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法欺騙消費

1. 經濟法資料

經濟法形成的一般原因和規律
社會化生產與生產關系的矛盾
「無形之手」和「有形之手」的協同並用
經濟集中與經濟民主的對立統一
法和法學自身發展的邏輯；一定的經濟法學說的形成
經濟法的涵義
經濟法是調整國家在管理和協調國民經濟運行過程中發生的經濟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P7）
（1）經濟法是經濟法律規范的總稱 。
（2）經濟法是調整經濟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 。
（3）經濟法調整的是一定范圍的經濟關系
二、經濟法的調整對象（范圍）
1、企業組織管理關系：
企業設立、變更、終止
企業內部組織機構設置及其職權
企業的生產經營管理、財務管理、人事管理等
2、市場運作管理關系
活躍的市場、統一開放的市場
3、宏觀經濟調控關系
4、社會保障關系
個人獨資企業的投資人及事務管理
1、個人獨資企業投資人的資格限制
應當具備完全民事行為能力，獨立承擔民事責任的自然人。
法律、行政法規禁止從事營利性活動的人，不得作為投資人申請設立個人獨資企業。主要包括國家機關公務員、法官、檢察官、人民警察等。
2、個人獨資企業投資人的權利與責任
（1）個人獨資企業投資人對本企業的財產依法享有所有權，其有關權利可以依法進行轉讓或繼承。企業財產即包括投資人對企業的投入，也包括企業經營所得。
（2） 個人獨資企業投資人在申請企業設立登記時明確以其家庭共有財產作為個人出資的，應當依法以家庭共有財產對企業債務承擔無限責任。
3、個人獨資企業的事務管理
（1）個人獨資企業投資人可以自行管理企業事務，也可以委託或者聘用其他具有民事行為能力的人負責企業的事務管理。
（2）投資人委託或者聘用他人管理個人獨資企業事務
應當與受託人或者被聘用的人簽訂書面合同，明確委託的具體內容和授予的權利范圍。
受託人或者被聘用的人員應當履行誠信、勤勉義務，按照與投資人簽訂的合同負責個人獨資企業的事務管理。
投資人對受託人或者被聘用的人員職權的限制，不得對抗善意第三人。 （委託代理）
企業事務管理的責任：
個人獨資企業應當依法設置會計帳簿，進行會計核算。
個人獨資企業招用職工的，應當依法與職工簽訂勞動合同，保障職工的勞動安全，按時、足額發放職工工資。
個人獨資企業應當按照國家規定參加社會保險，為職工繳納社會保險費。
4、個人獨資企業的經營權利及其保護
個人企業並非民法主體，因此其若干權利需要由企業法授予並加以保護。
個人獨資企業可以依法申請貸款、取得土地使用權，並享有法律、行政法規規定的其他權利。
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規定，以任何方式強制個人獨資企業提供財力、物力、人力；對於違法強制提供財力、物力、人力的行為，個人獨資企業有權拒絕。
、合夥企業的設立程序
（1）申請設立登記。
設立合夥企業，應當由全體合夥人制定的代表或者共同委託的代理人向企業登記機關申請設立。
全體合夥人為申請人。
應提交的文件
（1）全體合夥人簽署的合夥申請書；
（2）全體合夥人的身份證明；
（3）全體合夥人指定的代表或者共同委託的代理人的委託書；
（4）合夥協議；
（5）出資權屬證明；
（6）經營場所證明；
（7）國務院工商行政管理部門規定提交的其他文件。
合夥企業的設立登記
（2）合夥企業設立登記
企業登記機關應當自收到申請登記文件之日起二十日內，作出是否登記的決定。對符合本法規定條件的，予以登記，發給營業執照；對不符合本法規定條件的，不予登記，並應當給予書面答復，說明理由。
合夥企業的營業執照簽發日期，為合夥企業成立日期。合夥企業領取營業執照前，合夥人不得以合夥企業名義從事經營活動。
（3）分支機構設立登記
合夥企業設立分支機構，應當向分支機構所在地的企業登記機關申請登記，領取營業執照。

