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塞社會安全法
Ⅰ 怎麼從社會學的角度看自殺問題大一的社會學的角度去
隨著社會不斷進步和發展，大學生自殺已成為公眾關注的熱點問題。探究引起大學生自殺的原因，主要由社會轉型、社會隔離、社會模仿、民族文化、家庭環境和學校教育等社會因素導致的。大學生是新時代的主力軍，同時也是受社會轉型期文化影響最大的人群之一，面對激烈地社會競爭大學生就會感到空虛無助，在生活上失去目標。例如，一些大學生受到充斥著暴力和輕生信息的網路文化影響，會使思想極端的他們走上輕生之路。其次是我國社會成員的貧富差距問題，很多來自貧困地區的大學生由於家庭經濟地位的懸殊，心理會產生嚴重的失衡感和自卑感。久而久之，輕者影響學業，重者則走上自殺這條不歸路。最後文化差異導致的文化震驚也是轉型期大學生自殺的重要原因。
①與同輩群體的隔離。當代大學生與父母輩的大學時代相比存在很多差異。父母輩在大學時代的時候大多都是追求共同進步，人與人之間的交流頻繁，所以自殺率低。而當代大學生生活在信息化時代，多數很少與同輩群體交流，甚至有些群體為了彰顯自己的個性都喜歡不走尋常路，時間久了就會養成孤僻的性格，因而自殺率較父母輩高。著名的社會學家塗爾干曾經就指出防治利己型自殺這一病根的唯一方法是恢復社會組織的統一性, 使它能把個人緊密地團結在集體的周圍，使個人產生依戀集體的感情[3]。②與社會環境的隔離。許多高校對大學生的教育都是『應試』型教育，學生在校所學的知識幾乎與社會脫節，使得很多畢業生步入社會因無法適應社會的生活而被社會淘汰。而一些還未畢業的大學生因為目睹了學長學姐找工作的困難後對生活產生恐懼和絕望。③生活環境變化導致的隔離。很多學生初到學校因生活環境的差異，尤其是從南方來到北方或北方來到南方的學生，再加上老師與同學之間的陌生，就難以適應在這樣的環境下生存。
家庭是大學生社會化的初始環境，對他們的心理健康起到十分關鍵的作用，可以說家庭的好壞直接影響大學生以後生活的成敗。但由於現在社會競爭加劇，許多父母「望子成龍，望女成鳳」心切，導致了兩種極端方式教育孩子：一種是溺愛，孩子做錯任何事都包容；一種是過分嚴格要求孩子，經常當著孩子面與其他家成績優異的孩子做對比來貶低自己的孩子。更甚者，有些家長因為目標置換的原因而疏離，毆打自己的孩子。所謂目標置換是指在實現目標的過程中，現有的目標被其他目標取代而無法達到原有的目標。出現目標置換家庭的孩子，因為無法達到父母所定的目標而產生恐懼和失落，有的選擇了離家出走，有的則選擇自殺來解決問題。所以，家庭的環境影響對每位大學生的心理成長都非常重要。
學校在教育方面存在過失也是導致大學生自殺率升高的一大原因。
預防：
（1）社會方面
增強學校與社會外界的合作。外界的社會組織可以為在校大學生提供一個讓大學生在寒暑假期間有機會能夠到一些組織實踐，幫助他們在畢業前了解社會。同時也能讓大學生得到鍛煉，增強個人自信心。例如，有些城市的每年都會到各高校招收一定數量的研究生假期在部門掛職，在錄用學生時要通過筆試和面試層層篩選，這樣就能讓大學生畢業工作前了解一些求職信息，將來能更好地融入社會，降低因求職不成導致的不良後果。加強社會整合，避免社會失范和文化震驚。社會學提倡的整合包括文化，制度和規范整合。這些不同的整合對當代大學生影響重大。從文化整合方面來看，文化震驚對大學生造成的心理問題是導致社會失范的原因，而多種文化整合可以避免因文化震驚導致的大學生自殺現象。因此，高校應改善單一的『應試』教育模式，培養大學生多方面的學習方式，使每位大學生「德、智、體、美」方面都得到很好的培養。從制度整合方面看，高校不能為了應試教育而出台一些只注重表面功夫的制度，要多從大學生的學習和生活方面來改善當前的制度，減輕大學生的負擔，降低自殺率。從規范整合方面來看，高校應制定大學生群體共同遵守的規范。在社會學剛創立的時候，社會學家塗爾干曾將社會學研究對象定位社會事實。社會學家盧克斯將塗爾乾的社會事實劃分成了物質性的社會事實和非物質性的社會事實。
