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社會學論文注釋

Ⅰ 社會學論文選題方向有哪些[獨家匯總]

社會學論文選題方向涉及廣泛，具體可從以下角度探討：

一、社會學論文選題方向

社會學分析、社會學視角、社會心理學、社會學思考、社會學視野、社會學家、法社會學、社會學理論、教育社會學、社會學解讀、社會資本、知識社會學、社會學視域、社會學角度、體育社會學、農民工等。

二、社會學論文寫作建議

1.明確研究方向，與導師探討具體問題。

2.選擇創新性課題，增強研究價值與吸引力。

三、社會學論文選題案例

1.家庭社會學方向選題：《家庭風險》翻譯實踐報告、《鏡像中的親子關系與現實社會的相互映照研究》等。

2.消費社會學方向選題：《大學生人生觀培育研究》、《符號消費視角下的婚姻消費研究》等。

3.知識社會學方向選題：《我國體育社會學研究的知識圖譜分析》、《作為知識形態的影像話語—韓國電影《辯護人》的知識社會學探析》等。

4.社會學分析方向選題：《教育家成長的社會學分析》、《當前中小學師生沖突問題及對策研究》等。

這些選題案例展示了社會學研究的多樣性和深度，有助於學生從不同角度開展社會學論文寫作。

Ⅱ 社會學論文範例

社會學作為人文社科專業,目前主要集中在理論教學、田野調查等領域,社會學專業實驗室建設成為深化社會學專業改革的必經途徑。下文是我為大家搜集整理的關於社會學論文範例的內容，歡迎大家閱讀參考!

社會學論文範例篇1

淺析虐待老人問題的社會根源

“由於生理性衰老這一自然規律以及社會轉型過程中社會成員和群體在利益關系和分配關繫上的重新調整等原因”[1]，老年群體在整個社會結構體系中的社會經濟地位不斷下降，在物質資源佔有和政治權利保障等方面處於相對弱勢。這不僅限制了老年群體對於自身需求和願望的滿足，而且其利益訴求也容易受到忽視和侵害，甚至當利益受到侵害時，老年人往往出於畏懼、“家醜不可外揚”等心理，不能勇於維護自身的合法權益。本文以中國現實社會情境為研究基點分析了社會轉型期虐待老人問題的特質表現和治理困境，並且通過對相關理論研究進行梳理和反思，從“個體化”理論和風險社會視角深入挖掘這一問題的社會性根源，並以此為前提從減輕個體不安全感與促進社會整合角度規劃治理路徑，從而在社會生活中幫助遭受虐待行為的老年群體維護自身的合法權益。

一、失控：社會結構雙重變遷下虐待老人問題的獨特形態

發達國家虐待老人事件的產生是在全球人口老齡化的作用下，由老年人數量激增所引致的一種必然現象。而在一些發展中國家，除了人口結構老化這一普遍性原因外，該問題的“井噴”還與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這一特殊歷史進程密切相關，這一點在中國體現得尤為明顯。與改革開放前的欠發達的社會相比，在社會轉型速度呈加速狀態的現代社會中，中國虐待老人問題無論是“在發生機制和問題性質，還是在數量規模、表現形式和社會影響力等方面呈現出新特點”[2]，致使該問題難以得到有效預防和控制，“失控”已經成為其特殊標識。基於我國當前“社會轉型化”和“人口老齡化”兩種同步性社會變遷的時代背景，筆者總結了我國虐待老人問題相比於發達國家和其他發展中國家的獨特形態。

(一)老年群體具有受虐待的高危性，呈現地域和城鄉的“階梯式”分布形態

由於生理機能下降、智力衰退以及在經濟和照料服務上的較強依賴性等因素所造成的相對劣勢，老年人在遭受虐待方面具有明顯的普遍性。2010年，我國家庭內老年人虐待發生率為13.3%，呈現階段性增長的趨勢，遠高於虐童、虐妻等的比率，已經演變為高危性的社會問題之一。而且，我國農村家庭內老年人遭受虐待的比例顯著高於城市(農村：16.2%，城市：9.3%)。而且虐待發生率隨著社會經濟條件升高而降低，西部地區為21.8%，高於全國其他地區，而京津滬地區最低，僅為5.4%。我國區域和城鄉在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社會保障制度以及公民文化素養等方面發展不均衡的現狀，是虐待老人問題呈現“東少西多、鄉增市減”分布格局的制度性成因。