分支機構經核准登記後，應將登記情況報該分支機構隸屬的合夥企業的登記機關備案。
分支機構的民事責任由設立該分支機構的個人獨資企業承擔。
合夥人的對外代表權：
每個合夥人都有對外代表企業的權利。
（1）合夥企業事務由全體合夥人共同執行時，每個合夥人均可以對外代表企業；
（2）由合夥協議約定或者全體合夥人決定，委託一名或者數名合夥人執行合夥企業事務時，被委託的合夥人對外代表企業。
（3）合夥企業對合夥人執行合夥企業事務以及對外代表合夥企業權利所作的限制，不得對抗不知情的善意第三人。
2、合夥企業債務清償
（1） 合夥人對合夥企業債務承擔無限連帶責任：合夥企業對其債務，應先以其全部財產進行清償。合夥企業財產不足清償到期債務的，各合夥人應當承擔無限連帶清償責任。
（2）合夥人之間的企業債務分擔與追償：
以合夥企業財產清償合夥企業債務時，其不足的部分，由各合夥人按照本法第三十二條第一款規定的比例，用其在合夥企業出資以外的財產承擔清償責任。
債權人有權要求合夥人中一人或者多人清償全部債務。合夥人由於承擔連帶責任，所清償數額超過其應當承擔的數額時，有權向其他合夥人追償。
3、合夥人債務的清償與合夥企業的關系
（1）合夥企業中某一合夥人的債權人，不得以該債權抵銷其對合夥企業的債務。
（2）合夥人個人負有債務，其債權人不得代位行使該合夥人在合夥企業中的權利。
（3）合夥人個人財產不足清償其個人所負債務的，該合夥人只能以其從合夥企業中分取的收益用於清償；債權人也可以依法請求人民法院強制執行該合夥人在合夥企業中的財產份額用於清償。
債務清算
（1）確定清算人：
合夥企業解散，清算人由全體合夥人擔任；未能由全體合夥人擔任清算人的，經全體合夥人過半數同意，可以自合夥企業解散後十五日內指定一名或者數名合夥人，或者委託第三人，擔任清算人。十五日內未確定清算人的，合夥人或者其他利害關系人可以申請人民法院指定清算人。
清算人在清算期間執行下列事務：
清理合夥企業財產，分別編制資產負債表和財產清單；
處理與清算有關的合夥企業未了結的事務；
清繳所欠稅款；
清理債權、債務；
處理合夥企業清償債務後的剩餘財產；
代表合夥企業參與民事訴訟活動。
（2）合夥企業解散後應當進行清算，並通知和公告債權人。清算人自被確定之日起十日內將合夥企業解散事項通知債權人，並於六十日內在報紙上公告。債權人應當自接到通知書之日起三十日內，未接到通知書的自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內，向清算人申報債權
（3）按法定順序清償：
合夥企業財產在支付清算費用後，按下列順序清償：
合夥企業所欠招用的職工工資和勞動保險費用；
合夥企業所欠稅款；
合夥企業的債務；
返還合夥人的出資。
合夥企業財產按上述順序清償後仍有剩餘的，按合夥協議約定的比例進行分配，沒有約定則平均分配。
合夥企業解散後，原合夥人對合夥企業存續期間的債務仍應承擔連帶責任，但債權人在五年內未向債務人提出償債請求的，該責任消滅。
（5）清算結束：
清算結束，應當編制清算報告，經全體合夥人簽名、蓋章後，在十五日內向企業登記機關報送清算報告，辦理合夥企業注銷登記。
公司設立的一般程序：
（1）確定股東或發起人；
（2）訂立公司章程；
（3）申請設立審批；
（4）股東或發起人認繳和履行出資；
（5）建立公司機關（機構）；
（6）辦理設立登記。
公司營業執照簽發日期為公司成立日期。
有限責任公司的組織機構
（一）股東會：
1、股東會的法律地位：
有限責任公司股東會由全體股東組成。股東會是公司的權力機構，依照《公司法》行使職權。
2、股東會的職權：
股東會行使下列職權：
（1）決定公司的經營方針和投資計劃；
（2）選舉和更換非由職工代表擔任的董事、監事，決定有關董事、監事的報酬事項；
（3）審議批准董事會的報告；
（4）審議批准監事會或者監事的報告；
（5）審議批准公司的年度財務預算方案、決算方案
（6）審議批准公司的利潤分配方案和彌補虧損方案
（二）董事會
1、董事會的法律地位：
有限責任公司的董事會，是指依照《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規定設立的，由董事組成的公司經營決策和業務執行機構。
2、董事會的職權
董事會對股東會負責，行使下列職權：
（1）召集股東會會議，並向股東會報告工作；
（2）執行股東會的決議；
（3）決定公司的經營計劃和投資方案；
（4）制訂公司的年度財務預算方案、決算方案；
（5）制訂公司的利潤分配方案和彌補虧損方案；
（6）制訂公司增加或者減少注冊資本以及發行公司債券的方案；
（7）制訂公司合並、分立、解散或者變更公司形式的方案；
（8）決定公司內部管理機構的設置；
（9）決定聘任或者解聘公司經理及其報酬事項，並根據經理的提名決定聘任或者解聘公司副經理、財務負責人及其報酬事項
（10）制定公司的基本管理制度；
（11）公司章程規定的其他職權。
三）經理
1、經理的法律地位：
經理是負責公司日常經營管理事務的高級管理人員。由董事會決定聘任或者解聘。經理對董事會負責。
2、經理的職權
①主持公司的生產經營管理工作，組織實施董事會決議；
②組織實施公司年度經營計劃和投資方案；
③擬訂公司內部管理機構設置方案；
④擬訂公司的基本管理制度；
⑤制定公司的具體規章；
⑥提請聘任或者解聘公司副經理、財務負責人；
⑦決定聘任或者解聘除應由董事會決定聘任或者解聘以外的負責管理人員；
⑧董事會授予的其他職權。
公司章程對經理職權另有規定的，從其規定。（新增）
經理列席董事會會議。
四）監事會、監事
1、監事會的法律地位：
監事會或者監事是有限責任公司的監督機構。
2、監事會的職權
監事會、不設監事會的公司的監事行使下列職權：
（1）檢查公司財務；
（2）對董事、高級管理人員執行公司職務的行為進行監督，對違反法律、行政法規、公司章程或者股東會決議的董事、高級管理人員提出罷免的建議；（新增）
（3）當董事、高級管理人員的行為損害公司的利益時，要求董事、高級管理人員予以糾正；
（4）提議召開臨時股東會會議，在董事會不履行本法規定的召集和主持股東會會議職責時召集和主持股東會會議；（新增）
（5）向股東會會議提出提案；（新增）
（6）依照《公司法》有關的規定，對董事、高級管理人員提起訴訟；（新增）
（7）公司章程規定的其他職權。
監事可以列席董事會會議
監事可以列席董事會會議，並對董事會決議事項提出質詢或者建議。
監事會、不設監事會的公司的監事發現公司經營情況異常，可以進行調查；必要時，可以聘請會計師事務所等協助其工作，費用由公司承擔。
三、股份有限公司的組織機構
（一）股東大會
1、股東大會的法律地位與職權：
股份有限公司股東大會由全體股東組成。股東大會是公司的權力機構，依照《公司法》行使職權。《公司法》關於有限責任公司股東會職權的規定，適用於股份有限公司股東大會。
有限責任公司股東會比原來的公司法刪除了「（十）對股東向股東以外的人轉讓出資作出決議；」而這一條正是以前有限責任公司的股東會比股份公司股東大會多的一條許可權。刪除以後，新公司規定「股東大會的職權與股東會相同。」
（二）董事會、經理
1、董事會的組成：
股份有限公司設董事會，其成員為5人～19人。董事會成員中可以有公司職工代表。
董事會設董事長1人，可以設副董事長。董事長和副董事長由董事會以全體董事的過半數選舉產生。董事長召集和主持董事會會議，檢查董事會決議的實施情況。
2、董事會任期與職權
《公司法》關於有限責任公司董事任期和職權的規定，適用於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5、經理
股份有限公司設經理，由董事會決定聘任或者解聘。《公司法》關於有限責任公司經理職權的規定，適用於股份有限公司經理。
公司董事會可以決定由董事會成員兼任經理。
（三）監事會
監事會每6個月至少召開一次會議。（新增）監事可以提議召開臨時監事會會議。
有限責任公司關於監事會地位、組成、職權、任期、表決方式等的規定適用於股份有限公司。
一人有限責任公司的特別規定
第五十八條一人有限責任公司的設立和組織機構，適用本節規定；本節沒有規定的，適用本章第一節、第二節的規定。
1、 一人有限責任公司的含義：
本法所稱一人有限責任公司，是指只有一個自然人股東或者一個法人股東的有限責任公司。
2、一人公司逃避責任的風險的防範
（1）嚴格的資本充足原則：一人有限責任公司的注冊資本最低限額為人民幣10萬元。股東應當一次足額繳納公司章程規定的出資額。
（2）一個自然人只能投資設立1個一人有限責任公司。該一人有限責任公司不能投資設立新的一人有限責任公司。
（3）一人有限責任公司應當在公司登記中註明自然人獨資或者法人獨資，並在公司營業執照中載明。
（4）一人有限責任公司應當在每一會計年度終了時編制財務會計報告，並經會計師事務所審計。
（5）一人有限責任公司的股東不能證明公司財產獨立於股東自己的財產的，應當對公司債務承擔連帶責任。
3、其他
一人有限責任公司章程由股東制定。
一人有限責任公司不設股東會。股東作出本法第三十八條第一款所列決定（決定公司的經營方針和投資計劃）時，應當採用書面形式，並由股東簽名後置備於公司。

2. 急急急，用經濟法知識分析三鹿事件和金融危機

材料一：近期，甘肅等地陸續報告多起嬰幼兒泌尿系統結石病例 。現已初步查明，導致這些嬰幼兒患病的主要原因是患兒服用的三鹿牌嬰幼兒奶粉中含有三聚氰胺。三鹿牌部分批次嬰幼兒奶粉中含有三聚氰胺，是為增加原料奶或奶粉的蛋白含量而人為加入的。