[6]
非物質性的社會事實包括道德、規范、價值、意識形態等。社會學家塗爾干認為，社會的發展使人與人之間的機械團結被有機團結所取代，即過去緊靠自發的集體意識維系的人際關系被社會規范所取代。從塗爾乾的說法中可以看出，現在的大學生在剛進學校時因為個人自身價值觀念的不同都會有各自的一套規范，而當自己的規范與他人的發生沖突時，他們就會對此做出反抗，要麼反抗他人，要麼反抗自己。反抗自己的群體可能會因內心的沖動自我排斥而選擇自殺。所以學校應制定一些大學生群體共同遵守的規范來使每位學生更好地適應大學生活。
（2）家庭方面
父母是子女的啟蒙老師，子女今後在學校或社會上的成敗多是取決於家庭的教育方式。許多家長在教育孩子時重知識教育而忽略了情感教育，重身體健康而忽略心理健康，長期下去問題少年就會不斷增多且對社會產生危害。子女有問題許多家長還把責任推向校方，殊不知其子女成長時期的挫折教育是如此重要。挫折教育可以克服因目標置換帶來的不良後果。在許多大學生自殺的案例中，由於考試成績不理想、戀愛受挫、人際關系不佳引發的自殺問題不計其數。所以家長應多重視對子女的情感教育和心理健康方面的教育。
（3）學校方面
建立合理的校園「安全閥」機制。「社會安全閥機制」是由著名的社會學家科塞提出的。他認為：一個國家，一個社會或者是一個單位，平時遇到什麼問題，倘若不把矛盾提出來，長期積壓下去就會造成難以收拾的局面。所以，一個氣氛和諧，學風正派的學生可以成為一個校園的安全閥，在這樣的校園中生活，它可以幫助同學之間、師生之間交流，把不滿的情緒發泄出去。從心理衛生的角度講，過分壓抑自己的情緒，只會使情緒困擾加重，而適度的疏瀉可以把不快情緒釋放出來，從而使緊張、痛苦、悲哀等情緒得到緩和。
（4）個人方面
積極加入學校的社團活動。大學校園的社團活動豐富多彩，大學生應該積極加入這些社團活動。如學生會、社聯、藝術團等組織的趣味競賽、辯論賽、文藝節目等等。通過加入這些社會團組織，不僅可以鍛煉自我還能培養積極向上的樂觀心態，學會與人溝通。經調查發現，在校期間積極加入社團組織的學生比不積極參加的學生更容易找到理想的工作和得到領導的賞識。走出校園參加社會實踐活動。社會與校園的生活差異性很大，為了畢業能更好地融入社會，每位學生應充分利用假期時間參加社會實踐活動。這不僅能使自我得到鍛煉，還能消除畢業後步入社會的不適應感。綜上，大學生是一個高智商，高素質的群體，選擇自殺可能是由於受社會因素影響而導致的結果。倘若這一關鍵時期有人從中干預對其進行疏導，一定能夠杜絕悲劇的發生。但要做好對大學生自殺預防的相關工作還是有一定的難度，它需要學生本人，學校，家庭，社會等多方面做出共同努力。
Ⅱ 如何看待群體性事件
一篇文章奉上，請參考：
如何辯證地看待群體性事件
我國進入了社會矛盾凸顯期，社會穩定形勢比較嚴峻。而影響社會穩定的最大因素就是群體性糾紛和事件，對此各級黨委政府做出了巨大努力，而人民也是有目共睹。但以我六年來從事基層維穩工作的經驗來看，我們的基層政府在此方面仍存在一些不足的地方，其中最嚴重的問題就是工作積極性差，如拖延、遮掩、隱瞞以及僅僅為了平息事態而解決問題，從而導致工作形勢非常被動，甚至有形成惡性循環的趨勢。我認為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就在於執行者看不清根本上解決問題的辦法和可能因此帶來的好處。而要想改變這種狀況，就需要我們找到群體性糾紛和事件產生的根本原因和解決辦法，認識到我們是可以通過努力將這種壞事變成好事，由此看到解決問題的希望以及解決問題可能為我們帶來的豐厚回報。