(二)問題形成的根源難以確定，社會影響的“公共性”和“社會性”開始凸顯

在現代社會中，老年人自身的生理劣勢(體格缺陷或老年痴呆症等疾病)、家庭關系的緊張(代際沖突、子女拒絕承擔贍養義務)等因素的復合和集中加劇了虐待老人行為的發生風險。在社會結構變遷的過程中，傳統風險要素可能會演化為新的風險或者相互交融，極大地增加了虐待行為發生的不確定性，相應的預防和治理措施也面臨更大挑戰。而從問題的預防和控制角度來看，傳統社會的法律和道德體系以“孝”為其精神內核，一旦違反孝道必然會受到古代法律的嚴厲制裁，從而有效預防和遏制該問題的產生和加劇。但隨著傳統社會控制手段在現代化進程的強烈沖擊下迅速瓦解，加之家庭關系導致自我調節功能弱化，使得對於這類問題的控制力和約束力大為減弱，其影響也擴散至家庭邊界之外，成為影響社會秩序和社會發展的重大社會問題。

二、虐待老人問題的治理困境：心理沖突與保護機制失效的交織

一方面，受虐老人對施虐者存在復雜心理。多數虐待老人事件發生於父母與子女之間。基於“血濃於水”的血緣關系，受虐老人出於保護子女的情感，往往將之歸於自己管教不嚴或教育不當，把責任歸於自身。並且受“家醜不可外揚”的文化傳統的影響，有些老人往往擔心這類事件的傳播會損害家庭的聲譽，而不願主動向相關部門尋求幫助。此外，“養兒防老、老來從子”的依賴心理，也使不少老年人在生活上和心理上嚴重依賴施虐者。很多老人依賴於子女的生活照料，一旦其子女受到法律制裁，他們將無法繼續獲得照料，因而在尋求幫助前會感到擔憂，多數選擇忍氣吞聲，接受被虐待的現實。

另一方面，事前預防和事後處置的社會控制措施相對缺乏。道德與法律作為規范人類行為和調節社會關系的兩種手段，具備有效防止和遏制虐待老人的重大功能。但我國現有法律對有關虐待老人的規定，主要見於《憲法》《老年人權益保障法》等條文中，對虐待老人的概念闡釋和類型界定十分模糊，導致難以在法律上對這類行為量刑定罪。一些司法部門對涉老案件也不夠重視，執行乏力，未能使判決得到有效落實;有的基層幹部常常將虐待老人行為看作是“家內事”而聽之任之，責任意識嚴重缺乏。此外，在以“孝道”為核心的傳統價值體系和道德系統日漸式微而新的道德規范尚未形成和完備之際，施虐者的行為缺乏心理約束，尊老敬老意識淡薄。而社會輿論作為重要的外在控制手段也難以對其施虐行為形成有效限制，致使無法從源頭上遏制該問題的發生。

三、破解治理困境：原因分析視角和策略規劃的重構與再造

對於現代虐待老人現象的形成原因，國內外學者分別從不同視角進行了理論分析。國外學者認為虐待老人與家庭暴力類似，強調施虐者和受虐者的個體因素。在美國學者對老年人受虐待的原因分析中，較為流行的解釋有壓力論、暴力循環論、個人行為論和老人無能論[3]。而國內一些學者則更關注個人在家庭和社會結構中的地位和關系，其中“外在情景因素論”認為虐待老人是受虐者及施虐者外在社會環境和經濟情況的反映，老年人對照顧者的過於依賴的關系及社會孤立都會導致老年虐待風險的產生[4]。綜合國內外學者的研究可以發現：在對虐老問題的原因闡釋過程中，無論是主張受虐者或施虐者的主觀因素，還是強調個體與個體、社會的互動關系狀態，都反映出“單向化”的研究取向，即僅從“施虐者→受虐者”“受虐者→施虐者”“受虐者→社會”等思維路徑探究問題。這種個體化思維和單向式視角很容易忽視對於在由施虐者和受虐者所構成的虐待事實中主客體互動關系的考察。而且，虐待事件在發展程度不同的國家中出現了某種差異性分布，因此社會文化類型背景應作為分析該問題發生機制的一項關鍵因素。 這種由文化背景所決定的原因闡釋論在實踐中導致的後果就是治理策略出現某種程度上的偏差。例如，美國保障受虐待老人的合法權益主要是通過向其提供包括機構支持、社工服務在內的涉及廣泛的專業領域和不同的社會資源的綜合性社會支持來實現[3]。美國在解決公共性的社會問題上弱化了政府作為直接“干預者”的角色，充分發揮社會組織和專業機構的作用，依靠社會中介機制實現問題的自我解決。但是這種對策設計機制在我國缺乏社會資源和社會組織等方面的支持，“強國家―弱社會”的權力格局導致社會資源分配處於不均衡狀態，長期“抑制了社會組織和自主性社區成長”[5]，因而依靠社會服務來解決虐待老人問題很難取得理想效果。更為嚴重的後果是可能導致“政府社區治理的行為失范嚴重，表現為越位、缺位和錯位”[6]等現象，難以為受虐者提供全面、有效的制度保障和司法保護，對於施虐者的法律懲處和道德塑造也常常難以落實，導致問題的進一步積聚和惡化。