材料二：黨中央、國務院對此高度重視，對嚴肅處理三鹿牌嬰幼兒奶粉事件專題做出部署。一是立即啟動國家重大食品安全事故I級響應，成立由衛生部牽頭、質檢總局等有關部門和地方參加的國家處理三鹿牌嬰幼兒奶粉事件領導小組。二是全力開展醫療救治，對患病嬰幼兒實行免費救治，所需費用由財政承擔。三是全面開展奶粉市場治理整頓，由質檢總局負責會同有關部門對市場上所有嬰幼兒奶粉進行全面檢驗檢查，對不合格奶粉立即實施下架。四是盡快查明嬰幼兒奶粉污染原因，組織地方政府和有關部門對嬰幼兒奶粉生產和奶牛養殖、原料奶收購、乳品加工等各環節開展檢查。五是在查明事實的基礎上，嚴肅處理違法犯罪分子和相關責任人。六是有關地方和部門要認真吸取教訓，舉一反三，建立完善食品安全和質量監管機制，切實保證人民群眾的食品消費安全。

9月22日，根據國家處理奶粉事件領導小組事故調查組調查，三鹿牌嬰幼兒奶粉事件是一起重大食品安全事件。依據《國務院關於特大安全事故行政責任追究的規定》、《黨政領導幹部辭職暫行規定》等有關規定，鑒於河北省省委常委、石家莊市委書記吳顯國同志對三鹿牌奶粉事件負有領導責任，對事件未及時上報、處置不力負有直接責任，經黨中央、國務院批准，免去吳顯國同志河北省省委常委、石家莊市委書記職務；鑒於在多家奶製品企業部分產品含有三聚氰胺的事件中，國家質量監督檢驗檢疫總局監管缺失，對此，局長李長江同志負有領導責任，同意接受李長江同志引咎辭去國家質量監督檢驗檢疫總局局長職務 的請求。任命王勇為國家質量監督檢驗檢疫總局局長；免去其國務院副秘書長職務。蒙牛、伊利、光明液態奶中國名牌稱號被撤銷。

材料三，有關人士表示，三鹿問題奶粉事件將對中國整個乳製品行業產生重大影響，除了短期內相關企業利益受損外，這一行業的競爭主體、產品結構、企業架構、供應鏈等都將發生變化。

探究路徑

（1）運用經濟常識的有關知識，分析上述材料。

①用商品的基本屬性分析。

商品是使用價值和價值的統一體。使用價值是價值的物質承擔著，沒有使用價值就沒有價值。商品生產者要想實現商品的價值就必須重視產品的質量。三鹿奶粉事件說明生產者要想獲利，必須嚴把產品質量。

②用價值規律的內容、作用分析。

商品的價值量是由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的。商品生產者要想在競爭中獲利，必須使個別勞動時間低於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努力提高本企業的勞動生產率，走科技和科學管理之路。而三鹿奶粉等廠家為了獲得高額利潤，沒有*提高企業勞動生產率，生產價廉物美的放心產品，而是在奶中加進三聚氰胺，增加原料奶或奶粉的蛋白含量，坑害消費者，以牟取暴利。

③用市場經濟的弱點和缺陷分析：

在市場經濟中，商品生產者和經營者在價值規律的自發調節下追求自身的利益。有些企業的生產者和經營者不講職業道德，一切向錢看，生產和銷售假冒偽劣產品。三鹿奶粉事件說明了在市場經濟中，國家必須加強宏觀調控，強化市場的監管，打擊不法商品生產者和經營者違法活動，確保消費者的利益。

④用市場經濟的法制性和宏觀調控的法律手段分析：

市場經濟的法制性是指社會經濟運行有健全的法制基礎，生產者和經營者的經濟活動依據市場經濟的法規進行。法律手段是國家通過制定和運用經濟法規來調節經濟活動的手段。三鹿奶粉事件說明生產者和經營者的活動必須置於法律監督之上。國家對有關人員的處理體現了市場經濟的法制性。為了避免類似事件的再發生，每個經濟活動參加者都要學法、懂法、守法和用法，用法律規范自己的經濟行為。國家必須加強法律手段，使不法生產者和經營者無機可乘。

⑤用社會主義的生產目的分析：

社會主義生產目的是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和文化生活的需要。在市場經濟中，經濟利益是人們追求的目標，但在社會主義社會里，追求利益必須符合社會主義生產的目的，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三鹿奶粉事件說明了一些生產者和經營者為了一己私利，背離了社會主義生產目的，損害了人民的利益，必將受到法律的嚴懲。

⑥用提高企業經濟效益分析：

企業經濟效益是企業一切經濟活動的根本出發點。提高企業經濟效益的正確方法和途徑是：一是依*科技進步，採用先進技術，用現代科學技術武裝企業，提高企業職工的科學文化水平和勞動技能。二是採用現代管理方法，提高企業經營管理水平，提高勞動生產率，以最少的消耗生產出最多的適應市場需要的產品。三鹿奶粉事件說明企業要提高經濟效益必須歷練內功，走科技和管理之路。搞歪門邪道不但不能提高企業的經濟效益，反而葬送企業。

⑦用企業經營者的素質、企業的信譽、形象和不正當競爭有關知識分析

作為國有企業經營者應該具有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高尚情操，具有強烈的責任感。任何企業經營者都必須具有良好的職業道德。要遵紀守法、誠實守信、服務群眾、奉獻社會；反對損人利己，敢於同制假售假、非法牟利、投機欺詐等各種違法經營行為作斗爭。三鹿奶粉事件反映了一些企業的經營者缺乏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意識，職業道德素質低下。為此加強企業經營者的素質具有重要性。

良好的信譽和企業形象對企業的生存競爭，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企業的信譽是指企業在一切經濟交往中要誠實守信，反對失信和欺詐。企業形象是指企業的產品、服務在社會中留下的印象，以及所受到的評價和認同。企業的信譽和形象集中表現在產品和服務的質量上，保證優質的產品和服務才能使企業立於不敗之地。三鹿等奶製品企業在奶粉中添置三聚氰胺，置企業信譽和形象於不顧，導致其中國名牌稱號被撤銷。這些企業的做法屬於不正當競爭。

⑧用市場交易原則有關知識分析：

誠實信用是現代市場交易活動的基本精神。企業經營者能誠實信用，可以企業帶來效益；相反，如果缺乏誠實信用，摻雜使假、以次充好、假冒偽劣、非法銷售，既損害消費者的利益，擾亂市場秩序，又破壞了企業形象。三鹿奶粉事件說明生產者和經營者在市場交易中必須做到誠實信用，企業才能做大做強。

事件回顧

近期，甘肅等地報告多例嬰幼兒泌尿系統結石病例，調查發現患兒多有食用三鹿牌嬰幼兒配方奶粉的歷史，經相關部門調查，石家莊三鹿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生產的三鹿牌嬰幼兒配方奶粉受到三聚氰胺污染。這就是震驚全國的嬰兒「腎結石事件」。