引發群體性糾紛、事件的原因
這篇文章中，我將未激化的群體性矛盾糾紛稱為群體性糾紛，而將群眾使用了非法、過激的行為來應對的、已激化的群體性矛盾糾紛稱為群體性事件。
一、為什麼說將群體性糾紛、事件的根本原因歸於利益受損是錯誤的
人類社會的最大作用就是人與人的分工合作，合作意味著資源的集中使用，集中就必然導致部分人佔有的資源減少，而另一部分人增加。而佔有的物質、人力等資源換個名稱就是利益。因此可以說利益的增加減少對於人類社會來說是一件再正常不過的事情。如果想要通過避免利益受損來預防群體性糾紛、事件的發生，就需要讓人類社會倒退回「老死不相往來」的原始社會之前才能夠做到，這顯然是不可能的。因此，這種認識不僅毫無實際的指導意義，而且會將我們如何解決問題的思路引入死胡同。並可能由此滋生退縮和失望的情緒，從而對我們解決問題產生極為不利的影響。
就如天氣變化引發部分人感冒生病，如果把天氣變化當作感冒的原因，那麼預防感冒只能是將地球改造成一個恆溫恆濕的大溫室才可能，這種結論顯然也是毫無意義的。而對於感冒原因的研究方向應該是，天氣變化了，為什麼有些人感冒而另一些卻沒有感冒？同理，探究群體性事件的根本原因，我們只有回答了「為什麼有些人利益受損後可以妥協忍讓，而另一些人則堅持不讓步？為什麼有些人在維護自身利益時採用合法手段，而有些人則採取過激行為？」，才能找到有實際意義的答案。
二、引發群體性糾紛的原因
我認為研究引發群體性糾紛的原因，應該從主客觀兩方面來看：
（一）利益沖突的必然存在，這是引發糾紛的必要客觀條件。其中我們需要認識到隱性利益以及遷怒現象的存在。
隱性利益主要指公共利益以及其他可能群眾內心安全、未來希望的很多東西。例如，杭州富家子飆車案，很多人認為群眾和網民與此事無利害關系，純屬起鬨鬧事。但實際上群眾和網民內心關注的重點並不是那位富家子卑微的命運，而是背後的司法公正與否。司法公正關繫到所有人，乃至國家與民族的整體利益，而群眾和網民的義憤又怎能說是無理取鬧。說句危言聳聽的話，如果連司法公正都不在引人注目，那將是國家混亂的開端。
遷怒是指人在忍受多次利益損失之後，在新的糾紛中突然爆發，並變得極度情緒化，不可溝通。遷怒雖然人人都知道不好，但它就像人類的一種本能很難避免。現在很多糾紛中的當事人胡攪蠻纏，無法理喻，政府部門處置人員因此以刁民來看待此類人員，這種現象背後往往就是遷怒在作祟。執法部門特別是公安機關感覺執法環境日益艱難，我認為其原因也是群眾的遷怒。在一些復雜的糾紛中，處置人員必須看的高一些、遠一些，認真調查考慮是否有遷怒的現象及為什麼會有遷怒，這樣才能找准糾紛的症結在哪裡，從而進行妥善處置。
（二）、群眾對利益沖突的態度，為其主觀條件。態度可以分為謙讓、妥協、堅持三種，謙讓和妥協的態度一般不可能引發糾紛，堅持不讓步的態度則必然引發雙方之間的糾紛。
群眾對沖突的態度取決於當事雙方或多方之間的關系。團結合作關系的群眾一般會採取謙讓或妥協的態度，如父母與子女之間，撫養和贍養都是減少一方利益以增加另一方利益，實質上這也是利益沖突的一種，卻一般不會發生糾紛。競爭甚至仇視關系的群眾發生利益沖突時，一般會採取堅持不讓步的態度，進而引發糾紛，如現今常見諸於報端的「口角之爭引發血案」等。
由此可見，群眾與群眾（包含群眾與政府）之間的關系是否和諧就是引發群體性糾紛的根本原因，而利益沖突僅僅是引發群體性糾紛的觸發條件。
三、導致群體性糾紛變為事件的原因