因此，當前解決虐待老人問題治理困境的關鍵，在於拓展理論和經驗研究的視野和深度，立足於“社會轉型”的歷史變遷背景和當代中國社會現實，從制度層次和文化領域挖掘其社會性根源，從而在根本上提出切實有效的治理策略和建議。

四、個體化與風險社會的共生互構：社會轉型期虐待老人問題的歷史變遷

(一)現代性的精神困境

西方社會學家鮑曼對“個體化社會”的理論研究做出了重大貢獻。在關於“個體化”含義的理解上，他認為個體化社會的結構形態是“社會形塑了其成員的個體性，個體則在他們通過交往編織成的相互依存之網中，採取合理、可行的策略，用他們的生活行動造就了社會”[7]。並指出個體化“所承載的是個體的解放，即從歸屬於自己、通過遺傳獲得、與生俱來的社會屬性等的確定性中解放出來。這種變化被正確地看作現代的境況中最明顯和最有潛在優勢的特徵”[8]。但同時也意味著個體與傳統知識結構、固有信仰和社會規范“脫鉤”，成為自己生活的主人的代價是安全感開始喪失。風險社會在社會轉型期“碎片化”社會結構中其威脅也呈幾何級增長，解放了的個體的御險能力也迅速降低，並且“社會變遷中集體規范的缺乏勢必在價值觀和心理層面影響到個體安全”[9]，原本為個體在生活和心理上都甚為依賴的社會保障機制(如單位制)的瓦解使現代人的社會心理出現劇變，“心靈安全”的喪失成為現代社會影響個體心智結構的突出問題。

(二)個體化社會的本土化表達：自我主義與制度變革

由於中西方文化的激烈碰撞，以及農業文明向工業文明轉型過程中所形成的“二元經濟模式”，使處於“後發外生型”現代化的中國社會具有典型的傳統性與現代性交織融合的時代特徵，中國社會“個體化”的發育也不可避免地出現了某種異變，在社會結構急劇變遷的時代背景下主要受到了“自我主義傳統、轉型期的制度環境”[10]等本土傳統和現實狀況的有力形塑。一方面，中國傳統社會的“個體”是在“差序格局”中的角色地位，這種以“己”為中心所構築的關系網路是依據個體來確定生活邊界並作為風險屏障，顯然不具備現代意義上的公共精神，並且與西方“團體格局”中具有明確權利義務關系的“公民”概念形成鮮明反差。另一方面，改革開放前的“總體性社會”在劇烈的制度變革推動下將大量組織化的個體推向社會領域，被單位制和組織化生活所模塑的個體精神世界受到強烈沖擊。不僅個體與社會聯系紐帶出現斷裂，而且在既無傳統儒家孝道倫理又無集體主義約束的情況下，衍生出大量“個人只強調自己的權利，無視對公眾或他人的義務與責任”的“無公德個人”[11]，建構具有現代意義的市民社會的任務任重而道遠。

可見，中國個體化社會的到來在使個體充分解放的同時，道德性缺失也成為重要的社會問題。不斷膨脹的自我主義導致封閉穩定的家庭結構逐漸喪失向心力，加之外部控制機制的缺失，使家庭關系在持續緊張中激化出特殊矛盾。

五、社會轉型期虐待老人問題的時代治理導向

消除社會生活的不確定性往往要通過在“自己的自我規范和社會責任中重新建立平衡”[12]，進而建構起“本體性安全”，即“大多數人對其自我認同之連續性以及對他們行動的社會與物質環境之恆常性所具有的信心，這是一種對人與物的可靠性感受。”[13]這意味著必須通過培育公民“責任倫理”來加強社會團結，重構和諧穩定的家庭關系，消除個體化所帶來的負向效應，最終塑造具有強烈公共道德的現代意義上的公民，從而破解個體與家庭張力的時代難題。