事件發生後，國務院相關部門對此高度重視，對嚴肅處理做出流向部署。國家質檢總局已經派出調查組赴三鹿奶粉生產企業調查事故原因，並在全國范圍內對同類產品進行專項檢查；工商總局加強了對市場上嬰幼兒配方奶粉的監督檢查。衛生部已組織聯合調查組開展該事件的調查處理，並在全國范圍內對可能由此造成的嬰幼兒患病情況進行全面調查，同時緊急組織專家研究制定了診療方案，其他相關部門也已採取相應措施。到目前為止，公安部門對三鹿牌嬰幼兒配方奶粉重大安全事故進行調查，已依法傳喚了78名有關人員。

理論思考

首先，三鹿牌部分批次的嬰幼兒配方奶粉中含有的三聚氰胺，是不法分子為增加原料奶或奶粉的蛋白含量而人為加入的，這反映了不法分子採用假冒偽劣手段欺騙消費者，是一種不正當競爭行為，違背了市場經濟互利原則，嚴重侵害了消費者合法權益；體現了市場經濟是實現資源優化配置的有效形式，但具有自身的弱點和缺陷，需要國家運用多種手段進行宏觀調控，堅持和優化國家對國民經濟的宏觀調控，是實現我國經濟發展戰略目標的可*保證。

其次，事件發生後，國務院相關部門對此高度重視，對嚴肅處理做出流向部署，體現了國家實施對國民經濟的宏觀調控，對經濟運行狀態和經濟關系進行干預和調整，把微觀經濟活動納入國民經濟宏觀發展軌道，及時糾正經濟運行中偏離宏觀目標的傾向，以保證國民經濟的持續、健康發展。

再次，到目前為止，公安部門對三鹿牌嬰幼兒配方奶粉重大安全事故進行調查，已依法傳喚了78名有關人員，表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法制經濟，要使我國市場經濟這樣一個龐大而復雜的系統協調有序的運行，必須將市場主體行為、市場秩序、政府的宏觀調控等納入法制軌道，促使市場經濟的規范化和法制化。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發出緊急通知，要求各地採取三項措施，進一步加強奶粉市場監管執法，嚴厲打擊銷售假冒偽劣奶粉的違法行為，凈化奶粉市場環境，切實保護消費者合法權益。這不僅是社會公平正義的要求，也是捍衛和保護公民人身安全和健康的基本要求。

最後，事件也說明市場經濟需要道德建設，無論是投資者、經營者還是消費者，都是獨立的經濟主體，需要樹立自我負責的道德意識，既要使自己的經濟行為盡可能為社會、他人和自己都帶來好處，又要篤守誠實守信的道德規范，使整個社會生活更加文明和進步。

3. 經濟法案例分析

1.王某對購買的器械可否要求銷售者退貨？可否要求賠償損失？為什麼？
可以要求退貨。
根據《產品質量法》第28條規定：不具備產品應當具備的使用性能而事先未作說明的；銷售者應當負責修理、更換、退貨；給購買產品的用戶、消費者造成損失的，銷售者應當賠償損失。
2.劉某的2000元醫葯費應由誰承擔？為什麼？
超市負擔
根據《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二十五條：「經營者不得對消費者進行侮辱、誹謗，不得搜查消費者的身體及其攜帶的物品，不得侵犯消費者的人身自由。」
第四十三條：「經營者違反本法第二十五條規定，侵害消費者的人格尊嚴或者侵犯消費者人身自由的，應當停止侵害、恢復名譽、消除影響、賠禮道歉，並賠償損失。」
3.超市門口貼的警示標語具有法律效力？為什麼？
無效
根據《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二十四條：「經營者不得以格式合同、通知、聲明、店堂告示等方式作出對消費者不公平、不合理的規定，或者減輕、免除其損害消費者合法權益應當承擔的民事責任。格式合同、通知、聲明、店堂告示等含有前款所列內容的，其內容無效。」

4.王某劉某與超市的糾紛可以通過哪些途徑解決？
解決爭議或糾紛的途徑有5種，可以一次採取：
1)與經營者協商和解；
2)請求消費者協會調解；
3)向有關部門申訴；
4)根據與經營者達成的仲裁協議提請仲裁機構仲裁；
5)向人法院訴訟；

4. 經濟法上的公益訴訟問題的經典案例有哪些

經濟公益訴訟的含義：
指被訴行為侵害了或危及到社會性的經濟公益，一般並不直接損害原告私人的利益。在單純私人利益直接受損害的情形下，只需訴諸傳統的訴訟手段即可處理，個人作為自身利益的最大維護者，理應且非常自覺地向法院提起訴訟以維護自身合法權益。
經典案例：
1.2001年7月，因為在購買的電話號碼簿上查不到有關電話，丘建東狀告電話號簿公司，結果被法院駁回上訴。2004丘建東狀告廈門航空公司，要求返還機場建設費五十元，撤銷機場建設費，後來基於同樣的理由被判敗訴。

對於上述結果，絕不能過分苛責法院。因為公益訴訟通常會涉及到某些政府部門濫用權力侵犯公眾利益，或者壟斷企業將不公平的條款強加於消費者。受理、審判和裁決這樣的案件不僅需要勇氣，還要通過司法活動進行法律創新，對重大的制度性安排作出判斷，所以，除了法官個人的勇氣外，還需要高超的能力和嫻熟的司法技術，以及制度和環境的支持。

其次，原告勝訴成果不能有效轉化，公益訴訟的判決效果不彰。在當代中國的公益訴訟案件中，人們不難看到這樣的現象：雖然第一位提起公益訴訟的原告勝訴了，但當其他有著同樣遭遇的人們繼起捍衛個人權益時，卻不得不從頭開始提起訴訟，以個人之力去對抗強勢部門所製造的社會不公。

造成公益訴訟處於困境的現實原因固然很多，但主要原因是中國公益訴訟缺乏明確的法律依據。中國《民事訴訟法》第108條規定，起訴者必須是與本案有直接利害關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行政訴訟法》第41條規定，提起訴訟的原告須是認為具體行政行為侵犯合法權益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對於這些條款的通常理解是，只有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因自己的合法權益受到侵犯或者與他人發生權益爭議，才能以原告資格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要求人民法院行使司法審判權保護其合法權益，而與案件沒有直接利害關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無權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在司法實踐中，也是按照上述理解開展審判活動的。

5. 急需一篇關於 消費者權益保護法 的學習心得。

中國消費者保護法上的欺詐行為與懲罰性賠償
王衛國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

一、前言

自中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以下簡稱「消費者保護法」）於1993年10月頒布以來，有關消費者保護的訴訟和非訴案件急劇增加。據報道，1996年，全國各級工商行政管理部門受理的消費者投訴案件總計達425，008件，是10年前的75倍。[1] 這些投訴涉及到質量、價格、虛假廣告、假冒商品、計量和欺詐騙銷等問題。其中，欺詐騙銷案件上升幅度最大，為上一年的137.9%。[2] 在這類案件中經常適用的就是消費者保護法中最引人注目的條款——第49條，其條文如下：

經營者提供商品或服務有欺詐行為的，應當按照消費者的要求增加賠償其受到的損失，增加賠償的金額為消費者購買商品的價款或者接受服務的費用的一倍。

正是這一規定在近幾年裡大大地激勵了被稱作「打假運動」的反欺詐斗爭。適用這一規定的案件大量出現。在街頭巷尾、新聞媒體、法院、大學課堂和政府機關，這些案件成了人們議論紛紛甚至爭論不休的對象。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已經成為中國消費者保護領域的一個熱點。