人們在發生糾紛以後，通常只能通過兩種手段來挽回自身的利益，一是合法的手段，通過第三者以仲裁、調解、判決等手段來挽回損失；二是非法的手段，以過激的手段威脅對方屈服或直接搶奪，這種辦法往往事與願違，造成損人不利己的後果。
促使人們採取合法手段的原因在於人們相信政府、社會的公正、公平；而採取過激手段的原因無非就是人們不相信可以通過第三者來為他們挽回損失，以為只能通過自己動手來挽回損失。因此，人們對政府、法律、社會的不信任就是導致群體性糾紛變為群體性事件的根本原因。其中我認為，因為只有熟悉、清楚了才能談的上信任，所以對政府、法律的認識不清如法盲等也可以稱為不信任。
這里以及這篇文章其它的「政府」，泛指所有的公共權力機關，即老百姓眼中的政府，畢竟在他們看來，無論是人大、政協、法院、公安以及狹義上的政府機關等都只不過是一個整體的不同部分而已。
由此可見，人們對政府、法律、社會的不信任就是引發群體性事件的根本原因，群體性糾紛是群體性事件的觸發條件。
群體性糾紛、事件的影響
群體性糾紛、事件的影響從兩個方面來看，一是經濟、權利、義務等客觀利益方面；二是認識、態度等主觀意識方面。
客觀利益方面，從國家和社會的總體利益來看，只要不發生打砸搶燒，就僅僅是內部利益如何分配的問題，利益的總量並不發生改變。就像把東西從左手交到右手，最多是交接過程中發生了些微損耗。由此可見，解決群體性糾紛、事件無論什麼手段，只要能平息事端，客觀利益方面的影響將沒有什麼本質區別。這點可以用「總量守恆」來解釋。因此，這方面的影響沒必要去深究。
主觀意識方面是指，群體性糾紛、事件的發生、發展以及平息的整個過程，將影響和改變當事者及旁觀者對政府、社會的認識，而這種認識將決定未來群眾與政府、群眾與群眾的關系。
人與人之間依照左中右可以分為信任、懷疑、敵視三種關系。與不熟悉的人交往時，一般人都會先持懷疑態度，而在打交道的過程中，通過小心印證來加深或形成認識，由陌生變成熟悉，再根據認識的結果來決定雙方之間未來的關系是信任還是敵視。
由於市場經濟、政府改革、職能轉變、老人離去、新人輩出等種種歷史的、現在的、客觀的、主觀的原因，造成當今的群眾對現在的政府並不熟悉。群體性糾紛、事件的發生則給群眾帶來了一個與政府打交道的機會。因此，群體性糾紛、事件在為政府帶來麻煩和壓力的同時，更給予了政府一個讓群眾認識政府的機會，也就是給予了政府一個取信於民和團結群眾的機會。
依據群體性糾紛、事件的整個發展過程，群眾會自己判斷「政府、法律、社會、朋友等是否可靠、可信」，形成認識，進而決定與其他群眾以及政府之間的關系是相互信任的還是敵視的。對我們政府換個角度來說，就是民心向背的問題；而對社會來說，則是和諧與不和諧的問題。
「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這句話大家都耳熟能詳，但有不少人質疑「民心真有那麼大的影響力嗎」。我國古代有「愛屋及烏」和「鄰人疑斧」的典故，他們講明了兩種態度導致的兩種截然相反的結果。這也說明了態度對人們的行為有著無比巨大的影響力。抗日戰爭中有日寇報復性的掃盪和「三光」政策，解放戰爭中數以百萬計的民工支前，抗美援朝時各族人民更是勒緊了褲腰帶，這些背後群眾利益遭受的損害根本是無法統計的，但群眾對黨的支持始終未變，這就是「得民心」的好處。當今社會，政府還未有何風吹草動，無論好壞，都可能引起網民的質疑，導致政府工作效率的急劇下降，這就是群眾對政府半信半疑的結果，也可以說是「既不得民心，也不失民心」的表現。至於「失民心」的後果恐怕真會出現「漫天煙塵，遍地反賊」的景象吧。