(一)依靠制度建設完善老年群體的法律保障系統

利益主體的多元化對於現代國家提出了新的治理要求，以行政性管控為目標的政府在職能應用上應淡化行政色彩，推動“管理”向“治理”升級，強化在基層社會問題領域的服務性功能。具體而言，要以制度為先，進一步細化和明確《老年人權益保障》在禁止和預防各種形式的家庭老年人虐待方面的規定和懲罰措施，做到有法可依，提供堅實可靠的法律保障。此外，嚴格執法是治理該問題的關鍵環節。政府應協同立法、司法等部門，加大執法力度，優化執法效率，提高執法水平，著眼於實際增強法律的可操作性和靈活性，提高控制手段的應用性和嵌入性，切實維護老年人的合法權益[。

(二)努力提升社區治理能力和服務性社會組織建設

“社區”是搭建政府和家庭溝通渠道的橋梁，能夠依靠其地緣性優勢吸收政府的相關資源和控制手段“嵌入”家庭之中，並及時將問題反饋給上級部門，從而使問題得到有效處理和解決。社區在“社會治理”的政治語境中的協同治理的主體性地位必須得到法律形式的認定和自治權力的讓與，政府與社區對於“權力蛋糕”應進行合理分配，對基層社會事務的處置許可權也應進行制度化界定。同時，必須充分發揮社區建設的自主性，針對社區居民的實際需求引導服務型社會組織深入到社區內部，例如在涉及虐待老人事件中，就可以在社區內部設置公益性或營利性的醫療機構和法律求助咨詢中心，為經濟地位和社會地位相對處於弱勢的老年群體搭建問題反映平台，及時、有效地介入到問題家庭的矛盾之中，減輕事件發現不及時或治理效果不理想所帶來的不利影響，提高反應效率和解決效果。

(三)推動具有中國意蘊的時代性家庭倫理的建構和發揚

我們必須著眼於現代社會中的價值內核與傳統文化中的倫理精髓進行“流程再造”，重點挖掘和創造體現時代精神和傳統美德的行為規范，提升家庭生活對於每一個原子化個體的吸附力，從而彌合個體與家庭、社會之間的“斷裂”狀態。通過對傳統倫理的“揚棄”並與現代價值觀念加以融合，對於中國“家文化”的復歸和弘揚具有重要意義，也有利於喚起公眾對於老年群體社會地位和價值的認同和尊重，從而為防止虐待老人行為的發生奠定心理基礎，這也是治理虐待老人問題的根本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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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 大學生法律意識論文3000字

[原文]
從社會學角度講，我國正在融入法治社會。對置身於未來社會的任何一個人，是無法擺脫法律而生存的。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構建和加入WTO，所有市場主體都得遵循統一的規則或制度，在這種高度規則化的社會里，「法制手段」將越來越廣泛地運用於我們的現實社會關系中。這意味著，從個體人的日常生活行為到豐功偉業之創造，均離不開一定的法律知識或法律技能。當我們以審思發展和關切生活的態度來判斷實踐視域時，自然會發現，必備的法律素養，已成為現代市民特別是青年學生們立足社會的不可或缺的基本要件。
何為法律素養，簡言之，是指認識和運用法律的能力或素質。一個人的法律素養如何，是通過其掌握、運用法律知識的技能及其法律意識表現出來的。法律知識主要由兩部分組成，一是制定法中關於規則的知識，即所謂的法律條文體系；二是法律學問中關於原理的知識，即所謂的法律原理或法律理論。一般意義上的學法、懂法，就是要求既熟知一些基本的法律條文，同時又掌握一定的普遍適用的法律原理。而法律意識，它是社會意識的一種形式，「是人們的法律觀點和法律情感的總和，其內容包括對法的本質、作用的看法，對現行法律的要求和態度，對法律的評價和解釋，對自己權利和義務的認識，對某種行為是否合法的評價，關於法律現象的知識以及法制觀念等。」 [1] 良好的公民法律意識能驅動公民積極守法。公民只有具有了良好的法律意識，才能使守法由國家力量的外在強制轉化為公民對法律的權威以及法律所內含的價值要素的認同，從而就會嚴格依照法律行使自己享有的權利和履行自己應盡的義務；就會充分尊重他人合法、合理的權利和自由；就會積極尋求法律途徑解決糾紛和爭議，自覺運用法律的武器維護自己的合法權利和利益；就會主動抵制破壞法律和秩序的行為。另外，良好的公民法律意識能驅動公民理性守法，實現法治目標。理性守法來自以法律理念為基礎的理性法律情感和理性法律認知。法律意識，一般由法律心理、法律觀念、法律理論、法律信仰等要素整合構建，其中，法律信仰是法律意識的最高層次，也是大學生法制教育的核心。
所謂法律信仰，就是人們對法律的無限信服與崇拜，並以之為行為的最高准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