當然，這僅僅是開始。要使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得到更有效地運用並促進消費者保護立法進一步發展，有一些法律問題需要加以澄清。為此，與澳大利益的經驗尤其是與澳大利亞《商業法》（Trade Practices Act）第52條進行比較，是值得嘗試的。[3] 澳大利亞《商業法》第52條的條文如下：

第52條 （1）企業不得在貿易或經營中實施誤導或欺騙性的或者可能使人誤解或受騙的行為。

（2）本節以下條文中的任何語句，均不得被推斷地視作對前款之一般性規定的限制。

本文以下將首先介紹幾個與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有關的案例，然後提出若干法律問題，採用比較的方法加以分析，最後在結語中提出一些評論意見。

二、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的有關案例

1．王海打假案

1995年春天，山東某廠的年輕業務員王海來北京出差，他偶然買到一本介紹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的書。他為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所吸引。為了驗證這一規定的可行性，他來到隆福大廈，見到一種標明「日本製造」，單價85元的「索尼」耳機。他懷疑這是假貨，便買了一副，找到索尼公司駐京辦事處。經證實為假貨後，他返回隆福大廈，又買了10副相同的耳機，然後要求商場依照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的規定予以加倍賠償。商場同意退回第一副耳機並賠償200元，但拒絕對後10副給與任何賠償，理由是，他是「知假買假」，「鑽法律的空子」。王還感到憤怒。他相信自己的目的不是賺錢而是維護消費者的利益，因而決心繼續戰斗。

同年秋天，王海再度來到北京。他光顧了多家商店，購買了他認為是假貨的商品，經證實後便向商家要求加倍賠償。多數商店滿足了他的要求，但也有少數加以拒絕。

王海的舉動被新聞媒介披露後，在全國范圍內引起反響。他被多數普通百姓甚至被許多經營者當作英雄加以贊譽，同時也使制假售假者感到震驚。1996年12月，中國消費者基金會向他頒發了獎金。

與此同時，王海的做法成了法學界爭論的話題。有些官員和學者對此持批評意見。例如，國內貿易部的一位官員認為，以獲利為目的購買假貨再要求加倍賠償的人不是現行立法范圍內的真正「消費者」，因此「知假買假」的不能得到賠償。在他的心目中買了東西並加以使用才是消費者，買了東西不用則不是消費者。[4] 也有一些學者認為，「知假買假」的行為是不道德的，由此獲得的利益屬於不當得利。[5]

相反地，有許多法律工作者和學者支持王海的舉動。他們指出，「消費者」一詞是相對於「經營者」而言，任何與經營者進行交易的人，除了本身也是經營者的外，都應當被看作是消費者。他們認為，「知假買假」然後索取加倍賠償的做法是符合道德的，因為它有助於打擊假冒產品，因而有利於民眾和社會。還有人認為，不能把索賠者的所得說成是不當得利，因為這種索賠是以法律的規定為根據的，況且，索取賠償還要耗費大量時間、勞務和費用。[6]

1996年初，王海轉戰中國南方，在許多大商場買假索賠。但是，商家白眼相向，地方政府漠然處之，使他不得不無功而返。其中的教訓，正如一些法律工作者總結的，在於沒有運用法律訴訟的武器；僅僅藉助於新聞媒體和輿論的壓力是不夠的。

1996年11月，王海在天津的一家法院成了勝利者。他緊隨何山訴樂萬達商行案（詳見下文）之後，狀告伊勢丹有限公司銷售電話有欺詐行為。結果，他依據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49條獲得了加倍賠償。[7]

2．耿某訴南京中央商場案

1996年春天，當王海在南京屢屢受挫的時候，一位姓耿的消費者在南京的某一法院也經歷了相同的命運。1月4日，耿某在南京中央商場買了三套被標明為「羊絨衫」的「聖柏」牌保暖襯衫。在商場出具的發票上，寫明了貨品為「羊絨襯衫」，而事實上該貨品的羊絨含量不到2%。第二天，耿某以襯衫不是羊絨，商場有欺詐行為為由，要求商場依照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支付雙倍賠償。遭到拒絕後，他向法院提起訴訟。法院駁回了他的訴訟請求。法院認為，原告於1月4日在被告處購買之前，曾在另一家商場購買了同樣的襯衫並獲得了賠償，故具有一定的商品知識。法院這樣判決的另一個理由是，把含有2%羊絨的襯衫標作「羊絨襯衫」並無不當，被告並未構成欺詐行為。

一位青年學者，南京大學法學院講師李友根，寫了一篇論文對耿某訴南京中央商場案進行了評析。[8] 他提出了據認為在本案中十分重要的三個問題：第一，知假買假者是否屬於消費者，是否有權獲得消費者保護法的補救？第二，被告推銷該商品的這種方式是否能夠被認定為欺詐行為？第三，在原告得知實情的情況下，被告的這種方式是否仍然能夠被認定為欺詐行為，因而能夠適用消費者保護法關於加倍賠償的規定？

李友根指出，在「知假買假者不為消費者」的判斷中存在著一個悖論。如果知假買假者不是消費者，他就沒有資格依據消費者保護法請求退貨，那麼他就只能使用它。而這樣一來，他又成了一個不折不扣的消費者。

李友根認為，認定欺詐行為的標准之一就是法律的規定。消費者保護法第19條規定：「經營者應當向消費者提供有關商品或者服務的真實信息，不得作引人誤解的虛假宣傳。」根據紡織部的有關規定，羊絨含量低於5%的不可稱為羊絨製品。而另一個標準是普通消費者（而不是專家）的認知水平。據此他得出結論，由於在一般消費者看來羊絨含量僅2%的襯衫不能被稱作「羊絨襯衫」，該商場構成了欺詐行為。

3．何山訴樂萬達商行案 何山是全國人大法工委的官員，參加過消費者保護法的起草工作。1996年4月，他在經營名人字畫的樂萬達商行購買了兩幅畫。這兩幅畫，一為獨馬，一為群馬，是作為已去世的國畫大師徐悲鴻先生的真跡出售的。一個月以後，何山以「懷疑有假，特訴請保護」為由在北京西城區法院提起訴訟。1996年8月，法院作出判決，認定這兩幅畫為臨摹仿製品，被告有欺詐行為，故責令被告按照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的規定向原告支付雙倍賠償。[9]

這個案件引起了廣泛的注意，也引發了許多討論。1996年10月，第二次「制止欺詐行為、落實加倍賠償座談會」在北京召開。在會上，如何正確理解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的立法原意再次成為中心話題。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副院長宿遲在會上發表了自己的意見。他指出，對於消費者保護法第2條所說的「為生活消費需要」的含義不應作狹義的限制性解釋，「消費者」一語按其原意不過是指生產者、經營者以外的人。[10] 他主張，凡是到商店購物的顧客，都應被視作是消費者；至於購買的動機和目的，可能涉及道德問題，但不屬於法律問題。[11] 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民事審判庭庭長張家廣根據他所在法院的審判實踐得出了同樣的結論。他認為，只要商品經營者有欺詐行為，就應當適用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而消費者的購物動機則在所不論。[12]