由此可見，群眾與群眾、群眾與政府之間的關系如果是相互信任的，那麼很多事情會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如果是冷漠仇視的，那麼小事會變成大事，無事也要生出波折。因此，每一起群體性糾紛、事件的處置善後對於我們都至關重要。如果我們能夠在群體性糾紛、事件的處置中取得人民群眾的信任，不僅會為我國未來的發展鋪平道路，還會為發展提供強大的動力。
這就是毛澤東主席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所說：「在我們的社會中，群眾鬧事是壞事，是我們所不贊成的。但是這種事件發生後，又可以促使我們接受教訓，克服官僚主義，教育幹部和群眾。從這一點上說來，壞事也可以轉變成為好事。亂子有二重性。我們可以用這個觀點去看待一切亂子。」
群體性糾紛、事件的根本解決
由前文可知，群眾對政府、法律、社會的不信任就是引發群體性事件的根本原因，群體性糾紛是群體性事件的觸發條件。而群眾與群眾（包含群眾與政府）之間的關系是否和諧又是引發群體性糾紛的根本原因。信任也是人與人之間關系的一種。因此，群體性糾紛、事件的根本解決就在於改善群眾與群眾、群眾與政府之間的關系。
政府不僅是社會的上層建築，而且也是其中最大的一個群體，擁有其他人和群體無以比擬的榜樣示範作用，改善群眾與群眾、群眾與政府之間的關系，政府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至於如何做，政府就要先從取信於民，使群眾信任政府開始。
在心理學中，人的基本需求從低到高依次有：生理需要、安全、歸宿（愛）、和尊重。我認為，我們構建和諧社會的目標就是要依次解決絕大部分人的基本需求。經過30年改革開放，在黨和政府的領導下，我國經濟取得了長足進步，可以說已經基本上解決了人們的溫飽問題即生理需要。因此現階段我們社會發展的目標就應該是滿足人們「安全感」的需求。我認為，安全感應包括生存和發展兩個方面，生存安全包括生活、就業、醫療等，發展安全指發展機會的公平性包括壟斷、貧富差距等。而人們是否信任政府等執法機關將嚴重影響其「安全感」的滿足。因此，政府取信於民不僅關繫到群體性事件的根本解決，同時也是構建和諧社會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
群眾對政府的信任源於群眾對政府的認識，而具體的認識則源於兩個方面：一是政府的具體行為以及歷史為群眾留下的印象等；二是群眾自身判斷和認識事物的准則，即世界觀、價值觀、人生觀等，這一點主要體現在是社會風氣和氛圍上面。因此，政府取信於民一是要通過實際行動表現出值得群眾信任的形象，二是樹立良好的社會氛圍和風氣引導人民群眾對政府的行為做出正確的認識和判斷。對此，我有一些思路，寫出來供大家參考。
一、值得群眾信任的形象體現在品德和才能兩個方面。其中品德決定了政府與群眾有沒有共同的利益，而才能決定了共同利益的發展前景如何。
（一）、品德的好壞用來回答「政府會不會幫助群眾」這個問題，這影響到群眾願不願意與政府合作。例如，「腐敗」造成的物質利益損失相對於國家整體而言並沒有多大，但就其性質而言，它是拿著人民和國家給的薪水，辦著損害人民和國家利益的事情，這是一種典型的背信棄義的行為。天下恐怕沒什麼人會願意與背信棄義的人合作吧，即使迫不得以與之合作也必然是處處提防，時時小心，導致工作效率的低下。因此，諸如「腐敗」等品德敗壞的行為的損失及危害是無法估量的。國家與社會不是政府一個群體的，它們屬於每個人、每個群體共同所有，國家的發展、社會的和諧需要所有人和群體的共同合作努力。因此，品德對於政府、社會、國家都是至關重要。
