空白，諸如環境保護，消除貧困和落後地區的教育等。雖然很多工作政府也在做，但事實證明，非政府組織往往比政府做得更好，更有效率。」（注55）

而且「市場經濟發展的實踐日益證明，政府和市場的力量固然重要且不可或缺，但政府與市場之外的領域越來越凸顯，它是與社會的多元化相伴而生的並生發出政府與市場都無法有效解決的新需求。這一空白點迫切需要一種新的社會力量去填補。」（注56）特別在我國由計劃經濟體制逐步轉為市場經濟體制後，政府的經濟管理職能正處於轉變和調試之中，新興市場主體的經濟權利尚待進一步確認和伸張，政府和市場兩方面的力量都存在「缺位」和「越位」並存的現象，發展新興社會力量以填補需求空缺，抑制各方「非法越界」的問題便顯得更加突出和迫切。

「 在我國改革開放的20年中，國家通過縮小控制范圍、改革控制方式、規范控制手段，逐步擴大了社會的自由活動的空間，促成了國家與社會間的結構分化，尤其是以產權的多元化和經濟運作市場化為基本內容的經濟體制改革則直接促進了一個相對自主性的社會形成。它表現在社會成為一個相對獨立的提供發展和機會的源泉，個人對國家的依附性明顯降低，相對獨立的社會力量逐步形成；民營企業以及較為獨立的企業家階層、個體戶階層以及知識階層，都有明顯的發展；民間社會組織化程度增強，工會、商會、保護消費者協會等一些中間組織已開始在經濟活動中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注57）

但是，我們並不能就此樂觀地認為，中國已經形成了獨立的第三部門，經濟法等以社會為本位的法的制定和實施就此具有了廣泛的社會基礎。（注58）因為「與西方第三部門的生存與發展空間相比，中國第三部門生存發展空間具有很大的不同。」（注59）

首先，從中國的傳統觀念來看，占統治地位的是家族本位和倫理本位觀，缺乏西方社會自基督教興起以來所具有的教會集團生活特質和公益思想。家族本位和倫理本位都與血緣關系密切，造就了中國人重人情，講關系的「熟人社會」傳統，一切養老恤幼等公共福利主要來自於家族內部，國家提供的公共物品很少。而本來具有較強公益性質，可以影響人們思想觀念的宗教則一直處於政權的重壓之下難以翻身，也沒有西方宗教曾經有過的與王權平起平坐的輝煌經歷，無法促成人們公益思想的形成。至於曾存在於中國古代和近代的民間團體同樣活動范圍狹小、比較封閉，公益性不足，而且由於當權者視它們為異己力量，經常將這些團體置於非法狀態，它們也難以蓬勃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