宿遲先生對「欺詐行為必須是故意行為」的觀點作出了回應。他指出，商家對其所經營的商品，在進貨時有認真審查的義務，未盡此義務者在主觀上至少屬於放任態度，應被認定為故意。[13]

在何山訴樂萬達商行案以後，許多以此為樣板的案件訴至法院。但是並非所有的原告都得到了滿意的結果。下一個案件便是一例。

4．薛萍訴北京燕莎友誼商城案

1997年3月，薛萍在燕莎友誼商城購買了3尊秦始皇兵馬俑。幾天之後，她得知該兵馬俑為仿製品，遂與商城進行交涉，要求按售價的一倍賠償。遭到拒絕後，她以該商品沒有任何足以表明其為仿製品的標示為由，向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法院提起了訴訟。商城提出反訴，稱原告在購買這些秦俑時已明知其為仿製品，其購買的目的是要獲取雙倍賠償，因而構成欺詐行為。法院認為，原告本應知道她購買的這批貨物不可能是真品，因為秦始皇兵馬俑是國家禁止市場交易的珍貴文物。也就是說，正常的消費者在賣主既沒有說明真相但也沒有稱其為真品的情況下，都應該意識到該貨物是仿製品。另一方面，法院也認為，被告本應通過明示該秦俑為仿製品而對商品性質作出嚴謹、明確地表述，從而使任何人都不致發生誤解。最後，法院判決被告給予退貨，駁回原告的其他訴訟請求，訴訟費用雙方各負擔一半。[14]

三、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的法律分析

由以上案例可以看出，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的規定在一些主要方面至今尚無定論。人們已經發表的許多各不相同的見解當然很有價值，但大多數局限於對法律條文的解釋。況且，我們應當意識到，我們所要作的並不僅僅是解釋法律，而且是改革和發展法律。

就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而言，我要指出的是，在圍繞以上案件所進行的討論中，有一個重要的東西被忽略了，這就是該條文的性質，這本應成為論證推理的出發點。

1．性質和目的

在中國，人們已經公認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在性質上屬於懲罰性賠償規定，而且，它是中國第一個適用懲罰性賠償的立法例。[15] 眾所周知，在大陸法系，懲罰性賠償從未被承認為民事責任的一種形式。我國的《民法通則》追隨了這一傳統，因而在該法中見不到懲罰性賠償的規定。據認為，原則上，「民事責任以恢復被侵害的民事權利為目的」，因此，「民事責任的形式大多不具有懲罰性」。[16] 但是，有些民法學者堅持認為民事責任具有雙重功能：一方面，通過制裁，遏制不法行為；另一方面，通過補償，對受損害的權利加以補救。[17] 這一觀點為承認懲罰性賠償留下了餘地。 這里要提到另一個因素是當今中國在「借鑒外國經驗」中對各大法系的兼收並蓄態度。我們毫不猶豫地採用懲罰性賠償制度，因為它符合我們社會的需要，而不管它是否與大陸法系的概念體系相一致。而且，我們是按照我國的社會條件來採用這一制度的，因此，我國現行法上的懲罰性賠償與普通法系的懲罰性賠償也有一定程度的差異。

在普通法體系中，「懲罰性」賠償指的是為懲罰他方當事人而判給一方當事人的賠償金。這通常是法院在某些情況下（例如欺詐）於補償性賠償金之外適用的。「它不僅宣示了法院對被告行為的不認許，而且意在制止他重犯這種行為，並且有可能進一步地制止其他人效法這種行為。」[18] 科處懲罰性賠償金的主要目的就在於「懲罰和制止」不法行為人。[19]

但是，在中國，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還有一個目的，那就是（除懲罰和制止外）鼓勵消費者同欺詐行為和假貨作斗爭。[20] 根據中外消費者保護運動的經驗，這種鼓勵對於懲罰和制止的目的來說是十分重要的。我們知道，在現代市場中，銷售假貨和實施欺詐行為的事件眾多而分散。首先，由於這種行為發生的高頻率，銷售假貨或者欺詐的提供服務的行為不僅是對個別消費者的私人利益的侵犯，而且是對全體消費者的共同利益的侵犯。在中國，消費者權利實質上是一種社會權利，而不是單純的私人權利。所以，消費者保護法上的欺詐行為是一種特殊侵權行為；對這種行為，法律應採取特殊手段來加以治理。 其次，由於這種行為的分散性，便存在一個「責任機率」問題。也就是說，在實踐中，有大量的消費者基於種種原因而放棄了他們的請求權，這樣，行為人因其不法行為而支付的成本便大大低於他們由此獲得的利潤，實施這種侵權行為便成為一種有利可圖的勾當。懲罰性賠償的規定可以提高行使請求權的案件數量和單個案件的賠償數額，使「責任機率」上升，從而使不法行為人感到無利可圖甚至反受其害。這樣，就可以減少這種行為的發生。 立法上採用懲罰性賠償所考慮的另一個因素就是請求人的成本。在法律實踐中，受害的消費者所獲得的補償性賠償金往往低於他們的實際損失。有一些成本，如為進行追索所付出的費用和時間、耗費的精力以及蒙受的焦慮等等，也很難通過司法程序獲得補償。這就是許多消費者不願認真對待其權利的一個原因。懲罰性賠償可望為請求人提供較充分的補償。即使有人獲得高於其實際損失的賠償，這也不能說是不公平。這種收入可以被視作對他的打假行動的獎勵，因為這種行動不僅對他自己有利而且對公眾有利。這可以看作是「令售假者資助打假」的政策。 從表面上看，澳大利亞商業法第52條有很大的不同。正如福克斯（Fox）法官所指出的：「它並非旨在創建責任；更確切地說，它是要建立一種行為規范，凡不遵守此規范者將承擔本法的其他條文或者一般法律所規定的後果。」[21] 但是，同中國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一樣，該條文在司法實踐中也成為了一個引人注目的焦點，與之有關的的案件逐年上升。[22] 在筆者看來，該條文在實踐中之所以行之有效是由於它的兩個特點：第一，根據有關的解釋，第52條是受侵權行為法的一般規則支持的。正如福克斯法官所說：「公認的概念，例如關於欺詐和出售假貨的侵權行為的概念以及人們多年以來對它們作出的分析，可被證明是有助於依據第52條的案件的判決。」根據普通法，「在被告的行為是他為自己獲取利益而故意為之，而這種利益可能大大超過他可能付給原告的賠償的情況下」，法院有判令支付懲罰性賠償的自由裁量權。[23] 第二，第52條中的行為規則具有廣泛的適用范圍。按照澳大利亞高等法院（High Court）的意見，「第52條沒有一定的界限。」[24] 「鑒於消費者保護構成第52條的核心，高等法院拒絕對該條文的適用范圍劃出明確的邊界。」在這樣的體制下，人們可以充分運用這一法律武器，因而對欺詐行為的有效的懲罰和制止是能夠實現的。