品德，主要體現於人們對各類事物的看法和態度，而這些看法和態度實際上就是具體事物和人們的世界觀、價值觀等意識形態相互結合的產物。相較而言，事物是偶然的、具體的，意識形態是必然的、普遍的，因此，品德的好壞取決於世界觀、價值觀等意識形態。我個人總結了以下幾點與品德相關的認識：
1、對利益的認識和態度
利益意味著資源，金錢意味著物質資源，權利意味著人力資源。政府對利益的認識和態度將決定著政府作為公眾資源的分配者在群眾眼中的形象是吝嗇的、大方的、奢侈的還是節儉的。這些不同的形象源於資源的稀缺性和使用方面的不同。資源不可能滿足人們各種各樣的慾望，這決定了資源的使用必然是有選擇性的。資源的使用有三個目的，一是生存，二是發展，三是享受。對於生存和發展使用的多就是大方，少就吝嗇；對於享受方面使用的多是奢侈，少是節儉。因此，政府在對於資源的分配使用上，針對不同的使用目的需要有不同的態度，對於民生、發展等方面應寧濫勿缺，對於享受、服務等方面應寧缺毋濫。
我們當地有一破產國企有200多名傷殘退休職工，很多都是60歲以上的老人，按勞動法的規定應享受工傷補貼合計800餘萬元，政府拖了兩年多沒有給予解決，說是數目太大，不好辦。反之，有一單位局長配了兩輛車，一轎車、一越野車，合計100多萬，還不計每月的油錢、修理、保養費用。我想，讓10來個局長節約節約，這800餘萬就應該有了吧。這樣對比下來，政府如何能夠給群眾留下好的印象。
就資源的使用方式來講，集中使用可以減少浪費，提高使用效率，所以政府在近幾年的發展中傾向於做大做強，這也符合中國的國情，它的正確性也毋庸置疑。例如現在社會的經濟發展比前10年、20年穩定、有秩序的多，這體現在質量的提高、品牌的發達和坑蒙拐騙、假冒偽劣的減少。但資源的稀缺性也註定這種使用方式必然導致少數人發展機會增多，多數人發展機會減少。多數人發展機會的減少必然會帶來經濟發展活力和潛力的減弱。這在當今社會體現在90年代流行公務員下海經商，如今一個公務員的位置往往會有數以百計的考生去爭取。而資源的過度集中導致發展機會的不平等，發展機會的不平等導致貧富差距的拉大，貧富差距的拉大導致發展機會更加不平等，從而形成惡性循環。這也應該是上世紀初美國制定反壟斷法的最根本原因吧。因此，政府在資源使用上一定要深刻體會科學發展觀，把握好集中的度，做到「全面可持續」的發展。
換個角度來看投資，拿1億元給一個富翁，僅僅換來一個「錦上添花」，同樣拿給1萬名下崗職工卻可以換來1萬份「雪中送炭」。這其中的差別一目瞭然，所以，「全面」不應該僅僅局限於物質方面，也應將感情和精神方麵包含進去。
2、關於對規則的認識和態度
規則指現實中的道德、法律、規定、原則等，這點本質上也應該是「科學發展觀」的一部分內容。對規則的認識和態度決定了人的做事方式，是靈活的還是死板的，是有原則的還是不擇手段的。規則服務對象是有區別的，我們可以將服務於全局、全體、普遍對象的規則稱為普遍規則，主要表現為法律、道德等；將服務於片面、部分、具體的對象的規則稱為特定規則，主要體現為特定群體、部門的規章、規定等。當規則和我們具體的需求發生沖突時，如果規則是普遍規則，那麼，遵守規則是有原則的，不遵守規則是不擇手段的；如果規則是特定規則，那麼，遵守規則就是死板的，不遵守規則是靈活的。
普遍規則，如道德、法律等，它們代表的是全體人民的利益，對於政府來說，遵守這些規則才能體現出政府與群眾利益的一致性，不遵守自然會使政府與群眾利益分離開來，進一步導致政府與群眾的對立。因此，對於普遍的規則，政府一定要堅持遵守。
特定規則，如部門規章、特定時期的特殊規定以及上不得檯面的潛規則等，它們代表著特定群體的利益，對於政府來說，遵守這些規則意味著將人民全體的利益置於特定群體的利益之下，這必然導致全民、公共的利益損失；反之，不遵守這些規則，堅持自身的行為就可以被視為維護了全民、公共的利益。因此，對於特定的規則，政府要敢於改革，勇於創新。