2．適用范圍

由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的適用范圍顯然不應當被限定為「購買並使用者」。購買者的動機並不是適用該條文時必須考慮的因素。無獨有偶，澳大利亞商業法第52條也採取了類似的立場。據說，該條所關心的是企業對人們實施的行為，而他對這種的行為的唯一要求就是該交易必須具有貿易或商業的性質。[25] 至於與企業交易的人，探究他們是否為消費者是毫無意義的；事實上，在該條文中根本沒有出現「消費者」的字樣。

的確，正如在上述案例中一些法官和學者所指出的，我國消費者保護法第2條不可被解釋為對第49條適用范圍的限制。澳大利亞商業法第52條第2款似乎也包含了同樣的意思。該款表明，商業法對於援引其他條文的語句對該條第1款進行隨意解釋的做法保持著戒備狀態。

在耿某訴南京中央商場一案中，法院以原告「具有一定商品知識」為由駁回其訴訟請求。這是非常奇怪的。如果法律的目的是鼓勵人們同假貨作斗爭，它當然不會排斥那些具有進行這種斗爭所必要的商品知識的人。難道法律預期那些對商品一無所知的人有能力與售假者對簿公堂嗎？這使筆者想起了英國法官在侵權行為法歷史上有名的「蛋殼腦袋」案件中創立的一項規則：「加害人對受害人的認識，以其所見者為限（The tortfeasor must take his victim as he finds him）。」[26] 這意味著，不法行為人沒有資格對他的受害人吹毛求疵。顯然，一個欺詐行為不會因為它被識破而變成正當行為。

3．對行為的定義

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的關鍵詞是「欺詐行為」。與此相類似，澳大利亞商業法第52條以「誤導或欺騙性的或者可能使人誤解或受騙的行為」為核心，這一用語似乎經過了更為仔細和精確地推敲。現在讓我們來討論一下與「欺詐行為」的含義及其應用有關的一些問題，同時與澳大利亞商業法第52條的經驗作一些比較。在中國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1996年3月發布的《欺詐消費者行為處罰辦法》（以下簡稱「處罰辦法」）第2條中，「欺詐消費者行為」被定義為「經營者在提供商品（以下所稱商品包括服務）或者服務中，採取了虛假或者其他不正當手段欺騙、誤導消費者，使消費者的合法權益受到損害的行為」。這一定義在司法實踐中常常被參照引用。這里有若干要點需要加以澄清。

（1）行為的檢驗方法

根據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和處罰辦法的規定，對「欺詐行為」應當以客觀的方法檢驗和認定，即根據商家在出售商品和提供服務時所採用的手段來加以判斷。處罰辦法第3條列舉了一些典型的欺詐行為，其中包括：（1）銷售摻雜、摻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的商品的；（2）以虛假的「清倉價」、「甩賣價」、「最低價」、「優惠價」或者其他欺騙性價格表示銷售商品的；（3）以虛假的商品說明、商品標准、實物樣品等方式銷售商品的；（4）不以自己的真實名稱和標記銷售商品的；（5）採取僱傭他人等方式進行欺騙性的銷售誘導的；（6）利用廣播、電視、電影、報刊等大眾傳播媒介對商品作虛假宣傳的，等等。當然，還有銷售假冒商品和失效、變質商品的行為，這些規定在該辦法的第4條中。在實踐中，所有這些行為都可以根據客觀的事實（或者說，經營行為的外觀）加以確定。

可以發現，澳大利亞法院在適用商業法第52條是也採用了客觀檢驗法。法官們認為，「某一行為是否為誤導或欺騙性是一個需要根據關於該行為及其關聯事實與情況的證據來加以確定的事實問題。不論行為是否可能產生誤解，只要所有的這些情況表明它包含或傳達了錯誤的陳述，它就可以被歸入第52條所稱的誤導。」[27]

（2）行為的結果

按照中國民法，從理論上講，「欺詐行為」的概念有別於「因受欺詐而為的民事行為」。後者是指受害人的行為，而前者指不法行為人的行為；後者是由前者引起的。所以，在確定欺詐行為時，實際結果並不是必要條件。

雖然處罰辦法第2條含有「使消費者合法權益受到損害」的字樣，這並不意味著要求有實際的損失或損害發生。只要商家的行為按其性質足以使消費者產生誤解並且足以給他們帶來某種不利益，它就可以被認定為欺詐行為。

在澳大利亞，商業法第52條的規定更為直接地表達了這種觀點。「可能使人誤解或受騙」這一提法本身就表明，「沒有必要證明爭議中的行為實際地使人上當受騙或者發生誤解」。[28]

(3)主觀要素

按照中國民法的概念，欺詐行為包括兩個要素，一個是客觀要素，另一個是主觀要素。客觀要素是指某種作為或不作為，如虛假陳述，或者隱瞞實情。主觀要素是指實施這種作為或不作為時的故意。如果一個人知道他的陳述或隱瞞將會損及他人而立意為之，就構成故意。

就消費者保護法上的「欺詐行為」而論，主觀要素是否為必要的問題是值得研究的。法學界有些人士認為，商家進貨的疏忽大意應當被認定為故意。這種說法既不確切也無必要。根據消費者保護法的立法政策，第49條規定的欺詐行為的民事責任應當被理解為一種無過錯責任（或者說嚴格責任）。這種責任可以由特別法規定，而消費者保護法就具有特別法的性質。[29] 所以被控售假者的主觀狀態是無需考慮的。

澳大利亞法學家在解釋商業法第52條時持有同樣的觀點。正如R·米勒（Miller）教授指出的：「依照第52條，被告的內在意志是無關緊要的。需要關注的僅僅在於該行為是否有誤導性或欺騙性或者可能使人誤解或受騙。」「如果一家企業被控在陳述過去或現在的事實中違反了第52條，該企業的意志狀態是沒有意義的，除非該陳述包含了該企業的意志狀態。是否違反第52條取決於該陳述是否在事實上包含或傳達了虛假的含意，而不取決於該企業的意圖或信念。」[30] 福克斯法官指出：「故意不是必要的要素。……這種侵權行為更為客觀，但是，在這里適用假設的理智之人的概念並非十分正確。一個人看著觀眾，或者他們中的一部分，……問他們該行為是否具有誤導或欺騙性，但要提出的問題並不單單是他們（或者他）已被誤導。該行為是否為誤導或欺騙性是一個由法院決定的問題。」[31]

4．請求人的主觀狀態

從某種意義上說，消費者保護案件可以被看作是個別經營者與全體消費者之間的案件。可以恰當地說，特定請求人的主觀狀態並不影響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的適用。影響其適用的不過是經營者行為的客觀狀態。也就是這樣一個問題：該行為是否已使一般消費者產生誤解？這一點是在經營者能夠控制的范圍之內。如果經營者的行為足以誤導一般消費者，它就構成欺詐；即使特定請求人為「知假買假」仍是如此。反之，如果它不足以誤導一般消費者，它就不構成欺詐，即使該請求人確實發生了誤解也是如此。

這一觀點已經為我國司法實踐所採用，前面所述的薛萍訴北京燕莎友誼商城一案就是一例。從這一案件中可以歸納出來的處理方案是，如果經營者的行為不足以誤導一般消費者，但是可能使個別人發生誤解，就不能適用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這時，可以適用《民法通則》第59條的規定。[32] 在這種情況下，根據《民法通則》第61條的規定，其法律後果之一就是各方當事人應當將其由該行為所取得的財產返還給對方。至於因該行為所致損失的承擔，則取決於當事人的過錯和因果關系的狀況。如果經營者有過錯並且他的行為是損失發生的必要條件，即使它不是請求人發生誤解的充分條件，他也應當支付補償性賠償；反之，則應由請求人承擔自己的損失。如果雙方都有過錯，他們就應按照其責任比例分擔損失。 澳大利亞的經驗可以為上述觀點提供支持。米勒教授在一些判例的基礎上總結說：「一個陳述，如果被任何正常的人在聽了之後都不會當真，而某個愚蠢之人竟受其誤導，對此應如何處理？一方面，對違反第52條的檢驗方法是客觀的，普通法上的『理智之人』檢驗法顯然並不適合。另一方面，雖然請求人事實上受誤導，但一般的理智之人在聽到同樣的陳述時卻不會受誤導，這樣的情況也有發生。在這種情況下，不存在對第52條的違反。」[33]

5．因果關系

一個經營者，如果他的行為足以誤導那些具備正常注意的一般消費者，則他不得以請求人的故意或者疏忽作為抗辯。另一方面，如果經營者盡管有言辭不實或者據實未報的情節，但其行為還不足以誤導具備正常的注意的消費者，那麼，他就不能被認定為構成欺詐。在這種情況下，因過分疏忽大意而陷於誤解的人不應受到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的保護。這里所包含的法律政策是，經營者的風險應當被限定在他們應該和能夠預見並防止一般消費者發生誤解的范圍之內。

在澳大利亞，「在許多案例中，法院曾考慮應如何處理引起未盡合理注意而陷於誤解者的地位。」[34] 例如，在一個涉及名稱相同的餐館的案件中，弗蘭克(franki)法官表達了「過分愚蠢之人」不應受保護的觀點。[35] 還有一個案件，其中有一位初級律師被認為是信賴了一份買賣合同所附的誤導性的規劃證書。在該案中，法院指出：「或許可以設想，在一個案件中，請求人是如此地疏於保護自己的權益，以致可以發現這樣的事實，即被控陳述在當時情況下並不是他訂立合同的真正誘因。在這樣的案件中，虛假陳述與損害之間的因果關系要素已經因請求人過失的介入而被切斷。」[36]

需要指出的是，由於在商業法第52條中沒有關於懲罰性賠償的規定，證明被控行為與損害之間的因果關系的舉證責任負擔是由原告承擔的。正如澳大利亞法院指出的：「若要索取賠償，請求人必須證明被主張已蒙受的損失或損害是『基於』違反該法的行為。」[37]

與此相比較，在中國，依照消費者保護法提出請求的人通常不承擔這種負擔；他只須證明自己在經營者實施欺詐行為的情況下已經為獲得商品或者服務支付了價金。關於實際損失或者損害的證據通常是不必要的，因為雙倍賠償可能已經足夠。當然，請求人可以獲得超過雙倍價金的賠償，只要他能夠證明自己確實蒙受了數額超過雙倍價金的損失或損害。根據民法的原則，受害人有權就實際損失或損害請求充分賠償。不過，在這種情況下應當適用關於民事責任的一般規定，盡管這種途徑不如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所提供的途徑來得便捷。

四、結語

毫無疑問，消費者保護法作為特別法，需要得到普通民法的支持，因此，對於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來說，民事責任制度中有關規則的協同是不可或缺的。這也許是困難的，因為特別法與普通法之間的歧異要通過法律解釋甚至通過法律改革來彌合。另一個問題是，許多法官習慣於將民法的一般概念適用於當下案件，而常常忽略待適用的特別法規的規定中所包含的特殊法律政策。所以，應當更加經常地運用案例研究，並改進案例研究的方法。例如，由於大陸法系傳統的思維方法一般是演繹法，在解釋甚至創造法律規則方面，中國的法官不象他們的澳大利亞同行那樣的活躍。由此不難理解，在澳大利亞，對商業法第52條的解釋總是來自司法實踐，而相反地，在中國，對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的解釋大多出自學術研究。

（原載《法學》1998年第3期，P. 22～28。中國人民大學報刊復印資料《民商法學》1998年第6期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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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司法考試2017年經濟法考點:虛假宣傳行為

茄信 司法考試2017年經濟法考點:虛假宣傳行為

虛假宣傳行為是指經營者利用廣告或者其他方法，對產品的質量、性能、成分、用途、產地等所作的引人誤解的不實宣傳。以廣告或其他方式銷售商品，是現代社會最常見的促銷手段。但各類虛假廣告和其他虛假宣傳，或擾亂視聽，有害社會主義精神文明;或直接誤導用戶及消費者，使其作出錯誤的消費決策，引發了大量社會問題;或侵犯其他經營者，特別是同行業競爭對手的合法利益，造成公平競爭秩序的混亂。廣告法、反不正當競爭法均將此類行為作為必須派納罩禁止的違法行為予以規范。

反不正當競爭法第9條規定，經營者不得利用廣告和其他方法，對商品的質量、製作成分、性能、用途、生產者、有效期限、產地等作引人誤解的虛假宣傳。廣告的經營者不得在明知或者應知的情況下，代理、設計、製作、發布虛假廣告。

廣告法第3條規定，廣告應當真實合法，符合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要求。第4條規定，廣告不得含有虛假的內容，不得欺騙和誤導消費者。

1.行為要件。

(1)行為的主體是廣告主、廣告代理製作者和廣告發布者。在某些情況下，三者身塵鬧份可能重疊。(2)上述主體實施了虛假宣傳行為。(3)上述虛假廣告或虛假宣傳達到了引人誤解的程度，因而具有社會危害性。(4)主觀方面，廣告商在明知或應知情況下，方對虛假廣告負法律責任;對廣告主，則不論其主觀上處於何種狀態，均必須對虛假廣告承擔法律責任。

2.法律責任。

根據責任主體的不同，可分為以下幾種情形：

(1)經營者(廣告主)的法律責任。反不正當競爭法第24條第1款規定，經營者利用廣告或者其他方法，對商品作引入誤解的虛假宣傳的，監督檢查部門應責令停止違法行為，消除影響，並可根據情節處以1萬元以上20萬元以下的罰款。

(2)廣告商的法律責任。反不正當競爭法第24條第2款規定，廣告經營者在明知或應知情況下，代理、設計、製作、發布虛假廣告的，監督檢查部門應當責令停止違法行為，沒收違法所得，並依法處以罰款。這里的「依法」，指依廣告法。廣告法第37條規定的罰款，指廣告費用1倍以上5倍以下的罰款。情節嚴重的，可停止其廣告業務;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3)連帶責任。廣告法第38條規定：發布虛假廣告，欺騙和誤導消費者，使其合法權益受到損害的，廣告主應承擔民事責任。廣告經營者、廣告發布者明知或應知廣告虛假仍設計、製作、發布的，應依法承擔連帶責任。廣告經營者、廣告發布者不能提供廣告主的真實名稱、地址的應承擔全部民事責任。

社會團體和其他組織，在虛假廣告中向消費者推薦商品或者服務，使消費者的合法權益受到損害，應當依法承擔連帶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