正確合理的建立使用新規則往往可以一勞永逸的解決一系列問題，就如現在很多政府部門和機關都非常喜歡通過建立新規則來解決問題，如下發文件、制定製度等，但在此同時，也必須對過度建立使用規則的危害有深刻的認識。對於群眾，過度建立和使用規則不僅增加了做事的成本，也抑制了其創造性和活力；對於政府，它不僅同樣增加了管理的成本，也為官僚主義、推諉扯皮等現象提供了滋生蔓延的環境和溫床。因此，對於建立規則的一定要慎重，避免出現過猶不及的現象。
當今社會有一種很不好的現象，「領導一重視，沒事辦不成；領導不重視，沒事能辦成」。之所以辦成與辦不成因為，領導不重視，遵守的規則就太多，事情自然辦不成；領導一重視，很多規則就可以忽略，事情自然能辦成。它引申出來的的含義往往造成群眾的誤解，領導的指示高於規則，領導可以不受規則的限制。這就導致了，即使通過「領導重視」解決了問題，也會給帶來群眾帶來威脅的心理暗示引發不信任，甚至也變相的驗證了「大鬧大解決、小鬧小解決、不鬧不解決」的論調。因此，政府在行使職能特別是處置群體性糾紛、事件時，必須要嚴於律己，淡化「領導的作用」，強化「法律的作用」，即便因此會增加一定處置的成本。
3、對自身的認識和態度
對自身的認識和態度決定著一個人是驕傲的還是謙虛的，是積極主動的還是消極被動的。
驕傲的表現在於認為自身無所不能、是不可取代的存在。一個不可取代的存在是不需要夥伴的，更不會真正的信任和尊重那些可以被取代的人的。但是你不信任別人，別人又怎麼會信任你呢？
從唯物歷史觀來看，經過了文藝復興、大航海時代、宗教改革、資產階級革命之後，歐洲的生產力提高，科學、技術方面的矛盾日益被人重視，這種情況下，如果牛頓爵士沒有發現物理學三大定律，那麼，10年或者幾十年之後，必然會有另一個歐洲人，更可能是一個英國人發現這些物理學定律。因此說，牛頓是非常偉大的，但他絕不是不可替代的。這也應該是他說出「假如我看得遠些，那是因為我站在巨人們的肩上」的原因。再如，秦始皇統一中國、統一文字、統一度量衡，開創了中華文明的新紀元，但他同樣不是不可替代的，即使沒有他，中國也必然會出現一個
「楚始皇」或者「漢始皇」之類的人物來做同樣的事情。
正確的認識應該是，千千萬萬的人民群眾創造了歷史，歷史又選擇了某一些人作為了自己的代表，這些代表又發揮自己的才能或加快或減慢了歷史前進的步伐，但這其中沒有一個代表是不可以替換的，不可替換的只有廣大的勞動人民。
現在社會上常常聽到「李XX市長在這里修了甲工程，造福於民」，但實際上沒有「李XX」，也會有「張XX市長」拿「修甲工程的錢」在這里修個乙工程來造福於民。因此最大的功勞不應掛在某個人身上，應歸於創造了財政稅收的所有人民群眾身上。對於社會，常有房地產商甲，說自己修了多少多少房子，繳納了多少稅收，做了多大貢獻。但實際上，如果沒有了甲，人民群眾創造的房地產市場，必然會選擇另一個「乙」，來「修多少多少房子，繳納多少稅收」甚至還更多。因此房子和稅收的最大的功勞，仍然應歸於全體人民以及他們創造的市場，而非極個別的富翁。
謙虛的表現則是在於不僅深知個人能力的不足和局限性，也知道要彌補自身的不足和局限性，必須融入到集體和人民群眾當中，信任他們，聽取他們的意見，相互幫助，共同發展。我們黨很早以前就提出的「人民公僕」、「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等口號，實際上也是謙虛的間接表現。
根據辯證唯物主義，我們知道意識源於物質，但又反作用於物質。人類的意識雖不可以改變物質的
「存在」，但卻可以通過改變物質的「存在方式」來為人類服務，這是人類社會之所以發達的原因。在現實中就是，我們相信客觀世界的客觀存在，但我們同時也相信經過我們的努力可以給現實世界帶來變化，這也是積極主動的表現。用鐵人王進喜的話就是：「有條件要上沒條件創造條件也要上」。如，雖然我們堅信「800元不可能交換到價值1000元的東西」的市場理論，但同時我們也認為可以通過「分期付款」、「以工代錢」等很多辦法先將「1000元的東西」交換到手。
相對還有兩種錯誤認識：一是認為意識高於物質，過高的估計了意識的作用，表現為盲動或沖動；二是認為意識應完全服從於物質，忽視了意識的能動性，表現為消極被動。我國五千年的傳統文化和當今文化的主流都以無神論為主，唯物主義在我國深入人心，因此「盲動、沖動」的錯誤在我國相對較少，「消極被動」的現象相對較多。「盲動、沖動」的害處在於破壞，例如中國革命史中「左傾」路線造成的危害；「消極被動」的害處在於缺乏面對困難的勇氣，輕則不思進取，重則「背叛」。例如，抗日戰爭中的「重慶政府」和「汪偽政府」，它們的共同點就是迷信於飛機大炮的威力，這也必然導致了其屈服於飛機大炮的後果。與之形成鮮明對比就是共產黨自強不息的信心勇氣和「自力更生」政策。
現在，很多政府部門在尋找工作失利的原因時，第一條原因往往是缺錢少人。這個原因導致政府不斷成立各種各樣的專職部門，增加各種各樣的編制和規章制度。我們單位在1990年前後總共也就七八十人，而如今卻有三百多人，二十年漲了四倍還多，需要遵守的規定也從一本書變成了很多本書，結果實際的力量雖增加了不少，但工作效率也下降了很多。
資源的稀缺性，註定了沒有人可以始終有足夠的資源儲備去應對這個世界千變萬化的情況。而且人類歷史上所有的革命和變革的初期無一是儲備了足夠的資源以後才開始的，因此對於困難我們必須找到自力更生的勇氣和信心，否則會失去前進的動力。如今的維穩工作面臨很多困難，如果始終將工作做不好的原因歸於金錢、人力、部門、制度不足的話，此項工作將永無結束之日。
4、對人民群眾的認識和態度
唯物歷史觀告訴我們，國家和社會不是政府的，它是全體人民的。國家和社會的發展不是政府一家的責任，而且政府也沒有能力承擔這樣重的責任，因為發展最核心的生產任務是由廣大勞動人民來承擔的。政府的職能在於為廣大勞動人民創造一切便利的條件，讓人民可以更好更快的進行生產，也就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這就告訴我們，政府與群眾的關系是合作夥伴的關系。
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社會中，朝廷將人民群眾要麼看作奴才，要麼看作敵人，即使最英明的皇帝也最多將人民群眾看作自己的子民。在這種認識態度之下，朝廷因為一己之私，自然希望人民群眾越笨越好，這就是愚民的由來。而其直接後果就是魯迅先生所說的「哀其不幸，怒其不爭」，間接後果是國家與社會發展的緩慢，例子是中國近現代110年的屈辱。
聰明、勇敢和有集體觀念的人民群眾雖然有些時候為政府帶來了一些壓力，但同時他們更多的是為政府帶來前進的動力和為民族帶來復興的希望。如「法國大革命」之後的拿破崙帝國、普及全民教育之後統一德國的普魯士以及明治維新後的日本等。
為了擁有聰明、勇敢和有集體觀念的人民群眾，我們政府應該建立健全機制以激勵那些有見解、見義勇為、關心群眾集體財產及其他公共利益的人和事，並批評那些人雲亦雲、懦弱、自私自利的人和事。現在有些領導一聽到有關群體性的東西，第一反應就是調查幕後指使之人並打擊處理之，處理完之後，還得教育人家：「管好自己的一畝三分地就行了，誰叫你管這么多閑事。」如果讓這種現象繼續蔓延發展，恐怕國家危難之時將無真正的可用之才。